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良的手腕突然震动了一下，智能手表弹出提示，「你是在进行划船训练吗？」——并不是，这位65岁的法医坐在几个小山堆一样高的书前，机械地重复着同一个动作，翻页、签名、再翻页。右侧肩关节僵硬得抬不起来，左手戴的手表提示他的大运动量，五万本，这是他为自己的新书《真相不会沉默》签名的数量。

过去的43年，刘良的名字多数只出现在法医鉴定报告中。他做过4000多次尸检，送检、复检过7000多个案子，审核超过万例的检案。聂树斌案、黄静案、周秀云案等要案疑案，还有世界首例新冠肺炎逝世患者遗体解剖与病理分析……他的签名，往往意味着推翻既有的错误结论，给出最终的死亡真相。

几年前，他参加《初入职场的我们·法医季》综艺，在年轻人中迎来了破圈式的关注。大家关注他，不仅因为他的技术，还有他极强的共情能力，他理解后辈，尊重逝者，让大众看到冰冷的死亡后温情与向善的一面。

今年3月，刘良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法医系退休，但他比之前更忙了。很多检案甚至是20多年前的旧案都找来了，大家说，他们相信刘良。

4月中旬，我们迎着北京满城的柳絮见面。刘良喜欢开玩笑，刚见面他就问，今天是谁要「审问」我？我们见面的地方，要经过一段狭长的暗黑甬道，他说，不如在这里玩密室逃脱吧。他自称是个调皮捣蛋的人，喜欢轻松地对待日常。

另一面，他的工作是如此严肃、严谨，容不得任何错失。我们见面的前一周，他绕着中国跑了半圈，去了五个城市。有的是家属点名要他去的，有的是涉及孩子的疑难案件，还有多年前的旧案，需要他出庭质证。这种毫无保留的信任，让刘良感到了重量。

我们聊了3个小时，聊他的人生、选择和遗憾，聊谎言、死亡和真相，大多时候，刘良哈哈大笑，偶尔也会流露愤怒。新书卖得很好，他说，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公众对他敢于在争议案件中说真话的朴素心存感激。

交流中，「说真话」是刘良表达最多次、也最强烈的一句话。这源于他有一种朴素的生命观，他认为，做个好法医是在积德，他说的每一句真话，都会在未来显露它的力量，或今日或明日，他相信命运。

刘良并不享受被推上风浪的感觉，他选择走到台前，是为了让法医这份职业变得平常，也让大众看到潜藏在日常生活中的风险，而不是创造一个无所不能的形象。见过生死，也见了人心，他始终相信，做法医，首先，你得是个心地善良的人，继而是一个依靠五感、依靠解剖技术和经验在尸体上寻找真相、说真话的普通人。

本文与今日头条头条精选项目联合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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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赖祐萱

编辑｜槐杨

图｜（除特殊标注外）受访者提供

*涉及法医工作现场，请谨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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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没见过法医被这样关注过。

过去，我们法医是很边缘的职业，很多年在学校的大会工作报告中，从来只讲临床医学、药学、护理，没有一次提过法医。你记得吗，有一年春晚，舞台上有个一直转圈的女孩叫小彩旗。我说，我们就是她。大家都在舞台上表演，但灯光没打给她，镜头也没给她，法医就是这样的角色，偶尔一束光打过去，大家才发现，哎哟，还有一个人在那儿转。

外界对法医有很多误解，说法医很脏、很臭，天天跟死人打交道，甚至觉得法医造成冤假错案的比例也挺高。那个时候我就知道，这个专业过于封闭了，没有把真实的情况交给大家。

我父亲是搞新闻出版的，他临走前说，你搞了一辈子法医，总得留下点什么。我跟他说，这些事烂在肚子里我也不会讲。老一辈法医比较谨慎，我的导师黄光照教授认为，你可以在专业上给学生讲很多东西，但不能拿到社会上讲，否则讲完以后，可能会导致很多人去模仿。

后来，我去上芒果台节目《初入职场的我们·法医季》，很多年轻人跑来跟我说，原来法医是这样的啊？大家又开始把法医神话了，以为法医很了不起，什么都能解决。我们每年举办探索营、见习营，有很多孩子想来读法医，想体验法医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如果仅仅因为觉得神奇，就想来读，这有点危险。

