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我们眼中也许就像一个身穿大褂的老和尚，但他的背后却可能挂着刀和枪。”

文张弘

编辑卜昌炯

作为一个长时间沉寂、偶尔被打捞出来怀念的喜剧演员，陈佩斯不需要热点事件加持，依然具备号召力。9月29日，由他主创的话剧《戏台》开启新一轮全国巡演，没有采访，不发公关稿，依旧卖得很好。要知道距离这部戏首演已经过去两年多了。

《戏台》剧照

在这个喜剧作品越来越趋工业化和流水线生产的时代，集体作战、快速产出、时刻关注网络流行语和段子才是正途，陈佩斯却依然坚持小作坊式的经营——有点单打独斗的意味，《戏台》号称历时两年而成，个人风格明显——有点异类，同时也难能可贵。

他开公司，创办喜剧课堂，做了40年喜剧；他轴、较真、脾气大、没什么朋友，但除此之外，没什么负面新闻；他演的都是底层人物，戏里演尽胆小如鼠、泼皮无赖，现实里却有自己的做人底线，寸步不让；21世纪都快过去五分之一了，他还穿着老式黑布鞋。

当下，喜剧的风口是电影、综艺——在这个国庆档，就有两部喜剧电影上映，开心麻花团队的《羞羞的铁拳》和大鹏的《缝纫机乐队》；荧屏上，这两年小品正借助综艺的形式攻城略地，陆续出现了《笑傲江湖》《欢乐喜剧人》《跨界喜剧王》等爆款节目——他却一头扎进话剧里，再也没有出来。

编剧史航曾向媒体这样形容陈佩斯：“他在我们眼中也许就像一个身穿大褂的老和尚，但他的背后却可能挂着刀和枪。”

几年前，史航拜访陈佩斯的公司，发现会客厅里挂着陈佩斯手写的一幅书法，认出来是郑板桥的《沁园春·恨》：“花亦无知，月亦无聊，酒亦无灵。把夭桃斫断，煞他风景；鹦哥煮熟，佐我杯羹。焚砚烧书，椎琴裂画，毁尽文章抹尽名……”

陈佩斯对媒体记者解释过他悬挂这幅字的深意：“人都会对逆境有恨。但我们之间的不同是，郑板桥的恨通往他的‘难得糊涂’，而我变成动力，逆水行舟，走到今天，这是我不幸中的有幸。”

是的，他一直在逆水行舟。

打破“笑”的禁忌

陈佩斯成就了小品，小品也成就了陈佩斯。他与朱时茂合作的小品《吃面条》是“文革”后的一股清流。一个一心想出名的非职业演员，歪戴着帽子，对着空碗嘶溜完5碗面，这样的形象在当时的春晚舞台上显得大胆新奇。

小品《吃面条》

1984年，陈佩斯30岁，春晚第二届。《吃面条》登上舞台前，先在天坛东侧的体育宾馆先被考察了一遍。他记得坐在地上的观众笑得前仰后合，文艺部的领导却紧锁眉头。第二天，两人被找去喝茶，让他们回家，原因是节目好笑得有些过分，太不严肃了。

不满两岁的春晚是歌舞、相声的天下。相声演员姜昆当时是春晚编导组成员，他回忆说：“其实我知道大家在想什么，无非是这样一个节目，一个演员像傻子一样听不懂导演的话，究竟说明了什么主题，这种滑稽是不是很过火。”

陈佩斯后来做客《凤凰网·非常道》时，提到了这部小品当时身处的社会环境——“文革”时期人们的快乐被剥夺，“在这个时候，快乐成为一种人与人之间关系平等的象征，人人与关系的和解的象征，所以给你笑的权利和不给你笑的权利就成为一个政治标志”。

今天看来普普通通的小品，在当年差点无法面世。除夕那天，新闻联播都已经开始播了，《吃面条》还未确定上不上。陈佩斯和朱时茂躲到演播大厅二楼一块幕布后面，一遍遍对着台词。

“没有意义的笑，是不允许的。”春晚导演黄一鹤回忆说，这是当时审查领导普遍的态度。等不来上面的意见，最终他决定冒次险，一溜小跑从直播间出来，说：“二位兄弟，我到现在还没接到指示说这个节目能不能上，但我决定，你们两个上，出了政治错误，我担。千万记得，台词不能错。”

