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试一试

戴锦华女士裹着及脚的黑色长风衣出现了。她比约定时间还早到了10分钟，但忘了带烟——这几乎是一个致命的失误。在北京初冬的大风里，1米75的她像个走丢的小女孩一样神色张皇，踌躇片刻后，还是决定逆风而上去寻烟。

20分钟后，她推门进来，这次走得风风火火，一脸掩饰不住的明快。是黑盒的双爆珠万宝路，包装上印着醒目的「吸烟有害健康」，她满足地燃上一根，叹了口气：「最近感冒咳嗽，照理说不该抽烟。」但实在让人怀疑她说这话的真诚。

人人都知道，戴锦华离不开烟，连余华都评价：「戴锦华的烟抽得够厉害，一颗接着一颗，好像一刻都不停。」让这位北大教授声名远扬的还有她精准锐利的电影批评，11月21日这天上午，她正是来为最近在豆瓣上开设的大师电影课录音的。她刚从埃及回来，下周要去广州，因而要在这个周二完成4部影片的录音。第一部是《肖申克的救赎》，这部常居IMDB和豆瓣评分第一的片子由于网友呼声过高才入选大师片单，毕竟「《肖申克的救赎》实在是太平庸了。」她从不掩饰对影片的好恶，基于同样的原因，她坚决回绝了把李安纳入片单的要求。

戴锦华录音不用讲稿（正如她上课从不用ppt），一身空荡地走进录音棚。和课堂相比，她刻意放慢了语速，字词则依旧铿锵有力：「这个迷人主人公的最成功的立足之处在于，他战胜了这一切，他粉碎了这一切，他最终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并且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但目光是游离的——对着一团空气说话让她感到不适。这些年一种担心越来越多地纠缠着她：当有一天人们不再面对面、脸对脸，人类的社会性连接是否仍然可能？2012年，戴锦华应邀录制慕课，提出的唯一要求是：请为我找几位同学来。她更珍视人们「以血肉之躯相聚」，1990年她在北京电影学院带第一个电影理论班，「三个小时一句磕巴不打」，这让还在读中学的田沁鑫成为固定的6名旁听生之一。「戴老师说，你们旁听也没有交旁听费，大家蹭听，然后说那这样，你们给老师买点咖啡。」说起学生时代的这件往事，田沁鑫坐在国家话剧院的办公室笑个不停。

27年过去了，那股行云流水的劲儿一直没变。没人能决定戴锦华讲什么内容，除了她自己。主办方唯一一次干预的尝试被她「有点不礼貌地回绝了」。他们要求有1、2、3、4点，如何开头，如何收尾，「格式化免谈。」戴锦华的回复干脆利落。很快，在内容把控上，主办方做出了全部的妥协和让步。

但戴锦华也做出了她的妥协。这次豆瓣的大师电影课是收费的。她接受了这个前提，「这100%就是商品。」尽管她始终警惕着这个消费至上的时代——它吞噬一切，吐出来的全是商品。但这位58岁的文化偶像清醒地意识到，既然自己无法逃脱被商品化的命运，那就不如去刺探下这其中的谈判空间，即「我能使这个商品在多大程度上具备文化商品的属性」。

5年前，她被学校委派录过慕课，那是一次不那么愉快的试水。「慕课的最大的意义在于分享。」这是她的看法。但运营机构秉承的是商业原则，即便提出「找学生现场互动」的第一反应也是「报酬是多少」——「每一次的讨论，每一次的变更都是关于钱」，这让戴锦华感到心力交瘁。

这一回豆瓣的大师电影课，她放弃了「100%的洁身自好的道德选择」，更加现实地出击了。「或者说得诗意一点，去展开游击战。」她当然明白，进入精神洞穴是最安全的，可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自我出局。

「由于她的研究是电影媒体、大众文化研究，所以在当代的媒体空间当中，她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一个独特的声音，似乎是越来越多地介入。」学者汪晖告诉《人物》记者，「在今天如果不能够在这个领域介入，你就几乎很难在公众话语层面产生影响。」

