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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厂倒计时的年轻人

2025年11月26日 文/ 瞻宇 编辑/ 青蓝

在当下的互联网公司里,有一小部分这样的年轻人,高强度的工作、高压的管理,让他们很难适应,但大厂的高收入、年终奖、光鲜的履历,又没法马上断舍离。

为了能在有限的忍耐中获得最大的收益,很多人选择用离职倒计时的方式,为这种煎熬设定一个终点。

我们跟11位经历倒计时的年轻人聊了聊,他们来自7家大企业,一个相近的感受是:工作强度从来不是压垮自己的最后一根稻草,更多的是身为「工具人」的无意义感。

当倒计时成为获得解脱的念想,被工作撕碎的生活和自我,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拼接、重建?

文|瞻宇

编辑|青蓝

图|(除特殊标注外)受访者供图

「距自由还有327天」

转正答辩结束后的第三天,李昕就买了一本立牌。

立牌白底红字,上面的小卡片可以翻页,像日历一样,一天翻过一页——她开始为这份工作倒计时了。

李昕就职于一家互联网大厂,做内容安全,主要对社交平台上一些重大、复杂事件中的言论加以甄别,给出判断结论。尤其是针对血腥、暴力、极端、违法违规的言论。但回到日常工作,她感觉自己成了公司系统里的「流水线劳工」。

李昕每天至少要对200条信息做回复。「如果单条信息你判断超过了5分钟,这条内容就作废,不算你做的。」但很多事件需要了解背景,起码是要花几分钟的,在「效率」的要求下,她只能舍弃这些环节,逼迫自己快速给出回复。

为了提升工作效率,公司设计了专门的办公软件。在这个岗位上,每人每天上班9小时,吃饭和休息的时间是被精确统计的,系统会随时对每个人的工时排名,排名靠后的人会被约谈。

有一次,李昕肚子不舒服,上厕所多花了些时间,她怕工时受影响,就把这个时段算作吃饭的时间,然后再把午饭打包回工位,边吃边工作。

「这套办公系统,几乎监控了我们在公司的每一分钟。」李昕说,就像是有摄像头在一刻不停地盯着你。工作累了,如果想直直腰、看看窗外的风景,她甚至会担心,这个瞬间是不是也不算工时。

在读研究生时,李昕看过政治经济学的书籍,里面提到:在工业时代,人被异化为机器的一部分。 「突然觉得很可悲,我学了批判这套系统的知识,现在自己成了这个系统的一部分。」那段时间,她和同事经常自嘲「大厂里的富士康女工」。

看到那本倒计时立牌时,她才能感受到些许安慰,立牌橙黄色的背景光显得喜庆,每张小卡片上印着祝福语,「前程似锦」「万事胜意」「好运连连」……这原本是很多家长买给中、高考学生,鼓励孩子好好学习的。她上一次使用倒计时,还是备战考研,那时的辛苦是有限的,可工作呢?在这个岗位上,真的存在「前程」和「好运」吗?

她决定为自己这段职场经历设一个终点,在立牌上写下,「距离职还有327天」。后来,她把离职两个字改成了「自由」。

下面的空白处,她想了很久,补上一行字,「要快乐,过有意义的生活,热情地活着」。

去年6月,李昕买了一个可以倒计时的立牌

开始倒计时后,李昕学会了把在公司的时间进行拆解。「把一天分为九个45分钟。」第一个45分钟结束,奖励自己去茶水间接水;过了第二个45分钟,起身去洗手间;挺过第三个45分钟,吃午饭……第三个时段刚过了一半,她已经忍不住向朋友抱怨,「每一分钟都是煎熬」。

李昕原本以为,像她这种悄悄倒计时属于个例。「有一天一搜索,这样的人一大片。」很多人在社交平台打卡,倒数着离开的时间。评论区反应也很热烈,会有一连串相同的留言:「我也是」。

王宁就是其中之一。她在倒计时期间做了详细的规划,发在社交媒体上,每天更新进度条,督促自己,「写完之后,感觉终于找到解决方案了,不是一定达到什么结果的方案,是胡思乱想的情绪终于停了下来,有一种『总算开始』的放松感。」

