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5月，位于浙江舟山市岱山县的衢山岛内，气温接近30度，闷热，多雨。陈利荣送完最后一单，后背的汗渍洇成一片深色。长裤、工服、头盔是她的日常标配，从送外卖开始，她身上的女性化标识就不复存在。

同一时间，上海下着雨。女骑手田丹拧大油门，一头冲进雨幕。工服湿漉漉地粘在身上，生理期的绞痛一阵阵袭来。超时前一分钟，餐准时送达。

温州老巷，女骑手蛋蛋把一份披萨放进车筐。她穿了件宽大的T恤，把外卖服松垮系在腰间，虽然很热，里面还是套了件小背心。她想凉快，但她更担心走光。

在这个燥热的初夏，我们对话了三位来自不同地区的外卖骑手，她们的学历、年龄、家庭背景、收入情况各不相同，唯一相同的，是她们的性别。

去年，山东籍女外卖骑手王晚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让这个群体被更多人看见。实际上，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女性把送外卖当作一份固定职业。《2025新蓝领人群洞察报告》显示，全国约1400万外卖骑手中，女骑手占比达到24.3%。

是什么让她们选择了这个比拼速度和体力的工作？她们在这个系统里有着怎样的苦辣酸甜？送外卖对她们的生活有改善吗？她们又为此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5月19日，衢山岛的午后气温直逼35度。海风掠过陈利荣的发梢，她攥紧电动车把，油门一拧，整座岛在车轮下铺开。

路边等单的女骑手高声招呼：“陈队长，今儿跑几单？”

“37”，她侧头应着，没有减速。

多年来，岛上的人只唤她“广英儿媳妇”——婆婆名叫广英，来岛早，熟人多。直到近两年，“利荣”或“队长”才成为她自己的名字。

送完最后一单，她瞥了一眼手机。下午4点20分了，距离小女儿放学还有10分钟，她必须准时赶到学校。

陈利荣在岛上待了近10年，送外卖是她做过唯一可以兼顾挣钱和顾家的工作，她的收入早已超过了丈夫。有时候赶上给孩子做饭，系统突然派单，她就把火关了，用十几分钟送完单子，回来接着做饭。

很多人想不到，如今这安稳度日的海岛，曾是她拼命想逃离的地方。

2016年，19岁的陈利荣跟着当时的男友，也就是后来的丈夫一起登岛。本以为岛上藏着许多机会，可现实却比安徽阜阳老家更窘迫。男人大多出海捕鱼，留守女人则大多织网谋生，或做服务员。初中没毕业的她，在岛上找不到生计，便跟着丈夫到岱山县打工，后又回岛上在马桶配件厂做工。

2019年，工厂倒闭，她再度失业。丈夫收入不高，两个孩子要养，她急得四处找活。织网一天100元，接单不稳定；当服务员月薪三四千元，旅游旺季要熬到凌晨，没法照顾孩子。当一个妈妈想要工作，限制总是太多。

那时岛上刚出现外卖产业，这是一份相对自由的工作。虽然当时单量不高，但符合陈利荣挣钱和顾家的需求。她年轻、肯干，很快就升任骑手队长。

现在的陈利荣，是衢山岛一支平均年龄40岁的淘宝闪购骑手队里，最年轻的“头儿”。队伍由4名男骑手和9名女骑手组成，女骑手都曾是全职宝妈，如今靠老乡和朋友推荐重新工作。这也是陈利荣小队的特色。

陈利荣负责排班，会考虑女骑手顾家的需求：孩子上初中的姐妹排早班，方便她们清晨送学；孩子上小学的排中班，刚好下午接娃；没有育儿重担的骑手则兜底晚班。淡季时，她尽量将订单均分，保住每个人的基础收入；旺季单量暴增，她又主动熬夜加班，替大家分担压力。

