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女孙悦
长女孙悦
孙海洋寻子的故事里,孙悦是长期以来镜头之外的那位长女。她一度被隐藏起来,但她理解父亲的决定,也相信父亲对被拐走的弟弟的爱,与对她的爱同样强烈。从孙悦视角展开,再讲一遍这个关于心碎、寻找、守候的故事,开头和结局是一致的,但这是一个崭新的故事。
文|谢梦遥
编辑|张跃
「你怎么可能讲出这个故事呢」
孙悦人生中最糟糕的一天,并不是知道弟弟孙卓丢掉的那天。她知道弟弟丢掉的那天,也并不是弟弟真正丢掉的那天。
2008年的春节前,9岁的她从老家湖北监利坐上前往深圳的大巴。半年前,父母带着弟弟去了深圳经营包子铺。按照约定,作为长女的她先在老家生活,等家人安顿下来,再接她过去。现在是团聚的时刻。回到位于白石洲城中村的出租屋,已是深夜,不见弟弟,却看见客厅满墙贴着寻人启事和报道。弟弟的照片就在上面。他穿着黄绿色短袖,蓝色拖鞋,咧嘴笑着,脸圆圆的。
弟弟不见了。爸爸妈妈或者警察叔叔会把他找回来,她想,可能下个星期,可能下个月。但这个事实对这个家庭意味着什么,需要她用更长的时间去消化。「慢慢慢慢我才理解,这是一个天大的事情。」她后来说。
2007年10月9日,在家门口玩的孙卓被拐走了。事发后,父亲孙海洋什么也没对女儿说。把女儿接到身边时,他也什么都没说。我很快能够找到孙卓的,他想,可能下个星期,可能下个月。直到他认识了更多的被拐卖儿童的家长,他们有的找了10年,有的找了20年。他开始感到恐惧。「难道我要像他们这样吗?」家庭气氛越来越糟糕,他与妻子彭四英都怪责对方没看住孩子。
几周过去了,然后是几个月。然后来到孙悦人生中最糟糕的一天。一个早晨,父母再次爆发了争吵。本是琐事,一片片雪花堆积,引发了雪崩。彭四英冲去厨房,取了把菜刀,请求孙海洋杀了自己。她一遍遍把头撞向地面,血肉模糊。这个场景无论是孙海洋还是彭四英,后来都对媒体讲过多次。但他们从没有提过,还有一个人在场。
孙悦就在那个房间里。她木然地看着这一切的发生,不知做何反应,没有哭,没有说话,也没有逃走。悲剧的意味,是后来赋予的。「客观地看,这确实是很触目惊心的一件事,」她回忆。她的感受无人顾及,她甚至在整个故事里都被遗忘了。
几个月过去了,然后是几年。父母继续争吵。父母不再争吵。孙家离开白石洲,去西丽,然后是石岩、西乡、横岗......有时是被房东驱赶,有时则是为了随生意而搬迁。孙家有了第三个孩子,孙辉。孙悦上高中了。上大学。大学毕业。照片中的弟弟停留在4岁。
孙悦人生中最美好的一天,是2021年11月的一天。此时的她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读硕士。和同学吃晚饭时,她接到父亲的短信。他要做几面锦旗,送给深圳警方等几个部门,让女儿帮忙想想上面写点什么。话说得没头没尾,这是父亲的一贯风格,但这次似乎是个喜讯。女儿追问,父亲才说,「孙卓很有可能找到了。」他发来一个一秒钟的模糊视频,穿着运动服的小伙子坐在凳子上,平头,脸圆圆的。
孙悦想,她应该放松地大哭一场,但只是眼眶湿了。她无声地哭了,这一秒展现出的信息,她家人等了14年。「你觉得可能永远都没办法解决的一个巨大问题,突然间就消失了。」同学坐在对面,错愕地看着她。对方明明是一个关键时刻的见证者,但直到最后,孙悦都没有告诉她发生了什么事。
「你怎么可能讲出这个故事呢?讲不出来,太复杂了。」她说。
021年12月,孙海洋孙卓认亲现场图源网络
盲区
孙悦第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是2019年,她读大三。与其说这是孙悦的决定,不如说这是父亲的决定,孩子大了,可以面对一些事情了。
对于公众来说,这是这么多年来首次意识到,孙家还有一个1998年出生的长女。当长女终于被看见,记者们带着一种预设而来,孙悦知道那是什么:「这个家庭背后的心酸、痛苦、黑暗,姐姐承受了很多。」
某种程度上,孙悦的故事里也的确有这样的一个部分。
那篇刊发在《时尚先生》的关于她家庭的长报道提及了一件事:以前记者来家里,孙海洋交代孙悦要叫他叔叔,叫彭四英婶婶。这样做,是对孙悦的保护,父母希望最小化弟弟丢失带给她的影响。另一个考虑是,为了让外界以为孙卓是家里唯一的孩子。独苗丢了,这显然是一个更悲惨的故事,也会给有关部门更大的压力。
