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年，伴随着韩女文学在中文世界的普及，崔恩荣成为许多中国读者熟悉的名字。她的文字温柔、节制，不动声色地描绘了个体的伤痛和关系的裂缝，许多人在她的叙事中收获了抚慰和共鸣。

中国读者大多从她的长篇小说《明亮的夜晚》开始认识她，她从主角智妍的视角出发，写了长达100年时间中四代女性经历的离合悲欢。这些故事治愈了迷茫的智妍，也安慰了在现实生活里挣扎的崔恩荣和每一位读者。

今年4月，崔恩荣受邀来北京参加活动，见面会一票难求，她被中国读者（绝大多数是年轻女性）的热情打动，身为女性的处境和心事，以及观察世界的方法能在异国激荡出如多的涟漪，让崔恩荣对文学的信心又多了那么一些。

我们在春日的北京见面。

咖啡馆的门被推开，个子小小的崔恩荣径直走了过来，她留着微卷的短发，带着腼腆的笑容，一双明亮的眼睛一直注视着人。

我们从成为作家的决心聊起。崔恩荣的作家之路并不一帆风顺，她陷入过对自己的怀疑，甚至有过长达一年无法写作的日子，如今她也坦诚地说自己对写作并不能像最初那样充满热情了。

但崔恩荣觉得，「倦怠和无聊也是爱的一部分」，爱是复杂的，对文学的爱也是，「就像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我不认为只有激动的感情才是爱的证据。 责任感、想照顾的心情、想一直在一起的心情、死前不想分开的心情，我觉得这都是爱。」

这种爱最后成为了她笔下的文字。文学撼动不了现实，却能帮助人们理解现实的褶皱和人心的纹理。

女性叙事当然是她写作的天然视角。有韩国记者曾问过她，为什么主角都是女性角色，她反问，男性作家也会被问这个问题吗？她承认自己的作品大多是女性的故事。因为她认为文学作品普遍缺乏以女性为中心的叙事，她想让女性也拥有独立的个性和观点而存在。「在一个贬低女性关系的世界里，我想通过故事来展示女性之间的团结并对抗性别偏见。」她说。

但她书写的从来不只是女性，她把韩国世越号沉船、KTX下岗职工复职等社会事件全部写进了自己的作品。文学不能立马改变世界，可书写是她手中的武器，「文学是最边缘、最弱势的语言，是世界上没有发言权的人的故事。」在崔恩荣看来，这个世界一直不缺少强者、有钱的人、有权的人发出的声音，「文学的作用是一直让弱者和默默无声的人发出声音，帮助人们不只从强者的角度而是从弱者的角度看待世界。」

以下是《人物》与崔恩荣的对话：

文｜曾诗雅

编辑｜金五柚

成为作家的决心

「鱼不是要在水里生活嘛。不写作的话，我有种不能下水，被种进泥土的感觉。」

人物：在开始写作之前，你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有着怎样的梦想？

崔恩荣： 我小时候的梦想是「想当妈妈」。小时候大家几乎都是这么想的吧，后来就没有梦想了。

我一度没有梦想地活着，家里爸爸是老师，所以家人就想着让我当老师。我也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将来会在某家公司就职。但到了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才发现我一点儿也不想这样做。

其实在那些没有写小说的日子里，我一直很想成为小说家。那时我想，如果进入公司，就永远不能成为小说家了。所以，我第一次认真地想「当作家」这件事，然后进入研究生院学习现代文学。学习的时候，成为作家的梦想似乎变得越来越坚定了。

人物：你在中学就尝试第一次写小说，当时抱着什么样的想法开始写作的？

崔恩荣：因为那会儿太无聊了，没有网络，也没什么可做的。 没事做，我就只是读书，但是读书的时候总是想着写。我上高中的时候读很多小说，主要看一些上世纪90年代的作家作品，殷熙京、申京淑、全镜麟这些韩国女作家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对我影响很大的作品是赵世熙的《矮子射出的小球》。他是位男小说家，本人已经去世，我看了那本书觉得很好, 我也想这么写。还有殷熙京作家写的小说《鸟的礼物》,读完之后，我好像一直在那部小说里，就想着自己也开始写。

