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需要稳定感的人来说，不上班如何找到生活的秩序？

摄影师严佳林今年三十一岁，两年前，她抱着这个困惑，从福州一家互联网公司裸辞。离职后，她带着相机去了万宁日月湾。在那里，有一群和她同龄的年轻人，过着一种远离城市、闲适、自由、候鸟般的生活。她计划用相机记录在日月湾的观察，并解答自己关于人生的疑惑，「人可以不上班但依旧维持稳健的生活吗？」「人是否可以不选择主流的生活方式？」

起初，这像是一个关于旷野和轨道的故事，关于人如何选择才能抵达自己想要的生活。但随着严佳林的讲述，对未来事业的迷茫、和父母关系的修复、在亲密关系中感受到的挫败，细密的人生课题一个个浮现，你会发现，两极选择的背后，有着更复杂的人生网络。

这几乎和她在万宁的观察形成互文。遁入自然的生活很松弛，像一个美梦，但美梦之下，严佳林看到，在万宁的这些年轻人们依然经历着迷茫，经历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还有现实生活的不断挤压。一拨拨年轻人来到万宁，又渐次离开。

她把在万宁拍的这些照片做成一个系列，取名「美梦的缝隙」，「不是裂痕，而是从内而外滋生的缝隙」。她逐渐意识到，起初的那些困惑，或许根本就没有答案。她最终找到的，是一种路径，如何面对困惑，如何活着，以及在试图解决所有问题之前，先尊重自己的体验。

以下是严佳林的讲述。

文｜吕蓓卡

编辑｜槐杨

图｜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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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年初，我辞职了，有个在北京做编剧的朋友和她当时的男友一起回到了海南老家，打算在海南的老屋休息一年。我听她讲，这两年有很多年轻人从城市里辞职去万宁，就很好奇，大家为什么喜欢呆在那里？如果都不上班，要怎么养活自己？我想去看一看，拍点东西，顺便也休息一下。

我是2022年大年三十晚上手机收到年终奖到账的消息之后，立刻向领导提的离职。那时我已经工作五年了。我学的金融，2017年研究生毕业回国后，先去了会计师事务所做审计，干了一年，特别疲惫，就离职了，去了互联网公司，做产品设计，本来觉得能帮别人解决问题，也能实现自我价值，很快发现不是这样的。每天的工作就是面对很多表格，和开不完的会，跟不同的人沟通，你只是所有生产链路中的一个小螺丝钉，活得就像坐牢。

互联网公司有一些约定俗成的职场习惯，比如上班的时候，人会被要求尽量不要有情绪，公司给一些额外的工作，也不能抱怨。我想不明白，一个不合理的事情，我为什么不能有一些合理的情绪？但大家就会说这是不专业。尤其到了后两年，互联网在行业周期中逐渐衰退，压力越来越大，有一次看到一位比我年长的同事悄无声息在哭，就觉得挺心疼的，这种崩溃还不被允许。

2017到2020的三年，我总在反思我只是在「上班」，并非在做一件属于自己的「事业」。除此之外，我跟父母因为个人选择也有一些冲突，亲密关系也不顺利。就觉得我的人生课题都没做好，会有困惑，不知道我到底要追求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为了消解焦虑与虚无感，我开始大量饮酒，经常9点下班立刻就去喝酒，情绪最不好的一年，我基本上一周7天要喝4天，从晚上9点喝到早上3、4点，有时喝到早上6点，再去上班。

但消费和喝酒并不能真正消解焦虑，只是在补偿精神痛苦，却不能解决问题，对身体也是一种极大的消耗。喝完酒还是很难受。我开始尝试用拍照释放我的情绪。每一次对准现实世界，就好比一次射击，按下快门给我带来一种掌控感，我可以决定拍或者不拍，没有任何压力。拍照的时候，也会忘记别的事情，沉浸在拍照里面。

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和习惯有计划的人，在去万宁之前，我就想好了大概要拍什么命题，看了很多关于万宁的文章，还找朋友认识了一个在万宁呆了一年的女孩。她带着我认识了很多人。

失恋去海南的朋友阿野

第一次去，我在那边呆了一个月。刚开始，一天什么也不干，我还是会有点焦虑，总觉得我应该干点什么，应该创造点什么，但在万宁，你会发现，大家就是什么也不想干，每天可能就骑车，去海边，跟朋友玩，一天就过了。

