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家是一个凶狠的写作者。他的谍战小说的主人公常常是孤独的天才，被命运卡在人生的绝境之中。但在这些作品给他赢得巨大声名之后，他却放弃了这样的写作，转向了故乡和童年。

《人生海海》里还有上校的传奇故事，《人间信》则彻底回归了常人的世界，另一个「文学麦家」浮出水面。他说，他始终困在童年里。在这样的年龄，他用写作去和人生长久以来的羞耻感作战，抚摸人生的伤口。作为一个「病人」，他的人生不痛快。

困在童年里的人，会遭遇什么？一个作家，反复抚摸伤口，那是他给自己的写作留下的通道吗？麦家又为什么会认为自己是一只「惊弓之鸟」？

这一次，除了文章，《人物》还推出一档新的视频节目——《人生地标》。在这个节目里，我们和麦家一起回到对他生命起过重要作用的地点，去寻找人生的答案。我们相信，那些曾经生活的地方，打造了一个人的人生。我们从空间上去寻找一个人的精神锚点，看一个人如何成为现在的样子。

当人遇到困境，也许重回生命中至关重要的地点，能翻出他人生的底色，让他真正地理解自己。

期待你和我们一起，走进不同的物理空间，寻找一个人的生命轨迹。

文｜王青

编辑｜槐杨

图｜《人生地标》节目

上山

去年6月，麦家决定上山。

在距离杭州市区2小时车程的径山的一座寺院里，他要完成《人间信》的最后冲刺。寺院的生活清冷、简单，有着严格的作息时间。部队出身的他很快适应了这里的生活，早上5点起床，吃完早饭，沿着山上的古道走一个小时；7点半，他来到山顶的一个咖啡馆，喝咖啡是写作的前奏。在等待咖啡厅开门的时间里，他坐在旁边的露台上，一个人静思默想，这是他每天迎接日出和送走晚霞的地方。

一杯咖啡之后，麦家回屋开始写作。坐下来后的前10分钟是最重要的，麦家将这个过程形容为「临阵恐惧」，如果进入不了状态，这半天等于废掉了，只能等到午睡之后再出发。他说起海明威的写作忠告，「离开写作台的最好时间就是知道明天要写什么的时候」，这是缓解临阵恐惧的最好方法。

不写作的时候，他和寺院里的朋友张涛一起行山路，聊佛经，聊共同的部队生活。但对于写作的事情，只字不提。这是麦家的习惯，在校完最后一个字、给编辑和妻子同时发出邮件前，没有人知道，他在写什么。

上山之前，麦家度过了跌宕的三年，疫情的暴发、母亲的离世，第三个孩子的「不邀而至」，生活的诸多出其不意，打乱了他的写作计划，「一拖就是四年」。决定上山，正是出于一种紧迫感：想要在一个完全不受干扰的环境里，尽快写完这本在他心里扎根了很久的书。

《人间信》是麦家「故乡」系列的第二部。继《人生海海》之后，麦家又一次面对了曾经不愿面对的童年。他说，自己的生命当中一直有一种羞耻感，成长在特殊年代的特殊家庭里，有一种生而有罪、低人一等的感受。这次写作对他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正视内心里最羞耻的部分。

麦家一直写得很慢。他说自己不是那种削铁如泥的写作者，一是「手慢」，常常反复斟酌字句，写了删，删了写；二是「娇气」，只有在特定的环境下，才能把自己调到一个最佳的状态。在山下的时候，孩子在隔壁屋里的一声啼哭就会让他乱了写作节奏；朋友要来拜访，他提前三天就会挂念。母亲曾形容他是「一头快」，每次只能做一件事情。

这是他第一次如此彻底的闭关。

效果出乎意料。上山之后，他形容写作就像火箭发射，「整个人都被点了火」，56天的时间写出了平时一年的体量。写作过程里，他完全忘乎所以，几次失声大哭而不自知。他觉得，这是一个写作者所能拥有的最好状态，「其实一个作家能进入一种潜意识写作的机会并不多，不是你想追求就能得到的，经常是求而不得。但这一次，我觉得我没有求而得到了，这可能是我的生命的召唤。」

