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时代因遭受霸凌而落下的仇恨，是否会随着年龄的成长烟消云散？

不同的人或许会给出不同的答案。

大多数时刻，一个人的恨意会因为心智和价值观的成熟而得到排解，即使不会完全消失，也至少会被稀释、淡化。

但对另一些人来说，时光可能只是催化剂，他们更信奉“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最终从昔日的受害者变成施暴者。一些悲剧就此酿成。

4月27日陕西米脂发生的恶性杀人事件，背后就有校园暴力的影子。在这场造成9死10伤的惨案中，28岁的凶手赵某供述说他在米脂三中念书时曾受到同学欺凌，一直记恨在心，最终起了杀意——他杀的不是当年向他施暴的人，而是正在该校念书的无辜学生。

校园暴力一直以来都是备受关注的话题。施暴方式不一定是殴打，也可以是语言上的伤害或发动同学进行孤立等冷暴力行为。由于受害者多是中小学生，尚处于成长发育期，心性很容易受到影响，有些甚至会留下一生的阴影。

我们采访了几个曾遭遇过校园暴力的年轻人。从他们身上，能看到霸凌是如何产生的，如何表现的，以及如何慢慢渗透进他们日后生活的。

文✎裘雪琼何可人马程温丽虹

编辑✎卜昌炯

图▢视觉中国（图文无关）

1

我喜欢欣赏对方受苦的样子——

可能我觉得那就是自己，

我战胜了自己

10岁时，我经历过长达一个月的同班同学的殴打。

那时，我在鄂北某县城一所最好的小学读书。带头殴打我的小鹏是转校生，家境优越，父亲在当地做乡镇党委书记。他个头不高，皮肤白得像得了轻微白化病。

而我只有1米4，又矮又瘦，常年坐在班级第一排。

他和我同桌。起初，我俩相处不错，一度紧密。我记得在某个周末，他还约我去游戏机房。

殴打发生在一个周六，全校定期的清扫日。我和小鹏被安排扫地拖地。我扫完地后，走过去拍了拍小鹏的肩膀，示意他应该拖地了。

“我不拖。你拖吧！”

我感到不可思议：“如果不能按照规定做完卫生，我只能向老师报告。”

时隔20多年，我已记不清事情是如何发生的，只记得他突然用身体将我从门口一路撞到讲台的另一侧——他拿苕帚拍打我的头，细苕秆戳在我的脸上、耳朵上。我用胳膊护着脑袋。他尖叫着，拍打了我快有5分钟。打完，他指挥我拖地，警告我“如果敢把这事告诉老师和家长，你肯定完蛋”。

我含着泪把教室拖了一遍。临走前，他说：“把眼泪擦干净”。

第二次施暴，发生在一周后的上午。那天我做完课间操，刚进教室，便看见小鹏坐在座位上。

我低头坐在他隔壁。

“你是不是不服气？”他问。

我不知如何回答，索性趴在桌子上。

也许这个动作惹怒了他。他忽然站起身，抬脚把我踹倒在地，脚踩在我的头顶。

“你是不是不服气？说！”

“不是……”我服软了。

这时有两个男生走进教室，小鹏有些兴奋招手，“你们踩着他。”

他们用脚踩住我，小鹏把木凳子放在我背上，四只凳脚刚好压住我的上身。另外两个同学分别踩住了我的头和腿。我无法挣扎。

小鹏一边用力晃动凳子增加我的痛苦，一边欢呼，另外两个人也笑起来。他们的笑声至今还时常回响在我耳边。

那起事件让这三人结成殴打我的同盟。起初，他们只是找机会施以痛手，比如在课间踹我一脚，扇我一耳光。后来他们发现，老师和家长并没有发现，殴打我就成了家常便饭。

上学变得恐怖，但我毫无办法——1990年代的教育里，我被告知上学是本分，到点上学成为像时钟一样精准的事情。

我曾幻想吃下一种神奇的食物，比如被施过魔法的米花糖，以便获得不可思议的力量，绝地反扑。我吃过很多米花糖，终究没能幻想成真。

我害怕告发这秘密会引发更大的危险。而且我在单亲家庭长大，自小就承受来自妈妈的毒打。

在持续的殴打中，我开始慢慢学会了忍受。“你为什么不哭？”有一次，小鹏用力踹完我后问。

我没有说话。持久的沉默，让他们感到厌烦，很快便离开了。同学们陆续来到教室，老师也来了。她发现我倒在地上，吓了一跳，给我换了座位。那之后，直到毕业，小鹏没有再殴打我，也没和我说过话。