当然这只是一厢情愿。有关部门对他家情况掌握得一清二楚。「我们想错了,其实他们查户口一查就知道,但是人家就装傻,没把这个事情揭穿。」彭四英告诉我。孙悦的感受是什么?在当时,家里的大人没有想过。多年之后,站在结局往回看,一切都可以坦然重述时,母亲代入孙悦的立场:「我怀疑她当时会心想,你们是不是可能连我都不要了。」
这个策略沿用几个月,孙家就放弃了。后来,他们不再刻意隐瞒孙悦的身份。但她依然被要求远离媒体,为了闪躲那些可能残忍的问题。
还有一件孙海洋夫妇多次对媒体讲述的轶事是,孙悦高中时,他们弄不清她的班级,甚至记错她的年级。寻子的过程比电影展现的更耗费心力,他们无法像普通家长一样尽职。有时需要家长签署时,她图省事就仿造签名。「高考志愿我自己一个人瞎填的,没有人管我。」孙悦说。
当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个长女足够听话懂事,不需要父母操心。「自己去坐车,去上学,作业一样能完成,她从来都把这些事安排得好好的。」彭四英说。
还有那些突然发生的搬家。由于各种原因,孙海洋一家经常搬家,而孙悦总是最后一刻才知道消息的人。有次初中放学路上,她收到母亲短信,写着一个新地址,原来家已经搬完了。好在只是换房子,不是换学校,住最远处时,她上学要花上一个小时,换两三次车。
「每天上学、放学的时候是高峰的时候,早上的时候拼命地挤过去,又要拼命地挤回来。这孩子为了上学吃了不少的苦啊,也从来没有跟我们说过什么。」孙海洋说。
习惯了,或者麻木了,孙悦可以平静地接受像游牧的牛羊一样迁移。但其中让她困扰的部分在于,私人物品的遗失。「经常搬家之后,我发现这个也不见了,那个也不见了。」她说。她最喜欢的童年玩具,一个木质的俄罗斯套娃,就这样丢了。她去质问父母,但他们并不当一回事。孙卓的东西收纳在一个箱子里,父亲搬家时永远会带上。
但孙悦并不喜欢自己的故事被这样讲述,因为,这并不是事实的全貌,只是,舆论的走向远非她可以控制。
2021年底,孙卓被找到的消息公开后,连续几个月,围绕这个家庭的一切都会成为流量话题。在这种情况下,一种让孙悦深感不安的叙事走向出现了,网上一些声音谈论这个家庭可能存在重男轻女,依据之一即是那篇报道所提供的:长女曾是在公开信息中被抹去的存在。讨论进一步展开,父亲花了那么多时间精力在找儿子的路上,是不是对女儿有所亏欠?孙悦不得不发布一则视频,解释父母向来对她和弟弟拥有同等的爱。如果被拐的是她——尽管可能性极低,人贩子的目标基本锁定为男孩——父亲也会用同样的努力找她。
她之后接受了一些采访,有时对沟通感到失望。「有记者会觉得,确实(存在)重男轻女,只不过你在其中没有意识到。最后会写成:孙悦认为自己家没有重男轻女。既然不相信我说的,你为什么又要一直去追问?你得到我的答案,你还是以你原来的那个想法去写。」她说,「除非我是一个男孩,这个事情就会不攻自破,只要我是个女孩,所有对我的忽略或者做得不够好的地方,都可以变成重男轻女。」
某种意义上,长女早已离开藏身的角落,但关于这个女孩完整的故事,依然在很多人的视觉盲区里。
「我一直告诉他们,(我)没有那么惨。我也是真心这样觉得的,在客观不幸之外,我还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孙悦说,「我所做的努力就是一直在希望能够消除这个刻板印象,希望能够打破我的这个人设。」
在最近的一次交流中,孙悦对我承认,孙卓的消失,「影响了我们家庭的相处方式,影响了父母能够给予到我身上的关注和时间。」但她不想进入到那套苦难成就卓越的刻板叙事。「好像我的整个存在都是弟弟被拐造就的,」她说,「除了是孙卓姐姐以外,我还是孙悦自己。」
她想讲述一个新的故事。
孙悦
白石洲的孩子
初到深圳那几年,孙海洋一家住在白石洲,是深圳有名的城中村。那里到处是「握手楼」,很多外来人口,每家每户都认识,像个真正的村子。孩子们来自不同省份,有不同的口音,都讲普通话。白石洲的居住体验并不好。房间里有虱子和蟑螂。水管上跑着老鼠。流浪狗四处可见。当年治安也乱,当街有人抢项链、手机。但白石洲的孩子不是留守儿童。他们是在父母身边长大的一代。还有那种村邻乡舍氛围。这就是孙悦所说的幸运。
另一处幸运在于,在白石洲,她还遇到了卷卷。卷卷家来自潮汕,90年代就来了深圳白石洲,最初卖玻璃,后来经营一家地下麻将馆(对外说是「杂货铺」)。她是家里最小的女儿,一家五口都住在店里。她父母知道孙家的事,提点她要带上孙家女儿一起玩,于是,她主动去叩门。那是2008年。
