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丁肇中的唯一路径是理解他的物理，没有第二种方法。我见证了一位物理学家的88岁，和他坚持到88岁的生存方式。相比于以人做参照物，他是一个更接近基本粒子的人，没有人完全理解他，没有人能预测他的下一步抉择。人类的法则并不适用于粒子的世界，也不适用于丁肇中。他的运行遵循自己独特的规则，一种物理的规则。

文｜李斐然

编辑｜金石

摄影｜尹夕远

Decoupling

物理学家丁肇中（Samuel Ting）有一些时刻不属于眼前的世界。我是在江门注意到这件事的。当时他正在探访建设在地下700米的江门中微子实验，他的身边挤满了人，我发现他既不走安排路线，也不随着人流前进，一个人停下来，盯着看一个光电倍增管。他的凝视像是掉进了物理的兔子洞，周围的热闹跟他没有关系，在他的世界里，只有他和他的物理。

周围的一切都在产生干扰。站在现场的耳朵里全是声音，高音区是跟拍的电视台摄像在喊，「快到这边取景」，低音区属于同行访客的嘀咕，「嚯这设备两万一个」，带路的人催促「都往前走」，随行队伍人挤人地挪动。就在这样的环境里，丁肇中仍站在原地。

人群里的丁肇中俯身凑近光电倍增管，死死盯着观看细节。那是一种近乎窒息的凝视，谁也无法打断他。他的凝视让我想起了一种物理过程——Decoupling（解耦），不再和周围产生关联，禁闭在一种只属于自己的状态。这就是那一刻的丁肇中，不再属于眼前的嘈杂世界，活在一种人的真空状态，只面对物理。

过去近两年时间里，我见证了丁肇中身上许多次同类时刻。我跟随了他的每一次中国访问，探访了他小时候生活的日照和重庆，也到了他位于CERN（欧洲核子物理研究中心）的实验室，旁观他的日常工作。他的出神随时可能发生，在实验室里，在会议中，有时候坐在他开车的后座，我都不禁会想，他又掉进他的物理里面了吗？

后来我发现，正是一个又一个凝视物理的真空时刻，塑造了今天的丁肇中。最好的例证就是他的人生。丁肇中一开始跟物理毫无关系，出生第二年，抗日战争爆发，父母带他回到了中国，从日照搬去重庆，到南京生活不久后去了台湾，上大学后又飞去美国，在密歇根大学读书。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方言，他常常听不懂周围的人在说什么，童年大部分时间在逃课、避难、爬树、站在码头上朝日本军船扔石头。上大学以前，他跟粒子物理唯一的关联是听新闻讲到广岛和长崎的时候问爸爸，「什么是原子弹？」

没有物理的时候，他显得很不合群。一开始他选了机械工程专业，老师跟他说他学不来工程，因为他画的直线没有一条是直的。他也想过学历史，但当他发现改朝换代第一件事就是修改史书，他就知道自己也学不来这个专业。他不喜欢讲话，不参与辩论，刚到美国的时候天天上课睡觉，周围同学笑话他是「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说、一直在睡觉」的怪人。

改变发生在他凝视了物理之后。上初中物理课的时候，老师讲牛顿三大定律，学到牛顿第二定律的时候，他盯着F=ma纳闷了好久，其他同学都已经把公式背得烂熟，他还在琢磨m是怎么得来的，想了足足有一个月。这让他成为班上最不合群的怪人，也渐渐成了分数最好的学生。这是他理解世界的方式，凡事都要自己想明白，「figure it out myself」。

决定学物理的时候，他告诉了自己的母亲。她研究过儿童心理学，所以她的回答是措辞非常委婉的反对，「学物理是要很有天分的。」这是丁肇中物理生涯遭遇的第一次反对，他的回应很干脆，「一个人到世界上只有一次，我应该照我的兴趣来做。」

起初，他打算做理论物理，因为当时所有分数高的学生都会选择这条路。他的导师是乔治·乌伦贝克（George Uhlenbeck），以发现电子自旋闻名于世的理论学家。刚上了一个月学，乌伦贝克和四个研究生开组会，随口感慨了一句，「如果我能再活一次，我会选择做实验，而不是做理论」，「一个平庸的实验物理学家也很有用，因为每一次实验测量都有意义，但是一个平庸的理论物理学家，什么都不是。整个20世纪里对物理有贡献的理论物理学家，你用手指都能数得出来。」

在场学生大多听完就回去了，生活一切照旧。但几个小时以后，导师在走廊里碰到了丁肇中，这个学生是回来跟他告别的：「你说得对，我现在要离开你了，我应该去做实验。」

就这样，一个在哪儿都容不进去的怪人进入了实验物理。一开始，他还是什么都不懂，实验组开会，他听不懂pion是什么（注：粒子物理实验最常见的本底粒子），不知道弹性散射（注：粒子碰撞最基础的过程），做实验的人老提到instrumentation这个词，他一点概念都没有。他就整天整夜待在值班室里，研究实验仪器大大小小的部件，凝视每一个他看不懂的细节。没过多久之后，周围的人发现，这个新来的年轻人真的自己搞明白了。Instrumentation代表探测器硬件，是一个实验中最重要的部分，需要跟各种实验仪器、设备、探测工具打交道，丁肇中不仅完全掌握，还能把细节讲得很清楚。他用一个圣诞节就写完了毕业论文，很快开始规划起自己的实验。

接下来，变成了人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了。1964年，哈佛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的专家们领导团队在当时最大的电子加速器上做了一个实验，该实验发现电子是有半径的。当时丁肇中刚拿到博士学位，他仔细研究了实验结果后，一个人开车从纽约去了哈佛大学，去找主持这个实验的弗兰克·皮金（Frank Pipkin）。恰巧那天哈佛停电了，办公室里一片漆黑，谁也看不见对方的脸，他坐在黑暗中告诉皮金，他要做一个新实验，精确测量电子半径。皮金也在黑暗中回复他，你只有自己一个人，没有经验，没有经费，没有团队，你不可能完成这个实验。

结果在两年后，丁肇中完成了自己的实验，他的实验用非常精准的结果证明了，电子没有半径，推翻了此前所有专家的结论。这个不合群的年轻人开始大闹物理的天宫。他很快投入了新的工作中，做了一系列和光子、重光子相关的实验。当时已观测到的重光子共有三种，他又产生了新的好奇，为什么只有三种重光子？他开始筹备新的实验，想要寻找更重的重光子。

英国物理学家弗兰克·克洛斯（Frank Close）在《CERN信报》（CERN Courier）上回忆了丁肇中的时代。上世纪70年代，他在CERN理论组工作，负责主持现象学讲座。当时丁肇中正在美国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寻找新粒子，这是一个当时没人看好的实验。1974年11月的讲座主题本来是夸克模型下强子的产生，至少午餐前，大家都在关心这件事。结果吃完午餐，克洛斯回到办公室，发现人们全在谈论丁肇中的实验进展，围在一起的人个个神情激动，一见面就冲他大喊，「嘿，弗兰克，快点过来看看这个！」

