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招弟
我们一直知道世界上有叫招弟(娣)的女性。在电影《我的父亲母亲》里,她是章子怡饰演的角色。在莫言的《丰乳肥臀》里,有上官来弟、上官招弟、上官领弟、上官想弟、上官盼弟、上官念弟、上官求弟。
但为什么,在粤西的这片地区,它如此明显和集中——仅仅通过互联网,我们就看到了这么多名字里有「弟」字的女孩。一个「弟」字,承载了她们什么样的遭际与命运。
我想找到真正名字里有弟的女性,想知道她们是怎么长大的。
文|林松果
编辑|姚璐
图|(除特殊标注外)林松果
从一位「传弟」,到100个「招弟」
今年9月12日,我在互联网上看到了一个帖子,一个女孩分享了自己改名的经历。
她的名字很特别,钱传弟,广东人,2000年出生,今年23岁。9月的这一天,她改掉了自己的名字,更名为「钱雅晴」。在帖子的正文及评论区,她讲了自己的故事:她的名字是爸爸取的,她之后还有个妹妹,叫钱招弟,正如父母期待的那样,最后,他们生了个男孩。
成年后,钱传弟和钱招弟一起去改了名,成了钱雅晴和钱宛清。她写,「懂事开始就一直很想改,各种原因没改好,今天实现了,很开心」、「今天我和妹妹都宛如新生」。
这个改名故事里,有很多令人好奇的事情:本以为名叫「招弟」的,都是上了年纪的女性,为什么还有00后叫这个名字?姐姐带着妹妹去改名,她们是怎么做出这个决定的?用这个名字活着、长大,她们都经历了什么?
我联系上雅晴,和她聊天。她是一个脸圆嘟嘟的女孩,大专毕业,正在佛山的制造业工厂上班,工作辛苦,下了班喜欢打游戏、做美甲,会在社交网络分享自己在澳门旅行的照片,会在网上找搭子。她不喜欢讲电话,不想见陌生人,我们的聊天都在微信完成。
更具体地说,她的老家,在广东省肇庆市怀集县。她在农村长大,家里不富裕,从小靠父亲外出打工,养活一家五口。父母读书少,「比较迷信」,取名时,父亲坚持要叫她「传弟」,母亲不同意,最后是父亲偷偷去上的户口。因为这个名字,从小就有同学嘲笑她,有人会误以为她是男生,等她上了班,同事开恶意的玩笑,「你肯定有个弟弟吧?」「钱都传给弟弟了?」
她自卑,也怨过,小学时就求父亲给自己改名,父亲也去过当地的派出所,但当时民警问改名原因,父亲说是因为名字不好听,申请没被批准。2020年,她工作了,自己去申请改名,去村委会开了证明,在派出所填了表,递交上去,依然没通过。她不死心。直到今年,第三次申请,她态度坚决,愿意承担改名后的任何麻烦和后果,终于通过了。
和她聊天后,我知道了更令人震动的事实——她告诉我,在她的老家,这样的名字很普遍,「很多女性都是这种名字」。仅仅是她所在的村,名字里带弟字的女性就不少于20位。她的大姑叫引弟,小姑叫朵弟。她改名后,村里00后的女孩,都来找她请教改名经验。
她向我展示了聊天记录:
钱给弟,一位女孩。她问:「改名的流程究竟是怎样的?」她之前试过好几次,都没有成功。
钱始弟,也是一位女孩。同样在问改名流程,她称呼钱传弟中间那个字,「传」。在微信里她说:「我一直都想改,不觉得我们后面带个弟字,很难听吗?」
还有一位男生,帮自己的女性朋友来咨询如何改名。
在她的社交网络评论区,至今仍有同县、同镇的女孩出现,询问改名的细节。
