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造

陈鲁豫能做到一些「神奇」的事。

和她交谈时，她会一直盯着你的眼睛。准确地说，在我们交谈的4个多小时里，她的目光一刻也没有挪开过，有那么几个片刻，为了缓解长时间注视一个人的压力，我会望向同座的其他人，像是要获得某种喘息，但我依然能通过余光瞥见她的注视。她的眼睛很大、很亮，偶尔会眨一下，但更久的时间，她的目光就是那样很实地投向你。

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她的坐姿。拍摄视频访谈时，她落座，镜头对准她，一二三，开机，之后两个小时的访谈中，除了双手小幅度做手势，她的上半身没有再动过。《人物》负责视频拍摄的工作人员说，她很少看到这样的访谈对象，「说不动就真不动了」。

后来再次见面，是一个午后，屋子里的空调很足，热风吹得所有人都有点燥热，但陈鲁豫还是那么直挺挺地坐着，没有一分钟把她的背倚在身后的沙发靠枕上。她看上去极瘦，这很容易令人错误地估计她的体力和精力，但交谈4个多小时后，她的精神头还像第一分钟见面时那样，她的声音不大，但很有穿透力，每一个字的发音都很清晰，是那种即便没有字幕、开了倍速，也可以听得很清楚的声音。

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

她从不赖床，她说，「我只要一睁眼，就已经站起来了」。她的朋友证实了这一点——鲁豫起床是直接「蹦起来的」，没有中间的过程，有时候还会因为起得太猛，让她有种天旋地转的感觉，「欸？怎么我就起来了？」

她每天睡7个小时，不多不少，但只要清醒，她的大脑就在燃烧。她身边的几位工作人员观察到，鲁豫每个月会同时读五六本书，如果做功课，读的书就更多了，无论去哪里出差，她都随身带书，她在每个地方阅读。她的阅读速度很快，吸收能力强，「正常人看一本的速度，她应该能看完两三本了」。因此，很多时候，她都可以像一个行走的搜索引擎，向她输入关键词，按下检索键，她就会告诉你准确的答案，并在第一时间复述出那些作品的对白和细节。

她的瞬间记忆力很强，十几分钟的发言稿，只要看一眼，她强调，只是一眼，她就能全部记住，完全脱稿。很多年前做早间新闻，清晨5点，在人最困的时候，她捧着一叠报纸，从上至下扫一遍，开机就能直接播报。

她对自己的情绪也有极强的控制力。几乎没有人见过她的眼泪，也没有体会过她比较大的情绪波动，狂喜、愤怒、慌张、惊恐，没有人知道它们会如何出现在鲁豫的脸上。在朋友们的叙述中，她就像一汪湖水，很深，很平静，也很稳定，缓缓地流，没有缝隙。

拍摄《鲁豫有约》时，很多嘉宾坐在她对面哭，现场观众也哭得一塌糊涂，只有她很冷静地继续访谈，其实她的内心会一直自我批判，反复问自己：「天哪，为什么别人都哭，我就不哭呢？」

至于这些能力的由来，她将它们归因为自己特别的——构造——这个词常常出现在陈鲁豫的讲述中，用来解读她为什么是这样一个人。

有时，她会用「怪异」来形容这种构造，但更准确的词是「tough」（坚硬的）。「我特别的tough。」她盯着我的眼睛，又重复了一遍，「我非常tough。」

最极致的例子是，她甚至可以控制自己不生病。《鲁豫有约》播出20多年，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日播，如此大的工作量，她只因为生病缺席过一次，她说，身体是可以训练的，训练到只要工作就能运转，只有休息时才会生病，她说，做到这一点，一靠意志力，二或许是她的身体天赋，不管怎么折腾都没事儿。说完她突然意识到了什么，赶紧叩了叩我们面前的那张长桌，「还是敲敲木头吧」。

7岁

为了深入探究这种「构造」，我们聊到「人生的决定性瞬间」，她的答案再次令人惊诧，陈鲁豫说，她的人生决定性瞬间出现在——7岁。那年，她登上了一趟开往北京的绿皮火车，火车一路向北，她也知道了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道理。

坐上那趟火车之前，她生活在上海，被爷爷奶奶带大。她和两位老人住在一间带阁楼的狭小房间里，没有厨房，没有厕所，每天清晨她都会被弄堂里一阵阵清脆又刺耳的刷马桶声吵醒，还有远处黄浦江上传来的钟声。

在那间小屋里，她度过了一个丰沛、自在的童年。每天奶奶用煤油炉为她煎荷包蛋，每个月领了退休金，爷爷会递给她一个纸袋，鼓鼓囊囊装着半斤黑巧克力。爷爷奶奶格外偏爱她，凡事都尊重她，「那种爱让我觉得，身为女孩儿也没什么不可以做的」。

她没上过幼儿园，不知道什么是集体，念小学之前，她一个字都不认识，奶奶告诉她，得多玩呀，得疯起来玩呀，上了学哪儿有时间玩呢。每天醒来，她就是在弄堂里跑来跑去，每天只做一件事情——玩。

