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职上山入道观的李闯，最无奈的事，就是别人总觉得他在「躺平」。

外界的标签轻易地把他塑造成一个逃离社会时钟的「反内卷」散仙，但恰恰相反，他一点都躺不平。此时此刻，39岁的李闯正坐在医院楼道里接受访谈，他今天还有一天的课。除了上课，他还要在病房轮转见习，晚上还要复盘病例和见闻。在医院的这8个多月，他每天记录，已经敲下了30万字的笔记，「比当时在道观写的还多」。

李闯的人生轨迹，像是一场永不停止的「漂泊」。从中央民族大学的民族学与新闻学双学位班，到跑去部队当兵；从考上人类学硕士去云南边境做田野调查，到进入北京的国企出版社；再到辞职走上武当山，最终在36岁的「高龄」重新成为一名中医本科生。

在这些不断变换的轨迹里，他过着一种自律、纯粹追求知识的生活。他的手机界面异常干净，没有短视频软件，只有几个最基础的应用、病历软件和AI工具。他每天买菜做饭，吃得极其健康。他把旺盛的精力全部倾注在纯粹的求知和日常的高强度记录上。即便在最该松弛的武当山道观里，他也坚持每天写作记录生活，最后变成了一本名叫《辞职上山》的书。

选择不断变换轨道，李闯说，背后是他对「过于确定的生活」的恐惧。在出版社工作时，他患上焦虑症，而从出版社辞职，正是因为他一眼看到了30年后自己的样子。登上武当山，是他众多尝试中的一次。他被安排到武当山最高峰的金殿（俗称金顶），与道长们生活在一起。在那些日子里，他没有找到真正的避世地，却看到了「另一个人间」。他会和道长们为了下午四点半的油饼较劲，也会在暴雪过后、太阳出来融化坚冰时，找块大石头一躺，感受闲暇。然而，当他的经历被搬上网络，人们却把他塑造成反抗内卷的符号，各种媒体蜂拥而至。「当被贴了一个标签后，好像我就得按这个标签生活。」后来，他推掉了媒体采访，下山后，退回到了自己的生活里。

他好像永远处于折腾与流浪的状态，但问题是，为什么要这样？

某种意义上，他是「无家可归」的，他身上有一种与时代所不同的疏离感。他成长于一个充满控制的家庭，以至于成年后，他极度反感别人干涉他的生活边界。精神层面上，他同样无法在一个地方停留得太久。他的网名叫「行李」，因为从小没有自己的房间和床，搬家又太频繁，「在旅途的时候书包就像家一样」。

焦虑是困住他的牢笼，但旺盛的求知欲，和永远去探索各种「可能性」的行动力，又是他拯救自己、寻找意义的办法。他不愿顺应那个早已被规划好的「应该有的样子」，宁愿自己选的路是个坑，也不愿被别人推着走，并且在这个时代中，寻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种活法。

下面是李闯的讲述，部分内容整理自《辞职上山》：

文｜易方兴

编辑｜槐杨

图｜（除特殊标注外）受访者提供

山上不是世外桃源

当初决定上山去道观的时候，我得填一份报名表，里面要写学历、专业、职业技能等等，我故意全空着。我就是想看看，「一无是处」的人能不能在道观干下去。

很多人以为我上山是去「躺平」的，上山之前，朋友跟我吐露过她想象中的道观生活：每天扫完地、喂完猫，听道长吹吹笛子，看看云彩发发呆，反正今天也不能提前扫明天的地嘛。说实话，我也是带着这种对「平行时空」的好奇上的山，觉得总该有个不染凡俗、逍遥自在的地方。所以我带了秋冬两季的厚衣服、茶具，甚至还背着一把一米多长的古琴，吭哧吭哧爬了上百级台阶去报到。

我满脑子都是武侠小说里的情节，以为怎么着也能见着个仙风道骨的「掌门」或者「掌教」。结果一报到，直接把我领进了「管委会」办公室，接待我的压根不是什么掌门，而是「主任」。

进到道观之后你会发现，无论是「主任」，还是各种日常的管理方式，其实跟单位、公司没什么区别。主任公事公办地拿着我的证件端详，那一刻我真有点恍惚，感觉这哪是上山躲避红尘，这简直跟去企事业单位入职一模一样。