直到快退休了，我决定写点东西，把真实的状况告诉这些爱好者。再加上，之前做节目的时候我就发现，很多法医见多了、认为本该注意的事，老百姓其实不知道，所以，我想把这些日常生活里的意外和风险讲透。写的时候，既不能违背导师的教导，也要完成老爷子的遗愿，夹在中间两难。最后我的处理方式是，把比较血腥的，或者犯罪手段过于详细的内容，全都去掉了。现在大家看到的书里的案子，可能是很多个案件的杂糅、组合，并不是单一的案例。

案子里有一个是我觉得最重要、必须写进来的，就是电子烟。电子烟是新型产品，抽起来时髦，年轻人很容易模仿。正规渠道没问题，但很多非正规渠道的电子烟，烟弹里的东西被改造了。一开始是添加依托咪酯，国家发现后开始管控，再卖就是贩毒。但搞这些的不是普通人，都是学化学的高科技人才，你列管一个，他马上改进，搞出十几种替代品，他永远在跟你赛跑。

据我所知，很多搞化工的企业，合成这些东西很简单，改一下配方就行。后来为了监管，政府都要求企业设备安装数据上传系统，每天生产什么全部监控。结果这些人才离开企业，跑到乡下找个小作坊，买点灌装设备自己开工，利润太大了。

很多青少年不知道这些，偷偷地吸，觉得很酷。如果不提前告诉他们，将来会有一批人出事。我有一个律师朋友，买了书放在家里，第二天早上，他儿子跑来问：「妈妈，烟粉是什么？」朋友赶紧告诉孩子这是有害的，这就是提前预防。

除了毒品，书里还选了很多贴近生活的案子，比如安全带。很多人觉得系安全带勒得慌，不好好系。书里的案例就证明了，不仅要系安全带，还要正确地系。如果不舒服，就垫个东西。我自己出过三次高速公路交通事故，就是安全带保护了我，最后只断了一根肋骨。

书中就有个案子，车辆碰撞后，司机被安全带勒了一下，人没事，也没有外伤，他没有重视，离开现场，结果12个小时后就死亡了。尸检发现，安全带直接把腹腔内的肠子和血管勒断了。很多车辆发生碰撞后，大家觉得撞得不重，能忍受，私了就算了，绝对不能私了，哪怕你是私了，也得把病先看了再说。

也有比较犹豫的案例，比如秋水仙碱。过去，我们认为秋水仙碱是比较少见的毒物，就会考虑把这招写出来，别人会不会用这个事儿去犯罪呢？但是万万没想到啊，现在的犯罪嫌疑人，你把他抓住以后，他的上网记录是可以查得到的。大部分嫌疑人上网搜「用什么药物杀人」，秋水仙碱就跑出来了，排名第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还在玩什么神秘呢？与其这样，我还不如就告诉你，我有办法对付你。

我们要告诉老百姓，一旦出现了急性的消化道症状，像上吐下泻、泻水这样的情况，反复出现，肯定要考虑、要怀疑这个事情。中毒以后，出现了各种脏器的问题，临床医生也要注意这些指标，排除秋水仙碱，及时诊断、治疗。

带着这种想法，我尽量简化了太专业的东西，在书里更多普及一些常识。但我自己其实是不满意的，觉得这玩意儿像小说又不像小说，说是科普又好像不完全是，以前我也没见过这种题材。我写的专业教材，十年才发行了三万册。结果这本书出版后，出版社不停地加印，第一天直播就卖了五万册。我看到他们发来的视频，我签名的纸送上去，一排工人在那儿哐当哐当压，机器都快冒烟了。我很感激，反正我是很多年都没买过纸质书了，我总觉得可能是以前做了些积德的事情。

真正让我欣慰的，是读者的反馈。有人在小红书上给我留言，说觉得血腥不敢看，但又忍不住，看了之后学了很多。有一位妈妈，说自己是喂完了奶以后，把书看完了。她觉得里面有温暖的东西，出乎她的意料。

这本书有很多孩子在看，有九岁的孩子念给妈妈听，还有七八岁的小孩让妈妈讲里面的故事。有一次坐飞机，乘务长认出了我，她说看完书立马把家里所有的瓶瓶罐罐全清了个遍，她说以前瓶子里经常放些杂物，现在才意识到万一小孩子喝了怎么办。