她曾在自己的书中记录了这样一个细节，小学开学第一天，语文课上了一半，她忽然站起来往教室外走，老师愣住了，忙拦住她，问她要去干什么，她倒是觉得老师好奇怪，难道看不出她想要上厕所吗？后来老师告诉她，课间10分钟才能上厕所，上课去厕所得先打报告。那是她第一次意识到，世界有它的规则，原来不是什么事情都由小孩子做决定啊。

没过多久，爸爸出现在了小屋，宣布要带她回北京生活。

去北京不是什么坏事，她只是去和爸爸妈妈生活，但她内心认为有爷爷奶奶的地方才是家，她理解不了，为什么非要离开上海？临走那晚，爸爸帮她收拾东西，她大哭大闹，把收拾好的行李扔了一地，今年54岁的她依旧深深记得那种愤怒，后来哭着哭着，她累得睡着了，醒来之后就被带上了火车。

列车一路向北，她坐在窗边，看着农田、树木闪过，不再哭了。40多年过去了，那一天的场景她依然印象深刻，「你必须回到北京，你作为小孩儿，你没有权利掌握命运，小孩儿掌控不了自己的人生。这种生活的动荡和改变，是一种无力感，哪怕只是让你去跟爸妈生活，你也不喜欢这种无力感」。

火车抵达北京，走出车厢，踩在站台的地面，陈鲁豫说，她开口第一句就是普通话，在此之前她的母语是上海话。她说，「我人生可能在那一刻就做了决定，有一天我要用我的手去扼住命运，我的人生必须自己做主。」那时，她7岁。

在北京，她搬进了一座长长的筒子楼，那是父母的工作单位，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家属楼。细长的楼道两侧，是大小完全一致的四方房间，每个家庭都有一门或两门语言的专家，陈鲁豫的父亲是斯瓦西里语，母亲是孟加拉语，周围的叔叔阿姨们分别学的是德语、俄语、朝鲜语、蒙古语、马来语、阿拉伯语、豪萨语、普什图语，她被不同的语言包围着。

小学的时候，她就知道自己要学习外语，从事与语言相关的工作，那时候她甚至还没开始认音标。她还确定自己要报考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那是她父母的母校。她从初一开始学习26个英文字母，刚学英语半年，她就去了市中心的英语角和大人们练口语，一年后开始看不带字幕的原版英文电影。大学时，她报名参加了北京市申奥英语竞赛并获得第一名，奖品是一台巨大的电动打字机，那天，她一个人挤着公交，把它扛回了家。

外部环境也在协助陈鲁豫完成着某种自我塑造。

她曾就读于北京最好的一所实验中学，用的是实验教材，全国各地的老师经常来学习观摩。初一时，语文老师会让学生们自己讲课、自己分析，任何天马行空的想法都会被接纳，老师从不会打击学生，课文的解读只取决于学生们读到了什么，没有标准答案，只有每个个体对美的理解。她一直记得老师说，好的文学就是描写恒久不变的人性，她说，这些对美的欣赏、包容和接受，影响了她很久，直到现在。包括她就读的女生班，可以不穿学校统一的校服，女孩子们自己设计、订做了校服，那是一套豆绿色的连衣裙，放到现在都是不过时的款式。鲁豫说，这些细节让她意识到，「活得不一样」是没问题的，是被允许的。

回到家，父母也不会过多地干涉她的想法，由着她生长，不限制她。

上初中、高中的志愿表，都是她自己填好了，递给爸爸签字，「从很小我对我爸妈的态度就是，我已经做了决定，我只是知会你们」。

只有一次，高考报志愿，她的志愿表只填了一所学校，父亲看了，小心翼翼找她商量，要不要多报几所，留个退路，别人的志愿表都是填满的。鲁豫还是很决绝，如果考不上第一志愿就不去了，父亲又劝说了几次，那是她唯一一次听从了爸爸的建议，多填了一所志愿校，「没有空太多」。

上了大学之后，女生宿舍聊天，室友们说，爸爸妈妈要求她们报这所学校，学这个专业，她很诧异，为什么会要求呢，这不应该都是自己的选择吗？很多年之后，她才明白，「这种自由不是常态，而是非常态」。

「啪」

陈鲁豫说，从拿到第一份工资那一刻起，社会时钟对她也不起作用了，没有任何人可以限制她的选择，「那种感觉真的挺爽的」。

她回忆自己在中央电视台的第一份实习工作，「本能地觉得两个礼拜一期的节目舞台有点小了」，那个节目一期30分钟，她的记忆力好，词儿都不需要怎么背，她觉得自己还有很多力气、很多欲望，但没有地方安放，这种感觉让她不好受。

1996年，当她收到凤凰卫视的邀请，她想都没想，立刻离开北京，前往香港。同一年，窦文涛和许戈辉也进入凤凰卫视，成为创台主持人，他们也被称为「凤凰黄金铁三角」。

窦文涛向《人物》回忆了他们的1996年，那时候他们都刚从内地到香港，除了上班，他天天在街上晃悠，逛中古店、唱片店、百货公司，每天回去都跟鲁豫和许戈辉报告，这个商场正打折呢，那个商场的送风系统吹出来的风是甜的。他劝说她们，你们要珍惜现在，早晚有一天我们会忙得连逛街的时间都没有。

