「阿拉伯之春」之后，渴望重建秩序的国家至今仍在动荡中。仅2014年到2015年，就有100多万人从中东和北非国家乘着破旧不堪的小船来到欧洲，为了逃避战火、宗教极端主义，或是追求生活的改善。

而2015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崛起后，更多本已在连年内战中尽失家园的人们开始逃亡。这被视为二战之后规模最大的难民潮。

2017年下半年，我在德国访问了许多从这些国家逃出来的人。表面上，这些事对一个中国人来说遥远而模糊，但当他们打开地图册回忆一路走来的路线时，我看到亚欧大陆上的各个国家怎样严丝合缝地彼此依存，连成一条环环相扣的通道。

就在许多欧洲国家拒绝分摊难民甚至直接封锁国境时，2015年8月，德国宣布暂停「叙利亚都柏林诉讼程序」：来自叙利亚的难民不再需要依据《都柏林公约》，被送回他们进入的第一个欧盟国家。这也意味着，不管叙利亚人是否已经在沿途经过的其他欧洲国家登记注册，都可以到德国来递交庇护申请。「我们能做到。」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Merkel）说，她把帮助难民称为「国家责任」。

「以前每当我问叙利亚人他们想到哪里去时，得到的是一系列不同的答案：荷兰、瑞典、奥地利或是英国，而现在几乎所有人都异口同声地告诉我一个答案：德国。」长期跟踪欧洲难民危机的英国卫报记者帕特里克·金斯利在他2016年的著作《我未尽的苦难》中这样写道。

那一年成为德国人口中的「难民年」。这个国家成为新的应许之地：经济好，潜在就业机会多，被给予难民身份的人可以拥有医疗保障、子女教育等权益。仅2015年，德国就接纳了130多万新来客——包括89万拥有难民身份的人，和超过44万庇护申请还在处理过程中、因此暂时在这个国家得到安置的人。其中叙利亚人占了一半以上，此外还有伊拉克、厄立特里亚、阿富汗等国家的人。

但难民们找到落脚之处只是生存考验的开始。与此同时，「难民」这个议题也让德国社会争吵不休，水火不容。在2017年9月的德国大选中，成立仅4年的德国选择党（AfD）获得将近13%的选票，成为二战后首个取得联邦议院席次的右翼政党。而他们选举成功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对难民政策口无遮拦的批评。

在德国访问的日子里，我看到这些被安顿的陌生人怎样引爆一个国家酝酿已久的各种情绪，关于慷慨和友善，封闭和敌意。不容易回答的议题如礁石般密布：关于二战后的世界胸怀、被压抑的国家主义、沉重的纳粹历史，以及一个普遍的话题：如何对待「我们」之外的「他们」。

「难民年」的来客

2017年11月24日，叙利亚人亚瑟（Yasser）和他的大儿子巴沙尔（Bashar）来德国整整满两年。他们在自己柏林的住所——一栋集体宿舍的窄小双人间里吃了顿晚餐：有按叙利亚口味做的土豆泥、肉球、小番茄和馕饼，还有一盒从超市买来的德国橘子汁。

战争的阴影一直把他追到了柏林。就在难民之家附近，他几次遇到为伊朗和土耳其等国家不知名的武装力量招兵马的人，「兄弟，当什么难民啊，到我这来，给你的钱比德国人给的多。」他很害怕。在叙利亚，他看够了战争中不同派别投下的炸弹，他只是个在乡下以卖诺基亚手机为生的男人，想过平静的生活。

「昨晚梦到了海」，第一次见面时亚瑟对我说，他双手拘谨地放在腿上，深眼眶里的大眼睛友善但又不安。这个一直生活在叙利亚东北部边境小镇的男人，40多年来唯一一次出海就是在2015年深秋。

那时他的村庄已经被夷为平地，他下定决心要来德国。跟家人在土耳其边境走散后，他独自带着巴沙尔上了蛇头的船，从土耳其渡海到了希腊，后来他们又经过了马其顿、塞尔维亚、匈牙利、奥地利，从德国南部城市慕尼黑入境，在拥挤混乱的人群中坐上了政府随机分配去向的巴士，下车后才知道到了首都柏林。