戴锦华最近在研究的课题是新技术、新媒体与未来，她深刻地感受到，公共空间被新媒体彻底地改变了。一次演讲、一门课程会被录音，被整理成文字，被上传到网络——当它以各种方式流入新媒体的时候，「它是一个真正的多头怪龙，在进入几秒钟的时候，已经再也不可能斩断。」

像个巨大的黑洞，语言被黑洞吞噬，又在黑洞中变形，这个「多头怪龙」对戴锦华来说陌生极了。但她愿意以此为契机开启影响公众的新尝试。她同样好奇，如果她所警惕和所恐惧的不可逆转地将成为未来，那么，可能性在哪里？

因此，戴锦华对自己说：让我试一试，让我参加这个实验，让我去认知。

深色风衣配长围巾是戴锦华着装的「标配」

关不住的象牙塔

前不久的乌镇戏剧节上，编剧史航和戴锦华打了好几次交道。「我会很愿意在散场的时候马上凑到她面前去，就像是一个亲信、小人、佞臣。」在他眼中，戴锦华就是那个坐标系似的人物。

「就像是一个真正的好的谜语，你总是关心谜底一样。」史航总是会特别关心戴锦华对某部电影的看法。

对几位青年导演的采访可以一窥戴锦华在电影界的地位。曾被戴锦华盛赞的《钢的琴》导演张猛说他从未见过戴锦华，但他很快补充道：「我也很想认识她，你们能否帮忙搭个线？」《心迷宫》导演忻钰坤则幸运多了，在《心迷宫》点映那天，他远远看到有位女士坐在咖啡馆外的桌子边抽烟，外形眼熟，凑近一看，「啊，戴锦华老师？！」在痴迷电影而又无学可上的青年时代里，戴锦华的公开课和电影专著几乎是他乏味生活中的唯一慰藉。他甚至「有点接受不了」和偶像突然而至的相遇，在戴锦华被邀请上台和他做了简短交流后，忻钰坤晕晕乎乎地结束了整场放映。

而对戴锦华来说，近六七年来，她谈电影谈的远非电影本身，而是，以电影为切口，去介入大量社会议题——从电影看恐怖主义，看全球后殖民年代，看殖民史的现代历史开启……电影变成了她的武器。

早在1980年代，戴锦华就是声名鹊起的电影研究者。不过，那是一段象牙塔内的纯粹的电影理论学术生涯。1982年，作为「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二批大学生，她从北大中文系毕业，赴北京电影学院任教。彼时大学教职是个「五等」工作，戴锦华做出这个选择完全是出于对「不介入」的学术自由的想象。摄影师肖全为她拍下了那张著名的照片：她站在电影学院文学系的牌匾前，黑框眼镜，黑色大衣，双手插在衣服兜里，一脸把世界踩在脚下的睥睨。

第六代导演王小帅第一次见到戴锦华便是在1980年代中期电影学院的课堂上。人人都听说有个教电影理论的女老师厉害，见到了果真如此，「不苟言笑，一身黑，戴个眼镜，这么一个严肃的学者。」因此，他总难以忘怀对戴锦华的怕，直到这两年才寻思：她那时也不过是个不满三十的小姑娘啊。

那种让人心生敬畏的锋芒可以追溯到更早。在北大读书时，戴锦华是宿舍里最小的一个，因此同学们都叫她「小戴」。这个称呼在开学两个月后就名存实亡——那是戴锦华第一次在教室前面开口讲话，舍友孟悦记得，「全班就有些惊讶地安静下来，她说话清晰准确，坚决而自信，大于她当时的年纪，好像已经在那里讲了几辈子。」

「我们似乎曾经以为我们很成功地创造自己的象牙塔。」在回望青年时期时，戴锦华说。这些年轻学者当时最大的梦想是：他们不干预社会，社会也不干预他们。在纯净的精神世界中，他们生产并思考，并想象一个更理想的未来。