这次高强度的写作让他的身体经历了巨大的消耗。麦家妻子闫颜告诉《人物》，下山之后，他整个人虚脱了，「回来是8月份，家里开着空调，他一个人躲到房间里，穿着很厚的衣服，我摸他，浑身都是阴凉的。」 后来做体检，才发现所有指标都不对头。朋友介绍他去看中医，师傅搭了脉，诊断是「力气用完了」。

直到扎了两个月针灸之后，他才从这样虚弱的状态里慢慢走出来。

写作《人间信》的过程中，麦家又一次回到童年，回到生命最初的时光。那些故事，一直在他脑子里萦绕，这是第一次他诉诸笔端，去面对数百万的读者。

5月初，《人物》又一次见到麦家，和他一起走过生命中至关重要的地标，杭州郊区的寺院、蒋家村和理想谷。对麦家而言，所有的这些地标都和他的童年有关。

因为童年，他很小的时候就经历了无端的伤害，也因为童年，他从此成为一个不会快乐的人。但这不是故事的全部。有关作家的叙事，通常是一个人如何面对人生的痛苦，又如何将痛苦转化为写作的动力。但故事的另一面是，痛苦也会以同样深刻的方式塑造这个人。对麦家而言，童年之后，他的人生一直在童年与当下之间，来回折返。就像他反复表达的，「我走不出童年」。

人生起点

写《人间信》时，麦家经常听三首歌，玉置浩二的《别让我走》，皇后乐队的《波西米亚狂想曲》和S.E.N.S.的《希望》，在其中一稿里，他将《波西米亚狂想曲》的一段歌词作为题记：「妈妈，人生才刚刚开始，我却把一生都毁掉了。」

他觉得，这句话就像他人生的一个隐喻。

外公是地主，爷爷是基督徒，父亲因为一句话，被打成「反革命」。这是三顶令人羞耻的「黑帽子」，像三个罪一样一直罩在他幼小的心灵上。十七岁那年，通过高考，麦家上了军校，离开了故乡。军校毕业后，他在部队工作17年，待了六七个城市：福州、北京、南京、西藏、成都，但没有一次想过要回家。「那是我生命最屈辱的一个地方，人的本能是要回避它，要把它掩盖，眼不见为净。」

故乡再次走进他心里，是父亲去世后。

那是他人生中的一段休克期。2011年11月，父亲去世后，他决定停笔。停笔的原因有很多，过去几年强负荷写作的消耗，声名涌来后的疲惫，第一段婚姻的失败，但归根结底，是父亲的死亡教训了他。

他曾在很多场合提起过这件事。写《刀尖》下卷时，在交稿前三天，父亲突然走了，迫使他在父亲灵堂里，「一边给父亲送终，一边给稿子送终」。后来，他公开承认，自己「在名利和诱惑面前乱了阵脚」。他说自己想了很久，还是决定要重写《刀尖》。「这是我内心的一个痛，是我写作路上最大的滑铁卢，我要对这件事情负责，我要认错，绝不原谅自己。」

同样无法原谅的，还有最终他都没能修复的父子关系。在《人间信》里，有一段写的是「我」与父亲的决裂，发生在被父亲毒打一顿之后。这是麦家的真实经历。12岁那年，他跟同学打架，三个人打他一个，事后他气不过，守在某一个同学家门口，准备同他决一死战。父亲得知后，提着一根毛竹抬杠赶来，麦家以为父亲是来替他雪恨的，对他哭诉自己的遭遇。但父亲非但没同情他，反而当着同学父母的面狠狠扇了他两个大耳光，打破鼻梁，血流满脸。自此之后，他再也没有和父亲主动说过一句话，父亲成了他誓死决裂的人。

半个世纪过去后，写到这里时，他发现自己仍然不敢面对，小说行进到这部分后，麦家将原本的叙述者「我」换成了「他」， 「我还是对自己有一种羞耻感，为了回避或者逃避这种羞耻，我改变了人称，才获得了叙述上的自由。」他说。

父亲罹患阿尔兹海默症后的三年里，麦家每个周末都会赶回老家照顾父亲，他给父亲喂饭，给父亲洗脚，抱父亲上床，陪父亲睡觉，希望能在父亲的某一刻清醒间，得到他的原谅，「哪怕是一个笑容也好」。但就像是他深信的宿命，每次父亲清醒的时候，他都不在，有一次父亲连续「醒」了几个小时，母亲赶紧打电话让他回家，但就在他进门前几分钟，父亲又回到了蒙昧中。那一天，他倒在父亲怀里失声痛哭，仿佛是被命运诅咒并惩治了。