叙利亚作家基娅（Kefah）一开始没有打算来德国。她生活在大马士革一群有明确政治主张的人中间，他们以非暴力街头抗议的方式表达意见，她曾经因此而坐过四次牢。她在2013年离开了叙利亚，那是内战爆发第三年，她的朋友们大部分都进了监狱，或者已经被杀掉。作为他们中的一员，基娅收到了很多死亡威胁，她想活下去。

她原本打算逃到一个中东国家，先去了邻国黎巴嫩，这个国土面积仅有叙利亚的5%的国家，当时已涌入100多万叙利亚难民，她申请居留权失败了；之后又通过游客签证到了迪拜，因为她的政治立场，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迪拜当局拒绝给她工作签证。

这之后，她意识到欧洲可能是她最后的希望。2015年，在瑞士朋友的帮助下，她通过参加国际会议拿到合法进入欧洲的申根签，会议结束后在德国提交了政治庇护申请。

亚瑟和基娅以不同方式汇入到让这个国家猝不及防的巨大人潮之中。

两年之中，亚瑟父子过着极度简单的生活：巴沙尔去听障儿童的特殊学校上学，亚瑟去上得到难民身份的人必修的「融合课」——包括德语和德国基本知识，其余大部分时间，父子俩就待在宿舍四目相对。根据法律，他们目前必须一直待在柏林，而且每晚10点以前必须回到宿舍。

父子俩现在每月有757欧元的难民救济金，这笔钱跟2017年德国各地单身失业人士救济金的平均数额差不多，但区别在于前者不用自己付房租。亚瑟为了省钱，每天自己做饭。他希望在这里尽快开始自己挣钱，把还留在叙利亚的妻子和其他儿女接来。

这意味着他在德国还要继续通关：再过十几天就要考德语B1水平考试，通过了才能在德国找实习，之后是难度翻倍的B2考试——通过了它才有资格找工作。「真希望明天就开始工作」，他反反复复地对我这么说。

相比之下，已经开始工作的基娅活得要更自在一些。她在柏林一家帮助阿拉伯移民融入社会的公益机构「HandbookGermany」当上了全职编辑，在工作中交了许多朋友。她还会在每周六下午，给柏林的一些博物馆做阿拉伯语导览员。另外，她还继续用阿拉伯语给孩子们写有叙利亚风物人情的探险故事，主角都是很野的小女孩。

「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从德国政府那里拿钱了，现在的房子也是自己租的」，这个神采奕奕的女人一直跟我强调目前自食其力的状态，她极力要摆脱一个「总是点头哈腰说谢谢的受助者」的位置。

基娅没有亚瑟那样的牵绊。她很小就成了孤儿，也许没人在叙利亚等她，可她遇到叙利亚人就忍不住和他们讨论，「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去？」

「越快越好。」叙利亚插画师迪埃拉（Diala）听到这类问题的答案永远是这个。我们见面时，她已经得到了法国政府的政治庇护，因为在柏林一家独立新闻调查机构申请到了6个月的奖学金，她可以在这座城市住上半年。

这个笑声爽朗、喜欢摇着裙摆和着雷鬼音乐跳舞的姑娘，在提到叙利亚的现状时会突然流泪。「我的心里总是怀着罪恶感，觉得自己在欧洲过着安全舒适的生活，而我的朋友们却还在叙利亚苦苦抗争」，她说。2013年离开大马士革时，她以为几个月之后就会回来。后来在她被迫辗转迁徙的日子里，她慢慢知道，弟弟在战争中死了，他被政府军抓去打仗，落入了反对军手里，逃跑时踩到了地雷。

为了平复歉疚和伤痛，她一路上不停地画画，而且分文不收：给黎巴嫩的难民营创作过壁画，给柏林的公共建筑设计壁画，为还在叙利亚的朋友们画地下杂志和宣传资料的配图，还要创作关于叙利亚内战中儿童教育的绘本小说。