今年10月,在上海一家芯片公司做战略研究的王宁,开始了她的离职倒计时。

年初从大厂跳槽过来,她原本以为不用再像上份工作一样频繁出差、失去周末,但几次连续15天的超负荷运转,让她再次起了辞职的念头。

「我的人生好像只剩下工作了,完全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王宁记得,那段连续加班的日子里,领导经常晚上11点打来电话,让她赶写报告。「我已经躺在床上了,告诉自己今晚一定要好好睡一觉,却不得不爬起来。」 有一次她没接电话,对方轮番拨打她的工作电话、私人电话、钉钉语音、微信语音,直到她接听为止,「我感觉生活彻底失控了。」

很多加班和会议都是无意义的,而且经常在饭点儿,每次都要两三个小时,「我们饿得前心贴后背,领导在上面畅想未来,画饼。一场会3个小时,只有15分钟有效。」王宁经常拿着电脑做自己的事情,眼睛往旁边一扫,发现大家都是这样。

倒计时后的第11天是个周六。上午9点,王宁就打开了电脑,准备线上会议。会前领导突然来了一个电话,她没听到。后来才知道,那通电话是通知所有组员:去公司。那天公司电路维修,停电,她后来听说,上司拉着几个人一起爬楼梯到11层,「摸黑」长谈。王宁试着夺回自己的周末,开会期间,她「摸鱼」在网上买菜。

「倒计时像一针强心剂,让我没那么在意工作上的事情。工作不开心时,想想我的倒计时,生活的念想也就强了一些。」

图源剧集《装腔启示录》

「职场哲学」与「胡萝卜」

刚入职时,很多人都能体会到大厂带来的光鲜。

李昕也有过一段时间「好日子」,入职之初,工作强度不大,大多能准点下班,她会去公司提供的免费健身房,运动后在公司洗个澡,再打包免费的晚餐回家,「一日三餐都是免费的,烤鸭、小龙虾……每天的菜单都不一样。」她住在公司附近,骑车20分钟,公司为此提供了每月1500元的租房补贴。

回家后,李昕把带回的饭菜、水果分享给合租的室友,室友笑称,「一人在大厂,全家都受益。」

去年刚来到大厂时,张瑞也发出过感慨,「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地方,像电视剧里一样。」

她的生活被圈定在公司周边三公里内。「这里几乎可以承包你生活的一切。」各地风味的食堂档口、内部按摩店、咖啡厅,甚至有托幼中心;可以用积分排队申请的免费公寓,「抛开工作内容不谈,大厂为员工提供了一个近乎完美的办公环境」。

入职时,张瑞已经过了35岁,她没想到大厂的门还能朝自己开放。当初向这家电商类互联网公司投简历后,她没抱什么希望,甚至在HR打电话邀约面试时,她的第一反应是:「这是骗子吧?」

几轮面试后,她获得了这份年薪近50万元的工作。但入职后不久,她就开始感受到了团队的生存哲学。

张瑞被分配到一个边缘的项目,每天写通告。之前从事媒体行业多年,她积累了丰富的人物、故事采写经验,也会拍摄剪辑,现实的感受却是:「我的专业积累,怎么一点也用不上呢?」

而且张瑞发现,很长一段时间里,主管无论说什么,四周回荡的都是「收到」「好的」,有一次,她在业务上提出不同的建议,领导直接回复,「不要再说了,执行就行了。」

有件事让她印象深刻。一次,领导把同事文章的标题改成了病句。她悄悄提醒同事,对方说:「没必要反驳,领导说1+1=8也是对的。」她后来看到关于「职场哲学」的另一种形容——「领导说他会飞,我都会让他注意安全。」

她尝试「学习」这种生存方式,「提建议太消耗精力了,又不会带来任何改变。」但仅仅忍了一周,当领导再次「不切实际」地指责她没有强势敦促合作方时,她没有再回复「好的」,而是打了一段话解释。「我尊重领导的管理,但我更尊重常识。很担心,总接受1+1=8的人,可能很快就想不起来1+1为什么等于2了。」

「我觉得自己正在被工具化。」原本想着自己的专业技能在新的公司能发挥价值,没想到,最后的价值,只能核算成「现在还能赚到多少钱」。她提起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写到的「临时生活」,「我也在过着这样一种临时的生活。我知道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而且它很快就会结束。正因为有倒计时在,这一切才显得没有那么不可忍受。」

张瑞给离职倒计时设了三个节点:第一个是她入职满一年的日子,这在职业履历中,意味着在大厂有稳定的工作经历;第二个是2026年元旦,代表着新的一年;最后一个在明年2月,公司发放年终奖的日子。

