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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执的学生碰到偏执的老师,悲剧往往发生在学生身上

2018年4月9日 文/ 编辑/

文✎裘雪琼韩茹雪

编辑✎张慧

图▢视觉中国(图文无关)

从求学到现在,我已在高校生活了二十多年。最近发生的三起高校师生事件,包括之前每一次类似事件,我都密切关注,我的朋友圈讨论密度也很高。

眼下,高校导师乃至教师群体,存在一种被妖魔化的趋势。这是很可怕的。

我想强调的,每所高校都多少存在害群之马,但我一直认为,大多数硕导、博导与学生的关系是融洽的。

我的硕导和博导对我都非常好。前者为帮我找工作竭尽所能,后者在我撰写毕业论文初稿阶段,每次在凌晨三点给我回复邮件——我发送给他时已是晚上12点。

在学生时代,我目睹过身边人被导师过分要求。

我有一个男性博士同学,跟了一位在业界响当当的导师。他是他导师的第二位博士生,第一位女博士生因无法忍受严苛要求而换了导师。

那个导师严苛到什么程度呢?起先,他要求我同学每天陪他遛狗。后来,他让我同学提供服务——学术上,帮他查资料、写论文初稿;生活中,帮他各种跑腿——永无止境。

我的同学很痛苦,他提出三年博士毕业的要求。导师否决了:“不行,你的文章还没写好,你的论文还不能没有达标。”听起来冠冕堂皇,实际上是他想多享受几年服务,因为这个学生用起来比较顺手。

最后的解决方法是,我同学在学院组织下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这是很有意思的,绝大多数的情况是,博士毕业的论文答辩应由导师组织。

但他导师拒绝签字,而我同学的论文盲审又通过了,他转向研究生院求助,研究生院与导师沟通无果后,做出一个英明决定——由研究生院责成相关的培养学员为他选择论文答辩老师,开展一场特殊的答辩。

因为论文质量过关,我同学历尽千辛万苦拿到了博士毕业证书。我想用这个案例告诉大家,一旦和导师出现了问题,学生要想办法,找到其他途径跟学校反馈。学校能不能解决是一回事,但如果你闷在心里边,打成一个死结,很容易做出极端举动。

同门师弟师妹很崇拜我的同学,也由此揣了一个主意——只要去跟导师聊天,他们都带着录音笔。那位导师也收敛了许多,虽然要求依旧严苛,但没有出过格。

说回近些天舆论沸扬的高岩事件,我觉得话题应当聚焦如何建立导师与学生的良性互动,导师要求学生的边界在哪儿。

否则高岩事件只是一时的热点,很快会被其他热点湮没。

总之,在权力不对等的前提下,如果一个偏执的学生碰到一个偏执的老师,那么悲剧往往发生在学生身上。无论导师有没有问题,对学生好还是不好,和导师相处都是考验情商的。

我是学生也是导师,这点感触很深。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姓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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