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节,听见来自身体的声音
母亲节即将到来,这是一个充满丰沛情感的节日,也是一个令人回望自己来处的节日,是一个表达感恩的节日,也是一个向内探索的节日。
成为母亲,从来不仅仅是一种身份的获得,更是一段漫长而具体的身体经验。当我们重新谈论母亲,也许同样需要重新看见身体——因为「成为妈妈」大概是女性身体变化最大、感受最直观的阶段,身体是女性生命经验的载体,也是通向自我认知的镜子。
春天的北京,光线变得柔软,刚下过一阵雨,空气里有一点潮湿的凉意。我们邀请到社会学专家沈奕斐、演员陶昕然、脱口秀演员小鹿,三位女性坐在一起,谈论身体,谈论成为母亲,也谈论自己与母亲的关系。
这些话题并不宏大,却几乎无可回避。女性对身体的感知是渐进式的,从微小的疼痛,到初潮,延伸到孕育新生命,走向衰老,身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似乎只是生活的背景,一种理所当然的存在。直到某一刻,它不再配合。那些常被忽略、被认为「可以忍一忍」的感受才开始浮出水面。
母亲节的意义,不仅是感谢妈妈,也是通过认识身体重新认识自己的美好契机。让我们与不同年代出生的三位女性一起,从自己的原点出发,与身体对话,聆听身体给我们的答案。
文|梁宋
编辑|桑柳
听见它的信号
许多女性第一次真正注意到身体,常常是在它出现问题之后,而不是之前。大部分时间,身体像是一个工具,它可以被要求,被透支,也可以被忽略。
小鹿很长一段时间都处在这样的状态里。30岁之前,她几乎不关心身体,为数不多的例外是体重,她希望做一个瘦的人,要符合所谓外界的期待,却在对「瘦」的期待中忘了对健康的考虑。
30岁之后,她开始感知到身体的有限。在一场专场演出中,她站在台上,讲到一个自己讲了100多遍的段子,观众的反应很好,但她的大脑忽然一片空白,她当时的体感是,自己的身体,被大脑丢在台上了,而她什么也做不了。
幸好,在观众笑声快要落下去时,「咵」一下,剩下的段子还是冒出来了,观众什么都没有发现,但小鹿自己很清楚,那一瞬间的空白,是身体极度疲惫之后给她的提醒,告诉她,「快到极限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两年前,小鹿开始备孕,过程并不顺利,她更深切地感受到身体的有限性。从前,她为难自己的身体,身体也挺听话的。一晚上跑四五个开放麦,身体会无条件配合,就算头天只睡了两个小时,也必须要在舞台上表演好。她不做「无用」的放松,形容自己和身体的关系,「我总责怪它,就像一个大人责怪小孩」。
向内探索的过程中,她会时常想起父母从前的唠叨,「身体是第一位的」。20岁出头时,她哪儿听得进去这句话,她才不认同,身体怎么会是第一位的呢?事业是第一位的,追求是第一位的,个人价值才是第一位的。直到身体开始罢工,她才意识到,原来身体的支持是有限的,如果身体出问题,剩下的一切都会消失。
「意识到它的存在,并且去善待它」,这是小鹿现在对身体的态度。
陶昕然对身体的觉察,同样来自一些无法忽视的经历。前不久,她录制《乘风2026》,那是一个需要付出许多时间和体力练习唱跳的节目,为了能够表现得更好,她常常硬撑着多练一点,但身体的酸痛会提示她,已经到极限了。
类似的硬撑经常发生在她的工作中。去年,她在拍摄一部古装戏时,经历了一段高强度的工作周期。每天早早起来,梳头近3个小时,头饰有十几斤重,为了按时完成拍摄进度,拍摄时间被拉长,熬大夜成为常态。
她习惯这种硬扛。等到杀青那天,最后拍摄那四小时,她的心率达到每分钟140次,拍摄结束后,她感到后怕,专门去医院检查,结果显示心脏没有器质性问题,但开始出现早搏。这种情况无法通过简单的医疗手段解决,也没有明确的终点。医生给出的建议是,调整生活节奏。