第一个倒计时归零的第二天,她坐在工位上,一股莫名的疲惫涌来。她问Deepseek,得到的回答是:「就像跑马拉松时看到『最后一公里』标志,反而觉得更难坚持。」

访谈中,很多受访者都将倒计时的终点定在(财)年初,也就是拿到年终奖之后。大厂的年终奖通常是三个月薪水,一位受访者所在的公司,如今招聘网站上已标为十九薪——相当于年终会发七个月工资。对那些仍在「熬着」的打工者而言,它就像悬在眼前的胡萝卜,支撑他们继续奔跑。

「年终奖,本是对员工过去一年工作的激励,但对于倒计时的人而言,它更像一道枷锁。」一位受访者说。

对李昕而言,她必须拿到年终奖,跳到大厂的这段经历才有价值——这里给到的薪水,比上一份工作涨了25%。李昕细算了这笔账,每月的实际收入几乎和过去持平,「全都涨在年终奖上了」。所以,无论如何也要熬。

快到30岁时,李昕才意识到了积蓄的重要性。入职大厂前,她做了一次手术,需要缴纳3万块押金,可当时卡里只有一万多,不得不找朋友借钱。那件事让她决定开始攒钱,「万一我或者家人生病,至少能拿出钱救急。」

相比之下,王宁的计划就充满了不确定,她的倒计时截止日,是入职满一周年之后。去年,公司为了防止员工在拿到年终奖后集中离职,特意把奖金分成两批发放,「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撑到那时候。」

而对孟怡然来说,倒计时最大的收获,是北京户口。可这个计划还没完成,疾病先找来了。

图源剧集《凡人歌》

开始放过自己

孟怡然所在的这家互联网公司,以手机和新能源电车为主营业务。她的离职倒计时从365天开始,一年后的那天,是她与公司合同期满的日子。毕业时,公司为她提供了北京户口,签下协议,必须服务满三年。

2022年,她通过校招进入公司,有北京户口、两万多的月薪,孟怡然一度觉得自己找到了理想工作,高薪、体面。父亲原本希望她考公务员,知道大厂的优渥待遇,觉得「这条路,也可以」。更吸引她的是HR说,每天七八点钟就能下班。她也因此放弃了另外一家大厂。

这位程序员的痛苦始于2023年年底,她参与了一个历时整年的项目,年初时还是重点项目,到了下半年,大模型突然兴起,转方向势在必行。在年底的一次例会上,项目被突然叫停,「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前一天,她还加班到晚上10点。

项目最终没上线,一年劳而无功,年底她拿了一个低绩效——985名校毕业的孟怡然想不通,大环境的变化,部门决策的迟缓,让一个个潜心研究的年轻人背了锅。

不止于此,迟滞带来的焦虑感也层层传导。为了追赶进度,她的直属领导「24小时住在公司」,以前,领导会和她商量「这个事情能不能明天完成」,现在,口气变成了「今天一定要把这个项目做完」。

有一次项目推进不顺,主管直接扯了把椅子,坐在她身后盯进度,一直盯到凌晨2点,「但他没有提供任何帮助」。

开始倒计时后,孟怡然去了医院,听到医生说出「抑郁」两个字时,竟感到一阵轻松。「终于有人告诉我,不是我的问题,不是我不够努力,我只是生病了。就像机器出了故障,它暂时没办法高速运转了。」

她开始调整,「努力地让自己觉得工作不那么重要了。」她每天中午去晒太阳,晚饭后命令自己去楼下公园溜达两圈,定期去上游泳课……可是高压一直在和调整对抗——好几次,她游完泳出来,工作群里蹦出很多@,领导加急呼叫她,「今晚一定要解决」,她心中咯噔一下,「不回去就完了」,不得不跑回公司加班。

医生给她开了药,但每次药效只能维持三四个小时。为了撑过整个工作日,她每天需要服用两到三片。复诊时,医生警告:「吃太多了,会形成依赖,必须停药、休息。」

在倒计时的日子里,孟怡然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她休息了两周,翻看《雇佣劳动与资本》《毫无意义的工作》,阅读《曾国藩传》,「会从名人传记上找到共鸣。历史上很成功的人物,也经历过很迷茫的时候。过去我只盯着自己身上的问题,一直走不出来。发现大家都有这个阶段,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这么脆弱。」

孟怡然翻看了很多书籍,想要转变心态

她决定彻底放过自己,勇敢尝试傍晚六点准时下班。第一次实施时,她像逃走一般,「偷感很重」。同事间工位挨得很近,「电脑一关,椅子往里一推,大家就知道你吃完晚饭不会再回来了。但那时我只想赶紧逃离,已经没精力在乎别人怎么看了。」