很巧的是,我还刷到了另一位年轻女生,也来自那一带。她也分享了自己改名的经历,她叫陈招弟,自己改名为陈孜琳,她写,「改名后产生的影响,他们(公安机关)不负责,但这些都没关系,抵挡不住我要改名」、「改完回来的路上笑出了声」。她的ID叫「大招」,就像钱传弟被朋友叫做「传」一样,她们都避开了名字里那个「弟」字。
我开始私信那些出现在评论区的女孩,一位姐姐回复了我,她说,「我年纪比较大了(44岁),不太好改了」,后面她又加了一句,「在怀集县有太多这样的名字了」。
这句话让人心碎。我们一直知道世界上有叫招弟(娣)的女性。在电影《我的父亲母亲》里,她是章子怡饰演的角色。在莫言的《丰乳肥臀》里,有上官来弟、上官招弟、上官领弟、上官想弟、上官盼弟、上官念弟、上官求弟。在这些年的新闻里,她们是因为名字而在自卑里长大的女孩,是愿意付出一切代价也要改名的女孩。
我们就生活在这片土壤之上,这些名字只是结构性歧视的体现。但为什么,在粤西的这片地区,它如此明显和集中——仅仅通过互联网,我们就看到了这么多名字里有「弟」字的女孩。一个「弟」字,承载了她们什么样的遭际与命运。
十月底,我到了这个县城,想找到她们。
图源电影《我的父亲母亲》
「招弟」的世界
从深圳出发,一个多小时,高铁从平原驶向山区,穿过山洞、田野,这个县城就在眼前。它位于广东、广西、湖南三省交界处,县城面貌不新,除了零星几个现代化的小区,建筑风格还停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县城之外,东西南北都是山。
我在县政府官网、公开的工商信息资料、街道告示与招牌……不放过任何能看到姓名的地方,寻找名字里有弟字的女性。
在县政府官网,搜索「弟」字,结果跳出来,出现了68个名字里有弟的人。
这是全县不动产登记的公告,这种公告,一般是在父母去世之后,用来公示一个家庭不动产的分配方案。这些公告也透露出了很多信息。
有好几个家庭,连着几个女儿,名字里都有弟字,比如黄石村一家的两位姐妹,叫伍牵弟、伍后弟,县城一个家庭里有三位姐妹,陈任弟、陈带弟、陈连弟。她们的名字不同,但同样具有强烈的功能性,除了上述提到的,还有多弟、拉弟、见弟、想弟、有弟、求弟、全弟、为弟……
读完官网的60多份公告,发现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是,这些名字里带弟的女孩,最终都会放弃继承,继承财产的是家里唯一的男性、她们的兄弟。
同时,这些公告也公布了一些人的曾用名——几位女性改掉了自己的名字,范全弟把名字改成了范小茹,苏东弟把名字改成了苏盈,卢有弟把名字改成了卢菊香,这是一些更轻盈美好、更女性化的名字。
搜索公开的工商注册信息,十几页的结果,那是另一个「招弟」的世界。
梁变弟在镇上开了17年的百货商店,梁接弟在冷坑镇的商店已存在18年,覃到弟的日用品店刚成立4年,麦来弟开的是水果摊,年头最长的是黄敬弟,她开在村里的杂货店已经23年。在远离县城的山上,黄连弟、李给弟都开了养殖场。而在县城的中心市场,何范弟、黄引弟的鱼档已分别存在6年、9年。这里的村庄吸纳了珠三角的制衣订单,而谭爱弟、黄迎弟、欧罗弟和钱素弟,不约而同开起了小小的制衣作坊。
街边的亚弟鱼档
600多条搜索结果,很难一一列举。她们遍布全县,每一个商店和摊位,每一条街道,每一个村庄,喊一声「弟」,都可能有一位女性探出头来。