但是，他能感受到鲁豫和许戈辉有一种隐隐的失落，她们偶尔发牢骚，我们来这儿干吗呢，也没有节目给我们做，「那种事业心，都是藏不住的」。

那时，鲁豫还有过很多新奇的想法。她们刚到香港不久，有一天，她神秘地和许戈辉说，你知道美国有家咖啡店叫Starbucks，星巴克吗？她向许戈辉讲述了这家全美最大连锁咖啡店的样子，并说我们要不要在内地也开一家，去找美国总部要授权，生意一定会很好。许戈辉心想，两个刚到香港打工的年轻女孩，开一家来自美国的连锁咖啡店，是不是在做梦呢？

后来，她们的工作忙了起来，也忘了这件事，1997年香港回归，60小时直播不停播，他们3个连轴转，裹着衣服睡在公司化妆间地板上，真的像窦文涛说的那样，忙到逛街的时间都没有。又过了一年多，星巴克在内地开了第一家分店。

在凤凰卫视的成长路径，也是陈鲁豫自己的选择。

刚进入凤凰卫视时，她是音乐栏目的主持人，还是B角，有一天，凤凰卫视总裁刘长乐决定让她试试当新闻主播。起初，她有点犹豫，找到窦文涛，问他，如果我不念稿子，不播新闻，而是说新闻可以吗？窦文涛鼓励她，当然没问题，就当和我们聊天那样。

《凤凰早班车》开播时间是清晨7点半，每天她都要凌晨4点钟起床，从出租屋赶到台里，做妆发、准备稿件，这样的生活节奏她持续了多年。她永远是第一个到化妆间的，只有一次，她稍微晚了一点，不是第一个到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慌了，四处打电话找她。还有一次刮台风，凌晨4点她照常出工，天还没亮，为了不被风吹跑，她先抱住一棵树，在大风的间隙飞奔到下一棵树，就这样按时到达了公司。鲁豫说，现在半夜醒来上洗手间，一看表，她还是会有点恍惚，凌晨4点多，这是她从前起床上班的时间。

《凤凰早班车》时期的鲁豫 图源网络

努力总会得到眷顾，《凤凰早班车》本来是非黄金时段的节目，因为她开创的新鲜、有趣的「说新闻」模式，这个栏目后来成为凤凰卫视广告价格最昂贵的节目时段之一。

当提起《凤凰早班车》和「说新闻」，窦文涛说，那对鲁豫来说，是一个标志，她很早就确立了自己的语言，她做音乐节目时很轻松，她做新闻了也非常自然，她会竭尽全力去适应各种工作。很多时候，窦文涛觉得鲁豫像是他的某种反义词，他总是瞻前顾后、犹豫不决，但是鲁豫头脑很清醒，「明确知道什么是我喜欢的，什么是我不喜欢的」。

真正令陈鲁豫为大众所知的，还是《鲁豫有约》。这档访谈节目于2001年开播，最初是周播，2005年，节目由周播改为日播，播出平台也由凤凰卫视中文台扩大到各个省级电视台，最多的时候，有30多个电视台同时在播。如今，《鲁豫有约》仍在播出，是目前中国最长寿的谈话类节目。

因为《鲁豫有约》，陈鲁豫的公众形象也长久地定格在那张黄色沙发上，她不再是以自己的风格说新闻的表达者，她是访谈者，沙发的那一端，来过一拨又一拨的受访对象。

作为访谈者，陈鲁豫只是提问，尽可能让嘉宾说出他们的故事，她很少表达，她像是一个服务者，有时还需要做出一些让步，要显得笨拙，往后退，再退一点。很难说是她控制情绪的天赋使然，还是身为访谈者长达20多年的内化和塑造，伴随着《鲁豫有约》的传播，陈鲁豫越来越为人所知，但人们对她的认知，也长久地局限在那张黄色的沙发上——《鲁豫有约》成就了陈鲁豫，但某种程度上，个人表达的隐去，也持久地遮蔽着她的真实样貌——每个人都知道陈鲁豫，但也仅仅是知道。

小浒是《鲁豫有约》的制片人，在2004年加入团队，她说，20多年来，每次到了拍摄现场，「啪」，鲁豫的情绪开关就会关上，没有人可以靠近她的情绪。即便在节目最焦灼的时刻，导演组也丝毫感受不到来自她的情绪，「不愿意把情绪表露出来，这已经是她骨子里的一种本能了」。

《鲁豫有约》中的鲁豫 图源网络

最前面的那一个

很长一段时间里，陈鲁豫都安于这种隐身，她本身也是边界感极强，从不自我暴露的人。就算在亲近的朋友，她也极少袒露自己。

只有好友沈清提过一次她的眼泪。她们相识10多年，是多年的闺蜜，沈清记得有一天，鲁豫打电话来，想一起吃饭，她拎着打包好的饭菜出现在沈清家门口，看起来特别累，情绪有点低落。吃着吃着饭，沈清一抬头，看着鲁豫在那儿掉眼泪，一点声音都没出，沈清想要安慰她，鲁豫摆摆手，「没事儿，过会儿就好了」。沈清说，那个画面令她印象深刻，两个人没有多说什么，瘦小的鲁豫坐在那里，自己吞咽下了所有情绪。