下班后,她关掉所有办公软件的通知,「让消息也追不上我。」到后面,即使领导打来加急电话,她也平静回复:「我只能明天去公司给你解决。」

倒计时的计划中,李昕也开始学着放过自己——她的工作是倒班制,有两个时段,早7点到下午4点,下午2点到晚上11点,主管曾经口头承诺,尽量不让女员工加班到半夜12点之后。后来部门业务增多,又加了一个工作时段,需要通宵工作。领导的要求也加码了:员工不加班必须要报备。李昕尝试拒绝加班,很快,她因为「效率偏低」被叫去谈话。

「前程似锦」的立牌只能回家看,为了在公司的时间更好「熬」,她又在手机上下载了一个倒计时APP,除了离职日期,她还设置每周六倒计时、每月发薪日倒计时……当这种短暂的刺激快要失效时,她就开始算起了自己的存款,「无法支撑半年的生活。」

后来她干脆用最粗暴有效的日薪和时薪激励自己:一天的工资是800元,抛开吃饭的时间,每个小时100元,每分钟一块六。每当心理受到冲击时,她都会默念:「熬过这一分钟,就有一块六了。」

王宁采用的方式是转移注意力,饿肚子开会的时候,她想的都是倒计时里的小目标:存款要到32万,足够支撑她两年不工作;要把体脂率降到21%,不规律的饮食已经让她胖了15斤;编写一本料理书,这是她的兴趣所在,她的梦想是开一家餐厅……她写下了离职后最想做的事情:舒服地补个觉,躺平一段时间;回家陪父母和长辈;学习未来想进入的行业技能;持续健身,维持生活的秩序。

当心里和工作有个切割时,王宁的状态好了很多。有一次她出差回到上海,赶上下雨,迟迟打不到车,刚到家,又接到周末要开几场会的通知。她突然感到很难受,但还是「不自觉」地按照规划去看了书,更新了一页料理笔记。她在睡前喝了一杯酒,体脂率的进度或许因此倒退了,但能睡个好觉了。

开始倒计时后,王宁经常做饭,更新个人料理书

「终点」前后

当倒计时牌翻到第100天,孟怡然开始在飞书签名里「偷偷」更新剩余天数:99,98,97……「每天给自己一个小小的仪式感」。

她发现,这个阶段,自己很少因为工作的事情痛苦了。偶尔情绪波动,她也能通过读书、跳舞让自己放松下来。

今年7月的一天,她收到了公司的裁员通知。一起被裁的同事本想再争取一下,他瞥了一眼孟怡然,发现她嘴角的笑容根本压不住。

裁员的日子,距离孟怡然倒计时8月份的终点还有一个月——她提前解脱了。

2024年8月5日,孟怡然开始倒计时

在随后的过程中,这位一直在绩优主义环境下长大的「好学生」的收获是:原来不必事事都做得完美。「认真干到80分,也是可以的。」

更重要的,是不必纠结是否费更多心力做到90分、100分。要允许、接受人生不是高分、满分的状态。

张瑞捱过了倒计时的第一个时间节点,但她没有马上离职,虽然前段时间,经历了「但凡有人推我一把,我立刻就走」的冲动时刻,但她迎来新的消息:公司内部架构调整,主管可能有变动。或许可以再观望一阵儿。 「我觉得倒计时的本质,就是人不敢当机立断。所以这个过程,必然充满反复和起伏。」

马上就要40岁的张瑞意识到了年龄危机,「留给我的机会不多了,没有太多试错的空间。」此前,她的职业生涯是一道向上的弧线:从地方媒体到全国性的新闻媒体,再到如今的互联网大厂。「离开大厂之后我到底要干什么?如果这一步没有跳好,人生可能就走下坡路了。」

几年前,张瑞从地方媒体辞职,选择继续上学读书,也有对未来的迷茫,「但那时候我是有锚点的,有我一定要做的事情。现在,我还没有想好人生的下一个锚点在哪儿。」她想过未来的几种可能,去国际组织工作,或者攒一笔钱回老家写作,「但都还缺一个时机,而在此之前,我只能忍。」

当倒计时的日历牌趋近归零,并非每个人都有笃定的离职决心。多数受访者坦言,倒计时结束后,提离职的概率在50%左右。「到了那一刻,走或留,只是多了一点选择的自由,现在因为受年终奖的束缚,我连这种选择自由都没有。」张瑞说。