卷卷对孙悦的最初印象是,脸上有冻疮,戴着度数很高的眼镜,不怎么讲话,瘦瘦小小的。但同情与两个女孩的友谊毫无关联。卷卷有点崇拜大她两岁的孙悦,她成绩好,经常被学校选去做「国旗下的讲话」,还辅导她英语。
城中村是一种身份标识。卷卷回忆,上中学后,学校里流传着一种说法,出门左转都是有钱人,因为那边是天鹅堡、波托菲诺等高档社区,右转则通往另一个世界,「白石洲的嘛」。两个群体用的笔都不同,前者是进口货,后者则来自校门口的晨光文具店。
但这并不会影响白石洲孩子的快乐。在白石洲,孙悦和卷卷发展出一个小圈子,而她们是圈子的核心。「我们女孩子话多,想的主意又多,男孩子就是跟着我们。」卷卷说。她们还会去逛书店、爬山,宜家家居也是她们的游乐城。「我一直都感觉自己算一个比较容易快乐的人。」卷卷说。有次,孩子们登上一堵2米的高墙,连男孩都不敢跳,卷卷第一个跳下去。两个女孩彼此影响,孙悦的性格变得开朗起来。
有一年过年,孙悦回老家了。卷卷以为,她再也不会回来了,就像某些不告而别的同龄朋友那样,他们都没有这座城市的户口。她很伤心。过完年,孙悦又出现在她面前。
至于孙悦的父亲孙海洋,卷卷对他的印象不深,「他基本不在家」。他也曾过来打麻将,孙卓丢了后,再没来过。卷卷记得他对孙悦很好,那时过年,他塞给孙悦100块钱,说花不完不能回家。
在童年的大部分时光里,孙悦不是以一个悲剧事件中被波及的受害者的身份存在的,或者说,朋友为她提供了一个庇护所。再次谈论起那个时期的生活,她甚至早已不记得自己那时生活空间的墙面都被弟弟的照片贴满。
五年级左右,孙悦心血来潮,在家对面的文具店买了一个漂亮的本子,从此她有了记日记的习惯。
「昨天晚上梦见妈妈死了,仍然记得极清楚,那个梦非常真实。同样地,不知道是从哪里开始的。」一则日记的开头,她这样写道。她是个敏感细腻的小孩,日记本成了她的情绪输出的地方,她记得,她在上面记下了很多与友情有关的心事——另一页明显被泪水浸润到字迹模糊的日记上,有着这样的句子:「我知道这个地方没有人懂得我为什么哭泣,但她们在意我为什么哭泣。」
孙悦小时候孙卓出生前,孙悦与父母的合影。
孙悦家庭的暗面,卷卷从未试图进入过。她做过一个梦,梦到了孙悦的弟弟孙卓很多年后被发现了,「在路边手脚都断了,在那里写字。」但她没和她提过这个梦。
受孙悦的影响,卷卷也开始写日记。卷卷养的猫丢了,找了很久不见踪影。孙悦对她说,「要相信奇迹,奇迹就会出现」。卷卷把这事记进日记,因为孙悦口中的「奇迹」真的发生了——这只猫找回来了。
一只猫可以找回来,但一个杳无音讯多年的娃娃是另一回事了。
在家里,孙悦和父母也从不谈论这件事。其实她对家里的遭遇都知道。父亲接受采访时,她在房间很容易听到。但绕开也成为她下意识的选择。在前几年的日记中,她没有一次提到弟弟。弟弟被拐是个太沉重的话题,超出了她应对能力。「我一直回避这个问题,回避这个人。」她回忆。
第一次破天荒在日记里提到弟弟,是她读初中时。那一次,她用的是第三人称,不是惯用的第一人称,她承认唯有如此,疏离感更强,痛更少一点。那个时候,她还会和好友交换日记,与她交换日记的同学牛盼盼也因此窥见到孙悦几乎不谈论的东西。「很多人觉得她是一个乐天派,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的。」交换日记一段时间后,孙悦单方不想再继续下去。
班中一些人也知道孙悦的家事。有一次,一个同学和她起了争执,对方说了一句:「是啊,哪像你,弟弟丢了都不着急。」她完全失去回应的能力,从此与那位同学彻底绝交。
电影《亲爱的》上映,平时孙悦总喊朋友一起看电影,但那次孙悦选择一个人。她在电影院哭得稀里哗啦,但事后,只是简单地和朋友聊了几句。
这些都是只有最亲近的朋友才知道的非常隐秘的一面。更多的时候,孙悦一直是一个给予别人能量的人。牛盼盼回忆,中学时代的孙悦「每天傻笑,都不知道她在笑什么」。她还会在暴雨天的午休时间,冲到操场上淋雨。
2012年,孙家的小儿子孙辉出生。「辉」谐音「回」,寄托了孙家对孙卓回家的期望。孙悦对这个名字感到不满。「她跟我说过,有一些东西她自己承受就算了,为什么要让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孩承受。」牛盼盼回忆,「(她说)已经丢了一个小孩了,要把这个小孩的命运放在另外一个小孩上,特别不公平。」
