壳儿

陈凯歌比约定的时间晚到了大约40分钟，也不是迟到，而是车开到楼下突然接到了电话，新片《妖猫传》的音乐录音出了点儿状况。40分钟后，他挺拔地迈着大步出现在拍摄现场，一边用微信对接手头的工作，一会儿英文，一会儿中文，一边忙不迭地道歉——跟年轻时当兵的经历有关，陈凯歌是个时间观念特别强的人。

语速和音量都是陈凯歌式的，快而宏亮，只听声音的话，你不会想到这把嗓子的主人已经65岁了。

65岁的陈凯歌尽力抵挡着时间秩序的拖拽，他拒绝身上出现迟暮之感，全身上下收拾得利落干脆，西装外套是清爽的蓝色，恰到好处地修饰了微微凸起的肚腩。

跟并非出自他本意迟到的40分钟一样，身处中国电影奇异的舆论场，陈凯歌和他的电影，同喜欢或不喜欢他的观众之间，一直存在某种无法消弭的偏差。

这份偏差在2005年《无极》上映的时候到达顶峰，在一个还没有魔幻电影的年代，陈凯歌希望借助一种新的形式讲述他所理解的世界，但电影上映后引发一片舆论围剿，《无极》也顺理成章地被当作陈凯歌彻底走下神坛的标志。

这位以严肃人文思考在中国影坛开宗立派的人物，在他未必多么喜欢的后娱乐时代里，一度成为众人消解和调侃的对象。如果他严肃，人们会说这个人太端着了，都什么年代了，装给谁看啊；如果他不严肃，另一群人会跳出来：你怎么能不严肃呢，你可是陈凯歌！

采访中的大部分时间，陈凯歌都耐心回答问题，但当聊到当下拍电影的顾虑时，他突然话锋一转，掏出随身携带的小本子，煞有介事地翻到最新一页——

「我今天总结了一下，我跟你说一下。你提到了有关陈凯歌的用词里头——恐惧，脆弱，担心，顾虑，纠结，等等等等，我在你的眼中就这么一无是处吗？」「我就想着我怎么做人做成这样了，我太没戏了。」

他的敏感有时候会让人一惊，尽管裹着玩笑的壳子。工作人员也说起，有次现场需要对导演做个采访，没有合适的凳子，就找了把道具凳来，陈凯歌一瞅乐了，「你们这是要审问我吗？」

陈凯歌用友善的玩笑抵挡着外界对他内心的窥伺，在涉及关乎他情绪变化的大部分问题时，陈凯歌都闪转腾挪回避开，绕无可绕的时候，搬出唐诗、佛法和王阳明，以致有采访过他的同行感叹：专访是两个人的较劲，陈凯歌这个对手，我们的记者从没赢过。

但是他的发小、78级导演系的同学、多年好友田壮壮给出了另一个答案，田壮壮说，面对外界，陈凯歌一直有一个壳儿，真实的他被紧紧包裹其中：「其实他是一个特别重情的人，他只是让大家看到他有一个壳儿而已。他那个壳儿呢，了解他的人吧，其实也就特别能知道，每个人都有养成的一个习惯，都有一种，在环境中给他，或者说给他扮成这么一个人，我觉得挺逗的。然后每个人都很不自觉地在演一个人，大家并不知道，就像他如果卸了妆，他真的是一个很重情的，然后很男孩子的一种感觉。」

要让陈凯歌卸下壳儿，就得喝酒，田壮壮说，「他马上给你敞开心扉了，而且能跟你痛哭流涕地说。我觉得这知识分子可悲和可笑的地方，其实可能是有个梦想吧。那梦想吧又是虚的，是一个挺乌托邦的东西，然后也知道自己实现不了。」

冰河下的鱼

1980年代，对陈凯歌、田壮壮这一代人来说，正是乌托邦还没有破碎，除了梦想一无所有的年纪。

影评人李尔葳仍记得第一次见陈凯歌的样子，那是1986年的春天，这个时候陈凯歌已经拍完了《黄土地》，是中国影坛横空出世的焦点人物。

陈凯歌穿一身蓝色牛仔服，肩上挎着黄色军用书包，那时他还留着黑长的胡须，正是人生得意时。这是李尔葳关于陈凯歌印象最深的画面，在她看来，军用书包和牛仔服是对儿很有意思的意象：青春期在「文革」中度过，陈凯歌从那个年代走来，带出的是长期被压抑之后，中国影坛亟需的魄力和锐气。

也是在这一年，陈凯歌回到了自己「文革」中插队的云南，开始拍摄自己第三部作品《孩子王》，主创就四个人，导演陈凯歌、摄影师顾长卫、录音师陶经，再加上主角谢园。几个人凑到一起就争，语不惊人死不休，一定要憋出特别好的想法，做出牛逼炸了的东西来。《孩子王》也是陈凯歌戛纳之旅的开始，当时参加戛纳竞赛单元的理由也特别简单，戛纳实际上是中国电影那个时候开的一个门儿，而且这个门儿很大。「我们那个时候少年无忌的意思是什么，哪个最大，哪个影响力最大，哪个最牛逼，到哪个去。」陶经说，那时候拍电影都特别纯粹，心里想的这个东西怎么能呈现到最好。

这时期中国电影人的使命是寻求认同，《孩子王》和陈凯歌之后导演的《边走边唱》都入围了戛纳——那时候还叫坎城电影节，陶经记得，那几年每年的5月二十几号，他跟顾长卫凌晨的时候都会收到法国来的电话，告知电影是否获奖的相关情况。