亚瑟眼里的德国「又慷慨，又尊重人」，他欣赏这里的科技和民主制度，抱着战火平息之后「把科技和民主带回去」的愿望。基娅时刻感觉到自己跟欧洲文化格格不入，巴以冲突也让她对西方国家缺乏信任——更何况把犹太人大批送到巴勒斯坦的正是纳粹德国。迪埃拉喜欢欧洲，也想念叙利亚，但因为在网上发表政治讽刺漫画，她已经上了阿萨德政府的黑名单，可能回不去了。

他们都曾经尝试过待在离家更近的地方，但这些难民早就人满为患的国家更没有给他们留下来的希望。无论如何，眼下的生活可能是他们唯一的依凭。

德国总理默克尔慰问叙利亚难民

「好人运动」

一切来得太快了，2015年的秋天「悲伤，让人手足无措」，柏林市民安娜（AnnaOpel）对我回忆。

她家在柏林的「LaGeSo」（国家卫生和社会事务局）附近，每个想寻求庇护的外国人来柏林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这里登记，之后才能被安置。从某一天开始，她家楼下总有数不清的人在寒风中瑟缩着，夜以继日地排着长队。

对安娜来说，难民危机不再是广播里几条关于中东的新闻，或是土耳其海滩上小男孩遇难的照片，而是迎面相逢的一个个人，她回忆道，「看到他们就在你家附近，没有人会不想开口去问点什么：你从哪里来？发生了什么？我能帮你做点什么？」

尽管政府机构应接不暇，柏林仍然呈现出了温情的一面：许多当地人主动走向了排队的人群，想试着了解他们需要什么帮助。安娜所在的新教教会也很快行动了起来，跟这座城市的许多社工团体和公益机构一起募集冬衣、被子和各种生活物品，把御寒的热饮和食物送到等待注册的人手里。

安娜和她的朋友们发现，这些失魂落魄的异乡人学会的第一句德语通常是「KeinProblem!（没问题）」在语言勉强可以沟通时，他们的对话是这样的：「没有住的地方。」「没问题！」「厕所排队要排很久。」「没问题！」「申请要等很久。」「没问题！」这种乐观情绪有一部分来自地中海另一端蛇头们不切实际的许愿：「德国什么都有」。

事实上，当时柏林根本没有住房可以安置这么多人，城市里的大型体育馆和运动场几乎全都被用来做了临时住所。规模最大的临时难民接待中心被安排在废弃的机场——滕珀尔霍夫公园，一家施工公司用两天时间盖起了可以容纳7000多人的巨大帐篷。

安娜家附近的露天运动场也被做成了临时难民接待中心，人们在那里一住就是十多个月。附近的居民对此很有意见，有的抱怨没有地方健身，有的忧心这些客人糟糕的居住环境。安娜属于后者，在她看来，这么多人挤在一起住这么久，没有隐私，到处是噪音，因为宗教信仰、生活习惯等原因发生的摩擦不断，「简直像个监狱」，她说。

她和她的朋友们干脆为此办了一个定期沙龙，名叫「难民咖啡」，每周三下午在教会活动室举行，初衷是希望以个体的方式认识并欢迎这些新来客。这个沙龙令人欣慰地延续到现在，被从体育场邀请来的二三十位叙利亚人、阿富汗人和伊朗人，虽然现在各自被分配进了不同位置的楼房，但每周总赶来参加聚会，见他们的德国朋友。

安娜只是我在德国遇到的诸多古道热肠的人中的一位。在德国的头两周，当我提到「难民」这个话题时，身边人的参与程度让我惊讶，几乎每个人都可以说几件自己跟难民有关的事：「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个NGO」，「我的姐姐收养了两个难民小孩」，「我办过帮助难民的活动」。

随着接触的人变多，我慢慢感受到一条观点的光谱：强烈支持帮助难民的人，理由大体相似：「德国是一个富裕的国家，我们历史上曾经犯过很严重的罪，我们现在有责任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100多万难民虽然多，但我们有6000多万人呢」。在观点的中间位置，我也感受到很多人的迟疑和困惑：「虽然应该帮助难民，但一下子来了太多人……这样的局面真的太困难了」。

