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领域的人才，正在体验他们的黄金时代。

4月16日，《人工智能产业人才发展报告（2025~2026）》发布，报告由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联合中国就业促进会牵头编撰，其中提到：中国AI人才缺口超580万人，其中核心技术岗位缺口超80万人。

如此巨大的人才缺口，让各行业对于AI人才的争夺，进入白热化。

2025年，为了打造智能实验室，美国互联网巨头Meta向AI研究人员开出了「4年3亿美元」的薪酬包。中国的互联网大厂、明星科技公司，以及众多虎视眈眈的资本，正以薪资翻倍、增发股票期权等方式砸钱抢人。在人类社会的竞争中，拥有最稀缺的生产要素——顶尖大脑，就拥有未来。

但这场人才争夺战，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职场跳槽的范畴。为防止人才被挖，很多企业把竞业协议发挥到极致：竞业范围全员化、全球化，巨额赔偿金，严苛到「竞业补偿金先发进工资」、「终身不得泄露所有机密」……让很多处在基层的年轻人被套上枷锁。

近年来，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业官司暴增，卡在竞业案件中的AI人才，有人被索赔几百万，有人被要求从新东家离职……失去职业机遇的同时，他们还在承担着精神和未来的双重压力。

即使身处AI时代，背负竞业官司的年轻人也无法大展身手，有限的青春用来还债。

文｜石润乔

编辑｜李天宇

天价索赔

去年12月底，阿龙收到了劳动仲裁法庭寄来的材料，他招来了「竞业官司」。

去年3月份，阿龙从北京一家互联网大厂辞职，随后入职了杭州的一个互联网公司。那时，前东家的AI项目已经启动两年，在阿龙看来，「跟业界主流越走越远了，差距越来越大」。他负责推理方向，基于开源代码做推理引擎。一年多以后，团队决定废弃引擎。阿龙不想成为弃子，想要换个环境，追一追最新的技术。

团队主管支持他离职。在他离开以后，陆续有7个人提出了离职，包括主管。

至于《竞业协议》，阿龙回忆，当时没有人在意。他曾扫了几眼里面的内容，「一看这么多款项，很多跟自己没什么关系，就没仔细看」。HR当时也告诉他，这份《竞业协议》「只是走个形式」。当阿龙指出通讯地址有误，对方甚至都没有改。

没想到9个月后，「形式」没走，官司来了。

阿龙有点慌，第一次细细地读，发现前东家列出了7类竞对公司：消费点评、生活服务类电商、互联网增值服务、共享出行、餐饮供应链、短视频直播、人工智能与大模型。30多家公司及子公司也被提到，如AI独角兽、新能源车企以及互联网大厂。竞业限制地域为全球。按照这份协议，他撞到了枪口上。

这份竞业协议里，补偿金为每个月工资的30%，大约2万元，竞业期限为9个月。赔偿金是350万元——5倍年薪。

作为8年的老员工，他极度信任前司，但所有的信任在这赔偿金面前坍塌了。

和阿龙相比，李志远则谨慎得多，他想尽办法避开枪口，但还是撞上了。

李志远曾在上海一家上市公司做「AI辅助药物设计」，负责蛋白质结构检测，研发AI制药领域的应用软件。

他《竞业协议》里的竞品，包括AI制药公司、互联网公司，有200多家。签协议时，他曾问过「竞业范围是不是有点广了？」HR没什么回应。

离职后找工作，为了规避风险，他绕开了竞业名单上的所有公司。仔细地回想，7年前自己刚入行时，还从事过基因测序工作。他觉得这应该是个安全的选项，没有违反竞业协议。

他给20多家做基因测序的公司投了简历。在电话面试的时候，他会提及「我正在竞业期」，也会解释「两个领域没什么相关性」。几乎都被拒绝了，只有1家在杭州的公司主动推进面试后的环节。

离职7个月之后，李志远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上来就质问他「为什么隐姓埋名？」他被吓了一跳，很久才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