继续搜索,还会有更多发现。她们中有人进入了政府部门,一位叫周笑弟的女性,是怀集冷坑人,她担任过镇妇联主席,现在已经是副镇长。还有一些女性在自己的领域也做得很好。2021年的全县优秀教师和学生名单里,有7位名字里有弟的女孩,她们分别是:梁招弟,莫结弟,蓝甫弟,卢有弟,梁赐弟,李盼弟,谢迎弟。学生们还在读中小学,都是00后。
但其实,「弟」字也只是一种极端体现。为女儿命名时,这背后的某种性别歧视、起名的随意,还有更多案例。
很多女性的名字里都有妹字。比如「够妹」,就是「妹妹够了,下一个希望是弟弟」,比如「筛妹」、「减妹」,意思是把妹妹筛出去、减掉。
采访的一周时间,我就遇见了三位减妹。第一位减妹,还在上大学,不久前成功改掉了自己的名字。她在网上分享这件事,我们因此认识。她出生在当地农村的一个多子女家庭。
减妹是我这次采访中遇到的学历最高的女性,说话声音糯糯的,很温柔,表达也细腻准确。正因为进入了大学,融入城市生活,她对名字的痛感更加清晰——大学时她去实习,加了别人的微信,报出名字时,对方惊讶地回复:「等等,这是你的真名吗?你不会是诈骗吧?」研究生她考到了北方,有天上课,老师特地停下来问她:「你的名字有什么内涵吗?名字这么特别,你是少数民族吗?」听到这个提问,她一时愣住,第一次当着全班的人,解释了名字的由来。
认识减妹几天后,在县城一个小区的电梯间里,我遇到了另一位「减妹」——那是一张楼层清洁签到表,有清洁女工的签名。每天上午9点半,她来这里打扫卫生,签下自己的名字。
也在同一天,我跟我的采访对象、一位叫焕弟的女性提起这件事,她说,「我的堂妹也叫减妹」。她的堂妹,上面有一个哥哥,下面有两个弟弟,按道理来说,完全没有理由叫这个名字,但焕弟告诉我,这很寻常,因为给女孩子起名太过随意,「就是随便放的」。
不仅有招弟,减妹,还有嘉怡,宝儿……减妹说,她从小就遇到过很多女孩叫嘉怡、佳怡、佳宜、嘉宜,她后来才慢慢意识到,只要是这个读音,无论字怎么变,粤语里,谐音就是「加儿」,增加一个儿子。宝儿,看似宝贝,意思其实是「保佑再生一个儿子」,它们更隐晦,没那么直白,但用意都是求子。
还有些名字,里面有外人很难辨识的恶意。比如「燕」字,这个名字在当地也很常见,但一个名字里有「燕」的女孩说,这个「燕」是厌弃的厌。此前在网上还有人说过,自己的名字叫美腰,但这个「腰」真正的意思,是夭折的夭。
一位叫小姻的女生告诉我,她同村的一个女孩,学名就叫阿某。阿某是95后,家里生了很多女儿,最后才有了一个儿子,女儿不被重视,到了阿某这里,「连名字都不配有」。阿某不喜欢这个名字,小学时开始叫自己紫琳。紫琳读到初中,去工厂打了几年工,几年前嫁了人,这是同学们对她最后的模糊记忆。小姻还见过一个女生的名字,就叫「虾女」。
以上都是我们在这个县城听到的名字,但为女性取名时的随意和歧视,在全国范围内都并不鲜见。通过广东政务小程序「粤省事」查询重名,陈招娣、李招娣,分别有977人、805人。
我委托朋友在他们所供职的公司做过查询。一家是全国顶尖的互联网公司,一家是国内大型银行,在这些入职门槛较高的公司,办公软件里输入「弟」字,同样会出现一条拉不到底的名单。
在类似的新闻下面,还有来自北方省份,或是计划生育执行较严格的地区的网友说,她们是独生子女,名字不会被用来「招弟」,但会被命名为若男、胜男。
图源剧集《娘道》
生而为女
招弟,在怀集方言里读作「酒袋」。在寻找「酒袋」的几天里,每当我发问,往往会得到相似的回答。第一句是:「酒袋」?有啊!第二句:这有什么特别的吗?
