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运甫（1933-2017）

在当时海外媒体眼里，中国公共场所的墙壁上出现了裸体女人体，预示着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霍英东曾回忆：“我每次到北京都要先看看这幅画还在不在，如果在，我的心就比较踏实。”

文何可以

2017年12月13日上午10点，著名艺术家、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袁运甫先生因病在北京怀柔医院逝世，享年84岁。

对美术史、艺术史平时不关心的人们可能对这位画家感到陌生，但他的画作和无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无限接近。

上世纪70年代，袁运甫先生投身公共的研究和实践，1972年为北京饭店创作大型壁画《长江万里图》，1977年参与毛主席纪念堂的公共艺术创作，1979年带领壁画小组为首都国际机场创作壁画，一度引发了震惊世界的首都机场壁画“裸女”风波……

这些年来，人民大会堂、中国政协、中国最高法院、中国最高检察院、邓小平故居等，都留有袁运甫的墨迹，众多城市公园、广场、地铁、大学等也散落着他的创作。

袁运甫本人，因为这些创作，两次和中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长江万里图》风波

第一次，是他的代表作《长江万里图》。

往事并不如烟。

1969年，一群北京中央工艺美院的院长、教授、老师们，来到河北怀鹿县李庄。等待这群穿着补丁衣服，戴着金丝眼镜的教书匠的，是3年不能上课，在地里平地、除草、拾粪、收麦子的劳动改造岁月。袁运甫是其中一员。

1933年生于江苏南通的袁运甫，是新中国成长起来的第一代画家。1949年，他考入杭州国立艺专，老师是林风眠、潘天寿、庞薰琹等名家。1953年，袁运甫转学，就读徐悲鸿担任院长的中央美术学院，师从张光宇、张仃等人。

60年代的袁运甫，已在中国美术界崭露头角。在知识分子接受劳动改造的时代风潮中，他虔诚地和自己的前辈同事一起来到河北。但没想到的是，上级规定，改造期间，画家不许绘画，不许写生，不许创作。干校的团长给画家训话：“中国不是你们画出来的，是我们用枪杆子打出来的。你们要好好改造思想，好好种地。”

画家们十分煎熬。袁运甫和他的同事吴冠中首先想到了办法：每次出工之前，将画具偷偷藏在粪筐里，到了农田，一边干活，一边随机地以周围的乡野环境为对象进行写生。麦田、大树、碾子，都成为了他们的写生对象。时间长了，袁运甫和吴冠中得了个头衔——“粪筐画派”。

1972年的一天，袁运甫还在地里做工，突然接到上级通知，要他和同事们立即回北京接受一项任务。

回到北京，袁运甫迎来了一个改变自己命运的任务——为即将开工建设的新北京饭店大堂设计一幅壁画。

当时周总理特别指出，饭店布置要朴素大方，要能反映我国悠久的文化历史，要有民族风格和时代风格，要挂中国画。

谁来画？经层层推荐，由北京市委书记万里首肯，袁运甫被选中。

袁运甫很兴奋，觉得自己终于能堂堂正正执起画笔创作，而且也能为国家的公共美术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看完饭店的设计图，袁运甫觉得，饭店一层场地开阔，以长江入画再合适不过。很快，袁运甫的壁画设计稿《长江万里图》被做成模型，被呈送到周恩来总理、郭沫若和万里的眼前。

画稿顺利通过审定，但这一幅60米的巨画，仅凭一人无法完成。“我提名了吴冠中、祝大年，大家曾一起在农村劳动，当时说‘粪筐画派’就是指我们。吴先生、祝先生都是画画不要命的人，我们在一起谈得来。祝先生画得细，对画壁画的细节有帮助。黄先生画一手好白描，在户外四尺整开铺开就画，功力强大。”袁运甫晚年回忆自己的推荐过程。

就这样，袁运甫做领队，带领着黄永玉、祝大年、吴冠中4位艺术家，靠着北京市委特批的3000元写生经费沿着长江写生。

“当时万里还问我，3000块钱够不够用，我说肯定太多了。其实也怕丢，就先领了800元，这在当时也是一笔巨款呀。”

