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税收政策差异极大，立法程序更无法对比。因此，AI财经社决定回到源头，梳理出全部16个主要税收调整项。

文|AI财经社石若萧

编辑|王晓玲

最近一周，特朗普税改方案在中国引起广泛关注。这不奇怪，在全球化的世界里，美国税改必然波及中国企业及经济。

目前，美国税改方案本身仍在不断调整，而且分为参、众议院两个版本。12月2日，美国参议院以51：49票的投票结果通过了“减税与就业法案”。该法案主要由共和党人推进，没有得到任何民主党议员支持。11月6日，美国众议院也通过了一版“减税与就业法案”，投票结果为227：205，同样没有得到任何民主党议员支持。

两院的法案仍处于协商状态，准备合为一版，接下来参众两院对其中分期内容协商一致后便可呈交总统签署，完成立法过程，至于如何合并仍未可知。

如果成功立法，这将是自1986年以来美国联邦税法最大的一次改动。

2016财年，美国联邦政府的总收入是3.268万亿美元，其中个人所得税占比47.3%，企业所得税占比9.2%，社保收入总额占比34.1%，其它的杂项收入约10%。个人所得税和社保两项加起来，一共占了美国联邦政府收入的81.4%，而企业所得税占比极低。

这也是为何特朗普有把企业税如此大幅削减的底气，因为对自身财政影响终归有限。至于个税方面，并未做出根本性的调整。

对于中国来说，美国减税有极大可能将造成外企和资本的回流，从而减少中国的就业机会和收入，并让外汇保卫战的形势更加严峻，进一步提高人民币贬值风险。此前，国内有声音指责美国针对中国发起“税收战争”。

但凡事都有两面，美国减税并非对中国完全没有好处。中国属于外向型经济，美国经济复苏，有利中国出口，甚至可能刺激中国进一步深化经济结构改革。

而对于美国来说，几近减半的企业税率是否能以及如何刺激美国经济增长，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首先，税改无疑会在未来几年为美国带来巨额债务和财政赤字。一家名为税务基金会的美国智库机构，对新提案对国家债务的影响作出了消极预测。其认为参议院的提案版本将会在10年内增加5160亿美元的国家债务，众议院版本将在10年内增加1.1万亿美元的国家债务。

参议院的修正案在12月1日接受了国会预算办公室的评估，评估显示，在统计学基础上，此提案将会在10年内增加1.4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

减税带来的经济增长能否补足财政赤字？一份参众两院和特朗普内阁于今年9月共同出具的联合声明认为，减税计划会刺激经济，补足1万亿美元的赤字。然而，关于减税会刺激经济增长，增加政府营收的理念，并不被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承认。

特朗普曾在一场演讲中表示，倘若把企业税率从35%降至20%，工作岗位将会“大量涌进美国，因为各大公司将会竞争美国的劳动力，工资水平将会提升到你们多年没见过的水平。最大的赢家将是每一个美国工人。”

但该说法在学术上存在争议。2017年9月28日，《华尔街日报》发文称，财政部的官网上删掉了一份同特朗普观点相反的论文。这份论文出自奥巴马时期财政部一名无党派工作人员之手。该论文从反方向证明了企业税收变化与工人工资变化相关性很小。

税务政策中心在12月1日发布了一份分析，预计倘若参议院的提案成功立法，将会在2018年刺激0.7%的GDP增长。附加影响将逐步减少，到2027年为0，再到2037年又产生可忽略不计的微小影响。

至于本次税改是一次“党争产物”，对消除贫富差异作用不大的说法，如果仅从个税税率调整来看，确实如此。但实际上，这种意图也体现在废除特定消费等具体项目调整中。

与其他政策相比，中美两国税收政策差异极大，立法程序更无法对比。因此，只有全面了解美国本次税改的所有关键点，才是讨论这个话题的基础。简单来说，两个版本都对个人及公司税进行了调整，AI财经社决定回到源头，梳理出全部16个主要税收调整项，以及美国各界的相关解读。

个税调整意在缩小贫富差距但幅度不大

美国参众两院的版本以不同形式修订了个人所得税。众议员的版本将会把目前七个收税区间压缩成四个。最低边际税率将从10%提升至12%。最高边际税率保持不变，为39.6%。

（众议院提案税收区间。上栏为个人申报者，下栏为夫妻联合申报者）

参议院的修订版仍保留七个收税区间，但税率和收入区间均会改动。最高税率从39.6%调整到38.5%，最低边际税率保持不变，为10%。

（参议院提案税收区间。上栏为个人申报者，下栏为夫妻联合申报者）

左栏为目前的个人税收区间，右栏为参议院版本的个人税收区间）

在两份提案中，高收入夫妇（年收入加总在$480,050~$1,000,000之间）的边际税率将会从39.6%下降到35%。

不难发现，法案意在减轻中低收入人群（年收入0-20万美元）的税负，增加中高收入人群（年收入20万美元以上）的税负。而年收入在50万美元以上的人群税负又有所降低。总之，调整幅度都很有限。