在一个乡镇,一位村民开玩笑问我:你找「招弟」,是不是因为你自己想招弟(想生儿子)?他建议我去镇上的祠堂拜一拜,「很灵的!」
我想找到真正名字里有弟的女性,想知道她们是怎么长大的。
11月4日,在县城的一家药店里,穿着白大褂的老板站起来迎客,胸前名牌上写着名字,涂引弟。她一头齐耳短发,染成黄色,正忙着清点货架。好久没有人叫她的名字了,平常大家叫她老板、老板娘,熟悉的人会叫她阿引。
自己的名字,她不喜欢。她生于1985年,从小学到初中,一直用的名字是「涂引」,家人叫她阿引,直到初中毕业,要去读医专,去办身份证才发现,自己登记的名字是涂引弟。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她又急又气,「怎么多了一个弟字」?回家才知道,弟字是奶奶给她加上的。她是家里第一个孩子,这么取名,是想招个弟弟——后来确实有了个弟弟,又有了妹妹,小妹妹就没有再这样取名。
当时是2000年前后,这个名字在当地还很常见,她同班的女生名字里也有弟字,但她还是难以接受,「真的好难听」。叫爸妈帮她改名,爸妈搪塞她,说改不了,但她知道,那时程序不复杂,直接删掉弟字就好,只是爸妈没有动力去做这件事情。
但在某种程度上,她也有幸运——她的家境还算好,父母开了一间零食铺,因此可以供她读完中专。她读初中时,班上40多个人,女生只剩下8人。中专毕业后,她结婚,生下两个儿子,开了药店。改名?不再想了,要改的证件太多。更重要的是,她说,现在还有什么关系呢,她每天就生活在这间药店,是老板娘(其实是老板)、妈妈、妻子,真名已经不再使用了,她也接受了。
第二天,在冷坑镇,我见到了第二位受访者,谢迎弟。我是从工商注册信息里查到她的,她去年注册了一间制衣厂,就在村里的一栋自建房,门口停满了电动车,高高的大厅,几排缝纫机,十几位女工正埋头工作。为了排解工作的枯燥,音箱里放着歌,《乌兰巴托的夜》。
谢迎弟就坐在她们中间,正在给衣服绞边。她长头发,皮肤很白,嘴里有两颗银牙齿,一笑就露出来,人很温柔。我说想谈谈她的名字,问她有没有想过改名,她也回答说:「以前想过啊,但是现在不想了。」
正在工作的迎弟
她也是家里的长姐,在她之后,弟弟出生了,又有了妹妹,妹妹的名字是正常取的。「当时为什么这么取,很简单,就是重男轻女呗」,她笑。
迎弟从小不喜欢这个名字,「你不觉得很难听吗?很不方便」,但爸妈既然取了,她没办法。到了十几岁,有了自由意志,要求爸爸带她去改名,爸爸知道不好听,也同意了。但当时乡镇派出所的工作人员说,需要村里开证明,开完乡镇审批,审批完还需要去县城办手续,几十里路,搞不懂的流程,她放弃了。给自己取了个小名,叫小云。
她家条件不好,全家务农,看天吃饭。她10岁才上小学,读了三年书,13岁就出门打工。年龄太小,只能帮人家带小孩,带了几年,大了,就进了厂,衣服厂、鞋厂都做过。后来跟同乡的丈夫结婚,就留在家带小孩。开过面包店,后来又学裁缝,从一个人做,到几个人做,最后开起一个小作坊,这两年订单不好找,需要定期去广州拜访客户。但就这样,她也把村里在家带孩子的女性都雇了来,姐妹们都能有点收入,她们踩着缝纫机,孩子就在旁边。
从13岁出门打工、进厂,再到婚育,每一步都战战兢兢,但她能走到今天,性格里有一种强悍和坚韧。
我们能总结出人们为女儿命名的某种逻辑——像引弟和迎弟,身为长女,父母在她们身上寄托了生子的愿望。还有一部分家庭,长女的名字是正常的,但生到第二、第三个,还是女儿,他们就会失去耐心,开始给女儿取这样的名字,我知道的,就有一位招弟、一位喜弟。但真的生下了儿子,后面的女儿就不会再这样取名。
