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到大，她顶着五号头，频繁去医院，上学，忍受暴力。毕业后，努力考公，找一份稳定工作，结婚、生子、育儿、做家务。她内向、腼腆、怯懦，不怎么反抗，乖乖听从身边人的建议。

但为什么会这么痛苦呢？似乎总少了一点什么。

「我什么都听你们的，但我也没有过好我自己的生活。」她总结说。与此同时，跟这个按别人剧本生活的史妍相比，另一个反抗版本的史妍也在悄然成长。

于是阴差阳错，一个原本连说话都害羞的人，就这样站在了脱口秀舞台上。

文｜易方兴

编辑｜李天宇

图｜（除特殊标注外）李秋楠 摄

少了一点儿

握着笔，史妍犹豫了。她绞尽脑汁地想，「状」字有一点儿吗？

在《喜剧之王单口季》第四轮，史妍被淘汰了。被淘汰的选手都要写一个感言。史妍走进喜剧小屋，看到屋里只有摄像机和一个桌上的本子。能进入到第四轮，对她这个东北i人来说已经远超预期。她很开心，打算在喜剧小屋里给自己画一张奖状。

「史妍女士，荣获2018—2024年度我心目中最勇敢、最可爱、最好的自己奖。」

她接着写，「希望继续勇敢，不要害怕。」她特别用美术字画了「奖状」两个字，「还挺精美。」不过，她愣是想不起来「状」字咋写，由于不让带手机，也没法查。

「最后就少了一点儿。本来是一个挺好的结束，结果还是有点遗憾。」

史妍给自己画的奖状受访者供图

9月24日下午，我与史妍在沈阳见面，那已经是她被淘汰后回沈阳的一个多月后。一切正慢慢回归常态，但就像少了一点儿的状字那样，也有微妙的不同。我们聊天时，她抽了张卫生纸盖在录音笔上面，这样气氛就能轻松点。聊到一半，她撸起右手袖子，手腕上有红色淤伤，骑电动车摔的。她经常「大脑溜号」——思维太活跃，身体有时追不上脑子。她用一贯「微醺」的沈阳口音说：「我当时就看道边有一个坑，然后我还想，这大马路上有个坑，别给谁掉里去」。

结果，眼瞅着她自己就掉坑里了，脑袋直奔水泥台阶而去。

她最后总结：骑电动车还是得戴头盔。

「真是捡着了，要不然你今天都采不着我了。」说完史妍自己乐了，乐了一半又低下头。她有种化悲痛为段子的能力，但每次说完，自己反倒先害羞了。这次参加《喜剧之王单口季》，知名度增加不少，连当地网约车司机都刷到过她。但也不全是好事，有时会平添无形的社交压力。摔坑里那天，一个骑电动车路过的大哥目睹这一幕，停下来问「你是史妍吗？」史妍回答说「是」。然后这大哥就潇洒地骑车走了。她觉得老丢人了。

许多人在《喜剧之王单口季》中第一次认识史妍，但她已经在沈阳说脱口秀6年了。与此同时，她还干着一份物业的工作。这两份工作，在她看来分不清主副业，因为「都没干好」。对于这位39岁的脱口秀演员来说，许多人在觉得段子好笑之余，也会纳闷，她在生活里也这样说话吗？在与史妍聊了十几个小时，包括与她的朋友和家人聊过后，发现她生活里也是如此。台上台下高度统一。有人用「蔫蔫的」来形容她，还有人把她跟另一名以i人闻名的脱口秀选手鸟鸟对比，区别在于：鸟鸟丧的终点是平静，而史妍蔫的终点总是羞耻。也有人把她和付航放在一起，付航有多e，史妍就有多i，二人凑成了「i齐e」。

这股羞耻的情绪，给她的脱口秀带来了一种特别的氛围。像是一个面对生活困境想疯一把的人，情绪发泄到一半，最后却只能低下头去。史妍的许多段子都与中年生活有关，有时聊工作，有时聊家庭。有一回，她讲自己干家务：「如果说我在干家务，但是他（老公）在玩手机，那我就会觉得我干的不是家务，我干的是家政。那我干家政的话，我也可以去别人家干，万一人家没玩手机，那我干的不就是家务了吗？」

讲到这里，史妍也是埋下头去。这几乎成了她的一个标志性动作。有人评论她的段子，欢乐的表象下是疲惫的生活，还有人说「你们听了想笑，我听了想掉眼泪」。面对生活，她很少表现出彻底的开心、痛苦或是愤怒——所有情绪都像是加了个盖子，爆发起来总感觉「少了一点儿」。这反倒带来了一种奇特的张力，有一种搞笑搞到一半就怂了的感觉，从而变得更好笑了。