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说这么早让孩子看到死亡可以吗？认为我们谈得太早，给小孩造成心理伤害。我觉得，死亡教育很重要，人怎么来的，怎么走的，生死的东西，都应该早点告诉孩子。我们完全可以正确引导孩子，注意生活习惯，健康地生活，吃得好睡得好，及时看病，不要纠结，死亡是一个过程，每个人都会走到这一步。

法医做长了，就会去思考人的生命。命，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有人走得早，有人走得晚？有没有预见性的处理方法，能让人的生命延续得更长一点，而不是戛然而止？我想，每一次尸检，每一个案例，都可以告诉我们答案。

刘良在综艺节目中担任导师图源综艺《初入职场·法医季2》

2

法医是一个需要打开五感的工作，首先眼睛要毒，其次手要灵，分离组织时要像外科医生一样轻巧、精准。

嗅觉很重要，以前老一辈的法医工作时是不戴口罩的。不戴口罩是有原因的，法医很需要依靠嗅觉判断，比如打开死者的胃，你得闻闻有没有酒味；如果闻到大蒜味，那可能是服了有机磷农药（比如敌敌畏）；如果闻到了电焊时乙炔的味道，可能是接触了氯化锌；如果闻到苦杏仁味，那我们马上就知道是氰化物中毒。

闻到这些特定气味，现场马上能做一些化学试验来定性。如果戴着厚厚的口罩，防住了臭味，也把这些关键的线索挡住了。而且，普通的口罩根本挡不住尸臭，人呼出的水汽附着在口罩上，反而会把臭味吸附在口鼻处，那才真够你闻的。

不过，嗅觉太灵敏有时也挺让人受伤。我的嗅觉就特别灵，家里饭菜只要有一丁点坏，我马上就能闻出来，所以到了现场，遇到高度腐败的尸体，那种臭味常常让我产生生理性呕吐，吐得止不住，旁边那么多人看着一个老法医在现场狂吐，也挺难堪。人的嗅觉细胞是有记忆的，做完那种高腐尸体，接下来的两三天，你总觉得头发是臭的、衣服是臭的，怎么洗都洗不掉，其实不是你身上有味道，而是嗅觉记忆在不停地重播。

触觉也至关重要。比如摸肝脏，正常的肝脏是质软的，摸起来就像人的嘴唇；如果初步肝硬化，叫质韧，摸起来像鼻尖；如果是严重的肝硬化，那就是质硬，摸起来就像人的额头。这种微妙的触觉反馈，法医都必须掌握。

当然，每个法医都有自己的软肋。我的搭档周亦武有鼻炎，嗅觉不敏感，但他视觉容易受冲击，看到那种密密麻麻长满蛆虫的尸体就崩溃，所以有时候我们俩就打配合，他去放气，先闻，等他结束了，我再进去处理别的。我有个学生，触觉不行，特别是腐败尸体，皮肤露出来了，油滑腻腻的那种感觉，他受不了。还有个学生，受不了的是听觉。有次去了高度腐败的现场，满地满楼梯都是蛆虫，当时没条件穿防护服，他就穿着胶鞋走下去，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那声音成了长久的心理阴影。

有人问我，法医会不会被AI替代？说实话，我对此毫无恐慌。AI可以做一些少量的体力劳动和重复性工作，但它很难替代人去闻，去看，去听，去触摸，去感受。

有意思的是，现在很多人拿AI查出来的结果，跑来找我们说，「AI说不是这样的，你鉴定错了」。他们根本不知道，很多真实的、核心的法医鉴定数据和细节是保密的，根本不可能发到网上去。AI在网上抓取的信息很多都是有漏洞的假信息，用这种信息来指导现实的法医鉴定，怎么可能啊。

法医去现场是很重要的。做法医的，你不到现场就没有灵感，你光坐在家里听人家讲来讲去，方位感、空间感都没有。你去了现场，可以看到现场的血迹、物体的摆放，如果太安静了，不正常，那可能是被收拾过了，如果太凌乱了，也不正常。阴森森的、不是那么阳光的地方，总是有点什么解释不了的东西。

