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科到底有什么用？

2024年高考刚刚过去，「文理之争」再次成为一个热点话题。高校中的文科生，似乎也在经受着某种普遍的焦虑：课程设置不专业、授课内容脱离时代、就业前景不明朗，甚至很多文科生自进入高校以来，就不得不将「卷绩点保研」「考研」「考公」视为自己的出路。在今天，文科生还能做些什么？文科真的只是一门「无用之用」的学科了吗？

在这个毕业季，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院长朱国华，选择将「文科何为」作为学院毕业典礼上的致辞主题。他从当时甚嚣尘上的张雪峰的一句「文科都是服务业」开始谈起，与台下即将毕业的学子探讨在今天绩效主义盛行的环境下「文科的意义」。

7月中旬，我们在上海的一间茶室见到了朱国华。他1982年考入华东师大中文系，后在南京大学中文系取得文艺系博士学位，曾任华东师大中文系主任。这份毕业致辞演讲传播到网上之后，获得了很多讨论，也引发了一些争议。朱国华认为，自己无意于掩盖当下文科生「就业难」的现实问题。但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文科可以作为抵抗绩效主义、让人们能「从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中抽身，换个视角重新打量社会、历史和自我」的一把武器。

我们与朱国华探讨了他对于「文科危机」的理解。其实现实层面的「文科危机」并不是一个新话题，在近一百年间，世界范围内的文科招生规模一直呈现着与经济周期相关的波动。但另一方面，作为一种知识体系，一种理解社会和自我的途径，「文科」所展示的批判性力量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缺席。

朱国华认为，「尊重文科，就是尊重我们自己。」

以下是《人物》与朱国华的对话——

文｜王媛

编辑｜楚明

把文科当作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

人物：作为一位文科教授，你为何选择在今年的学院毕业典礼上选择「文科何为」作为演讲的主题？

朱国华：这个问题其实我一直都有一些思考，但有一件事是我做这个演讲的契机。今年4月有一则新闻，一名青年教师疑似因为压力太大而自杀。他没有通过学校第一个聘期的考核，在「非升即走」的规则下面临着巨大压力。这个事情反映出社会现在弥漫着一股绩效主义至上的氛围，我对这种现象是非常不满的。写这篇演讲稿的最初意图，是想要对绩效主义说不。

今天的绩效主义盛行，实际上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压抑的程度了。我们的社会评价系统，似乎都是看功效、看数据。在绩效主义遍布的情况下，每个个体「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很难有人会不承受压力，顶多就是躺平，「我不跟你玩了」。

所以我在这种背景下谈「文科何为」，其实是把文科当作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我呼吁大家重视文科，并不是在现实层面上谈学科建设，而是更关注它的终极意义。

人物：「文科」可以作为抵抗绩效主义的一种方式吗？它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朱国华：我并不觉得文科可以直接抵御绩效主义对人的异化，但它可以让我们看到自身的处境。文科首先是一个知识体系，但是它与人和社会发生关联，它的关注点是「人」，是我们的社会、生活、历史、传统、生活经验等方方面面。一些科学技术解决不了，或者无意解决的问题，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在关注和试图解决它们。

文科的学术训练核心是培养人的批判性思维。简单一点说，批判性思维培养我们分析复杂文本、数据或社会事实的能力，让我们对那些视为当然的观念提出质疑，甚至把自己也纳入被质疑的对象，也就是鼓励自我反思，它要求我们从多元视角加以思考，尤其让我们关注事物的伦理维度。如果你具有一定的人文视野，你会对一些东西看出问题。

我演讲时其实举的例子都是绩效主义的例子。我说的第一个例子，原某大厂副总裁说「员工闹分手提离职，我秒批，为什么要考虑员工家庭？」这个会让我们感到不舒服。一个企业鼓励的是狼性，强调的是绩效为王、利润挂帅。这是人家的企业文化，你不喜欢，你不进他们企业就是了，我们能这样想么？这位原高管在后面的道歉声明中其实也强调的是其人初心是好的，只是态度有点急，方法不大对。她并没有意识到任何一种企业文化，都必须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当她强调「我们的关系就只是雇佣关系而已」的时候，换句话说，当她把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视为一个抽象的劳动力的时候，其实她内心秉持的价值观与19世纪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资产阶级价值观相距不远，这些观念马克思等哲人早已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绩效主义的大行其道，应该与资本主义的兴起是同步的，它本身也可以说是现代性诸多侧面中的一个。现代性的诸多弊端也催生了它的反对者，我们有时候也称之为文化现代性或审美现代性，它批判理性的滥用，对人的压抑，关注工业化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突出的就是人被物化的问题。