作家崔恩荣图片由出版社提供

人物：你有告诉过周围人你想当作家的想法吗？

崔恩荣：高中的时候父母知道我写了小说，但只觉得是小孩子闹着玩。上大学的时候，我对朋友们说，我以后想写作，但是朋友们没有当回事。其实我自己说的时候也不敢相信我能做到。后来读研，指导教授说，那你以后就当个编辑或者评论家吧。谁都不知道我在写作，但我一个人开始了。

那应该是20多岁后半段了。我从大学开始学习文学，当时头脑知道文学应该怎么写，但我觉得自己做不到—— 我只是一个平凡的人，不太特别，所以写不了什么。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觉得自己不行，写作是浪费时间，但是从某个瞬间开始，我产生了极大的热情，觉得再不做就来不及了，才最终承认了这个想法并开始写。

人物：是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再不做就来不及了」？

崔恩荣：我看了伊莉莎白·库伯勒的《用心去活》这本书，作家是照顾临终之人的医生, 她几十年来与许多人见面，令人惊讶的是，人们在临终前的共同点是，总会后悔自己为什么没能做某件事。

「早知道就试一试了」「即使不能成功，做过的人和没做过的人也是不同的」「人生苦短，却不自知」「以后会后悔的」我就这样读着人们临死前后悔的样子，仿佛也看到了自己后悔的样子，于是在那时下定决心，即使不能成功，也要尝试一下。

但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在写作。我一边当着韩语老师，一边尝试写作。不断投稿，也不断失败，直到我入围了新人奖。

人物：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写作？

崔恩荣：从来没有。

人物：你在很多采访里提到过，2019年开始，你有一年多的时间无法写作，当时发生了什么？当时也没想过放弃吗？

崔恩荣：我其实是很能忍耐的性格。不管是什么都能忍住，即使再累也能写下去，但是当时受到太大的冲击，连日记都写不出来。

那是一件非常私人的事情。因为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我不能很好地使用语言。我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前，对着大大的电脑屏幕，但是什么都写不了。我很害怕，怕自己以后无法写作，写作本身就是件难事,所以这种害怕与日俱增。有一次，我接受了五行文稿的约稿。5行字在平时1个小时就能写完。但是那时，我大概用了3天。

直到后来，我受到了美国某作家公寓的邀请去写作。那个公寓在乡下，作为首尔人的我到了美国乡下的公寓，公寓里有扇窗，推开后只有大片被雪覆盖的田野，寂静无边。在那扇窗前，我突然感觉到安静、舒适，好像离开了之前的生活，变成了另一个人。

崔恩荣在美国的写作公寓外景。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人物：这很像《明亮的夜晚》里的智妍，她也带着很多烦心事离开首尔去往乡下重新生活。智妍也是你当时的心情写照吗？

崔恩荣：是的。我重新开始写作后，写的就是《明亮的夜晚》，我一直想着智妍内心能痊愈就好了。 这应该也是我对自己的期望吧。但我无法一下子痊愈，所以在这部小说中智妍也是，试图痊愈，但效果不佳，再次变糟，又稍微转好，又变得更糟。她和我一同经历着痛苦与治愈。

人物：但你再痛苦也没有想过要放弃写作，支撑你度过迷茫期的是什么？

崔恩荣：好像是因为想好好做这件事才没有放弃的。 我活到现在没有多少事情想做好。 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好好写作。因为想进步，所以无法放弃。 我认为，如果有一种力量能够挺过迷茫的岁月，那就是对自己的相信。