春晚播出后，之前名不见经传的演员陈佩斯一夜爆红，小品这种形式也被人们接受。他和搭档朱时茂一起，打破微妙的禁忌，把囚禁在当时人们紧锁的眉头里的笑声释放了出来。

从1984年到1998年，陈佩斯和朱时茂一共为春晚舞台贡献了11部作品，两人也因此家喻户晓。导演陈国星和陈佩斯合作拍摄过电影《临时爸爸》和《编外丈夫》，他是这么形容陈佩斯在当时有多火的：“但凡拍到他的戏，海南整个一条街都会堵车。”

1990年，赵本山首次登上春晚，总导演也是黄一鹤。他曾对比评价陈佩斯和赵本山说：“佩斯的基本功较强，表演的基本素质较高。他在小品中把握的是人物性格和矛盾冲突。演员吃透了戏的灵魂，每次表演就不会有太多重复，都有新鲜感。而赵本山塑造的人物形象相对单一些，他的根基太牢固了，他演了一辈子二人转，表演能力较好，有自己特殊的路子，而这恰能得到市民的欢迎，甚至让人觉得他的一个动作都可笑。”

小品《警察与小偷》

实际上，即使在春晚舞台上，陈佩斯也没有停止对喜剧的探索。排小品《狗娃与黑妞》时，他希望用单机拍摄，靠电影蒙太奇手法剪辑产生喜剧效果，不被采纳；到《警察与小偷》，陈佩斯再次提出这一要求，同样被拒，这个小品还被删减掉50%。1998年排《王爷与邮差》，陈佩斯想在小品中采用高科技，再次无果。

《王爷与邮差》是陈佩斯在春晚舞台的绝唱。这是一部探讨国家和个人尊严的作品，戏外，同样出于捍卫尊严，陈佩斯、朱时茂把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央视全资国企）告上了法庭——他们未经作者授权，在发行的VCD光盘里收录了其在春晚舞台表演的8支小品，包括《吃面条》《警察与小偷》《主角与配角》等。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国际电视公司收录的春晚作品不止陈佩斯一人的，但只有他执意要打官司。据说，这是北京高院受理的第一例影响较大的文艺人士著作权案，后来一次次在知识产权引发的争议中被提及。

小品《王爷与邮差》

在陈佩斯眼里，《王爷与邮差》是一部有缺憾的作品。演出时，朱时茂的话筒掉了，陈佩斯不得不刻意靠近搭档，让他能通过自己的话筒传出声音。下场后，陈佩斯哭得像一个孩子，因为“演出效果比彩排差远了”。

反派的大道

陈佩斯的电影和他的小品是齐头并进的。最早他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演员，堪称是特招进去的——剧团需要一些演反派的角色。

某种程度上，他和朱时茂合作的《主角与配角》是他早年当演员的真实写照——由于善于为自己加戏，于是戏份越来越多。

很多人把他和父亲陈强于1978年主演的《瞧这一家子》视为“文革”后喜剧电影的滥觞。

之后，他又跟父亲一起合作了《二子开店》《父子老爷车》等几部颇受关注的电影。他在片中的角色都叫“二子”。这是中国最早的系列喜剧电影，平均一年一部。史航曾评价“二子系列”电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二子开店》剧照

1991年，在下海潮带动下，陈佩斯注册成立海南喜剧制作有限公司。两年后，陈佩斯把公司改名为“大道影业公司”，这是中国最早集影视、制作、发行于一体的民营股份制公司，比华谊早了5年。取名“大道”是因为陈佩斯希望“这是一条走得通、说得清、道得明，可以坦坦荡荡地走下去的路”。

大道只做喜剧。80年代不像现在，那时候喜剧电影并不被主流认可。那时的电影不是像《小花》这样的主旋律，就是陈凯歌、谢晋、张艺谋等人的寻根电影。整个社会被一种潜在的精英气氛笼罩。

陈佩斯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拍电影都是电影厂的事，编剧、导演也是由厂领导分配。成立公司后，陈佩斯则自己找编剧、请导演、拉投资。

他没少碰壁。1982年，陈佩斯带着剧本坐火车到西安电影制片厂。当时的厂长吴天明没有见他，一个副厂长看过剧本后说：“我们以拍艺术电影为主，这类电影不做。”他又把本子递到北京电影制片厂，也被拒。