当时是 2022 年 3 月份，疫情还比较严重，各地都在封锁，在万宁还算活动自由。每天一上网能看到很多负面的新闻，心情非常压抑。为了缓解压抑，我希望身边有人能够一起讨论，但在万宁的朋友，似乎不太关心这些事情。我会感到沮丧，也感到割裂与孤独。当城市里的人在被各种状况限制，我感到自己是个从城市逃出的「背叛者」。

但到后面，我理解了他们。不是不想去了解，可能是没有心情去了解。每天都过得太舒服了，晒太阳能晒一个下午，啥也不想，没办法想。那个环境下，人会变得懒懒散散。我到后面就告诉自己，要放下在城市中习得的生活习惯，我也逐渐不刷手机、看新闻了，到后面连书都不看了，我觉得我不需要再接受太多信息，自然能给我的很多，我没有太多注意力去关心其他事情了。

我开始体验万宁的生活，跟他们学会放松，学会放下在城市生活中的焦虑。防晒霜也不涂了，每天就穿个运动背心和短裤，回家以后我妈说你黑得太多了，随便吧。

人的确容易在自然里舒展。有一晚，我在好友苏苏的带领下，和另一位好友阿翔三人一同去往海边的礁石，想要看一次血红的月升。苏苏带着我和阿翔在海边的礁石群攀爬了半小时，最终爬上一处不太光滑的大石头顶端，我们仨就地坐下，我和阿翔拿着啤酒，苏苏坐在中间，看着月亮，看着群星，听到很嘈杂的海浪声，我在一旁哭出声。苏苏问我为什么哭，我说，我突然想到家里人，如果天上的星星是逝者的邻居，我希望现在它们能够替我转达给我的外公外婆还有舅舅，我想让他们知道我过得很好，不要担心。然后我继续哇哇哭了一会儿，而阿翔在旁边觉得我们仨的场景很搞笑，忍不住笑出声，最后我哭着哭着也跟着笑起来。当时感觉，情绪的流露能不被人随意批判真好啊！

那是一个非常松弛的状态，我一下子被释放了。你感觉到你是可以被彻底接纳的。看完月升，苏苏提议不然再看个日出吧？看完日出，阿翔骑摩托把我顺回我住的民宿，苏苏往另一个方向骑回家。结果路上偶遇大雨，可能是因为通宵，我们的情绪失调，被大雨淋到时，毫无缘由地，我和阿翔居然在畅快大笑。到民宿门口，天上出现了一道彩虹，我们都很开心。对面是一个稻田，稻田背后是远山，远山那边是彩虹。

除了星空，在万宁最常看到的还有流星，夏天的时候天气很好，一会儿就看到一个流星「唰」飘过去，我这辈子都没看过那么多流星。以前在城市看天气预报，今晚狮子座流星雨，打开窗一看，什么都没有，开车40 分钟去山上等流星雨，等半天等不来。你就觉得原来很宝贵的东西，在那个时候触手可得。

苏苏在我们常去的小溪旁边剪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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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万宁的那段时间，我经常会感受到一种冲击，面临一个崭新的、鲜活的人群。

印象比较深的一个短发女孩叫粹粹，一开始我只知道她唱歌很好听，后来才知道她在美国学音乐制作，回国之后一直就在音乐行业工作，唱歌，写歌，也帮别人做音乐。来万宁，最初是跟当时的男朋友一起来玩，来了之后，很喜欢这里的生活，就考虑常住几年。他们俩租了几年的地，自己建房子、拉电线、几乎是DIY建立理想家园。但是，后来她的男友选择回到城市，她继续留在万宁生活。

她觉得自己是一个典型的浪人，过得很散漫，你跟她约几点见面，她基本不会按时出现。她曾在咖啡馆还是酒吧工作过一段时间，但觉得不是特别舒适，又找了别的事做。

粹粹和她男朋友建的房子

有一个女生叫陈岑，是我在万宁认识的。在我拍摄时她还没毕业，还在考虑要不要在北京工作，但毕业后，我们再聊起，她已经明确自己想要在海南生活。她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有秩序的人，每天早起，有浪就冲浪，没浪就看书自习，非常规律地吃饭、睡觉、写作业。她毕业之后，就找了一份远程办公的工作，继续呆在万宁。她的秩序感非常强，我非常欣赏这一点。

陈岑

阿翔是个经常一起玩的朋友，第一次见他以为他是一个很凶狠的大哥，长发、蓄着胡子，五大三粗，但和他交流之后发现他其实有非常柔软的一面，很替他人着想。他在万宁跟人合伙做过一些广式茶点生意，我当时老找他买包子吃。他也做过冲浪教练，尝试过很多事情。