陶昕然做了一个在当时看来并不容易的决定:停下来。拍完那部戏后,她推掉了工作,休息了五个月。在这些主动休息的时间里,她开始重新学习如何与身体相处。她说,学会坦然地休息,这是她新的功课。
相比之下,沈奕斐的经验没有那么剧烈,她并不是在某一个明确的节点被身体「拦住」,而是在反复出现的细微变化中,逐渐建立起对身体的理解。
她注意到自己嗓子的变化。有段时间,她会频繁出现嗓子哑的情况。起初,她也把原因归结为说话过多,作为一名需要对外表达的学者,这似乎是一个合理的解释。但在这种情况反复出现之后,她去看了医生,并且发现,嗓子嘶哑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来自身体的综合性信号,反映出自己是否睡眠充足,压力是否累积,情绪是否紧绷。
「身体它不会说话,它不会说你要怎么样,身体是通过各种反应在跟你沟通。」她开始根据这个信号来调整自己的节奏。当嗓子开始嘶哑,她会有意识地减少工作量,给身体恢复的空间,而不是「一咬牙、一跺脚,就把它扛过去」。
在这场对谈中,沈奕斐提到一个常被忽略的事实:我们的身体其实很少突然崩溃。在真正的问题发生之前,它已经发出过许多细微的提醒。只是这些提醒通常不够强烈,因此容易被忽视。我们的身体不只是被使用的对象,而是一个需要被观察、被理解、被回应的存在。
成为母亲
成为母亲,从来不是一个单一决定。它更是身体、时间、情感与现实,在某一刻的交汇。
关于是否成为母亲,小鹿的感受很真实,20多岁时,她全力在拼事业,「谁想着要小孩呢?都想着去成为自己」。等到30+,她觉得自己在经济上和精神上都做好了成为母亲的准备时,才发现,怀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想要」和「能够」之间,隔着一个疲惫的身体。
备孕两年,小鹿没有停止自己的专场演出,她依然在密集忙碌地工作着,整整演了100多个专场,演到嗓子常常说不出话。她去做检查,报告单上出现许多陌生的医学词汇:多囊样改变、输卵管积液、盆腔积液……这意味着,她真的需要开始养护自己的身体了。
她希望拥有自己的孩子,但也放不下心爱的工作,两者相持,所以痛苦。小鹿记得,34岁生日前一天,她一落地上海就给妇科医生打电话,想趁着工作间隙预约一个输卵管疏通手术,一边预约一边问医生,术后三天能不能上台演出?
这个电话打着打着,她无法自控地哭了,「把生理医生当心理医生讲了半个小时。」医生在电话那头听完,只说了一句话:你现在的状态,不适合备孕,你先把你想搞的事业搞完吧。
这句话让小鹿第一次认真地想要停下来。过去,她几乎没有认真关注过自己的子宫和卵巢,它们只是「在那里」,直到它们开始出现问题。现在她慢慢意识到,这些器官并不仅是用来生育的,它们影响激素、情绪、皮肤状态,甚至是衰老的速度。它们是自己的一部分。
她开始学着慢下来,养好自己的子宫,养好自己的卵巢,不太会做饭的她开始尝试一些即食滋补产品,「比如说我吃花胶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真是一个对自己好的人,我今天又做到了一点。」这种非常具体、甚至有点微小的动作,让小鹿感觉到,养护身体其实是生活中很重要的部分,主动聆听身体需要,认真地回应它,这不仅是一个生活中的动作,更是内心认知的成长。
与小鹿的曲折不同,陶昕然成为母亲的路途相对顺利。她没有经历漫长的备孕过程,孩子来得很快,但身体的考验,在怀孕之后才真正开始。怀孕初期,陶昕然经历了非常严重的孕吐,她本来就瘦,怀孕三个月时体重只有82斤,每天吐九到十次,几乎无法进食。每天晚上睡觉前,她母亲会在床头放一个盆,方便她随时呕吐。
她看了很多科普书籍,也去问医生,好友孙俪给她推荐了营养老师,她开始慢慢从身体的失控中,重新建立起一种新的秩序,一边食补,一边遵医嘱调养。那时她很喜欢吃的一道菜是花胶炖排骨和花生米,一天一天地滋养身体,把体重提上去,孕中晚期,她终于不再孕吐了。