更多时候，他遇到的是外界对自己电影的批评——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娱乐片”远不如现在这样拥有话语权和强大的市场号召力。

1986年陈佩斯主演的《少爷的磨难》上映，有人撰文称，陈佩斯在片中男扮女装、赤身裸体的喜剧表演是“装出来的，纯为搞笑而搞笑，很低俗”。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室主任饶曙光认为这种批评是粗暴的，他说：“整个1980年代，中国电影的大环境是精英文化泛滥，拍电影赔钱没有人批评，拍电影赚钱就受到诟病。”

最终逼退陈佩斯的还是电影环境。他拍了十几部电影，自称没有一部亏钱，但最后一部《好汉三条半》不如意。为了查清院线瞒报漏报票房的事实，陈佩斯说他曾派出5队人马去监票，发现播映7场却报3场，明明100个观众，却说10个。跟陈国星通电话时，提及此事他气愤得爆了粗口。

《好汉三条半》剧照

《好汉三条半》上映时，恰好赶上了冯小刚的《甲方乙方》，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一个喜剧时代的终结，另一个喜剧时代的到来。

个体户，挺光荣的

电影失利，与央视交恶，让陈佩斯跌入低谷。广为流传的一个故事是，他在那之后到北京郊区买了一座荒山，种树过活。几年后，种树又变成种石榴。实际上，陈佩斯的确有座山，但那是很早之前就承包下来的。

2001年，重回公众视野的陈佩斯出现在话剧舞台上。他的第一部话剧《托儿》，直面社会诚信危机问题，在当年取得4000万元票房，逼近同年上映的电影《大腕》。

陈佩斯把从小品到话剧的转变解释为，一个孩子长大了，有了更高的技艺，就要到更大的舞台上去。后来，陈佩斯每次露面，必被问的问题是：“是否会重回春晚舞台？是否再演小品？”

陈佩斯的回答往往是：“没有好本子。”或许，这只是一个借口。

《阳台》剧照

后来有政府提出赞助他的话剧《阳台》，陈佩斯委婉拒绝，因为拿人手短会影响创作。他说：“还是做我的普通的文化个体户比较好，这个角色我觉得挺光荣的。”

陈佩斯深知自己的表演有些过于老道，以至于有种带有个人特色的套路，于是他逐渐转向台下执导他人演戏。用角色去要求演员，产生更多的火花，这让他很享受。

一个以小品为我们熟知的演员，现在却不怎么看晚会小品，他觉得“惨不忍睹”。他以过来人的口吻说：“我必须说真话，因为他们没有拿出时间去做，都是很聪明的人，他们的聪明程度就智慧来说，不比我低。”

几年前，他做了一出话剧《阿斗》，有评论说陈佩斯开始演悲剧了。但观众看完还是笑得不行。

《阿斗》剧照

“好佩服陈佩斯的胆量。”朋友刘晓庆在博客感慨，“他勇敢地几乎摒弃了过去在舞台上成功的一切手段，展现在观众面前的再也不是一个‘小人物’。舞台剧《阿斗》，陈佩斯跨出了重大的一步。”

陈佩斯的喜剧探索是先有实践，后知理论。在离开春晚做话剧时，只念到小学三年级的他重新捡起书本，看到很多学者分析他的小品，才知道这叫“错位”、那叫“窘境”，还有的叫“忘掉目的”。他曾说自己做喜剧是做学问，研究成果可以出好几篇博士论文。

《戏台》主演、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杨立新跟陈佩斯合作后，觉得陈佩斯可以写本书，“他有个独特方法就是呼吸，实际上他说的是表演和生理的关系……这回我学了一招。”

2004年，陈佩斯导演话剧《阳台》被上海戏剧学院选为教学案例。后来，他又在大道戏剧院开办“喜剧表演培训班”。

媒体人易立竞这样形容陈佩斯走下春晚舞台的这些年：“16年来，他只专注一件事——研究和实践喜剧的种种可能性。”

创作了那么多小品、电影、话剧，陈佩斯至今还没有一部作品获得过国家级奖项。对此，他看得很淡。“我是一个非常干净的人。”他的回答一语双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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