曾经的那份《竞业协议》中，竞业补偿金为月薪的50%，1.9万，发放两年。违反竞业协议的赔偿金也是5倍年薪，加上归还的竞业补偿金，一共索赔260万。

「为什么是我呢？」他跟前公司谈过人情。托前同事帮忙找HR递话，得到的反馈是，「这是业务部门决定的，没办法」。业务部门之前的领导，也是给他绩效打很低的人。

李志远觉得，为了遵守竞业协议，自己已经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圈子里，他听说过十几个人被竞业，只有一个人是幸运儿，「这个人跟前公司的CEO关系不错，提前打过招呼。」如果没有这份协议，大家原本有上百家AI药企可以选择。

在AI领域，竞业协议不止用在老员工身上，它甚至摆在了还没毕业的大学生面前。

看着将近40页的合同，康宁有点发蒙——桌上《劳动合同》、《保密协议》和《竞业协议》一字排开，后两份协议让他 「大脑宕机」。《竞业协议》上留了两个空，没填写确切的竞业期限和补偿金额。可在《保密协议》里，这些却已经写好，规定竞业期限为两年，补偿金为每月工资的30%，违反协议的赔偿金为50万。

同时，保密金与竞业补偿金折算成基本工资，与绩效一起，在竞业开始前发放。

这是康宁第一次接触竞业协议。今年夏天，他才从通信工程专业本科毕业。临近毕业季，他在一家AI+文娱领域的头部公司实习。

在这里，他第一次体验到舒服的工作环境。可以随便吃零食，leader也没有架子，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端着电脑找到对方聊。上班一周，他每天自愿加班2小时，练习给AI写提示词。「一个人，居然能把之前一群人干的事情做到了。」公司邀请他以实习生的身份加入了核心团队，这种价值感让他上瘾。

如果没有竞业协议，这家公司就是他心目中的乌托邦。但让他疑惑的是，竞业补偿金直接和工资挂钩，而且他被告知，公司里所有成文和不成文的「秘密」，需要永久保密。

按照HR的说法，「这份竞业协议其实是一份保障」。提前签署，说明公司一定会让康宁转正。至于以后，公司一般不会真的启动竞业，「多个仇人，不如多个朋友」。

但他还是不安。如果若干年后自己因为各种原因离职呢？AI时代变化太快了，以月、周为单位迭代。一旦被竞业两年，还能去哪儿？「现在看来，国内外所有的公司都在竞业范围里。能不能把这些竞对公司写得更明确一点？」康宁问。

HR的回答温和又干脆，「这边改不了，如果你不能接受，就提离职吧」。

整个对话只有5分钟。康宁没有签合同。下班前几个小时，他办理了离职。坐最后一班地铁回家时，想到这是最后一次在这上班，他内心落寞。这里有漂亮的办公楼、攀岩墙和乒乓球桌。楼顶天窗，就像北京的鸟巢。这一天的结尾，他才发现，这是社会给自己上的「第一课」。原来，「乌托邦」里也有暗流。

图源剧集《凡人歌》

一个故事，两种版本

踩到竞业红线的前员工，只能被迫走进法庭。在法庭上，公司与劳动者的叙述截然不同。某种程度上，就像是听两个人的故事。

阿龙回忆4月份刚刚结束的仲裁现场，他陈述了自己在前东家一路走来的历程。8年前，他作为校招生进了这家公司。他把这里当作「一个大家庭，一个承载自己最灿烂几年的地方」。经过几年的努力，阿龙的职级越来越高，年薪涨到税前70万。

他的工作性质没有变过，一直是「从开放的社区下载源代码，给同事的想法写代码，帮助他们落地」。一开始，是为社区团购服务。AI大模型流行以后，他被抽调到新的部门。这里仍然属于「一线」。他要做的，是支持公司内部的智能客服，比如问答机器人。他和同事也留下一些「推理引擎」，简单来说是一些代码，试图为公司的新模型提供支撑。离职以前，领导决定废弃这些代码。

而公司方则讲述了另一个故事：在2025年9月，公司自主研发的AI产品发布。阿龙作为公司的大模型工程师，必然了解产品的模型、公司的算力规模和机房分布。而这些，都属于商业机密。

法庭上，双方能够提供的证据数量，也存在悬殊的差距。

在前司的律师面前，阿龙感受到一种绝对的「压制」。从前的工作文档，都只保留在公司云端。互联网公司讲究无纸化办公，员工在离职前，所有的工作文档都不能自己带走。也就是说，几乎所有信息、数据和证据，都掌握在企业这一侧。