等到了年底，这种「企事业单位」的既视感就更强烈了，因为道长们也要搞年终工作总结。这确实让很多道长感到了真实的困扰，虽然说写完总结才能拿年终奖并不是一个硬性规定，你不写也没人指责你，大家也都表示理解，但到底事关年终奖金。

开完年底工作会，好几个师傅苦着脸凑上来拍我肩膀，冲我挤眉弄眼：「小李，靠你了！多写几份！」那几天，到处都能看见叼着笔对着空白信纸发愁的道长。看着他们抓耳挠腮的样子我就叹气，山下的人要总结工作盈亏，山上的人要反思修行功过，哪儿都躲不过。

说回刚上山的时候。第二天，主任给我分配了工作——在金殿周围扫地、维持秩序。

光看这工作内容，确实很像「躺平」。不需要什么专业技能，拿把扫帚就行。但你要是真的扫上一天，就知道这活儿有多让人崩溃了。

在山顶工作，最怕遇到「嗑瓜子天团」和「吃零食儿童队」。他们一边爬山一边往嘴里塞吃的，我经常得拿着扫帚跟在人家屁股后面一路扫，有时候甚至能从一地的果皮果核，完整还原出一个苹果是怎么被啃完的全过程。要是赶上风雨交加的坏天气，在山顶八级以上的大风里，我们还得拿着长竹竿，小心翼翼地挂在陡峭的山崖上，去捞游客随手扔下悬崖的塑料瓶，那简直是高空杂技。至于悠闲地喂猫？山上的猫早被游客喂得挑食极了，你扔个小馒头过去，猫都一脸嫌弃。

除了扫不完的垃圾，维持秩序也是个让人头疼的差事。游客们特别喜欢「撒币」，水缸里、树杈上，到处都是硬币。有一次，一个小孩伸手去护栏里捡硬币，被抓住了，他那年轻的妈妈不仅不依不饶，还理直气壮地跟我咬文嚼字，说她孩子那叫「投」币，不是「偷」币，最后硬是闹到了景区管委会。

最让我大跌眼镜的，是一对老夫妻。那天我正扫着地，就听见「梆梆梆」的声音，转头一看，一个大爷正拿着手里的登山杖，沿途去敲建筑和钟鼓。我赶紧冲上去阻拦，跟他说上面刻着「嘉靖四十二年」，这都是文物，不能乱敲。大爷理直气壮地怼我：「哈？文物？你骗谁！文物你为什么不搬进屋里去？摆在外面难不成还要给它做个罩子？」扬长而去。

我当时站在原地，气得发抖。

在山上待的这段日子，这种让人哭笑不得的事几乎每天都在上演。来之前，我以为道观是避开消费主义绑架、逃离世俗社会的世外桃源；来了之后我才发现，这里根本不是什么避风港，游客们带着各种执念、欲望和粗粝的习惯涌上山顶，这里简直是一个浓度更高、更喧嚣的人间。

李闯在雪天值殿

无家可归与晒太阳

如果没有游客打扰，道观里的闲暇时光确实让人羡慕。

山上最喜闻乐见的休闲活动，当属晒太阳。山顶的冬天本就天寒地冻，屋里也阴冷，中医认为晒太阳是补充人体阳气的重要手段。所以每个阳光充足的日子里，大家就陆陆续续走出屋门，有看书的、下棋的、练乐器的。

有位白胡子老道爷，经常在找不到棋友的时候，不由分说就把我按住陪他下棋，根本不管我是要去扫地、散步还是内急如厕。还有的道长喜欢一边晒太阳一边抽陀螺，没空的时候别人还帮他抽几下。

不过，除了心安，也有糟心的时候。

其实，我当初最不情愿来金顶做义工，主要就是害怕一件事：这地方交通这么不方便，万一突发急病可怎么办？我这人有严重的疑病症，我经历过好几次「惊恐发作」，突然出现心慌、胸闷、失眠，我常常以为自己会猝死。我跑遍了北京各大三甲医院，把心脑血管、肝胆脾肺肾全查了个遍，各项指标都正常，但我就是觉得大限将至，半夜经常反复惊醒。那种疑病带来的死亡恐惧，是我多年来挥之不去的梦魇。

我妈是个「半吊子养生爱好者」，在生活里，她老用自己那点有限的常识给我「定病」：看我脸色不对，就说是心脏病；舌苔颜色不对，就说是猩红热；嘴唇干裂一定是极度亏虚；走路不稳，不是高血压就是脑梗前兆……从我上小学开始，我就经常半夜被她叫醒，去医院看急诊，结论却是啥病没有。这就导致我从小一直活在一种怀疑自我、又不知道怎么摆脱的环境里。

