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教师为什么累？

因为非教学工作越来越多。

非教学工作为什么多？

……

这变成一个可以无限往下推演的问题。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教授刘善槐从2007年开始研究教育，最早从宏观政策出发，重点关注的是教师队伍建设，但近几年，教师个体的压力凸显出来，工作负担变成他和所在团队探讨的一个主题。

刘善槐感到困惑的是，随着时代发展，办公越来越便利，政策体系也越来越完善，教师的工作负担却在变重？这些负担是否存在某些共性？沿着这些问题，他和团队去到十多个省份调研，发现教师的许多精力耗费在课堂之外。

刘善槐还发现一个普遍现象，不仅很多人不愿意当校长，而且很多青年教师也都不愿意当班主任了，以至于许多学校年度开学，出现「班主任荒」，不少学校只能轮流摊派。一些承受过多压力的青年教师身体出现各种状况，寒暑假甚至变成他们集中调理身体和住院看病的时间。

「真正的问题也不只在于频繁的检查，而在于背后的『形式主义』。」刘善槐说，形式主义之所以流行，和现下对教育的评估方式有关，也和教育部门在县域的处境相关。

而乡镇和农村学校是承受形式主义工作的最后一环，「那里是教师工作最隐秘的地方，也是负担最严重的地方」。刘善槐从教师编制政策、县城财政分配制度、城乡二元结构出发，分析了像毛细血管一样遍布广袤农村的学校和教师的具体处境。

刘善槐也提到，形式主义不是「一团搅不动的浆糊」，也有一些县城的教育能够从形式主义中脱身而出。校长有更多的时间精力规划学校发展，教师也能更安心地站立在他们最认同的课堂上——「这是他们对教育最朴素的期待。」

文｜程静之

编辑｜楚明

图｜（除特殊标注外）视觉中国

课堂之外

最开始关注到教师的工作时长和强度问题，我们专门设计了量表，是想了解他们一天上几节课，花多长时间备课、批改作业，结果发现，教师的许多精力其实耗费在课堂之外，他们被各种填表、考评、比赛、评估压得喘不过气来。总的来说，都是一些和教育教学关联度不高的工作。

比如最近一次，我们去浙江省某个镇上调查，一位中学校长跟我们说，最近一个周，因为省里来检查，教育局把所有初中校长叫去布置任务，接着整理大量材料；再上一个周，又因为某一项检查，校长也是被叫去教育局开会，回来后整理资料。

类似的检查会贯穿整个学期，一个中部省份的县城教育局统计过，中小学教师需要承担的各类各项非教学工作有36项，具体到下面的一所学校，曾经一个周收到过17份文件，平均一天就有好几份，整个学期更是列得满满当当。这些工作还要形成报告、统计具体数字，最终做成材料，以至于很多老师自嘲说：最近几年，教学专业能力没怎么提升，做资料却已经很专业，知道有关部门需要什么样的标准，怎么做材料最快。

这些材料中，有一些是校长为了学校获得荣誉，主动去申报了很多项目。比如青年学校、无废学校、绿色学校、青少年足球特色学校……进到这类学校，你会发现荣誉挂了一整面墙，牌子申请下来之后，有的还得进行年度评估，所以每年都要做材料。

另外一些材料，是以县为单位，教育系统里每一个学校应对检查时必须要提供的，比如师德师风督查，学生体质监测，安全检查，有的是年度，有的是学期，有的是突击。每次这样一督查，老师就要准备这个资料，那个资料。

记得甘肃一个乡村小学校长说，各个部门每次检查的标准都不一样，材料一年比一年多，要求越来越五花八门，教师应对这些就已经疲惫不堪。还有一位江西教师说，为了预防突击检查，他每天有一半的时间都在填表、写汇报材料，紧急的时候，哪怕熬夜不睡觉也要做完。还有一个中学校长说，去年做的文明校园评选，一个星期查一次。到最后变成，学校里什么地方有破损，他就马上把油漆匠和水泥工叫来补，因为排名一旦落后，上级部门会找校长谈话。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检查不是教育系统推动，也不是教育想做的事，它们来自交通局、公安局、消防、妇联、文明办等多个单位，包括了扫黑除恶、防诈骗，甚至是破除陋习、殡葬改革。这些面对的是成人，离教育特别远，尤其是对于小学阶段的孩子，有些事情还不符合他们的认知水平，但许多部门为了工作的便利，保证任务更好达成，就咋咋呼呼全进了校园。