对阿龙来说，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部门组织架构图表和他全部的工作文档。这两者，可以直观地说明他在团队的位置和具体工作内容。但是公司没有出示。

为了说明阿龙是「算法工程师」，前司律师截取了工作文档里的一部分，展示几页引擎代码。阿龙反驳，「这东西已经被废弃了」。

但「废弃」本身无法被证明。这几乎是个死胡同：「作为前员工，无法证明自己不涉密。」阿龙说，他能做的，只有口头阐释。

在竞业协议的官司面前，作为弱势一方的当事人和律师有着相同的困境——到底什么算商业机密？

清明节假期第一天，李志远的竞业案件一审开庭。质证过程针锋相对，涉及到技术概念，文科背景出身的律师和法官，听得「云里雾里」。最懂技术的是李志远，但是，他不熟悉法律争议的重点，也没有太多时间详细阐述。

前公司的叙述中，这是一个骗取竞业补偿金的犯罪故事。李志远作为一名「高级科学家」，却失去了诚信，匿名入职另一家公司。在陈述环节，李志远记得，对方最后一句话是「行为太恶劣了」。

而在李志远的故事里，他没有资格接触称得上商业秘密的东西。他只是一个熟练工人，由于从事AI行业，在市场上相对稀缺。

阿龙和李志远的代理律师都是吴士刚。他认为，两个人的官司都很有挑战性。吴士刚也在思考，一个技术人员是否该被竞业，什么认定标准才是公允的？

商业秘密的法律定义为：「秘密性、价值性和相对保密措施」。什么样的技术具有保密价值，什么样的技术没有？从法院案例看，法官一般推定，技术研发人员均默认负有保密义务，只要技术没被公开，便可以认定知悉技术秘密。

吴士刚认为，也许从法官的角度看，「研发人员只要搞技术，就推定他（她）知道技术秘密，进而推定这个人在竞争公司工作的时候，可能泄露大模型的技术秘密」。

然而，对于一线基层程序员而言，如果员工从外卖公司跳槽到共享单车公司，他很有可能既不了解外卖，也不了解共享单车。

吴士刚认为，目前司法案例大都认定程序员属于适格的竞业主体。但是，阿龙在公司所做的技术路线完全被公司放弃，没有取得有商业价值的技术成果，没有技术秘密需要保护。因而，公司不该限制阿龙再就业。

那天下午，质证环节持续了4个小时还没结束。傍晚6点，法官敲响锤子，宣告暂时休庭。李志远听见法官说了一句话：「你们这个技术领域太专业了，完全听不懂。」

走出法院，吴士刚告诉他，想要打赢，还是要拼一把。想让法庭认定不属于竞业人员，很难实现。重点在于两家公司是否有实质竞争关系，关键看双方的证据是否充分。

一个悖论出现了：能被索赔的，都算不上顶级的人才；真正与商业机密有关系的人被挖走，往往不必自己赔钱。

图源电影《Her》

「大家的花期都蛮短的」

老麦在2000年初入行，接连见证了房地产与移动互联网的火爆。在他看来，就业市场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冰火两重天」——很多行业不景气，降薪、裁员，而但凡涉及到AI，人才流动就是翻倍地涨薪，炙手可热。「AI不仅是一个行业，而是一种生产力，它正在重塑所有的行业。」

今年年初，脉脉高聘发布了一组数据：2026年1月至2月，国内新发的AI岗位数量同比增长了12倍，占整个新经济领域岗位的26.23%。也就是说，每四个新岗位里，就有一个跟AI相关。

薪酬水平方面，AI领域新发岗位平均月薪达到60738元。这意味着，在这个领域里，「年薪百万」成了常态。

老麦开了一家只服务AI领域的猎头公司。2025年，公司推动了2000名AI人才跳槽。他估算，这里有不到10%的人无需自身承担竞业赔偿——下家把所有赔偿金都「承包」了。此外，新东家还会支付「签约金」，如果在下半年签约，耽误对方拿年终奖，也会一并补偿。