对绩效主义的批判只是人文学科发挥效用的一端而已。我只是以此示例说明文科的实际用途。从某种意义上，人文学科能让我们从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中抽身，换个视角重新打量社会、历史和自我。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人文科学才获得它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换句话说，尊重文科，就是尊重我们自己。

人物：绩效主义在当下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朱国华：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了物质上的丰裕，但它常常不能够解决人心灵的问题。今天我们的幸福感好像不升反降，我们精神上的焦虑大大增加了。现在很多人焦虑的不是温饱的问题，而是因为许多其他问题，例如必须拥有名包、名表，要开豪车住豪宅，孩子在小学就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我们每个行业好像都陷入了内卷的状态，人们经历的每个阶段都在比拼，每个社会阶层好像都不放松，每个人，嗯，这样说有点夸张，很多很多人吧，都在抱怨。中国传统文化是讲适性逍遥、乐观豁达的，但我们当代人，许多都感觉自己苦哈哈的，都活得很累。

人物：如你所说，当下很多人正在面临着精神危机，精神如此紧绷。你觉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朱国华：这是个非常大的问题，我其实没有能力回答。每个时代都可能出现与之相联系的特殊精神危机形式，也各有其赖以产生的具体社会条件。我相信每个人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上会有各种各样的回答。我还是从人文科学的角度来讲吧。

我们这个时代，在世界范围内，文科甚至文学、艺术这些东西正在边缘化。我认为无论是人文学科的知识，还是文学艺术，都是鼓励多元化解读的。托尔斯泰描写的安娜确实出轨了，从传统的道德观来看，她的痛苦咎由自取。但托尔斯泰唤起了我们对她的同情，这是怎么回事？这说明好的文学会把生活的复杂性告诉我们，我们有时候很难做简单的非黑即白的二元选择。但是在我们今天这个网络社会，网上人人都可以发声。人们不耐烦听你慢条斯理讲道理，喜欢直接表达观点，当然意见越鲜明越好。所以现在是短视频为王的时代。严密论证是讨人嫌的，甚至迂腐可笑的。这样，网络世界中，人文学科找不到什么重要位置。基本上人文学科论文的推送，还是人文学者自产自销自娱自乐为主吧，流量上不去的。换句话说，人文学科或者文学艺术所倡导的对社会和个体的多元化理解和深度认识，与时代的快节奏不大合拍。

但是各种自媒体也好，各种微信群的话题讨论也好，无论是出于追求流量的动力，还是为了表达的刺激或强度，都倾向于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从而夸大意见的分歧，并且不断加深加固各自已有的观念甚至感情的鸿沟。我们听不下别人的声音。假如说我们对同一个事实可以接受多种不同的解读，承认别人论述也有其合理性，我们就不会那么偏执，也可以去除掉一些戾气。

我要说明，我们不能说人文学科的边缘化导致了如今的精神危机，但无疑，如果我们对人文学科有更多的尊重和认可，也许我们今天的社会氛围就更祥和一点。

人物：当下所感受到的焦虑，除了物质层面的追求以外，还有一种对于确定性的焦虑。小环境和大环境的不确定性都太大了，以至于我作为个体，除了「内卷」以外，不知道怎么才能不被抛下，或者不知道还能怎么去追求生活的锚点？

朱国华：我同意这种说法，但这个事情我们是没有办法应对的。我们怎么解决生活中的不确定性？没有办法的。不要说我们没有办法，特朗普也没有办法，一颗子弹向他打过来，他能左右吗？在中国的文人里面，为什么苏东坡这么受大家的欢迎，他就是「随缘任运」，不会为未来的什么东西患得患失。即使遇到什么倒霉的事情，被贬到海南去了，他也是想方设法活得有滋有味的，当然我说的是精神生活，他照样没有废弃自己的著书立说、琴棋诗画，还带飞了海南的教育事业。