此后三年，麦家只字未写，并且做好一辈子不写的准备。他走不出过去的痛苦，而新的痛苦又层出不穷，让他心灰意冷。他引用博尔赫斯的话说，「我犯下了人类最深重的罪孽，我从不感到幸福。」他觉得，走不出童年，某种意义上是他身为小说家的宿命，「这个职业会不断把我拉回到童年的创伤记忆里。」

坐在蒋家村的老屋边，麦家讲起父亲年轻时候曾当过木匠，「在村庄里是绝对的一把好手」。他说他曾想过，他如果没有离开故乡，没有成为一个作家，可能也是村里的一个木匠。「就幸福的感受而言，当木匠的我肯定比现在的我更好。」

故事在三年后转了弯。

命运之手

2014年，在墨西哥城的一家酒店，停笔三年的麦家突然开始写了。

那一年，用麦家的话说，「福禄齐降」。《解密》被二十多个国家引进出版，在出版社的邀请下，他和妻子闫颜从瑞士一路周游到德国、西班牙、墨西哥，最南到了阿根廷。他们至今记得，在马德里的中心街区，公交车的车身上印着麦家的宣传海报，上面写着：「谁是麦家？——你不可不读的世界上最成功的作家。」

闫颜回忆，那一年，麦家接受了全世界大大小小100多家媒体专访，《纽约时报》的记者专程来到杭州，一个月内对麦家做了4次报道。他一直觉得自己成名太晚，而诸多作品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后，被很多人误认为是个通俗的畅销书作家。这一次在海外获得的认可，比如入选英国「企鹅经典」文库，《经济学人》杂志在封面上广告：麦家写出了一部伟大的中文小说等，不仅是市场上的，也是文学地位上的确认。在闫颜看来，那一年麦家的确发生了很大变化，最重要的变化是，「他更加坚信了，自己是为写作而生的。」

以往，他总是将拧巴的自我，潜藏在谍战小说幽微的细节与极致的戏剧冲突里，而这一年，他感到自我逐渐上浮，试图更直接地表达。在墨西哥城的那家酒店，一天晚上，他睡不着，坐在书桌前，不自觉地开始写，故事从他的内心流泻出来，正是他生命中最深刻、最柔软，也是最羞耻的部分——父亲被打成反革命，家里由此被卷入时代漩涡。这是「故乡」系列的写作起点，也是《人间信》里「日本佬」故事的雏形。

回头来看，写作童年的种子一直埋在他的心里。灰心丧志的那三年，因为陪伴母亲的需要，麦家被迫面对了曾经刻意想要回避的故乡。很多次，他陪着母亲走在乡间，遇到故人，麦家要回避，母亲才发现他对故乡依然耿耿于怀。母亲说，我一个农村妇女，都可以放得下，「你一个读了那么多年书的人怎么还放不下」？

在母亲引导下，他逐渐恢复了和村里人的往来，也是在那个过程里，他曾经难以面对的童年，坚固的外壳开始松动了。他终于可以尝试打开它，凝视它，琢磨它。正是在这种状态下，他出现在了墨西哥城的那家酒店，迎来了「三年挂笔」后的再次落笔，并一发不可收拾。2019年，麦家出版了小说《人生海海》。

在很多层面上，《人生海海》都是麦家写作的一次转折。这是他第一次在写作中面对了最屈辱也是最伤痛的童年，也是他的又一次自我证明，证明他并非只能写畅销的谍战题材。莫言评价《人生海海》说：「麦家把他的家底子都抖擞出来了……这本书显示了麦家的语言能力和野心……在大部分篇幅中，他用了一种具有浓郁乡土色彩的、但业已驯化的陌生化语言。这一点让我欣喜，让我对他刮目相看，我一直认为一个作家必须能创造一种带有他的鲜明风格的语言，才有资格被称为文学家，否则就是一个小说匠人。」谁也没有想到，正是这样一本在题材上并不讨好市场的小说，成为麦家卖得最好的一部书，迄今已销售400万册。