老麦说，这些人绝大多数来自大模型领域。人才供给的稀缺，让各大公司出价极高。这些人才的加入，也撬动了公司庞大的资源，相比于算力、硬件投入、团队配置，人力成本只是一个很小的因素。对公司来说，必须要用最好的人去匹配投入巨资的项目。

为了寻找顶级人才，老麦不仅要看学历背景和履历，还要考察对方的「胜任力」——也就是说，人才到公司以后，是否真的适用，能不能带着团队「成事儿」。

业界有名的大咖毕竟有限。很多猎头已经开始潜入校园寻找「潜力股」，工作8年的猎头小樱已经开始进入清华大学的校园，还想尽办法进了清华计算机系的校友群，随时观察每一位「校友」的动向。

和这些人打交道的一个细节是：他们往往不怎么回消息，即便回复，也是寥寥数字。一旦他们开始给小樱发送表情包了，这就是初步建立信任的信号。

如果能有幸通上电话，除了交流行业信息，小樱都会补上一句，「说句实在话，大家的花期都蛮短的。」

这也是她看到的趋势——28岁左右博士毕业，30岁在职场站稳脚跟。如果没有遇到很好的机会，极有可能在35岁遭遇职业危机。这些人才的路径高度相似：在AI人才市场里，新人每年都在冒头，而从中国香港或全球其他地方的大学毕业的人，从谷歌实习回国的人，只会越来越多。

不过，不计代价挖人，不惜血本砸钱，终究只是针对极少数人。对于金字塔中段的AI人才来说，赔偿金还是一笔不小的负担。但新东家往往能承担一部分。

熟悉竞业官司的律师崔灿介绍，赔偿金额通常在两倍年薪到五倍年薪之间，从一两百万到上千万不等。新公司能为这部分人才背负的数额，也就是50万至100万。

老麦补充，这种「帮助」有个隐含的前提，那就是人才不会再次跳槽。倘若人才在新公司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再次被挖角，此前支付的赔偿金必须要全额退还。

而面临巨额索赔的，大多数是AI领域的基层员工。崔灿认为，现在在AI行业，竞业协议的覆盖范围有全员化的趋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竞业限制的人员，限于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

2026年前4个月，已经有几十人找到崔灿咨询AI行业竞业协议问题。他们大多是二十七八岁的年轻人，都在大厂核心AI 团队或六小龙公司工作。学历也类似，都从知名院校毕业，拥有国外留学背景、国外大厂实习经验，在校期间基本从事相关领域研究。

崔灿也接了10个AI领域的竞业官司，让他感慨的是，8个当事人都只是普通员工，包括程序员、AI产品经理、AI产品运营等。他们往往在一个宏大的AI项目之中，扮演基层螺丝钉的角色。看上去他们的薪资不低，实际上，「基本只干自己那一块儿，没有怎么深度参与过项目」。

而这些人，被定义成了「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

目前，他的所有案子都在上海长宁、北京海淀、杭州余杭或者深圳南山开庭。诉讼时间大约一年半，所有案子都还没有出结果，最早要等到明年。

一个案子让他感觉很无语。一位来自大厂的当事人，在 AI 部门只待了3个月，刚毕业就碰上了裁员，入职了新公司，又被起诉违反竞业协议。前公司律师称，这个年轻人非常优秀、非常重要。当事人很费解：「如果他们真的认为我『非常优秀，非常重要』，为什么要裁掉我？」

荒诞感扑面而来。崔灿感觉，表面的安慰没什么用了。他试着分析现实：「哥们儿，好好干吧。至少先把钱攒下来。我帮你打官司，看能不能胜诉，至少咱们把赔偿金打下来，少赔点钱。」

图源剧集《凡人歌》

「我工作了8年，白干？」

从法律的视角看，还有另外一种「逃离」竞业协议的方法。

律师郑曜灵曾经收到一份跨国跳槽的咨询。一位大厂的算法工程师，在离职后打算去国外发展。尽管竞业协议范围是全球领域的竞对企业，从协议角度看，这位算法工程师明显违约；可对公司而言，打官司的性价比实在不高，启动竞业官司概率很低。因此，「有时候，物理距离可能是对抗竞业有效的手段」。