几年之后，我们进入了同一所高中。再后来，他中途退学，听说去乌克兰念书，音讯全无。

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这种霸凌是深渊，是从天而降的命运砸在我头上。

这样的经历，导致我青春期叛逆、自闭，也尝试使用暴力。

高一高二，我加入了校园黑恶势力。跟我兄弟有摩擦的，招惹到我们的，或者单纯看不顺眼的，我都欺负过。欺负人让我有快感，好像自己成了一个胜利者。我喜欢欣赏对方受苦的样子——可能我觉得那就是自己，我战胜了自己，杀死了过去的我，由此获得解脱——为此，我被学校记过三次大过。

高二时，我在语文课上读到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之后又在杂志上读到于坚的《作品16号》。诗歌太美了，我想写诗，想过诗里写的生活。我明白自己必须上大学。

我转学了，换到父亲所在的城市生活、学习。校园霸凌自此离我远去，但曾经遭遇的痛苦依然深埋心底。

2

我常假设，如果我当着爸妈的面被人欺负，

我会怎么做？也许会更狠！

刀捅在别人身上，耳光扇在自己脸上。“别人”死了，我带着心里的创伤继续活着。

我的家乡是陕西农村。2003年，我去城里读高中，从此开始了被“扣点”的经历。

“扣点”是我们的方言，指一些社会上的男生，强迫一些比较“弱”的同学，给他们买烟、买酒、买扑克牌、请吃饭，甚至直接要钱。其间不乏肢体暴力。没人能反抗，老师也管不了——有时老师遇到了事，还得找班里的混混学生来摆平。

事情发生在高二。

男生叫阿杰，是我表哥的小舅子。我和他一起从农村来到这座城市。阿杰一米七左右，身形瘦小。成绩一般。常被同年级的大强堵住“扣点”。大强个子也不高，但有混迹社会的经验，他曾因为赌博，被人砍了十几刀，这些刀疤成为他此后“炫耀”或者”镇压”时的“勋章”。

那天的“扣点”，本没什么不同，但不巧被阿杰的妈妈看到了。阿杰的妈妈来城里赶集，顺便来学校看看自己的孩子。

看到儿子被人欺负，她当场大声斥责：“你怎么那么怂！”说了几句难听的话后，她就走了。

傍晚，大家在食堂吃饭，阿杰和大强再次相遇。大强讥笑阿杰，还让他洗碗。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发生了，阿杰扭头到食堂厨房，找了一把剔骨的尖刀，一刀捅进了大强身体。

没有再砍第二刀，阿杰在女生的尖叫声中扬长而去。我还记得那幕，大强倒在洗碗池边，一动不动。血和水混在一起，流满整地。

大强当时就死了。

令人惊讶的是，一个多小时后，警察是从被窝里把阿杰挖出来的。捅了人之后，他竟然回宿舍躺下了。他说：“我没想别的，就觉得很累。”

那一年阿杰17岁。他被带走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我常常假设，如果我当着爸妈的面被人欺负，我会怎么做？也许会更狠！小时候，我爸跟我说：如果你被人欺负第一次，怎么办？忍。第二次？让。第三次？弄死他！

这种不符合文明社会的教育环境，我至今想起来仍不寒而栗。

3

受不了同学歧视性的语言暴力，

他选择惩罚自己

我16岁时考上省重点高中，进入到了实验班，家里人都为我自豪。

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农村到大城市。因为长得比较高，我坐在教室的倒数第二排，坐我前面的是两个城里学生。同学们来自各个县市，但市里的孩子一眼就能认出来，从穿着打扮到做事情的派头，都有些傲气。

实验班学习紧张，除了学习，大家很少交流，只有同宿舍里的几个人关系还可以。我在班里是很不起眼的，第一次有点存在感，是物理测试考了满分。

我前座那个城里学生，总对我恶语相加。我英语差，去问他题，他就说我笨；他嘲笑我的发音；看到我有错题，就会讽刺我；上体育课，他和几个同学一起嘲笑我动作不协调；他还说我是丑八怪、榆木脑袋，甚至说我爸妈怎么生了我这样一个儿子。