电影之外的陈凯歌也是恣意和放松的。当时整个中国都特流行练气功，不拍摄的时候，陈凯歌、陶经、顾长卫三个人就结伴到树林里，分在三个不同的地方「修炼」，但都是血气方刚的大小伙儿，练着练着就沉不住气了，陈凯歌就跑来跟陶经合计，「陶爷，咱琢磨琢磨长卫吧。」——年轻时的张狂听名字就听得出来，陶经是陶爷，陈凯歌是凯爷，互相叫着好玩儿。两人合计的结果是陈凯歌假装修炼时「得道」了，练了一会儿就在林子里疯跑，敲打树木，呜哩哇啦乱叫。然后陈凯歌搬了一块巨大的石头，搬起来给扔到了河里，然后就没音儿了。这一唬把顾长卫给吓得半死，陶经至今回想起来脸上都憋着坏笑。

那时候所有人身上都有一股劲儿，他们三个人当时有个破得可怜的音箱，拎到一座桥边，云南漫天都是星星，鼓捣好了三人就一遍遍地放德沃夏克的《致新大陆》，目的是要在云和月亮的流动中寻找灵感。「你想想，那个时候的所谓的放下心态来，凯歌今天绝不会再做这样的事了。」陶经说。

1980年代的陈凯歌，除了电影，还是名噪一时的民间文学团体「今天」的成员。北岛写的创刊词还是陈凯歌贴到电影学院的，其中有一句大概是包括陈凯歌在内整整一代人的心声，「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尚且遥远，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今天，只有今天！」

将近30年过去了，「今天」成为了昨天，陈凯歌还记得有次他在玉渊潭公园的朗诵会上当着几百人朗诵诗人食指的《鱼群三部曲》：

冷漠的冰层下鱼儿顺水漂去，

听不到一声鱼儿痛苦的叹息，

既然得不到一点温暖的阳光

又怎样迎送生命中绚烂的朝夕?!

……

不要再沉了，不要再沉了，

我的心呵，在低声地喃语。

终于，鱼儿苏醒过来了，

又拼命向着阳光游去。

「赵振开（北岛）跟我说，说你可想明白了啊，好几百人在底下听，你要万一忘词了，这事儿就砸了。所以某种程度上咱是文青出身，对吧。」今天的陈凯歌回忆起往事，脸上挂满一切往事皆已成烟的沧海桑田。事实上，在之后的人生里面，陈凯歌多次用鱼和水比喻人与时代、包括他的作品与时代的关系。

冰封的时代结束后，陈凯歌们自然有说不尽的心绪需要表达。那时的陈凯歌无比自信，他曾同李尔葳谈起他对父辈电影人的看法：比如我父亲这辈导演，我常常对他们说，你们有很多牢骚和感叹，可你们还有锐气吗？我自己就觉得：我要没锐气，我就掏大粪去。

第五代登上历史舞台的使命之一就是提供不同，上一代人的脸谱化电影陈凯歌是看不上的，他追求发乎内心的表达。

经历十年「文革」，心中满是被压抑的炽烈。那时候的陈凯歌触角完全打开，看到滚滚逝去的黄河水，他想到的是整个民族的意象，「充满了力量，却又静静地、沉沉地流去」。他意识到民族的麻木，又感动于麻木之下蕴藏的沉默的生命力。

那时候的他野心勃勃，又充溢着豪迈的诗意，希望用影像的方式把这种感情传达出来。

田壮壮回忆，当时陈凯歌刚一走，《黄土地》这个项目在广西厂就因题材敏感下了马，等陈凯歌采风回来，厂里说片子不能拍了。当时片子的艺术指导是郭宝昌，郭宝昌给陈凯歌支招儿，说你一定要把采风的所有的情况如实地讲给厂里面，让他们觉得这个电影应该拍的。据说陈凯歌把一屋子的人都给说哭了，于是才有了《黄土地》的故事。

陈凯歌后来告诉李尔葳，一个人一生能做到的诚意电影十分有限，「也就一两部而已」，他们一行9个人，一辆面包车，35万块钱，顶着老同志们的质疑和压力，拍出了他想拍的电影，时间和历史最终证明了《黄土地》的诚意。

几年后，一个山西的小镇青年在大街上溜达时，看到了《黄土地》的放映消息，坐下看了10分钟，他就开始流泪，一直到影片结束。从此他立志要当导演，后来人们知道了这个青年的名字，他叫贾樟柯。

《黄土地》一战成名之后，陈凯歌接连拍了《大阅兵》、《孩子王》、《边走边唱》几部作品。

张进战是陈凯歌云南兵团当兵时认识的朋友，筹备《边走边唱》期间，两人在北京重逢，后来陈凯歌把张进战拉到片场当副导演。在剧组，亲眼见到陈凯歌的工作状态，已经当了几年导演，并且拿了不少电视剧奖项的张进战一度产生了放弃当导演的念头，「我在考虑啊，我这辈子还要不要当这个导演。」张进战说，当时觉得自己跟陈凯歌差太远了，他给演员讲戏，会讲这里面有什么哲学意味，讲很多画面之外的东西，陈凯歌有强大的知识储备和旺盛的表达欲，那时候整个人也有用不完的劲头儿。而后两人开启了长达10年的合作。

