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场里的陈慧,不浪漫,也不幻想
菜场里就是什么事都会发生,好的、坏的、匪夷所思的,「让你不得不更看开一点,你得明白人生就是这样。」
文|冯雨昕
编辑|槐杨
图|(除标注外)受访者提供
不是作家
太阳还没有升起,这是梁弄镇近来最冷的一刻。然而摆摊的人仍要摆摊。就在菜场外,有点拥挤的丁字路口,被药房、生煎、炒货、粮油和五金店团团围住,陈慧和她的摊位看着都是小小一个。
但这个小百货摊有自我彰显的能力——定做的小推车,能承两百多斤货,从热水瓶塞到小板凳,你能想到的日用品无所不有,大件的放车斗,小件的挂车边,枝枝蔓蔓,五颜六色。畅销品跟着季节变换,冬天是洗衣手套,夏天是苍蝇纸和蚊香盘。打火机一年四季都好卖,因为「老太公、老太太们要吃香烟、烧大灶和礼佛点香」。
老太公、老太太们都亲近陈慧,不买东西也要来攀谈,送她自家的农产品,关心她,「昨天怎么没来摆摊?」她回答,「出门办事啦!」她去了趟洗手间,错过了几单生意,回来后安慰我,不用怕,人一准会再来,该她的生意绝跑不了。她摆摊二十年了,她说大家就认她,菜场里流传一句话,「阿三是不会骗人的。」阿三是她的小名,她是家里第三个孩子。
太阳出来了。一连卖出了钢丝球、打火机和几只红包,她有些戏剧性地冲天叫:「工作使我快乐!」在菜场的人群里,她常常觉得亢奋。
天不那么冷了。她脱下羽绒帽,一个戴眼镜儿的年轻人突然凑过来问,你是陈慧吗?她一怔,马上否认,谁是陈慧?我是阿三。语气有点反感。
这个年轻人「不是菜场里的」,是「外头的」——只有外头的人喜欢叫她陈慧——因为他们当她是个作家,尽管她自己不当,「我只能说是个写作者」。
在梁弄之外,她以「菜场作家」的身份为人所知。许多过往报道记录了她的故事:生在江苏如皋,3岁被送养,14岁回到生身家庭,23岁得了终身难愈的大病,到浙江小姨家养病,27岁时经人介绍与本地人结婚。婚后的生活不幸福,物质与精神都很匮乏。儿子出生九个月后,为改善经济,她到菜场摆摊;又过了四年,想排解苦闷,她开始写作。后来她被余姚宣传部引荐,到今天出了五本书。她在40岁时离婚。
2017年,宁波出版社的编辑苗梁婕接到陈慧的书稿,读到的第一个故事是《安庆小叔》,陈慧写一位活了六十八年、「极少有不发愣的时刻」的亲戚家叔叔,写他如何度过潦草的一生。这份稿子是余姚宣传部推荐来的,以往出版社很少做此类书的市场化发行,但这次,苗梁婕决定试一试——稿子里的许多故事平实,语言甚至有点粗粝,「但『嘣』一下就打中了你」。
陈慧习惯写身边人,菜场里的、家族中的。也描写过一些痛苦的婚姻:家庭里男女的衣服不许放在一个盆里清洗;做儿媳的永远没有煤气灶的使用权,做不了一顿自己爱吃的饭;丈夫在市里工作,只有周末回家——回家了也不贴心,妻子觉得「自己正被无处不在的孤独裹紧」……
然而读她的文章,第一知觉从来不会是痛苦。苗梁婕说,陈慧的文字很「脆」,读着像咀嚼生菜,没有苦味。她只是在讲述。
第一次在书店办读书分享会,苗梁婕担心陈慧怯场,「其实完全是多余的」。陈慧全程都很从容,谈吐声洪亮。她事后说,她绝不紧张——怎么会紧张?读书会人再多,能有菜场人多吗?