但问题是,这种取名有用吗?我在县城坐滴滴车时,随口问了一位女性司机。她50多岁了,微信名叫车影,因为丈夫在体制内供职,她家是当地少有的独生子女家庭,只有一个儿子。她理解父母取名的逻辑,「这没什么特别的」,但她不理解的是,女儿为什么这么敏感,「如果她是一位自信、内心强大的女孩,就不会为这个名字所困扰」、「不管这个名字是不是真的能招到弟弟,只要起这个名字,能在心理上帮到父母,那也是一个成功的名字」。
在这件事上,她显然有很强的认同感,为了说服我,在订单结束后,她把车停在路边,继续跟我聊了十分钟。
直到最后,我又问了她一个问题,她才决定结束对话。我很好奇,「为什么一定要生男孩?」
图源电影《我的姐姐》
一个宗族系统
因为工作关系,我去过广东很多城市,但这个县城,或许是我见过的宗族文化浓度最高的地区之一。
这里的很多村,全村都是一个姓,村中心的位置一定留给祠堂,祠堂也往往是全村最新、最大的建筑。在路边,可以看到人们集资建路之后立的功德碑,碑上密密麻麻的名字——只有男性,都是同姓,看他们的名字,能知道他们按照哪个字、什么排行取名。
我的第一个采访对象钱雅晴(钱传弟),她所在的钱氏,拥有自己的微信公众号「怀集县钱氏文化」,有自己的宗祠、自己的庙会、自己的奖学金;县里的郭氏家族,同样在每年举办表彰大会,2018年的名单里也出现了一个名字,郭招弟;在县城中心地带,也能看到街边挂着招牌,上书「黎氏文化宗亲会」。
宗族意味着「血脉绵延」,男性才能进族谱、继承家业,女儿要出嫁,因此不必有名字,嫁进来的媳妇,有名无姓,某某氏而已。
2013年,一位媒体人从广东中山到了这里,做了三年的扶贫干部。扶贫结束前,他在自己的微信公号上记录了在此地的所见:一个村庄就是一个宗族,林氏宗族、苏氏宗族……这里地处山区,条件艰苦,宗族间常有打斗,彼此交恶,甚至围绕村寨筑起连片高墙。「人丁兴旺」变得更重要。
与宗族相伴的,是某种对不可知论的信仰。街边多祠堂,无论是农村还是县城的高层公寓,许多人家门口都摆放香炉。人们忌讳不吉利的数字,电梯没有4楼、14楼,门牌号也没有4,会从3号直接跳到5号。在镇上的主干道,算命的门面占据了很好的位置,有人说,问米婆(算命大师)是乡镇最人人皆知和受欢迎的「明星」。
这样的环境,很自然的,导向了生男偏好。这种偏好固执到何种地步——车影告诉我,她丈夫负责过乡镇的计划生育工作,当时很多公职人员,宁愿放弃工作,也要追生儿子。
同样是2016年,这位扶贫干部在他的手记写到,此地的问题,「疾病之外则是超生」,计划生育执行难,他所在的村,「重男轻女的情况仍然比较严重」。在计划生育期间,47户贫困户里,育有三孩的8户,育有四孩的9户,育有五孩的4户,育有六孩的3户,育有七孩的1户……只生育一孩或者二孩的家庭,大都因为没来得及生,「比如丈夫或者妻子去世,才停止生育」。
在这样的家庭,女儿能得到的资源是有限的。九年义务教育政策已经实行30多年,但我在这里看到,80后、90后甚至00后的女孩们,很多都只读到小学或初中,就要离开家,到广州、佛山、惠州去打工,汇入珠三角世界工厂源源不断的人力之河流。
跟上大学的减妹聊天时,最后,她拉住了对话,想讲讲自己堂嫂的故事。堂嫂大概是1988年出生,一次聊天时堂嫂说起,自己一天学都没有上过,她家兄弟姐妹多,有妹妹被送养了,但哥哥是读了大学的。说到这里,堂嫂哭了。减妹当时年纪小,世界观受到了冲击,她本来觉得80、90后应该都是受过教育的,「每个人都可以好好读书」,「我很震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时代?」