但弟弟降生也的确为这个家庭带来了活力,用孙悦的话说,就像被困住海上的船迎来海风。在弟弟到来的当晚,她在日记中幻想他未来会变成什么样的人。「我从头到尾都很欢迎。」孙悦回忆。弟弟陪姐姐看动画片《JoJo的奇妙冒险》,姐姐带弟弟逛书城、吃火锅。「他弥补了我所失去的兄弟姐妹之情,我很需要陪伴。」孙悦说。
一家人给孙辉过生日
漫长战争
回忆起在白石洲长大的时光,孙悦还提到了一个场景。那是刚到深圳不久,课余时间,她时常会在父母的包子铺帮忙看店,有一段时间,来店里的顾客们发现,她一直捧着一本厚厚的书,他们难免惊奇,和她打趣,「在看什么板砖?」
那是一本在地摊上买的盗版《哈利波特》,厚厚的,收纳了全七部,字密密麻麻排布,阅读起来很吃力。但那本书她看了三四遍——除了朋友,阅读也给她提供了另一种庇护,因为书里有完全脱离现实的另一个世界。
在书里,哈利是在11岁生日那天收到猫头鹰来信,突然间知道自己是一个魔法师。孙悦也暗暗期待着,11岁生日时收到那封信。后来,11岁生日来了,没有猫头鹰来信。
「是小朋友的一种幻想吧,把他从当下的那种琐碎的、不愉快的生活当中解救出去,他可以去面对一个全新的、神奇的、有趣的世界。」她没有明确告诉我当时她的具体处境,但从时间上来看,那正是孙卓走失的头一年,父母怪责彼此最严重的阶段。
「那个时候天天吵,不是吵架,就是记者来了哭哭啼啼,一些家长来了哭哭啼啼。」母亲彭四英承认,「没有给她一个很欢快的环境,没有那种安全感。」
在彭四英的讲述中,作为家长、成年人,她是这种环境的制造者之一,但事实上,她也是承受者——孙海洋常年在外,彭四英是那个更多陪伴孩子的人,但作为在家陪伴孩子的母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她也是不被看见的。
2023年4月,我第一次意识到寻子报道里对女性的忽略。那天是拐走孙卓的犯罪嫌疑人吴飞龙开庭日,法院外的人行道聚满了孙海洋这些年的「战友」,有四五十人,他们举着寻人启事,开着手机直播。让我意外的是,绝大多数是母亲,「有很多孩子丢了之后,这对夫妻就离婚了。离婚了之后继续找这个孩子的,基本上会是妈妈。」孙悦后来告诉我。
但中国最知名的几个寻子家长,孙海洋、郭刚堂(电影《失孤》原型),以及最近两年为更多人所知的杜小华(他的新闻点在于他是《亲爱的》几个原型中唯一没找到孩子的),均为男性。那几部电影,刻画的人物也以父亲为主。
孙海洋一家的故事也总是围绕着父亲展开:他把出租屋打造成寻子博物馆,他高价悬赏提供线索者,他成为电影《亲爱的》原型,他作为被拐儿童家长代表一次次公开发言。但在家中,彭四英需要履行的不只有母职。
彭四英
2010年以后,孙家生意转型,孙海洋把出租房整栋租下再分租出去,她则承担起具体管理的角色。「他把这个房子接下来,他就出去(找孩子)了,一出去就是很长一段时间,一个星期,十来天。他必须得让人家关注他,关注他的人越多,我们的小孩回来的机会越大。他在外面怎么折腾我都不会说他的。那么这个房子就交给我了。」她说。「我怀了辉辉,六七个月,那个时候不是电梯房,从一楼爬到八楼这样,经常一天几趟。」她要招租,她要抄水电表,她要弄网络,事无巨细。她给退租的房子打扫卫生,跪在地上擦掉蹲厕的粪便。她自学修对讲机和换锁芯。有租客反映网上不了,她发现是电脑中毒,「我还得给他去杀毒」。正是出租房业务,很大程度改善了孙家早年的经济条件。
孙卓丢的那一年,彭四英34岁,37岁基本上两鬓的头发就全白了,之后每月染发。早些年采访彭四英时,她告诉我,她身体很差,「各种病都出来,几乎是每一个月要打一次点滴,打一次就是四天五天」。孙卓是在丈夫的看管下丢失的,但相当长的时间里,丈夫归咎于她。那是他的自我保护方式。「我18岁就认识他,很硬的一个男子汉。我从来没看他哭过,再苦都没哭过。那一次小孩丢了是他第一次哭。我就知道,绝对不可能再压他,再压真的压垮了。随便他怎么说,孩子是我丢的就是我丢的,我没看好。」她甘心接受了她在这个家庭里的角色。直至好些年后,她有次没忍住对他说,「那个孩子在谁手里丢的,你还不清楚嘛。」
但她的一些处境可能是其他人难以理解的,甚至包括女儿孙悦。
喜欢爸爸还是喜欢妈妈?从小被问到那个经典问题时,孙悦每次回答都一样:爸爸。
家庭教育中,彭四英是那个更严格的人,她的教育理念里很重要的一条是,锻炼孩子吃苦耐劳的精神,所以无论孙悦还是孙辉,她都要求七八岁就要做家务,负责扫地拖地。但在孙悦的印象中,父亲要么不在,要么就是在妈妈揍骂她的时候,成为那个阻拦者。「我小时候会产生这种认知:爸爸在呵护我,爸爸在帮我,爸爸是站在我这边的。」她说。
