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机器越来越聪明，人的工作不再具有不可替代性，人的出路在哪里？这不仅是工厂一线工人的困境，也是每个人正在面临的现实。

过去8年，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许怡走访了广东省近40家制造业工厂，与工人，也与管理者交谈，也一度应聘进厂，以打工者的身份潜入车间内部。她想知道，在技术高歌猛进的今天，一线劳动者的境况发生了怎样的转变？

与想象中高效有序的画面不同，许怡发现，在很多时候，机器并不一定做得比人更好——它会犯错，会宕机，会因为没有灵活度，而连续制造出废品。机器不是万能的，但它又切实地构筑起不容置疑的权力结构。在这个系统中，机器代表科学，科学技术就是先进的，先进的就是对的，就是我们要服从的。我没有做好，问题出在我自己，是因为我违背了科学。人因此成了最脆弱的劳动者，不断被推向更边缘的岗位，更孤立的劳动处境。

许怡将这些发现写成了一本书《机器时代》。这也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机器换人」的社会学著作。

最近，我们和许怡聊了聊这项研究。她很早就开始研究工厂和工人，尤其关注工人的劳动权益。读博期间，富士康发生「连环跳」事件，她跟着导师团队做调查，为工人群体发声，最终推动了工人权益的改善。对她来说，做研究从来不是一件纯学术的事情，而是要指向现实的改变。这也是她写下这本书的动力，她希望更多人能看见工人的处境，听见他们的声音。

我们还谈到更深的变化。今天，技术早已越出工厂围墙。高校教室里的AI巡课系统正监控着师生的「抬头率」、「互动率」；白领的电脑被装上监控软件；连课堂提问，学生也习惯先求助于AI。我们是否也正一步步让渡自己的思考与自由，成为另一条隐形流水线上的「数字工人」？

许怡觉得，我们正在面临选择——关于技术往何处去？关于人如何在每一天的微小行动里捍卫自身的权益？「否则，就像温水煮青蛙，慢慢你的权利、自由，都让渡给了技术，这会是很可怕的未来。」

以下，是许怡的讲述——

文｜王青

编辑｜姚璐

图｜（除特殊标注外）受访者提供

人，辅助机器人

2018年，我和学生以「工人」的身份进厂调研。我一直关注劳工议题，那几年，我在中山大学开设了一门劳工社会工作的课，定期带学生去工业区，和本地的公益组织做工友座谈会。也是在访谈里，我了解到，有一些工厂已经开始自动化改造了。

所谓的自动化改造，用更直观的词来说，就是机器换人。我印象很深的分享来自一位化名为阿祥的工友。他是一家汽车厂的普工，在厂里干了8年，他告诉我，原本一条流水线需要十几个工人，引入工业机器人后，减少到了五六个人。他比较有工人意识，还会讲到管理层采用哪些办法解雇工人，因为有一些工龄比较长的工人，辞退的话，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工厂就会采取一些相应措施来解除合约。

那次走访里，只有阿祥讲到了自动化，他所在的汽车工业，是最早引入自动化的行业，后来回访，陆续有别的厂的工友分享了类似的情况，有担心机器换人之后会失业的，也有工友谈到机器引入之后，有些老工人因为不满劳动强度变大，偷偷把纸箱弄变形，让机器识别不出，这样就能触发保护装置，流水线一旦停下来，他们就可以暂时缓一缓。

但在当时，这还是一个全新的议题。除了零星的研究，大部分报道都在讲工厂自动化的好处。加上工友的讲述比较有限，我们就想进厂看一看，更直观地感受机器换人的过程——究竟是怎么个换人法？能换掉多少比例的人？在这个过程里，工人又如何与机器互动？

第一轮田野调查，我和学生一共去了三家工厂，有几个意料之外的发现。

首先，大部分工厂实际上处在半自动化的状态，也就是说，哪怕是一条自动化流水线，也离不开人的参与。

以我去过的家具厂为例，有两类工序是引入自动化机器人的。一类叫做披覆工序，简单来说就是把材料，比如织物，固定到坐垫或者靠垫的骨架上。纯人工的话，首先需要将面料覆盖在坐垫外框上，然后用专门的装订机沿外框处打钉固定，最后用剪刀剪去多余面料。

引入自动化机器人之后，人的工作变成将坐垫放到第一个工位的模具上，覆盖面料并用夹具固定。然后机器人手臂移动到第一个工位，按照设定的轨迹打钉。工人相应移动到第二个工位，取下已加工的工件，继续循环装件。