结果在山上，怕什么来什么。

某天早课的时候，我忽然感到后背一阵剧痛，伴随着小腹明显的下坠感。我心里想：坏了，莫不是肾结石复发了！我拿着道长开的介绍信，一路打听、倒车，花了大约4个小时才跑到十堰市的太和医院急诊。重新回到城市，看到医院里人来人往，我竟然有些不适应。急诊大夫给我拍了CT，一脸凝重地告诉我，左肾里有一块很大的石头，必须尽快手术，花费大概7000元起步。

这把没交本地医保的我吓了一跳。大夫给我开了缓解症状的针剂，我一个人坐在输液室里，看着药瓶里的药水慢慢滴落，心情复杂。

那是让我感到极度恐惧和孤独的一个瞬间。这是我第一次来十堰，在这个城市里，我一个亲戚朋友都没有。如果真的要做手术，连个能给我签字的人都找不到。逃避了世俗上了山，可一旦生了病，面对这副肉身凡胎的折磨，我依然是个没有任何依靠的孤家寡人。那种「无家可归」的漂泊感，在那一刻死死地掐住了我。

好在第二天事情迎来了反转。专家门诊的大夫看了化验报告说，左肾根本没事，是右肾有一块4mm的小结石，多喝水自己就能排出去，完全不用做手术。

等我连夜爬回金顶，山上的道长们全围了过来。听说我是结石，大家开始热烈讨论各种民间验方：金钱草、蛇刺秧、芒硝、鸡内金。有人自告奋勇拿着镰刀出去给我割草药，管委会的领导还拿单据给我签字报销——我这才知道，道观里居然还有「医保」。一位下山买药的道长把一包芒硝放在我宿舍的桌上，坚决不要我的钱。他跟我说：「出家人以慈悲为怀，你没钱住院，我们可以给你捐钱啊，反正出家人也不用攒钱。」

我每天早上用道观公费买的砂锅，煮一大锅药汤当茶水喝，不知道是哪块薛定谔的结石排了出去，反正后来再也没有不适感。

得知自己生病时，我一边担心健康，一边最怕的是给大家添麻烦、遭人嫌弃。但在那一刻，看着大家跑前跑后陪我聊天、给我找药，我忽然觉得生病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山上山下全在人间，虽然躲不开对疾病和未知的恐惧，但人与人之间这种简单又真实的陪伴，确实能托住一个人。

在山上打坐的外国道友

困在秩序里

说起来，我在山上生病时那种患得患失、总怕给人添麻烦的不安全感，还有面对那个拿登山杖敲文物的大爷时产生的愤怒，根源是一样的。我这人身上有一种抹不掉的「规矩感」和紧绷感，是小时候在家里被规训出来的。

我从小家里规矩多得吓人。吃一顿饭，筷子拿得不对会挨打，吧唧嘴也会挨打，一顿饭差不多能挨七八回打。哪怕只是拿个东西，就根据手指的姿势，我妈也会揍我，怀疑我模仿别人抽烟，学坏了。除了规矩，还有穷，2004年，我在北京上大学，最穷的时候，一个月的生活费大概只有170多块钱。那时候大家还在用纸币，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找个废纸盒，每天出门买东西回来，把一块钱和一块钱以下的零钱全都扔进纸盒子里。为什么这么干？因为我知道如果有一天卡里一分钱都没了，根本没人会管我，这盒钢镚就是我的救命钱。

这种穷出来的习惯一直跟着我。比如衣服经常一穿就是十几年。三十多岁我重新读本科，大一时我想买件卫衣，让自己看上去更像大学生，但纠结了好几个月，直到过了穿卫衣的季节都没买，后来大三才真的下单。我对「家」也没有概念，因为我从小连一张属于自己的桌子、一张自己的床都没有，我一直处在一种漂泊和极度缺乏安全感的状态里。

正因为从小被死死地管着，长大了我就特别反感别人替我做决定。大四那年，家里人自作主张给我报了考研。我很生气，你们连考研到底是啥都不了解，凭什么替我做决定？正好看见学校贴着应征入伍的海报，我就报名了。我当时的想法特别简单粗暴：我不知道前面是个沟还是个坑，但如果被人推着走掉进去了，我会觉得很亏；但如果这路是我自己选的，哪怕最后摔跟头了，我也能心安理得地说一句「我活该」。