小学六年级时,母女发生矛盾,孙悦从家里跑掉了。暴怒的母亲追到学校门口,穿过人群把她揪出来,拖拽着回去。一路上两人都在扭打。重点不是被打,而是当众。「我觉得特别丢脸。」孙悦说。
她很早即发现母亲偷看过她的日记。彭四英与他人聊天无意说漏了嘴,说出女儿日记里的内容,表示「小孩子的想法很有趣」。那一刻孙悦是震惊的。后来,情绪变成愤怒与伤心。她什么都没有说。她完全没有抵抗的办法。
「要不是为了你......」这是一个孙悦常常从母亲口中听到的句式。这句话积极效果是,驱动她更努力更独立,消极效果是,对自己的存在有罪恶感,「无论如何我都一定欠父母的,有压力,很痛苦。」
很长一段时间,孙悦厌弃母亲的哭泣,以及她对她可能长达数小时的琐碎倾诉。「我也只是一个孩子,我连自己的问题都处理不好,我要去听你向我倾诉那么多成人世界里面的痛苦、压力、烦恼,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负能量。」她想。本质上,她讨厌的是自己,她不想被母亲用这种方式提醒,她们拥有同样的特质。「我很讨厌自己爱哭,我不喜欢我自己是一个脆弱的人,我一直想摆脱这件事。」她说。
孙悦和母亲彭四英
一堵墙
高中时,孙悦的叛逆达到顶峰,「脾气很差,说不得,一说就把门一摔。」她回忆。母亲唠叨,对她边界的侵入,令她很容易产生应激反应。「她会说,不想在家里学习,很烦。」卷卷说。所以某种程度上,她自己填报高考志愿、自己签名这些事情,不能全归因于父母的放手(孙氏夫妇会带着愧疚对外界那样说),也是她关闭了那扇门。
孙海洋没有就此当面指责过女儿,但也暗暗担心。「如果我的孙卓不丢失的话,女儿的性格应该不是这么差。」在孙悦看来,很多内耗与撕扯,与此并无关联,任何一个普通家庭都会发生。它源自沟通的不畅与某些不自知,以及她生来的敏感。
但事实是,在成长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孙悦和父母一直很疏离。2020年的一次交谈中,孙海洋对我说,「看到她和同学在外面玩,很外向很开心。回到家里之后,和我们没有多少话。」
孙悦说,早年间,她一直觉得父亲的寻找是徒劳无望的,就像「西西弗斯推石头」。孙海洋记得有次与女儿的谈话,他说「这个社会其实是很好的,很多人都是好人。」他想借此向她传达某种乐观,「我不会在她面前说什么黑暗的东西」,他回忆。女儿只回了他一句话。「你嘴上是这么说,你是实在没有办法。」
在寻找孙卓这件事上,孙悦也几乎未给过父亲帮助。有段时间,孙海洋需要把U盘里的资料刻录到光盘上,他找了几个大学生帮助。她突然意识到,自己明明也是大学生,为什么父亲不开口呢?她内心涌起一种很复杂的情绪——「不能说是愧疚」,但她依然没有去做什么,她感到她和父亲之间有一堵墙。
到了她大三时,父亲有次终于主动向她求助了。他注册了抖音,想把《亲爱的》电影里一些与他有关的片段剪辑出两分钟放上去。孙悦不知道怎么剪辑,再加上对侵权的担心,她推掉父亲的请求。真正阻碍她伸出援手的,是内心持续多年的疑问——这有用吗?她见过太多父亲做的无用功。无论如何,父亲还是制作了那段剪辑并发上去。
她不敢抱有对弟弟回来的期待。她佩服父亲的毅力,但她无法成为他,无法跟随他,甚至无法真正理解他。她只能把注意力放到自己身上。
阅读依旧是她能得到的最重要的支撑。她读到《海边卡夫卡》,那是一个关于出走的故事,她在主人公的故事里看到自己身上的相似之处,「他想要逃离他身上的诅咒,他的诅咒跟他的家庭也是有关。」她感到故事的特别之处在于,卡夫卡最后依然迷茫,「但是他内心里面那个自我跟他说,一觉醒来,你将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她说她感受到力量,从此卡夫卡成了她的精神偶像,「我也要成为一个顽强的、勇敢的人,即使带着迷茫。」
上大学时,她读了《那不勒斯四部曲》,小说中两个主人公的命运分水岭,就在于一个接受到教育,另一个没有。这让孙悦很受触动,在她看来,一个女性自救的第一步,或许就是受教育,但「这是一个并不是所有人都有的特权」——当初孙家来深圳,为的正是孩子接受到大城市的良好教育。弟弟孙卓先跟着过来,很容易被外人理解为,父母先顾着弟弟,把长女甩在老家。真实原因是小学入学需要办下居住证,这需要一些时间。