技术含量高吗？其实没什么技术含量。上料、下料，这是一个普工就可以做的事情，但是这个岗位有个听起来高大上的名字，叫做「自动化操作工」，上岗前需要经过一周左右的培训，岗位津贴也会比普工高。

还有一类是包装线，工人负责把不同的部件塞到包装箱子里，再由机器人负责把箱子粘好后送到传送带上。这个过程里，人和机器没有什么配合。但为什么有些工人会觉得劳动强度变大了？因为自动化流水线就意味着人必须适应机器的节奏。如果工人操作的速度跟不上，后面的打包机和搬运机器人都会停止工作，一旦停顿时间过长，就会引来管理人员的注意。

那几周的田野，打破了我对自动化的很多认知，也让我对整个机器换人的劳动过程有了切身的感受。以前我们都会觉得，自动化车间应该是高效有序的——绝大多数重复、枯燥、繁重的工作都由机器人替代了，工人只需要从事轻松、简单的任务。但实际上，尤其对普工来说，在自动化前后，工作内容并没有发生很大变化，反倒是节奏变快，强度变大了。

但另一方面，机器换人所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最直接的影响，我用一个数据来说明——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从2015年到2022年，制造业平均用工人数减少了1000多万。这还不是完全统计，因为没有算上私营企业。当然，这里面存在老龄化的问题，但7年时间里，整个工业生产总值是提高的，也就是说，生产效率提高了，投入的劳动力却少了那么多，我当时就觉得很震撼。

回头来看，这次进厂的经历有收获，也有很大的局限。最主要的，我们是被固定在工位上的。除了家具厂的管理相对宽松，其他两家工厂的管理都非常严格，午饭只有50分钟，茶歇精确到8分钟。每天早上6点多起床，8点开始上班，干到晚上10点，算下来工作时间超过12个小时。

我们当时住在厂子外面的宾馆，方便每天下工后可以记录一下田野笔记。但很多时候真的累到胳膊都没办法抬起来。后来我才知道，我去的家具厂，短缺的都是最苦、最累的岗位，很多工人做了一天，第二天受不了就跑了。我主要的工作是清洁座椅靠背，需要大量使用清洁剂，有一天我看了一眼瓶子，上面明确标注着「有毒」。我当时就想，只当是为科研献身了。

但干到后来，真的就变成给工厂打工。除了很零碎的时间，我们每天只有中午才能抽出相对完整的时间做观察，和工人聊。还不能多问或者问一些复杂的问题，否则很容易被抓包。

于是我决定换一种方式调研。我想进一步了解，在机器换人的过程中，工人们面对的究竟是什么？机器会如何改变车间里的权力关系？如何改变劳动者的境遇？更重要的是，离开了工厂，工人的未来又在哪里？

许怡在工厂

机器一定比人更好吗？

2018年到2022年，我前后走访了广东省近40家制造业工厂。有一些是直接进厂做观察，还有一些是通过相熟的机构联系工友访谈。感受最深的，是在一家我后来化名为新星足球厂的调研经历。当时我得到管理层的允许，可以自由出入车间，也可以在工人工作的时候跟他们聊天。

新星厂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之前我调研的大多数工厂是在原本人工流水线的基础上引入自动化机器人，但新星足球厂是在保留部分人工生产工序的同时，全新打造了两条自动化流水线。这就给了我对比观察的机会。

进入这家工厂前，我和绝大多数人一样，觉得引入机器肯定是为了提高效率，也理所当然地认为，机器生产比人更快、更好、更稳定。但是我所见到的场景让我产生了很大的困惑——

首先，我测算过同一个工序，工人生产和自动化机器生产所需的时间。结果是，在核心工序上，熟练工人做的速度都要比机器快。生产品质上，也就是合格率，至少在新星厂里，机器生产的不良率很高。这里面除了机器本身的问题，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足球片材质柔软，但机器手臂很硬，容易漏抓，或者来不及抓，出现球片掉落的情况。再加上涂胶这些动作对灵活性要求比较高，导致机器做起来很容易产生废品。

但当我把这些观察告诉人工线的熟练工人时，他们都很惊讶，也很疑惑。有一位化名阿丽的工人是这么说的，「但是人会累，累的时候就做得慢，要休息。机器不用休息，总体上应该还是机器快吧。」

不仅是阿丽，很多管理者也会觉得，相比人，机器的优势就是不会感到疲劳，不会产生情绪，更不会像人那样拥有自由意志。但在现实的生产场景中，自动化机器其实远不如人们想象得运行稳定。