还有一位网络ID叫「天涯海角」的市民,2016年在本地论坛发帖,说自己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想谈谈问题。「人的封建思想很严重,一到农村就是说到生男丁的事情,女孩的权益受到的损害很严重」、「女孩在农村甚至是县城,都会受到歧视。她们一般都是读完初中,被家人带去外地打工或者嫁人了,而且她们的学习成绩一般都是很好的,还很吃苦耐劳,基本上家里的家务活和田地里的活都是女孩子做的……她们想用知识来改变自己和家庭,但是却没有得到家庭的支持和理解。」
11月初,经过怀集一个叫洊水村的村庄时,我看到了他们今年3月刚刚修订的村规民约,其中有一条是这样写的:「禁止歧视、虐待、遗弃女婴,破除生男才能传宗接代的陋习。」
这句话里有某种更新的观念,但或许,也藏着一些残酷的历史。
图源电影《我的姐姐》
她的命运
在怀集的那段时间,邓焕弟是我遇到的最开放的人之一。听完我的自我介绍,她在电话里说:「你是记者是吗?那你来我店里吧。」
她的故事曲折,浓度极高,或许是怀集女儿们人生命运的一个切片。
她今年34岁,在县城开了两间酒店式公寓,在公寓小小的前台,她笑,站起来招呼我。她头发染过,眉眼很好看,笑起来有酒窝,旁边还有两个女儿,大的读小学,小的刚满两岁——这天是周六,女儿们不上学,她只能带在身边,从路边的粉馆买一碗粉,喂给小女儿当午餐,开着抖音视频分散女儿的注意力,她有点不好意思地解释,「没办法,我是单亲妈妈」。
在公寓前台的焕弟
焕弟同样出生在农村,父母生了5个女儿,第六个才是儿子。长姐叫前妹,她是老二,取名焕弟。小学三四年级,她就成了劳力,每天放学回家,种地、种菜、挑水、浇粪。她的大拇指没有指甲,整个是扁的,是小时候不小心伸进打稻谷的机器里,夹断了。父母没带她去医院,用烟丝裹住伤口止血,她哭了好几夜,挺过来,大拇指成了一团模糊不清的肉。
读书是很难坚持的事情,小学四年级,家里就开始欠学费,每周老师都叫她去办公室,每次她都说,晚点交。熬到初中,还是没钱,功课跟不上,回家是干不完的活,太苦了。她想过自杀,纠结到底是喝农药还是跳河,哪种死法没那么痛苦。初二,她决定辍学,或者说,现实让她只能辍学。
姐姐比她辍学还早,14岁就被叔伯带出门,在做纸钱的厂里糊胶水,每个月工资寄给父母。过年姐姐回家,她看到她的手,因为长期碰胶水,手是破的,一直在掉皮。
焕弟出门是16岁,去了顺德一家玩具厂,踩缝纫机,给娃娃缝珠片,干了一个月,她看到工友的手指被针车直接扎穿,心里害怕。一个时代背景是,当年一位深圳的手外科医生,在出席联合国劳工问题论坛时说过,他10年里做过大约4000例断指再植,相当于每天一例。她不愿意再进厂。
之后的六七年,她仿佛浮萍,在世上寻觅工作,也寻觅爱情。工厂出来,她在广州看档口、卖手袋,很快因为生意不好而关张,她又去了理发店打工,但几个月后手因为长期泡水而过敏,做过餐厅,又被人「洗脑」去做直销,卖保健品,天天听课、喊口号,台上老师讲,要有五大梦想:健康,财富,房子,票子,车子。
她也开始恋爱,初恋是隔壁村的男生,两人都腼腆单纯,只拉过手,妈妈不同意这段关系——算了风水,他们在一起,家里会有白事。她听话,分了手。后来又爱上一个男生,在一起两年,看了对方信息才发现,男生爱上了别人。她灰了心,身无分文,决定离开广州,坐了20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到北京,漂了一年。在天坛的自助餐厅做过服务员,住在地下室,又在丽泽桥的网吧做收银,工资不多,周末一个人,她会出门逛北京的景点。
