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人生艰难，不是唱几首歌、讲几个笑话就能度过，好在内心总有力量让人不放弃。

文✎施展萍

编辑✎方奕晗

《恋爱的犀牛》《琥珀》《柔软》三本书摆在面前，编剧廖一梅说，这就是她的前半生了。

9月10日，许久未露面的廖一梅出现在北京单向空间，召开“悲观主义三部曲”新书发布会。和她一起出现的是编剧史航。原本活动主办方希望她丈夫孟京辉出席，廖一梅拒绝了，“我说别让他来了吧，要不然人太多了”，廖一梅在活动上说。

史航问她：“人多不好吗？”

“人多当然好，但是就像朋友吃饭，要是五六个人，你可以谈谈心，要是人多了，交流太多，大家就都瞎嚷嚷，根本不知道在说什么。”廖一梅不希望焦点太多，观众的注意力被分散。就像她的三本书，若有人冲着“金句”而来，没问题，但“你要是有耐心，想聊聊天，还想细致了解，那我可以给你讲讲故事”。

那些话剧背后的故事，被写进以话剧为名的书里。史航形容，“悲观主义三部曲”是三根萝卜，拔出萝卜带出泥。过去，人们只看到萝卜，这次，“泥”被带出来，新鲜地呈现在众人面前——书中有大量创作手记、主创访谈，以及未公开过的照片。

廖一梅的前半生，追问生命本源、男女关系以及那些令她感到疼痛的事物。“如果不是疼得非说不可，我肯定不会叫出声来让大家听到。”花前月下、喝茶聊天那些事对她来说缺乏写作价值。2011年，接受主持人王东采访时，廖一梅称，“沉默是对人类最大的贡献，现在是废话满天飞的时代了”。

她并不是一个高产的作者，也不是一个高调的名人，更不介意被时代“抛弃”。对网络社交工具与网络用语，她有着近乎决绝的怀疑。生活被这些东西填满，对她而言是一件有压迫感的事，几年前的采访中，她表明自己没有QQ或MSN，拒绝用短信与人交流，“管喜欢叫‘稀饭’，我真是不知道，我一点都不怕我不知道，因为它是注定要过去的东西”。

悲观主义三部曲的创作前后跨越11年。漫长岁月中，廖一梅的变化全都藏在其中。《恋爱的犀牛》塑造了爱情偏执狂马路，那时，廖一梅未满30岁，是热烈的、横冲直撞的，试图凭借强大的精神力量与世界沟通。《琥珀》讲述的是追踪爱人心脏的故事，话剧首演时廖一梅35岁，她想知道，人的情感究竟来源于什么，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

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柔软》在她40岁那年写就。主人公是一个想变成女人的男人，一个悲观的女医生，以及一个在每周二晚变身女歌姬的服装设计师。这次，廖一梅想表达的是，“作为完美主义者，接受一个有缺憾的世界”。

这个纠结、挣扎、冲突的“殴斗专家”说，她要与世界握手言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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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殴斗专家”对缺憾世界的冲撞，在处女作中就毫不掩饰地显露。借着《恋爱的犀牛》男主角马路的嘴，廖一梅提问：“顺从命运竟是这么难吗？我看大多数人自然而然也就这么做了。”

《恋爱的犀牛》是廖一梅第一部话剧作品。此前，她曾做过几年电影编剧，“运气超差”的那种，完成数个剧本，都因种种原因搁浅，没能进行到下一步。

后来她为了挣钱写电视剧，但真正想写的还是话剧。电视剧要从日常生活切入，语言也是日常的，她的那套语言更像锋利之剑，不得不藏进剑鞘里。

可一旦有了用武之地，锋利与果决便锋芒毕露。

在廖一梅的预想中，《恋爱的犀牛》是一部有起承转合的传统话剧。写着写着，她突然改了想法，开始构建非现实的、脱离固有故事结构的剧本。1999年年初，在父母家的小书桌前，廖一梅完成了它。

那时的她，唯一的愿望是《恋爱的犀牛》能顺利上演。初期筹资困难，她和孟京辉拿房产证给资方作抵押。借排练场、找演员、租剧场都一波三折，至于究竟多少人会来观看，她并无太多期待。后来在北京僻静的北兵马司胡同，热闹的观剧景象完全超出她的预料。

《恋爱的犀牛》一书中记着一件旧事。2008年5月，排练间隙，廖一梅在街边小店买了一顶黑色窄边草帽，砍过价，付了钱，戴上帽子，小店主人认出了她，隔着收银台，开始背诵《恋爱的犀牛》的台词：“黄昏是我一天中视力最差的时候……”廖一梅头上戴着草帽，手中握着钱，不好意思地站在那，在他人注视下听对方将台词背完。