就像自缢案，看起来很简单，一般以为是自杀，但是到了现场，法医就要去观察房梁，特别是麻绳，我们要看绳子的摩擦痕。

在现场，你还可以见到当事人，有可能当事人就是嫌疑人，他的言谈、说法就不一样。曾经有个嫌疑人，还跟我们在一起吃饭，一直催问什么时候出结果，他假装很关切，实际上就是他干的事儿。

我跟学生们说，当法医你不要老是等着人家把材料送上来，你得真的往下跑，否则很容易走偏差。有些侦查员不仔细，案情也不跟你讲很多，现场可能有个坑、有个湖、有个井什么的，他觉得不重要就放过去了。恰恰那个里面可能是问题所在，比如说有人把死者随身的物品扔到旁边的井里去了。我到了现场就会问，这个井，你们检查过没有？水抽干没有？经常一抽，物证就出来了。

能去现场我都要去，哪怕是解剖做完了，再晚也要去把现场看一下，去现场，总归能察觉出不正常。我这人本来老失眠，但是坐长途车跑现场，颠着颠着就睡着了，反而把睡眠问题给治好了。

刘良给学生上课

3

我很早就知道法医这个职业了。小学我就看《福尔摩斯探案集》，后来又看了《尼罗河上的惨案》。不过，那时我完全没想过自己会干这一行。

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就去考了，过了分数线，但成绩不够上第一志愿武汉大学化学系，我又考了一次。虽然考上了，但分数还是不够上武汉大学化学系。当时就在琢磨该学什么专业。我妈妈说，我舅舅小时候因为烧伤感染走掉了，我外婆也是得癌症去世的，咱们家祖祖辈辈没有当医生的，正好家对面就是协和医院，要不就学医吧，我就报了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的临床医学。

当时，我父亲在湖北某个书库当库长，我大四那年假期，父亲让我去书库打工帮忙，赚点钱，主要工作就是把书登记在册，做卡片，上架。有一天，我无意看到了一套前苏联法医专家阿夫杰耶夫写的《法医学》。同样的复本有十本，我就抽走了一本，觉得太有意思了，非常喜欢，看了好多遍。我还把书带回宿舍，舍友也跟着排队看，有个还说自己毕业后要考研当法医，当时我们学校有一位非常厉害的法医专家叫黄光照，我心里想着：「你要考就考呗，反正我也不做这个。」后来，就忘了这件事。

快毕业了，我们开始到医院实习了，最开始，我去的是内科轮转，一个偏瘫的病人，我轮转结束了，他还是老样子，根本看不到治疗效果，给我一种总也治不好人的无力感。相比之下，外科就立竿见影，阑尾切了，一个星期就能拆线走人。

毕业分配时，我的成绩很靠前，可以留在武汉的医院，当时要填三个志愿，我都填了自己喜欢的：病理科、法医和眼科。我想，法医比外科更干脆，遇到问题马上就要给答案，而且非常刺激。填完志愿，我就出去玩了一圈，到了假期结束，回来开会宣布去向，老师念了一通名字，最后到我了，刘良，神经内科。

我当时就傻了，感觉天都塌了。散会后，我实在不甘心，跑到医院人事处，又跑到大学人事处去理论，他们说志愿是供参考的，怎么是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你得服从分配。

我垂头丧气，从医院走出来，偶遇了我的大学同学谢亦宁，他也垂头丧气，一问才知道，他填的全是临床志愿，结果被分配去当法医了，但他看不得尸体，看尸检都吓得剧烈呕吐。

我一听，机会来了！我们俩跑回学校要求互换，结果被劈头盖脸骂了一顿，说包分配绝对不允许私自换。没办法，我们只好各自回去找导师，两位老教授都很支持我们，我们还闹罢工，不换不工作了，总之费了好大劲儿，医院最终同意我们互换科室。

就这样，我和谢亦宁互换了人生，我如愿以偿地当上了法医。

命运很巧的是，我的导师，就是当年我室友喊着说要考他研究生，我没太在意，心想绝对不可能跟他学法医的，那位大前辈黄光照。

经历过这件事，我总跟年轻人说，如果孩子特别喜欢什么，大人尽量去满足他，让他去试错，千万不要强迫他们学不喜欢的东西，否则人这一辈子做着不喜欢的事，最后非把人搞疯不可。