到了23岁,人还很年轻,但心已经疲惫了。她回到广东,开始在酒店做前台。
姐姐给她介绍了一个男人,算是老乡,大学本科毕业,在工厂上班。这人有点木讷,但她觉得人不坏,学历又高,对下一代有好处,就这么稀里糊涂结了婚。婚后她很快怀孕,生产时痛了十七八个小时,想打无痛,要加1000块,丈夫纠结了半天。生了女儿,她就在家带孩子,丈夫一个月给八九百,手心向上的日子不好过。更大的分歧是,她想着如果第二胎还是女儿,也不准备再生了,婆婆不同意,一定要生男孩。她不想再待在老家,想出门挣钱,问丈夫的意见,丈夫不回消息,她还是出了门,到了广州。夫妻感情淡,从来都是她主动,有一天她想试一试,给丈夫一周时间,要是一周他都不联系自己就离婚。真的一周没联系,她也真的离了婚。
过了一年多,又遇到第二任丈夫。这个人她真心喜欢,看着人挺好啊,会疼人,下了班他做饭,会用毛巾仔仔细细地擦地。结了婚,情况变了,一次喝了酒,丈夫动了手,她没报警,接着她怀了孕,孕期丈夫再次动手,第三次是生完孩子,丈夫用脚踢了大女儿,打了她,又踢了小女儿,两人争执的时候,他拿出了一把刀。
情节太过离奇,但焕弟找出了一段视频给我看——当时因为小女儿出生,家里装了监控,刚巧拍到丈夫拿着刀把她逼进房间,她划伤了手,一身的血。因为这段视频,她当天报警,妇联介入,12天后就判了离婚。
她的命运里有非常「勇」的部分,她做了几年酒店前台,人热情又敬业,积累了经验。第一段婚姻结束后,她贷款几十万,刷了好几张信用卡,在怀集开起了酒店公寓。遇上风口,她赚了钱,一个月比以前打工一年挣得还多,买了两套房。婚姻再坎坷,她都爱笑,因为她相信,人要是愁眉苦脸,天上掉钱都接不住,「人要有笑容,钱才会给你」。
一路都是陷阱:如果接受第一段乏味的婚姻,如果不敢在被家暴时报警,如果不敢贷款创业,她都过不上今天的生活。
她也是一个温柔的妈妈,两岁的女儿吵闹,她会平静地商量,「妹妹,声音可以小点吗?」她挣了钱,通过起诉拿到了大女儿的抚养权,让她读了县城最贵的私立学校。她觉得女儿们可以不结婚,她的两套房子,可以为她们兜底。
但同时,她依然有嵌在这个文化系统里不可自拔的部分——她信命,总去算命,觉得世界上肯定有「命好的、幸福的女人」,只是她刚好不幸。这两年,想到自己遇到的这些事,她会「恨自己不是个男人」。
广东的秋天,我们还穿着短袖,在她家里喝酒。她流了泪,说还想要再生一个男孩——在她被家暴的时候,她叫父亲来帮忙,父亲来了,但却不敢说什么,她恨,她怨,觉得解决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生一个儿子,家里有个男人,才能保护家里的女孩。如果再生,她说,她会去检测胎儿的性别。
我们很难用一种精英化的视角去评判焕弟的选择,她的故事也很难全部展开,生活的褶皱实在是太多了。一个女性在底层丛林中,受过如此多的苦,她只是凭借本能地意识到了,换个性别,或许就能更轻易地活。
图源剧集《都挺好》
「这个名字不该属于你」
在怀集的最后一天,11月6日,我决定去一趟户政中心,我想知道:一位30岁的女性,如果名字有弟字,她又想要改名,她会遇到什么。
怀集县城的办证大厅,最显眼的地方贴着一张纸,上书「变更名字需要材料」,说明这是一项常见的业务。但当工作人员听说,是一位30岁的女性想要改名,我面对了一连串的提问:「怎么年龄这么大了还要改名?」「之前为什么不改?」「这个年纪了,很难通过哦。」