标准抵扣额几近翻倍，但取消了个人豁免

在美国税法中，标准抵扣可以与应税收入相抵，以减少纳税额，仅适用于美国公民。纳税人可以自行在标准抵扣和分项抵扣（ItemizedDeductions）之间进行取舍，最终选择纳税较少的一项。

新法案减轻所有公民的税负，如众议员提案将会把已婚夫妇共同申报的标准抵扣额提升至2018年的$24,400（按目前税法，为$13,000），把个人申报者的标准抵扣额由$6,500提升至$12,200。参议院版本把已婚夫妇共同签署的标准抵扣额提升至$24,000，个人申报者提升至$12,000。

不过，参众两院都会把个人豁免额（按目前税法，2018年的额度应为$4,150）取消。众议院还同时取消了盲人和老人的附加标准抵扣，参议院将之保留。参议院对个人减免额的改动有时效性，将会于2025年撤销。个人豁免作用同标准抵扣相似。完全取消了个人豁免额，相当于抵消了标准抵扣增加的作用。

此外，特朗普曾在2016年表示将要废弃‘一家之主’个税申报身份的规定，同时可能将会增加对单亲家庭的税收。“一家之主”并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父亲角色。符合这个身份的人必须得是单身，并且往往家里有人（如老人、小孩、残疾人等）要供养。获得该身份有减税的作用。

但参众两院的提案都将其保留，只是参议院的版本要求报税中介机构执行尽职调查，确认其客户是否有按照“一家之主”身份进行申报的资格。倘若拒不执行，将会面临500美元的罚款。

奥巴马医保终结

作为11月14日原提案中的一项修改，参议院的共和党人表示他们有计划结束个人强制医保——又称奥巴马医保或廉价医保，一项给不买健康保险的人施加税务惩罚的法案。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CBO）的预测，撤销此项法案预计将会在2018年到2027年之间减少3380亿美元的财政赤字，但届时会让1300万人缺少必要的保险，并将保费平均提高10%。不同于个人所得税条款下的其它条目，此次撤销不会于2025年到期。

参议员LamarAlexander和PattyMurray提出了一项提案——“两党稳定医保法案”——以减轻个人强制医保被撤销所带来的影响。但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CBO）的预测，尽管如此，如果参议院的税案通过，新的立法将在未来十年后让1300万人不再被保险所覆盖。

奥巴马医保因为其强制性，一直是毁誉参半的。但事实上，奥巴马医保的流行并非没有理由。美国的医疗行业协会非常强势，拥有几乎可以随意定价的权力。个人倘若不依附保险公司，只要生病进一次医院，即便是普通的感冒都可能会产生上万美元的账单，普通人完全无力担负。但只要挂靠保险公司与医院谈判，账单便会打上三折，这便是饱受诟病的所谓“阴阳账”。

而保险天生具有金融风险分担属性，买的人越多，保费就越低。所以奥巴马医保的初始理念，就在于强制所有公民购买保险，从而摊薄保费。但该法案实施的结果却偏离了初衷：强制购买的保险做不到因人而异，包括了许多冗杂条款，最后反倒使保费总体上涨，而以往流行的廉价险种却被逐出了市场（虽然这种廉价险本身就和诈骗无异，小病自付比例高，大病保不了，但会让人得到心理安慰）。再加之收入水平低于一定程度的穷人不需要购买的保险即可享受免费医疗，导致该法案落得了一个“强行劫富济贫”的恶名。

必须要指出的是，特朗普废除强制医保的举动并不会使公民负担减轻，反而会进一步提高保费和政府的医疗支出。因为假如强制保险取消，那么符合每个人最好的策略就是平时不买保险，等生病了再买（美国医疗保险业有禁止歧视已患病者的法律）。而这必将增加保险公司的系统性风险，使保费和政府医疗支出进一步上涨。但尽管如此，人们有了选择的自由，心理上反倒更加能够接受。

特朗普此次废除强制医保的举动，总体上而言，意识形态考量大于经济考量。但这事实上也符合共和党一贯的右派风格：自由为大，政府不能强迫我们作出任何选择。

通胀算法调整

参众两院都将对决定税收指数的通胀算法作出调整。国税局原先采用城镇消费者物价指数（CPI-U）作为测算依据，如今将要用滚动加权后的CPI-U（ChainedCPI-U）来进行替代。后者计入了消费者面对物价变化作出的的消费行为调整，所以被认为比标准CPI更加缜密。同时，它的上升趋势比标准CPI更加缓慢，所以其有可能将会加大“税档潜升”效应的影响。