「真是完蛋了」，1990年代末来到德国的华人章伟（化名）这样形容自己对难民政策的感受，他在巴伐利亚州的一家制造业公司工作。在2017年的德国大选中，他把票投给了德国选择党（AfD），最大的理由就是「为了对付默克尔」。「没有任何控制地打开国门，是不可思议的」，他告诉我，自己身边的德国同事，「百分之七八十都反对难民政策」。

从2017年7月贝塔斯曼基金会的一项调查来看，从2015年到现在，德国人接纳难民的热情降温了：那时有51%的德国人认为自己的国家还可以或者应该接纳更多难民，但两年后，认为还应该接纳更多难民的人降到了37%。

「接纳难民是一个政治决定，『欢迎文化』也一度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态度，我把它视为好人运动」，在柏林一家成人教育机构给难民上课的德语老师斯坦芬（Stefan）告诉我，默克尔的「我们能做到」一开始是句鼓舞人心的话，几乎所有人都觉得这是好事。

然而，2016年跨年夜的性侵事件和那一年的圣诞集市恐怖袭击，让许多人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人们开始去思考一些让人不怎么舒服的议题：之前的做法错了吗？」斯坦芬说。他特别强调了一句：「我不想被人当成激进分子或者新纳粹」。

德累斯顿的愤怒

2017年10月中旬，在德国东部的萨克森自由州首府德累斯顿，我看到了一场愤怒的集会。

周一傍晚，这座城市的旧市政广场竖起许多横幅：「难民不受欢迎，回家去吧」……一幅默克尔的漫画海报立在地上，她被画成了尖尖鼻子、长着血盆大口狞笑的巫婆。

举着横幅的人都是「佩吉达运动」的支持者——PEGIDA，全称「爱国的欧洲人反西方伊斯兰化」，2014年10月在德累斯顿发起，每周一都有德国各地的支持者赶来这座城市参加示威，人数少则数百，多则上万。他们的一个主张就是反对穆斯林移民，而以穆斯林为主的难民自然引爆了他们的情绪。

「佩吉达」被视为德国右翼和民粹主义再度活跃的一个表现——二战后，德国的主流声音是从纳粹的种族屠杀中吸取教训，用「欧洲人」而不是「德国人」来定义自己，努力消隐自己的存在感，提倡文化和价值多样性。而作为这种观点彻底的反面，右翼和民粹主义则希望摆脱主流文化对国家主义的禁忌，确认对自己国家的身份认同，他们常说「德国是德国人的」。

我在广场上放眼望去，参加佩吉达示威的人年纪都在中年以上，男性居多，从朴素甚至老旧的穿着来看，他们大部分不属于中高收入阶层。天色渐暗，临时搭起的舞台边渐渐聚集了上千人，情绪激昂的音乐如骇浪般响起，一个男人拿着麦克风富有煽动性地嘶吼着：「滚开！左派蠢学生！」

而广场一角，一种沉默的张力在隐隐爆发。佩吉达的反对者们安静地举着长长的横幅：「佩吉达是德累斯顿的耻辱」，他们一律穿着黑色的上衣，神色肃穆。「我觉得这些人的脑子坏掉了」，活动组织者——56岁的德累斯顿市民瑞塔（Rita）说。

佩吉达的支持者们为什么愤怒？一位不愿具名的74岁退休司机告诉我们，「德累斯顿多出了几万人，他们（指难民）全家在这边团聚，免费有好的房子住，附带电视机、洗衣机等等，每个月还可以领1000欧元，丈夫300欧，太太300欧，小孩一个200欧」，他激动地挥舞着手臂，「所以他们才全都来了。」

而69岁的退休护士吉瑟拉（Giesela）对我们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不是种族主义者，我只是希望保护自己的国家」。她一方面担心德国原本的传统会被极端穆斯林破坏，另外也很担心政府对难民的政策太宽松：「来了太多难民，来不及登记，谁知道那些号称难民的人到底从哪里来，是不是恐怖分子？」

这是一次很特别的经历，我和同行的台湾记者走在这样的人群中，尽管不是穆斯林，也不是难民，但不安感并没有减少。经过佩吉达支持者身边时，不少人会停下谈话，直勾勾地把我们上下打量一番，目光警惕而疏离，这是我在待客友善而礼貌的德国第一次从他人眼神里感觉到：我们可能不受欢迎，因为我们是外国人。

