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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枝裕和「人生巅峰」的一天

2018年5月20日 文/ 李斐然 郭小轩 编辑/ 张薇

《人物》:许多创作者会有自己特别的工作习惯,比如海明威喜欢站着写作,村上春树工作的时候会把自己锁在办公室里,有的作家喜欢在浴缸写作,还有的编剧必须在绝对安静的状态下写剧本。你有什么特别的工作习惯吗?

是枝裕和:我有个习惯,在上一个项目刚结束、下一个剧本还没开始的这段时间,我几乎每次都要去一趟茅崎馆(编者注:位于日本神奈川县)。在那里,小津安二郎过去写剧本的旅馆现在还留着,我喜欢去那里调整状态,换换心情。最初都是我一个人去,这可能算得上一种仪式吧,我住在茅崎馆的单人间,短的话三天,长的时候十几天,每天写写剧本,去海边走走,还会在白天泡个澡,大概就是做这些事情,在这里跟东京、跟自己的家庭生活稍稍拉开一些距离。

不过最近我会带团队一起去,给每个人安排各自的房间,有点像集体旅行了,感觉跟过去一个人去不太一样,现在更多是为了完成写作。

《人物》:在中国,很多剧组会在开拍前拜神。你也信吗?

是枝裕和:关于拜神,日本也会在拍摄前拜神,绝大多数导演都会这么做吧,但我真的一点兴趣也没有。有段时间我没拜,老说「太费事了」,工作人员就会一个个过来劝我,「万一出事了,就是因为当时没有拜。」还有人说,「其他人很介意这个,还是拜一下比较好。」介意的人好像真的会放在心上,所以,虽然我完全不信,但还是尊重他们,为了其他工作人员,会稍微拜一下。

我们负责发行的会长Yoda,是个特别在意风水的人。招聘员工的时候,他都要算一下他们名字的笔画好不好,还经常在我耳边小声告诉我,今天南边不好,你出门先上北边,再下南方……拍摄今年的新片《第三度嫌疑人》的时候,有次拍摄需要上雪山,他算了一下,告诉我,「北海道方位不好,我给你请了护身符,你把它装到行李箱里,带上它去北海道吧!」可是我还是把符忘在东京了,结果到北海道第一天,我就摔了一大跤,把脚崴了,当时疼得我都觉得要断了。

类似的事情发生过很多次,不过就算这样,我其实……还是不信的!只是去北海道忘带护身符这件事,我可现在还没法向Yoda坦白。

《人物》:拍完《第三度嫌疑人》之后,主演福山雅治在自己的节目里说,是枝导演有很独特的工作方式,台词写不完就开始拍摄,突然改变行程表,经常让自己去完成未知的挑战,就像是「逼着自己完成工作」,是这样的吗?导演工作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是枝裕和:我很喜欢工作,有很多不了解的事情,我都很想尝试,所以会一直做下去。像是这部电影有点悬疑的主题,关于杀人、推理的内容,就是我想要试试,做起来之后还觉得挺有趣的。不过我最近也意识到,这对周围的人来说比较辛苦,所以我也在注意,尽量不让自己连累他们。

不过,我之前的确想过放弃,不想当导演了。大概一共有三次吧,25岁、27岁、28岁,三次都想辞职,厌烦人际关系呀,还被女朋友甩了。是啊,就是在27岁的时候,和交往了很长时间的女朋友分手。当时我天天闷头工作,想做出让自己满意的作品,满脑子都是拍摄,不想为工作以外的事情分心,所以常常两三个礼拜都不跟她联系,不给她打电话,也不接她打来的电话,后来自然就分手了。虽然是自己的错,但分手后心里却很受伤,吃不下去东西,两个月里瘦了10公斤。元旦回家的时候,妈妈看到我都哭了。当时就想,「不行啦,不想干了,这一行干不下去了!」

结果最后让我恢复元气的,居然恰恰是工作。本来我还怀疑,就我这个状态还能工作吗?可是一到拍摄现场,工作起来,我反而能吃得下去东西了,然后就恢复元气啦!后来我意识到,我大概是「不工作不行」的那种人。

现在我在工作的时候,不会因为工作压力而焦虑,也没把工作当作一个需要忍耐的事情。我应该是跟「坚忍」这个词无缘吧,我很享受。

《第三度嫌疑人》

《人物》:工作的时候,遇到自己不喜欢的主题,你会怎么做?

是枝裕和:做导演助理那些年,的确做过不开心的工作。那时候只是一个工作人员,常常不得不加入到不怎么感兴趣的节目里,心里挺不是滋味的。后来我会非常明确地说出来,我不想做,当然因此也少了很多工作。不过自己做了导演以后,还没有做过不喜欢的工作。我不会因为上面的命令硬着头皮拍,也不会因为某些原因用自己不想用的演员,所以现在挺开心。

《人物》:创造一个电影角色最重要是什么?