怀集县城的办证大厅贴着的公文
一位工作人员严肃提醒,改名需要公安局长审批,难度很大,且成年人的证件多,改名后可能会出现很多麻烦,比如前段时间,就有一位女性因为改名,无法登陆医院的挂号系统。她最后告诉我,她遇到的改名,一般都是未成年,很少有成年人来申请。
工作人员的说法,一部分解释了我在怀集的遭遇——那段时间,我通过网络搜索名字带「弟」的女孩,联系她们,约她们见面。但我逐渐意识到,这种寻找方式是有缺陷的,我能搜到的是少数人,是幸存者,她们能超越出身,注册一间写着自己名字的门面、作坊,能在社交平台里发声,或者因为取得成就而在网络上拥有姓名。
但更多的女性是不可见的,当我们去村子里,每个人会说起,「哦,招弟,认识!」她们退学了,进厂打工了,出嫁了……她们是难寻的,即使找到了,她们也会告诉我,这个名字没什么,她不抱怨,她们接受这个名字,就像接受自己的命运。
更年轻的一代女孩们,不再那么容易接受它——她们要上学、工作,认识更多的人,探索更大的世界。有人说,从牙齿可以看到一个人的出身,但对她们来说,甚至都不必这么麻烦,名字已经泄露了贫穷和轻视。
因此,钱雅晴,曾经的钱传弟,顽强地提交了三次申请。她写的申请理由,最初是模糊的「同名影响生活」,后来变成了理直气壮的「歧视」。她签下一份责任书,承诺今生就改这一次,一切后果自己承担。她是姐姐,「我自己做好一切准备,带上我的妹妹,她跟着我走就可以了。」
那位叫减妹的女孩,先找父母要了户口本,收好后才向他们宣布,她决定要改名,一定要改。她同样被提醒了改名的麻烦,但她认真地告诉我,「相比这些已经确定的、可能遇到的困难,改名会让我更加开心。我希望我能掌握我预测得到的快乐,也可以面对我预测得到的困难。所以,我还是要改。」
办换证手续的时候,她也看到了在她前面签过字的名字,添弟,成弟,另两位勇敢的女孩。
我问了她们同一个问题,改名之后,有什么快乐的事情可以分享吗?
雅晴说,新名字大家都觉得很好听,村里的小姐妹找她取经,都打算回去改名。
改名为若煦的减妹说,改名成功之后,她买了一张彩票,虽然没中,但也没关系。她跟朋友们分享了这个消息,有个好朋友是这样说的:「恭喜你有了新名字,以前也没觉得原名有什么不好,但我觉得,这个名字不该属于你。」
新名字都是她们自己取的,雅晴说希望以后都是晴天,若煦说她翻了很久的字典,希望这是一个有生命力的名字。
新名字一定等于新的人生吗?或许并不会,这只是非常微小的一步。她们仍嵌套在这个不平等的系统之中,就像我和若煦在聊天时谈到的,一些农村女性正在通过法律和诉讼,拿回自己的宅基地,要求同等的继承权。而这些在怀集,还是一个「天方夜谭」,这里几乎都是多子女家庭,几乎都有儿子,所以女儿天然会出嫁,她们不会,也不能留下。
同一个世界,不同的时空。一些人面对的是21世纪的问题,还有一些人在搏斗的,是20世纪的问题。
我们能做的很少,只能先庆幸一些微小的胜利。庆幸那些名字从世界上消失了。
再见,钱传弟、钱招弟、陈招弟、赵减妹。你好,钱雅晴、钱宛清、陈孜琳、赵若煦。
图源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部分名字经过化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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