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阿嬷的情书》到底有什么特别?
《给阿嬷的情书》到底有什么特别?
原创 人物作者 人物作者 人物 2026年5月16日 10:08 北京 听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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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一档」的一众影片中,一部最不起眼的《给阿嫲的情书》杀出重围,成为了最亮眼的那一部。这部制作成本只有1000多万的影片,如今已经收获了超过2亿的票房,观影总人数突破600万。这究竟是一部怎样的影片,它为什么能在当下引发如此强烈的情感震动?以下,是专业影评人梅雪风的解读——
文|梅雪风
图|电影《给阿嬷的情书》
1
其实要形容这部《给阿嬷的情书》挺难的。
它显然不像现在市面上的绝大多数主流电影,它没有无所不用其极地想要吸引眼球,或者试图弄一个高概念来吓晕观众。
当然了,它也不是那种典型文艺片的路数,它没有那种电影所惯有的腔调:那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狠劲,试图要颠覆一切的雄心,那种试图将所有隐喻集于一身的郑重其事,以及那种想要告诉全世界我最厉害但又觉得明面上告知又比较没品而产生的独特拧巴状态。
它不是一部俗气的电影。它是全程讲着潮汕话的另类,虽然不能说是试图跟主流观众对着干,但也说明它起码没有试图在主流观众面前伏低做小的意图,更没有那种一定要在这个市场上马上打出名堂的焦灼。
但它显然也不能算雅,它还是大家最为熟悉的家庭伦理片的架构,讲述的也是最为老套的家庭情感,拍法也显得简单,甚至在有些人看来是简陋。
也许,最好的形容就是它有着一种不属于任何派系的自由。它似乎并没有那种属于谁、成为谁的焦虑。不一惊一乍,自然而然,不硬撸着干什么,是它有别于其他电影的在气质上的最大特点。
年轻时的淑柔收到南洋来信
2
这种自然松弛的气质,让影片有了一种可以称为辽阔的东西。它理解这个世界的复杂性,于是不急着去评判什么,自己即使有一个态度,却也不急着摆出什么姿势。
在审美上,它也没有那种固有的鄙视链。它既可以很克制,也可以很煽情,它不因为对克制有一种美学上的优越感,而将其强调,也不会天然认为煽情很廉价,而不屑于用它。无论是哪种选择,它都有一种平常感。这种平常,既是一种认知上的通透,也是不把自己自外于常人之外的温厚。
影片中几个重要时候的镜头,最能体现出创作者的态度以及对这个世界认知的深度:郑木生为了逃避抓壮丁而不得不去南洋的场景,郑木生死亡的场景,以及谢南枝去给叶淑柔寄讣告和悼念郑木生的场景。
第一个场景,影片把它拍成了一个类似于早上起床出去务工的一个日常画面。这个日常代表着家庭成员的视角,在他们看来,这是一次正常的离别。这种正常和全知视角里面的生离死别,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但这对比并没有被强调,不被强调的原因是因为,即使是这种生离死别,在时代的巨眼看来,也是毫不出奇的。另外一点,这也是主创对宏大事件对于个体影响的理解:历史对个体的碾压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正面对撞,而是如日常琐事一样随意地到来,却无声地冲毁了一切。
木生下南洋后,淑柔一人带着三个孩子生活
第二个死亡的场景拍得同样平常。那是因为一个庶民的性命就是那么脆弱,就如同枯叶离枝一样轻易,如水滴消失在水中一样无形。这时候镜头没有强调,也没有将时间拉长。因为这就是个体与这个世界的关系,世界从不会因为一个人的生命的消失而有丝毫的改变。但影片又不是如某些电影一样,将镜头放得很远。因为放得很远也是一种强调,它在强调人的渺小。这种强调其实也是一种抒情,而在生命消逝的当时当刻,抒情从某种程度也是廉价的。