我们去到一个中部省份，老师感觉很无奈，他们得督促发交医保的通知单、禁止焚烧秸秆的宣传单，也得到孩子家检查电路、煤气有没有安全隐患。更难以理解的，在南方一些城市，家长骑电驴子接孩子，老师要管理有没有戴安全帽。甚至地方上的保险公司和政府合作，从孩子，到父母，再到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有没有买保险，老师也得管。

这些部门之所以进校园，是因为学校是一个集合了孩子并能够把通知快速遍及家长的系统，由教师牵动学生，再由学生牵动家长，好组织，好管理，各个行政单位确实减少了办事成本，提高了效率，实际上是把压力转移给了学校。

就拿地方推行的保险来说，通过社区挨家挨户动员，不仅耗费时间和人力成本，而且业绩也不好完成，但是通过学校，由班主任在群里一发，家长即使有意见，但为了孩子，最后总要把这件事做了。参保原本讲的是自愿，最后有些也不是自愿了。

家长因此对教师怨声载道，但教师也是无奈的，许多事情本来是由他们协助管理，但最后都被搞成评比，转移成具体的压力。教师就感觉被评比体系绑架了，为了不让班级排在后面，他们会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努力让完成率达成100%。如果排名对外，还显得拉了学校后腿。评比因此成为驱动教师工作达标屡试不爽的方式。

这些来自不同单位和部门的工作，最后全落在教师身上，甚至有人就说过，教书是副业，其他事情变主业。还有一个小学校长开玩笑说，所有的局里，除了一个畜牧局，其他部门都进过学校，如果学校养殖了两只鸡，那畜牧局也要来检查了。

那个校长所在学校的规模其实很小，在我去调研的那5天内，也要完成7到8项检查，资料连一个蓝色的文件盒都装不下。

刘善槐受访者供图

「年轻人不愿意做班主任了」

在各个地区调研时，我们发现的一个普遍现象是，现在很多人不愿意当校长了，很大一个原因是，校长需要担负的责任是无限的。

目前，我们有些行政部门把学生问题惯常都归责给学校，从来没有思考过边界在哪里，但凡学校出点什么事，校长很容易被推上风头浪尖。记得一位初中校长说，学校里某个老师在外酒驾了，责任要追究到校长；暑假，一名初二学生看到网上有兼职信息，加了手机号码后，落入电信诈骗，公安局会立马约谈校长。甚至有些地区，200米范围内的商家店铺都是学校的责任片区，校长要想办法管理。

乡镇地区的校长更难当。印象最深的一个例子是，政府财政每年要拨给学校一笔公用经费，用来维护学校水、电、网等设施的正常运转，但这几年，我们发现某些县城财政紧张，公用经费经常不能及时拨付，为了不让学校断水断电，许多校长只好用自己的工资垫付。在某一个村小，校长年龄也比较大了，今年上半年经费一直没下来，他已经垫了4万多块钱。

校长感受到的压力，其实是一层层往下传导的。义务教育阶段基本是公立学校，校长都由教育局任命，只能接受上级的指令。但各县的情况也有很大差别，一个关键点就在教育局局长，作为一个县教育的管理者，教育局局长秉持的是什么理念，是保守还是开明，能否和上级政府积极沟通，挡住一些任务不能进校园，都有很大关系。

其实我们一直在呼吁，教育局长要从教育系统产生，先是一名普通老师，之后到中层和校长，最后到教育局局长，经历过多重身份的转变，他就会了解学校运行的基本样态，不能天天折腾老师填表。但现实情况是，目前的许多教育局局长来自住建局、畜牧局……他们很难从教育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上面来了通知，就是上传下达，完成一项任务，但不知道学校和教师的具体遭遇，也不知道过多的非教学工作会给教育生态带来什么影响。