随口聊天都是段子的能力，有时甚至不受她控制。有一回，电梯里遇到公司领导，领导正抱着几个快递。为了打破沉默、避免尴尬，她脱口一句：「领导，还有啥东西需要你亲自买？」说完之后领导很不好意思，她也很不好意思，「我挺后悔的，真挺后悔。」还好单位在二层，电梯很快就到了。

「有的人聊天，他是一个逻辑下来的，但是我想法就像这个灯一样，它是乱七八糟的。与人说话也是这样，我会随便挑选一个想法。」史妍指着房间里的灯说。在天花板上，灯泡们自由而凌乱地分布，看起来无拘无束。

「所以我挺混乱的，自己也没什么秩序感和计划。」她经常用否定词来形容自己，但她也有自己的坚持，「我也不想给它捋顺。」史妍说。

受访者提供

「我是不是真的有什么问题？」

史妍最近做了个梦。

在梦里，她身处一个逼仄的小房间。「那是一个厕所，完了里头也挺干净的，有蹲便也有坐便，还有一台冰箱，就是太挤了，你就没有能下脚的地方，你也不知道用哪个姿势去上厕所。」

某种意义上，这种拥挤到喘不过气的感觉，几乎贯穿了史妍从小到大的生活，她在脱口秀舞台上的腼腆，也不过是这些压力的折射。

史妍最早的记忆，以一个并不愉快的场景开始，发生在还没上幼儿园的时候。当时，史妍家有一个蒸锅，里面有个铝制盖帘。她把手指插进去，发现可以把盖帘拿下来，很好玩，玩了几次，结果手指被盖帘边缘割破了，流了血。

「然后我就迷糊了，晕过去了。」这是史妍最早的晕血记忆。

晕血的人有不少，但史妍的母亲觉得这是个病，得治。「我妈挺焦虑的，老觉得我有个隐藏的病，一放假就带我去医院检查。」

从那时起，在母亲的要求下，史妍开启了漫长的看病经历。先是在沈阳看，沈阳的大夫看不出有什么病，又专门跑到北京去看，最后看到了协和医院，挂号的科室也从儿科一直挂到了神经科。

到了协和医院，看病的是一位老医生，「他也不知道该给我检查什么，最后给我做了一个膝跳反射。」讲到这史妍都乐了。「然后医生跟我妈说，你家孩子没病，但我妈也不信，回沈阳接着看（病）。」

最夸张的是，直到结婚前，由于不小心被菜刀割伤导致晕血，她因此又被带去医院做了24小时的脑电波检查。「那个检查需要把一个装置24小时戴脑袋上，挺滑稽。」她记得当时跟她一起做这项检查的，是几个脑瘫小朋友。

这段从小到大的看病经历，给史妍带来的不光是痛苦，还有极深的恐惧。母亲年轻时曾作为知青下乡，并在那段经历里「遭遇了不好的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母亲焦虑的性格，并且把这种焦虑投射到女儿史妍身上。由于去医院总是要抽血，于是每次抽血，都相当于被强化了一次晕血的恐惧。

有段时间，史妍频繁做噩梦。她对疼痛非常敏感，还经常晕厥，这种情况已经不再局限于打针抽血了，手背磕到桌角上会晕过去，跑步摔了也会晕过去，家里人就抠人中把她弄醒。

到最后她甚至自我怀疑，「我是不是真的有什么问题？我感觉自己是个有bug的人，人中是我的开机键，我陷入一个循环，死一次再活一次再死一次。」

史妍不喜欢这样的自己。这种恐惧扩散开来，一度支配了她的生活。小时候母亲会出口算题给她做，「一个都不许错，错了就整个重来一遍，后来我就觉得没有什么自信了，在数学这方面我就觉得我好像永远都算不了全对，总要错一个」。

这种控制是方方面面的。在家里，史妍是没有隐私的，所有的日记父母都会翻看，父亲甚至还会当着亲戚和史妍的面背日记里的内容。史妍喜欢长发，但妈妈觉得「长发影响智力」，这使得每次去理发店，母亲都告诉理发师只能剪五号头。所谓五号头，源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女篮五号》电影女主角的发型，要求刘海不超过眉毛，鬓角不遮住耳朵，发根与脖子平齐。后来长大结了婚，就连怀孕生孩子，本来预产期是五月初，也在母亲的要求下，四月底就提前做了剖腹产，原因是母亲害怕「大夫五一都出去旅游了」。