虽然《孩子王》和《边走边唱》没有获奖，但在当时入围已经很了不起，在此过程中，陈凯歌的信心得到不断累积，静候着爆发时刻的到来。

与此同时，中国电影进入20世纪最后一个十年，计划经济逐步走进历史，政治主导一切的时代渐渐远去，冰河悄然融化，鱼群迎来前所未有的自由。

陈凯歌撒开的网里，终于游来了一条大鱼。

与《霸王别姬》有关的日子

「我们将来中国一定会有一部中国的当代电影史，或者是一部电影发展史，如果写到他们这一代的时候，就像我们的文学史一样，前面是个概论，在哪一年到哪一年出现了，比如说中国第五代什么什么，这是这个总论，但是翻过篇儿来第一章，一定是陈凯歌和他的《霸王别姬》。」拍摄《霸王别姬》是张进战一生都在怀念的日子，他曾经跟顾长卫多次聊过，怎么当时大家就都到了一个特别好的状态，每一个人都把聪明才智发挥到了极致。

整部电影拍下来，作为执行导演的张进战拿了3000块钱，他挺高兴，因为葛优也就拿了4000块钱。当时香港另一个剧组请他去当导演，开价5万港币，「天文数字了，我当然心动了。但是咱是搞艺术的，是吧。但真动了心了，就跟凯歌去说，我说凯歌，人家又跟我谈。他说，真的假的？进战，那片子咱们还能拍吗？咱这什么片子啊，咱这奔戛纳啊。」说完两个人一起哈哈大笑，继续投入到拍摄中。

「我们把我们自己的一切都交给这个电影了，就是把我们的向往，把我们的追求，把我们的热情，都交给这部电影了。其实当时那种氛围是让人很难忘的，就跟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一样，有一种生死与共的感觉。」编剧芦苇说那时的创作环境非常「健康」，他形容这个阶段同陈凯歌的关系是英雄相惜、相见恨晚。那时候大家都是穷人，都没有钱，陈凯歌总请芦苇喝那种极便宜的豆汁儿，或者吃北京菜。当时两人都没车，打个面的到什刹海，就对着湖面然后喝豆汁儿，畅论天下。

陶经觉得，这个阶段的陈凯歌，包括同时期正在拍《活着》的张艺谋，都到了创作状态最好的时候，这个「好」里有一项很重要的东西，陶经说，就是对世界无畏的童心。

陈红第一次见陈凯歌正是在《霸王别姬》剧组，当初跟朋友一起是想去看巩俐和张国荣，却看到了在片场心无旁骛的陈凯歌，「他就看跟没看见一样，就握了一个手，因为他满脑子都在他的戏里头。」已经走过20年婚姻，陈红依然记得初见陈凯歌时对他的崇拜，「啊，他站在台阶上，我站在台阶底下，他本来就高，哇，我基本上都是这样，就是头都快要耷拉到后背了，就高高地仰视着他，好帅啊我觉得，好高也好帅，很有那种男人的力量的感觉。」

这个阶段的陈凯歌，自信而无畏。第一次面对强大的资本，他非常硬气，跟张国荣见面确认档期，张国荣因为正在修电影课程无法2月开拍，陈凯歌说不行，「一定要2月开拍，这样我可以有冬天和春天的天气与景色，你可以慢慢考虑。」

陶经在陈凯歌后期的作品中看到很多犹豫，而《霸王别姬》是不犹豫的，怎么处理最好，大家心里都有数。

遇到意见不一致的时候，比方众人熟知的程蝶衣的选角，陈凯歌起初想用尊龙，大家觉得张国荣合适，那就投票，4:1，那就张国荣。

后来拍摄过程中，「文革」批斗的一场戏，张国荣跑到陈凯歌这里，说不行，我这脸太干净了，得乱一些，张国荣让助理亲他几口，助理不敢，陈凯歌抱过来就亲了几口，没一点儿犹豫。

陈凯歌后来说，《霸王别姬》是自己作为导演用情很深的一部影片，在拍摄结束后许久，他都不知道怎样从这个故事中脱身。正当他为此苦恼不堪的时候，却在某个夜晚梦到了张国荣：他穿着程蝶衣的干净的青布长衫，依然是那双眼睛含笑对我，静静地说：从此与你告别了。

但陈凯歌的后半生，始终无法同《霸王别姬》彻底告别。

陈凯歌曾同李尔葳谈起，「我曾带《孩子王》和《边走边唱》两次去戛纳，未获任何奖项，这其中的痛苦只有我自己知道。有朋友问，倘若你第三次去戛纳，还未拿到奖，你会怎么办，你是否会有崩溃的感觉。我说没有，因为我能随时从零开始。」

凭《霸王别姬》获得了世俗世界的一切荣誉之后，陈凯歌再也无法从零开始了。芦苇直言不讳地说，他觉得《霸王别姬》获得成功以后的那些场面、活动，「都有一种很不幸的后果」。

《霸王别姬》得奖后的第二年，芦苇有次到北京，陈凯歌派了个戴白手套、开凯迪拉克的女司机来接，「那个就吓我一跳。到飞机场接我去了嘛，我一看，哟，这是一个加长版的凯迪拉克，戴白手套的女司机，还给我开车门，我一进去一看，哟，里面简直是，美酒饮料，哎哟，都琳琅满目。我当时见到凯歌以后，我跟凯歌说了一句语重心长的话，我说凯歌啊，你成名以后你要受累。」

