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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人物》邀请我来做分享，我没觉得害怕。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想，敢于真实、真诚地说出自己想说的话，也是野心的一种表现吧。我这辈子打交道最多的是山茶花。山茶花很美，很多人喜欢，也有很多人说它有个缺点，就是没有花香味。

花没有十全十美的，人生也是这样。」

以下为张赞英的讲述——

策划｜《人物》编辑部

图｜当事人提供

年轻的朋友们，晚上好。我叫张赞英，今年

80岁。

大部分人知道我，是通过《十三邀》。实际上，我第一次向公众说出心里的话，是在

4年前。《人物》杂志的记者安小庆来采访我的老伴曾孝濂，后来她说要单独和我聊聊。有一天晚上，我们通了3个小时的电话。后来我的讲述也成为老伴故事的一部分。文章发表后，有一条评论，很多人点赞，评论说，「张赞英的人生，同样值得这样一篇长文」。

在《十三邀》，我说了一句话：

「没有来生。有来生的话，我一定走自己的路。」

很多年轻观众看了节目，哀我不幸、怒我不争，我自己也反思了。

为什么没有走自己的路？

我的「野心」去了哪里？要回答这个问题，可能要从很早很早说起。

我在北京长大。我的父亲少年时，从山东来北京，摆过地摊，自学外语，后来当了经理。他是一位非常刻苦的人，对我影响很深。

我家兄弟姐妹七个，

除了最小的弟弟活到八个月夭折外，我们六个共同长大。

那

时吃的用的都是凭票购买，孩子

多，

粮食总是不够的。我们杂粮吃得多，特别是红薯，一斤粮票买四斤，我们常常以薯代粮。孩子多易生病，常常会感到钱不够用。父亲是家里唯一的主要的挣钱的人，母亲没有什么文化，非常朴素的认知，并以身作则，即便是有好的一定给父亲，例如，早上一定煮个鸡蛋给父亲吃，有点好吃的一定先给父亲，再给孩子，最后才是自己，不够的自己宁可不吃。除此以外，母亲还揽一些缝皮子的活来做，以此贴补家用。母亲每年都会做黄酱、腌咸菜、做豆豉、做酱油、晒红薯干等。我在小学期间，曾得过肺结核，休学在家养病，家里的事做得更多，也在母亲的指导下，拆洗缝补弟弟妹妹包括我自己的棉衣棉裤。

上小学五、六年级的我，带着比我小两岁的妹妹在印刷厂做童工，结算工

钱

时，我能得

4.5毛钱一天，妹妹更少，我不服气，找到主管人员要求给妹妹加 5 分钱或一毛钱工钱，理由是我们干的是流水作业，时间、数量、速度完全和大人一样——没有成功。

我还尝试过其他零活，例如剥芦苇等等，每天天刚亮就出门

抢

活

干

，因为年纪小，往往被人欺负，做好的活也会被大人抢走。

1959年，我14岁，考入解放军昆明军区政治部国防文工团学员队。我对父亲讲，我想减轻一些家庭的负担。父亲很伤心，说，按理家庭的事是不需要你操心的，但家里孩子多，负担重，才上初二你就要离家，

既然选了这条路，就要走下去，做出成绩，做不出成绩就不要回家，

接着举了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例子。父亲说的这些话，我一辈子都记得。

我就这样离开了北方的家，一个人去了云南。

张赞英年轻时

在文工团期间，我曾住过两次医院，做了两次手术：一次是缝衣服的针扎进胳膊里，住进军队总医院做了四个半小时的手术取出了针；第二次是急性阑尾炎，住进

69 医院手术，术后感染痊愈后留下病根，练不了功，走不了路，不适合部队工作。 1960年8月，我调到云南人民广播

电台

，当了一名

播音员

。在广播电台的工作，不仅要自律，还要不断学习各种知识，充实自己，提高自己，要扩大知识面。播音室的桌面上摆放着一个笔记本，是差错登记本，如果播出时读错音了，走音了或是打咯噔了等等都要自觉记录下来。

1963年

，

因机构

精减

，

我被调入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

在动荡的年代中，我和曾孝濂走到了一起，组建了家庭。

植物所重学历，重专业知识，而我既无学历又无专业知识，被安排在植物园做一名

园

林工。

每天从事的工作就是挖地、割草、挑土、挑花盆、挑水

、

筛土、推车、拉车、挑大粪、施肥等等。开始时，我是一桶水

、

一桶水打了再挑去浇，后来练成了扁担不离肩，弯腰

先

打好一桶水再换另外一桶打水直接挑去浇，省时间了。工作地点是山坡地，上坡挑东西和推车负担不同于平地，时间做长了后心慌、腿发抖、手抖，碗都拿不起来，医生告知我是疲劳过度，慢慢地我练出来了，做得很好。