被围在中心的正是著名的J粒子图，在3.1GeV质量上有一个高高突起的尖峰。下午的讲座还是强子物理，但已经没有人记得讲了什么，从那天中午开始，所有人讨论的都是丁肇中的实验，就连那场讲座会后讨论，所有提问都是关于新粒子的传闻。几天后，丁肇中在CERN的礼堂正式做了报告，在黑板上写下了大大的「J」字，台下掌声经久不息。

「那年11月的消息对我们所有人产生了深远影响。那天上午的强子报告，以及我当时所专注的研究，全都躺在笔记本上进入冬眠。所有人都放下自己的工作，集中精力研究唯一的热点问题——J粒子。」克洛斯这样写道，「它毫无争议地验证了粲夸克的存在，这一发现在两年后赢得了诺贝尔奖，也是坚实建立现有标准模型的关键一步。」

1974年，丁肇中发现J粒子，这让他两年后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那时候，他只有40岁。得知他获奖后，整个MIT沸腾了，学校为又一位诺奖得主的诞生举办了盛大的庆祝活动，但丁肇中没去。接到获奖电话的时候，他正在CERN做实验，挂上电话之后，他们在值班室吃了蛋糕，然后继续回去做实验。

1976年10月，丁肇中收到诺贝尔奖获奖通知的时候，正在CERN的ISR加速器上做轻子实验。图源CERN

今年是丁肇中发现J粒子的第五十年。五十年间，这位实验物理学家一直在一线做实验。J粒子实验的时候，丁肇中为了物理十分拼命，最高纪录曾连续六天不眠不休地工作。J粒子发现之后，他以同样的工作强度做实验，领导合作组在Mark J实验中发现胶子，又花了21年领导600多人的团队完成L3实验，精确验证了标准模型，并证明了中微子只有三种，最近的30多年里，他主持的AMS实验把探测器送上了国际空间站，在太空中探索反物质、暗物质，以及宇宙的起源奥秘。

AMS实验最主要的控制中心位于CERN，丁肇中的办公室就在二楼，是一个能俯瞰整个控制中心的会议室，他常常要在这里开一整天的会，只在午餐后，他有一小会儿可以休息。这种工作模式直到2024年依然成立，这一年，丁肇中已经88岁了。

AMS的控制中心有一块屏幕，上面实时展示出正在经过AMS探测器的粒子。工作间隙的时候，我常常看着那些粒子的实时信号发呆。在物理的世界里，粒子有形形色色的活法，有的粒子很轻，终生不为人所注意；有的粒子会一鸣惊人，在湮灭时释放出大量的光；有的粒子狡黠善变，一辈子不停地改变身份，时时刻刻要成为别的粒子；但有的粒子一生稳定，怀揣着出发时得到的巨大能量，一生孤独而平静地飞行，只活在自己的轨道里。

这些粒子让我想起物理里的许多人，尤其是丁肇中。理解丁肇中的唯一路径是理解他的物理，没有第二种方法。我见证了一位物理学家的88岁，和他坚持到88岁的生存方式。相比于以人做参照物，他是一个更接近基本粒子的人，没有人完全理解他，没有人能预测他的下一步抉择。人类的法则并不适用于粒子的世界，也不适用于丁肇中。他的运行遵循自己独特的规则，一种物理的规则。

那是一个迷人的解耦世界，足以让他一次次掉进去，这一点我已经反复确认过了。他的沉思时间有时候长到我会开始默默计时。最近一次纪录发生在AMS升级相关的实验室里，看着一排排计划送上太空的硅探测器，他端详了足足三分钟，才抬起头回到对话中，「That’s fine」。这是粒子的解耦过程，跟外部世界突然脱节，进入自己的独立状态，而能在物理和人生之间穿梭，一次次从凝视中解脱，回归到人群中的，就是丁肇中。

2023年5月，丁肇中访问江门中微子实验，他正在凝视实验关键设备光电倍增管。图源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Boring」

我第一次和丁肇中坐下来谈话是在他访问北京的途中，跟他谈话没有寒暄，他的开场白直奔主题，像是专业答辩会上的自我陈述：「你需要明白一件事——我的生活非常简单，只有物理。我没有别的事，一个也没有，不隶属于任何政治组织，除了做实验，也几乎不参加任何活动。所以，你需要想清楚你是不是真想写一篇关于我的文章。」他说这番话的样子很认真，完全不像在开玩笑，「Because I'm very boring.（因为我是个非常无聊的人）」

我花了两年时间逐渐意识到了这个表述的准确性。他的生活里的确只有物理。我找到了储藏着他迄今为止所有个人资料的仓库，打开柜门全是清一色的物理学期刊、书籍和一箱接一箱的实验报告。齐刷刷的青色封皮《物理评论快报》（Physical Review Letters）里面只夹着一本彩色的书，是封面印着猫王的摇滚乐杂志，但后来证实是他儿子去办公室玩的时候落下的。他的妻子苏珊在回答「休假」的问题时，仰着头想了半天，然后问我，「因为工作到中国出差、坐飞机离开前的那天上午去附近博物馆看了看，这算度假吗？」

我也拜访了他在法国边境的家，那是一栋前后左右都没有邻居的房子，为的是他能在院子里安静地思考，不受人打扰。家里连餐桌上都放着一台连着打印机的电脑，早餐时间妻子正在那里查资料。客厅电视接通了控制中心的信号，播放的是AMS实验的实时画面。我确认了他也用这台电视机看过电影，但他观看的理由是，「看了比较容易睡着」。

物理统治了他的生活。他用工作PPT管理自己的行程、记忆，甚至家庭照片。其中一份PPT按时间顺序标注着待办事项，每完成一项任务就在那页PPT上用红线划掉。他的秘书每个月底给他打印一张A3纸，上面印着他未来一个月的日程表，里面的方格里写着他每天在哪座城市、坐哪班飞机、要见谁谈什么事情，但这张纸经常改动，因为所有事情都要以实验为最高优先级。只要实验需要他，不管地球上正在发生什么事，他一定会第一时间回来。只要出差时差允许，他每天都要参加实验组下午5点的例行组会，圣诞节也不例外。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儿子的出生。我是在他接受央视《面对面》采访时听他讲起这个故事：妻子给他打电话，告诉他自己马上要生产了，他正在开会，于是找了技术人员陪妻子去医院，过了一会儿电话又打了过来，医生说要剖腹，「我说你们能等一个钟头吗？他们说可以」，就这样，剖腹产手术等到他完成了会议讨论后才签字进行，「一个钟头以后我就到了，小孩就生出来了。」

张元翰是台湾中研院物理研究所所长，1983年通过丁肇中的面试选拔，成为他的学生，此后40多年一直和丁肇中一起做实验。直到现在他还记得自己第一次见到导师的情景，那时候物理学家吴大猷邀请丁肇中到台湾谈合作，丁肇中通知第二天面试的学生，早上五点到他所在的酒店考试。这是因为他每天早上五点就已经开始工作了。当时台湾在粒子物理实验领域一片空白，还没有人参加过高能物理实验，大家被「早上五点」这个概念惊到了。直到后来有人提醒丁肇中，他才意识到早上五点面试是一个不常见的要求，最后，他把面试改在了早上七点。