戴锦华让人联想起美国的女知识分子苏珊·桑塔格，同样天赋异禀，同样如刀刃般锋利的文字，同样在中年后开始活跃于公众场域。甚至，她们都曾在最风华正茂的时候接近过死亡。桑塔格在40岁时被诊断患有乳腺癌，这才点燃火把走出精神洞穴，进而认识到这个世界被遮蔽的隐喻和真相。

戴锦华的濒死体验降临在1987年的夏末。那时她野心勃勃，在电影学院任教5年，正和同事钟大丰、李奕明一同筹建中国第一个电影史论专业。面对这个「躁动于母腹中」的「胎儿」，她殚心竭力，丝毫无感于自己的健康状况正日益下沉。连续不断的咳声和急剧消瘦却惊人的食量持续了3年，甚至常在意识清醒的状态下眼前一黑、金星四溅。直到被朋友拽去就医，才惊恐地获知那个叫做「肺结核」的「字面上的疾病」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实。发现时已是「三期肺痨」，胸片上布满了结核病灶，投影出4cm×7cm和6cm×8cm的两个巨大空洞。

戴锦华在温泉结核病院住满了8个月。后来，她对媒体反复讲述过这个细节：「常常是深夜，走廊里响起平车的车轮声——那是在运送死者。这种时候，每个病房会亮起灯，大家无言地坐在病床上，倾听这声音远去。」

这位27岁的年轻教员开始规划生命中最后的时间。但就在此刻，命运之神眷顾了她。3个月后的第一次复查，胸片显示病灶开始钙化，空洞呈现闭合趋势。主治医生踩着高跟鞋冲进戴锦华的病房，举着胸片喊：「奇迹，简直是奇迹。」

突然而至的大病像一个残酷的预言，象牙塔和这群年轻人一同摇摇欲坠。当戴锦华从远离闹市的结核病院走出时，经历加速度激变的中国正变得越来越陌生。每个年头似乎都有不同的色调，不同的热度。春夏之交那场风波过去后，浪漫而天真的80年代终于走向了终点。身边的朋友大都选择负笈北美，戴锦华决定留下来，目击中国的历史时刻。

1993年，这个巨变伴随着「南巡讲话」到来，却完全不是她预期和盼望的形态。戴锦华将此形容为「一夜之间冲毁、改变了一切」：80年代的新理想主义共识瞬间沉沦，电影理论的青年群体即刻溃散。直到今天，戴锦华还能准确回忆起她亲历的几段故事：在家里接到电话，是亲近的学界朋友打来的，开口就是：「有没有办法弄到50吨钢板材？」甚至，「能不能弄到批件，把苏联的军舰倒到非洲？」

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对于戴锦华是由肉体和精神的创痛记忆交缠而成的。高晓松曾于90年代初在北京电影学院求学，他对戴锦华的一堂课印象深刻。那堂课讲80年代的电影，当讲到「大师最后的年代一去不返」时，戴锦华在讲台前失声痛哭。

戴锦华的同事贺桂梅观察到，从1990年到1994年的这段时间，戴锦华基本上处于沉默、重新阅读和反省既有知识体系的阶段。她承受着「知识破产」的巨大焦虑，并在这种精神危机中艰难地寻找突破的可能性。1993年，戴锦华接受邀请，回到北大任教，并写下了一句不无矫情的话：北大的院墙足够厚。

颇为讽刺的是，在戴锦华办好手续还没有转往北大的时候，北大就把「足够厚」的南校墙拆了，并全部卖给商家。

仿佛一记当头棒喝，戴锦华很难再与象牙塔外保持抽离的姿态。「你真的不能自以为不愤怒，这时候你要问自己，说你在哪儿，你该做什么，或者你能做什么。」戴锦华说，「所以这个时候，象牙塔自然就关不住它了。」

后来，戴锦华用「断桥」形容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想连接过去，想连接未来，想连接世界，想连接自我，但似乎都难以抵达。

到北大后，她的学术之路几经更变，而在阔别电影领域20年后，电影终成了带她「抵达」的那扇门。「就像是一对老夫妻，然后携手走一段新路吧。」戴锦华笑了起来。

2015年10月31日，广州，戴锦华和王小帅一起走过第15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颁奖典礼的红毯