芦苇猜，陈凯歌可能并没留心这句话。芦苇本能地感觉到，两人之间很清澈、很透明的关系消失了，「从他获得大奖以后呢，一切都变了，说话的那个口气、语境，他以大师自居的这种姿态，一下就把人和人们的距离又拉开了。」

陶经觉得，经历巨大成功后高兴一下也无可厚非，他看到的是，陈凯歌对自己有了更高的要求，对一个电影的责任他有了负担，「因为他成功了，他是大师了」。

盛名之下，《霸王别姬》成了若有若无的纸枷锁，问题起初是陈凯歌什么时候拍一部比《霸王别姬》更牛的电影？然后变成陈凯歌什么时候拍一部跟《霸王别姬》一样牛的电影？再然后是为什么陈凯歌再也拍不出跟《霸王别姬》一样牛的电影？

冯小刚自传《我把青春献给你》中有关于陈凯歌的一处著名的闲笔：凯爷最适合呆的地方就是象牙塔，每个民族，都会有这么两三位爷，国家再穷也得养着。任务单纯，只有一项，要拍就得拍对本民族极具认识价值的史诗，根本就用不着考虑娱乐性，越深刻越有认识价值。观众也是研究民族心灵史的少数学者群体，其他人爱看不看，反正也没打算从你们兜里把钱收回来。这样的一位爷，你劝他平易近人就等于是害了他。

2010年《赵氏孤儿》宣传期，陈凯歌在《外滩画报》上对这段话作出了回应，「我不上他这套，原因是，今天这环境没人会听象牙塔里有什么声音。可以这么说，年轻人的心被技术征服，而不被好的传统征服，这是一个现实的情景。所以，不要沾沾自喜，觉得自己可以在象牙塔里。今天，已经没有象牙塔了。」

破碎的象牙塔

象牙塔的子虚乌有，陈凯歌或许早就清楚。在陈凯歌的人生故事中，偏离一直是根若隐若现的命运线。他想要的，和他不得不面对的，总有或多或少的偏差。

陈凯歌小时候去恭王府玩，那里有个《红楼梦》研究所，编辑们在紫藤花下喝着茶品评《红楼梦》的日子在他看来美极了，可以不用跟人打交道，那是他小时候的理想。如果没有意外，陈凯歌也许真会过上他梦寐以求的闲散安生的日子。但突然到来的「文革」击碎了一切。

14岁的陈凯歌对轰轰然到来的革命手足无措，有段经历被他写进书里，后来反复被提及：在一次批斗中，他在众人目光的强逼下，推了一把自己的父亲陈怀皑，他强忍着泪水，意识到自己对父亲的爱和背叛。而后父亲的境遇更为糟糕，不久后红卫兵前来抄家，他看着久病的母亲面壁而立，看着红卫兵毁掉绸和纱的衣服，看着家里的藏书在院子中被烧成灰烬，他没有选择反抗。

重新书写这段经历时陈凯歌剖析这一切的根源，后来他想到，这一切都源自自己内心「不被人群接纳的恐惧」。

田壮壮说电影对于他们这代人的意义，是在一片混乱的世界中提供了安全感：「特别小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完全赤裸裸地打开给你的时候，你其实一直想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其实每个人都很想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电影可能是最安全的地方对我们来讲。」

陈凯歌在电影世界中找到了安全感，「电影多好啊，周围都是黑的，只有那块屏幕是亮的。」从《黄土地》的横空出世，到《霸王别姬》登峰造极，电影为青年时代的陈凯歌提供了足够的安全感。

1999年，带着更大的野心，陈凯歌推出极具颠覆性的作品《荆轲刺秦王》。但是这次，等待他的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舆论的一片挞伐。而在开启了商业化的尝试之后，陈凯歌开始有了不自由，因为外界的反对声浪，日本投资方要求陈凯歌重新剪辑一个版本，但剪辑后的版本票房仍不理想。这部片子被视作陈凯歌前《无极》时代最大的挫折。

「对于《荆轲刺秦王》，我自己是非常骄傲的，我觉得《荆轲刺秦王》也是一个，或某种程度上不被理解，或某种程度上被低估的电影。其实这个话不是我说的，是那个拍《末代皇帝》的贝托鲁奇当着面跟我讲的。他说我在戛纳看了《荆轲刺秦王》，我认为戛纳电影节的评委们没有理解这部电影，这部电影是一部被低估的电影。」过去了将近20年，坐在《人物》记者对面，陈凯歌的语气中仍能听出不甘心。

陈凯歌曾跟李尔葳聊到，创作这样一部作品是因为「我们不能让中国几千年的文化被『汉堡包文化』所取代。我们的文化影响遍及亚洲，但如此深远的文化如果在我们手里完全丧失掉，我很伤心。我觉得我负有某种文化使命。」

他一直对消失感耿耿于怀。比如他在很多场合表达过的对老北京的怀念。陈凯歌幼时在北京的胡同长大，从他小学，母亲就拿一本《千家诗》念给他听。大槐树、垂花门、夕阳西下时花投在墙上的影子，在其记录其少年经历的《少年凯歌》一书中，他深切地表露过自己这份怀念：那时北京,仿佛护城河里故宫角楼的倒影，梦一样安详着，小风吹过,晃动了，却不破碎。它的古松和早梅，庭院和街道，都显出古老和平,而且骄傲。