不光具体的事，甚至连情绪也能被控制。小时候，她妈妈还经常跟她玩一个「笑或哭」的游戏，「在很短的时间里，我妈说她想让我笑我就会笑，想让我哭我就真的会哭，我一开始不信，结果她开始表演之后，在很短的时间里，我就真的会笑或者哭。」

另一边，如果一个孩子在家里遭遇不快，好的校园生活能够治愈她。但在史妍这里，这条路也被封死了。尤其是在整个初中，史妍都遭遇着校园霸凌。

「有4个女生每天都在骂我，只要你到学校了，就开始骂你。」史妍说。事情始于初一的一次口角，慢慢演变成长达3年的孤立。被骂的时候，史妍很难反抗，因为她在班上没有朋友，经常是一个人。她记得有一次卫生值日，她一边打扫卫生一边被同学骂，最后这几个人还向老师打报告，说她干活儿偷懒。「我没别的办法，只能忍耐。」史妍说。

史妍记得，「其中有一个女孩，她爸是医生。」

最后，就算找家人求助，也失败了。回家跟妈妈说了之后，妈妈反过来指责她，「还不是你自己处理不好和同学的关系，为啥没骂别人偏偏骂你？」史妍说：「那个时候我很想转学，跟家里说了挺多回，我都没转成。」

她对此非常失望，从中得出的经验是「没有任何人愿意站出来为我说话」。之前她还是一个话多且活泼的性格，结果初中三年「基本没怎么说过话」，就算说话声音也很小。因此，同学给她取了个外号叫「蚊子」。

许多人能直观感受到史妍的腼腆，但人们看不见的，是那些更深的隐藏在水面下的恐惧。这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她，影响了她后来说脱口秀的方式，以及往后的生活。她恐惧到了什么程度？高中时，学校操场施工，挖了一条小沟，有约一米深，但是只有巴掌那么宽。但在史妍看来，这条小沟就如同天堑一样不可跨越，浮现在脑海里的全是摔断腿的灾难画面。到了非过不可的那一次，「我就像小狗似的，加速奔跑，往天上用力跳跃，才终于跳过去了」。而直到上大学时，史妍都不敢坐往下来的滚梯，别人都下去了，她得犹豫挺长时间才能迈出第一步。更不用说坐飞机这样的「恐怖事件」，第一次坐飞机，她的眼泪「唰唰往下淌」。

一次讲冷场之后，史妍低着头谢幕受访者供图

「一个狗尿苔都没有」

面对这样的处境，史妍想出了一个应对方法——逗自己开心。这是年幼的她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办法。她当时不知道的是，这种从痛苦中发现快乐的能力，还将在往后的日子里多次帮助她。

刚上小学时，她们家搬到了楼房，赶上放假，母亲不让史妍出去玩，天天把她锁在家里。她家在二楼，而一楼是一个派出所。

「在东北，打架斗殴的人，有的会被直接铐在暖气片上，我就拿笔跟这些人交流。」交流的方式是：楼上史妍敲几下暖气片，楼下被铐住的人就会回应几下，就跟发电报似的，画面很喜感。这种颇为滑稽的「聊天」，融化了一部分孤独。

但派出所也不是天天都会拷人，遇上风平浪静的日子，史妍就在家里打乒乓球。不过，她并不会打乒乓球，就天天拿着乒乓球对着墙打，「我看看啥时候我能打到最多，我要破我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虽不至于像《阿甘正传》里的阿甘那样打到世界冠军，但她也不断超越自己，最多的一次连续打了700多个。

从很小的时候，史妍就体会到了语言能给人带来快乐。这就像一根针，在充满压力的生活气球上扎了一个眼儿。

史妍的父亲是个不会轻易表扬女儿的人，但他对于史妍写故事的水平给了很高评价，「小学时，她写给家长的一封信也好，写记叙文也好，讲故事很有条理，思路也很广，这让我印象很深刻」。

比如小学里有一次，老师布置一个看图写话的作业。画面是一个小女孩在采蘑菇。史妍写的作文大意是：「下过雨，小红去采蘑菇，看小红采得多好，一个狗尿苔都没有。」在当地，狗尿苔就是指的那种不能吃的蘑菇。看了这篇，给老师乐坏了。

还有一次，小学第一次春游，老师让回来写日记。史妍写得老长了，花了很长时间。老师问咋还没写完，原来，史妍把班上每个人的名字都写到了作文里，「我就觉得每个人名背后都是一个故事，然后我就开始写，这个人为什么叫这个名字，然后就越写越长。」最后交上去，也得到了老师的表扬。

史妍从小就有这种超强的吐槽能力，以至于有时候会带来尴尬。很小的时候，史妍跟父亲一起去单位，父亲的同事们就指着一个穿西装的老头问史妍，这人是谁？这个人实际上是父亲单位的局长。结果史妍脱口而出，「他是箱子里的大人」。所有人都笑了，倒是给那个局长吓坏了。