我不写作的时候，即使活着，也不会觉得那是活着。鱼不是要在水里生活嘛，不写作的话，我有种不能下水，被种进泥土的感觉。

我也尝试做过其他工作。当过韩语老师，说实话，没意思，很累，只是想着赚点钱而已。但是写文章的话，我觉得用这个赚不到钱也没关系。因为它本身有趣，而且让我感到舒服。就像人穿鞋，有合脚的，不合脚的。当我在做其他事情时，好像一直穿着不合脚的鞋子，感到又痛又累。但（作家）这个职业就像穿上了合脚的鞋子走路，我知道它是正确的。

图源电影《小说家的电影》

弱者之痛与韩女文学的崛起

「弱者之间必然会有感情上的痛苦,如果有嫉妒的话,作家的作用就是让人思考产生嫉妒的脉络是什么。」

人物：你穿着合脚的鞋子一路走上了文坛。这一路你有得到过什么作家前辈的鼓励或者帮助吗？

崔恩荣：我出版第一本书的时候，把书寄给了金爱烂作家。当时我只了解身为作家的她， 我们并不是熟识的关系。可她非常亲切，收到书后给我发短信说，「不管出多少书,没有比出第一本书更高兴的了，希望你能享受这个瞬间，享受幸福 」。收到这条短信时，我有种被作家世界欢迎的感觉。

人物: 那后来你也曾对作家后辈们说过这句话吗？

崔恩荣：我几乎不参加作家们的聚会, 我总是一个人呆着, 只认识几位前辈作家，还有几位和我差不多时期出道的作家，和后辈作家几乎没有交流。啊，你这么说，我才发现，自己居然如此不了解后辈们。

人物：这几年韩国女性作家非常活跃，你从她们那里受到了什么影响？

崔恩荣：女作家们只要一直写作，我就能获得力量。因为我知道这是不稳定且困难的事。

人物：为什么这些年我们看到了一批韩国女性作家的苏醒？

崔恩荣：我觉得韩国人有很多愤怒。基本倾向无法容忍一点儿，该说的话都要说，而且（说得）会有点强烈，韩国人的性格偏向一旦出现问题就很急躁，要尽快解决。举个例子,在我爸爸妈妈那一代，因为韩国的政治结构还没有成型，所以开展了很多运动。同时家庭内部仍然延续以前的方式。然而，到了我们这一代，不仅在外，在私人关系中也追求平等，不能让一些人剥削他人。正是这种想法不断延续，所以很快（女性作家）就苏醒过来。

人物：在韩国，女性议题常常也伴随着诸多争议，人们在网上吵得很凶，你如何看待这些声音？

崔恩荣：这些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女人也是人，许多人在不断发声，只不过是想让「相信女人也是人」成为一种社会共识。人类社会越往前发展，就越不该有任何形式的歧视。

人物：这个问题你可能被问到过很多次。为什么你的作品一直在以女性人物为主角，总是写女性之间的连结？

崔恩荣：小时候过节的时候，只有女性在凌晨起床做煎饼，这让我无法理解。 但是大家都理所当然地接受了这一点。 当时那种不快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我只是一个发脾气、哭闹的孩子。 过了那个时期，大学的时候，我做一些女性主义校刊编辑工作，才知道我所经历的是父权制陋习对女性的歧视。 我不仅获得了自己的写作语言，还进行了自我反省，细心观察了别人，对各种情况更加敏感地观察。 我认为，这是女性主义送给我的礼物。

人物：你在《明亮的夜晚》中描写了跨越年龄代际的女性友谊，你如何看待这种隔代的女性连结？

崔恩荣：我觉得年龄其实只是一个数字。 不是年龄大的人才是大人，有年龄是50岁心智只有7岁的人，也有只有10岁的人说了40岁的人才会说的话。所以即使年龄相差很大，只要互相有好感，能够理解，就完全可以成为朋友，即使年龄相仿，如果彼此太不同，也不能成为朋友，我觉得这是人与人之间的默契。

不管怎么说，因为我和祖母像朋友一样相处，所以会加入像明淑奶奶这样的角色。写文章的时候，她好像自己朝我走来。我写的时候能感觉到她是一个温暖的人，所以就按照感觉写了。