她做人和文风一样,「脆生生的。」苗梁婕说。
之后她们又一起出过两本书。在对接编稿和出版时,陈慧是撒手型的,什么都是「那就你去弄吧」。比起聊做书的细节,她更感兴趣的是请苗梁婕到家里吃饭时,一定要弄只土鸡尝尝,「她没有把作家的身份很当回事」。
「什么是作家?余华和莫言是作家,我怎么能算作家?」陈慧对我说。
有的人一定要当她是作家,她知道多数是好意,但也引发过不快。比如那位忽然出现在菜场的年轻人,也比如,这两年,常常有奇怪的中年男性要加她的微信,来自五湖四海,「千里迢迢要来和我谈文学」。有人给她发私信说,你下次如果开直播,能不能打电话叫我?更冒失的人,男女都有,一声招呼不打,「直接冲到我家来,我当时还在床上午睡」。她越说越气。这些人最后都被她轰走了。
但偶遇是可以接受的。到了快十点钟,菜场人少了,她收拾着预备下班。迎面来了几个女孩,已经擦身而过,又返回来,小心翼翼地问,你是不是陈慧老师?这次,她爽快地说是。又问明了她们是湖州来的游客,主动与她们合影、签名,推荐她们去附近的四明湖游玩。
「像你们这样逛街遇到了我,我是很欢迎的。但陌生人来敲我门我就会生气……我这样一说你们就能理解,我不是那种不近人情的人。」她环视菜场,进一步解释自己的爱憎分明:不要以为作家这个标签多了不起,小贩、作家是完全平等的,「一样要在菜场里买菜吃」。那么有些人干嘛拿着她的作家标签,来干扰她的小贩生活?
继续推车前行,沿途卖鱼的、卖肉的摊主都和她打招呼,「回去啦?」几个老人急匆匆地拦住她,要买打火机。她的心情越来越好,再次高呼,「我爱工作!」脆声大笑起来。
二月初,这是我们第一天见面,她向我开宗明义,她不想细谈疾病与婚姻,也不希望自己有副苦情面孔,「不要把我写成那种低到泥里的、婚姻和生活都极度悲惨的人,然后是写作升华了我——这是一种很低劣的写法」。痛苦切实存在过,但那是「难以改变的事」和「过去了的事」。她也不聊风花雪月,「我只讲生活的真相」。
陈慧
生活是不浪漫的
收完摊,她带我去看生活的真相。她和儿子住在离镇不远的村里,是向南开门的一座平房,朝着小溪,再往远去是群山。
搬入这座房子以前,她和公婆共居了九年,不愿回首的一段时光。
她用一个凝练的故事来描述:首先,她在那个家是不能用灶台的。有一天,孩子的奶奶做了一碗火腿,她觉得挺好吃,多吃了两块。孩子奶奶发现了,走过来把火腿端走了。孩子爸爸看在眼里,很沉默了一阵,才问她是不是要吃,又给她端了回来。但她后来一口没吃——从那时起,她决定从那个家离开,哪怕只是为了「吃上一碗自己想吃的菜」。
2013年,这座新房落成,她几乎投入了自己全部的积蓄,老家的姐姐也给了帮衬,「就是不顾一切地想要盖它」。
是个两室一厅,小狗睡在门廊里,没有电视机,两三个矮柜放书,一个简单的家。但这是她的地方,她很花心思。沙发边摆了一道屏风做隔断。被套是自己用旧衣服缝的,拼花格纹的款式,她上职高学过缝纫。门外有口浴缸,从上个家里拖来的,填土种了一盆葱,炒菜随取随用。她不种花,「(种花)当不了饭吃」。她类比道,菜场里卖鱼、卖肉的女性,没有谁家是养多肉的。
出名以后,一些媒体朋友来到她的家里,试图找出文艺元素。有人问她,冰箱上那张写着「亲爱的自己,对不起,谢谢你,我爱你」的贴纸,是不是对她有特殊含义?她说不是,是出版社编辑送的。有人跟着她出摊,看她推车上插着色彩绚烂的风车,问她是故意放这儿逗自己开心的吗?她说不是,是卖给小孩子赚钱的。