这种非常切身的经历让陶昕然意识到科学保养的长期价值,她也认同小鹿对于子宫卵巢保养的认知转变。在她看来,无论是否做母亲,保养身体就是保留底气,是为了给自己更多选择权。
沈奕斐、陶昕然、小鹿分属70、80、90后,她们都做了一个相同的选择,成为母亲。做出这个决定,每个人的原因都不尽相同。对70后沈奕斐来说,在她成长的年代,「是否成为母亲」并不是一个像现在一样激烈讨论的议题,结婚、生子,是一种默认的主流的生活路径。
她怀孕时,正处在人生的关键阶段,刚从国际政治转到社会学做性别研究不久,正在努力建立新的学术体系。她原本的计划,是等自己在这个领域站稳之后再考虑生孩子。但孩子是在那个节点到来了,于是她顺其自然地成为了母亲。
真正让她困惑的,是生完孩子之后的感受。她没有喜极而泣,没有「母爱泛滥」,没有觉得自己好伟大。她的第一反应是,「终于卸货了」。她甚至觉得刚出生的女儿「不好看」。这种体验,与她在影视作品中看到的「标准母亲形象」完全不同,让她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不正常」。
后来她做了一些关于生育的研究,访谈了大量女性,发现大约一半的母亲,会在孩子出生后产生强烈的情感波动,而另一半,则像她一样,更接近一种疲惫后的释放。「我发现其实我挺正常的,我只是不是电视机里那一半,我是现实生活里的另一半。」
这段经验,让她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判断,母亲从来不是一个标准模板。成为母亲的方式、感受、节奏,都可以是多样的。成为母亲这件事,不再是单一的命题,而是一个被不断拆解、重新理解的过程。
唯一与我们分享过心跳的人
录制过半,当话题转向「母亲」,三位女性的叙述都变得更加具体而真切。有人说,母亲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与我们分享过心跳的人。与母亲有关的故事,天然带着柔软与眼泪。许多女性在成为母亲之后,才开始重新理解自己的母亲,这种理解并不发生在某一个瞬间,而是在生活的细节中慢慢浮现。
小鹿对母亲的理解,是时间被拉长之后的回响。小时候的小鹿其实对母亲有过许多不解,她不理解母亲的节俭,为什么做一道大菜要吃好几天?她也不理解母亲对自己的忽略,为什么过生日没有庆祝,节日没有特别安排,日子总是平平地过去。
等到她自己开始赚钱,她开始理解母亲。母亲为了照顾家庭辞去工作,成为全职母亲,于她而言,没有收入来源,节约本身就是一种「挣钱方式」。那不是性格问题,而是现实的结果。
更让她感到震动的,是这两年因为备孕,她与母亲的对话。和母亲聊得越多,才发现自己对母亲的了解是那么少。她这两年才知道,母亲40岁就绝经了。她开始隔着时间回看记忆中的母亲,那时候自己才高一,母亲那段时间总是提不起精神,常常躺在沙发上不说话,情绪也变得急躁。在母亲60岁这年,她终于理解了40岁的母亲。
这种迟到的理解,让小鹿感到心疼,也带着无力。上一代女性很少有机会去理解自己的身体,她们甚至不知道该如何表达不适,很多问题从未被说出口。「她们太擅长忍了。」小鹿说。这种隐忍体现在更具体的地方。母亲因为生育留下的身体问题,忍了二十多年,直到她读研究生时才去做手术。
谈到母亲和自己的童年,小鹿忍不住哭了。她讲到自己一个心结,那时她刚认识自己的伴侣托马斯不久,对方是澳大利亚人,两人聊起童年经历,托马斯小时候有阅读障碍,父母会专门送他去特殊学校矫正,托马斯扁平足,父母会给他买特制鞋垫,让他能够正常运动。小鹿从小注意力也不集中,家长只觉得她学习不认真,她也扁平足,一运动就腿疼,但被父母误解为她懒惰不爱运动。她会忍不住对比,然后去想,如果父母条件更好一点、育儿知识更多一点,对她更认真一点,人生是不是会不一样?