大二时,孙悦获得了去意大利交换的机会。假期她计划去英国旅游,因机票贵想放弃。消息从舍友传到彭四英和孙海洋的耳中,两人轮流打电话做她工作,鼓励她去。孙悦知道,父母不吝金钱,是希望她走更多的路,眼界得以打开。那一年,她总计游历了10个国家。再后来,她考上新加坡的研究生,家里卖了一套房以支付她的学费。「出国留学,其实是一种奢侈品。」她的朋友牛盼盼说。她用自己举例,原本打算在国外读研,但没有得到家里的经济支持而放弃。
孙悦能感到一些东西在消融,所谓与原生家庭的和解,并没有什么标志性事件,「青春期已经过去了,我不那么叛逆了」。
她感到自己的认知在成长。她思考一个成年人该如何看待原生家庭。「复盘来路不是为了责怪来路,而是为了更好地往前走。我们已经长大了,不用一直把自己当作受害者、弱者。」她说。她引述一本书里的话:「将责任归于父母,并不是鼓励你抱怨全是他们的错。将童年的自己身上责任全部免除,并不意味着免除成年自己的全部责任。」
但心理上的理解,不等于情感上的破冰。在新加坡读研期间,她与父母仍然极少交流。那时她很羡慕,身边的朋友经常给父母打电话,家庭微信群里经常响起消息。这种习惯是从小形成的,「这个可能也是我自己的选择,因为我一直觉得他们也很可怜,我希望我能够懂事一点,管好自己。」她说。多年来积压的负面情绪在异国爆发,她一度陷入抑郁,计划回国后一定要去做心理咨询——但一切计划都被父亲那条没头没尾的短信改变了。
和解
2021年底,孙卓被找到之初,还在新加坡等硕士毕业的孙悦每天打开微博,她家的消息挂在热搜上。父母没有时间跟她同步,她都是在网络看到家里发生了什么。
不久后,孙悦毕业回国,经过21天隔离,一家五口终于团聚。2022农历年后,孙家去了珠海旅游。孙卓想看日出,于是第二天姐弟俩摸着黑就去了。他们扫了两辆共享单车往海边骑去。天空有云,随着时间过去,四周逐渐亮起来,他们都以为看不到日出了。游荡一会儿,看到「一个小小的像蛋黄一样的太阳慢慢起来」。
回国后,孙悦自己的生活也发生了完全在意料之外的变化。读完研回国,她原本考上了深圳中学的教师岗位,离入职还有几个月时间,她想着注册抖音,分享一些日常。有次她推荐了一本书,那个视频突然火了,人们通过随附的链接下单,书卖出了一万多本。
这个小小的「奇迹」彻底改变了孙悦的生活,她决定放弃那个教师岗,成为一名读书博主,她喜欢这种自由,以及公共表达所带来的价值感。
《人物》探访孙悦时,她刚好推荐一本名为《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的书,「这本书的主角她在一个非常有毒的原生家庭长大,但是她很努力地跳了出去,在哈佛读到博士。」孙悦说,这是一个关于重生的故事。录制视频时,她在谈论书,又不止于书,很多时候,她在谈论情绪管理、公民意识和女性困境。
内心力量的生长也让她拥有了理解世界的更多视角。她开始反思父母在教育中的位置。父亲坚决反对体罚,这一点是对的,但他的声音也是缺位的。「要怎么样去让孩子改正这个错误,意识到这个错误,你没有做出任何努力,你只是在阻止另一个人用她的方式去管教。」她说。她感到母亲不易,「我妈不仅要独自一人肩负起管教我的责任,还要克服他的阻力去管教我,这是很难的一件事。」
梳理记忆脉络,孙悦发现,一些母亲的关爱被她忽略了。「我想起了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她对我说。高中时,她在学校犯了错,被老师叫去教务室让找家长。明知道父亲肯定会站在她这一边的,出于解释不清的原因,她还是打电话给了母亲。电话里她哭了,很害怕。妈妈来了。她提了一个袋子,里面装满了孙悦从小到大的奖状、证书,女儿以为在搬家中连同杂物一起丢掉的东西。「我到现在都记得那个画面,那种要替我战斗的感觉,」孙悦说,「跟老师说,我是一个好孩子。」
卷卷关于她们友谊是如何开始的讲述,则激起她另一个更早的回忆。「我来到深圳不认识任何小朋友,没有人和我玩,很孤独。我非常确信地记得,有一天下午,一群孩子在小巷里玩跳绳,我妈妈领着我到他们跟前,问他们能不能带我一起玩。我很害羞,那群孩子也犹豫,我妈妈笑眯眯但很强硬地撮合了我们。这群孩子当中就有卷卷。」她说。
还有穿插在父母对她不管不顾的叙事之外,那些相反的例证。来深圳读四年级时,她从未学过英语,根本赶不上从入学就接受英语教育的同学。彭四英不知从哪里搞来一至四年级的八本教材,每天拿根筷子守着她背单词,不听话就敲手。母亲不懂英语,但帮女儿追回了进度。为了让女儿历练胆量,母亲还去学校找了老师,通过一些方法让她得到小学校园播音员的机会。