所有丁肇中的长期合作者都告诉我，相比于高负荷的壮年时期，他在80岁以后已经大幅调整了自己的生活作息。以下是88岁时丁肇中的工作量：

早上七点起床，在跑步机上慢走一小时，然后喝咖啡，吃牛角面包，开车出发去CERN；

九点前抵达办公室，先到控制室找当天的主管谈话，确认实验运行状况，排查问题；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他在二楼办公室开会，主要是找与他合作的物理学家讨论实验数据分析结果，这是一天当中最重要也最漫长的工作项目；

中午12点，秘书会把盒饭摆在会议桌边上，吃饭时间以数据讨论进度为准，通常要拖到下午一点才能开始，午餐及休息大概一小时时间；

下午两点，继续数据分析讨论，直到傍晚五点，实验组全体成员到他的办公室开例会，汇报过去24小时AMS实验进度，以及未来72小时的工作计划，例会通常需要一个小时，上无上限，例会后他还会点名部分研究员留下，继续讨论；

晚上七点左右，回家，吃饭，在家里看AMS实况，思考问题，睡前听妻子读书，有时候讲中国历史，有时候听其他物理学家传记，包括《奥本海默》。

一年当中除去外出访问，他绝大多数日子都按上面的流程生活。他的工作日包括周末以及所有节假日。我见过他从北京飞到广州，落地第一件事是想办法连上网，因为他要参加实验组的临时会议。CERN的大部分门卫都知道AMS实验，因为整个CERN园区都会在圣诞期间放假，只有AMS实验组在此期间仍要每天值班、开会，他们有专门的假期工作出入证。

丁肇中讲过的一个故事是，上世纪在LEP对撞机上做实验时，他招收过一个天才学生，18岁拿了博士学位，进组的时候是还不到20岁的博士后。这个学生在跟着丁肇中做实验的第二年，突然有一天告诉他，「物理太无聊了，这样的日子真没意思，我要去做别的事。」他不能理解这个学生，学生也不能理解丁肇中。但他还是给这个年轻人写了推荐信，帮他申请医学院，后来这名学生成为了梅奥诊所（Mayo Clinic）的医生。

他的物理生涯里遇到过不止一个这样的人，后来他把这件事总结为一种识人的经验：「成为一个实验物理学家，你需要真的相信，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是物理。这份工作大部分时间都是枯燥重复的劳动，收集数据，监控设备，确保实验没有出错，除非你真的相信物理结果有意义，真的相信这是你活着最重要的事，否则，你不会从物理中得到满足的。做不到这一点的人，应该早点去找别的工作。」

张元翰还记得自己刚进入丁肇中的实验组，「没有导师辅导，也没布置什么任务，就是扔到实验室里，天天值班取数据」，他有一整年都待在值班室里，抬头是满满一墙电子插件的机柜，回头还是同样插满线缆的机柜。后来发现，只要进来做实验，大家都一样。丁肇中以擅长组织国际合作出名，在当时的国际环境里，丁肇中的实验组是唯一一个同时容纳苏联人、美国人、德国人、中国人、波兰人、意大利人等不同成长背景科学家的地方。就是在实验组里，张元翰第一次见到来自大陆的面孔，也是在实验里跟来自海峡对岸的同行成为朋友。聚在一起才发现大家的相似，都喜欢物理，都想做实验，而且不管来之前什么样，来了大家都要从值班做起。

「丁先生这样做，一开始我们也都不是很理解，特别是我听说更早参加实验的、大陆来的前辈，他们一开始做事比我更累，要干很多体力活，还要搬动并安装各种探测元件，探测器那么大，他们花了很多时间把整个设备建起来。但这种建造过程的经验是很难在别的地方学到的。值班让人有机会学习真正的实验怎么做，不是从书上看，而是实实在在了解一个实验需要多少准备，要怎么去校准探测器，探测器里每一条线是什么功能，一旦实验中出了问题，你得找出是哪部分的问题，怎么想办法解决。」张元翰说。「这些在值班室慢慢积累下来的经验，对我后来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几位前辈后来回到大陆也都成了高能物理领域的领军人物，包括后来北京对撞机上的实验设备能建得起来，我想他们也是从丁先生实验里得到的经验。」

我体验了他们的工作氛围，那种感觉像是参加了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比赛。物理实验的值班意味着坐在满是监测设备的房间里，每时每刻监测数据情况，值班时有一张登记表，上面密密麻麻全是需要核查的设备名称，每隔30分钟检查一遍全部电压，每隔一个小时要重查一遍设备，每隔八个小时交接一次登陆信息，每隔24小时完成一次全面校准。整个值班期间只是你与机器的共存，如是往复数十年。即便你热爱物理，日复一日的工作依然会让人感到真实的枯燥。

或许更重要的是，即便抵达了终点，也难以得到共鸣。最有力的例子是希格斯粒子的发现，物理学家花了近五十年才找到了它，这是21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发现之一，但在真实的发布会现场，大屏幕上展示出实验结果的那一刻，只有前排的几个物理学家立刻看懂了，站起来鼓掌欢呼，希格斯拿出手帕开始擦眼泪，旁边的科学家拥抱着哭成一团，坐在会议室后排的媒体面面相觑，直到发言人大声宣布「我们发现了它」，房间里才响起了后知后觉的掌声。

丁肇中的物理也有类似的伟大时刻，比如J粒子的发现，还有AMS探测器的成功发射，这些都是现代物理的重要成就，但我问了好几位亲历者，几乎所有人的印象都是太忙了、太累了、根本没时间有感觉。其中一个人当时就在AMS控制室，亲眼见证了发射成功的那个瞬间，他对这个伟大时刻的记忆是，「我得赶紧回去睡觉，明天还是我值班。」

「This is a crazy guy」

我抵达CERN的那天上午，丁肇中正在彩排自己的新演讲。2024年是J粒子发现的50周年，当时他即将出差去罗马，参加意大利官方为他举办的庆祝活动。丁肇中对自己非常严格，每一场公共发言都会预先经过缜密的准备。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彩排庆祝活动的主旨演讲，题目叫做「J粒子的发现以及正负电子的物理研究（Discovery of the J Particle at 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 and Physics of Electrons and Positrons）」。

台下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他计时。演讲结束他先确认了时长，43分钟，他有点不满意，「他们给我的演讲时间是40分钟」，他挥动着响应不太灵敏的翻页器，「大概有三分钟浪费在它身上了」，全场笑了起来，他转向听众席，「还有什么想法？」

第一个发言的人是安德烈·库宁（Andrei Kounine），AMS实验副首席研究员。他已经跟丁肇中一起工作超过40年。他提的第一个意见是，「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提出J粒子实验的计划书，恰好那也是我刚开始对物理感兴趣的年代，我才知道当时几乎所有人都在说，这个人是个疯子（This is a crazy guy）。我想也许你可以在演讲中强调一下这件事，讲讲当时的环境，正是因为你的想法和那时的普遍共识相悖，人们不相信你的实验目标，导致你的实验总被拒绝……」他斟酌了一下措辞，「被绝大部分人拒绝？」