「总对我有些浪漫化想象。」她说,但生活是不浪漫的。从前好多次,为了抢一个好摊位,她趁夜出行,被野狗追,被尖叫的猫头鹰惊吓。刚开始摆摊她不会讲本地话,又是个年轻女人,经常挨白眼,也受了不少骂,「你只能含泪和人家说对不起」。其实起初她根本不喜欢摆摊,她是没得选,「要么进工厂,但工时长,我身体受不了,孩子也小没人带——我要赚钱,也要保全自己和孩子」。
我问她,如果有得选,你会去做什么工作?——这显然也是浪漫化的提问。
她拒绝回答这个问题,她说她不幻想,幻想没有意义。曾有文艺界的朋友邀请她看《出走的决心》和《好东西》,她都没去,「那是电影里才有的东西,哪一个离婚的女的过得那么好,还有小鲜肉来追?」她不相信,或者说,这不是她识别过的生活,「所以不要叫我看这些,我的精力要直接指向生活的本质。不本质的东西,有可能把女孩带坏。」
有些单亲妈妈在网上把她当树洞,倾吐自己离婚后过得很艰难,「我直接就跟她说,你离婚之前没想过吗?如果你离婚了以后,过得没有比在婚姻里好的话,你离婚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如果离开这个男人,你成为真正独立的个体,那我佩服你的本事——但不是每个女孩都是千里马,你知道吗?」
手头拮据时陈慧用旧衣服缝的被套
她举例这些年来在村镇上认识的单亲妈妈,有的妈妈一直带着孩子租房住,有的妈妈远走他乡或者重组家庭,孩子无人照管,「像我们这样母子在一起的,有自己的房子、能自给自足的,至少我身边没有」。
「经常有人和我说,有些女性在婚姻里受了那么多苦,她们为什么不走出来?为什么这么窝囊?但你是个外人,你不会清楚她的真实处境。」她说永远不要苛责弱者。
她自己也是,结婚第一年就想过离婚。虽是有些赌气性质的,此后这个念头又无数次冒出。但她在许多年里做不到,「孩子太小,我是个病人,又没有自己的房子住,出去租房子,一旦病倒了,被房东赶出去死在街头也说不定」。
她很清楚地知道,自己说的话,并非所有人都爱听。有时她在大学里做读书会,发现「底下的一半学生,从头到尾都在玩手机」。这也正常,她相信自己的读者受众更多是「结了婚以后的人」,而年轻人或许对她有别样的期待。
比如在几场交流活动里,有女孩向她推荐女性主义的书籍,「我跟她说我不以性别看人心,对我来说,人性和善恶不分性别。」
也比如去年底,她录制《岩中花述》,讲自己童年被抱养到另一个家庭做「领弟」,真招来了一个弟弟,但父母并非重男轻女,父母对自己极好,「家里有一个饼,一定是等分成几份,每个孩子都能吃到的。」她也讲起两边父母的婚姻,不算完全美满,也算各取所需。
一些评论认为她的观念旧,她不在乎,她说她的话不是讲给精英女性听的,那不是她所处的世界。
在她的世界里,她最佩服的是小姨。小姨和她一样从苏中嫁到浙东来,「公公婆婆一开始对她也不友好。」但小姨聪慧、隐忍,很少抱怨。小姨是镇上第一个卖糖炒栗子的人,还干过许多能事,慢慢掌握了家庭话语权。她为婚姻生活绝望时,小姨几乎是她唯一的倾诉对象。小姨让她信命,「命中注定你就该这样,先接受,再想着改变。」一开始她也不信,「但你最后不得不信。」
最后,在她的世界里,只有生活,「没有粉红泡泡」。
谈论这些时,她正在忙我们的午饭。其中有一道小青菜,是今天一大早,乡亲刚从地里摘了送给她的,「不是大棚菜」。她说这是真正的好东西。
我尝试总结,「你是没法脱开生活的一个人。」
她立刻认同,「没法脱开生活,因为我的条件不允许我脱开生活。」
最典型的事实是,写作不是她的选择,写作是生活的结果——如果上一段婚姻不那么失败,她大约不会盖这座房子,也不会搞写作。「有一个好男人,我天天还写什么,开心就行,开心就行,每天给他做饭,夫妻俩有时候说说话……」和时兴的话完全相反,她「宁可麻木,不要痛苦」。