成功换到法医岗位后，我心里超级爽。哪怕是去清洗标本，戴着大手套在浑浊的福尔马林缸里捞各种脏器，我也一点都不在乎。我很高兴，我终于成为了法医。

参加硕士答辩时的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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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还没系统地学过法医学，只能跟在老法医旁边听和看。直到1984年2月，我去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进修。在那里，我跟本科生一起系统学习，同时真正开始接触尸检。来案子了，我也在旁边参与，做病理检查、看显微镜、写报告，写完交给带教老师审阅。

我印象最深的是进修时亲手做的两个案子。一个是高坠自杀案，死者脑袋摔得扁了，脑组织都飞出来了。死因肯定是颅脑损伤，但我们几个学生好奇颅骨到底摔成了什么样，想搞个究竟，剪开头皮一看，骨头渣子都掉出来，装了满满一盆。搞清楚损伤程度后我们傻眼了，这碎成一堆骨头渣子，怎么缝合都是一块饼，明天家属还要遗体告别，怎么办？老师让我们去教研室搞个石膏模子，把头皮撑起来，戴上帽子。我们也提前跟家属沟通好，说明骨灰里会有一大块石膏，家属还特理解，说比送来时的样子好多了。

另一个是精神病院的案子。当时，精神病院治疗会用胰岛素休克疗法，打完胰岛素后患者会低血糖昏迷，醒来后会有强烈的饥饿感。临床规定，患者醒后进食时，必须有护士在旁边盯着，因为他们会狼吞虎咽。结果那天楼道里电话响了，护士跑去接了几分钟电话，回头一看，一个患者靠在暖气片旁已经死了。家属说是医院把人打死的，送来鉴定。我们解剖时打开咽喉一看，半个还没咀嚼的东北大馒头死死卡在气管里，是窒息死亡的。所以，我们告诉医院，当患者低血糖的时候，医护人员绝对不能脱岗。

做这些案子时，我觉得法医就像我最初设想的那样，只要一查，死因立马就出来了，干脆利落。

但后来我发现，现实并不总是这样。就像临床医生看病一样，年轻医生看到感冒发烧就只想到肺炎，上级医生查房起码考虑两种病，到了周五教授大查房，他能给你列出七八种可能。法医也是如此，随着年资增长，你的考虑范围会越来越广，要把所有可能性都排除掉才能得出最终结论。这也是为什么直到现在，我们依然认为经验无可替代，也不敢完全相信AI。

比如，遇到在监狱里突然死亡的，或者是长期卧床、刚做完手术后猝死的人，我就会想，解剖时一定要把小腿打开看看。很多年轻法医不知道，心脏里发现了血栓，就不管血栓是哪来的了。经验告诉我，必须去查下肢深静脉，看看是不是那里形成的血栓脱落导致的肺动脉栓塞。很多所谓的直觉，其实都是见得多了、经验积累出来的条件反射。

大多数案子确实容易解决，但遇到那些智能化犯罪、系列投毒案时，那就是对人性的考验，是一个斗智斗勇的复杂过程。法医需要很强的共情和代入感，你得把自己沉浸到案子里去，想象嫌疑人和受害者当时处于什么体位、什么关系、如何打斗，想象案件到底如何发生。

特别是复杂的交通事故，一辆车压过去，两辆车压过去，到底哪个是致命伤？复杂的群殴案中，多人打一人，多人打多人，有人拿水果刀，有人拿匕首，有人拿棍棒。到了法庭上，五个嫌疑人请了五个律师，互相推诿，都说致命伤不是自己造成的。这时候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法医身上。你必须通过伤痕的形态、创口深度，精准还原出谁造成致命伤，谁引起重伤，谁没有问题，这个伤是棒子搞的还是刀搞的……你的决断，直接关系到量刑的轻重，甚至决定一个人的生死。