丁肇中修正了他的后半句话，「不，是被全部实验室拒绝。」

在好几位物理学家帮助下，我理解了他在物理概念下的疯狂。物理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粒子寿命越短，在实验里看到的共振峰就越宽。当时的物理学家都相信，粒子质量越大，寿命越短。基于这个共识，大部分人相信，一个新的、质量大的粒子，寿命会很短，共振峰很宽，所以设计实验的时候，不需要精确探测器去侦测窄峰。

但是，丁肇中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物理直觉。他做实验并不是基于理论预言，他的工作只考虑实验本身，这也是他的工作信念——作为一名实验物理学家，就要尽可能把实验做得精准。即便在当时大家普遍认为不需要精确测量窄峰的地方，丁肇中依然带领团队花了两年时间设计了一个精确实验，寻找新粒子。

这让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视为物理学界的疯子。很多人告诉过他，这样做实验是没用的。他甚至需要模糊表达他的实验目标，才能让人接受他的实验计划。

其中一个最有趣的例子是理论学家谢尔登·格拉肖（Sheldon Glashow）。正是他和另外两位物理学家提出了粲夸克，他也最渴望有人验证粲夸克的存在，为此他还丢出了物理学史上最有名的「吃帽子赌局」——

「只有三种可能——第一，找不到粲介子（注：粲介子是含有粲夸克的介子），那样的话，我会吃掉自己的帽子；第二，在座的能谱专家找到粲介子，到时候我们一起庆祝；还有第三种可能，是局外人找到粲介子，到那时候，你们就自己吃自己的帽子吧！」

丁肇中就是这场赌局里最有名的那个局外人。J粒子验证了粲夸克的存在，但在实验出结果前，格拉肖也不相信丁肇中的方法。就在实验即将取数的那个夏天，格拉肖还专门到办公室告诉丁肇中，寻找粲夸克要用别的方法，「你在这个实验里什么都找不到」。

丁肇中的物理学家特质让他坚持了下来，一旦开始实验，他就进入了自己的解耦世界。他指示团队按原计划进行，实验在1974年8月下旬正式开始，就在三天后，他的学生第一次注意到结果里有一个高高的尖峰（bump），它发生在3.1GeV质量上，这是此前谁也没有发现过的现象。

一开始，这个学生害怕是自己犯了错，不敢告诉丁肇中，他检查了计算程序，重做了数据分析，峰值没有消失。后来整个团队一起核查，不管做了多少次检查，在3.1GeV质量周围，那个窄峰依然在，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此前从未被发现的新粒子。

如果这一切发生在一个物理学界的正常人身上，他大概率会在九月就公布这个新发现，因为那时候他们已经完成了多次排查和分析，那么，今天人类可能庆祝的是物理学的「九月革命」。但是，丁肇中的严谨和他的执着一样疯狂。他选择保持怀疑，坚持要改变实验条件，重做实验，复现3.1Gev质量上的共振现象，再次确认新发现。这花去了他们两个月的时间，也导致小道消息传到了其他实验室，激发竞争对手们抢时间寻找同一个新结果。正在斯坦福工作的美国物理学家迈尔文·施瓦茨（Melvin Schwartz）甚至专门跑到办公室找丁肇中，跟他打赌十美元，你一定在3.1GeV上发现了峰值。

丁肇中坚持要确认、确认、再确认，迟迟没有发布结果。最后是在两位合作者强烈的催促抗议下，才在11月向《物理评论快报》提交了发现J粒子的论文，正式公布了结果。几乎与此同时，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的里克特团队也提交了发现相同粒子的论文，这些论文验证了粲夸克的存在，帮助物理学家进一步完善粒子物理的标准模型，此后，标准模型成为了解释基本粒子和相互作用的核心理论。

这就是轰动整个物理界的11月革命。丁肇中和里克特因为这项发现共同获得了1976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就在获奖的三天后，丁肇中收到了物理学家费曼发来的电报：

「祝贺你，Sam。但是为什么诺贝尔奖要发给你呢？你所发现的新现象是我没有预料到、也不了解的。请不要因为获奖就认为自己变成专家（PLEASE DON'T LET THE PRIZE GO TO YOUR HEAD）。我挑战你，能不能发现一些我可以理解的东西。

费曼」

他把这则电报珍藏了很久。后来，丁肇中总结了自己的实验心得，最常提到的一句话是「科学没有第二名，只有第一名」，后来每次演讲都会提到，主要有五条经验：

第一条，不要盲从专家的结论；

第二条，永远要对自己有信心，做你自己以为正确的事，别人反对是别人的事；

第三条，对意料之外的现象要有充分的准备；

第四条，不要因为大多数人反对而改变你的兴趣；

第五条，坚持国际合作。

丁肇中迄今为止一共做了六个主要实验，我在整理这些实验背景的时候意识到，真实世界对于他的提议主要有两种反应，一句话是「it’s useless」，另一句话是「it’s impossible」。他自己甚至还开玩笑地做过分类，实验物理学家反对他，理由都是「你做不出来」，理论物理学家反对他，理由则是「你做的没有用」。

以下理由都是丁肇中职业生涯里听过的反应：这个实验太贵了、太难了、太复杂了，你不可能说服国会、NASA、能源部，你找不到合作者，你不可能找到经费，这个研究目标没意义、你要找的粒子不存在……国会议员在直播镜头前慷慨陈词反对他，我们国家经费有限，现在不是研究物理的好时机；还有政客在听证会上责问他，研究一个宇宙中的粒子，这对我们普通人有什么用？

唯一不变的是，不管反对的声音有多大，丁肇中始终在自己做自己的事。「我学会了一种让自己疏离的能力，从争议中脱离出来，专注于我相信的事。」丁肇中说。

只有极少数人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比如迈克尔·卡佩尔（Michael Capell）。卡佩尔是丁肇中最长期的合作者之一，现在负责AMS POCC（载荷运行控制中心）的运作，是一个被称为「AMS灵魂」的人物。开会的时候回忆细节，丁肇中会先转向妻子苏珊，你记得吗？然后转向卡佩尔，那么你肯定记得。

我是在丁肇中外出访问那天访谈卡佩尔的，因为如果不是因为丁肇中出差，他会一整天连轴转地跟丁肇中一起工作。他最典型的状态是同时多线程工作，右边耳朵上戴着耳机监听来自空间站的信号，左边耳朵边听边回应丁肇中安排的任务，坐在旁边的研究员在跟他讨论问题，而他的手指还在键盘上打字，帮丁肇中回复工作邮件。这是我见到他大部分时间里的工作状态，包括生病后返工的第一天。