是枝裕和:前段时间,我跟法国女演员伊丽莎白·于佩尔(IsabelleHuppert)聊天。她告诉我,想要知道一个人的性格,只要看看这个人脚上穿的鞋子就行——有人光脚走路,有人穿运动鞋,还有的人爱穿高跟鞋,这些人的性格全然不同。所以决定了人物穿什么鞋子,也就决定了这个人物。

我觉得这个观点挺有道理的。表演可能就是这么一回事吧!后来我经常和工作人员一起想,我们要塑造的这个角色,他穿什么样的衣服,喜欢吃什么样的东西,就是这一件件具体的事情,塑造了这个角色。把一个个细节填进这个人物身上,只要它们足够丰富,就会带来一个成功的角色。

如果写剧本的时候,给角色的设定仅仅写着「一个粗心的人」,那么他就会变得很粗糙,面目不清晰,容易失败。但如果这个人物设定拥有很多细节,他吃什么,穿什么,刷不刷牙,刷牙的时候是用牙刷还是电动牙刷,用不用牙线,就很有用。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就是创造人物角色时候最关键的大事。

《人物》:你导演的作品中有很多关于家庭的描写,特别是对父亲角色的刻画,给很多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你的新片《第三度嫌疑人》里也出现了一些父亲的角色。那么对你来说,你喜欢的父亲形象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父亲是你觉得不行的?

是枝裕和:这个问题好难回答啊。比如说,父亲跟女儿一起吃着快餐,突然电话响了,这种场景挺常见的吧?这种时候父亲对着电话犹豫,要接吗,不要接吗,结果女儿丢给他一句「你接呗」,他就真的接起来了,哎怎么说呢,这种父亲我觉得是不行的。虽然这种父亲挺多的,我自己其实也是这种类型,但总觉得不行啊,心里边明明知道不太好,还是接了电话。

不过也有那种父亲,那种执拗的老头子,过去跟儿子关系一直不太好,平时也不怎么来往,却会突然跑去儿子家,在厨房自顾自地给他做意大利面吃。这样的父亲我倒是挺喜欢的。

《人物》:你有一个10岁的女儿,你们的关系好吗?会吵架吗?

是枝裕和:我们没吵过架,完全没有,我从来没有对她发过火。哎,真是一个没用的父亲。

《人物》:我看你的电影,感觉一个父亲好像不一定要做Superman,就算是Loser也可以,没用的父亲也可以接受,你对父亲的理解真的是这样吗?

是枝裕和:是啊,我是这么觉得的。我觉得不同类型的父亲可以有不同的作用。如果是个没用的父亲,就给孩子当反面教材用,这不也挺好的嘛。过去日本有很多威严的传统父亲,家庭里面等级分明,讲究父权,在那个年代,这种父亲的存在可能给家里人带来了某种安定感。不过在我的家庭里,我的祖父和父亲都不是这样的,他们都不是那种威严、讲究父权的人,而且我也越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代,那种传统的严父会让家里其他人过得很压抑吧?家里的女性虽然得到了安定感,但我不觉得她们会真的感受到幸福。

《如父如子》

《人物》:有没有哪一天让你觉得特别幸福,算是「人生巅峰」的一天?

是枝裕和:其实不是电影拿奖那一天呢,完全不是。呃……特别俗套可以吗?俗到我都不好意思在这么多人面前讲出来呢,真的可以说吗?是关于女儿的。当时她4岁,刚开始上幼儿园,每周都要学钢琴。在一个星期日的上午,我送她去上钢琴课。我们俩手拉着手,在路口等红绿灯,她突然抬头看着我,非常认真地问,「我以后是不能嫁给爸爸的,对吗?」我当时回答她,「不行啊,虽然很遗憾,但真的不行啊。」我一边这么说着,一边真的差一点点就要哭出来了。当时我就跟自己说,我一定要一直记住这个瞬间。(笑)对不起啊,真的很俗套对吧。

《人物》:你知道自己在中国很受欢迎吗?

是枝裕和:我知道大概就是这两年的时间,我的书被翻译成了中文,电影也有很多中国观众看到,我很开心。不过要说受欢迎的原因,说实话,我不知道呢。我听了各种各样来自中国的感想和反馈,我想,可能是因为家庭的故事,不论在哪儿,都有相似之处吧,特别是发生在家里的事情,越小的细节越有普遍性,能引起大家的共鸣。

《人物》:这是你第三次来中国,中国让你最感兴趣的地方是什么?

是枝裕和:我想知道,当城市高速发展,人们在这个过程中的得到和失去,我对这一点非常感兴趣。在日本曾经的经济高速发展期,那时候的人们每天都在抬头看着上面的生活,却失去了很多很多脚下的东西。我在日本拍的电视纪录片题材,很大一部分都在探讨这种迷失——在城市快速发展中,我们失去了什么?抛弃了什么?忽视了什么?我很想知道这个问题在中国的答案。

《人物》:拍摄纪录片是你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当时在电视台拍摄的专题纪录片,所选择的题材都与社会话题有关。如果现在有机会再拍一部纪录片,你想要拍什么?