我觉得，自己做法医还是有点天赋的。第一次意识到这件事情，是在1992年，我31岁。

那时候有个案子，嫌疑人从楼上跑的时候，摔下去，摔死了，但怎么都查不到原因。这是要案，省市两级法院、公检法、院校都派人去了，带了两辆中巴车的法医过去看。

那么多人解剖了很久，都查不出死因。忽然，主刀法医说，小刘，你最年轻，你上台来看看。我胆子也大，就上去了，我一看，咦，死者的脊柱好像鼓起来了，但是外面没有伤，软组织、肌肉都还好好的。我觉得那个凸起不对，不是正常的生理凸起，我说，把刀给我一下，那是冒险的一刀，我大着胆子搞了一下。我一划开，那个脊柱就像张嘴巴一样，张开了，断裂处就翘起来了。

大家本来都要收场了，这一下轰动了，全叫起来，呼啦呼啦全跑过来看了。我就建议反过来把后背打开，发现断裂的地方，肌肉下面有出血，骨头也断了。我师父黄光照特别骄傲地说，小刘，你这一刀下去，问题都解决了。

既然脊柱是这样断的，说明这个力量是从后面来的，大家都在想，什么东西才能把人打成这样子？脊柱都断了，致伤物体应该是力量很大，但又没有留下太多表面损伤。

所以，我们就回到现场去，反复地去看。终于，我们在一楼的过道旁边，找到了一捆树干，也不知道是烧火还是做家具用的，反正放在那里，树干上有个凸起。后来，调查清楚了，死者冲出门，跑到半层楼时，他想拐弯，拐急了，腹部贴着扶手，这一顶，人就失重了，头朝下栽，摔倒时，腰刚好砸到了树干的凸起。

报案的时候，死在哪里？死在楼梯间，家属说，发现他不能站起来，也不能走路了，只好放个席子让他躺着了，想着躺一躺会好吧，结果到早上人就不行了。这样一来，全对上了。

后来，大家就开始叫我「刘一刀」。当时，我还在读博士，算下来干法医应该是第九年，那个时候觉得，我能够把一个很难的案子破了，有那种成就感了。我第一次意识到，我是一个真正的法医了。

图源综艺《初入职场·法医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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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医40多年，我情绪起伏最大的时刻有三次。

有时候，当事人的情况让你很唏嘘，你觉得TA不该死。2017年，在河北唐山潘家口水库发生了一起两位潜水员遇难的案子。

那两位潜水员，是同一个潜水组织的成员，一男一女，他们都拿了国际潜水证，是很专业的潜水爱好者。当时，他们要去探查水下长城，结果都没上来，救援队找了十几天，最后在60多米深的水底发现了他们，打捞了上来。

当时，网上各种说法，有人说是被电鱼船电死的，有人说装备坏了，还有说在水下被渔网缠住了，后来，家属找到了我们，我们对女性潜水员进行了解剖，排除了其他死因，确认是死于减压病。减压病就是人从深水快速上浮时，原本溶在血液和组织中的气体，因为压力突然变小，来不及慢慢排出，气泡堵住和刺激身体，人会失去正常控制身体的能力。

他们下水时带着摄像机，男潜水员身上有个摄像头，正好拍着对方，水下画面很模糊，只能看到男方的手在动，伴随着咣当咣当的声音，还有咕噜咕噜的说话声，说明人还活着，怎么会突然出事？

我和另外十位法医学研究生，反复把这20分钟的视频一帧一帧地琢磨，把声音解析出来。正好那时候我在办另一个案子，遇到一位以前在南海舰队当过潜水员的公安，他看我反复研究这个视频，我就向他请教。到现在我听到那声音心里都发毛。

经过反复分析视频和声音，结合尸检的结果，我们得出了结论，当时男方的装备出了问题，被困在水下，女方帮他脱困，但男方的氧气瓶漏气了，于是女方带着他往上游，两人共用一个氧气瓶，你吸一口，我吸一口，就这样一直带到了离水面还有十来米的地方，男方突然不行了，哗啦啦直接掉下去了。男方掉下去以后，女方突然往上冲，冲到了离水面只有3米的地方，然后又快速沉了下去。

其实，这位女潜水员平时是个很有名的科普博主，为了这个案子，我还去看了她的博客。她自己就写过一篇文章，当你的潜水伙伴发生了意外时，你该不该救他？她写道，潜水时如果同伴发生意外，你不要去救，因为你救不了，反而会搭上自己。正确的做法是赶快浮上去报信，找人来救援或者打捞遗体。