这也给史妍带来了一种独特的乐观精神。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史妍虽然写作文的能力很强，但是数学极差，到了高中，有时候只能考30分，这要放许多人身上可能直接摆烂不学了，但她还是一直没放弃学习，每节课都听讲，也听话，但就是成绩不理想。

到了高考，史妍反而乐观起来。那是非典爆发的2003年，物理化学题目特别简单，「考的都是书上的题，我又正好只会书上的题」。

另一方面，当时数学卷子出得又特别的难。「我又捡着便宜了，因为数学好的，比如我老公平时数学能考120分，高考都考90分，而我高考数学考了60分，这分数差距一下子缩小了。」

这一来二去，史妍当年高考成绩刚好够上二本，她挺满意。就是志愿不太好填。「因为你稍微报高一点儿，还得回来重新选择一个好一点儿的大专。」她自己翻报考的书，翻着一个二本的学校，校名写得很磨叽——辽宁省XXXX高等专科学校（发本科毕业证），光校名就占了两行。她去问老师意见，老师寻思谁能报这学校啊，「史妍你报吧，你肯定能考上」。

就这么着，史妍最后报了这所大学，且被顺利录取。后来她把这一段儿写进了脱口秀里。当时，她拎着一大皮箱行李，站在大学门口，看着校门上十三个烫金大字，心想着自己的人生马上要扬帆起航了。结果走过来俩初中生，一个大个儿说「看着没，将来你就考这学校」，给另一个小个儿气的，说「你看我不给你告老师的，你才考这学校！」

这还没完，到了晚上分了宿舍，同学们一起唠嗑，史妍还挺高兴，哪知大伙儿都开始哭，有个同学哭着说：「我要是再多考两分，我就不至于来这儿。」

更悲催的是，史妍偏偏报了个环境工程专业。在她的设想中，这个专业学成后能去治理环境，她当时的理想，是把奶奶家屋后头那条贯穿整个县城的臭水沟子给治理一下，「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结果真学起来，发现这专业是工科，要学高等数学，但她连高中数学都学不明白。尽管她一节课都没逃过，每节课都听，但还是差点毕不了业。

直到现在，她觉得自己能毕业都是个奇迹，「是不是老师看我出勤率高，给我分儿抬了一下」。不过这学校很奇葩，发的是隔壁一个学校的毕业证，也不举办毕业典礼，更没有校长拨穗的环节，这「少了一点儿」的仪式感，让她至今都觉得很遗憾。

至于奶奶家屋后头的臭水沟子，则在大学期间，被当地用水泥板子全盖上了。臭水沟子「消失」了。

就在这样的荒诞中，史妍毕业了，开始找工作。等她走入社会，前面还有更难也更荒诞的现实在等着她。

受访者供图

听妈妈的话

如果把史妍毕业后的人生划分阶段，可以分为泾渭分明的两个部分。

前一部分，史妍是以父母期望的样子去活着。「在我们家的认知里，公务员就是最好的工作」，所以史妍毕业后一直在考公务员，「就连事业编也去」，一共考了二十多次，一直考到了35岁的年龄上限。

「我不知道我为啥考，而且也不知道我考上之后能干啥。」史妍说。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去吉林考试。她自己一个人，坐了一宿的绿皮火车，晚上9点坐火车，凌晨3点到的长春，然后早上8点考完试，晚上再回到沈阳。

「虽然不知道自己在干啥，就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史妍说。这一次，她过了笔试，接到了面试通知。

哪知道，全家一下子沸腾了，寄予了巨大期待，「就好像我怎么地了似的」。期待与压力常常相伴而生。「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去就可以，我妈就非常重视，她说她也要去，当时我就非常紧张，我就突然觉得这个事儿没有意义了。」

这次面试最后也失败了。

这样的「失败」，在史妍的人生中反复发生着。考公的间隙，她也会找一些工作填补，但这些工作时的遭遇，往往也一言难尽。

2008年时，史妍曾经找到过一份短暂的工作，这公司是一家施工单位，「进去之后才发现这公司酒文化很盛行」。干了3个月，到了年末，公司组织大家聚餐，史妍跟另一个女孩坐到一起，史妍不会喝白酒，就把酒悄悄抿到了手绢上，结果被老板发现了。

当时，老板点名批评她，说她「人品不好、不诚实、耍心眼」，后面整个饭局都在说这个事。那之后，她就接到通知，说不用来了，也不用参加公司后面的团建了。「本来元旦会组织大伙儿泡温泉去，我还挺期待的，结果没等到那天。」