但是一个缓慢的，平和的，骄傲的北京终究是消失了，终究是要被高楼大厦水泥森林覆盖。

这或多或少隐含着陈凯歌的处境，他力求表达的精致在轰轰隆隆的新时代面前显出了不合时宜，这个问题在《荆轲刺秦王》时初步显现，并在之后的时代，愈演愈烈。

李尔葳觉得，《荆轲刺秦王》几乎预见了陈凯歌后来面临的一切困惑。他脑袋里还是那个穿牛仔服的大小伙儿想的使命和责任，想的华夏文明五千年，但时代已经变了，新世纪就要来了，走出象牙塔，此路不通，接下来该怎么走？

落空

2005年《无极》一连串的风波，引发了陈凯歌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关于「偏离」的宿命几乎到达极值，他既偏离了《黄土地》、《孩子王》的艺术传统，也没有依靠中日韩三国明星的强大阵容，讨取到观众的半点儿欢心。

但值得玩味的是，《无极》是2005年度华语电影市场的票房冠军。陈凯歌不只一次表露心迹，他拍电影，绝不是为了挣钱，想要的得不到，不想要的哐叽砸了过来。

陶经说陈凯歌的性格，「很骄傲，完美主义者，对作品来说。所以就是说他又有他软弱的地方，凯歌有的时候非常敏感，我们原来就有的时候都会哄着他」。

年轻时，陈凯歌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要当个体面人」，但四面八方涌来的攻击让体面成为一种奢求，让力求体面成为一种笨拙。

和少年时面对伤害选择隐忍沉默不同，这一次，陈凯歌选择了反击，针对《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陈凯歌当众甩下的那句「做人不可以无耻到如此地步」让他之后经历了更大的风波，但即使到今天，陈凯歌都不后悔，他觉得自己只是做了很本能的反应，骂过了就过去了。

陈凯歌和陈红用过一个比喻：我辛辛苦苦做了一件旗袍，你给我改成了裤衩子，还跳到我面前问我好不好看，我怎么还能对你以礼相待？

李尔葳后来在电视上看到那个画面，说不出来什么感觉，她甚至很同情陈凯歌，那个她印象中穿蓝色牛仔服的、意气风发的青年导演竟遭到如此对待，认识了30年，她知道以陈凯歌的气度修养，一定是愤怒极了才会说出那样的话。

近10年陈凯歌的每部电影上映时，都或多或少地伴随着争议。上一部电影《道士下山》时，张震和郭富城饰演的角色在草地上滚在一起时，很多观众都笑了。「你完全不可能说我在里面设计一对好基友，完全是生死之交两个人，从战争里面把他救出来的，所以他们俩才会修那个，一个日练、一个月练嘛。因为是有过生死之交的。」陈红说，观众的反应让他和陈凯歌很意外，因为这并非创作的本意。

还有期待的落空。《无极》和《道士下山》讲的究竟是什么，至今仍有人表示完全看不懂。

芦苇对陈凯歌的失望在《无极》时达到了极致，他认为《霸王别姬》时陈凯歌所呈现出的激情、敏锐，统统被一股迟暮之感所取代，但对外界表现出的，却是个空前膨胀的状态，「《无极》之后，他身上的那种豪气就没有了。到《赵氏孤儿》这个电影，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人、这个导演已经被人给啐昏了，我觉得他已经非常茫然，没有方向感。」

某些时候，陈凯歌的状态让芦苇想到《霸王别姬》中的段小楼，电影中的那个「假霸王」。对于骄傲的陈凯歌来说，《无极》中堆砌的野心以那样的方式结束，对他来说一定是个巨大的打击。「《无极》之后，那种普天之下舍我其谁，就是那种豪气在他身上已经荡然无存了。」

自2005年《无极》开始，唱衰陈凯歌的声音便不曾断绝。许多人打出「霸王远去」的标题，以此表达对陈凯歌作品的某种失望。

这又一次同陈凯歌的初衷发生了偏离，拍摄《霸王别姬》时，陈凯歌曾多次表示过自己对程蝶衣精神世界的向往，「虞姬的迷恋多少反映了我自己」。而段小楼，陈凯歌有过总结：段小楼的人生是「顺流而下」的人生，他的背叛半是自私，半是软弱。人是不必忙着为自己的行为找政治或社会的借口，归根结底是人性的选择与决定。

各自奔天涯

新片《妖猫传》准备了6年，同剧组的很多人都会提到陈凯歌的孤独，有时候拍完戏，他会招呼一下服装造型师陈同勋，「啊，同勋你过来，我们一块吃个饭。」那个时候能看出他非常累，但依然是那个一个镜头不满意能拍几十遍的陈凯歌。有时候坐在对面，陈凯歌会说一些他对戏的不满足，但陈同勋知道，并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在他那个人登峰之后那种孤独是很难，别人是无法打破他的孤独的。」

美术指导屠楠的手机里一直存着一张照片，拍摄的是一场枯景，与盛唐时期的繁华对比的一组镜头，前一秒，诗酒狂歌，到了这一秒，曾经的嬉闹的歌舞场一片衰草枯杨。

陈凯歌的工作习惯是，每次拍摄前都要到那个场景里溜达一圈，那天陈凯歌去得特别早，他自己在一片衰草丛生的拍摄地来回踱步，一束光打了下去，屠楠按下快门，那一刻，他觉得，陈凯歌是真的很孤独。