有意思的是，退伍回来，当没有家人在背后拿着鞭子逼我的时候，我反而主动决定去考研了。在这个主动的选择里，我体会到了建立自我秩序的爽感。做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时候，我一个人跑到云南西双版纳的村子里住了一年。每天跟着村民下地干活、吃竹子里的虫子，从零开始学他们的语言。中间骑摩托车出了车祸，飞出去摔得浑身是伤，晚上发烧没水喝，我就拿半瓶啤酒就着退烧药咽下去。身体上受了极大的苦，但我精神上却觉得极度自由和痛快。当我面对二三十万字混乱的口述访谈记录，最终从中梳理出一条清晰的逻辑和理论框架时，我发现我是那么迷恋这种「从混乱中寻找秩序」的过程。

毕业后，我进了一家国企出版社。对我的家人来说，一个北京孩子当过兵、读过本科，找个稳定单位安稳干到退休，就叫完美结局。但我干了没几年就受不了了。单位规定一年做两场线下活动，我一个月就拼命做了10场，可这些多出来的工作量，并没有给我带来任何满足感，也没有什么收入的提升。在那里，我一眼就看到了自己未来三十年的样子：结婚生子，熬个中层，准备退休。

那时候，我真的觉得自己是个「一无是处」的人，这才有了后面的上山。

后来我觉得，很多人活着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只是因为不得不活着，所以靠着「惯性」在熬日子。我前半辈子花了二十年的时间去努力遵守别人定下的规矩，当个听话的人。但我逐渐意识到，我没法接受这种活法，我希望有能力去建立属于我自己的新规则。

我骨子里是个极度追求大秩序的人。但我发现，现实社会的这套主流评价体系——你要买房、要晋升、要搞好人际关系、要按部就班地老去——它根本不符合我心里那个理想的「秩序」。那我就有随时「掀桌子」重来的勇气。

我把故事写出来，很多人说我就像堂吉诃德一样，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目标去冲向风车。但我把《堂吉诃德》看完了，冲向风车只是其中一个片段，当时很多人遵守着中世纪的教会法律，觉得堂吉诃德离经叛道，但堂吉诃德恰恰是有一套自己的价值观，并且从始至终都在真诚地捍卫这套价值观。真诚的人，往往看起来都很可笑。

但我不在乎。我不必在世俗的赛道里去争输赢，我可以游离在这个体系之外，用自己的规则来活。我也正是这么做的。为了不让自己变成一个靠惯性活着的人，我辞了职，上了山。

山上有不同的时间体系

真正的「修仙」

回过头来看，在山上待久了，真正给我上了一课、解开心里那个疙瘩的，是那些没什么学历的道长们。

他们中很多人连小学都没上完，字都不怎么认识，但他们从生活里总结出的智慧，比很多读了一肚子书的人通透得多。现代人每天在网上吸收各种各样的信息，刷到一个新名词、了解一个新疾病，马上就会变得更焦虑，而道长们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知识是知识，智慧是智慧。

而且，道观里有一种特别难得的边界感。以前看《西游记》，总觉得修行的人要去普度众生、要去干预世事。但在武当山，大家过得都很自我，根本不管别人的闲事。

我刚去的时候，还担心他们会不会劝我留下出家，结果没有一个人跟我提过这茬。他们的观念特别实在：「修道是一件非常苦的事儿，我自己出家了，也不知道未来能修成什么样，我干嘛要把你拉下水呢？」

这对我启发太大了。我以前特别热衷于去研究别人、指点别人的生活，后来我才意识到，我之所以那么爱管闲事，其实是在逃避我自己的人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自己的命运时，我就去干涉别人，只要别人按我说的做了，我好像就挺成功的。但这完全是自欺欺人。

很多人跑到山上去，是为了追求「开悟」。我以前以为，所谓的开悟，就是一个人把什么事都想明白了，别人问什么你都能答得上来，跟个高僧大德似的。后来我发现，那不是开悟，那是人工智能。

真正的开悟，是那些让你痛苦的事、想不通的问题依然还在那儿，你还是没有答案，但是，它们再也困扰不到你了。因为你把注意力收回到了自己身上，你有了一个很稳的内核，外界的那些流言蜚语、社会时钟的催促，再也伤害不到你了。