▵话剧《恋爱的犀牛》剧照

这部剧首演于1999年，被称作“永远的爱情圣经”，迄今上演千场，是最受欢迎的小剧场剧目。不少流传至今的爱情金句都是从这部剧中诞生的，比如，“忘掉是一般人能做的惟一的事。但是我决定——不忘掉她”“你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味道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

直至今日，廖一梅对该剧的走红仍然困惑。那实在是一部过于任性的作品，个人化到极致，几乎全是她内心的窃窃私语，因为无遮无拦的激情，她甚至一度不好意思再去看它。

史航的形容是，“就像拿了低音麦克风，却听到很大的回声”，对那些胆小的、颓废的、绝望的人而言，戏剧未必能使他们不胆小、不颓废、不绝望，但至少能让他们体会到不同的可能性。

这部剧演了近20年，演员一拨拨换。不同的马路、不同的明明，南辕北辙，却因一部戏有了交集，观众竟也都能接受。廖一梅慢慢体会到个中缘由：每个人都曾年轻过，都曾荷尔蒙爆发，都曾充满热情，有过“跟生活死磕到底”的决心和自我证明的愿望。这种渴望是人类共通的，任何演员或观众都能得到共鸣。

很多放之四海皆准的事是令人刺痛的。廖一梅曾分析，真相都有疼痛感，是平常捂着不看的，她做的就是把这些“有点疼”的事剖开来，展示给人看。

2

小说《悲观主义的花朵》中，廖一梅写过这样一句话：“我从来不屑于做对的事情，在我年轻的时候，有勇气的时候。”

廖一梅自认是笨拙的人。“笨拙”体现在她身上，并非脑子不够用，而是在于身处“容易”与“艰难”的十字路口，她永远选择“艰难”的一边。从小到大，恋爱、辞职、写剧本，无不如此。

“那些能预知的，经过权衡和算计的世俗生活对我毫无吸引力，我要的不是成功，而是看到生命的奇迹。”奇迹是不会在容易的道路上绽放的。她一面在艰难的道路上摸爬滚打，期盼着奇迹发生，另一面，有悲观的底色垫底，她在奇迹并未出现时也不至于过度失落。

《悲观主义的花朵》中，摩羯座女主角陶然对双鱼座前男友徐晨分析：“你是个乐观的理想主义者，而我从小就是个悲观主义者。你对世界充满了幻想、憧憬、过多的奢望，但我则充满不安和警惕，认为每一点欢乐都是我从生活手里非法获得的，侥幸夺取的……所以看到生活的真相你就会崩溃，而我幸免于难。”

这几乎是廖一梅的内心写照。面对无能为力的命运，她希望尽力保持尊严，不讨好献媚、曲意逢迎，并以痛苦的方式获得成长。

这种痛苦是她表达的来源。《琥珀》中，自然博物馆解说员小优的未婚夫在一场车祸中死亡，他的心脏被转移到高辕身上，为了听听死去未婚夫的心跳，小优靠近高辕，两人被一颗心纠缠。

▵话剧《琥珀》剧照

廖一梅笔下的人物依然不顾一切地投入爱情。但这次，她的探究更深入，她想知道，爱情与欲望究竟受何驱使，这种力量源于什么，“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气息，什么样的笑意，什么样的温度湿度，什么样的误会巧合，什么样的肉体灵魂，什么样的月亮潮汐？你以为自己喜欢的，却无聊乏味，你认为自己厌恶的，却极具魅力，这个问题，像人生的所有基本问题一样，永远没有答案，却产生了无穷的表述和无数动人的表达”。

《琥珀》的男主角高辕玩世不恭，是廖一梅所偏爱的那种忧伤的唐璜式花花公子。她向来反感道德禁忌，不喜欢被条条框框束缚，而花花公子是自由的，自由是她所渴望的。

《琥珀》本是悲伤收场。创作临近结尾，廖一梅怀孕了。胎儿在腹中的蠕动使她体会到生命的力量，生平第一次对死亡产生恐惧。她不希望将孩子带到注定以悲剧收场的世界，至少在她创造的世界里，善意和温暖得以保存，她因此改了剧本的结局：高辕醒了，对小优说，因为你，我害怕死去。

生命的无意义终于被爱的力量压倒。

3

孩子的到来带给廖一梅“非常不一样”的感受。她自认年轻时是个不顾及他人感受的人，有点自我为中心。她的丈夫孟京辉也是。

这个孩子却与他俩都不同。他小小年纪，就常把“那就很尴尬了”挂在嘴边。十多个人坐一桌吃饭，他永远注意当中最尴尬、最无人理会的那个人。

《柔软》中，廖一梅写到一件事。儿子所在的学校组织去中山公园秋游，说好8:20在公园东门集合，司机将他送到公园时晚了10分钟。他因此坚决不肯进园，说“别说10分钟，晚1分钟也不行”。