不确定性假如是我们无法改变的东西，那么我们只能适应。我们的儒道释都讲心性的自我修炼，我觉得许多方面对今人还是管用的。学到了其中的精髓，可以做到守住自己的心不往外跑，万变不离其宗。什么事情来了，你再去见招拆招，提早地担心、焦虑是没有意义的。顺便说一句，我去年的毕业典礼致辞「仁者不忧」，就是专门讨论在不确定的时代如何寻求确定性这个问题的。

图源电影《玩乐时间》

关于「文科危机」的讨论，早在一百年前就出现了

人物：「文科危机」是现在大家很关注的一个话题。前段时间张雪峰的一句「文科就是服务业」，激发了很多人对文科处境的讨论。您在演讲中也提到了这件事。

朱国华：在这里我要有一个正面的回应。因为网上很多人认为张雪峰是对的，认为我强调文科价值是在唱高调。我觉得这里面有两点要澄清的。第一点，文科它不是一种行业，它是一种知识体系。文科的某些内容可以转变成职业技能，但文科不能等于职业培训，它有自己的独立性。第二点，张雪峰的说法有一种不健康的羞辱意味在里面，缺乏对服务业的尊重。我觉得任何职业都是平等的，只是分工的不同。当然，很遗憾，这样的平等意识在我们社会经常是被漠视的。

人物：张雪峰的说法非常粗暴，但是他的这句话能引发这么多的讨论，说明还是戳到了很多人的痛点。很多文科大学生确实在就业中感受到一些劣势，或者觉得自己在学校学的东西，跟就业市场的需求并不匹配。

朱国华：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是认为大学教育必须和就业捆绑在一块。但大学教育的责任范围应该主要是向学生提供专业知识的学习环境和条件。为社会上的岗位提供人员培训是社会的事，不是大学的义务。但流行的看法有时会将这两者混淆为一回事。现在我们对大学的评估，就业率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实际上这是把商业的逻辑转变成了教育的逻辑，这是有问题的。

高等教育泛泛而言有两种，一种接近于职业化训练，你学会了这个技能，就直接能派上用场。还有一种实际上是对你这个人的训练，是对人的全面素质的培养。比如我们华东师范大学里有很多师范生，毕业后去中学做老师。我担任中文系教学系主任的时候曾经到中学去调研，了解我们的学生表现如何。一位语文老师直言不讳跟我说，技能方面不行，板书歪歪扭扭，讲课制作的PPT也不精致。我听了之后有点沮丧。但是他接着又说，我们招聘还是更愿意招华东师大的学生，因为技术性的事情是可以训练的，但是华师大的学生，基本素质更高，这是决定性的东西。你通过学术训练培养出了比较高的素养和能力，之后是可以把这个能力转换到其他领域里面去的。

如果只从应届生就业的角度来讲的话，相比于理工科而言，文科肯定是弱势的，我不想否认这个事实。因为它「变现」的能力比较弱，需要有个转换。这跟现在文科专业的招生规模太大也有关系，因为在大学里办文科相对容易一点，因为对研究经费、实验设备这些花大钱的东西依赖比较小，招几个文科教授就可以办起来，但很多专业是没有必要开设的。其实理工科也是一样的，每年很多专业也都出现在被淘汰的名单上，只是比起文科可能还要好一点。这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情况，欧洲学文科的人比例好像比中国高一些，欧洲文科生找工作的难度不知道比中国学生是不是还要更难一点。

人物：现在不仅国内，在全世界范围内，都面临着一定程度的「文科危机」，怎么理解这个情况？

朱国华：从文艺复兴一直到20世纪，人文学科在大学里一直是一个统治性的学科。上个世纪30年代，英国大学有一半的学生就读于文科院系；在牛津和剑桥，这个比例分别高达80%和70%。而自然科学课程直到1850年才出现在剑桥的课表上。即便现在，现在欧美历史悠久的大学里，文科学院还是占据着学校里最好的地段。奠定现代大学理念基础的两位教育思想家——普鲁士的洪堡与英国的纽曼，都鼓吹教育的非功利性或者说纯粹性，他们都认为教育的根本在于培养完善的个人，知识本身就是目的。其实那时候接受大学教育的人是比较有限的，都是社会精英，这些人毕业出来，不必为生计发愁。