回忆起那段时间，闫颜为丈夫感到高兴，但身为妻子，她也感到孤独。2015年，闫颜和麦家的第一个孩子出生。那是她第一次成为一个母亲，26岁，很多事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丈夫正在书房里创作，有时候，她会听到里面传出来的哀乐和哭声，但她始终不敢敲门，也不敢询问，因为担心打扰丈夫的写作，她还会经常带着孩子出门。

麦家觉得，感情的稳定是创作欲望重燃的一个重要原因。生活中，他不是一个那么好相处的伴侣，对人严苛，情绪不稳定，喜欢独处，但妻子闫颜能够包容他的一切，「有时候我真觉得她了不起，跟我这么一个人在一起，她能够百分之百地接受我。」

后来，《人间信》收尾时，麦家想把这本书送给妻子，但情节怎么设计他想了很久。新经典总编辑黄宁群告诉《人物》，等到书快下印的那周末，麦家还在对最后一章进行调整，「他想要以一个最好的方式来表达内心的情感。」

最终，他给最后一章取名为「众声」，结尾处，他写道：「加拿大诗人安妮·卡森说，假如散文是一座房子，诗歌就是那火燎全身飞速穿堂而过的人。那么小说呢？这是一部小说，悄悄地说，献给我妻子。」

读到这句话时，闫颜落了泪。再次提起这件事时，她还是没忍住地哭了，她说，「看到最后这5个字，一切都值得了。」

麦家说，闫颜是可以为他挡掉外部世界的人。由于童年不幸，他面对外部世界时始终有些手足无措，闫颜是他的缓冲带。

惊弓之鸟

在径山的寺院里，每到傍晚时分，麦家习惯绕着山走一圈，这是他每天的仪式，有时候看看晚霞，有时候静思默想，但太阳快落山的时候，他一定会折返回屋，因为「害怕会看到蛇」。

就像一个咒语，麦家每次遇到蛇，总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第一次是2011年，在院子里看到一条蛇，不久之后，父亲去世。后来，姐夫去世的那一年，之前他又遇到过一条蛇。最近一次是在2020年，他在小区散步，遇见一条非常大的蛇，将近2米长，「简直五雷轰顶」。那天之后，麦家惴惴不安，不到两个月，母亲摔了一跤，陷入昏迷，100多天后，母亲去世。

他相信细微之处的「预兆」，对生活的秩序有着近乎偏执的坚持和讲究。出门前，他会确保门口鞋子摆得整整齐齐，每一双都要在固定的位置上。有时候家人忘了，他会煞有介事说，「一双鞋放不好，出门就不能脚踏实地，就可能不顺当。」采访当天，他换了几套衣服，房间被堆得越来越乱，临走之前，他再三嘱咐阿姨，一定要把衣服都整理好，「不放好，我就担心这一天都会不顺。」

不久前的一场文学论坛上，有作家同行形容他是一头狼，麦家觉得自己哪是什么狼，分明是一只「惊弓之鸟」， 「归根结底还是内心脆弱，对那种不期而遇的，或者说意外的打击，有一种过度的防御心理。」

他买过三本相同的佩索阿诗集，不同的版本，一本是韩少功翻译的《惶然录》，另两本翻译成《不安之书》，完全是看了这个书名而买的。他觉得，这书名就是他人生的一种写照，「我本身就是一本不安之书，不安是我最强烈的心跳。」

他不喜欢变化。母亲在世时，每到周末，他都会回去陪母亲，吃顿晚饭，说说话。母亲去世后，麦家觉得生活里的这个状态忽然被挂空了，他开始每个月去上坟，形成习惯之后，不去，心里就会不安。慢慢的，这变成他生活中另外一个仪式，有时候心烦了，他会开车去父母坟前坐一坐，清空自己；每一次远行之前，他也会去父母坟前坐一坐，似乎有一种托付。

这种坚持也体现在他的文字创作中。每次交稿前，麦家不仅会一遍遍校对错别字，还会争取每一行的最后一个字不是标点符号。虽然知道这么做是白用功，不同的开本，不同字体、大小和排版都会让他的努力功亏一篑，但他依然要坚持这么做，改不掉。这是他的洁癖，也是他的孤僻，「我是被自己各种各样毛病困住的人。」