与她相识了近30年的职场发小们，窦文涛、许戈辉都说，在漫长的30年中，他们从没有全然地、毫无保留地接近过鲁豫。

但当世界持续地走向原子化，碎片化的、未经证实的消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传播空间，这种隐身带给陈鲁豫的，是越来越多的误读、曲解，甚至一波又一波的围猎。

大概10年前，网络上开始出现对陈鲁豫采访方式的调侃和质疑，其中，流传最广的就是那句，「真的吗？我不信」。短视频时代到来后，那些片段被剪辑成更多碎片，在互联网上传播。部分网友对鲁豫的抨击，从她的提问方式，延伸到了她的长相、身材，甚至有大量的自媒体声称，鲁豫采访从来不做功课。

陈鲁豫说，她并不在意这种莫名其妙的恶意，「你明白别人说你的那个点，恰恰不是你内心在意的，所以你不太会被这种声音所刺激到」。但是，她也会有一种无措，她不明白这些声音是怎么发生的，「你说不清楚，无从说起，那就不说也罢」。

事实上，《鲁豫有约》中的「鲁豫」，从来都不仅仅是一个提问者，这个名称本身已经说明了她之于这个节目的意义。

作为制片人，小浒记得，每一期节目鲁豫都会做大量的功课，深度参与前期选题讨论，她几乎是「穷尽式」准备嘉宾的资料，只要能查阅到的资料她都会看一遍，这种习惯也被保留到了现在，经常听见对面的嘉宾发出惊叹，「你的功课做得也太细了」。

这是需要消耗大量精力和体力的工作，《鲁豫有约》的录制节奏也非常快，一周会录制几天，一次录制两三场，最高峰一天连录4场，这意味着鲁豫每天要面对三四个不同的人和他们的人生故事。小浒描述了一个令人印象极深的细节——鲁豫那么轻，但是她坐的黄沙发要不停换，「过段时间就是一个坑，过段时间就是一个坑」。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鲁豫有约》一直都是准直播的状态，开机就是两小时，没有中断时间，录制两小时，成片一小时，这样的剪辑比例放在如今也是非常高效的。早年的电视访谈节目，结尾让嘉宾补录是常事，同个问题再问一遍，或再保一条，但是《鲁豫有约》几乎没有让嘉宾补录过，「就像看了一场show，看完就结束了，内容上也真的没有什么缺失」。

录制现场，有两三百号观众，相当于一个大型活动，掌控一切的只能是鲁豫。「灯一亮，镜头一开，场子好几百人，全都扔给她了。她还要让宾主尽欢，嘉宾很愉快，观众都带着满意的回忆走，你想想中间要花费多少的情绪和心力。」

《鲁豫有约》播出了24年，团队的人都觉得，鲁豫是真正的灵魂人物，没有她，这个节目不可能直到今天还在继续，也不可能成为中国电视史上最长寿的谈话类节目，「所有的赞誉是她，但所有的误解、伤害的也是她，不管别人说了什么，她永远是在最前面的那一个」。

小浒说，20多年来，鲁豫一直在走，甚至一路小跑，身边的人要加快步伐才能跟上。《鲁豫有约》团队的人来来往往，有人离开，是职业选择的问题，但更多人的离开是因为掉队了，他们跟不上了，「但离职的同事们、导演们不管再去哪儿，有（《鲁豫有约》）这个打底，你会发现很多事情你其实是不怵的」。

小浒向我回忆了《鲁豫有约》的录前会，她说，只有参加过录前会的人，才会多了解一点鲁豫。

每次录前会，会议室最先响起的是拽凳子的声音。4个导演组，每组除了导演、编导和制片，还有近10个实习生，平时大家都不坐班，见不到这么多人，一到录前会，所有人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几十个人搜刮凳子，拖着凳子抢位置，一个会议室塞得满满当当。鲁豫会提着热乎乎的糖炒栗子，和从家里带来的切好的水果，往桌子中间一推，录前会开始了。

录前会往往从午饭后开始，一直开到天黑，从录制的嘉宾聊起，大家相互讨论，聊电影，聊文学，聊社会议题，鲁豫是最能够提供信息量、最了解嘉宾的那个人，她对嘉宾的判断力来自她大量的前期功课。

她甚至记得所有采访过的人和故事。《鲁豫有约》内部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不允许同一个嘉宾讲重复的内容，20多年来，鲁豫的黄沙发接待过上万个嘉宾，录制过4000多期节目，许多嘉宾来过数次，导演也换了几拨，但只要告诉鲁豫一个名字，她都能迅速搜索，这个人在某一期说过那个故事，甚至包含了未播出的内容。

前一段时间，团队聊起18年前采访过的一个农民工，鲁豫还记得对方的名字、家庭情况和打工经历，包括他的女儿喜欢吃比萨的细节。

录前会上，她会谈起很多大家不熟悉的书籍、片子，也会聊起很新鲜的观点和故事。

大概在10年前，团队成员就很惊诧于鲁豫的阅读量，「到底是什么把她堆积出来的」，她们建议鲁豫开个小板块，放在节目末尾，介绍最近在看的书。第一期录制，鲁豫说她最近在看一本名为《卡廷惨案真相》的书，并生动地讲述了那个历史故事。导演是个年轻的女孩，录制过程中眼见她的眉头越来越紧，太多陌生的名词出现，她甚至不知道怎么配字幕。直到今天，这本书在豆瓣上也只被215个读者标记过。