四十大惑

戴锦华正在经历近年来最忙碌的一段日子。这个学期她为研究生开设了「中国电影文化史」，周一下午三节连上。教学的间隙，她去了墨西哥、古巴，从古巴回来当天去了乌镇戏剧节，紧接着去江西师范大学演讲，再是去埃及访问。

「只有你的身体真实地抵达到那个空间当中，你才能了解在那个地方，全球化过程的灾难是以什么方式发生的。」因此，这些年来，她不放过任何一个前往第三世界的机会。在埃及，她亲历穆斯林兄弟会的崛起、军人当政，年轻人在街上游荡，知识分子无望而沉默；在古巴，她目击这个号称自外于全球化的国家如何被卷入金融资本的洪流；在墨西哥，她嗅到新政府结构改革之后、「向左转」「向右转」几轮撕扯下的焦灼气息。

更深一层的动力在于，在戴锦华看来，「欧美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和历史根本不好构成参数」，相反是这些共同命运的国家使她更有底气在世界视野的层面上面对中国问题。

电影学者毛尖说起一件送戴锦华去机场的事儿。那是今年2月，戴锦华去上海参加影评人奖颁奖礼，颁奖礼还没结束，她就匆匆告辞去赶回北京的飞机，紧接着要去耶路撒冷。坐在出租车后排，毛尖问戴锦华飞来飞去会不会太辛苦，戴锦华不经意地回了一句：「我得抓紧，我父亲是60岁走的。」

「这些年，她在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穿梭，朋友圈里看到的是她用手机拍的人和花和鸟，但我们看不到的是，她填进去的肉身和这肉身承担的各种压力。」毛尖对《人物》记者说。

戴锦华依旧保留随身携带笔记本的习惯，内页贴着好几个她自己DIY的切·格瓦拉头像，像人们熟知的那样：头戴贝雷帽、长发披肩、眼望远方。在同龄人多已退休颐养天年的年纪，戴锦华同她的偶像切·格瓦拉一起，还在不停行走、发言。

「我非常敬重戴老师，她的率性，敏锐，问题意识，还有强烈历史关怀都可见诸她的文字和演讲。」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在回复《人物》记者的邮件中写道。香港学者刘健芝也有相同的感受：「她是性情中人，有很强的正义感，看到不平事，她会『感情用事』，毫不掩饰地表达看法，而且要做点什么来尽一己绵力。」

这位通常被归为「新左派」的学者的学术生涯曾完成多次转型，从80年代的电影批评到90年代开中国风气之先的文化研究，再到新世纪的政治经济学探索，以及一条从未纳入她正式研究视野的女性主义脉络。但学术转型同样意味着，你必须要抵抗住在某个领域成为「一代宗师」的诱惑。

「应该说是诱惑，也是欲望。」戴锦华说，「可是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不付出代价的，而它所付出的代价是我付不起的。」这个代价是：被绑在学科的战车上，自我重复和毫无现实动力与热情的学术生产。

同窗孟悦这么评价戴锦华的一次次学术转型，「展现的是某种不可复制的独特性、创造性加上天生的洞察力。」「文学、文化研究和电影研究用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和『工具箱』或分析方法，用的是完全不同的『资源库』，需要很多时间和积累才能完成这个转型。但我觉得对戴老师这样的人而言，转型或跨界本身不是目的，完全是出于兴趣。如果你是一个对世界有独特观察、有问题意识和创造性的人，你会为了要去介入和阐发更大的问题而有效地、有创造性地使用这些不同的资源和工具。」

「为了学术而学术」让戴锦华深恶痛绝，对现实的强烈关注为她带来学术上的活力和血肉感，也让她难以在一个领域流连太久。因此，「我会被新的现实动力，新的现实关照，新的情感所裹挟，然后我就很快地被浪花卷走了。」