青年时代那种为了某个细节互相争到面红耳赤的创作氛围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凯歌导演，这个怎么弄？那个怎么弄？」都是等他做决定的人，争一争的人，都散去了。

陈凯歌于《妖猫传》片场凝思

芦苇说起，《霸王别姬》结束的时候，他曾提议过，大家能坐下来开个会，把主创召集在一块，做一个总结，哪些方面是成功经验，哪些方面是失败经验。「他当时嘴上也说，他说对对对对，很有必要，很有必要，应该做，应该做这个事情。」但是后来这个会就没有了下文，「现在已经20多年，都快30年过去了，二三十年，我们也从来没有开过这个会。我想如果开了这个会以后，如果有那么一次会的话，凯歌的电影的道路不会走得这么弯曲。」

陶经觉得芦苇对陈凯歌的批评更多是「芦苇爱他嘛，很简单。」「一定要写出来就是他心目当中期待的东西，完了他就开始用他的那个方式去批评，我认为还是喜欢，不能说是爱吧，就是期待。芦苇我们关系也很好，我们最近三个月之内还见过，所以说起来都是期待，到现在还是信任的，就是极度的信任。」他打了个比方，「再怎么批评，你把这个手术刀还是给了他了，你来帮我开刀吧。就等于是这样，假如芦苇有一个好的题材，他一定是首先想到凯歌能不能拍，艺谋能不能拍。」

但是这群老朋友拦个面包车就奔后海纵论天下的日子，永远地消失了。

一起拍摄《黄土地》的张艺谋转行导演，30年中，不管本人愿不愿意，两人不断被拿来比较对照，至今未曾停歇。

拍完了《荆轲刺秦王》之后，陶经结束了与陈凯歌的合作，然后几乎参与了张艺谋的全部电影，陶经觉得张艺谋的优点在于直接，「要表达的东西在进入商业电影的时候，他会就是说用直接的，用别人显而易见的那个东西去表达。」

而完美主义者陈凯歌，要敏感得多。「我们原来有的时候都会哄着他，因为他有些东西是特别的犀利，但是有些东西他是特别的敏感，导致了他有的时候那种犹豫。凯歌的犹豫肯定有对吧，各种犹豫。」

张进战倒认为，这也是陈凯歌单纯和简单的一面，这个弯儿他绕不过来。所以张进战那个隐隐约约的希望一直在，「凯歌这个人，你让他静下来拍东西，他是一定能拍出好东西的。」

张进战也是自《荆轲刺秦王》之后就没再同陈凯歌合作，有时候张进战不免失落，当初那是怎样诚挚的一种情感，大家在一块儿，多棒，多开心，怎么突然就都散了呢，怎么就突然过去20年了。

拍摄《无极》期间，片方有关人员来找张进战，距离《荆轲刺秦王》已经过去了几年，张进战一心想着，凯歌的戏说什么也要上，为此还推了原本答应好的一份很优厚的工作。但是来的人只想着怎么样能把张进战的酬金压下来。这让一腔热忱的张进战顿时掉进了冰窟窿，不是钱的事，哥几个在一起做事从来不是为了钱。他知道这不怪陈凯歌，这事可能他都不知道，但同时他心里也清楚，过往那种亲密无间的日子，再也没有了。

后来陈凯歌用过很多执行导演，有两个专门跑过来找过张进战，不为别的，陈凯歌老念叨，有时候他发脾气，嘴里喊的是，这他妈要是进战在这儿，哪用那么费劲。还有一次，张进战听人说，看到他自己一个人在一个小屋里，头低着，在屋子里来回踱步，仔细听，他念叨的是「进战啊，进战啊」。

「其实只要一个电话的事。」张进战说这句的时候，终于没忍住一个大男人的眼泪，「我知道他有时候，有时候他真的挺难的。」

拍《梅兰芳》那一年，陶经和陈凯歌意外在北影厂的录音棚里相遇，自《荆轲刺秦王》分别，差不多过去了整整20年，当时有一家国外电视台的记者要采访陈凯歌，陈凯歌的身边也有不少其他人物，让陶经意外又欣慰的是，陈凯歌对现场所有人说，「你们请出去一会儿，你们休息一会儿，我要跟我的，我要跟我的老同学要叙叙旧。」陶经记得，那天就他、陈凯歌、王学圻三个人，半个小时，胡侃，大家聊得开心极了。

老搭子们各奔东西后，妻子陈红以制片人的身份成为了陈凯歌的工作伙伴，从2001年《和你在一起》电影筹备开始，到现在已经16年了。一个当年如日中天的女明星，心甘情愿从台前走到幕后，陈红说：一是因为1997年大儿子出生了，而拍戏总是一走就是个把月，做了母亲的陈红开始考虑到底演员应不应该继续做下去；二是，陈红看到了1996年拍《荆轲刺秦王》时，管理上的混乱，包括无谓的浪费，最后戏拍完了，还欠器材公司100万美元，当时她一屁股坐地上，懵了，五雷轰顶，只好把自己拍电视剧的钱全部拿出来偿还。「如果他要继续的话，我嫁给他，最后我不知道我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日子，他必须要改变。」陈红说。

制片工作繁杂琐碎，「从你喜欢的题材我去发展题材，到投资方的结构，到制作，到后期，到宣传，到发行……」为了电影建城更是一件棘手事，建《妖猫传》的唐城的6年间，陈红从北京飞襄阳的机票就有一两百，早晨6点20的飞机，每次都是4点半起床，而且建城的钱是当地企业和政府投的，来以文化带动当地旅游文化，陈凯歌这边只做艺术监工和艺术设计，真正花起钱来的时候，「你的监工就是无止境地跟投资方做斗争」。