小浒说，《鲁豫有约》团队成员大多是女孩，鲁豫就像她们的姐姐一样，在专业上，在思想上，给她们很多「引领」，但这些是观众看不到的。

录前会的很多个时刻，大家常常觉得，如果在那间会议室架一台机器，录制下录前会，就是一个很好看的节目，一个更接近鲁豫本人的《鲁豫有约》，「她不再只是监视器中、电视机里的那个主持人。大家会看到更真实的鲁豫是什么样子」。

父亲

2022年冬天的一天，鲁豫团队的人突然收到了一则消息，接下来一星期，鲁豫的所有工作全部暂停，这是从来没发生过的情况，要知道20多年来，她只有一次因病暂停过录制。

那一天，鲁豫的父亲去世了。

两年后，当鲁豫再次回忆起那段日子，我能从她的目光中感受到一种当时的茫然，2022年的冬天，疫情还没结束，她每天都被困在一种不确定之中，今天能见到爸爸吗？能见多久？最后时刻能进去陪他吗？爸爸走了明天能顺利下葬吗？

12岁那年，父母离婚分开后，她独自跟爸爸生活，直到22岁，有了第一份工作，她才离开了家。那个和爸爸在的家里，爸爸负责煮饭、做家务、打扫屋子，女儿有需要他就出现，没有的话，他就默默隐身。

十几岁的鲁豫并没有思考过，隐秘的心事是不是可以跟爸爸说，青春期身体有了变化该向谁请教，会不方便吗？更多时候她是在独自长大，她不问，父亲就不说。

父亲很传统，也很沉默，很少表扬女儿，但另一面，他又很不传统，他从不说教，也不指责女儿，尽可能给她自由和空间。「他本来就是我爹，但他居然在我这边没有任何爹味。」鲁豫说。

他们更像平等的朋友。小时候爸爸想教她英语，她不愿意，她直接说：「你的英语有口音，我要学就学最标准的。」爸爸也不恼火，从此再也不提教她英语的事。

到了初中，她开始发育，胃口变得很好，有一天连吃了7个煎蛋。她站在煤气灶旁边，直喊饿，爸爸一边做着晚饭，一边忙不迭地往锅里打蛋，一个不够，就煎第二个，直到她吃饱。

鲁豫是个不怎么会做家务的人，她说，如果让她收拾房间，那就是一场灾难。她高中开始住校后，只有周末才回家，短短一天，她就能把家里弄得「天翻地覆」，留下烂摊子给爸爸收拾。

少女时期的她有很多生活的小癖好，比如穿过一次的衣服，即便只穿了10分钟，她也要重新洗，所以那时家里到处都堆放着并不太脏但待洗的衣物。爸爸花了10多年，想要纠正她的习惯，但她也不改，爸爸就帮她一件一件收起来，洗干净，再放进衣柜。

那段时间，爸爸的生活节奏是这样的——星期一女儿返校，他开始收拾心情，也收拾屋子，一直整理、忙碌到星期六，家里终于整洁干净了，女儿又回家了，一天后，屋子恢复原样。每到周末，「爸爸兴高采烈，却也提心吊胆地等着我」。

爸爸默默地做了许多，那时候的鲁豫，并不关注爸爸的生活是什么样，她说，大人的世界不好玩。现在回想，那些年，父亲应该经历过太多内心的惶恐和困惑，家里有一个正在长大的青春期的女儿，作为独抚父亲，他应该怎么做更好？鲁豫说，后来，当她走过了当年父亲的年纪，她才更加理解他的那种难。

小时候的鲁豫 图源微博@陈鲁豫的电影沙发

爸爸和她还有一个约定，18岁之后，你完全可以按照你的意志生活。当她成年之后，爸爸遵守了这个约定，从来不过问她，也不催促她恋爱、结婚、生子。「连一个字都没有说过，有时候会觉得，对我的人生，他是不是太客气了？」

后来鲁豫上了大学，去香港工作，她和父亲之间也都是淡淡的。他们从来没有拥抱过对方，也没有表达过爱与思念，她不问，他不说。

直到父亲去世了，她才认真回忆起很多细小的事情，回忆父亲是什么样的人。父亲翻译过斯瓦西里语的《家》《春》《秋》，他的译作或许躺在非洲大陆的某个书店中，他给国家领导人当过翻译，他曾多年驻外，生活在赤道那一端的肯尼亚、坦桑尼亚。

她会想，绝大多数普通人都是会被遗忘的，爸爸走了，除了她和弟弟，还有弟弟的孩子会记得他，未来谁也不会记得他。想到这里，她甚至觉得，我做这一切干什么？我为什么要努力？我不看这些书可不可以？最后，是对自己的愤怒，她似乎从来没有了解过爸爸。

也是到了最后时刻，她才如此仔细地打量爸爸，在专栏文章中，她记录下了与爸爸分别的场景，氧气面罩摘了，仪器和输液管也撤掉了，爸爸静静地躺在那里，她把手放在爸爸的额头上，她的手细瘦冰凉，爸爸的额头宽宽的，还是温热的。