父亲的韧劲有目共睹,自孙卓被拐后的14年来,他一直做着同一件壮举,从未停歇。孙悦说,母亲的韧劲在大众看不见的地方。「我觉得我妈最伟大的地方就是,她作为女性的那种力量。她做了很多事情,支撑住这个家,带好两个孩子。我爸爸做的事情是有观众的,她是没有观众的,没有人去歌颂她。」她打了一个比方,如果这个家是一艘船,父亲是引人注目的那根桅杆,母亲是船底起着最大支撑作用的龙骨,「但她是隐形的,在船的外面是看不见她的。」
孙海洋与彭四英
孙悦曾厌烦母亲的脆弱。现在,她有了新的看法。母亲用头撞向地面的时刻,母亲严厉管教她的时刻,那些看似激烈的时刻,恰恰也是脆弱的流露。母亲的坚强,隐藏在平庸日常里,日复一日的忍耐与付出里。她像个战士一样走向教务室时,她跪在地上擦拭便池时。那是一种源源不断的绵长力量。母亲可以是坚强的,母亲也可以是脆弱的。女儿也一样。她能够接纳自己多一些了,她明白,和母亲和解,「也是跟你自己性格里面的缺陷和解」。
彭四英说,其实孙悦忘记了,在女儿成长里,她经常夸她。但她的夸赞总是太过含蓄,「她看课外书会拿个字典,很认真地查字。我说你把这个词都查出来了,无形中就把表扬揉进去,她没反应过来。」她现在反思,应该表意更直接:「你很棒,你真的比爸爸厉害……」
现在,母亲也学着如何做更好的家长。孙悦明显感到最近她对自己的夸奖变多了。弟弟孙辉考初中,孙悦给弟弟做个简历,母亲夸赞道:「没有你,我们该怎么办?你怎么这么好?」这些话也许有些刻意,但她感到很治愈。
一天,在孙家的餐桌上,我们聊到教育话题。「我一般对小孩子发脾气,他都会拦着。」彭四英看向丈夫。「我不光光只是拦,我会让她没好日子过的。」孙海洋说,他斜着身体,一只手撑在桌上,「小孩子不能打的。她如果不听话,有些什么问题,都是教育的问题。」
埋头吃饭的孙悦回到:「你也没教育啊,都是妈妈在教育啊。」
「其实我们教育有很多问题。」彭四英说,她的眼神垂下来。
「谁家的教育肯定都是有问题的。」孙悦说。她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眼前的碗。
孙悦和父母
回家
孙卓被找到后,并没有公布他的选择,未来将会回到哪一边,认亲仪式结束后,他回到山东继续读高中。一切就这样停滞了吗?像某些寻子案例一样,双方回到两条平行线。作为亲生父母,孙海洋与彭四英不愿做任何亲情绑架,不想强加任何东西给他,孙卓才是最无辜的受害者。他们一直向他传达的是,「我们很爱你,一直在找你,你的幸福是最重要的。」他们等待他做出决定。
但孙悦能感觉到这个弟弟对她好奇,「刚加我微信的时候,对我可热情了」。父母有意无意向孙卓提到姐姐现在人在哪里读书,是个什么样的人。她提供一个成长范本,「我属于一个很神奇的存在。他可能会觉得原来我的家庭本身这样子,我以后也会变成很厉害的人。」孙悦说。
她没有透露聊天细节,父亲交代,不要对外过多提到孙卓。但她指出,她没有设计任何话术,他们保持着同龄人的交流,姐姐与弟弟的交流。
十多天后,孙悦再次收到父亲的消息,问她深圳的高中怎么选——又是这种没头没尾的父亲常见风格——姐姐确切地知道,弟弟真的要回家了。
幸好有孙悦。「那段时间他是很低沉的,都不说话。除了跟姐姐沟通多以外,跟我们没什么沟通的。」彭四英回忆孙卓刚回归的半年。养父母改小了孙卓的年龄,彭四英对他比同级学生大两岁这件事很焦虑,是孙悦在劝慰她。
曾经,她只是一个悲剧的目击者与被动波及者,她什么也做不了。现在,她主动做着姐姐能做到的一切。陪伴与倾听,帮助弟弟融入。带他去游乐园,去看电影、吃烧烤,去云南看雪山,一起参加自己的朋友聚会。在朋友的视角里,弟弟有时出现得有些突兀。「为什么朋友出来玩,你要带个弟弟?」牛盼盼说,「后面我就跟她说,你不要带你弟了。」作为朋友,牛盼盼看到孙悦尽力地照顾弟弟,但孙卓表现得理所当然,甚至并不领情。
「我理解朋友的想法,她认为这完全出于姐姐的义务,影响了我作为独立个体的生活,是不合理的。但我也理解孙卓。」孙悦说,「孙卓有点傲娇,他的领情在内心深处,他知道谁对他好,只不过表面上满不在乎,估计和年龄有关。」
「家里还有两个弟弟的时候,我有时候会觉得我像是第三个家长。」孙悦说。在大世界里,她依然是个小女孩,会因为剪了不合心意的头发而哭鼻子,会因为直播时网友评论产生容貌焦虑。但她也必须迅速成长着。