图源剧集《大考》

调研中，我们的另一个发现是，年轻人也都不愿意当班主任了。

压力传到这一层，班主任是更加被动的角色，几乎没有选择的空间，只能往下落实工作，如果做不到位，还会受到上级问话，影响绩效工资发放，关系到自身的相关利益。

现实中，我们看到的班主任都是风风火火的，不仅要教学，管理学生生活，和家长沟通，还要处理很多非教学事务，工作边界不断在扩大。比如湖南某县一位班主任说，没想到这个职业和他期待的差距会有这么大，最头疼的就是频繁接受检查，细化到上课、备课、作业批改，班主任工作手册和班级日志，有时候，一个星期还要检查两三次。为了通过考核，他要完全按照规定的格式和模块，形式化地写很多教案，做得不顺手的时候，经常忙到凌晨两三点。

现在很多学生出现心理问题，很多县城没有专门的心理老师，班主任还要留意学生情绪。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县中学班主任，访谈中自己的情绪都快克制不住了，她一直说自己太累了，全班40多个同学，不可能一一照顾到，有的学生情绪失落，她不仅说服不了对方，还容易被带到情绪里去，每周都因为学生哭一次，最后不仅影响备课，而且疏导不开学生，自己也快有心理问题了。

和校长的情况类似，乡镇班主任比城市的更难当。特别是很多乡镇学校是寄宿制，只能由班主任负责学生的生活管理，他们一周全住在学校，早上6点多起床，晚上11点查寝后休息，每天工作时间特别长。有的学校不提供住宿，学生离得远，班主任就要做校车安全管理员，早上6点接学生，下午再送回，一直到晚上7点多才能回到自己家。还有的班主任面对的是大量留守、单亲家庭儿童，有的父母一年才回来一两次，有的父母完全撒手不管，爷爷奶奶年龄大了，班主任就要对孩子的学习和安全全权负责。

在无限化的责任下，班主任要承受很大的精神负担，大脑始终处于一个紧绷状态，最害怕半夜接到电话，心里就咯噔一下，如果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用睡了，立马就得起来处理。还有的班主任非常焦虑，晚上严重失眠，大把大把掉头发。

虽然付出了很多，但班主任除了和科任老师拿一样的工资，其余就是班主任津贴，有的地区只有两三百元。大部分老师就选择不当班主任，以至于很多学校每年年度一开学，面临最大的困难是「班主任荒」，校长就非常头疼，挨个把老师约到办公室交谈，还得去家里做工作。如果老师最终都不愿意，普遍采取的调节机制是，年轻老师轮流摊派，今年你当，明年他当。

其实，对于刚参加工作的青年教师来说，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学习专业，但在实际中，因为职级低，话语权弱，他们通常还是被选为班主任，背负了很多非教学压力，一些职称高的老师反而是清闲的，以至于在调查中，青年教师的身体状况并不比老龄教师健康。许多青年教师一周内出现三次以上头痛、肌肉酸痛、胃疼、心跳过速、食欲不振等症状，寒暑假甚至变成他们集中调理身体和住院看病的时间。

最终，压力影响了工作感受，成为许多教师产生离职意向的重要原因。另外，非教学工作也让他们失去职业认同感，特别是天天盯着卖保险，下载APP，闹出一些家校矛盾。教师就出现自我怀疑，现实和理想偏差太大，他们就会选择离开，去教育系统的其他岗位，或者转而去考公务员。

班主任背负着很大的压力。图源剧集《最好的我们》

一种处境

我们说，真正的问题还是在于背后的「形式主义」。而形式主义之所以流行，一个可探究的原因或许是，我们对教育的评估，太过于依赖制定可量化的标准。

比如之前说过，很多学校会去申请挂牌项目，再往前一层推演，是为什么立这些项目。有一些项目是带有行政逻辑在里面的，比如一个区域如何体现积极推行了教育；a县和b县，如何比较教育的先进和落后……这些都需要具体的抓手，就会驱动项目立项，让学校评比，用可量化的尺子量一量。这样一来，学校就会按指标准备材料，导致项目逐渐脱离初衷，走向形式主义。

许多部门对学校的考核重心也偏移了，不是走进教室，看看教师给孩子们授课的效果，而是集中到办公室翻看材料。检查落在纸面上，就导致教师的每一项工作都要做成「台账」，记录过程甚至要大于许多事情本身的工作量。