卡佩尔见证了丁肇中职业生涯里的大部分反对，尤其是AMS所经历的种种激烈反对，他自己就在现场，也正是在这个过程里，见证了丁肇中如何在巨大反对中继续工作。

方法其实很简单——早上抵达办公室，检查今天的实验过程有哪些具体问题，把它们列出来，探测精度遇到问题，就去想具体方法提高精度，运行温度不够稳定，就看看有哪些具体方法可以维持稳定温差，一个一个找到对策，一个一个试着解决，然后回家睡觉，第二天回来继续。不陷入情绪，不参与争论，用行动回答质疑，一个一个解决具体问题。

「每一步都很艰难，这就是实验物理的定义。轻轻松松就能完成的实验，是谁都没见过的物种。我想也许这个学科就是要经历这么多考验，承受这么多反对，才能让一个新粒子得以发现，去回答更多科学问题。它注定是一件艰难的事，因此也没有魔法处方，就是发现问题、想办法应对、找到答案。相比于绕来绕去找中间妥协路线，很多时候只要你能坚持把困难那条路走完，会发现，这就是最快的路。」卡佩尔说。

这是丁肇中实验组坚持了超过五十年的工作方式。卡佩尔告诉我，人们有一种常见的误解，认为把事做成的关键在于某种技巧，仿佛成功有某种方法论，但事实上，「把事办成的诀窍就是，认真做事」，不是去争论，也不是一遍遍讨论中间路线。外面花了很多时间争论对与错，但在他们的实验室里，工作原则从来只有一条路：Work hard。

就在2024年底，格拉肖和丁肇中一起在北京参加了J粒子发现五十周年的庆祝活动。格拉肖再一次讲起了五十年前的打赌。提出吃帽子打赌的时候，他的本意是敦促研究介子能谱的专家们行动起来，抓紧想办法寻找粲夸克。没想到在1974年11月11日早上，他接到的是丁肇中的电话，这个局外人拿了实验结果告诉他，发现了新粒子。为了致敬发现J粒子的局外人，也为了完成吃帽子赌局，在1977年召开的第五届介子能谱学大会上，「我的朋友罗伊·韦恩斯坦（Roy Weinstein，该次会议组织者）给在场的每个人分发了一个糖果做的小小帽子，他还监督着每一位参加会议的专家都吃下了这顶味道还不错的帽子。」

1974年11月21日丁肇中在CERN讲解J粒子的发现，全场座无虚席，J粒子的发现成为当年最重要的物理学大事件。图源CERN

「No no no no no no no!」

呆在丁肇中的办公室里，有一种住在宇宙尽头的错觉。CERN位于法国和瑞士边境最偏僻的地方，AMS的控制室位于CERN最偏僻的那个园区里最远的角落，周围大部分时间非常安静，公交车每一个小时只有一班，步行半小时内都很少见到人，背后是远山环绕，值夜班出来的晚上会看到满天繁星，和偶尔跳出来的野生小鹿。

宇宙尽头的AMS控制室，似乎跟地球上的热闹毫无关系。CERN园区的街上整个秋天到处张贴着庆祝CERN建立七十周年的标识，举行庆典的日子连门口的马路都封了，即便热闹如此，AMS实验组依然过得像与世隔绝的外太空一样，按点值班，照常开会。

科学家和各国政要云集一堂，参加CERN庆祝典礼的那天，丁肇中正在办公室里字斟句酌地准备新论文。这并不是一个比喻，现场真实发生的场景是，会议桌前围坐一圈讨论成员，这位物理学家一个字一个字大声念出论文，这就是他写论文的方式。

先从标题开始读起，题目是AMS谱仪其中一项最新研究结果。接着，他开始念摘要部分，念到第四句话时，他停顿了一下，「这里我们要非常小心」，放慢语速念了一遍，又挑出其中的关键词「linearly」重点读了一遍，「这里所提到的线性相关（linearly）具体是从哪里看到的」？他的学生调出了所对应的原始图表，一组人辩论了一番，推敲「linearly」是否准确，确认修改后，丁肇中又把整句话念了一遍，「Good」。这是一行读了四遍、耗时22分钟才确认完成的句子。

文章每句话都是以这种方式完成写作的。念到会议后半程，他的嗓子已经哑了。不过，丁肇中还是会反复跳回开头，重新检查。他的审查范围包括了参考文献格式、图表下面的注释，甚至包括图表里每条曲线的颜色。那种严谨堪比古代诗人的推敲，用十分钟讨论了「less dominant」还是「less important」，还有一处措辞修改理由是「a stupid word」（这词听上去很笨）。

事实上，这尚且不是AMS实验最重要的实验结果。他们有一个更大、也更轰动的发现——AMS实验目标之一是寻找反物质，在13年间的探测结果中，其实他们已经找到一些反物质候选事例。不过，正是因为丁肇中的极端谨慎，他们要花更漫长的时间对这些候选事例反复确认、确认、再确认。他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表论文公布结果。

「你需要意识到，你的能力是有限的，你需要认真听取其他人的意见。」丁肇中说，这是他亲历近60年实验物理的最大感受。「我的时间有限，我所知道的也有限，所以我要时刻小心。做实验最重要的责任，就是不能犯错。」

一个惊人的事实是，丁肇中清楚知道AMS实验的每一个细节。AMS实验有650个微处理器，30万个感应元件，自2011年发射升空后，要在太空中无休止地连续工作到2030年以后，为了精准测量宇宙线，实验全程要保证最内层的探测器运行温度变化不超过一摄氏度，这一切都需要物理学家精心调控实验细节来实现。尤其困难的是，AMS探测器每93分钟绕地球一圈，经历一次日出日落，这不是什么浪漫的事，它意味着在最极端状况下，它的表面温度在日出的46.5分钟里会加热到最高60摄氏度，而在日落的46.5分钟里又骤降到最低零下40摄氏度。这对保持稳定运行温度是极大的挑战，各个部件环环相扣，互相影响，需要实时确认每个感应器都在有效工作，而这一切，全都在丁肇中的大脑中。

AMS探测器等比例展示模型，摄于日照科技馆。摄影：李斐然

这在现代科学实验中是近乎绝迹的事。我见过不同的大科学实验，一种更常见的工作方式是项目负责制，具体实验由不同的小组执行，主持实验的发言人看起来更像是一个项目主管，前期负责规划实验，后期负责分配钱和资源，已经很难亲力亲为参与实验过程的每个细节。但丁肇中始终是一个一线的实验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上世纪的实验物理学家，自己想、自己做。直到现在，论文里涉及到一个重要表格，丁肇中盯着屏幕想了一会儿说，我想我还是自己做吧。

AMS实验正在筹备升级，其中一份PPT里有一组说明情况的背景图表，当他发现其中一条曲线是模拟图、而不是实际实验数据时，丁肇中的反应是一连串如同触电般的抗议，「No no no no no no no! This is not for discussion!（这没有讨论余地）」等着他平静下来后，房间里的研究员试图跟他解释，用模拟图并不影响最终结论，立即被他打断了，「NO！」