回忆起在父亲生病的最后阶段，她必须和弟弟一起做艰难的选择：做不做手术，手术方案是什么？手术会痛苦，不做手术，病情又会恶化，如果爸爸能做决定，他会愿意吗？我有没有做一个最好的选择？如果爸爸陷入昏迷，生命没有质量了，我跟弟弟要怎么决定？哪怕是我的父亲，我有没有权利决定他的生死？将来我遇到这个状况时，谁来帮我做决定？

经历了这些选择，鲁豫才发觉，一个人最无法控制的就是至亲的离开和消失，她说，直到52岁这一年，她才完成了人生的终极成长。

父亲去世后的那个春节，她闭关在家20多天，开始了自己第一部译作—《替补：哈里王子自传》。那段日子，她将自己全部投入翻译，不可避免地会想起父亲，想起小时候看见他在书房，手写翻译斯瓦西里语的场景。

她也第一次感受到父亲的工作的魅力，很美妙，也很神奇。最让她想不到的是，她经历了人生中最饿的时候，大脑的消耗让她吃得很多，翻译结束后，她罕见地胖了一些，这是几年来她唯一增重的一次。

翻译的过程中，她常常会落泪，她说，她真正地理解了哈里王子的哀伤。

1997年，哈里王子的母亲戴安娜王妃去世时，鲁豫曾直播过她的葬礼。当时鲁豫只有27岁，看着电视机里那个12岁的小男孩静静地站在那里，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她并没有太多感受，只是作为一个记者客观地报道这件举世震惊的悲剧。

如今，再回头看12岁的哈里，她能明白他的慌张、恐惧，甚至绝望。在书中，哈里王子说，妈妈去世后，他一直没有哭过，直到17年后，他才第一次流泪。那一刻，鲁豫深深地与他共情。「每个人面对人生巨大哀痛的方式不太一样，有的人一个月后会哭，有的人17年后才哭，但是所有人都会本能地屏蔽掉那个伤痛。」

2023年年底，她也曾梦到过一次爸爸。梦中的爸爸个子又矮了一点，他推门进来，鲁豫问他，你不是不在了吗，你怎么又回来了？第二天，她去父亲的墓地看了看。很多时候，她都会想起父亲，想起来就是很深的无力感，她会立刻强迫自己停止思考，「不然就掉进一个黑洞了」，她说，这时候她会玩一个数独游戏，让自己的情绪恢复平静。

鲁豫说，选择翻译这件事，也是一种对父母的致敬。译作出版后，妈妈很高兴，让她给自己签了一本To签，她写上了妈妈的全名，那一刻，她觉得和父母达成了一种理解，「你不仅是我们的孩子，也是我们的同行」。但是礼物来得或许有些迟了，她在想，如果再早一些，父亲看到这本译作，「他一定会很高兴」。

父亲去世后，鲁豫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译作 图源微博@陈鲁豫的电影沙发

「新的」鲁豫

父亲离开后，鲁豫身边的很多人都感受到了她的一点变化。沈清说，具体是什么她说不清，就是觉得「她的眼神儿更坚定了，她变轻盈，变放松了」。小浒说，鲁豫的那个「情绪开关」有点松动了。

去年秋天，鲁豫团队组织了一场《出走的决心》首映礼，放映结束后，鲁豫上台开场，她说为所有在路上的女人感到骄傲。说到「女人不仅仅是一种性别，她是一种处境」时，她停顿了，声音发颤，她哽咽了，台下的小浒很惊讶，「在过去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她的开关一定是紧紧关闭的」。

小浒能感觉到，这两年鲁豫开始放松了，她没有太控制心里的那个开关，允许它松动，允许它不起作用，「但也是她面对公众最高程度的情绪表达了」。

窦文涛记得，去年鲁豫来录《圆桌派》，状态很好，说了很多，他感觉她身上有些隐形的绳子解开了，他对鲁豫说：「咱都这个岁数了，你也该输出了，是时候了。」

2018年，鲁豫也上过一次《圆桌派》，那次录制，窦文涛感受到了她深深的不安全感，「有一种紧张和防卫，怕做错事，怕说错话」。窦文涛记得，那段时间网络舆论对鲁豫并不友善，经常有人挑她的刺儿，「很明显地，你感觉到她不是不能说，而是她比较小心，比较缩着」。

时隔6年，老友重聚，鲁豫连录了好几集《圆桌派》，那种变化是迅猛的，也令窦文涛感到吃惊，「能够自信、坦然，还有难得的幽默感」。窦文涛说，他知道鲁豫的日常积累，他也希望在这种时刻推鲁豫一把。

受访者供图

的确是时候了，陈鲁豫自己也这么觉得。某种意义上，是父亲的离开给了她打开自己的契机。过去，她认为被遗忘是一件很好、很酷的事情，但是现在她觉得被遗忘令人恐惧，生命是有截止日期的，在此之前，她都在倒计时，她想要多说一点。

她在播客《岩中花述》中谈起了很多自己的故事，独居的她曾经在浴室滑倒的狼狈时刻，她和弟弟之间很亲近的情感，她在父亲去世后的思念……连她身边有些工作人员也觉得过去一年，像在拼拼图一样，拼凑了一个更完整的鲁豫，很多故事，她们相处了十几年，也不曾听过。在这些有限的自我暴露中，她还提及了原生家庭对自己的影响，她和妈妈并不熟悉，和爸爸更亲，这种成长环境使她变得独立，但也正是因为需要一个人去克服所有困难，很小的时候，她好像就丧失了向周围发出求救信号的能力。