对父母了解得越深,小鹿越能理解他们。站在此刻回望,小鹿清晰地看到,父母已经在他们的能力范围内努力给予和托举,她能从云南的小村庄一路走出来,身上也有许多父母潜移默化留下的影子,他们善良而坚韧,这些也是支撑她走到现在的精神内核。
回看过去,母亲既是一个坐标,标记着她走了多远,也是她身上的影子,在很多细节里,她们如此相似。就像《芭比》里面那一句:「母亲一直站在原地,你才会知道自己走了多远。」
与小鹿不同,陶昕然与母亲的关系,更接近一种典型的中国式母女关系,成长过程中,母亲对她有控制,有期望,有打压式教育,陶昕然小时候考了98分,会被问,剩下那2分是怎么丢的?考了全班第四,会被问,为什么掉出前三。
但她也知道母亲很爱她。陶昕然很早离开家去读艺校、工作,刚开始北漂,同龄的许多演员都住过地下室,她一毕业就住单身公寓,母亲每个月会把半个月工资全部打给她,生怕她生活得不好。
成为母亲后,陶昕然更能理解所谓「母爱」,她开始理解那种「可以为孩子挡子弹」的感受,开始理解自己的母亲,但这种理解,并不意味着认同,陶昕然依然认为,母亲在她成长过程中采用的严厉的教育方式存在问题。
真正让陶昕然得到治愈的,是在养育女儿的过程中收获到的爱。她不是一个擅长情感表达的人,但女儿完全不同,她的女儿小核桃每天会对她说很多次「妈妈我爱你」,「妈妈你可太漂亮了」,「妈妈你可太棒了」,一次有人问小核桃,满分十分,给妈妈打几分,小核桃的回答是,「100分」。
女儿教会她表达爱。她记得自己第一次对母亲说「我爱你」,是在36岁那年的母亲节,在送女儿出门的瞬间,背对着母亲,匆匆说了一句,「母亲节快乐,妈妈我爱你」。她甚至不敢回头看母亲的表情。那是一个非常克制的瞬间,却也真实地标记了一种变化,「在爱的这件事情上,在当母亲的这件事情上,其实我也一直在学习」。
与此同时,陶昕然的母亲也在改变。她开始反思过去的教育方式,甚至能够承认其中的局限。她甚至会和陶昕然坦言,「那个时候我出于老师的虚荣心,对你太严格,如果教师子女学习不好的话,我(脸上)也是挂不住」。对陶昕然来说,母亲能够在60岁之后,仍然有自省能力,是很厉害的一件事。因为改变是最有力量的,但改变也是最难的。
如果说小鹿和陶昕然的理解,更多来自个体经验的回溯,那么沈奕斐则习惯把这种关系放进更大的结构中去看。在她看来,母亲不仅是一个人,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母亲的很多行为、习惯,甚至看似微小的动作,都与那个时代的物质条件和生存经验有关。
她举了一个很细节的例子:打鸡蛋她习惯用手去把蛋清刮干净,这是她从母亲那里学来的。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一点点浪费都是不能接受的。但在她的女儿看来,这是一种「不卫生」的行为。
这种差异,并不只是生活习惯的不同,而是对「世界如何运转」的理解不同。
她女儿曾写过一段关于外婆的文字,说外婆对「饥饿」的理解,是吃黄豆皮,吃完胃会胀,而她自己的「饥饿」,是吃一块巧克力。「我们对同一件事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沈奕斐说。这种差异,让她更倾向于接受多样性,而不是寻找一种标准答案。母亲是什么样,女儿是什么样,都可以存在。
在母亲节,也在成为母亲的过程中,她们越发深入地理解了母亲。在沈奕斐看来,理解母亲,本质上是理解一个人如何在她所处的时代中生活下来。当这些经验被说出来,母亲不再只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成为一段可以被理解、被重新讲述的生命历程。也是在这样的对照中,她逐渐意识到:母亲的托举,让自己走得更远;而母亲的「后退一步」,也让她拥有了更多选择。「妈妈代表的是时代,我们也是,我们都是时代的产物。」
她们的答案
对谈走向尾声,雨还没有停,女性们坐在一起,天然形成了一个温暖而包容的场域,大家彼此倾听、共情、启发。如果说重新理解母亲是一种回望,那么当这些经验被说出来之后,问题也随之转向当下,我们该如何与自己的身体相处,又如何在和身体的交互中,寻找属于自己的人生答案。
「过去这些年,身体给了你什么答案?」
小鹿的回答很当下。她刚刚结束了自己的专场巡演,准备好好休息一阵子。最忙碌时,她从一个演出现场转到另一个录制现场,在室内待久了,甚至很久没有好好晒过太阳。结束这个春天最忙碌的工作后,她终于休假,飞到曼谷,到了酒店,下午6点多,太阳刚要落山,一打开窗帘,阳光一下照进来,她就在窗户旁边站着,那一刻,她真的感觉到,「哦,我好像可以放松下来了」。
她开始认真感知自己的身体,它的向往是什么?它喜爱的是什么?她开始抓住自己脑子里冒出来的念头。好好休息,好好旅行,去感知自然,就像小时候在云南的山野里那样。她也开始正视自己的愿望,最近,那个「想要一个孩子」的念头很强烈,她很渴望去体验和一个生命建立亲密连接,那就正视这个愿望,调集身体的所有资源,一点点去实现它。