「两年前，我们城市里来了很多的难民，许多人还是愿意帮助他们的」，德累斯顿主管文化和旅游的副市长克莱普什（AnnekatrinKlepsch）告诉我。她强调，这座城市只是成为了佩吉达的一个据点，吸引的是全国各地的人。

说到这里她叹了口气，「从宪法的角度，游行示威是人们的权利，他们可以有不同的观点。」

但讽刺的是，其实德累斯顿没有多少外国人，克莱普什说，5年前，这个城市外国人的比例是2%，现在则是6%，远远小于德国一些西部联邦州高达25%的比例。

「反穆斯林的言论出现在德累斯顿的市中心，这让越来越多人觉得，原本在公开场合不能说的话，现在可以说了，不仅这座城市是这样，整个德国都是这样」，谈到佩吉达的活动，马库斯（MarkusKemper）忧心忡忡地说。他是非政府组织——萨克森文化办公室（KulturbüroSachsen）的创始人之一。

受影响的不止是难民和穆斯林移民。马库斯告诉我，自从这座城市成为了「佩吉达」的据点，一些外国学生周一下午或傍晚都会尽量不出门，他指指我，「比如来自东亚的人。」有外国人在路上遇见过开车赶来参加佩吉达活动的人，他们从车窗里探出头大声说：「这不是你的地盘，这是我们的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德国人发起的，由于我们的历史，我们有特殊的责任。在国家社会主义时代，德国只有一个目标：血统纯净的种族。直到现在，许多人还是不想有任何的改变，所以他们反对任何形式的多元——无论性别，还是移民」，马库斯说，这是他一直观测和遏制右翼活动的动力。

德国民众游行示威，反对默克尔难民政策

历史的重负

佩吉达只是众多把德累斯顿视为精神象征的右翼运动之一。马库斯告诉我，1990年代初，许多原本在德国西部的新纳粹和极右翼组织都把集会点搬到了德累斯顿，这里是他们口中「抵抗运动的首都」。

比起首都柏林，德累斯顿更像一个不带纳粹历史包袱、努力恢复旧时荣光的贵族。在德累斯顿，我接连听到几个当地人用同样的话自嘲，「佩吉达只有在这里才搞得下去」——同样的活动在柏林和德国第四大城市科隆举行，人气都远远不如人口仅排第十一位的德累斯顿；离它不远的城市莱比锡曾如法炮制「莱吉达（LEGIDA）」，但几个月后就销声匿迹。

这座城市的象征意义值得探寻。二战时期，德累斯顿遭到英美盟军大轰炸，「一种深深的受害意识被埋在德累斯顿人，特别是老一辈人心中，他们认为德累斯顿是个特例，盟军轰炸针对的是平民」，克莱普什说。

这样的受害意识，跟许多德国人认为自己是纳粹凶手后代的罪责心态有着明显的区别。而整个前东德地区对纳粹历史的处理也跟西德完全不同，在意识形态上，前西德才是纳粹所有罪行的载体——就连柏林墙的正式称谓也是「反法西斯墙」。

柏林墙已经倒下了将近30年，但通过东西德人对彼此的描述，我看到一堵尚未倒下的心墙。提到德累斯顿和反对难民声音的关联，不愿具名的德国记者S立刻说，「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是，萨克森州的难民其实没有其他地方多，他们到底恨的是什么？坦白说，他们恨的是西德，而不是难民」。他1970年代成长于前西德。

我曾经乘火车由西向东，去到前东德境内的莱比锡、德累斯顿等大城市，也去到皮埃纳（Piana）等安静的小镇。沿途的田园风光和历史建筑，以及随处可见的巨型风车、小型发电设施让人印象深刻。想起许多德国人常说的话：东德更像典型意义上的德国，西德更像它的西欧邻居。

这条昔日的「国界」线也随着2017年9月的德国大选而再次浮现：德国选择党（AfD）支持率高低的划分，和这条线刚好吻合，它在前东德的六个联邦州获得了21.5%的支持率，成为这一地区仅次于默克尔领导的基民盟的第二大政治势力，而它在萨克森州更是成为第一大党。