举例来说，学校有两条生命线，一条是质量线，一条是安全线，消防进校园，肯定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但是一些地方的相关部门进学校，有时不是在各个角落看消防设备是否存在安全隐患，而是看学校做的台账，上面记录学校自行检查过几次，有些检查是专业的，比如灭火器的压力指针大概多少范围，教师也不懂，但还是做了台账。他们已经没法关心实际问题是什么，只要保证台账达标就行了。

台账和学校的无限责任处境也相关。在所有评价环节里，台账是唯一能倒回去追踪的方式，代表着「留痕主义」，能显示学校做过什么，别人就挑不出学校的毛病。

最典型的是防溺水工作，学生如果在暑期溺亡，一小时都不到，主管部门就进学校了，让学校把所有资料拿出来，看班主任开过几次班会，工作是否存在漏洞，如果教育不到位，对学校和老师的影响非常大。在很多地区，放了寒暑假，教师需要巡河，去鱼塘、水库轮流值班，不允许孩子靠近水边玩耍。之所以抓得这么紧，也因为关系到地方领导的考核，比如在某个东部省份，一个县里溺亡三个人以上就算重大事故。

除此之外，从教育系统外部看，为什么多个部门能进校园，导致形式主义越来越重，和教育部门的性质分不开。

从理论上，在一个县域，教育、交通、住建等部门，都是彼此独立且并列的关系，但实际上，教育作为一项公共事业，占用了许多编制、财政支出、土地，是一个资源消耗型部门，在话语权上常常处于「弱势」。

正因为这种强弱处境，当其他部门面临考核压力时，就会给教育局发文件，一般会说「请教育局予以协助」。教育部门通常没法拒绝，甚至因为自我弱势的定位，任何需求抛过来，都没有思考哪些事情不能做，可能就是服从或者合作的态度，以至于其他部门做事都习惯找教育局，需求的雪球越滚越大，学校就在逐年增加的负担中越来越不堪重负。

事实上，县域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部门之间不能简单看成是对抗关系，而是彼此勾连，办事可能也会带人情色彩在里面，比如一个教育局长如果从住建局里诞生，学校要建几层楼，需要住建局来审核，等到住建局有需求进校园，学校也就没办法推辞。

彼此勾连的另一面，部门之间又彼此独立，很多信息和数据不流通，就会造成一项检查里存在「多头管理」的问题。比如国家提出要重视学生视力保护，各个部门开始行动，教育局委托卫生机构查一次，卫生院体检再查一次，学校必做的期末体检又查一次，就像过度医疗一样。之后，教师不仅要把数据输入青少年近视防控平台，还要在体质健康监测网站填报，被折腾好几遍。

总之，如果没有一个力量统筹管理，各个部门还是会把需求压到学校，教师负担很难真正地减掉。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地方为了调查如何给基层学校减担，方式还是发表格，有什么意见请整好资料上报，这本身就给教师增加了一个新负担。

「形式主义也不是一团搅不动的浆糊」

谈到教师工作负担，我们最终还是要落回到乡镇和村屯，那里是教师工作最隐秘的地方，也是负担最重的地方。

这种局面跟教师编制配置的机制有关。编制是一种公共资源，以县城为单位，学校为单元，按照学生数「自上而下」核定。2014年经过改革后，城乡编制统一，也就是说不管在哪个区域，学生总量相同，编制总量就相等，其中小学教师和学生的总量比是1:19。但这在乡村引发的问题是，许多地区偏远，人口稀疏，学校规模小、数量多，如果仅把「生师比」作为指标，就会存在老师在农村不够分的情况。

根据相关数据，在理想的班级规模条件下，每个班级45人，教师编制能够满足基本的教学需求。但我们去到很多农村学校，绝大部分班级远远低于这一规模，有的乡镇中心校总学生数都不到100名，下面的村小人数更少，一个班级只有十几个孩子，配一个老师都属于超编，这个老师就要「一个萝卜多个坑」，跨学科、跨年级教学，从第一课上到最后一课，还要被分配给其他班级，每天都在超负荷工作。形式主义工作再落在他们身上，那就非常繁重了。