阿翔骑在他的摩托车上

还有一个当时正在修建新民宿的朋友叫洛桑，跟女朋友离开成都和北京，来万宁，徒手建立自己的生活。

我逐渐跟他们认识，体验他们的生活，感受他们情感的流动，是一种大家在一块活着的感觉。在上班那些年已经很久没有感受到了。没有人管我，没有人教育我，谁我也不认识，我想干嘛就干嘛。今天我想去一个瀑布，我就去瀑布，我不用管我要不要拍照。没有意义也没关系，我突然觉得活着就是活着本身。

过去在城市里，我们习惯了碎片信息，看短视频，五分钟、一分钟就可以了解一个人一辈子是怎么过的，一个具体的人能被5分钟就概括了吗？这对人不公平。

当你跟一个人面对面接触的时候，那种鲜活的感觉还是不一样的。你能很直观地去体验到别人的情绪、偏好、价值取向。

这里有完全不同的生活节奏。以前在互联网工作，人就像个螺丝钉，当这个螺丝钉松动，整个链路会出现问题，所以整个人就很紧张、焦虑，要随时候命，时不时有个新的需求进来，就要处理。领导要求晚上 2 点之前钉钉是不能关的，如果没看，就会接到电话让看下钉钉。

我记得在万宁的第一个星期，我和一群朋友骑摩托车去兴隆吃饭，回来的路上摩托车抛锚了，我当时特别自责害怕会拖累大家。我想起原来上班的时候，有一次我去看病，发烧了，领导打电话，说有个需求要赶紧处理一下，我说我生病了，他说你要不处理的话，开发小哥要被扣绩效了。我又想到我是链路上的一环，我如果做得不好，别人会受我影响，我心里过意不去。

所以当摩托车抛锚，我就感到非常压抑，心想完了，怎么办？结果发现那群朋友都非常chill，大家开始拿蓝牙音箱放歌，坐在那儿拍照，或者在附近散步。我跟另外一个朋友开始联系修车行的老板，那老板开着一个大板车翻山越岭来公路上接我们。他的微信名字就叫「人生总有许多难关要过」。他把摩托车拖上去，我们就坐在板车上回去。翻山越岭，看着山脉，弯弯曲曲的公路，棕榈树特别漂亮，伴随着夕阳还有微风，我突然觉得没问题，犯错也没关系。

原来对于「优绩主义」的焦虑，工作当中遇到的很多让我很恐惧的东西，就在那样的时刻被消解了。本来人生就应该是这样的，只是个体在高压的工作环境、在这样一个时代下被异化了。我们习惯了一些不正常的生活方式和不正常的自我对待。换了一个环境，才发现很多事情都可以被理解，很多焦虑都是不必要的。而且我意识到，工作和生活是不同语境，没有必要平移焦虑。

在万宁，迟到或者是不回信息是很正常的事。这也是我一开始不太适应的地方。经常跟一个朋友约好吃饭，他不见了，也联系不到。之后才发现，他去干别的事了，他不会觉得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

什么叫正常，什么叫不正常？在这里有了新的语境。关于迟到，他们只会觉得，我们在干一件很快乐的事，为什么一定要有时间的要求？有时候我就觉得，完了，我也变成了一个前老板那样的人。我开始反思「正常」这件事。相比成为一个「正常」的人，我想先学会成为一个「快乐」的人。

在万宁的体验，对我这样一个紧绷的人来说，是一种有效的释放，这段经历校正了很多我之前对人生理解的偏差，这对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都挺重要的。

我在海边捡的一只长满藤壶的皮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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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万宁的朋友拍的这组照片，好几张都是跟照片中的人认识很久很久之后才拍的。相处一年多，我才完成了这个系列的拍摄。我不会上来就问你为什么要过来这里，不想搞得像在做调查。慢慢出去玩，可能才会有契机聊到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拼凑出对一个人的认知。这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有些视角的偏差，也需要修正，这些会在照片里被放大，我不想图片里的人物被误读，这也是对被拍摄者的尊重。

拍照通常发生在对话的间隙，聊一下最近的事情，或者想法上的改变，然后暂停谈话，让他们直视镜头，完成拍摄，直视的眼神很容易看到对方的情绪。还有一部分是在我对他们产生足够了解之后，如果对方也很愿意袒露自己，我就直接拍了。

