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队的夏天》第三季，很多人提到主唱冯海宁，用到的词都是「疯」、「发疯」、「玩命」。这样的评价从2011年冯海宁和贝斯手博譞组成Nova Heart乐队开始，就跟随着他们。唱到嗨时，冯海宁从舞台上跳下过，抹过一身泥巴，也骨折过。很长一段时间，这是他们的舞台风格。

2020年，这个恣意的摇滚女歌手消失在大众视野中。她经历了生育，成为妈妈。三年后，再出现在《乐队的夏天3》的舞台上，冯海宁说她「不敢摔了」，「知道疼了」。但到了第二赛段，为了加入一段编舞，她还是摔倒在录制现场，右腿十字韧带撕裂。「玩命」的个性并没有因为母亲的身份而消失。

《人物》见到冯海宁时，她拄着拐，右腿打着石膏坐下，每隔几分钟就爆发一次爽朗的笑声，讲到嗨时忍不住手舞足蹈。今年45岁的冯海宁依然保有很强的能量值，滔滔不绝地说起过往的经历。她小学时随父母搬到美国，美国文化在她身上留下了很深的痕迹。之后她上了南加州大学，毕业在摩根士丹利实习。她身上的标签很多，进过电影公司，当过主持人，组过三个乐队，还开过公司。

冯海宁活得鲜活、尽兴。在她身上，能看到一个人在年轻时拼命燃烧自己，燃烧完了，再一点一点把自己「垒」起来。

Nova Heart的另一个成员博譞则像是冯海宁的反面。他话少，声音低，要坐得更近一点才能听清他说话。他细腻，记忆里流动着一个个具体的场景、对话和丰富的情感。年轻的时候，音乐让他体验到了自由，在人生的跋涉中，也是音乐帮他找到自己。

Nova Heart乐队成立的十二年，冯海宁和博譞经历了各自的人生起伏，也用截然不同的方式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以下是他们的故事——

文｜吕蓓卡 陈奕宁

编辑｜楚明

图｜（除特殊标注外）受访者提供

冯海宁

「我已经把我的人生翻过来了，我也要把我的音乐翻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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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舞台上我跳着跳着摔了，站不起来了。播出的那天，我看了一眼网友的评论。我一般不看，但看一眼就会一直看，就决定再也不看了。

其实在上台演《一千个伤心的理由》之前，基本碰到每一个工作人员都跟我说，姐，你要小心。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我右腿的这个伤，也是跳舞多年的损伤，我一直都没有解决。

你看那个视频，我也不是一个特别大的摔，但为什么能摔成这个德行？因为撑那么长时间，已经绷到了最极端，碰巧在舞台上就「啪」一下崩了，起不来了。

到现在还不知道我是怎么摔的。就是崴脚，一般来说不会摔成那样。我能听到一个声音在耳朵里面，「叭」，突然一下发现完全使不上劲了，就感觉话筒也「嘣」了一声，我就想完蛋了，当时感觉好像被车撞了一样。

我拿起话筒的时候，本来还是想哼几声，结果没哼出来，开始用腿使劲的时候，发现确实没有劲。特别逗，话筒里传出来的声音就是「呃……呃……」，我就说不行，不能在这话筒里继续嚎了。

有很多设计的舞台动作还没完成，我也得回到我的位置上。就想我怎么过去，爬不过去，也走不过去，那我就滚过去吧。

最后一句话我必须得唱出来，就试着站起来了，但整个人都是虚脱状态，歌词全部唱错了。别人觉得我是有一个情绪设计，其实就是真唱错了。

那天去拍核磁的时候，就觉得（腿）应该是不行了，不能再继续了。一想到费这么大劲做这个作品，还有好多作品特想在这个舞台上演，没机会了，我还偷偷哭了一场。

结果做了手术，康复得非常好。

冯海宁的舞台《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后半段在受伤的情况下依然完成了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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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非要加这么多的舞蹈动作？因为我「作」啊。我不是一直都是这样的表演风格，还是看舞台有多大吧。