除了编制政策，乡镇学校能分到多少老师，还取决于一个县的财政能力，以及愿意拿出多少钱给教育部门分配编制。

2000年以后，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实行的是「以县为主」的教育管理体制，所有的教育经费由县政府统筹，但因为各县财政水平差异大，对于许多财政弱县而言，教育支出是一个不小的财政问题。在我们调查的12个县中，占比最小的是17.21%，最大是29.52%。近几年，有的县级政府为了缓解财政压力，采用了编制紧缩政策。

在人数紧张的情况下，一位老师身兼数职在乡镇是很普遍的情况。比如最近我们去到东部省份某个镇上的中学，数学老师也是总务主任，每天除了上课，还要管理行政。理论上，学校行政一共需要5个人，但是因为没有编制，学校满打满算只招了3个，那名数学老师又是财务，又是采购，每天都有忙不过来的工作。

再往下的村小，教师还要承担很多后勤工作，需要统计食堂的出入库，吃了多少米、多少菜。这里有一个背景是，从2011年11月开始，国家实行了一项免费营养餐计划，规定每天几块钱必须吃到孩子嘴里去，这对农村学生本来是好事，但人手不够的学校就把教师拉过来。除了要采购、运输、烹饪食物，填表和账本制作另外花两节课时间，一些教师对此感到无奈。

乡镇教师数量越不充足，年龄结构也越不合理，年轻教师留不下，老龄教师退不出，教师明显老龄化。你甚至不能想象，一些老龄教师都当爷爷奶奶了，也要填资料，下载APP，他们眼神又不好，是眯着眼睛一项一项操作，效率特别低。有的老龄教师智能手机用得特别费劲，就感到巨大的折磨，为了完成任务，只好请家里人或者村里年轻人帮忙。最终，形式主义工作任务是达成了，但乡镇学校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更大的。

城乡二元格局是当前的现实，据我们预测，到2030年，我国农村学龄人口还有约 5000万人，小规模学校数量约10万所，这些学校将分散在广袤的农村，届时将存在21.7万的教师缺口。额外增加的形式主义工作，可能会导致农村教师教学质量提不高，年轻教师更加难留下，进一步又拉大了城乡教育的差距。

我们了解到很多教育发展好的学校，地位高，自主权强，形式主义任务根本落不到里面去。而在乡镇，形式主义工作表面影响的是学校和教师，但最后承担后果的是孩子。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会形成一个累积的负向效应循环：教育在县域不突出——话语权变弱——学校没有办法拒绝形式主义工作——教学生态遭破坏，教育在县域不突出。

当然，形式主义也不是一团搅不动的浆糊。我们跑了很多县和乡镇，形式主义在地区上的强弱是有差别的，这和当地政府对教育的认知改变有关，关键也是如何找到一个突破口，影响整个县的教育生态。

印象深的是江西一个很普通的县，原本不富裕，教育也不出色，但一位教育局局长为了提升教育，曾经在那里提出「家校合作」理念，做了很多改革，结果在全国变得有名，许多同行来学习，各种机构也宣传，一下子引发了聚光灯效应。更高层级部门开始关注，把教育变成当地一个发展品牌，偏向投入了许多资源，教育获得了更高的地位，良好的学校氛围也让农村留住了好的教师。

还有四川一个县城，走的是「经济驱动教育」路径，因为农产品大量出口，给当地带来很多收益，更多财政能够投入教育。在那里，许多事情都在为教育让路，校长、教师有更多的时间精力用于规划学校和学生的发展。

其实，很多教师想要的很简单，就是踏踏实实教书。在我们走访了那么多学校之后，一个学校的科任教师的经历特别典型，因为教书很好，学校曾经给他提干成副校长，但是干了两三年之后，他的日常变成天天开会，催着填表，想办法达成各种指标，做的都是非教育教学工作，这让那名老师感觉很困惑，偏离了最初追寻的轨道，变得越来越自我抵触。后来，他干脆把副校长辞掉，做回了一名普通老师，回到班级，拿到书本，重新和孩子们对话，内心才感到安宁。

最后提到这名老师，想表达的不是做中层干部不好，而是许多教师对非教学工作已经不堪其扰。他们最认同的核心价值其实在课堂上，这也是他们对教育最朴素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