所以写作对她没有那么重要,写作排在一切「生活」之后,更要紧的是摆摊、吃饭和睡觉。她每天都要吃药,需要充足的睡眠维系状态,每天午睡两小时为好。
这个下午,陈慧照例又睡下了。她的儿子暄暄带我去附近的水库散步。
两山夹着风,吹得人鼓鼓的。暄暄刚过二十岁,拥有许多青年人的心事——读的专业不好找工作,哪个同学谈了朋友,妈妈鼓励自己去恋爱,他当然也是向往的,然而总觉得在当下谈爱有点奢侈……
他几乎没有读过妈妈写的书,「因为太熟悉了,都是身边的人和事」。他喜欢读东野圭吾,觉得推理小说呈现出的世界更紧张、更现实。但他一直记得妈妈写作的画面,还是在他读幼儿园的时候,她拿回一台电脑敲敲打打,他当时就被放在她旁边。
他知道妈妈过去的痛苦「很大程度是和爸爸结了婚」,现在妈妈是否变得更快乐,他说不好。他只觉得妈妈辛苦,「我一定做不到她那样。」他举例子,上回放暑假,他做了一段时间外卖骑手,「累得差点抑郁」。于是辞掉了,转到肯德基打工,轻松了不少。妈妈知道后很不高兴,认为他没有恒心。他认为她太较真、太着急了。
有时候妈妈又有点小孩子心性。她喜欢养狗,平时,她对狗「就像对幼儿园里的小朋友」,他模仿她那极亲热的口吻,「乖不乖呀?」他觉得这太幼稚了,「村里的叔叔阿姨没有这样的」。
好多年前,妈妈在菜场看到一条很小很小的鱼,「觉得它好看,有眼缘,不忍心它被杀掉」。就花了90块钱买下来,带到水库放生了。
这些行为他不理解,又好像理解,「可能是妈妈生活里的小喘息」。
陈慧冯雨昕 摄
另一种出走
我在梁弄的第二天,陈慧没有出摊,她要赶早去30多公里外的泗门镇,取回一些租房时留下的东西。去年,她在泗门租住了四个月。这件事说来话长,总之,「也算一种出走」。
起点是2021年,她伤了腰,无法再去菜场。儿子在上寄宿学校,她「烧一锅稀饭管一天两顿」,其余时间只能躺床上。她突然就「不能快乐了」。
过去一切有意义的事,摆摊、持家,现在都没有意义了,「我一个对赚钱充满热爱的人,连钱都不想赚了」。难道就这样过一辈子、一点改变都不能发生吗?和从前想盖房子一样,这次是不顾一切地想走开。
但走开也不是件冒粉红泡泡的事,怎么走是个大问题。她没出过远门,不知道能去哪里。跟旅行团出去也不好,一转眼花掉几千、几万块,对她而言「空洞、无意义」。想来想去,最好是和蜂农出去——为养生,她常年喝蜂王浆,知道蜂农要不断迁移,追赶花期。
经熟人介绍,她结识了一对蜂农夫妻,对方答应带她同行四个月。时间上正好,短了不足以构成逃离,长了「不现实」。还是那些原因,她身体不好,还有儿子要养。
买了充电宝、帐篷、二手笔记本电脑和杂七杂八的其他装备,花了将近5000块。另外答应每个月给蜂农夫妻900块。这就是所有的成本了。
因为疫情的原因,这场「追花」之行耽搁了两年。他们在2023年春天出发,走走停停,一路北上,最远到了辽宁。不赶路的时候,蜂农夫妻做蜂王浆,她在帐篷里写作,也帮着洗涮做饭。
陈慧跟着蜂农夫妻俩在山东
很容易为这段出行赋予更高远的意义,但陈慧记得的都是小事。她被蜜蜂蜇成过香肠嘴,解手要扛着铁锹去树林里挖坑。挨着省道搭帐篷睡觉,货车开过,地动山摇。还有一次,驻地外被村民倾倒了粪肥,引来满帐的苍蝇。
但那阵子她找回了快乐。托蜜蜂的福,她见着了油菜、紫云英、洋槐、草花……都是满山遍野的美丽,书上才有的场景。最高兴的事是在各地赶大集,在东台吃了鱼汤面,在大连吃了樱桃和卤菜,再往北方去,吃最地道的手工水饺。对比起来,过去的日子都紧绷绷的,她45岁的人生第一次放了个假。