在新星厂里，我做过统计，从小到耽误一两分钟的常规化报警，大到耽误几个小时的零部件故障，再到因产线设计缺陷或加工材料特性导致的长期运行不良，机器的不稳定对生产运作带来的负面影响，并不比工人少。

事实上，在调研的过程里，我并没有观察到人因为情绪影响生产的情况。大部分熟练工人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技能，就是他们能做到手脑分离。比如我经常在他们工作的时候和他们聊天，也会提前问会不会影响工作，后来我发现，他们嘴上跟你说话，哪怕讲到过去某一段不公正的待遇，口头上有点气愤，也丝毫不会影响手里的活。

这也是我在调研过程里很悲观的一个发现，最经典的劳动过程理论在今天还是非常适用的。比如「手脑分离」，它是社会学家布雷弗曼提出的一个观点，指的是管理者为了把生产中的技术从工人身上剥离，会把生产流程拆分为几十道甚至上百道工序，每道工序只是重复性地简单操作，不费脑子。这正是20世纪初开始盛行的福特制的流水线生产模式。

但到了今天，流水线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为什么工人的手脑分离现象更加严重了？原因就在于，机器取代的通常是那些有技术含量的岗位。我调研过一家知名的汽车座椅厂，原先厂里很重要的一个工种是焊工，引入机器人后，焊工被降级为普工，只需要做辅助性的组装工作。这也意味着，原本已经被细化为上百道工序的流水线被进一步细化了。

一方面，工作更不用动脑子了，另一方面是手的速度加快了。「手脑分离」的情况不仅是更多了，在强度上也更深了。

尽管如此，人依旧是不可或缺的存在。相比机器，人最大的优势是灵活，但人的灵活性不仅体现在肢体控制的灵活度，更在于人具有随机应变的能力。机器程序设置好后，就这样运行下去了，但现实常常是变化的，会出现偏差，这时候就需要「人」来介入。

也有人会说，这些问题的存在，是不是因为机器还未发展得足够好？许多工厂的管理者都是这样认为的。在新星厂调研的时候，自动化生产线已经上线了1年多时间，当我把这些问题反映给管理者，他们会告诉我，这都是过程，只要继续改进，同类问题的出现概率就会降低。

但我的疑惑在于，同样一个工序，如果工人就能做得挺好，为什么还要不遗余力地引进和改进机器？

「纸老虎」与土办法

在这项研究里，有一个重要概念叫做「机器霸权」。

什么叫「霸权」呢？一个直接的含义就是机器要比工人优越。但更深层的意义，是经由工厂内外共同打造的一套关于机器意识形态的话语：机器代表科学，科学技术就是先进的，先进的就是对的，就是我们要服从的。我没有做好，问题出在我自己，是因为我违背了科学。

事实上，也有一些工人，尤其是老工人，很早察觉到了机器的问题。有一个基层管理者说得很形象，他说，其实这些机器就是「纸老虎」，用来唬人的。唬的是谁呢？他说，唬的就是外商客户和品牌方。

但问题是，为什么工人最后还是接受了这样的现实？

刚去新星足球厂，我就目睹过一场由机器引发的冲突事件。有一个自动化工站由于频繁的故障问题，工人自行把机器停掉了，重新进行人工作业，其实这完全不影响生产的节奏和效率，甚至人做得更好。生产总监也默许了这种做法。但是高管来了以后，把所有人都骂了一通。他就觉得，你花了几百万投资的机器，停在那就浪费了。更有意思的是他的讲述方式——他把工人的方法称之为「土办法」，说他们一点都不懂得用科学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这个话一下子就把机器摆在了更高的位置上。在他的讲述里，只有机器是高科技的，人是土的。工人听完也觉得很有道理，最后的结果是，大家都认同更科学但效率更低的解决方案，重新启用了那台机器。

那次冲突结束后，管理人员就在工站上面加装了一个指示牌，上面写着「禁止随意关开机」——工人不能擅自动这个机器，你有什么事情只能找组长处理。通过这一系列的做法，既有观念上的统识，也带有强制性的操作，就把这样一套机器霸权在工厂里面建立了起来。

带来的结果是，工人的自主性被有意识地削弱了。最早在家具厂卧底调研时，我被分配在人工流水线上，虽然工作节奏很紧张，但整个工作感受是弹性的，这种弹性不仅是说你可以在累的时候暂时歇一歇，也包括当你遇到问题，随时可以找身边的工友求助，但在自动化流水线上，你的工友变成了「机器人」，人与人之间的联结被削弱了，机器就成了那个你只能服从的对象。