事实上，他非常盼望这次秋游，前一天甚至与父亲一起做了三明治。但因为这10分钟的迟到，他觉得一天都毁了——他宁愿毁掉它，而不是做任何补救。

廖一梅吃惊地看着儿子陷入不可理喻的愤怒和沮丧中，仿佛看到自己，预感到又一个完美主义者要开始接受人生的考验。

过去那些作用于她身上的事，在6岁的儿子身上重演。“有太阳就会有阴影，这是多么简单的一个常识，但作为完美主义者，这是多么难接受的事实啊，悲观主义恐怕是他们必然的结局。”她在书中写道。

还有一件事，发生在儿子年纪更小的时候。她曾问过他：“你是哪儿来的你记得吗？你到我这儿来之前你在哪儿呢？”

5岁的孩子认真地想了一会儿，说：“我忘了。”

“忘了没关系，你慢慢想，你有一辈子可以想，如果真想不起来也没什么，你在这儿也挺好的。”

廖一梅将儿子哄睡，发现他不太对劲，一直用被子盖着头。她将被子往下拉，一摸，孩子脸上全是眼泪，为想不起来过去在哪儿感到伤心。

那种感觉近似“乡愁”——人与生俱来的那种乡愁，那种不知道自己从哪儿来，但渴望知道的“乡愁”。“反而越长大以后，你被许多现实的问题包围，别人会跟你说你这样想很可笑，然后你就认为这是可笑的，你就拒绝去想这些东西了。”廖一梅在接受王东采访时说，一直以来，自己仍在思考这些东西，“为什么别人都泰然处之的事对我来说是不自然的事。”

这样的事还包括，人类每天早晨看到的阳光其实是太阳8分钟以前发出的；人们夜里所见的星光，可能是几百万年前发出的。

她想表达，重要的不是这些事，而是揭开日常视而不见的事物表层，去看另一个世界的过程。她把这些太阳、星星的事，以及那些随时发生却不被看见的事，统统写进《柔软》里。

这次，她从身体开始探讨，写了一个关于性别、关于如何将“凸”变成“凹”的故事。演出效果证实她的猜想，许多朋友观看后反映，原来男人女人是这样的，过去竟从不知道。

这种从身体切入的创作不完全是偶然。2008年，廖一梅应邀参加心理月刊杂志举办的授奖典礼，她被授予“‘更好地生活’人物”。领奖时，她备感尴尬，自认很难用“健康”二字形容，笑称主办方是不是弄错了。

她开始参加体验身体意识的课程，排除大脑的思考方式，纯粹地用身体感知世界。又从不爱出门的宅女，变成常出门与朋友吃饭聊天的人。她的朋友都是些顶聪明的人，比如王朔、刘索拉、姜文。

廖一梅那时喜欢趋近完美的人，只对这样的人感兴趣。她想借由优秀的人获得对人类的信心，想借鉴这些人在经历多年探索之后，对世界采取的态度。她渴望了解作为人的极限是什么样的。

直到后来她才明白，其实对人类的信心来自最普通的人，而不是最完美的人。

这种变化，用她的话来说就是，过去，她是一杯水，在杯子里放上一把盐，这杯水便没法喝了。把盐撒进湖里，湖水可能根本没有感觉。把盐放到海中，它会与海融为一体。

“我本来是一个杯子，我对痛苦特别敏感。我之所以说跟生活握手言和，我希望我成为一个湖，最终成为大海。”廖一梅在新书发布会上说。

▵话剧《柔软》宣传照

过程仍然是痛苦的。在《柔软》里，勇敢的年轻人想要改变自己的生理性别，女医生用手术刀帮助他完成心愿。手术刀锋利，过程痛苦，必须进入禁忌，才能觅得真相。

这部戏的写作过程也是痛苦的。她写得艰难，想了几年，写了一年，却最终写了一个最“柔软”的结局——戏里，三个悲剧性的人物相拥而笑。

戏外，她也与生活握手言和。

活动现场，一个年轻人问她，从杯子到湖再到海，容量变大的过程是如何进行的。

她慢慢解释。她说她并不自恋，再将过去的故事讲出来，印在书里给人看，是出于内在愿望，生怕她写的戏和小说误导别人，没有给人打开更多的窗，反而关上它们。干脆将自己这个足够纠结的人摆出来，让众人知道，原来这样的人也能与生活和解。

她又形容此过程如拧皮筋。一直拧一直拧，拧到最后突然散开，“大家等的是这个时刻，而不是一直拧的过程”。但拧也是必须的，如她笔下那些人物，个个年轻时都一个样——疯狂、折腾、困惑。“没有这个拧的过程，后边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劲让这个东西松开”。

她说人生艰难，不是唱几首歌、讲几个笑话就能度过。好在内心总有劲让人不放弃，“每个人总有自己的方式，有一扇自己的窗，无论是花花公子的方式也好，独善其身的方式也好，你都能通过这扇窗看到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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