职场上与酒有关的遭遇不止这一次。在后面的公司里，史妍当时怀着孕，肚子已经挺大了，到了饭局上，领导虽然不劝酒了，改成劝可乐，说「你不能喝酒能不能把这可乐干了？」

从小时候起，对于这种权力不对等带来的强控制，史妍并不陌生。她原本期待进入社会后会好转，但好像还是那么令人窒息。不光是酒，比如在她怀孕期间，公司男员工跟她一起在会议室开会，她发现每个人都在抽烟，「当时有一个领导还故作关心地问我，他说『抽烟没事吧？』然后大家就接着抽，我也不敢说啥」。

这种冒犯也分人，后来有个女领导来开会，挺高层的一个领导，现场就没有一个男的抽烟。

她觉得这不对，但又说不上哪不对，常常陷入内耗。有时候她还会自我否定，「会不会跟我性格也有关系？我如果大大咧咧一点，是不是会更好一些？」

就像小时候被锁在家里敲暖气管子那样，在这样的处境下，她也会想办法逗自己开心。

受访者供图

史妍有一份工作是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做HR，这也是对她影响最大的一份工作。用她的话说，叫做Happy Robot，也就是快乐机器人。不过这个工作的内容相当枯燥，主要分为两块，一块是给文件盖章，另一块是整理员工档案。

她从整理员工档案中发现了乐趣。每个人从小学、初中到大学，包括父母干啥，都写在里面，在各种档案里，她看见了不少秘密。包括有的同事学历造假，「有的人跟我们说自己是很好的那种学校，但实际上是网络教育；还有的人说自己是本科，然后档案里写着是夜校。整个公司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这个秘密。」

这样的现实让她觉得滑稽。「整个一个草台班子。」

最难受的时刻出现在做那份工作一年之后，那是一年的最后一天，她在自己的工位上，面对着面前摆着的一个本子，内心非常难受。

这个A4纸大小的「公章审批本」，浓缩了史妍一年里最核心的工作——盖章。这一年，她记不起自己盖了多少章。「按规定，公司谁审批了这个公章，审完之后我就得给人家盖一个章，在一年的最后一天，我意识到我得换一个本子了，当时我就陷入了思考，我意识到我可能往后每一年都得换一个本子，就好像自己不是在盖章，只是在为公司记录时间，有人会觉得这工作有意义，就这个活儿许多人还得抢，但我就觉得这个事没有什么意义。」

那一天，她对着一个本子痛哭。

氧气

未来似乎一眼就望到了尽头。

从小到大，她顶着五号头，频繁去医院，读书，忍受暴力。毕业后，努力考公，找一份稳定工作，结婚、生子、育儿、做家务。她内向、腼腆、怯懦，不怎么反抗，乖乖听从身边人的建议。

但为什么会这么痛苦呢？似乎总少了一点什么。

「我什么都听你们的，但我也没有过好我自己的生活。」她总结说。与此同时，跟这个按别人剧本生活的史妍相比，另一个反抗版本的史妍也在悄然成长。

头发成了反抗的前沿阵地。从小都是剪五号头，后来没人管了，她开始留长头发，最长的时候长发及腰。「我可想梳辫了，我就留了一夏天头发，好像能有这么长了，然后梳了一脑袋小辫儿，自己编的。对着镜子看，感觉特别开心。」

史妍的老公老周是她的高中同学，两人在大学里相恋，进入婚姻之前也遭遇过母亲的强烈反对。但史妍就认准了这个人。她当时反抗的方式是天天哭，最后两人终于还是结了婚。

老周对史妍的评价是「很善良、内耗，同时特别循规蹈矩」。尤其是最后一个特点，「她感觉每一步、每一个工作生活的选择，都应该按照老一辈或者身边的人的模板来运行」。

老周一直鼓励史妍打破这个刻板的规矩。两人刚开始谈恋爱时，他们在商场逛街，商场里有那种挺长的滚梯，史妍突然冒出一个念头，面对那个从上往下的运行的电梯，她很想倒着跑上去。要知道，向下的电梯一度是史妍最恐惧的东西之一。

结果老周二话没说就拽着她，直接反着跑了上去。「给服务员逗得直乐。」那个场景至今留在史妍的脑海里，是她觉得特别美好的时刻。

她也努力从这种控制中浮出水面去呼吸。还有一次，她由于压力比较大，正在家里发呆，母亲就进屋来了，批评她不叠被子。「当时我非常委屈，我这个年龄好像已经到了一个拥有发呆自由的年龄。」然后史妍就哭了。