所谓“税档潜升”效应，指通货膨胀推高物价和工资，但因为工资涨幅没能跟上物价涨幅，加之税法滞后，导致购买力下降。因为ChainedCPI-U比CPI-U上升的趋势更为缓慢，以之为指标，会降低对通货膨胀的预测，使税收政策滞后性提高。所以宏观意义上来说，新算法增加了个人税负。但具体到个人，几乎感受不到影响。

（通胀指数折线图，以2000年1月为基数，深蓝线为ChainedCPI-U，浅蓝线为CPI-U）

参议院提案中的此项改动是永久性的，不像个人所得税条款下的其它条目一样会在2025年到期。

或将废除分项抵扣福利

分项抵扣，指的是一些特定的消费项目（如医疗、学费、买房）的贷款利息可以用来抵扣消费者当年的应税收入。设置该条款的目的本意是为了造福穷人，鼓励他们贷款读书或就医。但实践中，该条款的最大受益者主要为高收入中产和富人阶层。该现象背后的逻辑也不难理解：美国大多数穷人家的孩子根本读不到大学阶段，所以根本不需要助学贷款。而即便穷人们想要贷款买房或就医，也往往通不过银行的背景调查。

因此，这种为高收入人群减税的条款，本次调整中可能被削减甚至废弃。

众议院的提案是将废除绝大部分的分项抵扣，包括医疗费用和学生贷款利息。慈善抵扣以及现存房屋的按揭贷款利息抵扣依然保留。新法案将会启用更低的上限：目前的已婚夫妇可以抵扣最多一百万美元的贷款额产生的利息，这个数字将会下降至五十万美元。

参众两院的提案都设置了州和地方的不动产税抵扣上限，为10,000美元，同时废除了州和地方的收入及销售税抵扣。州和地方税（SALT）抵扣曾不成比例地惠及了高收入人群以及蓝州（民主党州）的纳税人，因为这些人对抵扣项目的利用率最高。国会里也有一部分来自高收入红州的共和党员对此项废除表示反对。

参议院的提案则将会保持房贷利息抵扣和学生贷款利息抵扣不变。一系列其它法定抵扣杂项（比如搬家等）将会被废除。慈善抵扣仍然保留。

给中产减负

众议院提案将会废除替代性最低税（AlternativeMinimumTax），这是一项意在防止高收入者避税的法条。参议院最初也有同样的计划，但最终经过修订，仍保留了此项法条，但设置了更高的减免额。个人从$50,600提高到$70,300。夫妻从$78,750提高到$109,400。

替代性最低税，指个人分别按正常收入和AMT收入计算个人所得税，如果前者税额高于后者税额，按前者税额纳税，如果前者税额低于后者税额，除交纳前者税额外，还应交纳两者税额之间的差额，即AMT税额。

这种税收原本是为了防止高收入人群避税而作出的一种安排。但因为税法的滞后性，加之通货膨胀，原本的高收入人群标准放到今天其实也只是中产阶级。为了刺激经济，避免消费不振，因此提高了减免额。

降低401k上限

两个月前，有报道称传统的401k计划上限将会从目前的18,000美元减少至2,400美元（对于超过50岁的老人，目前的上限是24,000美元）；个人退休账户贡献限制，目前为5500美元（50岁以上6500美元），可能也将被削减。众议院的版本保持目前的上限不变。参议院的版本则将排除了那些前一年收入达到50万美元或以上的个人，该人群无法额外往401K里存钱。

401k与我国的住房公积金计划相似，自己存一部分，雇主按比例另外存一部分。不同之处在于，账户中存入多少钱可以自行决定，但雇主有权限制该金额。新提案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企业的负担，限制了高收入人群的缴存额度。

提升个人遗产税免除额

众议院的提案将会在2018年提升对个人申报的遗产的免除额，从560万美元提升至1000万美元（该数字受通胀系数影响），并且在六年后永久撤销此条税目，同时撤销的还有隔代转移税。参议院提案将会把免除额提升至1120万美元，但不会撤销此条税目。

特朗普本人非常讨厌遗产税。在九月份印第安纳州的一次演讲上，特朗普称此税是“压迫性的、可怕的、不公的”。他还在演说中虚构了一个故事：为了应对遗产税带来的巨额现金债务，众多家庭被迫卖掉他们的农场和公司。