这位女性让我很感动的是，她没放弃。她完全可以活下去的，上去报信不仅能活命，而且完全符合潜水规则，她博客里也是这么教别人的。作为科普博主和潜水爱好者，她明明知道潜水界的铁律，但在那一刻，她违背了行业原则，选择了遵从人性，她没有放弃同伴。这个案子做完以后，写完报告结论的那一刻，我在办公室大哭了一场。在她的追悼会上，我们特意以法医的名义给她送了一个花圈。

后来，我跟学生说，她算不算英雄？我认为她是英雄，尽管她没有获得什么荣誉奖章。当然，这种事处理起来也很纠结，因为过度宣扬女方的伟大，可能会让男方家属产生心理负担，觉得是儿子拖累了人家。后来，我们也没有过度去打扰他们，希望他们两方的家人都可以过得好。

除了这个案子，另一次情绪波动很大就是2020年新冠疫情刚爆发的时候。我们把世界首例新冠肺炎患者遗体解剖报告的文章发到了《法医学杂志》上，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我们解剖时发现死者的肺里有大量黏稠的痰栓，只要把痰吸上来，情况会好转很快。2月16号做解剖，3月4号把这个发现写进诊疗方案。很多医院的重症病人，吸完痰之后情况好转，死亡率下降。

讲真话真的好难，但我没办法撒谎，我是个法医。

最近，让我情绪很激动的，是宁波小洛熙的案子。

小洛熙的案子，我也没有预测到是什么结果，鉴定结果无论是对医院有利，还是对家属有利，我都会如实说出来，绝不隐瞒。

我们取了脏器标本，专门请了心血管方面的顶尖专家来指导。心脏的冠状动脉和静脉循环是非常特殊的，如果有「无顶冠状静脉窦综合征」（一种先天性心脏畸形），水打进去会有特定的流向。实验一做，结果就很明显了，谎言是经不起检验的。

在小洛熙这个案子里，我并不是主鉴定人，我只是应家属的要求，以专家身份去指导和监督这个事情，所以，我的身份是可以对外发声的，但我并没有针对鉴定意见在网上发声。后来，网上有人来攻击我，但我觉得，我能说出来，我能公布一些情况，也是个好事情。

当时，做完这个案子，我在回去的高铁上痛哭，心里太难受了。作为法医，我们一般都不会去看死者生前的东西。但这个案子和潜水员案子一样，我也看到了死者生前的一些照片、视频画面，看着那些画面，你会真切地意识到他们曾是多么鲜活的人。

我也不知道，法医拥有共情能力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在侦破一些刑事案件时，共情能帮你还原现场、体验当事人的处境，这很有用。但有时候，过度共情对自己也是一种折磨。大多数时候，我们看完遗体、拍完照就过去了，不会去刻意记死者的面容和生前的事。如果有家属拿生前的照片给我看，我通常都不看。

我偶尔会做梦，很难完全摆脱案件的影响。特别是年龄大了，那些场景总是往你脑子里钻。不做案子时，我尽量把自己排空，该吃吃，该喝喝，去K歌，不然的话，整个人天天纠结在里面，也很痛苦。不过，我不反对共情，我觉得这至少是一种对人的善意。

退休之后，我的检案一点都没少。自从做了宁波案子以后，不管多少年前的案子，20年前的案子，很复杂的大案，全都找过来了。大家现在对我有一种信任感，他们觉得你是讲真话的，那我们就需要你来，甚至你来了，你不动手都可以，你就站着看着，我们相信你。

工作中的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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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是会给每个死者鞠躬的，后来有人说，万一这个死者是个嫌疑人、是个坏人呢？我当时觉得无所谓，即便是坏人，我也是在帮死者做翻译的，他是怎么死的，他生前发生了什么，我就怎么翻译。后来，我可能还是有所选择，但是像患者，小孩、孕妇，我还是会鞠躬。

有一个动作，我是一直在做的。解剖结束时，我会拿着像床单一样的手术铺单，搭在死者的身体上，把头和脚盖住，然后再走。即便是腐败得很厉害的尸体，临走的时候，我还是会把铺单盖上去。盖上铺单是对他们的一种尊重。