这样的语言暴力，持续了半年多，我想向他示好，从家里带一些特产给他，但他仍然冷漠。他在班里人缘很好，也不是坏学生，只对我的态度特别差。

有一次做完课间操，我在他后面进门，他故意把门一关，撞了我的头。我上讲台做题，他会故意绊我一下，惹来全班哄笑。我问他：“你为什么总说我，是不是看我好欺负。”他说：“就是，又能怎么样。”

我当时觉得能忍就忍吧，毕竟身体上没受到伤害，同宿舍的朋友们也都说别理他就可以了。

到了高一下学期，因为这种时不时的语言暴力，我有些消沉，学习提不起兴趣。跟老师提过调位，老师没重视，说过了期中考试会统一调。一次月考结束，我数学没考好。接下来的一堂数学课，老师留了竞赛题让我们做。他突然跟我说：你肯定做不出来，因为你爸妈就很笨。

当时我有些崩溃，开始流泪。我揪住他，让他跟我道歉。他甩开了，还顺势打了我一下。我想揍他，可做不到。但我越想越委屈，头脑一热，就拿起教室后面饮水机上的水桶，全部倒在了自己身上。身上都湿了以后，我想往教室外面跑，可滑到了，我就坐在地上，一直哭，直到老师把我带到了医务室。

我把这个遭遇告诉了班主任，本想倾诉一下，但他们给我爸妈打了电话，而且班里的同学也很快都知道了。我心情糟透了，觉得在学校里再也待不下去了，就跟我爸妈说：转学吧。

学校给了那个男生严重警告处分。但他没什么悔意。老师让他当面给我道歉，他也并不诚恳。

转学时，班主任找我长谈，我当时反应却是羞愧。如果我能控制住脾气，就不会惹出这么多麻烦，让老师为难。那时我根本不知道校园霸凌是什么，并不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始终认为责任在我，也许我对他说错了什么话。

我本来就内向，这件事之后，更沉默寡言了，说话办事都小心翼翼。有段时间有些自厌，会找惩罚自己，比如冬天穿得很少出去跑步，还曾经拿刀子划胳膊。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的城市，找了一份程序员的工作。中间家人介绍做过一段时间销售，后来还是换回来做程序维护。我觉得自己比较适合和电脑打交道，不想过多和人打交道。

4

后来我了解到，

天天堵我的男生本身也是暴力的受害者

我上初中时，有一个同校不同班的男生，天天放学后围堵我。

我记不得起因，只记得他长得特别凶，一看就会欺负人，他个头不高，身体也不壮，但眉毛非常浓密，眼神里迸出戾气。我一看到他就害怕，但他总是出现在我放学回家的路上。

他一般瞅准我的书包拳打脚踢，力道通过书包带传到身上，也挺痛的。他还会抢我书包侧面口袋里的水杯、雨伞。我梳着马尾辫，他还会拽住马尾把我一直往后拽——他的一帮朋友就在一旁围观、起哄。

我的一个好朋友和他住同一栋楼。我每次去找好朋友玩都特别害怕，怕遇到他，被他打。我都是提前和好朋友说好时间，等我一到，她马上就开门放我进去。

有一次上晚自习前，我又在路上碰见他了。被欺负完，我很生气地警告他：“我要去跟你们老师说！”

但我其实不愿意向老师告状。第一，我很怕说了以后被打得更惨。第二，我觉得自己搞不定这件事很没面子，我总觉得可以和他协商解决。

我没有向爸妈寻求帮助。那几年，我爸妈都在外地工作，我是被寄养在姑姑家里的。姑姑尽力给我最好的照顾，但我还会觉得和他们不是一家人，比如姑姑会给她的孩子单独备一份吃的。

我忍了至少一个学期。直到有天晚上，我直接跑到那个男生班级，当着他的面跟他的班主任说：“你们班的某某某，总是打我。”班主任训了他几句。

但他见到我，书包照踢，东西照抢，辫子照拽。唯一的收敛，是力道会稍微减轻。

后来我发现，这个男生本身也是暴力的受害者。他爸爸入狱了，妈妈抛弃了他，他跟着爷爷奶奶生活，也经常挨揍。我想，他那样对待我，可能也是一种发泄吧。

实际上，我所在的初中时而上演校园暴力。早自习时，教室后面会突然冲进几个高年级的打架大汉，像极了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几个人从窗口冲进来，后面追着几个举着扫帚椅子的人，被追的人再从另一头窗口跑出去——有段时间，天天都能看到这样的场面。