但在遗产税的支持者们（主要是左派民主党人）看来，故事中显示的情景根本不存在。他们宣称，遗产税的主要收取目标是富人阶层。数据显示，2017年，最富裕的10%人群持有着67.2%的应税财产，贡献了87.8%的纳税额。另外根据税务政策中心（TPC）的调查，在目前法规下，2017年全美一共有5,460份遗产（超过549万美元）需要缴税。其中只有80份为小企业或农场，只占应缴遗产税总额的0.2%。

而遗产税的反对者们有两个理由：第一遗产税实质上是一种重复征税，因为构成遗产的收入早已经被征过一遍税了。第二，最富裕的一批人反正总能想到办法避免缴税，所以该税目纯属掩耳盗铃，多此一举。GaryCohn（投资银行家，特朗普的首席经济咨询官）曾在今年早些时候宣称说，“只有白痴才会真的去付遗产税。”

吊诡的是，遗产税支持者提供的数据似乎正好佐证了反对者的论点：根据《洛杉矶时报》的报道，早在2014年，全美身价超过3千万美元的富豪就将近7万。然而2017年需要缴税的遗产数量一共才五千来份，看来GaryCohn的话的确不无道理。

试图对华尔街多征税

按金融行业惯例，在基金回报率超过一定门槛后（一般来说是8%），对冲基金经理将会收取利润的20%作为佣金。这些收入将会被记为资本收益，而非劳动所得。这就意味着只要将准备卖出的证券持有一段法律规定的最低时间，基金经理们就只用缴纳最高20%的税率，而非39.6%（在奥巴马医保下，投资收益需要另缴纳3.8%的税）。

为了修补漏洞，参众两院的提案都把证券持有的最低时间从一年提升到了三年。但对于绝大多数私募基金来说，这种改动几乎没有影响。

这里有两个争议点：第一，理论上，对冲基金的管理人的薪水属于劳动所得，当然应该按个人所得税的标准收税。但他们经过游说，证明其薪资属于佣金，本质上来源于基金的投资回报，所以应按投资收益的税率征税。毕竟投资收益税率比个人所得税率要低得多。

第二，一项收入倘若要确定为投资收益，必须要满足一定的前提条件。对于快速买进卖出的资产，税法一般会将其当作销售收入来处理，而非投资收益。若需要满足投资收益的成立条件，则必须满足一个最短的持有时间。之前这个时间是一年，目前新法案试图将其调整为三年。但对私募基金来说，只需要调整一下投资组合（比如增加组合中长期货币基金的比例）就可以绕过新规了。

华尔街在两党的势力都过于强大，其利益无法轻易被撼动。同时，这也反映了人才的行业分布：最聪明的一批金融专才都去华尔街了。国税局的那帮人无论在经济、政治筹码还是智商上，都很难与之抗衡。

企业税率砍掉一半

参众两院的提案都把企业税率永久性地下调，从35%调整至20%，并且撤销了企业的替代性最低税。然而，参议员的提案把法令生效日期延后了一年，到2019年。据报道，一些参议员曾试图把企业税率抬高一点，到22%，以求抵消新法案对更高的儿童抵税金额及财政赤字的影响。

把企业的税负砍掉将近一半，造成的影响是两面的：消极的一面，这毫无疑问会减少政府税收，加重财政赤字；积极的一面，该举措会加大美国企业的竞争力，吸引资本回流，刺激经济。但积极作用能否抵消负面影响，在美国国内仍有争议。

小企业设备采购从逐年折旧转为费用化

众议院的提案中允许企业立刻将新购入的设备费用化，而非像以前一样将之逐年折旧，但本条款仅有五年的有效期。税法第179条允许小企业对特定资产的折旧额进行抵扣，总额设置在了五百万美元，较目前的五十万美元增加了十倍。（年营收）逐级取消门槛设置在了两千万美元。

参议院的提案则允许在五年内把企业的资本性投资全部费用化，但额度每年减少20%。这项改动将会把不动产的折旧期限减少到25年。第179条把抵扣额设置在了一百万美元，逐级取消门槛设置在了250万美元。

该提案对适用企业的规模设了限制，只针对中小企业。其有助于减轻中小企业的负担，增加竞争力。但参议院版本比众议院版本要保守很多，合并版或将从中寻得一个平衡。

设置转让收入上限，降低小企业税率

把Pass-throughincome翻译成转让收入，似乎有些不妥，但又找不到什么更好的译名。这条税法针对的是那些合伙制，或以个人名义成立的无限连带责任的中小企业。在之前，这些企业主名下的公司收入都算作其个人的收入，按个人所得税税率，即最高39.6%缴税。