在岛上，她们不仅在送外卖，更在彼此的人生里，撑起一把遮风挡雨的伞。

与衢山岛隔海相望100多公里的上海，积雨云压满城市上空。37岁的田丹拧大了油门，雨水灌进脖颈，浑身被潮湿包裹。电动车后箱里，是送往某工厂宿舍的一份午餐，距离超时还有10分钟，她顾不上躲雨。

田丹的骑手路，是被70万欠债硬逼出来的。

她来自陕西农村，初一辍学，随后在南方工厂的流水线干了几年。婚后她成为全职宝妈，在家照顾两个女儿，丈夫则在广州承包小工程。2019年，丈夫的工程亏损，七八十万外债像山一样压下来。

2021年，丈夫到上海做电工，月薪上万，依旧填不上债务窟窿。丈夫给她打电话，希望她来上海打工挣钱，一起还债。田丹也盼着能出去挣钱。欠下的多是亲戚朋友的钱，留在老家难免要碰面，这让她总觉得抬不起头，心里过意不去。

到了上海，她找了七天工作，不是保洁就是进厂，工资最高5000元。对于还债，只能是杯水车薪。

这个时候，在上海做外卖骑手的哥哥，给她看了日入500元的收入截图，劝她去跑外卖。她最开始很抗拒，“一个女的，风吹日晒，多丢人”。丈夫也强烈反对这份高危又辛苦的工作。

但实在没路可走，她只能试试。前三天，她跟着哥哥认路，第四天开始独自接单。别人一次接五六单，她只敢接一单。入行第7天，她在吴淞大桥绕了40分钟，始终找不到路，问一位环卫大爷，对方却说：“路都认不得，还送什么外卖？”

她坐在路边哭了10分钟，给丈夫、爸妈挨个打电话：“我不行了，干不了。”挂了电话，一想到孩子和巨额债务，她又骑上电动车，擦干眼泪，继续送单。订单在最后一分钟被准时送达。

2026年是田丹在淘宝闪购跑外卖的第六年，那次迷路只是一个插曲。

此后，她保持着每天10小时的送单时长，刚开始半年基本没休息过，哪怕是刮台风，她也不休息。起初路不熟，送单少，她一个月挣六七千元。半年后，她就月入一万多元。今年，70多万元的债全还完了，她贡献了30多万元。

送外卖还让她成了“名人”——疫情期间，她不惧风险，开车给独居老人、慢性病患者送药，给婴幼儿送奶粉和尿不湿，曾先后获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三八红旗手。

如果说陈利荣和田丹代表了女骑手中的底层女性，那么作为海归派留学的蛋蛋（化名），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女性样本。

34岁的蛋蛋，本科毕业于浙江财经大学，硕士毕业于英国拉夫堡大学。她从小便成绩优异，一路就读于重点中学。但哪怕成绩稳居班级前五，只要她单科未满90分，迎来的便是妈妈的毒打与刺耳的羞辱。

硕士毕业回国后，蛋蛋先后做过教育机构新媒体运营、电商短视频的工作。高强度的工作让她长期处于情绪崩溃的边缘，而妈妈不间断的催婚与工作施压更让她感到疲惫。

那段时间，她经常感到心脏狂跳、眩晕与惊恐。她曾误以为这是自己抗压能力差、性格有缺陷。最绝望时，她在深夜不停搜索“怎么自杀不疼”。她跟妈妈描述了自己的躯体化症状，妈妈无法理解，甚至对她说“你怎么不去死”。直到走进医院，拿到“混合性情感障碍”的诊断书，她才明白这不是自己的错。

这一次，她选择了辞职，拉黑了妈妈，开始遵医嘱服药。过了一段时间，她的病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她不想窝在家里，看着花6000块钱买的米白色电动车，她突然想：“要不，去送外卖？”

2025年7月，她注册成为美团众包骑手。第一天跑了五小时，赚了100多块。客户说“谢谢”那一刻，她人生第一次觉得，自己还能做成一件事。她说自己最喜欢“风吹在脸上，手握着方向，掌控一切的感觉”。