新世纪的这朵浪花是对社会运动的介入。2000年起，戴锦华和刘健芝、温铁军等几位学者一同开启了第三世界考察之旅，足迹遍布印度、泰国、巴西、委内瑞拉、墨西哥、秘鲁、肯尼亚、马里。刘健芝记得，戴锦华最关心的永远是底层人的社会境况和文化思想。在印度喀拉拉邦，他们曾造访村民选举大会，午饭是手抓饭，没水洗手，只能由菜汤在手上淌过冲出白印。这里参与式的民主能够让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在其中，在戴锦华看来，「如果民主和这个人毫不相干，或者只是强势集团的代言人的话」——那他为什么要参与呢？

在墨西哥为期两周的3000公里的旅行中，这几位教授如同天真小孩，对所有的景观、人物乃至动植物都兴致勃勃，时而哈哈大笑，时而严肃争辩，以至他们的墨西哥团长深感不可思议，戏称他们是「CrazyChineseTeam」。

从墨西哥归来后，戴锦华编著了《蒙面骑士——墨西哥副司令马科斯文集》，向全中国介绍这位蒙面、佩枪、拥有忧郁而迷人微笑的革命领袖。史航欣喜地看到，这本书勾画出戴锦华身上「狂放不羁的一面」：「她在我的心目中也戴上马科斯那样的滑雪帽，我觉得她让象征变得性感，也让性感变成了象征。」

但对于戴锦华来说，彻底走出象牙塔的起因是一场痛苦的自我苏醒。2000年，戴锦华从事文化研究已达7年，出版的《隐形书写》一书被奉为文化研究领域的「圣经」。在文化研究又一次成为「熟练工种」时，黄纪苏的小剧场戏剧《切·格瓦拉》的上演，对戴锦华构成了始料未及的冲击，「那近乎于内心的一次爆破」。这部简单粗糙的广场剧讲述切·格瓦拉的革命人生，携带着极强的愤怒和情感，也唤醒了戴锦华早已埋葬的少年时代的记忆。

「文革」开始时戴锦华只有7岁，「在每天可能到来的『血洗下四条黑胡同』的红小将近旁瑟瑟发抖」。不是红卫兵，没有插过队，是「历史缝隙」间的「无名一代」，但「文革」期间的工农兵文艺教育还是沉淀为她的某种精神底色。「在火红的年代做一个火红的人」曾是她的童年愿望，而在「文革」大幕落下前的那场「四五」运动中，戴锦华是带领同学走向天安门的中学生领袖，在纪念碑的汉白玉围栏上高唱《国际歌》。参与者纷纷被逮捕，被判刑，17岁的戴锦华侥幸逃脱，于是焚毁全部笔记、日记和诗作，焦灼地等待对自己的审判。

预想中的审判并没有发生，但从此以后，戴锦华沉溺于政治幻灭，陷入了长达20余年忧郁、犬儒的基调。即便是激情澎湃的80年代，她骨子里还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无力感始终占有着她。年少时象征性的「弑父」记忆潜藏在她的生命之中，直到世纪之交的这次引爆——在主流看来，理想主义、对世界不公的愤怒、对更好的世界的向往，「只应是青春期的热病，一经发过，终身免疫。」而她竟「四十大惑」。

沟谷

对戴锦华的拍摄是在大兴火灾后第9天。她的办公室坐落于北京大学一片古色古香的中式建筑内，尘世的气味仿佛都被隔绝在了这个庭院之外。在这个静谧的周一早晨，戴锦华接到了一个电话。

戴锦华曾为打工女性的一本访谈录作序，出版方希望能让戴锦华帮忙组织一次座谈会，但对方又疑虑因为最近的新闻会让这场会议「有些敏感」。「无所谓，这有什么敏感不敏感的，还不让我们谈工人了？」戴锦华的声音陡然增高了起来。

「比愤怒更可怕的一个东西就是无力。」挂下电话，戴锦华对《人物》记者说，「我觉得真的在被驱赶的那些人当中，他不在意谁支持他们了，他是在意他的生活得到了什么真正的帮助。我这几天觉得是很不好过。」