全所大会上，

当时的所长，著名植物学家吴征镒，对全所职工进行教育，提倡

科研工作要

「安、钻、迷、呆」，指的是安心工作，你才有可能深度钻研，以致达到

「入迷」「发呆」

的程度

，不受干扰，专心致志。

他说得很深刻，我很受鼓舞。慢慢地，我开始做与茶花育种相关的工作。为了找野生茶花，我和老师、同事一起去过四川、贵州、湖南、广西、云南的深山。一天走

10到12个小时，全是人烟稀少的地方。最怕的不是累，是蛇，是蚂蟥。

1966年，我出差腾冲嫁接红花油茶被毒蛇咬了。胳膊全肿了，全是青紫色瘀血。经当地公社卫生所全力救治，半个月后终于消肿，捡回一条命。还有一次在广西十万大山寻找金花茶，走着走着，鞋里全是血水，蚂蟥已经不见了。蚂蟥什么时候进到我鞋里的，进了多少，什么时候出去的，我都不知道。被少量的蚂蟥咬是不会出那么多血的。当时，我和茶花专家两个女生留宿在深山老林的简陋棚子里，提心吊胆到天亮。

出差野外，不能迷路，我们的体会是你有多大能量，就用最快速度赶路，连跑带走

。

我一个人在贵州六盘水出差

野外采集

时，就是这样去时拼命跑，采集到种子，背着口袋往回走还是不敢松懈，怕找不到回去的路

。

好不容易碰到一个放牛羊的老农，问了后再爬到另一座山上，看到远处的公路有了目标，一个劲

地

往山下冲，回到公路上心才放下，有了大路就不怕了，就会回到原来的村子里，公路上是没有灯的，只有

看

到村子里的点点灯光

，

才是你的心安处。

很多朋友气我胸无大志、不求上进，自甘回归家庭的小圈子。其实有过几次机会，我努力过也争取过。

一次是在

1973年，昆明植物所有一个科研项目要开展，我去比较合适，条件就是连续两年都要在野外收集标本。这项工作很有吸引力，正是我实现职业目标的一个绝好机会。可惜的是当时我怀了二胎，且月份偏大。要孩子，还是要工作？需要二选一。要工作就得拿掉孩子，内心十分挣扎。老伴说，这是一个机会，不是常有的，怎么办，我无法给你拿主意，要你自己拿主意，做决定。后来所办公室开出了人工流产证明，我几番挣扎最终做出决定，「要工作」，放弃孩子。做人工流产时，我休克了。假期满后静等正式通知，左等右等一直没有消息，不了了之。再没有人提及此事，没有任何交待、任何说法。为了工作，我们失去了属于我们共同的孩子，心里是很委屈的，教训是惨痛的。

后来所里有工农兵大学生的名额，我争取到了其中一个。当时儿子

7岁了，我要把握住这个机会。1976年，我来到北京林学院林业系学习。毕业后，老师希望我留校工作，但是想到家人，想到原单位送我来带薪学习，我最终做出了一个非常痛苦的决定，返回了昆明。这个决定很艰难，我觉得我愧对我的老师，遗憾的感觉一直都有。

1987年，我被公派去日本东京学习。那一年我儿子高考，但是我还是去了。在日本，我接触到先进的育种手段及比较高端的设备，时间紧迫，夜里我舍不得回宿舍，两个凳子一搭，就睡在了教研室里。但回国后，受限于没有中级以上职称，不能申报科研项目，没有课题经费和设备支持，我没能延续在日本做的课题。

张赞英的工作主要是山茶花育种研究

直到退休，我的职称，停在助理研究员。我的事业，总是差一点。

昆明植物所是科研单位，以科研人员为主，技术人员是为科研服务的，老伴曾孝濂早已把这种分工视为职业操守，从始至终。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说明科研人员和辅助技术人员的关系。

退休以后，我的老伴查出肺部有一个约

3公分大的恶性肿瘤，要到北京做手术，我们买好机票，在家里收拾行李，所里年轻同事送李恒研究员到我家，第一句话就说，「我有一篇论文要在《自然》杂志上发表，少一幅 『滇重楼 』的图，你给我画一幅吧。」《自然》杂志是比较重要的学术杂志，老伴答应了下来，也不说病情。到北京后看病非常不顺利，边跑医院边做检查，边准备画画的材料，确定住院手术的日子后，赶紧把滇重楼图画好寄出，老伴说手术有风险，术后不知还能不能工作，一定要在术前完成。