也不是一切顺利。她跑单的温州老城区，导航偶尔会失灵。一次大雨，她绕路20分钟，仍找不到地方。顾客急得直骂，她一句也没解释。挂了电话，想起以前在职场受的委屈，回家还得被妈妈指责，她觉得“这点事儿，实在算不上什么”。

没有复杂的人际关系，没有无尽的绩效考核，也屏蔽了妈妈。只是接单、送单，手机“叮”一声，钱立刻到账，这种即时回报的正反馈，治愈了她大半心疾。“以前的人生，是36码的鞋，可我是38码脚，硬挤得疼。现在不挤了，找双合脚的，舒服就够了。”

风雨里奔波的三位女骑手，只是庞大叙事里的微小缩影。外卖行业像一张柔软又结实的网，接住了被学历卡住脖子、被年龄逼到墙角，或因身体、性别而在就业时碰了一鼻子灰的女性。

对她们来说，这里更像一个足够公平的赛车跑道——只要肯跑，生活就还有盼头。

衢山岛常住人口5万多，只有一个小区有电梯，其余多是老式筒子楼。

陈利荣每天最少爬楼几十次，海岛的夏天热得让人喘不过气，可她从不穿裙子。平台随时可能做装备抽检，要刷脸，她必须穿工服。就算平台允许，她也只能选择长裤，爬楼送餐更方便，骑电动车也不会走光。

夏天是一场漫长的煎熬——防晒面罩不透气，隔十分钟就得摘下；防晒霜一天擦七八次，她依然晒得黝黑。

哪怕是生理期，她也从未休息过，“歇一天就少赚200多元，孩子的补课费还等着交。”她的痛经症状较轻，但是无法及时更换卫生巾，也让她整日闷胀不适。她也能看到更多女骑手的不易，队里有一位姐姐，哪怕生理期痛到直不起腰，还在接单。

陈利荣还有个困扰，一小瓶矿泉水下肚，就得跑五六趟厕所。为了不耽误跑单，也怕找不到厕所，她一天也不敢喝水，实在渴得不行，才小口抿一点。

田丹也遭遇过无处如厕的尴尬。疫情期间公厕全关闭了，她实在憋不住，只能拿个塑料袋在车上解决。“男骑手随便找个路边就解决了，女人不行，总觉得被人盯着。”那种羞耻感，她现在还记得。

最近，田丹掉头发严重，洗头时一抓一大把。有人说，这是长期戴头盔不透气导致的，还有女骑手发际线后移，她暂时还没发现。

做骑手之前很爱美的田丹，已经很久没自拍了，“脸晒得黝黑，皮肤粗糙，美颜也不好看。”她甚至不记得穿裙子是什么感觉了，几乎每天都穿工服，也好久没买过新衣服了。田丹的痛经比较严重，每次疼到直冒汗。但她一次也没请过假，与陈利荣的理由一样，怕影响收入。

比起她们，蛋蛋跑众包，心态松弛些，她生理期痛经时从不接单。与很多女骑手不同，她还喜欢接夜单，尤其夏天的雨夜，凉爽静谧，她觉得非常治愈。温州老城区的楼道大多没有灯，她举着手机照亮，不停给自己做心理疏导，“这陌生的房子，也是别人温暖的家啊，没啥可怕的。”

但她怕遇到随意的男客户。一次，一个男客户光着膀子穿个内裤就来开门。她愣了下，转身吐槽了两句，没往心里去，“总不能为了这点事去投诉或者起冲突。”

对比之前的工作经历，这些遭遇对蛋蛋来说，都不算什么。她认为，送外卖是最平等、也最同工同酬的工作，“你跑多少单，赚多少钱，全凭本事，算法才不管你是男是女。”