不过，母亲对于史妍的哭无法理解，「不叠被子你还有理了？」

发呆也是因为史妍爱琢磨。她经常琢磨的一个问题是，人生的意义是啥？有时候她觉得自己想这个问题也很荒诞，「老想这个问题人其实挺累的，那种天天把该干的活干好就行了的人也挺好的，但是咱做不到，也不知道为啥。」

有了孩子之后，史妍定下一个计划，每年孩子一过生日，她就给儿子写一封信，「其实有点自恋，因为他啥也不知道，光我自己在这写，妈妈这一年怎么样，都在干啥，对人生有了什么感悟，希望你将来怎么样之类的。」

结果，写着写着，有一年，史妍就发现没啥可写的了。「我发现我没有资格说这个话，我天天在干啥自己都不明白，写得很痛苦，写完之后非常的羞耻。」

这期间还发生了另一件事，史妍脖子的左侧长了一个小笼包大小的包，「我心想它咋能肿那么大，就合计上医院看看」。到了医院，大夫带了一个实习医生，检查完之后告诉实习医生「把右边查一下，看看是不是从右边转移过来的」。

史妍一听「转移」，当时整个人都崩溃了。由于开完B超检查单子之后，还得排队等几天，当晚在忐忑不安中，她陪孩子认字的时候就哭了，一边讲故事一边流眼泪，「我觉得我可能是看不着我儿子上大学了」。

结果过几天检查完，显示就是发炎了，吃几天消炎药好就好了。

虽然是虚惊一场，但是带来的死亡恐惧，和想趁着还活着做点什么的愿望是真实的。还有一次，她去参加一个线下活动，本质上是个相亲活动，但她真以为这活动就像名字所写的是要「发现最好的自己」。当时一群人坐在一起，想象未来是怎么样的，史妍冒出来一个想法：「我想跟那种很好玩，然后又很厉害的人一起吃火锅。」

很快，在2018年，她真的找到一个机会。她的一个朋友在上海看完开放麦之后，回到沈阳跟史妍说，「咱要做一个东北的那种完全区别于二人转，老少皆宜，连小孩都可以看的脱口秀」。由于知道史妍文笔不错，她就找到史妍帮忙给写公众号推广。

那是史妍第一次接触开放麦，她不知道啥是开放麦，就去现场听了一回。听完了她觉得很不对劲，「这样不行，大伙儿都在台上跟做演讲似的，一讲讲半小时，没有一个笑点。」史妍很严肃地跟对方说：「这样的话咱们这是欺骗观众，时间长了就没人来了。」

「你让我写一篇，我上台试试。」那是史妍第一次冒出了要说脱口秀的想法。回到家她写了5分钟的段子，讲的是之前在公司里的那些糟心而滑稽的经历。她完全自己摸索，按照其他网上脱口秀段子的笑点分布，比如说几句就该笑了，或者哪里该加一个梗，就这么完成了人生中第一篇脱口秀稿子。

史妍之前的许多痛苦，很多时候都源于觉得自己所做事情无意义，她否定曾经的人生，连带着也一并否定了自己。但在那一刻，似乎所有过去经历的那些东西，又以新的方式焕发了价值。

从现在的眼光来看，那是个很小的舞台，相当于一张讲台的大小，台下坐着20多人，大部分都是认识的朋友。当时所有人都不知道开放麦，甚至表演前，所有人还一起跳了一个暖场舞。史妍的脱口秀排在中间，上台前，她紧张得几乎无法呼吸。

但她做到了，完整讲完了人生中第一个5分钟。那5分钟里，她收获了当晚所有节目里最多的笑声。

另一个俱乐部的工作人员马娇，后来看到了史妍的演出。这两个相差13岁的女生成为了彼此最好的朋友。「那时候沈阳还没有特别成熟的一个演出体系，台子很小，观众也没几个，我记得史妍当时头发还比较长，印象中还是扎小辫儿的，还穿个小背带裤，戴个小圆眼镜，蔫蔫地在那讲她的段子。我当时印象老深刻了，回去就跟我室友说，今天这个人可逗了。」

那次散场后，还有人过来跟史妍拥抱。那个时刻史妍至今记忆犹新，那是对她来说极为重要的瞬间。在过去的那些日子里，她经历了太多否定、压抑和排斥，直到被人拥抱的那一刻，史妍感觉「像是有光从上方打下来」。就连吸进肺里的空气，都像是拥有纯度更高的氧气。

