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的新电影《邪不压正》今年7月即将上映，为了拍好它，他专门跑到英国找了一个市场分析师当顾问。他并不是要拍财经话题的电影，恰恰相反，这部电影跟《让子弹飞》和《一步之遥》一样，讲一个民国时代关于间谍、仇怨、谋杀的故事。但姜文很确定地告诉自己的编剧团队，找这个人没错，「这老外比咱们懂北京。」

保罗·弗兰奇，一个迷恋旧时代中国的英国作家。他曾经在一家叫做AccessAsia的消费者市场研究公司，任首席中国研究员。如果查看他所参与讨论的财经新闻录像，会发现一个令人难忘的出场——当其他分析师以高八度的音调热情洋溢地谈论国际品牌在中国市场如何大卖，弗兰奇则在用典型英国绅士的口气，懒洋洋地描述着中国人正在买买买，全程毫无表情变化。

「我对政治、经济没那么感兴趣，这只是工作，为我付房租的工作。虽然无聊，但也有好处，它让我有时间在城市里闲逛。」今年52岁的弗兰奇说，他在大学期间到复旦大学学习汉语，为了留在上海生活，才选择了市场研究员的工作。他转身指着窗外的街道，音调突然提高了，「让我着迷的是城市里的房子。我喜欢时间留在那些老房子身上的信息，它们是那么迷人。」

只要说起「过去的中国」，弗兰奇就会从一个沉默寡言的英国绅士，变成一个无人能阻挡的话唠。市场研究的工作让他在上海生活了20年，他对中国往事了如指掌，特别是那些生活在旧中国社会底层的形形色色的老外故事——妓女、小偷、杀手、间谍、酒鬼、黑帮、毒品贩子⋯⋯

市场研究员工作的另一项好处，是教会了他科学的调查方法，而他将这种能力完全应用在了历史搜索上。他跑遍了北京、上海、香港、伦敦的档案室和图书馆，找旧报纸。在中国旅行的时候，任何一个坐在路口晒太阳的本地人，都会被他抓住，絮絮叨叨地聊一下午。因为他经常跑到北京和上海的图书馆查旧资料，以至于工作人员都记住了他，忍不住问：「你到底在写些什么？」

「我写的是一个很少人关注的地下世界。那些人生活在历史光辉照耀不到的黑暗角落。他们不是英雄，也不伟大，相反，他们恶行累累，说谎、欺骗、杀人，沦落在犯罪深渊。即便是这样，探寻他们的人生故事就会发现，亡命之徒也有自己的故事，他们的活法有时代的腔调，甚至是一种乱世求生的潇洒。」在他的书里，弗兰奇这样解释自己的关注点。

对他来说，这才是有趣的中国研究。「很多人来北京旅行，他们要看shoppingmall，看摩天大楼，可是我根本不在乎，路上有麦当劳、有老佛爷，那有什么好看的？当我在北京散步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这里在1937年会是什么样子？」他说。

只要跟他走一趟，就能在他的讲述里知道一个1937年的北京。那时候，很多外国人涌入中国，有的是从哈佛毕业的精英，但也有身无分文的投机者。北京和上海的大街上，弥散着疯狂的味道。全世界最冷酷的杀手在街边寻找雇主，花两美元就能雇他们冲着仇人开一枪。夜晚城市霓虹灯和舞曲一起热闹起来，有俄罗斯女郎和中国舞女的夜店通宵经营。外国警察说着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办案，而美国逃犯用硫酸烧掉自己的指纹，在上海重新起家，经营大赌场，一夜暴富⋯⋯

在北京东便门，姜文指着箭楼跟他说，这地儿他熟，小时候奶奶就跟他说，这叫狐狸塔，但不知道这里发生过什么。

弗兰奇知道更多细节。1937年1月，19岁的英国女孩帕米拉离奇地死在这座狐狸塔下，全身被割开，已经结了霜。她的手腕上还戴着铂金手表，指针停在午夜。

这是他在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一条脚注里找到的线索，但好奇心让他发掘了整个故事。斯诺一家住在盔甲厂胡同，而遇害的帕米拉就是他们的邻居，是当时英国领事的养女。一个会说法语和英语的中国警官，和一个如同福尔摩斯一样的英国侦探合作查案。但随着日本侵略带来的动荡，让大多数人无暇顾及这场谋杀，只有帕米拉的父亲坚持追查凶手。所有的资料都尘封在档案库里，直到弗兰奇从书的脚注里发现了它的存在。

他将这个曾经的故事写成了《午夜北平》。这本书2013年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榜，还为他赢得了当年度的爱伦·坡奖最佳犯罪实录作品，这个奖项相当于推理世界的奥斯卡。他最近的一本新书，则聚焦在20世纪40年代的老上海，两个掌管地下世界的黑帮老外，如何从合作友情一步步走向相互厮杀。他所写的旧中国故事，赢得了比市场研究更大的认可，《午夜北平》将被改编成电视剧，包括BBC在内的电视台也邀请他写新剧本，讲旧中国的故事。

每次到中国，他都会组织城市漫步，带着人在北京城里逛，也成了他的一项新工作。一开始来的大多是跟他一样的老外，而渐渐越来越多中国人也加入其中，像姜文那样指着街上的楼问他，这里曾有过什么故事。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喜欢弗兰奇的研究。在上海的一栋公寓，生活在楼上的大爷拒绝了弗兰奇所发现的过去。「你认错门了，不是这个地方。」他严肃地回答。

弗兰奇急了，他固执地拿出自己收集的老照片：「这里就是当年日本囚禁虐待外国囚犯的秘密监狱啊，大门一样，窗户也一样，没可能不是同一个地方啊！」

直到有人告诉他北京和上海市区的房价，弗兰奇才领悟了其中奥秘。这位前市场研究员终于明白，中国人对于往事的忌讳并不完全因为迷信，而是一种更迎合市场的功利考量。「如果每个人都知道这里的过去，他们的房子就卖不出去了。」他说，「现在我终于明白中国人为什么不喜欢谈论过去了。」

不过，市场的事始终不是他的乐趣。现在他已经全职做一个作家，回到伦敦生活，每天跟中国历史资料打交道。他将自己的工作形容为「一个专注旧时代中国的研究员」。

直到现在，他都不理解为什么人们爱买苹果手机、劳力士表或是宜家家居。「如果你想要日子过得容易，好吧，住到公寓去，买宜家的家具，用那些现代的东西武装自己。」他说，「但是如果你想要的是有趣的生活，那你一定要住在胡同，寻找清朝留下来的椅子，活在那些历史感觉里。」

在中国的时候，逛旧货市场是他的一大乐事。在伦敦的家里，几乎每个角落都有一个来自中国旧货市场的纪念品：书房里放着中式太师椅，某个中国人家里的老米桶成了他的餐桌花瓶，不知哪家新娘带到上海的嫁妆木箱，在他的储物间里盛放着杂物。

「中国人嫌它们太旧了，可这些留着时间痕迹的东西，我觉得很美。」他露出自己的手腕，那是一块印着「上海」标志的上海牌手表，他晃了晃，「周恩来当年就戴这个牌子。」对他来说，衡量价值的最高标准，不是市场，而是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