1973年10月，画家们从北京出发，走遍了长江所有的重要地方。袁运甫回忆：“白天我们各自写生，晚上回到旅店就开始互相评点画作，然后吹牛皮。”

袁运甫作品展

100多天后，踌躇满志的画家们带着丰富的写生素材回京。一下火车，迎接他们却是“批黑画”运动。没来得及回家，袁运甫被带到北京饭店。“当晚就开始审查我们的写生素材，审查人员共有13人，为首的是‘中央文革小组’美术组组长王曼恬。除去黄永玉因为已被列为‘黑画’典型，没有在场，他的写生都由袁运甫上交外，剩下3个人都在外面等待最终的审查结果。但最后也没挑出什么毛病。”

王曼恬等人也发话：“你们不去画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却画这些没有阶级性的山水。新北京饭店必须要反映工农兵！”

北京饭店的壁画就此暂停。凝结了画家心血的画作，只能被收入箱中。袁运甫冒着风险，偷偷保留着创作素材。彼时的他望着《长江万里图》长卷，潸然泪下，不知道中国壁画的春天还要等待多久。

首都机场壁画“裸女”风波

1979年，新建成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需要一些艺术作品作装点。机场建设总指挥李瑞环，找到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张仃，他们选中了壁画这个形式。很快，张仃组织了全国多位美术工作者，成立机场壁画小组。袁运甫再次被选中，成为壁画小组副组长，他的弟弟袁运生也在其中。一群人雄心勃勃要以此振兴中国的壁画运动。

当年10月，由7副壁画组成的机场大型壁画群亮相。这是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系列壁画作品，它走进阔别已久的公众视野，让当时的中国人激动、振奋，并很快陷入震惊。惊在人们发现由袁运生创作的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上，画着几个正在沐浴的傣族少女，身无片缕，曲线毕露。轩然大波因此掀起，美术界“地震”了，普通人也纷纷坐着大巴到机场餐厅一睹究竟。

袁运甫弟弟袁运生

连海外媒体也报道：“中国在公共场所的墙壁上出现了女人裸体，预示了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反对的声音则更加激烈，有人说这是民族问题，有人说不能出现裸女，至少得加个裤衩，不行就撤掉。中宣部部长王任重找到袁运生谈话，袁运生认为改画将会成为一件丑闻，坚持不改画。

喧闹中，对壁画《泼水节》和袁运生的讨论逐渐升级，上升到了政治层面，直到引起高层的注意。当时流传一种说法，称有人恨不得以流氓罪把袁运生送进秦城监狱。

好在等来了邓小平的声音。在许多人的回忆里，邓小平到机场看到这幅画时，特别高兴，也看得很细致，说：“为什么有人反对画人体啊，这有什么好反对的……我看机场壁画很好，应该出画册，要是能在城里画一个更好，让老百姓都能看到。”晚年的袁运生用四川口音转述邓小平的一句话：“我看可以嘛！”

邓小平的表态让壁画风波告一段落。但《泼水节》上的裸体少女还是经历了被布帘遮住、被三合板钉死等种种曲折。

1990年9月，北京要开亚运会了，机场负责人找到袁运甫。“请我看看这些壁画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修补。我趁机说到了这副被遮挡了10年的画。我建议把挡板拿掉，我说，小平同志都说过这幅画好，还怕什么？”袁运甫回忆。

机场责任人被说服。袁运甫找来十几个美院学生，把挡板拆掉，这幅震惊过世界的“裸女”壁画终于重见天日。

也是同年，当年《长江万里图》创作者之一的吴冠中再次在朋友家中看到被保管的画作，他很快创作出了彩墨长卷《长江万里图》。雪域青松、天府梯田、巫峡女神、黄山云雾、金陵大桥、滨江灯火，乃至奔驰的火车，《长江万里图》的全貌时隔20年，真正面世。

2004年5月，一幅长达10米的恢弘长卷《长江万里图》在北京故宫神武门展厅展出，作者袁运甫将包括《长江万里图》等共5件作品无偿捐献给博物院，成为故宫的永久收藏。故宫博物院高度肯定这一捐赠行为，将袁运甫的名字永远镌刻于故宫景仁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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