反抗当然时有发生，但大部分都不了了之。比如在访谈中工友提到破坏纸箱的行为。后来，当我跟学生进入这家工厂，我们发现，这些想出「花招」的工人已经被调到其他岗位上了。在这条线上，除了组长，都是进厂一两个月的新人。管理层还新增了一个巡视组长，加强对工人行为的监控。

还有一类是比较狡黠的做法。这是同行研究者分享的在自动化厂里发生的案例。上夜班的时候，管理人员都休息了，工人发现机器的参数出了问题，但改参数的活不归工人管，所以没有人上报，导致机器一整晚都在生产废品。这其实也是一种抵抗策略，既然管理层觉得人应该服从机器，工人也可以反过来不作为。

但从更大的层面来说，这些做法都没办法从根本上改善他们的处境。对工人来说，最好的情况是能在工作中发挥能动性，碰到机器故障，能自主决定如何修正错误，同时，工厂鼓励这样的做法，从而形成正向循环。

当冲突是被消解而非疏解的时候，就会产生这样一种损人损己的结果。最后，工人面对机器的态度化约成两种，一种是没有意识到机器霸权，另一种是虽然好像意识到了，但也无力作出改变。

图源电影《摩登时代》

「你就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

做机器换人研究这些年，我有一种很明显的感觉，工人的挫败感是越来越强的。

2010年左右，制造行业，尤其是汽车行业是出现过罢工潮的，比如当年很轰动的本田罢工事件。之前我去的那家汽车厂，暂且叫它风驰厂，在当年也受到了影响，后来公司建立了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每一年，企业工会代表工人与资方进行协商，工人的待遇因此得到了很好的提升。在我调研的几十家工厂里，这家汽车厂的待遇是里面最好的。

但是机器来了，资方的权力明显变大了。风驰厂从2012年陆续开始了「机器换人」，紧接着，核心工种焊工开始出现冗余。原本焊工的工作因为技能要求高，工作环境中会接触到粉尘等有害物质，享有额外的技能津贴和环境津贴。引入焊接机器人后，大量的焊工被迫转为普工，管理层一度表示要取消焊工享有的津贴。

工人们当然很不满，甚至引发了集体行动。有一条生产线约十名焊工以停工的方式表达抗议。但是停工行动并没有引起太大波澜，也没有得到其他工人的支持，管理层很快便从其他生产线调人顶岗，参与停工的工人全部被解雇。有了前车之鉴，其他焊工也不敢再做抗议，只能拒绝在降薪方案上签字。最后的结果是，双方都退了一步，焊工津贴从原本每月的350元降为120元。

听上去，好像至少争取到了相对有利的结果。但最终工人还是没能抵挡住工厂自动化的进程，风驰厂的员工数量从以前的1000多人减少到2018年的700人左右，裁员比例将近三分之一。而新招聘的员工大多是临时工，薪资仅仅达到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线，并且不再享有其他福利待遇。

说来也巧，后来有一次我打车，司机就是风驰厂的前员工何师傅。在成为网约车司机之前，他在风驰厂干了11年，从工人晋升到管理者。由于年资长，级别工资高，成了公司裁员的对象。他告诉我，在他离职前，厂里专门聘请了一位人力资源课长，负责裁减老员工。方法就是先在日常工作中找出目标员工的差错并收集证据，随后再和对方约谈，协商离职。也是在那段时间，他被迫同意离职，最后只能留在本地开网约车。

如果不做实地调研，很多情况都是被遮蔽的。

这两年，我也看到一些说法，比如有学者认为，机器引入后，工人的待遇更好了。甚至一些调查数据也支持了这样的结论。

可能我们对数据的理解不太一样吧。光看数字的话，工人的薪资是上去了，但上去的原因不是工人的整体薪资上涨，而是这些调查没有统计那些被技术替代的工人。就我了解到的情况，他们被淘汰后，薪资很可能是往下走的。因为大部分被替代掉的工人是没办法再去争取一个技能更高的岗位的，没有这样的条件。

还有些声音会认为，工厂自动化提升了工人的职业安全，让一些工人不用暴露在有害的粉尘环境里。但矛盾的是，环境是改善了，工人的工作岗位也没有了。为什么不能在保留岗位的同时改善环境呢？所以，很多这样的说法只是合理化机器换人的行为，本质上还是为了削减劳动力。