图源电影《米纳里》

人物：《明亮的夜晚》中祖母在朋友喜子考上大学、觉得两人生活中不再有交集后就不再给她写信，可能是一种自卑也可能是一种嫉妒。你如何看待友谊里的这种嫉妒？

崔恩荣：在韩国有这样的话，我真的很讨厌，他们说「女人的敌人是女人」。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是因为女人笨？还是因为女人比男人劣等？我认为不是的。我认为弱者之间会形成相互争斗的结构，背后是强者为了更容易支配弱者，让他们看不到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比如说婆婆和儿媳矛盾，女人总是要那样吵架，但是一想到她们为什么吵架，我就觉得她们是家庭里的弱者，所以互相吵架。那个结构是男人创造的，但最终还是怪女人。

所以我认为弱者之间必然会有感情上的痛苦,如果有嫉妒的话,作家的作用就是让人思考产生嫉妒的脉络是什么。其实男人之间的嫉妒心很强，男人嫉妒女人。而且很多时候，连女人也觉得如果丈夫（发展）好，我的家人就会好，但很多男人觉得如果妻子（发展）好，作为丈夫就会崩溃，会觉得很辛苦，因此我觉得男人嫉妒心很强。

人物：说到男人的嫉妒。你在《明亮的夜晚》中写曾祖父出于拯救者的一时冲动带曾祖母逃离家乡时写道，「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根本没有那么伟大」。 我们很少看到这种描写，这个角色的灵感是？

崔恩荣： 从和我关系很好的男人那里见过这样（男人嫉妒）的样子。 在我有所成就的时候，他试图贬低我的成就，没有祝贺我，还说我不是因为能力，是因为运气好才有了这些。 虽然当时的我受到了伤害，但现在的我觉得，因为他本身是那样没有自尊的人，所以才会这么想吧。

人物：你曾在《筑沙为家》中写，「所谓人，真的很神奇。 既有可以相互爱抚的手，也有可以接吻的嘴唇，却又用这双手去殴打对方，也用这嘴唇说出让人心碎的话。」在这个用厌恶和歧视的话语互相伤害的世界里，你觉得文学起到什么作用？

崔恩荣：人太复杂了， 就像指纹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复杂内心。 但是人们习惯互相给对方起个简单的代号，不再努力理解对方。 可能是因为韩国社会的劳动强度很大,不稳定的劳动也很多。 我们没有时间理解别人，去花时间想着别人，去审视自己。 我认为这样的社会需要小说。

小说是最能描写人类内心的文学体裁。 看小说可以体验到理解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帮我思考和自己建立关系的人。 我可以因此再次回味无法用语言解释的各种感情。阅读文学好像是成为人的过程之一。 我很难想象如果没有遇到文学，我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可能会成为比现在更坏的人吧。

人物：你在韩国被称为一代人（20、30代）的「安慰的小说家」，文学也有安慰你的时刻吗？

崔恩荣：那是《祥子的微笑》在文学杂志上发表的时候，当时我的名字还没有被众所周知。 在朋友的婚礼上，见到的友人问，是写《祥子的微笑》的崔恩荣作家吧，我看到这篇文章得到了安慰。当时我吓了一跳。 因为我写的是忧郁、黑暗的内容，所以没想过能给人们带来安慰。听到这句话，我反问自己，我写的文字是否也有安慰的属性？

我发现自己在写文章的时候，其实一直在自我安慰。我总是满怀悲伤地回顾过往，在那些哀悼，像呼吸一样指责自己的过程中，我内心的某个「我」，觉得「我」很可怜，想抚慰「我」，这样的安慰也好像包含在了文章中。

以前，我最讨厌「自怜」这个词。我讨厌自己总是用怜悯的眼光看待自己，所以我过着没有自怜的生活，过着严酷的生活。那样的生活对我的身体不好，对周围的人也不好。想想看，「自怜」和「自我理解」是一样的。我希望人们能够理解自己，用更温暖的眼光看待自己。