在学生面前，戴锦华常显「幼稚」。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她太容易愤怒了。每每看到一则有关社会不公的新闻，戴锦华就会控制不住情感：「我要发声，我要对抗，我要参与去改变。」几乎同时，她的学生们会包围上来，提醒她说：「老师不可以这样，这样你会很有麻烦的。」她一瞬间会有些恍惚，仿佛长幼次序颠倒过来，她是冲动的年轻人，学生们则是深谙社会游戏规则的长辈。

她的学生们也会愤怒。他们愤怒于雷洋案——一位人大研究生遭暴力执法致死，但戴锦华不愤怒，因为「我所知道的一切都是媒体所告诉我的，我并不知道真实的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在戴锦华为之动情落泪的叙利亚难民问题上，学生们则漠然以对，「那么远的事情，你怎么会动感情。」他们问。她清醒地察觉到和学生们的距离：他们容易愤怒的是别人让他们愤怒的，而不是在媒体沉默的地方发现愤怒。

戴锦华说，她在尝试，她想表达，但她的表达不能抵达，于是她解释，但她的解释难于成立。作为北京大学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从戴锦华的视角来看，她和学生之间的关系远非那么甜蜜。《人物》记者第一次见到戴锦华是在2015年9月，她说起上课谈兴正浓时会被学生打断：「老师你能不能讲讲电影理论方法论，我们希望听到一些在别处也有用的东西。」「有时候我觉得可能我老了，我该退出历史舞台了。」她半开玩笑地表示。

两年后，戴锦华更加悲观了。「我放弃了跨越和年轻人之间代沟的努力。」采访期间，她的语气罕见地低落了下来。她能跨越正常的代沟形态，譬如聊天时她不停冒出来的「奏是」「安利」的新潮用语——无非是「学生在微信上跟我谈话的时候，我不停地百度」。跨越不了的是情感结构的根本差异：年轻人强大的主体感，将他人视为功能性的存在。

那个在北大学子中广为流传的「找戴老师指导论文不会被拒绝」的名声，在戴锦华这里的版本是：「我经常觉得我更像一个论文辅导机，或者是签字机，我的功能性存在的意义非常清晰。」

在望京的一家咖啡馆中，戴锦华和记者展开了如下对话。

「假如我向你表达了情感，就说我好喜欢你这个孩子，我也愿意跟你成为忘年交，你会有什么感觉？」「受宠若惊。」「然后你会愿意走近我对吧？」「对，我会。」「我所收到的反应不是这样的，他们受惊若宠，他们就逃离开去。」

对等级的天然敬畏同样是一种「无形的拒绝」，这令戴锦华深感挫败。她时常会怀念80年代在电影学院的「上下级」关系：没大没小、无君无父。到电影学院4年之后，她闯院长室「喊冤」：「都说我不懂电影就不能搞电影，但我不搞电影怎么能懂电影？」时任院长沈嵩生立刻笑着表示歉意，将戴锦华纳入电影创作研讨会的发言名单。

贺桂梅想起了20多年前和戴锦华的交往。她比戴锦华小11岁，那会儿也是一群年轻人围在戴锦华身边，结局是「后来我们都被她同化掉了」。类似的故事曾多次发生。

这次的情形似乎有些不同。「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它是沟。」戴锦华说，「或者说它不是沟了，它是谷。」

11月末，戴锦华在北京大学人文学院的二楼

我选择留在我的时代

每周五下午，戴锦华会定期举行文化研究工作坊。工作坊的成员主要由她历年来的博士生组成，这次的主题是讨论刚上映的电影《银翼杀手2049》。一名主讲人说他看了5遍《银翼杀手2049》，戴锦华惊异地睁大了眼睛：「干什么？那么喜欢？」她并不喜欢这部电影，在她看来，前作诞生的80年代，人们依旧具有直面残酷的勇气，新版更多是一个寻父故事，「这种勇气已经散了」。

她将当下界定为一种「后革命、后人类」的时代，「整体的文化，把新的社会主体的体认社会和体认生命的方式限定在个人，限在个人短暂有限的生与死之间。于是真的可以被体认的就是小确幸和小确丧，而不是任何的社会、历史、世界、人类。」她向《人物》记者阐释。采访中，她屡次大段大段地表达她对当下、对世界的忧虑。