但是20世纪下半叶以后，大学越办越多，已经开始大众化。这样，办学模式肯定会更容易被功利主义所塑造，也就是需要适应工业化社会的期待。大学当中的人文学院规模经历了几次波动。有西方学者做过统计，从招生人数来看，1955年，综合性大学中人文学科专业学生比例在17%左右，到20世纪70年代至1985年左右下降到8%，之后这个数字再次上升，在1990年代中期达到10%左右的峰值，然后再次衰退，到2008年经济危机下降至了6%。

去年一篇影响巨大的文章《英语专业的终结》指出，在过去十年中，美国人文学科的入学率总体下降了 17%。虽然几十年来，美国人文学科学生的平均比例一直徘徊在 15%左右。基本上，有这样的规律：经济繁荣时期，文科的招生规模就得以扩大，经济不行的时候，文科也最先遭殃。一项2022年的调查发现，只有 7% 的哈佛新生计划主修人文学科，低于2012年的20%，以及1970年代的近 30%。这可能与我们处在全球经济寒冬的大环境相关。

我觉得我们要承认这样的规律，也要尊重市场，如果说大量的文科生都找不到工作，那说明文科生招多了，那就不妨减招。但我还是乐观地相信，经济回暖之后，文科生的需求又会增长，它还是会再起来的。这一方面，文科生培养的实际技能，在政府部门、公司企业等领域，包括教育、出版、媒体、广告、文秘这些行业（这其实是不胜枚举的），还是构成了明显需要；另一方面，作为一种面向人本身的知识体系，它在任何现代国家都是须臾不可缺席的。

人物：我们今天面临的「文科危机」，危机性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朱国华：在世界范围内，文科的招生人数在萎缩，以及人文学科领域教职岗位和科研经费会有缩减。目前，这样的情况在中国还不是很明显。文科危机对中国来说，表现得明显的是，眼下到处充斥着愈演愈烈的「文科无用论」。在中国持续了两千多年的教育其实就是文科教育，没有理工科一点位置，但最近一个世纪情况完全颠倒过来了，变成了全社会对文科的系统性歧视。人们对文科是无感的。

我曾经在一所著名理工科大学的文学院任教，在那里我一个人开了十几门不同的课，现代文学史、古代文学史、外国文学史、古代汉语甚至西方文化史都让我去讲，很多领域我是没有受过系统知识训练的。当时学校不给我一个本科生提供进修的机会，基本上只能自学，这边看完材料，那边就去给学生讲，现在想想真的很对不住那时候的学生。有回我上大学语文课，问大家有几位喜欢文学的，一百几十号人的大教室，只有三人举手。我只好换了个问法，问有多少人不喜欢文学，三分之一人举了手。总体上来说，很多理工科的学生，甚至教授，人文素养水平不是很高。越是如此，越是不觉得人文素养是一种内在需要。

其次，现在大学越来越具有一些商业化特征，大学会考虑如何把学生打造成符合时代需要的劳动力。过去，大学本来是精英教育，注重的是培养社会的领袖人才，所以它的教育内容和方法并不需要让自己全面对接各种职业岗位。这里面人文学科当然就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但现在的大学大众化了，整个现代社会是由经济组织起来的，就业问题成为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指标。因而跟社会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人文学科，就被理解成了「屠龙之技」，被严重边缘化了。

第三，其实人文学科内部，很多年来一直都有各种「终结」理论，比如哲学的终结、文学的终结、艺术的终结。实际上，这个层面的人文学科的危机，只不过意味着某种传统理论体系到了它转型的时刻。但我觉得，最严峻的问题是实际上中国的人文学科——我指的是现代意义上的人文学科——从来就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但这一点有点偏离我们现在讨论的主题，我就不想展开了。

人物：如果现在一个普通的高中生面临着要选专业，会给TA什么建议？

朱国华：我最大的建议就是认识你自己，知道自己是谁，喜欢什么、能做什么，然后围绕着这些方面来进行专业选择。当然，自己的人生设计未必一步到位，需要不停地纠错。你即便选了后来发现自己其实并不喜欢的专业，其实还是有调整空间的，比如你可以提出转系。你还可以利用考研的机会选择自己的真爱。我自己很幸运，我知道自己喜欢文学，也算具有研究文学的一些能力，也觉得在大学里面做一名文学教师很幸福。我基本上没太走弯路。我有一些中学同学文理科都好，但更喜欢文科，被父母亲逼迫学了理科，结果这些同学最后其实没有一个是进行理工科学术研究的，要么当了领导，要么进行了创业，也有的经受了一些坎坷，我时常想，当年如果选择文科，其中有的人，人生也许会更加圆满。