图源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

自我意识的觉醒

「虽然我头脑里学习了女性主义，清醒着，但是进入我个人的临床（真实生活）后，每时每刻都要做出选择的时候，身体一直在妥协，一直按传统的规则活着。」

人物：你的首部作品《祥子的微笑》里的主角总是用沉默或谎言来维持一个家庭的平和，你想反映出什么样的韩国女性面貌？

崔恩荣：我认为这是女性的一种生存方式，尤其是在我妈妈和祖母那一代。她们认为，与其引起矛盾冲突而受苦，不如当作没有这事默默忍耐，只要自己觉得没事就可以当作什么都没发生。因为她们知道，即使吵架，无论如何也赢不了。但那些感情无处可去，留在了她们的体内。她们一直觉得自己这样生活是对的，所以强迫自己的子女也采取这种方式，这太糟糕了。

哪怕我的祖母是好人，但也会说「只要杀掉你一个人，所有人都能安心」这样的话。她们总是对女人说，杀掉你自己一个人的话，大家都变得舒服了。但是这句话多可怕啊。 自己明明是人生中最重要的存在，但在这种环境下，自己变成了最不重要的存在。

我从小开始上学的时候一直接受这种教育，尽管头脑上虽然觉得不是，但是一旦出现某种情况，就会无意识地以最先杀死自己的方式进行。因为那样很方便，很简单，后来为了克服这种行为，花了很长的时间。

人物：你曾在什么时候无意识地先杀死了自己？

崔恩荣：我小时候还有重男轻女的思想，可能不是家家户户都这样，但我们家，我妈妈因为没能生儿子，受到了很大的压力。 大人们常跟我说 「你要乖一点，妈妈才能生儿子」。当时我才5岁，不太能思考这句话对不对，只能去解读当下的气氛。我能感觉到，妈妈有点累，承受了一些压力，所以我也认为，只有生个儿子，妈妈才能舒服一点。那是我5岁的感受。但现在的我认为在孩子面前说那种话，完全就是虐待儿童的暴力行为。

还有我上高中的时候，我的班主任总是性骚扰女学生。但是，女生们只能说着「啊 ，他真的好讨厌，他是疯子吧，真的好想杀掉他」这样的话，然后什么都做不了。但是我真的很难控制住那种感情。对那种对愤怒和不合理的表达，让我真的非常痛苦。我为此痛哭，可朋友们却说「是你太敏感了，他就是奇怪的人，干嘛想得那么严重啊」，但是我内心其实是对那种厌女氛围有了抵触感。

人物： 那你是怎么拯救了那个「被先杀掉的自己」？你的自我意识是怎么苏醒的？

崔恩荣：上大学的时候，我加入了女性主义学习小组。知道了以前那些让我觉得别扭的、说不出具体原因的事终究是什么。

在我还是大一新生没有分具体专业的时候，有男前辈发帖子说你们女生是为了周六给踢球的男生应援才来（入学）的吧。我当时听后非常生气，就在网上回复说「难道不是在强制女生后辈们为你们应援吗」？因为这太不像话了，我好像有那种倾向，如果这个道理说不通的话，首先得说点话。当时我在网上挨了前辈们很大的骂，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礼貌。但我也收到了一位女前辈的小纸条，她说我在网上什么都没有做错，他们是疯子，我支持你。到现在我和那位前辈仍然是朋友。

我上大学的时候好像还有很多以男性为中心的价值观念， 所以经常有要吵架的事发生。

那时，自我意识就像礼物一样袭来。我认为倾听自己的声音，承认自己的感情，用语言表达事实，用文字写出来是寻找自己的过程。

图源电影《还有明天》

人物：但是我们总会遇到太多无法改变的事情，对充满挫折和痛苦的世界麻木不仁，「杀死自己」不是更容易活着的方式吗？ 「痛苦」在女性写作中几乎无处不在，你会认为「痛苦」也是一种武器吗？