史妍第一次开放麦合影受访者供图

不完全好

从那之后，史妍一直在坚持兼职说脱口秀。不过，找到了自己感兴趣并且想做的事，并不代表之前那些处境就消失了。

母亲还是那个母亲，物业的工作依旧消磨人心，家务该做还是要做，儿子还长大了面临着新的问题……一切似乎并没有好一些。压力太大的时候，史妍说自己是关闭的状态，「我就像一个蛤蜊，蛤蜊合上了，你就写不出来」。

但新的力量、新的关系会把她拉出来。朋友马娇把这个形容为「心里没缝的时刻」。当这个时刻来临的时候，她和史妍俩有时候会约出来聚聚。两人经常碰头的地方是沈阳的K11商场，商场的负一层有个区域有20多把椅子，椅子上有小垫子，很多路过的人，包括外卖骑手都在那休息。「这个地方最早是史妍发现的，各行各业的人都有，没有人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们，我说这都快成我俩办公室了，我俩就天天来这上班得了。」马娇说。

史妍也喜欢说脱口秀的这帮人。

过去的那些年里，她虽然内心情感丰富，但又极为抗拒情感流动，因为害怕别人的指责和攻击。所以很多时候她宁愿不说话，也没啥朋友。但当她进入脱口秀这个圈子后，发现圈子里许多人其实相当真诚，「他们没有什么攻击性，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也没有什么负担。」

2021年，史妍刚好遇上低谷期，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都感觉很痛苦。在一次线下演出的时候，她赶上给付航开场，后来两人就加了微信。那段低谷期，她其实给许多身边的人讲了自己在公司的遭遇，结果许多人都是站在更高的立场上劝她，只有付航是从她的角度在安慰她。

「付航跟我说，姐你就做自己的号，别管那么多，姐你是物业，我是保安，咱们都已经这样了，你还有什么顾虑。」那之后，史妍觉得付航简直是一个心灵导师。

这让史妍突然有了一种「豁出去了」的感觉。最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2022年，史妍自己去献血车里献了一次血，「献了300（毫升），这次，我靠意志力没有晕。」

「没有晕」给了史妍相当大的鼓励，在脱口秀上，她也能保持清醒和欲望。

史妍在开始说脱口秀的时候，也伴随着这种演出形式在中国逐渐发展，各个地方的脱口秀专场也开始办起来。当时的史妍还只是在台上有5到10分钟的表演机会，她对于看其他人专场的感受记得特别深刻。

当时有个男演员正在台上讲脱口秀专场，讲了一半口渴了，就拿起凳子上一瓶矿泉水喝了起来。「喝水那一下给我迷倒了，你说人喝水的时候怎么能那么帅？」这么想的关键，倒不在于这个演员有多帅，而是在于那瓶水——因为只有说专场的演员，有资格在台上喝水，而工作人员也会在他们的凳子上放上一瓶矿泉水。

「我说我啥时候要是能喝一次水就好了。」当时，史妍还只是讲拼盘，讲专场需要相当体量的稿子，但史妍那会儿还不知道写什么。加上当时赶上疫情，作为物业老是挨骂，稿子也写不动。

史妍如果遇到创作瓶颈，周周就感觉自己帮不上什么忙，周周也是一位脱口秀演员，与史妍年龄相仿，同在沈阳。作为朋友，两人经常会吃饭聊天，「我们见面经常就是互相笑，也没有非要找个话题来聊的压力」。周周说。

「史妍的创作是特别的，我们还是有一些创作的固定路子，而史妍靠的是一种天赋，她的想象力很妙，节奏也很特别，这跟其他演员都不一样。」

周周也是个内向的人，像史妍一样，她最终也站在了脱口秀的舞台上。所以在这个方面她能够理解史妍，「由于比较内向，所以经常观察，加上说话少，也缺少表达的机会，讲脱口秀就成了一个表达的契机。」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层面越压抑，反而越有表达的渴望。

后来偶然有一次，史妍在回广州的时候，跟毛冬一起演出。毛冬是个很外向的小伙儿，曾经获得单立人喜剧节新人赛冠军，后来也参加了《喜剧之王单口季》。正好，毛冬有个播客节目，叫做《基本无害》，已经录了好几百期，很多人喜欢听。当时，他邀请史妍一起录一期播客。

录这期节目，正赶上史妍最沮丧的一个时刻。那之前，史妍去医院做了一次检查，检查出强迫症、焦虑、抑郁，还有严重的社交障碍，基本啥都全了。节目里，毛冬这么介绍史妍，说「遇到一个嘉宾什么都不感兴趣，想聊啥都不干」，当时史妍的愿望是当一名月嫂，「因为能干一个月休息一个月」，是一种能量很低的状态。