陶昕然能感觉到,自己成为母亲后,身体里某种东西好像被撑开了。她开始变得勇敢,听到有人打孩子,会去对方家里敲门,并且告知对方,再有下次,她会直接报警。
过去这些年,陶昕然饰演过各种各样不同背景、不同处境的女性,从这些女性角色身上,她最深的一个感触是,女性是一种非常强韧的存在。无论做不做母亲,女性都是刚强的。她在电影《夹缝之间》宣发时,特意将宣传海报上的「女子不弱,为母则刚」改成了「女子本强,为母更刚」。这是她对母亲这个身份的理解,当一位女性成为母亲,新的力量被打开,「那种强,是有温度的,是柔软的,也是有弹性的。」
前段时间,她参加了《乘风2026》,在里面尝试唱跳,这对她而言是全新的挑战。做出这个决定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女儿,作为演员,她想突破自己的舒适区,去新的领域探险,她想用自己的身体力行,告诉女儿尝试的意义。
离开《乘风2026》的告别感言里,陶昕然对着镜头说,「想跟女儿说,你别哭,来到这里是因为你,我想成为你的榜样,勇敢挑战自己的不敢、不想、不能。多开心啊,我可以回去陪你了。」
这些都是陶昕然做出的新尝试。她能感觉到自己变得开阔了,从前她是一个很紧绷的人,做事情刚硬,比较没有容错和弹性,她现在开始理解,什么是无条件的爱,开始变得更包容他人,看待问题更有弹性,对任何人和事都没那么执着。「没有什么是一定要的,也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
沈奕斐则将这种经验放进更宏观的框架中去理解。她提到「具身性」这一概念:所有抽象的认知,如果不能落在具体的身体经验上,就会失去意义。身体不仅反映个体的状态,也承载着社会如何作用于个体。「身体既是答案,也是文化争夺的场域。」她说。
在她看来,身体经验被公开讨论,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变化。过去,许多与女性相关的身体经验,无论是月经、产后恢复,还是激素变化带来的情绪波动,往往处在沉默之中。这种「不被言说」,让很多女性在面对问题时感到孤立无援。
而当越来越多的经验被讲述,人们逐渐意识到,许多看似个体的困境,其实具有普遍性。言说本身,成为一种连接,也是一种支持。许多疼痛和困境便得到了抚慰,大家不再像以前那样迷茫和孤独。
这种变化,也体现在现实层面。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主动关注自己的身体,从「忍一忍」转向「去解决」。官栈与《中国妇女报》曾做过调研:数据显示,一二线城市中,已有超过一半的女性会定期进行妇科检查,日常食用滋补品,也逐渐成为一种习惯。对身体的关注,不再只发生在问题出现之后,而成为一种持续的自我照顾。
从「身体不受我控制」,到「身体带我找到答案」,这中间的转变缓慢却真实。身体给出的答案远不止物理层面的身体感受,还有对心灵的照彻,对生命更深层次的理解。
在母亲节这个属于母亲的节日里,三位女性也对自己的孩子,或者即将到来的孩子说出了自己的寄语。
小鹿暂时还没有迎来自己期待的小生命,但她想对未来的孩子说,「亲爱的宝贝,虽然妈妈还没见到你,但是已经在练习爱自己的过程中练习爱你了」。
沈奕斐想对女儿说,「希望你听见身体的声音,人难免会折腾身体,但是要懂得尊重它,顺从它,别跟它对抗,不要欺负自己的身体」。
陶昕然讲到,自己小时候是不太被允许哭的,所以她常常告诉女儿,你难过的时候可以哭,情绪一定要允许它存在,且要让它自由,这样身体才好。如果有一天,女儿也做了妈妈,她想告诉女儿,「不用做完美的妈妈,先做快乐的你,也不用事事都硬扛,妈妈永远是你的退路。也不用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孩子身上,别忘了你也是被妈妈捧在手心里的女儿」。
身体给我们的答案,不止于身体。母亲节的意义,也许并不只是感谢母亲。它更像是一个时刻,让人看见那些成为母亲的女性,她们如何在这个过程中,重新理解身体,重新理解母亲,也重新成为自己。
这个母亲节,官栈携手《人物》,想要用这场春日对谈,送给所有妈妈一句祝福:宫禧这位妈妈。宫禧,不只是祝贺「成为了妈妈」,也是祝贺在成为妈妈的过程中,认识自己,学会照顾自己。官栈花胶长期以来为女性提供全周期的科学滋养,守护子宫卵巢健康,由内而外养出年轻好状态。我们相信——每一位母亲,都值得在付出之外,拥有属于自己的「宫禧时刻」:听见身体的声音,然后温柔地回应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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