事实上，在机器换人的过程里，管理层其实也在不断试探，摸索一个工人能够承受的底线，包括劳动强度的底线，薪资待遇的底线。

后来这些年，我做过一些追溯性访谈。就拿新星足球厂来说，在新产线投产早期，厂里增设了看机员的岗位，这个岗位不仅需要上下料，还需要在机器出现问题的时候进行人工干预。为了激发工人的积极性，管理层给第一批看机员发放每月300到500元的岗位津贴。但是随着生产线稳定运营后，资方就开始合并和削减岗位职责和岗位数量，看机员的薪资水平逐渐下降为普工标准。

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农民工本身就有流动性高的特点，工厂机器换人的做法就和他们本身的流动性形成了某种默契。工厂可以在想要招人的时候招人，想削减工人的时候，甚至不用解雇，工人自己就走了，也不用支付经济补偿。

所以继续深究的话，机器换人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就是削减了工人的议价能力。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辞职是一种抗争吗？肯定不是。对工厂来说，他总是可以招到工人的，所以老板才会有底气说，你不干了，总有人愿意干。之前社会学者雷雅雯提出过一个观点，主要讲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工人对机器换人会采取不同的态度。比如20多岁的工人，他们自觉年轻，可以适应新技术的变化，因此不太会担心失业问题。30多岁的工人则上有老，下有小，更多求稳定，所以更容易陷入技术性失业的恐慌。

但在调研里，我发现并不完全是这样的。我印象最深的一个工人叫做阿祥，是一个80后的装配工，在工人里不算年轻。最开始在社工机构访谈的时候，我觉得他是很有批判性的，也会说到机器换人带来的失业风险。

很有意思的是，等到第二年访谈，我感觉他在工厂里面受到了器重，所以尽管他还是保留了看问题的敏锐度，但是却开始站在管理者的角度思考，比如说会强调工人有情绪、工人不如机器稳定这种说法。后来刷他的朋友圈，他经常被厂里挑选去参加技术竞赛，慢慢成了基层管理者，和妻子两个人在当地购置了房产。在我的调研对象里，他算是一个逆袭的例子。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掌握了在工厂的生存规则，从而实现了职业和阶层的跃迁。

和阿祥形成对比的，是一些更年轻的工人。他们刚出社会，内化了学校的那套规则，进了工厂就觉得要好好干。他们也并不是说不担心失业，而是有一种无力感。比如有一个化名小雨的普工，采访的时候，当时她只有23岁，我问她，会不会有被机器取代的焦虑？

她说得就很直白，「其实你从进厂的那一天就知道，大家都是拿自己的劳动力换钱，对吧？每个人都知道自己也就是这么个水平，你不想干了你可以走，他（工厂管理者）并不会阻拦。因为你就是颗小小的螺丝钉……你只是个普工，地位根本不对等。」

所以你能看到，工人应对机器的态度和行动，核心并不在于人生阶段，而是和他们自身的处境有关。比如他们是否得到了意识上的启蒙，是否形成了关于机器的批判意识？在我的观察里，我们目前很少有一个机制是为工人发声的。

当「螺丝钉」不再有用

说来很有意思，做劳工研究那么多年，按理说我早该进厂了，但读博士的时候，我当时26岁，超龄了，工厂不招「大龄女工」。没想到10年之后，工厂招工的年龄反而放宽了。

倒不是因为工厂偏好变了。一直以来，工厂都更想要年轻劳动力，体力好，视力好，手脚也灵活。但因为工人群体也出现了老龄化，工厂没办法找到年轻劳动力了，只能放宽年龄要求。

愿意去工厂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少了。对很多人来说，进厂打工本身就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早年的时候，大家可以选择的工作岗位比较少，即使不满工厂的制度安排，逃了出来，很多人最后还是会选择回去。

这几年，我有不少学生做外卖骑手的研究，访谈下来，很多人都是从工厂出来的，而且都表示不会再回工厂了。在他们的讲述里，虽然送外卖也是被算法控制，但至少有相对的自由，不像在工厂里面，不仅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车间里面，还要接受全方位的数字监控。

做研究的这几年，我的感受一直挺悲观的。因为我会看到，在技术的影响下，人的能动性真的是不断地被削弱。像刚才提到小雨讲的那句，你就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如果是螺丝钉，至少它还能够发挥作用，但一个大家可能都知道但不愿意面对的现实是，所谓的自动化，最终的走向就是无人化。