不过，两人聊着聊着，聊了两个多小时。史妍也是这才意识到当时自己有多么需要与人说话。她狠狠地吐槽了一下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感觉内心松快了不少，她很感谢毛冬，「感觉还是需要跟那种很有能量的人聊天」。那之后，她回到家，很快就写出了物业的段子。再加上后来在肯德基听到的两个老婆婆唠嗑，并且说儿媳妇坏话的让史妍很生气的经历，她写出了自己完整的专场稿件。

她终于有了自己的专场，她给专场想了个名字，叫《憋说话》。原因也与她对于说话的害怕有关，「我就感觉我跟人说话之前老是有挺多顾虑，本身说得也少。」而如今，她竟然说起了脱口秀，还说起了专场，这感觉挺奇妙。

史妍带孩子来看自己演出受访者供图

记得刚开始说脱口秀一年的时候，她给孩子写过一封信，「当时自己有点沾沾自喜，我想告诉孩子，说喜欢做的事一定要坚持下去。」而现在，她领悟了一个新的道理——「其实坚持也没有意义，因为喜欢的事儿可能会变的，也不要太执着。执着不是人生的意义，就是你想干啥你就去试试，这个才是意义。」

就这样，在今年9月份，抱着「去试试」的心态，史妍也站在了《喜剧之王单口季》的舞台上。去之前，她还跟朋友马娇商量，两人达成一致，「咱就去露个脸就行，也不用太给自己压力」。

节目录制的前一天，史妍特别紧张。当时是彩排，史妍在台下，「我觉得我自己怎么好像都不能呼吸了」。她第二场讲的是自己婚姻的段子，「我觉得我的婚姻，就是我守着厨房，他守着厕所……」结果整场炸了，效果出奇的好。

第一场在物业工作的段子，反响也很不错。不过，到了第三场，原计划「露个脸」的史妍的心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我就有胜负心了。」最后她在台上讲述了自己教育孩子的故事，模仿了一把单田芳的评书，差一点没晋级成功。等到了第四场，史妍经历了前三场心态的转折，反而变得平和起来，这一场讲的是焦虑，「这个段子其实风险很大，因为有的地方演出观众反响很好，有的地方反响却很不好，而我从第四场开始讲的时候就感觉到了不妙，因为现场观众全程听了都不怎么笑。」

在史妍之前，也有一些演员讲了之后效果不好，她其实能看到，有演员讲到一半放弃的情况，但史妍不想那样，她一直保持着高昂的情绪，坚持讲到了最后一刻——哪怕没有人笑。

不出所料，她被淘汰了。但她反倒挺开心，在她人生之前的那些年里，她经常放弃，经常退缩，习惯性地把自己藏起来，但这一次，她坚持到了最后一刻。放弃和逃避对人来说通常是更省力的做法，但当时她有个极其强烈的念头，「在这件事上，放弃对我来说，这一次我接受不了。」

她欣然接受了这次失败。也没有哭。结果到了第二天中午，阎鹤祥给她发来一个微信。阎鹤祥是个很真诚的人，当时在节目里，阎鹤祥也表达了对史妍的欣赏，这次被淘汰后，阎鹤祥同样鼓励她，给她加油，说下次有专场给她助演之类的。史妍看了，当时眼泪一下子淌下来了，「决堤了」，好像这些天的压力一下子释放了。

那天晚上，回到沈阳的史妍睡得很好。

只不过，在送给自己的奖状「少了一点儿」这件事上，始终还是觉得是一个遗憾。回来后，史妍找马娇一起逛街，两人去坐地铁，本来是要在奥体站下车，结果马娇睡着了，两人也坐过站了，「我就让她继续睡，也没有啥着急的事儿」。

然后，两人坐到了世纪大厦站。在这一站，马娇醒了，然后两人下车。沈阳的地铁有个特点，一号线和二号线，建成的时候还找来一些名人给站名题字。而世纪大厦站正好是余华题的字。

史妍路过时正好看到，余华写的大厦的厦，上面写的竟是个广字头，「好像多写了一个点儿」。她一下子觉得好像是某种命运的巧合，回到家写了一段文字——

「2024年，史妍给自己画奖状少写了一个点儿，在地铁口，看见余华老师多写了一个点儿，嘿！

每个人都不是完完全全地好，这个『不完全好』，拍了拍另一个『不完全好』。它呆呆在时间和空间里等你，不声不响，等你看见它，然后抱你一下。」

尽管几天后，史妍得知余华老师其实没有写错。多了一个点儿的厦，是繁体的正确写法。「但改变好像已经在发生了，我好像已经完成了一次『啥』，我不知道这是啥，但是我完成了一个东西」。

史妍说，「我不是最好的，这次我打算鼓起勇气试试，并且衷心祝福我的朋友是最好最好的那一个。」

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