拍着拍着，我感觉大家有一些相似的困惑，不知道人生要往哪去，什么时候要以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出现。比如我的朋友苏苏，她原来在上海工作，有一次来万宁冲浪，就住下了，在万宁冲浪店找了一份工作，一直到现在。她是我见过的最浪漫的一类人，真诚、温和，喜欢观鸟、冲浪，喜欢萤火虫。但她也会聊到自己的迷茫，是否应该找寻一些自我价值的东西。

我时不时会问起这些朋友之后的计划，他们总说「不知道」。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我要往哪儿走，我只知道我要做摄影，但我不知道具体要怎么做。这好像也不是这个地方的这群人，而是我们这一代人，面对着巨大不确定性的年轻人，共同的困惑。在这个地方，大家都是先悬停了一下。

在万宁呆久了，一年间的几次往返里，我也会有新的困惑，比如这种「美梦」是可以持续的吗？

我逐渐发现不是，这里不是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美好，也会有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欺骗、伤害、生活的压力，亲密关系也并非那么理想化。我感受到了美梦中的裂缝。

比如有几个朋友在万宁找了一块安静的地方，准备自己建个房子住上几年，但因为是外地人，找村民来建房子的时候，村民会欺负他们，把建筑面积减少，本来是200平，最后变成100平，或者天天议价，工期给你延长，原定协议里的东西不被执行。小地方也不像大城市有那么明确的契约精神，他们原本只是想追求一些特别简单的幸福，没想到还是要承受很多代价。

万宁的生活压力也不小。一个单间一两千，但这个地方的农作物是槟榔，不是渔村，买菜买肉不算便宜，生活成本不低。咖啡的价格和城市里也没什么区别，我在村里喝过最贵的美式是38元，普通的也要28一杯。去咖啡馆打工，一个月也就两三千块，相当于一个年轻人如果只做一份工作，三分之一都要付房租。

到后面我发现，人是脱离不了大环境所造成的局限的。尤其像万宁这种旅游业高速发展的城市，我遇到很多朋友抱怨，今天1000 块租了一个单间，明天就提价到1500，生活成本一下就上来了。做民宿的朋友，也会面临房子已经建好了，结果地皮要收回，一夜之间被拆掉。想要建构一个简单的幸福生活，其实有很多不可抗力。

本来是想穷游，逐渐就会觉得，这么贵的物价，年轻人能活得了吗？原来可以骑摩托车，一辆车800块，但2023年有一阵子日月湾抓摩托车比较严，许多朋友的摩托车被缴，要去赎车，罚款也在不断变化，从开始的几百块攀升到几千块。你的抵御风险能力就会变差。听到这些，就更觉得唏嘘难过。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刻，我开始意识到我或许不想搬到万宁长期生活。

我还是需要知道外部世界正在发生什么，我不想失去跟这个世界的连接。我希望我生活的环境充满契约精神，根本上，我还是喜欢有计划、有目标的生活。

一个月后，我回到城市，挺恍惚的，一下子很嘈杂，很拥挤。在万宁你可以不看微信，不管别人，但回到城市，父母、工作的信息再次涌进来，需要花点时间去适应。但慢慢又回到轨道，我发现我还是更适合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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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回来之后，我反复看那些照片，大概几百张。越看越不行，总觉得没有拍到我想要的画面，全部都是抓拍，大多停留在浅层的表象。我和拍摄对象的熟悉程度，在那个时候也没有到达我能抓拍出理想画面的阶段，我也不愿意去干涉对方，但是作为一种表达自己观点的项目，我必须介入画面。过了一年，我重新去拍了几次，又去万宁呆了一段时间。

但每次去，都会发现万宁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一部分朋友离开了，他们觉得这里容纳不下他们的新鲜感，有的朋友去城市赚钱了，有的朋友去了更远的地方。粹粹去了印尼，她觉得印尼更适合她，也有朋友去了泰国。阿翔也跟一个朋友离开了万宁，两个人摩托车旅行，一个人从海南走，一个人从广州走，骑到了印尼。阿翔骑摩托车骑得比较猛，这次从印尼回来也是因为出了车祸，被撞了，一直在养伤，最近又回到了万宁。苏苏搬到了兴隆。

粹粹在夕阳下

可能因为来到万宁的年轻人，很大一部分就是喜欢迁徙，追求不一样的人生体验，体验完，自然而然就走了。就拍摄对象而言，里面一部分已经离开万宁，也有想离开却还在犹豫的，还有离开了又回去的。我问过他们在万宁是否有归属感，得到的回答更多是 「暂时找不到更好的选择」 或者是「暂时没有其他打算」。