年轻时候的舞台都很小，想动也动不了，鼓都把你给挤下舞台了，有时候实在不行的话拿一个桌子放在前面，不然没地方放话筒架。那个时代场地就小，MAO刚开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么大的舞台，能装两三百人，我没见过。

除了舞台的限制，还有一个原因是在欧洲巡演的时候，大概2008年，我们赶了一场演出，是在当时比较有名的场地。

我们以为是楼下台，特别兴奋就去了，结果发现基本上是在一个餐厅里，舞台前的几个人还坐在那边吃汉堡。原本我们乐队最早期的演出是那种比较艺术范儿的风格，偏视觉系的。但那天我就觉得特别奇怪，给我们安排到这里，也没人理我们，我有点小情绪、小愤怒，也喝了点酒，就觉得大家就好好玩起来。音乐一起来的时候，我就从台上冲到他们吃饭的桌子上，把他们叫了起来。

我叫他们时就觉得这可能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但那个吃汉堡的哥们突然站起来了，他炸了，就觉得特别牛，一个人在我面前Pogo（在摇滚乐现场伴随着音乐节奏蹦来蹦去）。后来才知道他是那家店的老板，也是有点「神经病」。

后来欧洲巡演，我们就越来越野。好像有个开关开了一样，观众的反馈越好，就越往这个方向走，变成身体的一个反应。无所谓，大家挺开心的。

回来以后，当时跟MTV合作，他们把我们巡演剪成一个视频，把所有疯狂的镜头都给剪进去了，还在国内的电视台播过，特别神奇一事。花絮播完了以后，突然感觉这好像就是我的演出模式。这种模式就是越野越好，越「烧」自己越好。

在我演过孟京辉的戏之后，就发现我们的舞台可以变成一种戏剧，因为每一首歌都是在看一个完整的戏，肢体只是戏的一部分，它能带着你一直往里走。这个戏是也需要有故事的，从头到尾有东西串在一起。

有时候讲得成功，有时候讲得不太成功。但我从对肢体的依赖——就给你猛，给你造，让你觉得你看不够，疯死你，转换成了一个更戏剧的方向。至于这个故事讲得成功不成功，我就只能接受这个结果了。

这事做完了，有过程，就有成长。在这个过程里去传递自己的观点和理念是很享受的，会突然一下感觉人生更有价值。

我觉得好多人其实没有这个机会（去感受这种价值）。他每天生活、工作，重复一个动作，而不是「我今天做了一个事」。做回真正的自己，在现在这个社会里还挺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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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我现在这样，其实我到现在都还有一点恐舞台。

很多人说我在舞台上是放松的，其实我这样的表现不来自于放松，而是紧张。也有一些演出，我因为压力太大，会在后台吐。

克服紧张的办法就是把紧张转成兴奋，你们觉得我是在撒欢，其实是一种紧张。完全不在意身体的好和坏，但现在我越来越能把这些东西转化到一些不会伤害自己的方向。

可能是因为生孩子之后，大脑里有一部分专门管理恐惧的地方会变大，生理性地让你更担心他的生活。

有时他睡觉的时候，呼吸稍微安静一点，不是那么清晰的时候，必须得忍住不把他给弄醒，就是为了确认他还活着。一下就有一个那么小的脆弱的生命，比你的生命要重要上百倍。作为一个妈妈，有荷尔蒙的反应。

回想我小时候，就特别想组乐队，觉得特酷。在大学的女子合唱团里唱Acappella（无伴奏合唱），就非要唱比较酷的音乐，radiohead这种类型的。我同时也喜欢爵士乐，喜欢电影。上经济学的课挺无聊的，我就去旁听这些课，觉得这些东西好玩。

毕业了之后，我说要找一份正常的工作，就在写字楼里干了一段时间。以前在摩根士丹利实习过，当时的工作就是帮他们搬家，天天收拾文件。后来正好「911」事件发生，我看到飞机撞那个楼的时候，突然觉得（人生）没选对真正的方向，就去电影经纪公司实习了。

可到经纪公司工作后，我在前台接电话，和想象中要做事情的不一样。后来我碰到了MTV的总监，他问我要不要去MTV试镜。我回去以后想了想，在洛杉矶这边，可能得爬好多年，最后顶多做一个经纪人助理，就觉得算了，选择回国了。