至于说你文科和理科的能力都差不多，兴趣也差不多，那我建议你读理科，因为更好找工作嘛，我不想掩饰这个事实。还有我怀疑文科再转回理科是不是更难一点。但如果说你很喜欢文科，我还是建议你不要逼迫自己选理工科。大学学习的过程，经常是一个痛并快乐着的过程，如果你对理科不喜欢，那你会只有痛没有快乐了。我觉得还是要对自己好一点。人生苦短。

图源电影《死亡诗社》

教文科学生不要被现成的答案捆住手脚，是一个蛮艰巨的任务

人物：你每年都能接触到新入学的本科生，觉得与自己当年上大学时相比，现在的学生有哪些显著的不同吗？

朱国华：他们和我读大学的时候是不一样的精神风貌。我读大学的时候觉得解放了、自由了、放飞了，有时候甚至旷课，到图书馆去读自己爱读的东西，自由读书、自由讨论、自由写作，老师也不怎么管。

但是今天的孩子我觉得他们很早就「功利化」了，要考虑自己的绩点，兴趣单一，保研是头等大事。我觉得他们不太爱冒险，都太循规蹈矩、太乖了。他们从应试教育一路过来，我们要做的首先是替他们「洗脑」，就是说要抹去高中学习的那种思维定势，放弃死记硬背的读书模式，教他们不要被现成的答案捆住手脚，鼓励他们大胆怀疑和批判性思考。这听上去容易，怀疑和批判不很简单么？但有意义的怀疑和批判是需要充分理由的。所以这其实是一个蛮艰巨的任务。

我们现在的保研主要看绩点，是所有课的绩点。如果只有一两门课成绩特别好，别的课不怎么好，那最后的绩点就上不去。这里面的逻辑其实和高考的逻辑是一样的，就是不允许出现所谓偏科。但我们这个时代出现百科全书式样样都好的伟大人物的机会不是那么多，每门科成绩都很好的人，其实不见得最后的科研表现比所谓偏科的人能力强。我觉得某种层面的偏科是重要的，我们毕竟生活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的时代。但是我们今天的环境就是不利于个性化培养，容易培养的是高水平的庸才，也就是什么事都做得很认真精细但没有什么创造性和想象力的人才。当然话说回来，绩点制主要考虑的是公平公正原则，所以这个制度也很难去改变，因为如果不通过绩点去评估，权力寻租就会起作用。

我们华师大对本科生有「前期导师」制度，本科生们在某种意义上享受研究生待遇，我们这些老师们带领一组本科生小范围读书讨论。我也不时担任「前导」，这样跟他们就有一个近距离的接触。我发现他们不大爱讨论，每次有同学主讲的时候，其他同学大多数情况下无动于衷，没有什么反应，这让我感到很沮丧。我觉得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特别忙，课非常多，而且很多是公共课，而不是专业课，以至于他们上课上得没有时间读书和思考了。我不知道是否中学阶段的训练方式，对他们的好奇心、陌生感和想象力，产生巨大的破坏性影响。

人物：到了硕博阶段呢？当他们开始进入学术研究的阶段，会有什么共同的困惑吗？

朱国华：其实硕士博士有什么困惑，得要问他们。我自己没读过硕士，读博士的时候年纪已经不小了，当时肯定有什么烦恼吧，但现在一点都记不得了。如果我从导师的角度来观察，我觉得硕士的压力相对还好一点，博士是比较焦虑的。硕士论文相对要求不是特别高，硕士学位毕竟是个过渡性的学位。我们这边的硕士就业，除了有例如考公这类想法，目前还是不难的。

至于读到博士这个阶段，基本这些人很多都想要到大学里面去任教。可是博士太多了，大学能提供的岗位是很少的，而要求又是很高的。这就难免出现内卷的问题。许多博士生发愁的是在CSSCI类杂志上发表论文。有不少学校有具体发表要求，满足不了就不发学位证书。即便在读大学没有要求，许多大学在招聘青年教师的时候，都有较为严苛的论文发表的准入门槛。但是在CSSCI类杂志上发表论文不是件容易的事。博士生毕业的时候，通常30岁左右了，这时候还会面临情感问题，组建家庭的问题。如果未来在大城市找到教职，还有巨大的经济压力，需要考虑贷款买房的问题。这些很现实的问题，会对学业的健康发展，造成或隐或显的干扰。