李恒是很有成就的女科学家。她

94岁那年，我们和李恒都住在植物所里，一次所内相遇，知道老伴要画漾鼻槭，我们在找标本，晚上10点有人敲门，打开门是李恒，手里拿着漾鼻槭的标本，居然是李恒让保姆陪着她打着手电筒到植物所的山上，找极小种群的种植地去采的，老伴一下急了，感到后怕，说：急死人了，万一你要摔一跤怎么办。李恒说：我怕你找不着！

蘑菇专家臧穆研究员找到我老伴说：听说山上哪个地方发现了蘑菇，你跟我去看看。老伴二话不说立马起身一起上山，实地看了蘑菇及生长环境，回来就画了图。

小时候上学时，看过一篇文章是说两兄弟，哥哥脸上比较脏，弟弟脸上不那么脏，兄弟俩人互相看过后

，

弟弟马上跑过去洗脸，哥哥倒不

着急

。这篇文章对我很有影响，我觉得我的周围都是我的榜样，别人都做

得

比我好，我是一个需要经常洗脸的人。

我在本职工作之外的时间，主要是为家庭服务的。

老伴的画图工作，虽然是科研的辅助工作，但都是国家级的大任务，比如做了几十年的《中国植物志》《云南植物志》、「

523」任务等。年轻的时候，我就知道他的工作任务比我的大，比我的工作更重要，我首先要保证他的工作，他也很自律，很珍惜时间，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没有休息日，就连走路手都在比比划划，不是碰到柱子电线杆上，就是碰到停着的车上，不注意脚下，曾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摔六次跤，他是真的按老所长的教导做到了「安钻迷呆」。

更是因为「安钻迷呆」，在一个「打配合」的岗位上做到了称职的水平。

1995年，中国科学院破例下文，没有大学文凭的高中毕业生有突出成绩者，有百分之三的名额可以晋升高级职称。老伴觉得自己只是一个绘图员，没可能评得上。他不想报名，我不同意。我去人事处据理力争，他们室的科研人员也鼓励他不能放弃，结果出乎他的预料，居然评上了正高职称，中国科学院多年以来鲜有绘图员获得这个认定。

这一辈子，我有一些遗憾和不甘心，但是你要问，我有没有努力，有没有争取？我觉得我是尽了全力的。但是，没有达到我预想的结果，实际心里边是很不甘的，真的不甘。

人生最大的一件事是工作，有了工作，你才有生存、立足社会的根本。我一生没有奢求，只想有生之年好好工作。

我的努力我的付出，绝对不比别人少。除了本职工作，我还帮中国香港和泰国两个独资花卉企业组建了实验室并培养了技术人员。

西双版纳植物园有位博士后研究员问我，

「

如果有来生，只要一份工作就完了是什么意思？

」

我说，我想像你一样按部就班地上学，读学位，拿职称，能申请课题，不要像我这辈子，起起伏伏地遇到好多事。

现在我和老伴走在路上，很多人也认出我了。他们很多人看见我就激动地流泪，很多人送我礼物，还想拥抱一下我，说

看到我就想到他们的母亲，奶奶，外婆。还有人说我很勇敢，很真实。

我一生都是在忙碌中度过的，不是忙工作学习就是忙家庭。太累的时候我也会发火，我也会生气。平静下来，老伴会说，我亏欠你太多了，这辈子也还不清。他说是人都不会完美，无不经历酸甜苦辣，尝尽人生百味。甜的时候我们一起分享，苦的时候我们一起扛，这话我能认同。想想也是，我这辈子，不仅忙碌，病痛也不少，包括肺切除、腰椎打钢钉、双膝关节置换、腕骨骨折、脚趾筋腱断裂、毒蛇咬伤等等，除了蛇咬是在野外，每次发病都是老伴放下工作，全程陪同，共同渡过难关，同样，他每次大病，我也是全程陪护。我们一起走过了半个多世纪。

张赞英与曾孝濂

这次《人物》邀请我来做分享，我没觉得害怕。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想，敢于真实、真诚地说出自己想说的话，也是野心的一种表现吧。我这辈子打交道最多的是山茶花。山茶花很美，很多人喜欢，也有很多人说它有个缺点，就是没有花香味。

花没有十全十美的，人生也是这样。

谢谢大家，我的演讲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