我现在打心眼里相信，人生唯一一件正事，就是「修炼成仙」。

今天，我们点几下手机就有人送来食物，坐上飞机就跨越千山万水，已经过上了古人眼里的「神仙日子」，但如果觉悟跟不上，就算真的有一天人类靠基因技术长生不老了，让你每天早上踩着筋斗云十万八千里去灵山打卡上班，晚一分钟扣你绩效，你照样不会羡慕筋斗云，你只会觉得上班是万恶之源。

所以，「修仙」的本质，是修「逍遥自在」的程度。有了活在当下的觉悟，你就是个「神仙」。

下山

很多人问我，在山上待得挺熟的，为什么不到一年就下山了？

其中一个原因，是媒体报道出来之后，有很多人联系我。我觉得自己火了，沉迷当中得有个两三天的时间，就觉得可能以后会有人认出我来，心里边得意。到了第三天、第四天，我在斋堂门口扫地，突然间想到：我到山上来是为了要干嘛，我难道是来这儿当网红来了？

之前在出版社工作，我很了解这套营销的方法，如果成了名，后边就可以去带货、做直播，上节目。当时有些节目组找过我，我都推掉了。因为我觉得那本质上是个综艺节目，是个「景观」，它是需要表演出来的，而我没有一直当演员的耐心。在这个意义上，我不需要别人关注我这个人，这些流量和名气，对我来说是很无聊的事情。

所以从山上下来以后，赶上疫情后半段，我需要一段时间来慢慢调整，当时也没有其他的选择，我就守着胡同里的一个小卖部，生活在两间屋子里，一间开店，一间住人。我想着在物资有可能匮乏的时候，我守着这样一个店起码不用为吃喝发愁。

李闯的小卖部

也正是在这个小卖部里，我听到了一句让我印象特别深的话。

夏天乘凉的时候，大家坐在小卖部外边聊一些生死的话题。有的人就会说：「嗨，没事儿，讲究那么多干什么，不用在乎那么多，没死就先活着对吧？」

我听到这话的时候，非常不同意。觉得这样的人生太消极了，没有任何自己的主动性，因为不得不活着，所以才活着。

但是现在，我非常认同这句话。当我回过头去看，我看到的是自己的狭隘。这句话里面其实包含着底层的智慧、无奈，还有生活的勇气。普通老百姓非常朴素，朴素到他不希望用语言去雕刻自己，他不愿意说我是「孤勇者」，我要「逆风而上」跟命运抗争，生活把他磨平了，他更习惯直接去处理生活当中的每一个鸡毛蒜皮的小事，他也会愤怒、抱怨，但他真的是在面对，他没有轻生，没有逃跑。

我开始学着去理解这种粗糙的真实，但这个小卖部最后我还是开不下去了，我妈总想介入这个小卖部，但她那些做法等于完全打破了我的秩序感，每次都弄得一团糟。持续了一年，我也有点烦，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想着要重新高考去学医了，最后考上了一所三本医学院。

上了大学，我和一群04年出生的孩子成了室友。想想看，我18岁那年，他们才刚出生。大学跟我当年不同了，现在的大学越来越像高中，还要上晚自习、做早操。跟这些00后们待在一起，我发现大家的学习习惯也完全不一样。他们习惯了中学那种管理模式，对于很多医学知识，比如失眠、贫血的症状，他们习惯把书上这一行画下来，抄到笔记本上，考试的时候按这个写，不去过脑子推导。而我学中医，是想把底层的逻辑弄清楚，如果逻辑不通，我会非常难受。

上课的时候，如果我觉得教材编写有问题，比如只讲疾病的外部原因，不讲病人本身有糖尿病之类的内部基础病因，我就会站起来跟老师辩论。我觉得我要用我的知识跟老师进行交换、互相分享，但在有些人看来这可能是不尊重老师。所以现在上课，老师基本上都不问我问题了。

我还记得17岁的时候，跑到北大去蹭课，找老师要北大课表，老师也给了我一份。当时北大50个人的课，有时候教室里能坐一百多人。

现在的大学模式要相对刻板一些。但我真心想把中医的知识学好，也在认真学，所以一到期末考试，我的人缘就非常好，走在路上许多同学会跟我打招呼，叫我「闯哥」。因为我会给整个年级整理考试重点，去老师那儿磨考题，还会帮不及格的同学去找老师说好话捞一捞成绩。当时，打印店还把我整理出来的笔记拿去卖钱。