黄宁群告诉《人物》，麦家对于文字的整饬感和语感有一种强烈的坚持。即使书已经下印，麦家还是会反复读，反复纠错，细到哪里不需要一个气口，哪里需要重新分段，他会在自己电脑里修订好，再反馈给编辑，希望能在下一次加印的时候做一遍处理。

《人生海海》里有一处原本写的是，「老虎有头、有颈、有腰背、有屁股，还有尾巴……」，当时书已经下印，麦家提出想要在「尾巴」前面加一个数量词，第一次修订成「一鞭尾巴」，后来他还是觉得不妥，等第二次下印时，改成了最终的「半盘尾巴」。

「麦老师非常在意准确，而且每件事都要在他那里就做到准确。」黄宁群记得，麦家有一次向编辑要了稿子回去，想要学着自己给自己做编辑。「有一些作家在作品发表之后不会再回头看。但是麦老师会不断重新回到他的作品，直到他觉得最满意的程度。」

在妻子闫颜看来，生活对麦家而言是一个容器，他对容器的湿度、阳光、温度、空气都有非常严格的标准，而生活中的秩序其实是他完成创作的生长环境。「他就像一个盆栽植物，娇气得很，只有定时定量服伺好时，才能往下生根，扎得更深。」

这样的状态在2019年女儿出生后被打破了一些。和之前当父亲的经历截然不同，每次麦家心情特别烦躁的时候，只要看到女儿，马上就好了。闫颜说，她和麦家的大儿子从小就养成一个习惯，只要进爸爸的房间，必须要在门口敲敲门，或者就在门口站着，他不会越过那个门。「因为老大刻在骨髓的记忆就是不能吵到爸爸。」女儿却可以完全不管这些原则，经常跑到爸爸的电脑桌前，要糖吃，麦家也不会恼，还会陪她玩。

麦家承认，自己活得不痛快，「我内心是一个很孤寂，甚至孤僻的人，我特别希望把自己交给自己，但是生活又把我送到了另一个轨道上。」

遥远的事令他烦忧，切近的事令他烦躁。他不会在外人面前动怒，「包藏得比较好」。但在亲人面前，经常会发脾气——有时甚至为非常小的事。这时候，只有闫颜能让他放松下来。「挺神奇的，好像是两棵长在一起的树，你把其中一棵树拿掉，另一棵就长歪了一样。」闫颜说。

麦家也感到痛苦，「其实最后受罪的还是我自己，因为可能过了5分钟我就后悔了，我会责问自己，你读了那么多书，年纪那么大了，为什么还是情绪的奴隶，做不了自己的主人。」 说到最后，麦家觉得，无论在外人看来，他的生活如何体面、如何幸福，但只有自己知道，活得有多狼狈。

「我就是个病人。」他说。

童年时代的创伤，永久地留在他的身上。

伤好了，疤却留在了那里

和麦家相处的三天里，我们走过他生命里至关重要的三个地标：寺院、蒋家村和理想谷。对他而言，寺院代表着一种向往，去掉世俗的繁杂和喧嚣，回到修身养性的平静中。蒋家村代表了他生命的出发点，「我不能说它好或不好，因为这就像我身体的一部分，离不开，摆不脱。」

理想谷呢？这是他生命中少许的亮色。十几年前，他读到一篇报道，巴黎有个莎士比亚书店，很拥挤，但里面有床，可以接待一些落魄的文人。他也想做一间这样的书屋，让爱好文学的人有家可回。

2012年，麦家如愿筹建了这间书屋，取名「麦家理想谷」。

走进这里，他很明显地放松了一些，他要求采访不要时长过久，怕打扰到看书的读者。一位86岁的读者见到他，很激动地走了过来，握住他的手，定定地对他说：「你写的就是我的生活。」在书架的两侧，贴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书店外面的围栏上，写着麦家的一句话：「读书就是回家，这里没有敌人，只有亲人。」

很长一段时间，读书是麦家生命里唯一的慰藉。在他看来，作家有两类，一类是喷射型的作家，才华横溢，他最喜欢的马尔克斯属于这类。另一类是修炼型的作家，慢慢修炼成大师，比如启发过他的博尔赫斯。他觉得，两类作家没有高低之别，而他哪一类都不是，「我是受苦型的作家。」他说。