是枝裕和:在过去的中国东北,有一个叫做「满映」的电影制片厂,我一直想要拍这里的故事。其实早在15年前,我就写完了关于它的企划书,我非常希望有朝一日能把它拍出来。

之所以想要拍「满映」,是跟我的父亲有关。父亲在台湾出生,应召成为日本军人,来到这片土地,在牡丹江迎来了战争结束,作为战俘被带去了西伯利亚,经历了3年的劳动改造,最后回到了日本。他经历了整个战争,也见证了这期间日本乃至亚洲的复杂历史。我的父亲是一个施害者,但他也是一个受害者,虽然我不太确定将他在西伯利亚的经历定义为受害合不合适。他的前半生经历了复杂的变故,在殖民地长大,在前线目睹战争,作为战俘在异国接受劳改,我想要认真地面对这段历史,此刻的我也在认真地讲述这件事。

我认为现在的日本,充斥着历史修正主义。尽管这是一系列原因造成的,但结果很糟糕。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我想通过作品,让日本人能够正视自己对他国造成伤害的历史。它不仅是要讲述父亲的故事,更是要揭示战争中的日本所思所想,而这是我们在历史教科书上从来没有学过的。

我知道在不断变化的中日关系中,一个日本导演想拍这些内容是很有难度的。但正是因为这样,才更应该去做这件事。我作为一个电影人,希望能够通过拍摄这个故事,去呈现日本人在那个时代的真实状态。这肯定会让人们看到很多负面的历史,但我依然希望用正确的方式去呈现它。

摘得金棕榈大奖最佳影片的《小偷家族》

《人物》:如果现在你有能力改变电影产业里的一件事,你想改变什么?

是枝裕和:想要改变的地方,多得能堆成一座山啊。如果说最想改变的一件事的话,我希望在日本,能够建立「成功的创作者赚得到钱」的制度。

在电影产业里,付出汗水想创意的人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他们赚不到钱。钱都去了拥有院线的人手里,像是东宝啊、松竹啊、东映啊,他们真的赚了太多钱了。啊一不小心都说出来了,但是不改变这样的体系,创作者真的就会一直穷下去。

比如,可以成立某种体系,把票房的百分之多少分给付出劳动的创作者。或者把电影界视作一个整体,筹集所有电影票房,抽取百分之几补给独立电影,法国和韩国现在都在做类似的事情。也可以拿去培养新的电影人才,培养下一代再下一代的电影人。但是现在很多人没有用这样的视野去看电影产业,他们考虑的只是在现有的饼里竞争,就算这张饼已经在萎缩,他们想的还是怎么挣来更多的钱,进自己的腰包。

《人物》:日本演员役所广司说,是枝裕和是全日本声音最小的导演。这是真的吗?

是枝裕和:可能是真的吧?在拍摄现场的时候,我的声音的确比较小,我不喜欢大声说话。不过说实话,我可不是那种脾气稳定、很好说话的人,我的性格相当糟糕,在我身边的人都知道这一点,我一点都不稳定,也不温和。我只是不喜欢大声怒斥的那种声音。

以前我曾被人大声怒斥过,我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感受。30年前在片场,上面的导演啊制片啊,他们会大吼大叫、打人踢人,拍摄现场全是现在人们说的「职权骚扰」。到了今天,很多片场也还是一样,没有太大的变化。有人喜欢这种压制与被压制的感觉,好像只有吼一吼,现场才能团结起来,产生一种认同感,不打不相识。我特别讨厌这种做法,这完全是他们自以为是的胡扯。靠暴力团结在一起?那拍电影不就成打仗了吗?导演像个军事统领一样,在片场否定他人,逼别人干活,不让人吃饭,也不让人睡觉,全为他一个人干活,我觉得片场应该离这种军事氛围越远越好。

从某个角度来说,导演也算是一个掌权者,所以我时刻警惕自己的一点就是,权力会腐败,如果不时刻提醒自己避免它,一不小心就会滑入权力的深渊。所以我自己很注意,不要成为这样的人。而且,在工作现场大声说话,会让周围的人变得紧张,特别是小孩子和老人,还有没什么经验的普通人,怒斥的声音会把他们吓到,也会让他们害怕,怕自己接下来会被批评。

《人物》:这种权力跟刚刚说到的父权很相似。你是很讨厌权力吗?

是枝裕和:我不喜欢被人强制要求去做事。我不喜欢这种感觉,也不想这样对待别人。

《人物》:你最喜欢吃的食物是什么?

是枝裕和:要让我现在说的话,应该是今天吃的北京烤鸭?

《人物》:不是妈妈做的饭吗?

是枝裕和:我喜欢妈妈做的玉米天妇罗,这是妈妈的味道。我小时候经常吃,因为我家旁边就是玉米地,一伸手就能掰到玉米。不过那并不是我们家的玉米地,所以这些玉米其实是偷来的,但是谁能发现呢?偷偷掰回来玉米,偷偷把玉米粒剥下来,请妈妈帮忙炸得脆脆的,特别刺激,也特别好吃。虽然炸玉米本身味道也很好,但我想它的好吃,也来自这种刺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