李昕有段时间停止了翻牌的习惯。每天数着日子过,反而加剧了她的焦虑,「时间走得太慢了。」去年10月,距离预设的「自由日」还有200多天时,部门内部调整,工作压力再度升级。她尝试和领导沟通,领导回复,「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如果你觉得承受不了,可以考虑公司内部转岗,离开现在的部门。」

李昕选择转去了新的业务组,加班的影子却依旧尾随着。会议常常定在晚上7点,甚至9点之后。

今年8月,手机上的APP提醒她,那个曾被她标记为「自由」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她重新核算了存款,「足够支撑gap一年了」。在「自由日」过后不久,她拿到了年终奖,选择了辞职。

图源剧集《装腔启示录》

找回自己

逃离了「工时压迫」,李昕首先收获了「时间自由」:在家里,她可以花两个小时安安静静地做顿饭,吃饭也完全不用再看表,被「系统」控制,「想吃多久就吃多久」。

在西藏和新疆漫游了一个月,无须苛刻地安排行程,走到哪算哪,她会面对着雪山呆坐半天,任由时间缓慢流淌,看到当地人随时起舞时,恍然想起快乐是如此简单;她重新拾起烹饪、健身、阅读,这些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她想做的事情,逐渐重建起生活的秩序。

辞职后,李昕独自去了西藏

李昕看到一位同道中人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离职进程,标题是「大厂牛马,存够300W(万)就离职,倒计时第203天」。

300万是她反复演算过的一个数字,能够靠利息维持未来生计。加上男朋友存的将近80万,按照375万,在年化4%的理财收益下,每年有15万的收益,可以覆盖他们的生活开支。

这个数字,对在大厂工作一年多的李昕来说,遥不可及。但她也有实际的收获,她和男友在家人的支持下在顺义买了房,她自己拿出了10万元,「另外我还存下了10万元,这是可以暂时不工作的底气。」

李昕觉得自己没办法做到在大厂工作几年,攒几百万「退休」。偶尔,她心中还是会浮现「之后做什么」的迷茫,但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回自己。「要用一段时间,重新找回生活的能力与工作的动力。」

学者李晓天认为,不断扩张的互联网公司,总是强调「活力」,而这种活力在公司很多基层员工身上渐行渐远。「通过严苛、冰冷、细微的数据来衡量员工在工作中的价值,这在企业管理中是相当扭曲的。」

李晓天是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是劳动与性别、科技产业,也做过互联网公司人员离职的专项研究。他告诉《人物》,「当员工意识到,自己高强度的劳动只换来某个数字的微小上涨,却感受不到事情本身的价值,就会产生被剥削、被异化的感受。」

修养期的孟怡然,也曾尝试学习大模型知识,为以后的工作做准备。但她发现自己再也找不到那种「通过学习,好奇心被满足的感觉」。她的男朋友在另一家大厂做程序员,每天晚上10点下班,只能靠打游戏到凌晨来放松,「连洗衣服这样基本的生活节奏都无法维持」。

她决定不再去大厂,「那个看似体面的工作对我来说是一种束缚,我不想再为了别人眼中的体面,牺牲我自己的正常生活节奏。」

在大厂工作时,孟怡然才真正开始思考,自己究竟想要过怎样的生活。她提到之前的人生选择,多用「随大流」来形容:高中时喜欢文学,对考古也感兴趣,但是因为「好学生都读理科,好就业」随大流选了理科;之后,又「随大流」考研、「转码」、进大公司。

如今她依然不确定自己想要做什么工作,「但我可以多尝试,采用排除法」。目前唯一确定的是,她热爱生活,要找一份不加班的工作。

去年春天,她骑电动车上班时,突然注意到路边的月季全都盛开了。「在那之前,我竟然毫无察觉。」她意识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通勤路上的自己处于无意识状态,注意不到落叶与新芽,「我好像变成了一个工具人,属性只有工作。其他时间就像关掉的收音机,接收不到任何外界的信息」。

她重新学会了生活,和朋友去了贵州,又独自走了川西。她做了美甲,染了金色的头发,「让别人能够立马看到我比较明显的变化」。仿佛重新长出了触角,去接触、感受新的东西。最近复诊时,医生告诉她状态稳定,春天应该就可以停药了。

如今,她终于能清晰地感受到,深秋的北京已悄然浸染在温暖的黄色之中。

图源剧集《装腔启示录》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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