众议院的提案为转让收入设置了最高25%的税率。转让企业主——如个人独资公司，合伙公司和S类公司等——目前是按个人所得税标准为公司盈利缴税，这意味着最高征税比率为39.6%。

该提案将公司收入同个人收入区分开来，但新法案很可能被滥用，因为小企业主会倾向于把自己的一切收入和开销都走公司账。所以两院的提案都要求小企业主提供关于收入性质的证明。

该提案预计会提升减轻该类小型企业的税负，提升其竞争力。但是否可以成功解决滥用问题，仍待观察。

众议院同时提出了几项规则来防止对新比率的滥用，其假设70%的转让企业收入仍沿用个人所得税率，30%沿用转让税率。但企业可以对收入的性质提供证明。一些行业，如法律、医疗、金融、艺术等，必须证明收入的确来源于公司经营。方可使用转让税率。

参议院的提案则为转让收入设置了23%的抵扣额——最初版本的提案中，这一比率是17.4%——该比率符合逐级取消规则。一些特定行业，包括医疗、法律和金融服务等，被排除在外，除非家庭应税年收入低于50万美元（已婚夫妇共同申报）则例外。为了防止人们改变将日常收入的性质改为转让收入，抵扣额将被设置上限，为企业支付的W-2薪水总额的一半。这种限制同样不用于应税年收入低于五十万美元的已婚夫妇。

限制贷款利息抵扣，遏制企业非理性扩张

众议院的提案将把贷款净利息的抵扣限制在30%的息税折旧及摊销前利润（EBITDA），递延期限为5年。年营收2500万美元以上的公司不受此项约束，房地产公司以及公用事业组织亦同。

参议院的提案将会把净利息抵扣限制在息税前利润（EBIT）的30%——并非息税折旧及摊销前利润（EBITDA）。

为了鼓励企业研发和扩张，企业贷款利息是可以用来抵扣应税利润的。两院的新法案对抵扣上限作出了限制，为30%的息税前利润（EBIT）或息税折旧及摊销前利润（EBITDA）。该法案对企业的非理性扩张有一定遏制作用。

限制亏损回抵，缓解财政压力

众议院的提案中把运营净亏损的抵扣额限制在了指定年份应税收益的90%，但允许运营净亏损无限期向后递延（目前的限制是20年），同时取消回抵，唯有在发生不可抗灾难时例外。

参议院的提案则将废除运营净亏损的回抵，并同样将向后递延设限，为90%的应税收入。到2024年将会降至80%。

也就是说，两份提案都不再允许企业用本年度的亏损冲抵之前年度的利润，因此也就不能再申请退税。这条规定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同时，两院提案中都对用亏损抵扣未来利润的额度作出了限制。企业“亏一年，十年不交一分钱”的美好时代过去了。

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本人就曾利用亏损递延的条款少缴了不少税，因此该提案的初衷或许就出自他本人的经验也未可知。据《纽约时报》披露，特朗普曾在1995年申报9.16亿美元的亏损，这笔亏损令其在未来18年时间里都不用缴纳联邦所得税。

此外，众议院提出了一条亏损额无限向后递延的提案。对企业来说，该提案看上去很美，却没什么实际价值。因为从货币时间价值的角度，20年和无限期并没有什么区别。再说该提案即便通过，大概率也会在十年内遭到修正。

扩大现金会计法适用范围

根据众议院的提案，年营收低于2500万美元的小企业都可以使用现金会计法。在当前税法下，这个上限是500万美元。参议员则把1500万美元作为了作为了年营收的标准。

新版税法提升了现金会计准则的适用范围。现金会计法的好处，在于没收到钱之前，可以不把该笔交易额计入该年度的收入，因此该年度也就无须为这笔交易缴税。对于依赖现金流，且回款周期较长的企业，比如小型地产公司，这明显是一个利好消息。该法案预计可以有效减轻中小企业的负担，增加其竞争力。

把美国公司海外营收转回美国

参众两院都制定了海外利润的回流条款。根据众议院的提案，税率将会是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流动资产）部分的14%，留存收益（固定资产）的7%。根据参议院的提案，则是14.5%的流动资产，7.5%的固定资产。据高盛估计，美国公司共有3.1万亿美元的海外利润。截止2017年9月30日，仅苹果公司就2523亿美元的递延税海外营收，其中94%是现金和可交易证券。

该提案的目的在于把美国企业的海外利润转回美国，也符合特朗普一以贯之的竞选理念。自2018年起，无论跨国公司是否把留存在海外的利润转回美国，都必须要支付这笔税负。不过14%左右的海外利润回转税其实并不高，目前爱尔兰（主流避税国之一）的税率为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