开始表达，也有年龄的因素。鲁豫说，有一天她发现，坐在自己对面的采访对象年龄越来越小，很多人也想向她寻求一些建议，希望听到她的声音。

她出现在脱口秀节目的舞台上，人们意外地发现，她对脱口秀居然有如此深的了解，她对段子有着专业的判断和建议，被很多脱口秀演员认为是「笑友团的天花板」「精准到可以改稿」。在播客《小fool人》中，女性脱口秀演员们称鲁豫为「定海神针」，「你说什么鲁豫老师都能听懂，且都能听出个门门道道」。

通过播客和脱口秀节目，大众也看到了另一个新的鲁豫——无论嘉宾提及什么书籍、电影和话题，再生僻冷门，她都可以接上，并补充更多更深的内容。即便嘉宾随口提起一篇文章或一部电影，她都可以在第一时间精准地复述其中的细节。十月是《岩中花述》的制作人，她也感叹鲁豫知识面之广，只要讲到某个时代的作家和文学作品，「她都会噼里啪啦地连报很多很多名字，而且都非常熟悉」，每期show notes都能拉出一个很长的书单、片单。播客中和看过2万多部电影的影评人毛尖对谈，鲁豫也毫不怯场，每一句都能接住。

截至目前，她的播客《岩中花述》订阅数超过86万，豆瓣评分9.1，成为2024年小宇宙年度热门播客，最受欢迎的3期节目，单集播放量都超过了90万，在头部播客中，这也是非常罕见的数据。

很多听众是看《鲁豫有约》长大的，她们在留言区、社交媒体上热烈地讨论着，其中提到最多的几个词是——「颠覆」「惊喜」「误解」「被低估的」「打破刻板印象」「重新认识她」。

受访者供图

很长一段时间，鲁豫都有「努力羞耻」，她不愿意告诉别人，也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很努力的人。这也是大众审美带来的规训，她打了一个比方，就像天鹅在湖面上游，所有人都在夸赞它的优雅、美丽，但是没人看见，也不允许别人看见，湖面之下，天鹅奋力蹬着鹅掌，因为那是不美的。

现在，她会很坦然地、很大方地说，「这么多年，我就是很辛苦，我就是很努力，我在每一个工作前，都会做很多很多准备工作，我觉得自己特别酷」。

鲁豫的打开也冲击着窦文涛，他说，自己的心「也就活泛点了」。窦文涛说，过去很多年他都不愿意出来接受采访，哪儿也不爱去，总在婉言谢绝，最近他也接受媒体采访，拍拍杂志，似乎想出来「遛一遛」，他觉得，没准这其中也有一点点鲁豫的影响，「你老是拒绝一切，你的活路只有越来越窄」。去年，在鲁豫的邀请下，他们一起上了脱口秀节目当嘉宾。

窦文涛说，鲁豫一直比他勇敢，总想着要进步，他们人到中年，心和状态都很容易疲惫，也很容易生锈，但是鲁豫会一直在打磨、擦亮自己。他自嘲自己有种「小富即安」的心态，但鲁豫总是想要往外探，寻找更广的观众，总有一种「想要比昨天更好的心气儿」。

比如，脱口秀节目邀请他很多次，但是他从来没有答应，他说，不是因为清高，是因为害怕，多说多错。后来鲁豫劝他，近些年大多数挣钱的事情做得都不开心，反倒是不挣钱的，自己喜欢的事情很开心，既然这样，就选择喜欢的事情做吧。窦文涛说，「祝贺你，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鲁豫和我一样都是极其缺乏安全感的人，甚至她缺乏安全感的程度要超过我，但是她做的事情却勇敢过我。所以我说，永恒之女性引导我们走，这个时代女性比男性勇敢。」窦文涛说。

图源微博@陈鲁豫的电影沙发

侧脸

陈鲁豫说，过去这一年，她的表达超过了前二三十年的总和——但是，关于陈鲁豫的故事，并不是一个人开始表达，并完全打开自我的故事——这次访谈，我还联系了很多与鲁豫相识、共事超过20多年的朋友，尽管大家也讲了不少故事，但没有一位敢轻易断言，自己足够了解鲁豫，或完全打开过她。

许戈辉说，鲁豫的父亲去世后，有一天她们相约吃饭，席间，鲁豫谈起了去看望弥留之际的父亲，听到那些离别的细节，许戈辉唰地哭了，扑扑掉眼泪，而坐在对面的鲁豫，只是很平静地讲述着，还一边把餐巾纸一张一张递给许戈辉。

「在这个过程中，我仍然没有机会看到她，那种巨大的悲伤、痛苦，甚至眼泪。生死这么大一个命题，在我这边能够体会到的，也仍然是一种淡淡的。」许戈辉说。

《人物》拍摄视频访谈的那天，鲁豫也聊到了父亲去世，她说，平时独处时，她想到父亲都会流泪，但这些情绪只属于她自己。拍摄现场，只要摄影师拿着机器一走近，「我太有经验了，我知道你要什么，我本能地自我保护的开关一下就启动了」。