这点Vincent很了解。2023年，他从中国一家大型互联网公司离职，以资深算法工程师的背景，创办了一家Agent跨国公司。这几年，他在澳洲、中国和美国来回飞。

2023年，美国加州宣布，员工离职后的任何竞业禁止条款都是无效的。这项政策加速了OpenAI、Meta、Google等大厂之间的人才流动。

在Vincent所在的行业圈子，一个AI项目的普通员工离职，不会签《竞业协议》，主要看自己职业道德。对于掌握核心秘密的高管来说，一旦跳槽，前公司可能希望签《竞业协议》。为此，公司开出的竞业补偿金不会低于每月薪资，甚至达到原有薪资的几倍。

可阿龙和李志远们没有去国外发展的计划，他们拿到的竞业补偿金只有月薪的30%-50%，面临的追偿却是年薪的5倍。

从互联网大厂的架构来看，找领导已经不奏效了，竞业官司已经流转到法务部门。阿龙现在才明白，「不要把公司拟人化，其实没有什么人情可谈。」他马上求助现任东家，请求公司介绍律师。在一切还没有明朗之前，他没有把消息告诉任何人，包括妻子。「说了也没用，只会让她担惊受怕」。

那两周，当妻子入睡后，阿龙总会打开社交媒体搜索「竞业」。他刷到大量关于竞业官司的帖子。这些人跟他情况相似，大部分来自互联网大厂。从来没有人赢过。

350万，5倍年薪。这两个数字总在阿龙脑子里盘旋。他总在想，在前司工作那8年，他总计有没有赚到350万？「合着我工作了8年，白干？」

前司的AI项目刚刚起步时，阿龙也步入了人生的新阶段。他跟相恋多年的女友结婚，俩人在昌平区买了一套三居室。妻子以前在互联网公司上班，最近转入一家国企。扣除每月1.5万元的房贷，两个人的收入能满足日常开销。还能靠年终奖攒一攒钱，每年大约能存下20万。

他开始盘算偿还竞业协议的违约金了：两个人即使再拼命工作、再节俭，还清350万也要至少花十年。「加上利息，这笔债务比房贷还要高。」

那段时间，每天早上醒来之后，阿龙的枕头上都会多二三十根头发。妻子打趣：「你是不是老了？是不是要秃顶了？」阿龙勉强笑笑，「可能最近皮脂分泌挺多」。

同样晚睡的还有李志远。七个月前，李志远刚刚收到仲裁结果。法院驳回前公司260万赔偿金的诉求，将其改为130万。

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李志远也算了一下，自己以前月薪到手两万多，130万，相当于近4年白干了。

竞业协议生效时，他也恰好跟女朋友领证。女朋友刚毕业，还没找到工作。为了迁就李志远的新工作，两个人把新家安在了杭州。下一步的规划就是买房、生孩子，哪个都需要钱。可他以前工作五六年，花钱大大咧咧，没攒下太多。「以后要工作多少年才能把钱还上？」面对妻子的问题，他也没有答案。

正在筹备的新生活不知道还要不要按规划走下去。一句视频里的话击中了他，「有些事情，可能对于从业者来说只是一个案子。对于当事人，那就是一生」。

最近，他经常做梦，最常做的梦是关于高考的。他梦见高考失败了，他在哭，家里人围在他身边，骂他。醒来以后，庆幸这只是一个梦。

但和「高考失利」相比，现实的境遇或许更加窘迫，因为他工作的黄金期也没有几年。

图源剧集《凡人歌》

「悬在头顶的剑还没落下」

对于所有的竞业案件当事人，崔灿都建议对方考虑成本问题——不仅是物质上的，还有精神上的。即使员工身处高薪行业，但是本质上还是「高级牛马」。如果对方不是特别傲慢，也许不必「奋战到底」。在他看来，「最理想的结果就是（当事人）以较低金额和解，把自己从竞业的沼泽中拔出来」。

李志远也有过两次类似的机会。去年7月，仲裁结果判定，李志远有可能泄露前公司的商业秘密，应当赔偿130万。法律规定，当事人有15天来考虑是否接受仲裁结果。如果不接受，可以自行上诉。仲裁结束以后，法院牵头双方谈判和解。