他的办公室是一间不允许错误的房间。在这里有一种令人窒息的紧张感，所有发言都要基于严肃思考的准确信息，即便是局外人，坐在例会现场里也会不自觉地跟着屏住呼吸。这种精确甚至体现在物理之外。我见过他为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庆祝生日，制作庆生视频PPT的时候，他甚至查阅了这位物理学家的个人传记、诺奖传记和公开个人资料，核对他的生平细节，以防事实瑕疵。

苏珊是丁肇中的妻子，也是最熟悉他的人。她在J粒子发现后认识了丁肇中，「我本来是想找一个有趣的暑假短期实习，然后回去继续读书，完成我在儿童教育心理学领域的PhD。」坐在我对面的苏珊已经有了白头发，她见证了丁肇中此后所有的物理生活，「好吧，我还在这儿。（Well, I’m still here）。」

「他是一个不寻常的人，我还没有见过第二个人是这样，他的生命每一天都在学习新知识，他就像船长一样，小心翼翼地掌控方向，带着船员朝着目标全力前行。他拿到诺贝尔奖的时候只有40岁，那时候他太年轻了，他还有很多实验想做，他不想退休。现在我想，他可能永远都不会退休。他把自己的工作放在第一位，倾尽全力去做实验，这是一件好事，他的物理让他一直不变老。」苏珊说，「他说过，要成为一名优秀的物理学家，物理必须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

我在翻阅粒子物理学家履历的时候，发现了一种独特的时代特征。1990年代像是一个分水岭，很多物理学家的履历在那个时间点之后发生偏转，有的换了研究细分方向，有的不再主持实验，还有很多人直接放弃了物理的职业，而这大多源自20世纪美国物理学的一次惨败——美国从80年代开始筹备建造超导超级对撞机（Superconducting Supercollider，简称SSC），一旦建成将是全世界最大的粒子物理实验，有望发现粒子物理标准模型中的最后一种基本粒子，也就是希格斯粒子，这让整个物理学界充满希望，但这个大科学实验遭遇了一个反对大科学的时代，政局变动、经济衰退，导致越来越少人真的关心物理，再加上SSC本身的管理混乱，不懂科学的外行当了领导，懂实验的科学家在SSC又得不到主导权，所有错误盘根错节地纠缠在一起，SSC实验在1993年被美国国会正式取消。

它打击了整整一代粒子物理学家的职业热情，尤其是美国物理学家，很多人因此改变方向、离开美国、前往CERN生活，有的只能跑去参加别人的实验，甚至有人转行，放弃物理。事实上，丁肇中也是SSC失败的亲历者。他的实验组花了整整一年做完了探测器的设计，写的计划书也通过了，证明这个实验在物理上没有问题。J粒子实验的时候，人们反对他是因为不认同他的物理目标，但SSC的经历证明，就算认同他的物理，实验依然会遭遇人的反对。最终，科学输给了人的争吵，只能眼睁睁看着一个巨大的实验机会消失了。

丁肇中在接受美国物理学会访谈的时候，讲起SSC的经历时这样说：「SSC实验的取消是我职业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如果它能顺利建成，很大可能上他会继续在SSC上做实验，可能也不再会有AMS实验，「现在在LHC上工作的2000多名美国物理学家可能还会继续留在美国」。

我所访谈过的所有SSC失败的亲历者，在回忆起这个时期时，提到的关键词包括「悲剧」、「惨败」、「破灭」和「前景迷茫」。这次实验夭折动摇了很多人的信念，正是因为刚刚亲历了一场惨败，那种不欢迎大科学的氛围导致很多人失去了信心，很长时间里不敢坚持自己的科学兴趣，更不敢提出自己的新实验。更安稳的选择是搬去欧洲，加入CERN，参与LHC实验去继续寻找希格斯粒子。

但是，张元翰清楚记得那时候的丁肇中，这个人身上像是拥有抵抗外界失败氛围的免疫力，开会的时候，他拿出来讨论的是自己想出来的新实验——把探测器送到太空中去，做一个新的实验怎么样？

这就是AMS实验，一个诞生于反对大科学时代里的大科学实验。丁肇中从1994年开始筹备这个实验，直到今天，没有任何事能阻挡他。

一个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H.R.6063法案。2003年，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失事，此后NASA叫停了多个航天任务。当时，丁肇中的实验已经完成了AMS-01的试飞，正在筹备AMS-02的发射，因为航天事故，NASA决定取消发射，实验陷入被叫停的危机。但很快，所有人见识了丁肇中的决心。他出席国会听证会，公开强调AMS实验的科学价值，游说国会恢复实验，并主动接受来自世界一流科学家的专业评审。辩论科学意义的时候，对方反对他的实验，他的回应同样强烈，「我反对你的反对！」

前任NASA局长丹尼尔·高丁（Daniel Goldin）在此后的纪录片里这样说：「我老了，我这辈子见过的大场面也很多了，我见过的国家领袖少说数十个，多了可能得上百个，光是我直接打过交道的诺奖得主就有几十人，呼风唤雨的商人、位高权重的政客，我也都见过，但我这辈子见过的所有人里，没有一个人拥有和丁肇中一样的顽强、自信、智慧以及一心一意把事做成的能力」，「丁肇中是我见过的最聪明也最坚韧的人，他从不、绝不、永远不会放弃」。

2008年，美国国会高票通过H.R.6063法案，把AMS实验的科学任务写入法律。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将一则具体科学任务写入法律条文、以国家法律保证一项科学实验顺利进行。一位物理学家用科学目标影响了国家决策，让立法保护科学实验，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案例。

2011年5月16日，AMS-02探测器搭乘「奋进号」航天飞机从美国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升空，两天后成功抵达国际空间站，安装完成后，正式投入工作，在太空中收集宇宙线的数据。这是专门为了AMS实验准备的飞行任务，也是「奋进号」的最后一次飞行。发射前，丁肇中让所有人离开，一个人在发射平台待了两个小时。

那也许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解耦状态，两个小时里，他把AMS的所有子系统、所有部件、安装细节，一次次在脑海中循环检查，所有关键节点一个一个在脑中确认。直到他完全确认毫无瑕疵，才在文件上签字，决定发射。

这份坚持换来的是人类历史上最精确的宇宙线测量。到2024年底，AMS合作组即将完成发表29篇论文，过去100年里的宇宙线测量误差极大，而AMS提供的宇宙线测量结果误差度小于1%。这些高精度的数据让人类对宇宙线有了新的理解，这些实验结果彻底颠覆了人类对于宇宙的现有认识。

AMS的控制中心的屏幕倒数一行有一串不断跳动的数字，我抵达的那一天这行数字是240,913,269,391。这意味着，那一刻已经有超过2409亿个粒子被AMS探测器记录到。每分钟还有超过3万个新粒子穿越宇宙中的AMS探测器，让这个数字一直在增加。AMS实验目前收集到的宇宙线数据，超越了过去100年间人类所有相关实验总和。

「过去大家不相信这个实验能做成，不相信他能把这么大一个磁铁放到太空里去，但他证明了这是可行的。后来的人会知道，别人说不可能，但总有一条路会被找到。科学就是这样进步的。」张元翰说。