而第三个则是个高强度的动情场景,它显然并不羞于去表现它,但它也不愿意将镜头对准那些涕泪横流的面孔,而是更多地将镜头对着飘在水中的那艘纸船。它接受情感的放肆流淌,但拒绝把它变成一个剥削性的情感奇观。说到底,就是作为一部作品,它既不做一个高人状,也不做一种谄媚状。既不压榨观众的同情心,但也绝对对观众的同情心保持一种尊敬,而给观众一种正常的抒发渠道。
这种骨子里的平等和尊重,让影片没有说教的意味。这个说教是指两方面的,一个是价值观层面的,就是要告诉观众自己的看法。另外一个是审美层面的,将一种显性的风格视为一种最重要的东西。
南枝在银信局为淑柔寄信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影片虽然从结构上构成了一套庞大的隐喻体系,但它非常难得的,让它只是成为故事和意义的框架。
因为隐喻,就是不说话的评论。而让它只成为框架,就是只是看到却不评论。这是一种真正的平等关系,也是某种程度的谦逊,因为作者觉得我没有资格评判人。当然当他不觉得自己比观众高明时,他也就没有了输出某种显性评判的欲望。
这也是为什么它没有所谓的「电影感」的原因。因为某些浅层的电影感实际上就相当于文章里的金句,而金句天然是要出风头的。而这种对于风头的显摆意识,这个电影显然很警惕。
当然,这种平等观,也会导致一种事实上的任性,因为它不会觉得哪一种选择更为高贵,所以它的趣味就成了真正第一选择。
比如很多人都有点微词的片中对于人性的过于美好的刻画,其实就是它对于惯常的深刻并没有特别的执念。对于人性的复杂或者说阴暗面的描写,当然会提升单个人物的丰富度,但可能对于影片主创想要描写的旧时代的整体中国人群体的美好,却是有害的。所以它毫不遮掩地拥抱善良,即使这种善良会让它与深刻无缘。
在这样一种审美观的统摄和驱动之下,它既有着一种去除了知识分子傲慢感的人文关怀,也有一种毫不遮掩的庶民趣味。既有着一种克制的命运感的表达,也有着一种率性直露的情感渲泻。它毫无心理负担地将人性的美好作为它的第一诉求,而将历史的复杂抛诸脑后。它将主结构的精巧与某些细部情节的不加思考融为一炉,坚定地不与那种主流电影的谨小慎微和机关算尽为伍。但它的松驰与淡然,它的没有野心与毫无畏惧,它的谦逊和执拗,它的深情与通达,最终让一切都看起来自洽且自如,也让观众获得了一种久违的通俗且通透的情感按摩。
3
最终这部电影非常偶然地成了一部现象级的电影,于是它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的「要教中国电影做人」的电影中的一部。在此之前,这个行列中的电影有印度的《三傻大闹宝莱坞》《摔跤吧爸爸》,韩国的《出租车司机》,以及泰国的电影《姥姥的外孙》等。
很多人又开始讨论这部电影给中国电影的启示,以及它是否代表着中国电影的一条新路。
坦率地说,这种讨论价值不大。
它能够说明的只是如下几点:
既使是看起来再冷门、再土的题材,当你足够真诚也有着足够的素质,它仍然有着爆冷的可能。但也仅止于可能,因为没有大明星、大资本或者说大题材的加持,被无视永远都会是常态。
它们也再次说明了观众的趣味,并非一成不变。或者说,我们其实同时存在着完全相悖的审美趣味,它们都在同时等待着被引爆。而这种审美趣味被引爆之后,到底是马上偃旗息鼓,还是继续外溢到同类型的题材上,都是未知数。
而这种讨论无效的最大原因,是主流的电影制作,基于其体量无法不追求确定性。当然这种对于确定性的执念性追求,其实正说明确定性的稀薄。也正因为此,他们只能千方百计地去寻找那些看似是确定性的东西,前面所说的大明星、大投资、高概念、集体情绪都不过是确定性的某种假想载体。
但像《给阿嫲的情书》这种电影,正是对这些确定性的无视,或者说不在意,才能产生的。这需要一种对成功没有执念的心境才行——而没有这种执念恐怕是世上最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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