现在，鲁豫仍然每天重复着与30年前相同的生活——早晨一睁眼，站起来，先喝一大杯水，再喝咖啡，然后喝酸奶。她不会做饭，不养猫养狗，也没有植物，有时一天微信步数不会超过10步，有朋友去她家，吓一跳，「你家阴气太重」。

对人对事，她也依旧保持这一种很高浓度的「淡」，淡到什么程度呢？好朋友家养了一只猫，很高傲，任凭别人怎么热情，它都不靠近，唯一搭理的人类是鲁豫。每次见面，鲁豫只是淡淡地打招呼，「Hi」，那只猫好像嗅到了同类的气息，凑上来蹭她，对她很友好。

相识近30年的许戈辉、窦文涛和陈鲁豫 图源微博@鲁豫有约

随着年纪渐长，身边朋友都沉迷养生，她也不在乎，觉得那是浪费时间。只有一件事会让54岁的她焦虑——她最担心自己记忆力衰退。

鲁豫承认，她最害怕失去她的记忆力，那是她的「阿喀琉斯之踵」。她明显感觉到，45岁是分水岭，那之后，她的记忆力开始不如从前，尽管在旁人看来依旧很强，但她知道远不及年轻时的巅峰状态。父亲去世前患有阿尔茨海默病，她还特意跑去医院做检查，然后被告知，阿尔茨海默病无法预知。

沈清说，鲁豫经常和她聊起，吃哪些食物或保健品对保护记忆力最好。有一次沈清逗她，「听说喝酒能减缓记忆力衰退」，她完全是胡说八道，但她看见某种相信从鲁豫眼中闪过0.1秒。

有一年，沈清和鲁豫在国外旅行，去超市买酸奶，鲁豫站在冷藏柜前东看西挑，选了很久很久，最后沈清都疑惑了，你工作这么爽快的人，怎么选个酸奶这么墨迹？鲁豫嘿嘿笑了，「我的干脆利落都留给别的事了，生活里是一点没有。」

曾经，在大学毕业留言册上，鲁豫给自己的寄语是，「抡圆了生活」，但这么多年过去了，她真正抡圆了投入的，还是工作。

1996年，鲁豫刚去香港时，和许戈辉，还有另外一位凤凰卫视的幕后同僚，3个女孩合租了一间三居室的房子，房租每月17500港币。女孩们抽签，决定房间大小，鲁豫抽中了面积最小的儿童房，许戈辉记得，夜晚躺在床上，鲁豫的一双脚是露在床外的。屋子很小，没什么生活可言，但她们都非常快乐。

当时，邓文迪来参观她们的出租屋，她说不会选择住在这里，女孩们说，这里挺好的，离公司近，也够住，邓文迪只说了一句，「No, There is no life.」

但这似乎就是鲁豫的生活——她没有什么兴趣爱好，也没有向外打开的缝隙。很长时间，她羞于承认这些，后来，她想通了，她再次用「构造」来解释这一切，「每个人的出厂设置都不同，我的出厂设置就是那样的，它造就了今天的我，那我就接受不停地燃烧自己」。

她记得，大学时外教让同学们用「hanging around and doing nothing（无所事事）」造句，最后大家造的句子是——「We are not good at hanging around and doing nothing.（我们不善于无所事事）」。

很多年前，鲁豫采访过一位香港的歌手，她告诉鲁豫平时不打歌、不发片的时候，她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一到发新片了，演唱会了，她立刻魔鬼式减肥，每天用保鲜膜裹身体，疯狂跑步，脱水，身体状态又能恢复到从前。这样每年都有一段时间可以放纵自己，可以轻松地过，只需要努力几个月就好了。

听到这个故事，鲁豫很受震撼，她回去思考了很久，觉得那太难了，那是一个不能被控制的人生，她不愿意承受失控的风险。她不能保证生锈的、长满青苔的地方，时时刻刻被打磨得很亮。她必须每天紧张地生活，每天都像在跑步机上，每天快走，每天小跑，「每天都小累一点」，这样让她感到安心。

窦文涛说，如今的鲁豫，的确解开了某些绳子，但「千万不要把她说成是一个完全解放的冒险家」，「没有，她仍然是很有规矩的一个人」。

他们相识了近30年，是最好的朋友之一，但今时今日，在窦文涛面前，鲁豫也不是一个能够把内心敞开的人。「我总觉得她不容易，要强，不愿意向人示弱，她表露在外的总是那样冷静、理性、有分寸。」窦文涛说，他有时候对鲁豫会有点怜惜，「但实际上她一点也不需要我怜惜，这是我的一种自作多情」。

沈清与鲁豫相识了十几年，她们经常一起吃饭、旅行、看电影，她们不谈论工作，她们是生活中的朋友。站在自己的角度观察鲁豫，沈清也有一种很强烈的感受，她觉得鲁豫始终在背对人群，「她给大家的一直是背影，很朦胧，不那么明确」。

当我把这个形容转述给鲁豫，她难得地顿了一下，然后笑了，「我觉得这个描述挺诗意，但挺准确的」。她说，她的确不知道最终自己是不是能够完全地、时时刻刻地、正面地，出现在大家面前——好在，过去的这一年，她终于不再只是那个坐在黄沙发上声名远播但面目模糊的提问者，她终于渐渐转身，露出了至少一个侧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