而后像开启了连锁反应。2024年秋天,她单摩骑行两天,走了758公里去安徽阚瞳镇,在一位中医朋友家借住了近一个月,每天扎针、调理身体。2025年春天,那位朋友应聘到了梁弄边上的泗门镇一家诊所,她「干脆也跑过去做点事」,在诊所为讲方言的本地病人当「翻译」,不拿钱,纯义务性的兼职。她在当地租了个平房,一个月三百块,「又是体验另一种生活」。这段经验,她要写到下一本书里。
说不清那些冲动——去治病是真的,想散心也是真的。在《极昼》的一篇报道里,她说,在「追花」结束之后,她就预见到生活产生了质性变化:「我知道有一天那种无聊、迷茫的心情可能还会出现,它会像漩涡一样不断变大,所以只要它出现一点苗头,我就要想办法把它破掉。」
无聊与迷茫的本质是什么?她不避讳告诉任何人——是孤独。
很多年前就有迹象了,那时陈慧定期去余姚南门市场进货,顺便到沈春儿的单位蹭饭。沈春儿是余姚作协会员、舜江文苑论坛版主,陈慧总称呼她「恩师」,是陈慧最早的伯乐,或许也是第一个体察到陈慧心境的人,「我常常鼓励她出去走走……每天局限在菜场与家之间,特别是下午和晚上,没有聊天的人,没有可以参与的娱乐活动,除了看书写东西,就再也没有别的快乐了。」
孤独有过它的尖峰时刻,比如她腰伤独自卧床时,两室一厅成了座孤岛——她觉得「孤岛」是个老套的比方,更切合的说法是,她熟悉孤独的每一根汗毛。不想点法子简直要窒息,她必须往外走。
但更多时候,作为一个独身的外乡人,孤独是钝性的。尤其是孩子外出上学后,「每天就在家听着自己拖鞋走动的声音,听着自己吃饭吧唧嘴的声音」。门外还有小溪的声音,偶尔狗叫几声,其余都是宁静——宁静得过分了。可这是生活原本的面貌,她无法彻底走脱。
当写作和出走都不够为解药,有时她会想到爱情。
她不幻想爱情,但她赞美爱情,「你至少不会总是一个人」。她参加一些文艺活动,发现年轻人不提倡爱情了,「我不怕被年轻人骂」。她建议年轻人可以不结婚,但去谈谈恋爱。
她是那种最传统的女性,结婚之前没有谈过恋爱——年纪小,那个年代也不兴谈爱。结婚后才意识到自己有感情需求,但她想得简单,「觉得我会好好做一个妻子,觉得我对他好,他也应该对我好,人心换人心,不就是这样的?我总以为我们感情好了,也像普通的柴米夫妻一样,钱够用就行了。」后来婚姻频现危机,再怎么吵,她「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婚姻的建设……比如我一直在买冰箱,买空调,买家里所有需要的东西,包括后来盖了新房子。如果真的想离开的人,是不会这样给家里人添东西的。我一直希望把家庭维护下来」。可惜事与愿违。
关于过去的婚姻与家庭,她不恨,也不原谅。但她为「这辈子没谈过恋爱」而遗憾——她喜欢话少、沉稳的男人,比如《人世间》里的周秉昆。她其实有过接近爱情的时刻,「但时间不对」。因此没做任何推进,只能怀念。
这几年,几乎所有人都建议她再找一个,她觉得不成,因为不抱幻想,「爱情一般只发生在年轻、健康的身体上。」
但她旋即说起她最理想的爱情关系,含点矛盾意味,都是她在菜场见到的:一个「很其貌不扬」的男人,每天买菜都顺带陪病妻散步,妻子吃药把脸都吃肿了;一个老头得了帕金森,「口水都要流下来的」,老太每天用轮椅推着他来买菜,老头因病脾气变得很坏,老太却总是很耐心,「老太说老头年轻时赚钱、做家务,很顾家里,所以即使他老了、成了这个样子,她也愿意包容。」