到了MTV，我去拍乐队的时候，认识了一些乐队。他们有很多演出，我就老跟着去看。我觉得这太酷了，我要做乐队，去洛杉矶把我朋友电脑里的歌全都拷了过来，有将近三千首歌，好多都是独立音乐。

当时我还没条件做乐队，也不够朋克。后来我就想办法，决定去学个吉他。在鼓楼那边找了一个琴行，看能不能教我弹琴。在琴行里碰见了崔世明，当时每个琴行都有老师，他长得最帅，我就说不管怎么样，我就要找他。

但我那个时候特别懒，不怎么练琴。吉他老师就说，你怎么越学越差了呢？你是不是没有音乐天赋。我说我会唱歌，就唱了一段《Hotel California》。他说，要不你组个乐队吧。这就是最开始的「ziyo乐队」。后来还组过另一个乐队「宠物同谋」，但没几年因为生活和思想的分歧就分开了。我中间就没搞过乐队，就是自己在写歌，找制作人。我当时跟着制作人学了很多东西。

直到2011年，那时候我跟博譞已经认识几年了，但不是特别熟悉，我一直觉得他特别厉害，就把他找了过来，他还真答应了，我还找来了之前乐队的吉他手，组了Nova Heart，很快我们就开始演出了。

不可思议的是，我们第一场演出是一个欧洲巡演。表演突破了我们最早想做的风格，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状态。

我还做了一个公司，办了一些party，请好多乐队、DJ过来，做很多活动。有的活动赚，有的活动赔，反正挣也挣不了多少，赔也赔不死，就这样度过了很多年。

2016年冬季欧洲巡演 图源微博@Helen冯海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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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品味一点点开始变化，喜欢的人群变得复杂，也越来越不喜欢一些热闹的、潮流的东西。

但也停不下来，我还想一切办法来养活公司。身上的负担特别大，慢慢地积累了很多问题，感觉我不是在做自己，每一天都在被很多方向的东西扯来扯去，越来越混乱。

后来我怀孕了，去了德国。发现好像所有积累的东西全都没有了。那时候才觉得，我之前很多年都是在被很多东西左右，没有这些东西我就完全不认识自己，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想干什么。

我花了很多时间，通过医生、朋友和家庭的帮助，还有时间的帮助，才慢慢想明白，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当然也有孩子的帮助。

德国能看到树的地方很多，新冠的时候公园都没关，我每天一个人推着婴儿车，到公园里带着孩子走几个小时。那个公园不像个花园，像个森林，植物都没什么规矩。正好在外面的时候，孩子在婴儿车上挺乖的，也喜欢看来看去。

我有时候把孩子他放在草坪或者沙子上玩一会儿，或者在沙子里玩一玩，会发现在新的环境下，大脑是会发生变化的，像是一个砖头一个砖头开始卸下来。卸完了以后，我的人生也变轻了。这个过程差不多有三年。

孩子也让我重新理解了什么是爱。真正的爱是让你想付出。这其实很难，无条件地去付出。要给他换尿布，带他出去遛弯，反复地遛弯。我孩子那时候哭得比较多，一直到1岁半的时候，一次睡觉还不超过2个小时，我差不多也一年半没睡过整觉。

过了也就过了，没有大家想的，这是一个多不开心的事。可能有百分之八十的时候，不是很开心，就在无聊、烦躁、慌张和更无聊之间这么来回，但也有一下觉得太美了，太好玩了。

我以前的歌比较悲观，可能生活里有一些暴躁的点，还有一些比较抑郁的东西。我以前觉得为了市场，应该写一个开心的歌，后来写完发现还是不开心，怎么都写不出来。那时我就意识到自己不需要写开心的歌，甚至觉得我一辈子也写不出来这种歌。