我有两个微信名，一个是「心地善良的法医」，一个是「心地善良才能做好法医」。

「心地善良的法医」，是我做了四十多年法医之后留给我自己的，我自认为是个心地善良的法医。「心地善良才能做好法医」，是鼓励后来的法医，不要违背良知、良心去做这个事儿。

我最近出庭了一个20年前的案子。当时的法医鉴定做得非常粗糙，连解剖都没做完整。在庭上我就直接质问：死因分析是怎么做的？死者有没有心脏病？有没有喝酒？现场没多少血，失血性休克的血流到哪去了？尸斑和眼结膜的表现也对不上，你怎么解释？

我们国家现在越来越重视法医出庭质证，这是件好事，法官、检察官、律师在庭上轮番发问，这就倒逼着法医的证据必须合法、科学、严谨。如果法医给出了虚假或不严谨的证据，在庭上被问得哑口无言，那是要承担严重责任的。

现在的伤情鉴定标准非常严格，以前脑震荡能判刑，现在取消了，以前肾脏挫伤尿血两周算轻伤，现在也因为容易作假而修改了。标准卡得严，加上庭审的质证环节，但凡法医做了一些没有技术支撑的虚假鉴定，马上就会被投诉。

至于在这个过程中会不会遇到人情世故或者利益诱惑？肯定会有，比如有些医疗纠纷，医院可能会想让你帮忙通融一下。但我们心里必须有杆秤，法医，不对任何人负责，只对死者负责。

我还是希望有一个道德约束法医。我不是讲得多么高大、多么理想，就是用老百姓最常说的话，你要是做不好，要遭报应的。你要是敢做错的、敢故意去做伪证，那么今天报应也好，明天报应也好，下个月报应也好，这辈子不报下辈子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这样肯定会吓住一批人。这个话，是一直在约束我自己的，要保持敬畏心，你每次说真话，都是在积德。

我这本书卖得好，完全出乎意料。从某种程度，我觉得与小洛熙有关，我知道很多读者都是妈妈们，她们是出于一种对我的感谢，一种朴素的情感，她们觉得我帮了人，怎么表达感谢呢，就去买书。

刘良著《真相不会沉默》

但是，我何德何能需要被往前推？德不配位是一个方面，你过度地去获得了这个东西，去享受了你不应该得的事情，何必呢？本来，我们做科普，走到台前，是为了把法医祛魅，还原成一个正常人的职业，结果你们又给我造了个神出来，一旦被造神，迟早是要翻车的。

其实，我是个调皮捣蛋的人，不是特别严肃的人。但是现在被架在这里了。接受你们这个访谈之后，我打算不再接受了。不要再去出风头了，尽量地去做案子，去解决实际问题。

几十年前，大学还没毕业时，我去过九华山一趟，当时肉身宝殿有个和尚在晒经书，我好奇，想买一本走，和尚说，经书不卖，有缘你就拿去呗。后来，我翻看经书，看到了一句，「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干法医，我觉得有点接近这句话，我们就是想要把事情搞清楚，好人能救一个是一个，坏人能打一个是一个。

后来，我心里有压力，有烦恼，都会跑到九华山。我觉得人人心里要有敬畏感。坏人一般都不信邪的，他不怕，所以才会做坏事。人是要有怕、有敬畏的。

我这一生，我觉得还挺值的，所以我就签署了遗体捐献志愿书。有人说，遗体捐赠了，灵魂没有地方去，天知道灵魂是不是还回得来，我也不知道。人死了以后，躯壳肯定是死掉的，因为它腐败了，但是在它散之前，你还能用身体做一个善事。拉着我的躯壳去给学医的用，或者搞科研用，让这些人早点了解人体结构，去做治疗、去研究。这绝对不是坏事情，它可以帮到很多人，可以帮到医生，可以帮到病人，可以帮到生者。

做了法医之后，总觉得人是脆弱的。有的人，你根本没想他会走，莫名其妙地，昨天还好好的，一下子就没了。我的人生哲学就是无欲无畏，既然来这一遭，那就好好活着，做一些具体的事情，吃东西、唱歌，享受生活，等死的时候，也别害怕，换一班车就是了。

图源综艺《初入职场·法医季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