16年下来，陈红成了支撑陈凯歌事业的重要一部分。有时候，陈红也能看到陈凯歌的不忍心，「觉得一个女人啊，完全为我的电影变成的女汉子……当你感受到他这种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应该为他做更多。」

陈红崇拜着她的男人，她用「幽默的、霸气的、骄傲的、才华横溢」这些字眼来形容陈凯歌，要不是陈凯歌，她才不会做这么久的制片人。大部分时间里，她觉得「他全身心地，在他自己的电影世界里头，他有一个世界是你走不进去的……也不知道什么叫走进去，什么叫没走进去，这个是很难分得开的，对吧。」

亲近谁，远离谁，终究是一个人的选择。不过，散了快30年了，张进战仍有个愿望——我们现在也不缺钱了，也没有什么可图的了，能不能老哥几个再凑到一起，再跟过去一样，拍个牛逼的电影出来，再痛痛快快干它一场。

陶经倒是不敢那么天真了，他觉得现在比过去危险得多，「因为不是那个时代了，也不是那个心气了。大家的互相矛盾会越来越多，因为大家都在不同条路上在成长了。」但是想了想，陶经又说，「这个愿望是一直期待的，因为这里边有一个基本的保证，长卫不会变，我不会变，凯歌不会变。」

相信光

田壮壮认定，陈凯歌身上一直有没变的东西。比如2016年决定出任上海大学电影学院的院长，他完全可以不揽这档子事儿，但他揽了，「知识分子责无旁贷那个劲儿，他很那种热血呀，报国呀，那种东西一直在。」

跟自己的消极不同，田壮壮说陈凯歌是那种一直相信前面有光的人。

谈及当今的年龄做电影时会不会有紧迫感，田壮壮说，「我只希望早点走。生命这个东西当你不能再给予别人什么的时候，它就应该结束了。」而陈凯歌则有极大的热情，「好好生活啊，再过20年以后，生物技术的发展就可以让你奔140、150去了。」

服装设计师陈同勋从《无极》开始跟陈凯歌合作，他理解陈凯歌突然面对那么多围攻时的失态，陈同勋说，陈凯歌是一个极度折磨人的导演，当时他做第一批衣服出来，战战兢兢地等反馈，这时候突然有人跑来告诉他，「你等着吧，导演正拿放大镜看那些衣服呢。」陈凯歌是真的在拿放大镜看。

为拍《荆轲刺秦王》，他搭了横店的秦王宫；为拍《霸王别姬》，搭了北影一条街；为拍《风月》，搭了上海车墩老上海一条街；为了拍《赵氏孤儿》，做了一座春秋战国城。此次新片《妖猫传》，历时6年，陈凯歌又建造了一座唐城。期间经历的辛苦让制片人陈红一度崩溃，她甚至撂下狠话，「我说你这一辈子如果还为拍一个戏还造个城，我说我立刻跟你离婚。」

摄影师曹郁第一次跟陈凯歌合作，他每天最担心的就是迟到，于是总想着早点去，但每次去，陈凯歌都已经在那儿了。极度的认真是陈凯歌身上最让曹郁感动的部分，也是因为认真，曹郁更多看到的是陈凯歌身上沉重的一面。陈凯歌跟曹郁说，希望新片能拍出中国文人画的质感，曹郁找了很多资料，画册，搬着去找陈凯歌，其实都是技术性的资料，但陈凯歌让曹郁等一会儿，他就坐在那儿，一页一页，把几大本画册翻完了。曹郁说，其实他不必这么做。陈凯歌心里，一直会给自己压力，这是他始终没有变的。

陈凯歌自己也举了一个例子，「拍《荆轲刺秦王》的时候，我把我妹妹得罪了。怎么得罪的，是她带着北京糕点上横店去，那个秦王宫大殿刚修成，这儿我们正拍着，她提溜着点心走过来口中亲切地叫着『哥哥』，然后期待着一个大大的拥抱的时候，我直接从她旁边走过去，我没看见她，我也没听见，因为我看见巩俐身上有一扣子不是我当时定的，为这事得罪我妹妹至少有5年。」

陈红说陈凯歌常常有一种顽童心理：这个东西我没试过，我一定要试一下，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我都要试一下。然后这件事开始了，便会投入无比的专注。这或许可以解释陈凯歌不断让大众错愕的原因，人人都盼着他回到《霸王别姬》，回到《黄土地》和《孩子王》，但天性好奇的陈凯歌一次次偏离自己的场域，看看能不能实现新的可能。

和陈凯歌所理解的专注不同，张进战觉得陈凯歌后期作品最大的问题就是太不专注，陈凯歌偏离了自己原本的艺术习惯，「他如果一直按照他原来的那个（路径），坚挺地坚持下去，那绝对世界级大师，当之无愧的。」

但在陶经看来，这还是「张进战对他的那种艺术性的期待，我要对凯歌说的是，不管你走哪边，极端了就好，一定行。」他觉得陈凯歌「现在还在摇摆」，不如要么彻底的艺术性表达，要么彻底商业化，「索性就是拿出两三年时间，拍两部，一个是极端的，你要表达的艺术上的对于人性关怀的一种不一样的点，还有一个我索性就是撒开来去做一种（商业电影），丢下包袱。」