弟弟们不爱看书,都爱打手机游戏。孙悦告诉母亲,这也是他们的一种社交、沟通方式,「在游戏里面开语音聊天」,如果完全禁掉,「他好像被自己小伙伴抛开一样」。彭四英听进去了,每天给孩子们半小时游戏时间。当孙悦听到母亲在小弟弟孙辉做错事时用到那套熟悉的开场白,小时候她就是这么听过来的——「爸爸妈妈多么多么辛苦,但你还是这么不乖」——她介入了,劝母亲换一种说法,不要让孩子感到自己是个累赘。
母亲依然会时常陷入难过,她感到与孙卓失去的共同时光是回不来的,亲密感艰难地建立着。孙卓对她的关爱感到不耐烦时——比如他刚来的适应期,她一次次把早餐送到他房间,他说不想吃——她的感受再次受到伤害。往往此时,孙悦就会成为开导者。对于母亲过分的小心翼翼,女儿还会建议她可以适当强势一些,「你还是要在他面前有点权威,你是他妈妈。」
2022年4月时,孙悦开始写一本关于父亲孙海洋的传记。有几个出版社找过来,最初是想请记者写,孙悦觉得她可以试试,先写了三四千字的样章,编辑觉得很不错。接下来的那段日子,她隔几天就采访一次父亲。每次谈三四个小时,从晚上九十点钟持续到凌晨。有时,父亲的讲述是沉重、悲凉的,有时,他也会讲到一些令人莞尔的轶事——导演陈可辛请他去装潢考究的餐厅吃饭,他以为很贵,只吃了碗面,最后发现是自助餐,后悔不迭。
他们聊到彭四英以头抢地的那次求死,还有孙海洋循着线索去宁夏找孩子却空手而归的经历——他有过很多这样的失败,但那是报以希望最高的一次。听到这两处地方,她的眼泪流下来,擦掉,继续记录。但父亲很平静,他甚至没有对她的哭做出特别反应。
她用5个月写完了这本书,取名《回家》。和当年那篇日记不同,这次写书,她用的不是第三人称,而是父亲的口吻,第一人称。这次写书,让孙悦重新进入她家庭的故事。「14年来,它发生在我的身边,我一直没有去注视。」
《回家》
这次写作让她再一次了解了自己的父母,看到他们的力量,也看到他们的局限,然后去理解这种局限。
父亲有大男子主义倾向,「我认为他是有缺陷的,但是也有很明显的闪光点。他只能是我个人的英雄。」她说。
作为受过良好性别教育的新一代女性,孙悦拥有很独立的女性意识,但她并不会以此去评判母亲——彭四英总在强调,她在婚姻生活中的隐忍。在孙卓走失的最初几年,她忍受着巨大的精神痛苦,体重一度降到78斤,曾想过一走了之,但最终决定,不再跟男人斤斤计较,「死都要死在这个家里」。谈起孙悦的一次负气离家,如果她走丢了,连自己都会认为自己是个「扫把星」。她对女儿的择偶建议是找岁数更大、能力更强的男性,孙悦对此完全不认可,但她理解,「没必要站在后来者的视野居高临下地否定过去的人,尤其我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才能拥有这样的视野。」
《回家》出版后,为了应对采访,她想翻看日记帮助唤醒记忆,竟惊讶地发现在一本日记最后的空白页,有父亲的字迹。她习惯把日记放在抽屉里,如果父亲在上面写过字,就说明父亲找到过它。所以也许,母亲不是唯一看她日记的人。
那一页上,潦草几行,写的是村子地址,电话,姓氏,以及「前面两个女儿,大的已结婚」。那是一条可能被拐儿童的线索,这样的线索父亲收到过上千上万条。女儿想象着,仿佛穿越到多年前的那一幕:父亲接到电话,随手记下。她感到一种奇妙的联结。
至于回家的孙卓,孙悦能够透露得还是不多,她要保护他。外人看到是一个完美结局,但身在其中知道,这里面有着永远无法填上的空洞。孙悦说,弟弟面对的挑战很难。不止是两个家庭的转换。「他成长的环境,他童年所在的那个街道,那个学校是很重要的,那是他自己的最早记忆。」孙悦说。回归不是那么简单的。「等待时间治愈一切。」她说。
最后,她说起姐弟过的第一个生日。那是2022年3月,最小的弟弟孙辉10岁生日,他们一起去了山上野餐,还叫上了卷卷。分蛋糕时,孙卓把其中一块砸到孙辉脸上。女孩们还重温了儿时的游戏,放风筝。小时候,她们总是把线缠在树枝上,但现在,女孩有了长大的男孩的帮助。孙卓握着线圈在前面跑,孙悦拿着风筝在后面跑。姐弟配合,风筝飞升起来,越来越高。
那不是她人生中最美好的一天,当然也不是最糟糕的一天。那只是普普通通的一天。儿子回到了父亲身边,弟弟回到了姐姐身边。以后这样的日子,还有很多很多。
2022年1月,孙悦和家人图源微博孙海洋一家人
(卷卷、牛盼盼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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