一些博士生们还面临自身学术能力赶不上学位论文的学术要求的问题。许多博士生从学习成绩来讲，算是学霸。但是会考试的人不见得会做研究。考试能测试的是有大致答案的知识问题，但学术研究多少需要点原创性，要在没有答案的地方给出你的答案，或者在有答案的情况下，你给出更好的答案。许多博士生无法面对这样的挑战。中国的高校其实涌入了许多并不适合进行艰深学术研究的人。

为什么这些学术悟性一般的人还是吭哧吭哧地要做研究呢？也许是这些人走错门了，也许是中国的教育系统相对于其他部门而言，更能够体现公平的原则，也就是说，比其他领域，更少依赖社会资本或经济、政治资本，也就是更少依赖人脉、金钱和权力。不管怎么样，你做的研究究竟水平怎么样，还是比较透明的。这样，许多人认为这是一个实现跨阶层提升的机会，会想方设法挤入到高校里来，而并不是自己在学术研究上面禀赋比别人高多少。

人物：随着现在高校学科设置细分化，是不是年轻的文科学者进入研究领域之后，视野也会变得越来越局限？这和我们传统印象中对于通才性的人文学者的培养也有所不同？

朱国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重建了学位制度。以我较为熟悉的中文学科来说，我们分成了许多二级学科，进行硕士、博士生培养。我觉得这样学科之间的分类有时候不大好理解。比如，语言学与文学合在一起，变成「中国语言文学」这样的一级学科，这是很别扭的。当然，文学是语言艺术，但是文学研究与语言研究只有很小的交叉重叠，它们的研究方法是差异极大的。我们做文学研究的，其实有时候不大看得懂语言学或文字学的论文。但另一方面，古代文学、现代文学、文艺学和外国文学或比较文学这些二级学科，各自成立教研室，各自独立组织论文答辩，各自召开二级学科内部的会议，对彼此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强调，学术壁垒越来越严格，这就导致研究的格局越来越小了。教研室制度和学位制度应该是这一趋势不自觉的隐形推手。学科越来越细分，分割越来越小，学术就变得越来越琐碎无聊，文学史料学越来越发达——因为这些史实好像比文学判断更具有确定性更靠谱，但是这些文学史料，我猜想在那些史学领域的专家来看，是否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是值得怀疑的。在我看来，好的学术研究始终总不会是就事论事的，应该是指向普遍性的。

我一个比较激进的主张是取消二级学科，这个二级学科的概念全世界也没听说哪里有，我们民国的大学其实也没有。当然我这个想法不大会得到支持的，因为二级学科毕竟也已经存在了好几十年了。至于通才的培养，我的感觉教育体制的作用是有限的，关键还在于个人。举个例子来说，一个人做学术研究，做到极致的时候，必然要突破自己的专精领域，这也就必然会促成跨学科倾向的形成。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彼此之间相互借鉴的地方很多。高校当然始终会存在一些学科的界限，但对个体而言，如何利用学校的资源，在研究中穿越这些疆界，是学者发挥自己主观能动性的事。

朱国华受访者供图

文科如何「为」

人物：「文科何为」的主题，最后还是要回到「为」上面，你在演讲的最后也呼吁同学们要「投入战斗」，那么当下文科学子究竟该如何「作为」？

朱国华：我这篇演讲是讲给即将毕业的学生们听的，但是我觉得真正能够听进去的人可能还是很少的。所谓去「战斗」，意思是把你们学到的理论跟现实结合到一块。通过我们的研究、通过我们的阅读，通过我们达到的某些认识，尽可能落到现实中去，话语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实践。当然，落到现实或者话语实践有时候难免是要跟社会发生冲突的，那么这个时候你要勇敢，这就是我说的战斗意识。比如最近对油罐车的报道，就是新闻记者干出来的很棒的事。记者也好，律师也好，如果没有这些人，人家就对那些不正当的、违规的东西安之若素，觉得事情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文科人在这里就显示了批判的力量。