麦家从12岁开始写日记，一写就是二十几年，日记曾是他孤独的童年自己发明的一个玩伴。他觉得写日记的习惯一方面帮他成为一个作家做了准备，但同时也加深了他对伤痛的记忆。「如果不是因为写日记，很多事情可能也就忘了，但我从小养成一个写日记的习惯，有很多东西被固定下来，包括同学对我的歧视、父亲那天对我的毒打、我的伤心、我对他们的恨等等，都被固定下来了。」

或许因为长期写日记的习惯，麦家的记忆力一直很好。17岁考上军校后，考官让他和同学去福州西湖划船，10分钟之后就被召集回校，题目很细：撑船的人长相什么特点？船上有没有备用橹？有几个？十来个题目，麦家全部都答了出来。后来他被分去摩尔斯电码班，背军官花名册、背地图，都背得非常好。

闫颜告诉《人物》，「有时候，跟他相处的人会感到很紧张，因为你说的任何一句话他都记住了，如果之后说错了，他会立马跟你指出来。」

这些是他生活中的痛苦，某种程度上，也是写作的动力。他坦言，他写作是一种生理需要，他有太多的心事需要倾诉，心里有太多垃圾要处理。50岁之前，他的写作是「疯子式」的，不眠不休，但哪怕熬到早上五点，刷完牙，躺到床上就能睡着。现在，下午四点后，他就会停笔不写，「否则晚上就别想睡了」。这几年，他觉得为了睡觉，「就像打仗一样，要精心策划，精心准备」。

年届花甲，他感到时间不够用。麦家觉得，对一个作家来说，他有质量的写作时间也就只有十来年，他要珍惜最后的这不多的时间。为了保证写作的体力，麦家戒了烟，每天下午都坚持去健身房锻炼身体，出长差的时候，他也会带上健身装备。从径山下来的那天，尽管已经感到精疲力竭，他还是咬着牙去了健身房，想要尽快恢复锻炼的习惯。

少年时期，他曾许多次梦见过一只黑色大鸟，「比人还要大」，从天空中盘旋而下，来到他的窗口。直到长大后，他才理解这个梦：「其实是我的一种期待，我对那种不幸的家庭的一种反抗，我希望它来把我叼走，逃走。」

往后的很多年，麦家离开家，他逃离了自己的童年，又一次次折返，如今他终于能够打开它，倾吐它，和读者分享它。他今年已经60岁了，40多岁时，他曾向往自己迅速老去，觉得老了，就可以放下一切，放下荣辱，放下生死。等到真的老了，他发现放下很难。人的情感常常标识在最初的地方，他注定是一个「放不下」的人，一个永远被童年困住的人。

写《人间信》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决定：「我已经洞悉生命的真谛，我再也不想说假话套话屁话，我只想老老实实地讲出自己生命当中的一些困惑，我不会有羞耻感，我要勇敢地说出我的羞耻，然后勇敢地从挣扎当中站起来。」

他的「故乡」三部曲已经完成两部，他没有想到《人间信》会写得这么深。他在写作前曾经想要撇开自己，但最后却无所顾忌，把自己的心跳声、脚步声全部放进了这本书。他觉得，这是一个意外收获，或许也是对他多年写作的馈赠。

写完《人间信》后，麦家一如继往，把试读本寄给他认为该审读的人，其中有这次节目的访谈者，《人物》主编张寒。张寒读完，觉得，「麦家从来没有走出过童年」，「童年那些人和事一直在他的人生里疯狂生长。到了不同的阶段，都会生长出不一样的果子。童年和家人加在他身上的一切，虽然没有摧毁他，但切碎了他的情感和人生。他残缺而坚硬地活着」。

这也成为《人生地标》这个节目的契机。困于童年这件事，其实在他内心昭然若揭，但对于麦家来说，像是第一次听到似的恍然大悟。他承认，即使到了这样的年纪，他依然走不出童年对他的困扰，无论是曾经作为生命之光存在的母亲，还是为了剪断过去的写作和日记，都只能消解掉他一部分的伤痕，而无法完全抹去，「就像一个疤，它确实长好了，但你说它完全好了吗？作为伤，它是好了，但作为疤，它始终留在了那里。」

他说，「这是我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