《2025年即时配送从业人员职业健康与发展报告》显示：89.2%的女性骑手生理期会“硬扛”继续工作，仅10.8%选择休息；超76%会刻意限制饮水，减少上厕所麻烦。这种“自我剥夺”带来的脱水、泌尿风险，是行业“隐性职业病”。

高温天，她们也比男性多背负着一层“社会性别”的枷锁——既要“不走光”，又要“追赶高效”。这份未被计入工资的“隐性工时损耗”，是她们在以男性为主力的行业里立足，必须支付的“性别税”。

陈利荣最近有点焦虑。她有两份收入，闪购骑手加驻店骑手，每月八九千元起步，旺季最高可达两万多元。但最近几个月，收入明显下降。

海岛淡旺季界限分明，五六月份渔船归港，七八月份游客涌入，订单本该如潮水般涌来。可现在是5月休渔期，订单却意外地少。

即便单量下降，陈利荣也打算一直跑下去。

衢山岛仅有一条设红绿灯的道路，红绿灯少，就容易出交通事故。2024年，她被一辆违规转弯的私家车撞伤腰部，卧床一周。刚一出院，她就立马复工。陈利荣有两个孩子，大的9岁，小的8岁，“我得赚钱供她们上大学。”

田丹也有对未来新的思考。因为业绩突出，2023年她晋升管理岗，却在2025年又主动做回一线骑手，“管理岗要坐班，从早盯到晚，一个月才六七千。”

她更喜欢在路上，那是无人约束，时间自己掌控的感觉。

她有一条铁规——绝不贪多，也绝不闯红灯，从不接超出能力的顺路单。在上海街头，这个跑了6年的老骑手，跑出了零事故、零违法的长期复利。

这两年，她靠业余时间考了大专，最近还在备考专升本的考试。她想持续提升学历，希望之后有更多职业选择的可能性

相比前两位女性对钱的单纯需要，蛋蛋的人生账本似乎更简单。

“西蓝花10块钱3颗，菠菜两把5块，10块钱的猪肉够吃两顿”，她扳着手指算着日常支出。

如今一周的饭钱，还不够她以前买一只品牌口红。在北京做白领时，她月薪过万，房租5000元，加上护肤、穿搭、人情社交，算下来还得“付费上班”。现在她月入2000元，住自家房子，不社交，没人情往来，不买新衣服。只是吃饭、养猫、买药，她反而活得更踏实。

“从前以为赚大钱、出人头地才快乐，现在才明白，健康自由地呼吸，比什么都重要。”很多人为蛋蛋的高学历惋惜，可她认为送外卖让她找回了主体性，这比体面重要一万倍。

未来，她计划等心理状态彻底稳定后开个小店。即便一直送外卖，她也坦然接受。这个曾被生活碾碎的高学历女孩，以自己的节奏，慢慢把日子拼了回来。

她和妈妈的关系，也在悄然破冰。拉黑妈妈一年多，二人毫无交集。去年，她在小红书账号“惊喜他亲妈”发了一条送外卖的视频，妈妈悄悄点了赞。今年过年，妈妈破天荒没指责她，只说了一句“你开心就好”。5月下旬，她没有继续跑单，带妈妈一块去了新疆旅行。

她们从未想改变这个行业，也没想证明什么，只是当人生的路突然变窄，外卖这份工作，恰好递了一把梯子——不用爬多高，只要踏实把钱挣了，把日子过下去就好。

前几天，陈利荣去偏远的沙塘村送餐，一位40多岁的女士提前在路口等她，还给她带了一瓶冰镇饮料。一次蛋蛋在雨夜送餐，女顾客体谅她，特意从五楼下来接餐。田丹也偶尔会接到女顾客的打赏，3-10元不等。

跑外卖的女人们，接受着这些善意，就这样日复一日地飞驰在送单路上。讲出她们的故事，会让人们知道，自己的身边不只有“外卖小哥”，还有一群同样勤奋肯干的“外卖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