「如果一方生病了,另一方不离不弃,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关系,因为别的东西都是假的。」
又是一种事与愿违。她从小「认认真真,是那种不需要费心的孩子」,不逃课,不打架,不惹是生非。长大了也一样,她不争强。可出了名,她被推崇为独立女性,「有人希望自己是强悍的,我没有这样的想法,我是被生活推上来的,我就希望可以依赖」。
她用伍尔夫的名言打比方,「伍尔夫说女性要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女性要获得一间房,这首先是很难的。」也暗合她的经历,「你有了这间房以后,如何保持它的条理?如何让你住在里面不孤独?这都是很难的事情。」至少比说漂亮话要难。
所以,终于有了这间独属于自己的房子后,生活愉快吗?陈慧认为恰当的评价是「不悲不喜」。
关于愉快生活的范式,她讲起家里的小狗们。
她养过三条狗,第一条被马路上的来车压死了;第二条中过两次毒,第一次打吊针救了回来,第二次没挺过去——在当地农村,毒狗、偷狗的事时有发生。为这些,有人建议她拴着狗。
她犹豫过,但最终认为不妥:城里的狗才要拴,村里的狗应有它的自由,「趁还活着时,去田里奔跑,去交友或者打架,去按它的本能生活」。
第三条狗叫小安。前几天,小安忽然遍体鳞伤地回到家里。她帮它洗澡、处理伤口,又买了布洛芬给它吃,它很快恢复如初。
小安在村里的狗缘很不错,经常和隔壁的「小花」、「小白」傍地走——她猜它是外出求偶,被村外的公狗给揍了。多好、多热闹的生活啊!她想小安一定不孤独。
陈慧的摩托车冯雨昕 摄
在菜场的人不孤独
还是要回到菜场,菜场是陈慧的缓冲地带。
每天都一样,人从七点后多起来,过了八点,周边的马路就要塞车了。人声、音响和汽车喇叭,吵起来简直没完,总要十点后才逐渐安静。沾了这一上午的热气,她就能回去应付下午和夜晚的冷清。
又一个菜场的早晨,到达老地方时,一辆电动三轮已经占了陈慧的位置。她没说什么,上去就推,马上有个蔬菜摊的老人起身阻拦。她们交流了几句本地话,颇有点交锋的意思,然后车被推走了。
「不能多问,问了反而不会有人睬你。也不能显一点软,你一软更没有人让你。」她教我,这是菜场的人情世故。
过了会儿,她主动走到老人的摊头,买下几棵蔬菜——老人今天还没来生意,得给她「开个秤」,「我一买,她立刻说也要来买我的东西,我说不用,我们不是为了交换。」这也是菜场的人情世故。
如果生活更好一些,她或许不会写作。而一个情感充沛的人在菜场呆久了,很难不写作——小镇的菜场从来不只有田园牧歌,它有它辛辣、复杂甚至爱恨热烈的一面。
前几年她去追花,菜场里盛传过她跟蜂农私奔的消息。有女记者、女编辑之类的新面孔来菜场找她,也引得人和她打探,找好儿媳妇了?「不认识的女人出现了,不是媳妇,就是姘头。」
最新的谣言是她赚了4000万,从网上传起来的,菜场里的人也津津乐道。又有人来问,严肃地解释显然有点徒劳,她干脆也开玩笑:预备拿2000万出来,买市区的店铺,再买两套房子;剩下1000多万,留一部分养老钱,一部分捐到养老院,还有的发给帮过自己的人。每个人发多少?「按照对我好的程度,多起来100万也有可能。」
过去才不能这样游刃有余。最早的时候,她总是窘迫,甚至张不开嘴叫卖。后来网购兴起了,摆摊的生意差了一半,再沉默就不行了。比如在冬天,新进了切冬笋的菜刀,她握在手里喊两句,发现一早上能多卖十几二十把。当然,那时候她已经摆摊好几年了,也学会了本地话。