我在2020年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忠诚于真理》，我说，如果你遇到外部压力逼你撒谎的时候，这时候你哪怕选择保持沉默，这也是一种勇气。我并不是要求他们要做多么奋不顾身的斗士，牺牲自己。我们应该允许大家有不做英雄的权利。但是在做英雄与做犬儒两者之间，还是有许多自我选择的空间的。无论如何，我们一定不仅要活着，而且最好是有尊严地活着。

人物：就你自己而言，通过从事文学研究所获得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朱国华：一言以蔽之，获得新的认识。无论是对文学作品、文学事件还是对文学理论的研究，我都在力争对这样一些涉及文学的事实进行如其所是的理解。我大体上是在好奇心的支配下展开这种智力的探险的，所以写作对我来说，是一个既艰险、痛苦，又充满刺激和快感的一个过程。文学作品当然可以理解为生活的镜与灯，但也可以理解为某种浮标、切片、结晶以及梦的碎影，透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从中领略历史中的真理或人内心的海洋。读书或思考时最激动的时刻就是陶渊明之所谓「每有会意，辄欣然忘食」的快乐，就是「竟然还有这样的人和事」「对这部作品还可以这样解读」「我终于找到了解释它的最好途径」诸如此类的慨叹。通过文学，我越来越深、越来越广地理解了人生和社会的各种各样的可能性，这样的理解是可以跟学生、亲友甚至陌生人直接沟通的，并且深化了我们之间的联系。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自我价值得到了实现，我切切实实感到了幸福。

人物：从社会发展、行业变化的角度来看，之前二十年，房地产、互联网、金融等行业的快速发展，给了文科毕业生参与时代红利的机会。但当下新兴且快速发展的行业，比如人工智能，似乎更加技术化，甚至率先可能被取代的就是例如翻译之类的一些「文科岗位」。你觉得在这样的趋势下，文科学生还有直接参与时代生产力变革的机会吗？

朱国华：科学技术的发展、技术的广泛应用，就是会使得现有的社会秩序、社会格局、社会面貌发生某种变化，这个变化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比如说无人驾驶的技术出现了，出租车行业可能会发生系统性的变化，很多司机失业了，该怎么解决？他们的家庭怎么办？这个系统性的变化，还是需要人文社会学科来关注。互联网也好，AI也好，生物医学也好，这些技术对社会的运用，在什么意义上是合理的呢？在什么意义上例如某些基因编辑的操作方式是反人类的呢？某些技术手段该如何大范围推广或进行局部限制，才能有助于我们走向一个更和谐的社会？如何进行有效的统筹管理？这些方面文科还是可以发挥它的优势。

我早年的一个中文系学生现在任教于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系。她就承担过一个为无家可归者设计住房分配的政府项目，她的同事负责提供技术手段，而她则负责为「何为公平合理的算法」提供方向性意见。事实上，AI技术越是发达，社会对人文学科的渴求就会越强烈。

在AI时代，无论学什么专业，如果一个人缺乏想象力，缺乏独创性的话，在未来可能可替代性是比较强的。这当然会带来深刻的社会变革，这样的变革会走向何方，是难以预料、也难以避免的。对技术变革的前景，我们不能采取鸵鸟主义抱残守缺的态度，我觉得还是应该迎头而上。模仿荀子的话「制天命而用之」，我们对科学的态度应该是「制技术而用之」。举个例子。前不久我们华师大设计学院办了个毕业展，他们充分利用了AI技术完成了许多惊艳的毕业设计。AI当然会生成一些内容，但是我们毕竟需要向它喂料，也就是提出创意，让AI来实现。所以，创造性的事情毕竟还是以人为主体。

AI并不能替代所有。即便是翻译这样的事，一些比较标准化、公文化也就是高度形式化的文本，翻译软件已经非常出色了。但翻译这样的职业还是无法完全取消的，因为涉及到比较复杂的情境，或者较为另类的表达，情感性的语言或双关语，也就是跨语境状态下无法直接寻找到对等语词的这样一些情况，翻译软件可能就难以全部奏效了。

作为一种知识形态，文科是科学技术的盟友；作为一种关注人与社会、关注价值的学科，它存在于科学技术的彼岸。它会为生产力引发的变革提供合乎人性的建议和意见。它永远不会消失。如果不幸消失，那么这就意味着人世的沉沦。

图源剧集《百万元与苦虫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