我并不意外这些变化，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就隐约感觉到，在现实里做的梦总有一天要醒来的。但有一些变化还是让我感到很唏嘘。原来的店铺拆掉了，建了很多崭新的楼房、餐馆、民宿，有很多新的面孔，多了很多现代社会的痕迹。其实万宁本身自然景观很漂亮，不需要额外的东西去吸引别人。同时听到的，是房租又涨了，房东又赶人了。

你会觉得，大家都在徒手建立自己的梦想家园，但是梦想「啪」就破灭了，裂缝滋长出来。一些朋友要去做新的民宿，要继续下去，但你会觉察到那种疲惫，就像西西弗斯。但你本不需要成为西西弗斯，你以为逃到了一个地方，其实你逃不了。

离职之前，我已经靠摄影和撰稿赚了一些钱。离职之后，靠着摄影、撰稿、商业策展，收入越来越多。

今年我做了一场展览，试着复盘整个经历，突然意识到，我好像一直在从别人的故事里找答案，但不应该是这样的。此时此刻我就在这里，我的体验也同样重要。我应该在观察他人之前先尊重自己的体验。

万宁的朋友们，今天不想要在海南待了，就去别的地方，一样能够活下去。这就让我感觉，我不用太过于焦虑去完成一个关于人生的题。而且，日子不就像小马过河吗？为什么我总是去抄别人的答案？我好像很需要做好一道题，也许是做题做入迷了，魔怔了。但实际上，解题不止有一种路径。不是说我今天一定要上个班儿，才能养活自己。其实人生就是容易出现意外，容易失败的。

苏苏写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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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海南回来之后，我对于自然的偏好增加了很多，物欲也减少了。自从不上班，我就没有太多过度饮酒的问题。当然也会喝，但现在更多是快乐。压力大的时候，跟男朋友聊一聊，出去散散步，有时候打打麻将，挺开心的。

在万宁的这段时间对我来说是一个人生的假期，一场美梦，让我奢侈地在三十岁体验不同的生活。在体验美梦的过程中，我感觉到了它从内而外滋生的缝隙，不是裂痕，而是从内往外寻找的缝隙。这些事让我对自己、对外界产生了很多困惑、质疑，但又有这样一段完整的时间，我可以一边提出质疑，一边探索，最后还能拍出很多我喜欢的照片。

最大的收获，大概是我想明白了自己身上的一点，年纪越大，我的勇气是逐渐衰退的。尤其到了 30 岁，我开始眷恋稳定感，对风险的厌恶越来越重。这是很可怕的事。我会想起尝试冲浪时，在大海里面，将自己放在一个完全未知的环境里，是需要勇气去应对海浪、应对一些我没有办法抵抗的风险的。

我更确定我想要做什么了。我想要全情投入艺术创作或者摄影创作这件事情，创作能作为一种方法去探索、解决人生的问题，让我更好地回归生活。

大家现在喜欢讨论旷野和轨道，但我感觉不用太过二元对立。在万宁遇到的这些朋友，我不觉得他们在旷野上，他们的轨道和旷野相互交错，他们也有自己的秩序、自己的课题。或许旷野上也存在轨道，就像人走多野路，就会走出一条痕迹。

拍完万宁这个系列，我也要准备出国留学，打算专注在摄影上。我今年31岁，已经没有什么年龄焦虑了。年龄焦虑最重的一年可能早在25岁就已经完结了，那时候工作一年，发现不喜欢工作，也没有找到自己最想做的事。家庭关系紧绷，亲密关系破碎，要梦想也没梦想，几乎算是一事无成。

但现在都感觉过去了。我逐渐和家庭和解，把摄影作为自己的事业，作为自由职业也有了更多的工作机会。我也确定了自己是一个需要计划的人，以前，我以为自己不太能够承受作为自由职业者的压力，现在感觉，有计划，我能做好一个自由职业者，能够自如一些。

我依旧时不时会想起，在万宁的时候，有一天晚上特别难过，我去沙滩上躺着，突然看到一只萤火虫飞过我眼前。现在想起来都挺奢侈。萤火虫要在干净的水源附近才会有，而且发光是在它生命的末尾，而那只萤火虫以一种俯冲的姿势飞到大海里面。

那个画面特别震撼，一只萤火虫，它快死了，还要冲向一个广袤无垠的海面，那个瞬间，它的勇气被定格在我的体验和回忆里。我不断地和朋友聊起这个画面，也在不断提醒自己，无论何时，都要保存好勇气。

（封面图为苏苏躺在海边的一根枯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