对他来说，这可能是扭转命运的15天。他态度诚恳，承诺把竞业补偿金全部归还，一共14万。如果再多赔十几万给公司，他也能接受。

前公司法务回复，多赔十几万远远不够。和解可以，但是公司的损失换算成钱，大约80万。因此，李志远必须从新公司离职，同时赔付50万。余下的30万，由尚未兑现的竞业补偿金覆盖。

这也意味着，他不能入职新公司，也没有补偿金托底，需要以「免费竞业」的方式撑到合同失效那天。那一天，是今年的10月8日。

李志远的第一反应是「凭什么」。家人劝他让步。妻子说，「你的头太硬了，这样不行，只要低头、认个错就好了。你能不能为身边的人想一想？」那15天里，李志远和妻子、父母一直争吵。没有人理解他为什么不想答应。

「要不就和解了吧！」在这场不对等的纠纷里，博弈才是最可行的方式。几天以后，他回复前公司：可以接受，只是能不能让法院出一个调解书？他没有料到，对方仍然不同意。法务表示，「只能接受私了。」也就是说，这场竞业纠纷外部看到的结果仍然是李志远赔偿130万。假如对方反悔，到时候连上诉的机会都没有了。他不敢答应。

第二次想办法和解，是在一审首次开庭之后。法院再次牵头公司和李志远谈判。他记得，对方法务的原话是「你必须（从现在的公司）离职，才有调解的可能」。

李志远又一次选择拒绝。他不能失去当下的工作。有两个前同事，一个人被竞业一年，因为家底厚，干脆在家里躺平。还有一个人，花一年时间才拿到了新的offer，是芯片行业，完全跨行。一旦离职，很难再次找到合适的工作。那样，自己可能连偿还的能力都没有了。

在新公司上班的头一周，李志远发现，这个行业早已变化。7年前学「基因测序」时，那些知识已经用不上了。现在，测序技术升级了，适配的AI也变了，都在深度学习。而他的知识储备，只能应付最基础的数据处理工作。

他发现同事时不时冒出陌生的术语，他听不懂。业务问题的讨论他也插不上嘴，上班7个月以来，他每周都至少有两天加班到晚上10点，啃最新的文献。现在总算见到了成效，可以无障碍地和同事讨论业务。

对于阿龙来说，他也逐渐能够接受「少赔点钱」的方式和解。他算了一笔账，如果按照两倍年薪去赔偿前司，自己则需要工作三年攒钱。「总不至于十几年都白干。」如果结果很不乐观，「那就走一审，如果一审不行，那就走二审」。

他愿意接受案件的悬置。妻子提醒他，「现在滥用竞业（的情况）这么严重，可能拖一拖更好。也许哪天就有新的法规出现。拖得越久，胜算越大」。

只是，潜在的债务问题依然影响着生活，「就像一把悬在头顶的剑还没落下」。

为了准备赔偿金，夫妻俩首先暂停备孕计划，节省最大头的开支。阿龙还发现，经常买衣服的妻子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停止网购。以前，家里平均一周有7个快递，现在每个月平均有一两个。阿龙愧疚，想说点什么，又不知道从何说起。一开口，就想起自己还是有官司的人，「什么都承诺不了」。

生活的标准也一降再降。以前，阿龙和妻子每个五一、清明和国庆节都会去旅游，一定要离开北京，去云南或者出国游。今年的五一长假之前，妻子说，「算了，想到还要赔钱，就不想出去了」。

最近几个周末，两个人没有任何消费的计划。如果在房子里待得憋闷，就出去走走、晒晒太阳。

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一个狼狈的下午。在那个周日，两个人在颐和园闲逛了一上午，准备在北门旁边的山顶歇歇脚。刚坐下，突然刮起一阵大风，吹得花粉在空中弥漫。两人赶紧下山。没想到，半路开始下雨。两个没有伞的人只能加快步伐，手拉手在雨中跑了起来。

那一刻，他终于感受到几分快乐。一次次失去之后，他像是从心灵的低谷触底反弹，重新拥有看待生活的视角。他想到，「幸好还有家人」。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阿龙、李志远、康宁、小樱、老麦为化名）

周日下午，阿龙拍摄的颐和园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