迄今为止，丁肇中没有参与过任何关于科学意义的争辩，一直以来，他和他的实验组只在工作，替他证明了科学实验存在意义的，恰恰就是宇宙尽头的物理实验。

尽头

丁肇中吃的每一顿午餐都是工作会议，他的午餐按议题难度分为两种可能，不太要紧的就在办公室一边吃盒饭一边处理，复杂的问题要去餐厅，他会自己开车带上讨论成员一起去，所有人围坐在餐桌前，讨论贯穿整顿饭。我在吃午餐过程中学到了很多实验知识，其中最有趣的一个午餐主题是，如何实现科学合作？

丁肇中对自己选人的直觉很有信心。「只要我跟一个物理学家坐下来谈话，一个小时以后我就能知道他的能力如何、他能不能做成事、他适不适合做实验。」丁肇中说，「我会让他来问问题，我通过他问的问题，判断他的思考深度。我看的是一个人有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不过，这恰恰也是科学合作里最难的事。丁肇中的实验组以国际合作出名，AMS实验组的600多名成员来自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60多所研究机构和大学，这意味着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以及完全不同的合作风格。有的合作很顺利，几十年间共同完成许多成果，但也有的合作走不到终点，以五花八门的理由死在半路上。

他最头疼的是一种仅存在于晚宴上的科学合作。它通常包含一桌子丰盛的菜，端起的酒杯，慷慨激昂的许诺，掌声和点头，还有发布会的闪光灯，红地毯的剪彩仪式，金色的匾额。这种合作非常短命，常常只有派来的第一波学生会认真做实验，此后每一年学生质量递减，直到消失。最后迎来他最恐惧的结局——Nothing happened，任何物理进步都没有发生。

午餐吃到第二个礼拜的时候，我在笔记本上记下了讨论主题：粒子物理实验的周期通常要数十年，什么样的人才能在这样的职业中留到最后？

丁肇中在一次午餐前告诉我了他的答案：「合作组里最重要的事，是物理。实验工作需要一个人付出极大的心血，人们选择在这里和我一起工作，是因为他们认同我选择的物理目标，而不是为了我。他们听我的，是因为我把物理想清楚了，他们认同的是我的物理意见，否则他们不会这样工作，一个人如果不认同物理是最重要的，没有任何必要付出这么多去做实验。」

后来，我在控制中心旁边的白色小房子里找到了更具体的答案。在这里工作的大部分是在丁肇中实验组工作超过十年以上的物理学家，其中有些人已经超过40年，比如安德烈·库宁。

他的办公室里灰扑扑的，看起来像是工地上的休息室，并不宽敞的房间里摆着他在实验中用过的很多电路板，白板墙上密密麻麻写着论文讨论期间的计算。我们的对话是从他一个字一个字拼写自己的出生地开始的，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USSR（注：苏联），你还记得这个国家吗？」

库宁读书的时候，粒子物理正值它的黄金时代，高能实验让人类在20多年间找到了100多种新粒子，成为一个高能物理学家也是一份体面的工作。街头巷尾都能遇到宣称对新粒子感兴趣的人，物理学家这样说，政府官员这样说，老百姓也这样说，似乎每个人都萌生了科学研究的好奇心。那时候，新闻头条里有一半讲着战争，另一半讲粒子物理的进展，连街上的小孩子都能说出，A bomb是原子弹，H bomb是氢弹。似乎人人都知道，只要在对撞中研究出下一种粒子特性，就会有下一种超级武器。

他的第一份工作在ITEP（莫斯科理论与实验物理研究所），这是当时全世界最强大的粒子物理研究中心之一。这里有物理学大师朗道（Lev D. Landau）等全能物理学家，推动了苏联大量重大科学进展。美国物理学会还会专门组织定期翻译俄语的物理学术期刊和专著，当时的物理世界流行着一句话，「所有问题都被苏联人想过了。」

作为一位优秀的物理学家，库宁在物理的黄金年代就开始参加丁肇中的实验。后来他有很多工作机会，但离开ITEP后，他拒绝了SSC的高薪职位，也回绝了那些更受世人欢迎的实验，直到今天，一直参加丁肇中的实验。

他选择留下的理由是，「丁肇中做事的方式非常物理」。整个职业生涯的四十年间，外面的世界天翻地覆。东欧剧变的那段时间，他正在研究L3探测器的硬件，柏林墙倒塌的时候，他们刚刚完成L3实验的建设，准备开始实验。电视上的突发新闻播报了苏联解体的消息，冷战结束了，而当时他正在L3实验取数，即将开始做数据分析。

外面的世界在变。新闻上不再有「美苏争霸」，曾经宣扬支持科学进步的政客渐渐不再谈论物理，来自国家层面的经费支持也变得困难，普通人对于一个粒子的态度从好奇、认同变得淡漠、怀疑，直到凉薄的反对，「这玩意有什么用啊？」那些赞美过「物理发现真伟大」的电视节目也更换了制作主题，从畅谈「科学探索没有终点」，变成了邀请嘉宾探讨，「物理学是否已经走到了尽头」？

但丁肇中的实验组有一种与世隔绝的气候。轰轰烈烈的时代变革只影响了论文作者栏，合作组列表从「苏联」那一行，变成好几行名字的国家和地区。人类世界的规则并不影响他们的实验，在这里，物理只遵循物理的规则。

库宁至今记得2003年AMS实验几乎停摆的时候，他知道NASA明确取消了这项实验项目，但丁肇中回来开会宣布，实验仍要继续。他对身边的物理学家说，我去处理这件事，你们继续做实验。

「AMS实验中间的五年时间，我们的处境不好。我担心过吗？当然会，有那么一些时刻我会停下来想想，接下来该怎么办。但这种担心并不持续，我看到其他人也一样，也会焦虑，但第二天早上还是回来一起工作。那的确是充满不确定性的五年，可就算在最糟糕的日子里，我没有看到这里有一个人停下工作。」库宁说，「我们中间有一个明确的信念，丁教授会想办法解决的。困难的确存在，而且很大，但这不是实验的终点。我们会想到办法解决。」

在他的履历表上，他指着「AMS数据分析」那一行说，「到这里就是我的职业终点了。」我看了一眼办公室白板上密密麻麻的字，他也笑了起来，「好吧，我还在工作。我是指理论上，去年我就可以退休了。」我问他为什么留了下来，他想了想，「Obligation（责任）。」

他向我描述了这50多年里最大的乐趣。「L3实验里有三个结果，AMS里实验有三个结果，发现它们是我的骄傲。虽然它们是以正常的实验报告形式发表的，但从想法到执行，从头至尾由我完成，当然这个过程中有很多人帮助我，但我清楚地知道，与我并肩工作的人也知道，实验组的几个人也知道，这是我对物理的贡献，是我发现的，是我做成的。物理给予我的这个奖赏，足以让我愿意继续下去了。它们让我确信，我是一个对物理学有贡献的人，这些实验结果是我为高能物理所带来的一点点进步。」