当然，有一些抱持技术决定论的人可能会不同意，在他们看来，技术的进步也在创造新的工作岗位。我去年在武汉调查了无人驾驶出租车的情况，很多人会说，你看，这不是也有了像安全员这样的新型职业。但我访谈下来的感受是，这个职业很可能就像前面提到的自动化操作工，是一个用后即弃的职业，因为它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车的无人化。

这是一个非常有可能的未来。甚至不用等到未来，就业岗位就已经变得越来越少，哪怕是一些辅助性的工作，都需要通过激烈的竞争才能获得。身为研究者，我其实很难去预判，工人的命运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因为很大程度上这取决于我们的社会政策能否做出相应的调整。

可能你也听说过，2010年，富士康连续发生了10多起工人跳楼事件，当时作为关注劳工议题的学生，每次看到新闻，我们都很震动，也很无力。后来，正是清华、北大还有港台地区的几个社会学学者，带着我们60多个学生一起做了调查。整个过程里，他们都是亲力亲为，包括后续联系媒体曝光，和工厂、苹果公司斡旋，最终推动了工人权益的改善。

2010年，富士康的防自杀网

我当时接触比较多的是一位幸存的工友。她从6楼跳下来，半身不遂，才17岁。那是我第一次参与系统性的工人研究，我印象很深，调研结束后，我好几次去医院探访她，就只是为了陪她聊聊天，想让她有勇气继续生活下去。后来她出院回老家，我们一直也有联系。

所以对我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做研究不是一件纯学术的事情，而是带有行动取向在的。包括到现在，我在生活里从来没有试过请家政工，即使生了孩子，我也没有请过月嫂。这是我个人的选择，我觉得自己没办法当一个雇主，很难站在那样一个立场和劳动者相处。

写这本书的原因，是希望有更多人能看到工人的处境。虽然不一定能带来改变，但至少我是站在工人的立场，把他们的声音传达出来。

2010年，许怡探访富士康幸存女工

无法被技术取代的

最后，我也想说说我的感受。

这两年，我相信大家也都有体感，技术的浪潮已经深刻改变了许多行业。早些年做工人研究的时候，我还觉得蓝领这一类工作，跟脑力劳动者有很大的差异。差异就在于工厂的生产过程、劳动过程是非常直观可见的，你有没有在偷懒、怠工，管理者一眼就可以看见，但如果是白领劳动者，在电脑前工作，老板也不会时时刻刻在后面盯着你，你是在摸鱼还是在认真工作，其实老板没有那么容易进行监控。

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这种对脑力劳动者的监控越来越成为可能，比如有些公司会给员工的电脑安装上一些监控软件，还有摄像头，导致上班摸鱼也变得越来越难。所以这样一种对劳动过程的监控，肯定是从工厂蔓延到各行各业。

这种影响同样蔓延到了大学教育。在这几年的教学过程中，我会发现，很多学生遇到问题，第一反应就是去问AI。比如说老师讲述某些概念或术语，他们就会直接让AI来进行汇总、对比。更离谱的是，他们也会借助AI来完成作业，小到课堂展示用的PPT，大到研究生的开题报告或者文献综述内容。他们放弃了训练自己查询资料、阅读文献和批判性思考的过程。

对劳工议题感兴趣的学生也越来越少了。这学期我原本是要开一门劳动社会学的选修课的。理论上，这个话题其实和每个人都有关，毕竟大家毕业了是要找工作的。但最后报课人数没有达到最低的选课人数要求，就没开成。我发现，大家更感兴趣的还是一些社交媒体上比较热门的话题。

面对这样的情况，我没有什么解法，结构性的问题，个人能做的始终有限。前阵子我还听说某大学正在研发云课堂系统，教老师在课件里面插入一些AI功能，可能接下来，老师这个职业也不一定需要了。

但这不代表我们可以什么都不做。比如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怎么跟技术形成一种拉扯关系，把学生从AI那里拉回来。在教育里面，AI或许可以提供答案，但是如何教会学生去思考，去想象，这是AI无法取代的事情。

最后，回到机器换人这个议题。我认为，我们正在面临一个选择——技术是不是必然朝着这样一个方向发展？是往不断替代人类劳动力的方向？还是往一个更加多元的、更民主的技术方向？

这应该是由整个社会的相关利益群体共同决定，包括你、我、TA，我们都是这个社会的一分子，我们都应该去参与讨论、在每一天的工作里去捍卫劳动权益。最终能改变困境的，只有行动，哪怕它只是微小的行动。否则，就像温水煮青蛙，慢慢地，你的权利、自由，都让渡给了技术，这会是很可怕的未来。

许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