崔恩荣：「杀死自己」不是一种轻松的生活方式。 如果为了不感受自己的感情而回避，最终你的身体会不舒服，生活也会变得疲惫，这是自讨苦吃。 痛苦本身不是武器， 但是表达痛苦并传达给他人的语言可以成为武器， 是为了正义和平等的武器。

人物：你的书写中有很多关于婚姻的描述，你怎么看待现实中的婚姻关系？

崔恩荣：我是1984年出生的, 我的朋友、姐姐这一代女性几乎都觉得「一定要结婚」。但是韩国社会变化真的很快,以5年为单位,每5年好像干脆就变成了另一个国家。现在20多岁的人反而几乎没有要结婚的人。

我们那时候还保留着很多传统价值观，但其实头脑很清醒。我们这一代的心情，包括我在内，结婚这种想法……怎么说呢，虽然头脑是清醒的，但身体却无意识地处于传统状况。虽然我头脑里学习了女性主义，清醒着，但是进入我个人的临床（真实生活）后，每时每刻都要做出选择的时候，身体一直在妥协，一直按传统的规则活着。当时是什么心情呢？就像被鬼压床，虽然会清醒，但是身体不会动，想醒却一动不动，很痛苦，就是这种感觉。

人物：那你会是试着去改变妈妈、祖母那一代的女性吗？

崔恩荣：反正说了她们也理解不了，现在和长辈们说不通了。因为生活的世界完全不同，所以我学着就以爱之心接受妈妈是那样的人，不再期待她改变了。不是有哪怕自己再努力也无法改变的东西嘛。弄清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总是想改变我无法改变的事情，我也会受伤害，所以我在某个瞬间就接受了，原来她们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啊。

人物：你在《筑沙为家》中写过一个观点，「为什么需要理解的一方总是固定的呢？」你认为应该如何构建私人关系里的平等？我们怎样才能避免成为被「剥削」的对象？

崔恩荣：我是在儒教文化圈长大的，晚辈应该照顾长辈，孩子应该孝顺父母的思考方式占主导地位，所以在私人中要平等有很多困难的地方。 因为这样的思想，所以有些子女无法摆脱在金钱、感情上剥削的父母。 韩国有「感情垃圾桶」这个词。 我觉得通过等级制把别人当作「感情垃圾桶」有时比剥削金钱更糟糕。 为了避免成为被剥削的对象，需要练习观察自己的内心。 要制定原则，明确与他人划清界限。

图源电影《蜂鸟》

成为「无害之人」的理想和文学之用

「文学的作用是一直让弱者和沉默无声的人发出声音，它帮助人们从弱者的角度看待世界。」

人物：你在《米迦勒》里有写世越号事件，《即使以微弱的光》（新书）里有写龙山灾难，《选择》则写了KTX下岗职工复职斗争，这些都是现实社会中的真实事件。你如何看待文学与现实的关系？

崔恩荣：我认为韩国社会是非常刺激性的社会。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工作太多、事件太多、痛苦太多的社会，所以我一直希望韩国人能够很好地、幸福地生活下去，但是看到人们因社会事件而受苦，我感到非常悲伤和生气，有点难以忍受。一直都是这样，但我也没有什么能做的。成为作家后，能用故事来解释，向人们展示我的想法，对我来说是一种很好的体验。我经常把我对社会的愤怒和悲伤等用故事表现出来。

人物：你觉得文学能改变现实吗？

崔恩荣：我认为文学不能立竿见影地改变现实，但从长远来看，文学可以帮助改变人们的想法和观点。我们活在世上，大部分人只会听到强者、有钱人、有权人的声音。但是文学的作用是一直让弱者和默默无声的人发出声音，所以我认为它帮助人们不只从强者的角度看待世界，而是从弱者的角度看待世界。