1990年，在北大的一场国际研讨会上，意大利作家翁贝托·埃科做闭幕致辞。戴锦华清晰地记得演讲的结尾：「全世界的统治者都弄错了，他们以为发生的是全球移民，但事实上，这是个大迁徙的时代，它正引发着人类未曾遭遇的问题。天下大乱了，朋友们，这是我从欧洲带给你们的消息。」

「天下大乱了，朋友们。」戴锦华用冷峻低沉的嗓音复述了一遍。在27年后的今天，情况正变得更糟——危机逼近的不安感越来越压迫戴锦华的神经。在她的判断中，我们正同时迎来现代文明冲顶（数码转型与生物学革命）和文明见顶（能源危机和环境灾难）相遇的时刻。

她注意到，曾轰动一时的富士康员工连环跳事件，突然有一天，停止了，相伴而来的是另外两条新闻：「郭台铭和马云联手开发智能型机器人」、「富士康一次性裁员6万」。连环跳的难题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但紧接着，这些「解放」出来的工人该到哪里去？社会应该如何安置他们？对戴锦华来说，时下热议的人工智能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资源的分配不公。「人工智能的应用将在整个世界范围之内，不是制造穷人，是制造弃民。」

几乎未经抵抗，人们顺从地、毫无感知地处在变化之中。在2016年底一场名为「未来的维度」的演讲中，戴锦华说：「科幻小说、科幻电影曾负载的、最张扬、最狂悖的未来想象变为我们的生活事实。」但与此同时，「未来之为现实参数的蒸发殆尽」。

这个在过去30年间多次成功「突围」的学者第一次承认，她丧失了坐标，丧失了有效的参数，也丧失了对世界清晰的把握感。

「新的历史主体和新的历史结构肯定是在这个变化之中产生的。」戴锦华顿了顿，很快又补充道，「它一定不是我。」她借用《一代宗师》中的台词回答：大时代，无非是一次选择。我选择留在属于我自己的时代。

戴锦华相信，80年代是她最美好的时光。她谨慎地和这个时代保持距离。「我仍然在跟随着这个过程的观察、思考和批判之中，只是我想我不是内在这个变化之中的一份子了。」戴锦华说，「我选择留在我自己的时代不意味着保守，也不意味着停滞，它只是一种坚持和一种选择。」

而对毛尖来说，戴锦华的存在是种巨大的安慰。「我们常常是在戴老师研究的延长线上工作，她撑开的研究地平线，我在做，我的学生也还在做。很多领域的前辈发出起跑口令以后，自己就消失了，戴老师现在还在领跑。」

戴锦华的老师、北大中文系教授洪子诚观察到，戴锦华经常在著作中使用「镜城突围」的意象，镜意味着影像重叠、幻影幢幢、真假莫辨，意味着确凿无疑的强势下潜伏的「不确定」——因此，戴锦华所说的「镜城突围」这个短语，「概括了在矛盾、困难，和不确定中寻找『位置』的基本的生活、学术态度。」

相比学者，贺桂梅更愿意用「人文知识分子」来定义戴锦华：她在感受并实践着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可能性的同时，也深刻地困惑于这一身份和角色的「限度」。贺桂梅说，戴锦华在镜城中的晕眩、迷惑、左奔右突，是作为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宿命。

20年前，戴锦华在一篇名为《犹在镜中》的随笔结尾处写道：「身在家国之内，寻常日子，为女为妻，时被蝇营狗苟的私欲牵动。这是一回事。犹在镜中，但始终尝试指认幻像并尝试破镜而出。」

这么多年过去了，孟悦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戴锦华的样子，她穿一件深蓝色的衣服，面带着蒙娜丽莎式若有若无的微笑。那时候，她总给人「才华横溢但敏感忧郁」的印象，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那种敏感、脆弱、忧郁连影子都看不到了。58岁了，戴锦华还在写，还在走，还在说，还愿意在沉默年代，做一个刺耳而响亮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