有时想一想，张进战又觉得陈凯歌太不容易了。张进战说起有回张国荣特地来北京找他，张国荣说自己想当导演，张进战说，别啊，你演戏多好啊。张国荣说，你也知道的。张进战明白，演过程蝶衣这样的角色，大约没有什么再能真正激发他演的欲望。张国荣跟张进战说起自己的导演计划，正好是春天，他说选好了地方，那里桃花都开好了。

没想到刚到4月，张国荣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张进战当时不知道张国荣正被抑郁症折磨，后来辗转听说，是新片投资出了些问题。

张国荣的离世在张进战心里成为一个美好时代彻底落幕的标志，回不去的不只陈凯歌，大家都回不去了。

陈凯歌导演新片《妖猫传》剧照

不为所动

「他有一天生病特别严重了，他咳嗽，咳了一晚上都没睡。他喝了很多那个糖浆，喝完糖浆以后，他就有点晕的感觉，然后从床上摔下来，头撞到了桌子上。我妈就哭，她把我叫上来看我爸，我爸真的劳累过度，那时候《道士下山》有审查方面的一些问题，因为房祖名的事情。当时就很心疼其实，我上楼看到我爸头上撞的都是血，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在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进展过程中，我觉得特别心疼。」电影市场成王败寇的定律注定让陈凯歌必须要承担与之相应的孤独感。陈凯歌的大儿子陈雨昂说起《道士下山》时的这一幕，20岁的小伙子仍替父亲感到不平。

但骄傲如陈凯歌，绝不愿意对外透露自己的脆弱时刻，他神采飞扬地说起前阵子差点又跟人打架的经历。

某些时候，灵魂深处安睡的那个少年就会蹿出来。前不久去游泳，结果游泳馆里一大男人挤兑前台的小姑娘，陈凯歌听不过去，差点跑上前去打那个人。四十几岁时，陈凯歌有一次以一打六的经历，虽然最后鼻青脸肿，但他觉得特别痛快。

还有一次饭局，有人端着酒杯上来就喊「大师啊」，陈凯歌端着酒杯，转身走了。他说，人们常把幸运的人看成伟大的人，其实他身上发生的一切都不过拜时代所赐。

「文革」给陈凯歌留下很多恐怖的记忆，但是如今，65岁的陈凯歌说起往事，直言「都过去了」，他不太喜欢承认少年时代的经历对现在生活的影响，他说如果能有机会拍那个年代的片子，他现在想拍的是「小流氓的事，不那么悲苦的」。

倒是妻子陈红说起，陈凯歌至今十分讨厌大的敲门声，特别是晚上。他跟陈红说，「你不知道『文革』敲门多恐怖，有可能就抄家，有可能突然就把你父母给抓走了。」所以他们家门口一直贴着一张纸条，上面写，有快递就放在门口，不要敲门。

陈凯歌乐于在人前展示一个充满力量的的自我，他不愿意听到老这个字。在新片《妖猫传》的现场，镜头中有一点不满意他就蹿到演员当中去教。微信步数经常能到三四万。

身上童真的一面仍在。演员黄轩提到陈凯歌在现场的一个小怪癖，每次上完洗手间回来，他都会把擦完手的纸巾揉成一个团，然后站在导演监视器的帐篷的门口，往里面的垃圾桶扔这个纸团，这是他最爱玩的一个游戏。他每次都一定要扔进去，他才可以进去拍戏，有时候扔十几次都扔不进去，他就一直在投，「像一个孩子，特别可爱。」

在采访中，陈凯歌难得袒露自己的那一刻，是说到他的少年心性。「我觉得我一直是这样，我觉得其实就是少年灵魂，是我最大的资源与财富。」

他罕见地直截了当，有一股你奈我何的劲头，「我其实从来就是这样，我这人不懂什么叫接受教训，就是说这事说你是不是出了什么岔了或者犯了什么错了，你是不是应该闻过则喜，知错则改，我这人不懂这个，就是换句话说，北京人说叫没心没肺。」

在始终未消逝的童真和弥散在空气里的压力中，陈凯歌一次次进入自己心有所属的电影世界。

采访当天，拍摄过程中有一组镜头是陈凯歌面对一扇镂空的隔断门，他把手指伸到光打过来的缝隙里，观赏着自己手掌上的光线和纹路。有那么短暂的一个瞬间，陈凯歌拿手扑打眼前的光线，喃喃说了一句，「十年面壁图破壁」。

正如田壮壮所说，陈凯歌一直有自己的世界，那个敏感的、骄傲的、少年心性的陈凯歌一直都在。只是，他不再像青年时代一样，会说出那些特别张狂和宏大的句子。在采访中，他几乎拒绝任何评价，也拒绝评价任何人，「都不易」。在采访中，他几次说到，人要学会不说话，「我说太多了」。他更愿意表现出的是一种知足常乐的态度，「以前35万人民币拍《黄土地》，我到今天可以用两三亿的成本去拍一个电影，又是那句话，夫复何求。」

他说起这天采访之前，一件让他特别动容的事，「陈红跟我说起，她看过在故宫修复文物的那些老人的一集纪录片，她说这些老人的手都特别美，她说这些老人所谓荣辱不惊，别人攻击他们，或者说是赞美他们，他们都仍然一如既往地生活在他们自身的世界里头，不为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