1992年L3实验人员合影，前排左二为丁肇中。图源CERN

访谈中最快乐的时刻，是他在我的笔记本上画不同粒子的费曼图，讲解他所理解的粒子和人。在能量守恒的世界里，有一些粒子将永无止境地飞行。相比之下，人的生存十分短暂，会腐朽，会变质，甚至自相厮杀，成为彼此的障碍。人的世界有尽头，人有寿命，会衰老，会死亡，会最终化为乌有。粒子也有寿命，也会衰变，但衰变的粒子会变成别的粒子，变出更多的粒子，衰变到最后成为稳定的末态粒子，永远存在下去。人类争论物理是不是走到头了，可发现的新粒子是不是少了，做大实验是不是再也拿不到诺贝尔奖了，但事实上，变的并不是物理，不论人类发现或没发现，粒子始终在宇宙间自由飞行。

只在这时候，在这间灰扑扑的小屋子里，在这些画满费曼图的纸上，我渐渐意识到丁肇中所说的物理是什么意思，理解了支撑着他们的动力是什么——伟大的不是人，更不是奖章，而是物理。在这个世界上，伟大的是物理，纯粹的是物理，能在星际间永无止境飞行的是带电粒子，能够变成永恒真理的是物理。所谓的衰老、渺小、厮杀、浑浊都是只属于人类的性质。并不存在什么走到了头的物理，在这个宇宙中，会变质、腐朽、走向尽头的是人类，从来不是物理。

「你知道是谁发现了上帝粒子吗？你不知道。没有人会知道。人们知道提出希格斯机制的六个人，知道拿了诺贝尔奖的两个人，但并不是他们发现了希格斯玻色子。整个LHC实验，两个组，6000个人，共同合作才最终发现它，任何一个人说是自己发现了上帝粒子都是不正确的，但不会有人记得住6000个人的名字。」库宁指着我手里拿着的AMS论文，封面上列有全部参与者的名字，「实验物理是一群人的合作，来自世界各地，为了物理目标聚在一起，有人负责建探测器，有人负责数据分析，还有人负责做分析工具，要怎么分割这样的新发现？怎么去记住600个人的名字？诺贝尔奖如何能分出六百分之一呢？重要的不是拿奖，牛顿从来没有拿过诺贝尔奖，但万有引力活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

我旁观过不同的物理实验，见过形形色色的粒子物理学家，这给我的一种领悟是：粒子物理实验本质上是一个几率游戏，不管是正负质子对撞，还是宇宙线探测，真正迎头撞上目标的都是极小概率事件。短线选手会觉得这个职业风险太高，需要近乎赌博的极端运气才能恰好碰上目标事件。事实上，粒子物理奖励的是愿意等到最后的人，只要坚持地足够久，目标粒子总会出现的。

正是这种特殊的职业特点，我在每次阅读实验论文的时候都会感到一种落差感。高能物理实验的绝大多数论文是以正常实验报告发布的，这意味着，所有参与实验的人原则上都可以署名，排名不分先后，由于大实验参与者成百上千，为了节省空间，作者栏字体特别小。打开论文第一页的时候，迎面而来的是密密麻麻一整页纸的名字，一个局外人根本无从知道谁在里面付出过什么、贡献了多少，除了极少数内部人知情，一个人的物理贡献更像是巨塔奠基石，物理目标越是伟大，人的存在越渺小。

「物理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有的人一辈子都在想办法让自己拿到诺贝尔奖，我刚学物理的时候也想过，但当我决定做实验之后，我告诉自己不再去想诺贝尔奖了。」库宁说。「我意识到，现代物理中获得诺贝尔奖的唯一方法是只做理论工作。做理论，你只需要自己的大脑，一个安静的地方，一叠纸，一根笔，偶尔和别人聊聊天，这就足够了。但我喜欢做实验，实验里有物理的乐趣，也有人与人的乐趣，如何分享、如何沟通、人与人如何合作攻克难关，又如何分享成就，这其中有更深刻的问题，这也是更吸引我的问题。」

告别的时候，我希望写下库宁提到的实验结果，哪怕只写一个，让多一个人知道他在物理里的痕迹。「千万不要写错了，这不是一个人的贡献，一个人的名字旁边应该再加上几百个人的名字。」他笑着说。「只要我自己知道，物理中有一点点发现是来自我的贡献，这就足够了。」他笑着说，「我永远都不会告诉你这个答案。」

「Atoms don’t have birthdays」

没有物理的时候，丁肇中是一个过得非常简单的人。他在北京度过了自己的88岁生日，因为那一天他正在北京参加AMS升级会议，这成为他为数不多有学生参加的生日会。大部分时候，丁肇中不过生日，没有庆祝，没有活动，甚至没有人知道。聚会、社交、庆祝，都是他不感兴趣的人类生活。

「我和那些跟我一起做实验的合作者保持很远的距离。我几乎从不去他们的家里，不参加任何人的生日会，因为我没有时间，也是因为我要做实验，实验里你要保持客观，做事的时候如果不能仅以物理本身为依据，恐怕不是个好主意。」丁肇中告诉我，「我没有朋友，只有合作者。」说完他纠正了自己，「我没有很多朋友，大部分人都已经去世了。」

只在开车的路上，丁肇中会提到朋友。CERN园区里面的道路都是以已故物理学家命名的。中午去餐厅吃饭的时候，丁肇中开车喜欢从爱因斯坦大道走，因为这是一条笔直宽敞的大路，不远处就会路过吴健雄路（Route C.S. Wu），快到餐厅路口拐弯的那条路上写着「Route Isidor I. Rabi（注：物理学家拉比Isidor Rabi）」，丁肇中一边找停车位一边介绍，「你知道MRI吗？它就是基于拉比发现的核磁共振技术才产生的，我认识拉比，拉比对物理非常认真」，我说我一直在找费曼的路，他很快回答，「他也是我的朋友，他也是非常认真的物理学家（a serious physicist）」。

CERN园区内部道路以已故的物理学家命名，图为以194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拉比命名的道路。图源CERN

这是他的朋友，能在物理里理解自己的人。过去想到新实验的计划，他都会找他们讨论。准备L3实验的时候，丁肇中专门去了一趟加州找费曼，费曼人生最后十年罹患两种罕见的癌症，当时已经病得很重，他是从住院的病房里跑出去见的丁肇中，两个人在医院外面聊了很久，讨论这个新的物理实验。

「我把实验解释给他听，然后我问他，你认为这个实验怎么样？他的回答是，好吧，Sam，如果你不干这个的话，你又打算做些什么呢？」丁肇中说，这是他和费曼的最后一次对话。

拉比在1988年1月因癌症去世，一个月后，费曼去世。拉比在最后的日子里，曾接受过MRI检查，那正是基于他的物理研究实现的医学进步。呆在机器里检查的时候，看得到内壁上的反光面，拉比出来说，「我在那台机器里看到了自己」。

我问他现在在物理里还有没有朋友，他想了好一会儿，提到的是赫维系·朔佩尔（Herwig Schopper），他是曾经领导CERN的实验物理学家，今年恰好100岁。这是丁肇中现在关于朋友仅有的答案。

丁北海是丁肇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