学医的这几年，每天我都过得非常充实，总觉得时间不够，白天要上课，或是在医院看病，晚上回来还要记录这一天里发生的事情，我已经记了三十多万字的笔记了。

李闯重新高考的资料

行李

很多人不理解，我都快40岁了，为什么还要重新参加高考来上医学院。好多人劝我，说你应该去走「师承」路线，去拜师。

我算过一笔很清楚的账：走师承要先学三年，再考出师、考助理医师，熬到第九年才能考执业医师。现在找个名师，便宜的得交几万块，一对一的得二三十万以上。但我重新参加高考上个三本，五年学费十万块钱，六年就能拿证，还能接受系统的医学训练，花钱少，性价比绝对高。

辞掉出版社工作时，我也是这么算的：你在北京找个月薪三万的工作，干一年不吃不喝攒下三十六万，干十年攒三百六十万，在四环差不多勉强能买个很小的房子。可你刨去开销，再搭上你这十年的健康，最后还能剩下什么？我歇一年，少挣这十万块钱，跟我多挣这十万没什么区别，但我歇了这一年之后，我的人生可能会发生很大变化。

去学医，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我自己。我以前有严重的惊恐发作，一点点伤口就觉得天塌了，最怕死前挣扎的那个过程。学医其实是相当于把自己作为一个患者，去努力掌握一套能诊断自己、解剖自己的工具。

前两天我做饭，吃最后一口粉条的时候，发现上面有个黑疙瘩。我脑子里立刻跳出来：淀粉发霉产生的米酵菌酸是可以致命的，头皮就开始发麻，心跳加速，已经在惊恐发作的边缘了。但我最后翻垃圾桶把那块东西找出来，拿刀切开，发现那只是制作时混进的沙子，这才放心。还有一次去理发，推子卡了一下把我的脸划破了。走在半路上，我就把自己抽离出来像急诊大夫一样诊断自己：推子前几十分钟没用过，艾滋病毒在空气里存活不到半小时；伤口没两公分深，破伤风是厌氧菌，培养不出来。这么一盘算，我半路拐回家自己拿酒精消个毒就完事了。

寻找这种能够自我说服的底层逻辑，贯穿了我的生活，写书也是一样。写作对我来说是一个靠理性和逻辑推进的过程，如果前后句之间没有逻辑，纯靠美学来联系，我不知道怎么写。在这个过程中，你面对的是你自己，你连自己都骗不了，更别想骗读者。当我把这本关于武当山的书写完，把逻辑理清楚了，我觉得这段经历可以画句号了，可以开始下一件事了。

医学生要读五年，现在，我大四，在河北大名县的一家基层医院跟着老院长实习。老院长是从基层卫生院升上来的，医术、人品大家都佩服。他挺肯定我，说我现在已经可以独当一面，很多事情比刚来的大夫都熟悉。

在医院，每个礼拜都能碰上几个觉得自己心口疼、天天担心自己是不是脑梗心梗的病人。有些大夫可能会觉得这人不就是神经官能症吗，但我能理解他们。因为我自己以前惊恐发作的时候就是那个样子，我太知道那种感觉有多痛苦了。所以我会更有经验地去考虑，怎么才能真正帮他们缓解症状，让他们慢慢走出来。

大家对我也挺好，老跟我说「把这儿当家一样」，但我听了其实挺有负担的。基层医院这种熟人社会充满了人情味，待久了，领导会给介绍对象，同事习惯下班以后聚餐应酬。对于人和人之间这种强的纽带，我是比较陌生的，我没有这个能力去处理。

回过头来看我这些经历，你会发现一个脉络：我跟这个世界、跟具体的人建立深度的连接，基本上都只持续一年左右。在云南村子里做田野调查，待了一年；在武当山做义工，待了不到一年；下山开小卖部，待了几个月。现在在大名县实习，我计划也是待个一年半载把这里摸清，然后找个理由去天津再生活个一两年。

我给自己起了个网名，叫「行李」。因为从小家里就没有我的房间、我的床，我对家是没有概念的。小时候听人说，在旅途的时候，书包就像家一样。这几年我到处漂泊，最多的时候9个月搬了6次家，跨了5个省。现在走到哪儿，我的行李在哪儿，哪儿就是家了。

我喜欢过一种充满未知感的人生，未知，反而有了继续往下打的动力，去发现问题，去尝试生活里各种未知的可能性，背着行李去下一个地方。就像武当山的道长所说，这个永远在路上的寻找过程本身，就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