图源电影《白小姐》

人物：你把代替弱者发声当作自己的一种责任吗？ 作为作家，一定要承受我们社会的悲伤和痛苦吗？

崔恩荣：文学不讲幸福之人的故事，主要讲述悲伤和痛苦之人的故事。 我认为连个人最私人的感情都会被社会结构化，所以只能看着制造这种悲伤和痛苦的社会结构。

我不考虑写作的意义或责任。 如果开始有这种想法，自然而然地就无法写作，我只写我内心想写的部分。

人物：即将出版的中文新书《即使以最微弱的光》是你在全球疫情期间创作的，当时的你是什么状态？

崔恩荣：我本来喜欢独处，但被迫独处的时候，感觉自己仿佛不存在于世上。写作的时候还好，但休息的时候，因为不用上班，感觉自己就像飘在空中一样。那是一种我从未感受过的孤独感。

人物：是什么支撑你度过这段孤独时光的？

崔恩荣：独自工作和生活，说实话没什么能让人笑的。但我有两只猫，它们让我开怀大笑，给我安慰。其实，我曾经最喜欢的事是旅行。以前我可以把猫咪交给朋友照顾，或者请人照顾，但我不想和猫咪分开，所以我不再长途旅行，甚至很少在外面过夜。猫咪比我最喜欢的任何东西都重要，这就是我对猫咪的喜爱（笑）。

人物：你希望《即使以最微弱的光》成为一本怎样的书？

崔恩荣：你知道光想着「我希望你能这样看待它」其实没什么用吧？（笑）我希望大家读这本书，能发现自己从未意识到的内心。对我来说，这本书让我意识到「我现在真的以作家的身份活着」。或许是因为我对每个故事都怀有深厚的感情，所以读到校样时，我回想起了写作时的真挚感受——

我觉得小说里的人物在告诉我，要继续前进，继续生活。

人物：你曾描写过自己想要成为「无害之人」的理想——

我想成为无害之人。我不想带给别人痛苦。因为我亲身感受过人给人的痛苦多么具有破坏性。

可是，我做到了吗？

我没能成为那样的人。在很长时间里，我反复咀嚼这个事实。抛开意图不说，不得不生活在伤害中的我，不得不带给别人伤痛的我，有时冷漠、残忍得连自己都惊讶的我，我愿意，这是我的自由，我担心我打着这样的幌子写出来的作品会让人们感觉自己被排斥，伤害到他们。明明知道任何作品，任何艺术都不能高于人本身，可我还是担心我的迟钝和愚蠢会伤到他人。

我常常想，没有什么比成为坏人、坏作家更容易了。我希望我的写作不要太容易，而是更难些；不要太舒服，而是别扭点儿，并在这个过程中感受作为人所能感受到的一切，我希望自己有这样的勇气。

在这个世界上，你觉得成为一个好人、一个好作家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崔恩荣：可能是一种「只有我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的心态吧。 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危险性好像越来越大。 因为积累了经验值，所以只想以自己的经验为基础理解各种情况，也很容易只想到自己知道的部分。我认为，如果那样，只能被自我束缚和淘汰。

人物：作为1984年出生的作家，现在也许是你的写作黄金时期。 写作是一辈子的职业。 从长远来看，50岁、80岁想成为什么样的作家呢？

崔恩荣：韩国有一位叫朴婉绪的作家， 她从40岁出道到80岁去世,作为作家生活了40年。 我想像她一样生活。 当然，写那么多作品很难，但我想写到生命的最后。 我一边想着作为作家应该忠实地度过40多岁，一边想着不要太勉强自己。即便如此，现在也是我最年轻的时候了，所以我会尽力的。

《即使以最微弱的光》图片由出版社提供

参考资料：

《韩民族21》：给容易破碎的你，恩荣的微笑

Newsis: 崔恩英作家「在需要自我理解的时代……希望《明亮的夜晚》能得到安慰」

Channel Yes：崔恩荣，向着有光的地方发出恢复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