对前东德地区为何更倾向于支持德国选择党（AfD）所代表的右翼民粹主义，德国知识界有过许多的分析，其中一个理由就是前东德地区缺少跟外国人相处的经验：二战后到两德统一前，原东德的外国人比例只有2%到4%——现在也只有4%到9%，一些反对移民的小镇甚至一个外国人也没有。

另外，其他理由还包括：前东德政府过度的社会控制使人们不习惯政策讨论和协商、两德统一后东德经济转轨失败、人们失去身份认同并且在西部人面前有「二等公民」的自卑感，经济落后导致人口外流和社会萧条等等。

「他们成为了愤青、战士，他们对现状如此不满，必须要聚集在一起找点事情做，结成牢骚满腹的社群。」S说。

佩吉达组织支持者在德累斯顿举行抗议活动

禁忌的话题

在柏林火车总站的一家咖啡店里，我曾和几位在德国生活的华人女孩一起聊到德国选择党（AfD），其中一个女孩提醒我们：「不要在公共场合说到那三个字母，因为这个话题现在很敏感，会引起大家的注意。」

正如这位华人女孩所说，德国选择党是一个挑动人们神经的话题。虽然对德国难民政策持口无遮拦的批评态度为他们赢得了很多选票，但围绕着他们的，是一些对主流社会而言并不光彩的标签：民粹、右翼，以及一个德国人避之不及的词语——纳粹。

在从事文化交流工作的柏林人阿赫姆（Achim）看来，更让人忧虑的问题是，人们不愿意坐下来好好谈谈，对难民的恐惧到底跟什么有关。「很多人不反对那些在叙利亚或在其他战争中受到迫害的人，但是他们反对来自北非的人，认为这些人是出于所谓的经济原因来的，他们带来了很多麻烦，这最终导致他们说：好吧，我需要把票投给右翼，让我的恐惧能被好好照顾到」，他说。

一些实际的困难摆在德国接纳难民之后：政府的安置能力、社会治安、难民的就业和社会融入，以及不同的宗教文化和政治观念。

在德累斯顿遇到的老太太吉瑟拉告诉我，一年前，她在街上遇到过一个年轻男人，他粗鲁地调戏她说，「跟我上床吗？」类似的故事，大学生舒尔茨也对我讲：她的表姐在路上遇到了性骚扰，对方是黑头发、大胡子，可能来自中东。

比性骚扰更极端的状况是，2016年8月，一位中国交换生在德国波鸿被时年31岁的伊拉克人强暴。

一边是种种治安问题和犯罪事件上空盘旋的「难民」两个字，一边是针对难民展开的暴力袭击：根据德国联邦刑事警察局的报告，在难民大量涌入的2015年，这个国家发生了超过1000起庇护中心遇袭事件。

「这是非常艰难的处境」，德国记者斯坦芬（Stefan）坦言了现状的矛盾：「人们觉得不舒服，他们不再开放，他们想的是，我们的社会会改变吗？是我们改变他们，还是他们改变我们？」

一些改变已经发生。2016年2月，德国议会通过了新的难民法（又译「融合法」），这部有争议的法律对难民的活动范围和责任义务都做出了规定。2017年2月，在柏林圣诞市场袭击事件的推动下，默克尔提出了新的计划，以加速驱逐申请失败的难民。这年3月，默克尔又与突尼斯达成了协议，要求该国收回1500名被拒绝的突尼斯移民。

2017年10月，德国联邦难民和移民署发了一份看起来如释重负的声明，宣布截至当时，共有99000多份庇护申请处于「待决」状态。这是2014年1月以来，处于「待决」中的庇护申请首次下降到10万以下。该机构的主席科特（JuttaCordt）说，「待决」的申请下降到5万左右才是他们工作量的正常水平。

「难民是人，不是数字」，公益项目「难民厨房」的负责人Nicole告诉我，她好像活在一个肥皂泡里，身边都是支持帮助难民的人。她说，「我希望生活在一个人们彼此友善的世界，对身陷逆境的人施以援手，我不懂他们，但这可能取决于每个人想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