大概也是那时候开始有点喜欢摆摊了?至少从心理上接受了,「不觉得自己丢人了。」也因为她终于能够融入。
卖蔬菜的老人们都依赖她。她们摊头上的收款二维码往往是儿子、儿媳的,「小辈们收到钱不一定会给你」。于是遇到没现钱的客人,她们就引到她那里手机支付,她再兑出相应的现金还给她们。
菜市场的路边原本不让做生意,市场管理人员念着情,管得松一些,容她和几个老太太摆摊。她会确保摊位贴着墙角,绝不造成交通拥堵,「别人给你行了方便,你要识相,不能有恃无恐。」
药房的大姐替她收快递。维修电器的大爷脑梗了,原本已经关张,一听说她家的茶壶坏了,又叫她一定拿过来修。
斜对角修鞋摊上的大哥和她常有业务往来,她修鞋子,他买鞋油。她送给他一本自己的书,和菜场的其他人一样,他对她的书作不出太多评价。但他会留心她是否按时出现,「有时候她几天不上街来,我就要发微信问她怎么不来。」
所以她离不开菜场,不下雨,不外出,也不生病的日子里,她都要来,「在这里工作我不仅得到了基本的生活保障,更重要的是情绪价值到位了,我给别人提供一些,别人也给我提供一些。」在菜场的人不孤独。
她对自己的健康不算乐观,「我现在有两个任务,一是在孩子毕业后尽量给他凑个首付,二是不走在父母前面。别的就不考虑了。」
但在菜场久了,她知道生死一样平常。
菜场门口的路上经常走过白事队伍,凡是捧着照片的,她都要过去看一眼,「大多数脸是熟悉的」。有个同在菜场做生意的男的,头一天早上他们还说过话,第二天就听说他死了。「夜里12点多去进货,撞到一辆工程车的车肚子下面去了。」据说他还清醒的时候,请路过的人把自己车上的几包基围虾带回去,因为第二天要卖,「他没认为自己会死」。
菜场里就是什么事都会发生,好的、坏的、匪夷所思的,「让你不得不更看开一点,你得明白人生就是这样」。
这天是腊月二十三,当地人迎灶王爷的日子,满大街支起现包汤圆的小摊,豆沙馅和芝麻馅的,「让灶王爷吃了上天说好话」。来菜场采购的人也尤其多,运动会一样的场面。陈慧的摊前一度排起了队,她又感到快乐了,几乎陶醉地说,「我爱菜场,工作使我快乐!」
「在这里我可以笑,谁让我不高兴我就可以不理谁。你可以不理你的老板吗?我哪天不想来就不来,我想回娘家收拾行李就能走,我没有任何KPI——不管生活如不如意,不管我能不能摆脱,我一定要在里面找到一个让自己舒服的姿势对吧?」
如她所说,她是一个精于生活的人,「我靠摆个小摊也可以把生活过成这个样子——我今天吃了香干,明天就吃豆腐;买了个茄子,那还要买个荤菜。反正每天不能一样。所以至少我不缺什么,家里来人了,我也可以体体面面地招待。」日常琐事她也都理顺了,「像我去余姚市里进货,我就不会只为进货。我可能先去看望一个朋友,然后去批发市场把货拿好,再去衣服店里买条裤子。我要把这三件事都规划好。」
这么看的话,她说,生活够好了。她又大笑起来。
来客慢慢散去。她戴上耳机,开始放凤凰传奇的《全是爱》,跟跳了一段操,旁人看着像哑剧。但没有人表示奇怪,「大家看习惯了」。太早到菜场、人还太少的时候,或者一个人很孤独的时候,她也喜欢唱歌。她唱了一段《将进酒》给我听,咿咿呀呀的,胡琴式的嗓音。
跳操,唱歌,悲喜与玩笑话,菜场接纳了她的一切。或许她还会「往外面走一走」,但她也「一定会回来」。菜场无所谓她是不是作家,这里有纯粹而永恒的热闹。
陈慧推车上插着色彩绚烂的风车冯雨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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