校园外更不安全。走在路上常能看到一追一逃的摩的，那是小混混在互相追杀。等前一辆摩的司机开不动了，后一辆摩的上的人就挥刀上去，把后座的人砍死了。

我有个初中同学就被砍死了。死在我家楼下。很长一段时间内，我经过那里，都觉得地面上还有他的血，特别特别恐怖。

这种笼罩在老家的全社会的暴力，使我很害怕回去，也让我变得特别胆小。我总觉得，我随时都可能死。

5

被最好的朋友及班上大部分同学孤立后，

她差点从5楼跳下

上了县城里最好的中学后，我交到一个掏心窝子的好朋友刘蕊。

我俩好到什么程度呢？她家境不好，我一周有100元零花钱，会分50元给她。她常来我家吃饭、过夜，我们就像连体婴儿。她和我班里的其他几位好友也相处得很好，包括我的同桌、我原来的小学同学卢露。

初二时，刘蕊和班里的王峰谈恋爱。他俩闹矛盾，我常去找王峰理论，为她抱不平。很狗血的是，王峰居然说喜欢我。但在我看来，友情才是最重要的。

但是刘蕊不这么想。有一次，她的眼镜掉在我的椅子旁边，我挪椅子的时候没注意，把她的眼镜压碎了。当时，她很生气地捡起眼镜，坐在宿舍里哭，说是我故意弄坏的。

我们的共同好友都去安慰她，我也很快赔了一副给她。可这件事却成为全班对我施以冷暴力的起点。不知为什么，班里同学都说我故意弄坏眼镜欺负刘蕊。之后还谣传，我是班主任的眼线。

我非常要强，从不去解释。卢露和我自小学就相识，她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但她也和其他人一起排挤我。比如上体育课时，她们一伙人聚在一起，对我指指点点。我知道她们在议论我，但我倔，不愿意主动示好，变得独来独往。

我很苦闷，晚上睡不着，跑到家里楼顶吹风，心想“活着真没意思”。但我又给自己喝“鸡汤”，狂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鞭策自己，期中考试一定要取得好成绩。

我考得很好，语文成绩全年级第一。但大家还是不理我。期中考试后的家长会，班主任让我上台分享语文学习经验，但台下哄哄嚷嚷、嘻嘻哈哈的，没人专心听我讲。我是强忍着讲完的。

因为不想自由活动时被排挤，体育课我都是自己待在教室，等大家回教室了我才独自出去。有一次，在教室外和刘蕊那帮人碰见，她们冷笑着撞了我一下。

我的心理防线被压垮了。我走到对面实验楼的五楼，楼梯铁栏杆到我胸部那么高。“我不要活了。”怀着这个念头，我费了很大力气把右腿跨到栏杆外。

但一跨出去，我就害怕了，怕死，也怕父母伤心。

我回到教室收拾东西就回家了。我第一次和妈妈说起整个事件，告诉她我想转学。听到我差点去自杀，我妈妈哭死了，当天晚上就带我去班主任家里。

班主任很震惊也很生气，让我在家休息两三天。他把事情告诉了全班，很多同学给我打电话，和我说对不起。我不怪这些他们，我清楚根源不在他们。

刘蕊、卢露和其余几个人，来我家当面向我道歉。看着她们的眼泪，听着她们抱歉的话，我的感觉很复杂，觉得可笑，又觉得悲哀——道歉已经没用了，最多换回我正常地去上学，但她们对我的伤害已不可磨灭。

我觉得初中是非常可怕的地方——青春期的孩子，容易变好，也容易变坏；既不想把自己当孩子，又没有真正地成年。

我把那次冷暴力当作人生的宝贵经验，大学去读了师范学校，课程有儿童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等。那时，被我封锁起来的冷暴力回忆全部复苏，我产生了强烈的愿望——将来我的孩子不能和我有同样的经历，但也不能成为校园暴力的施暴者。

今年9月我就要结婚了，我不打算请她们。三年前，刘蕊专门叮嘱我，我要是结婚，她给我包个大红包。

但我想，我应该不会叫她。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姓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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