但是我生完孩子之后，觉得有些东西是珍贵的，是可以保留的。我也有一些深的东西是能表达另一种层面的幸福的。可能我比原来开心了，再写那些特别抑郁的东西也不太合适。

好多事现在我不太想往负面的思维里去钻。我觉得就算是一个负面东西的话，也有解决办法，就像歌里唱的「一千个伤心的理由」，我就想把它翻过来，改成「一千个坚强的理由」。

这么多年我已经把我的人生翻过来了，我觉得我也要把我的音乐翻过来。

博譞

「我还不太确定『我是什么』，但可以往前走很远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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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乐队的夏天3》还是有一种挺新奇的体验。几乎没有过这样的，二十几个乐队在同一个大厅一起看演出。这种感觉还挺舒服的，大家坐在沙发上，前面就是大屏幕，能互相聊天。虽然不是跟所有人都熟悉，但就像在一个大型的家庭聚会里，大家都能聊到一块儿。以前最多是在后台碰到其他乐队，碰巧来看同一场演出，在观众的人群里聊聊天。

像这样的大集会是很难得的。从2007、2008年一直到2013、2014年，是北京乐队最多、最繁荣的时期。大家两个月之内都会在某个地方演出，互相串场，不用特意约就能在周末碰到好多人。后来这种情况越来越少，大家可能都有各自的事情要忙。

《乐队的夏天》演到第二赛段之后，我就有了失落的感觉。当时一半队伍被淘汰，回休息室吃饭或者在酒店里都碰不到人，也没人在楼下喊我吃饭。之前就像是乐队过节，这时候就觉得有点冷清。

录制《乐队的夏天》对我们乐队来说，压力挺大的。因为乐队从今年二三月份刚刚开始排练，中间还经历过换人，是在节目录制前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才定下来现在的乐队阵容。

Helen（冯海宁）追求完美。录专辑之前还在排练，然后去录音棚里继续修改。我们每次都把自己弄得特别累，但我也习惯了。这次节目来了好多别的乐队，我看到人家的状态就特羡慕。他们录制前后还能去音乐节演出，我很好奇这是怎么做到的。音乐节演出或者节目录制，对于我们来说只能二选一。

很多人好奇Helen在德国那几年我在做什么，我其实干了很多事，做了音乐剧场的作品、电影配乐，秀场和话剧的音乐，偶尔也会演出。

这期间我和Helen一直都有联系，她那时候发过来的语音都是60秒，一发就是十条。回不来，也闲不住。我们之前还说弄新歌，她买了些设备，把屋里围成一个工作室，偶尔直播录播，在线上做一些演出。

我很明显感觉到她这几年的变化。我觉得生活心态的变化与作品变化的联系是特别直接的，她打开了自己，朝着更成熟、更好的方向改变。以前的作品会有很多消极的情绪，但后来她会给自己的小孩写歌，这些事她以前都不会做。

她以前在舞台上的状态挺不确定的，今天要是丧就是丧了提不起劲，今天要是一直往前顶就回不来了。但现在她在舞台上有更擅长的方式，变得很自如。《一千个伤心的理由》那场她摔伤，大家可能有点意外，但我一点都不意外，她其实是松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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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音乐启蒙其实和乐队没什么关系，是我父亲特别喜欢古典音乐，他当年在一个业余的乐团拉小提琴，也会在家练琴。反正只要他在家，就会把电视调到古典音乐频道，然后去干别的。我就在那玩我的。

长大之后不管在哪儿听到一些古典乐，发现我全都听过，但不知道名字。四五岁的时候，我爸给我报了一个小提琴班。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自己不教我，但每次老师教了我一些东西，他会再多教我一点。我印象里有一次多用了一个技巧，被老师发现了，他很惊讶，你怎么会的？

后来有一次和我妈逛街，路过王府井的一家乐器店，橱窗里放着一件我没见过的东西，做得挺帅。我问我妈那是什么？我妈说这是电吉他。我说我能玩吗？她说你现在不能玩，等长大了才能玩。这句话我就记住了。到中学毕业的时候，想起了这事，我问她我现在是不是可以玩电吉他？我就去买了一把，开始学。

挺有意思的。买了吉他，不会弹，也不会调弦。只有本书，有个调音哨。我就问我爸这怎么调？他说「告诉我书上怎么写的」，然后他就把琴调好了。我说「好厉害，你会吉他吗？」他说「我不会，但这跟别的乐器都一样」。

小时候跟他去过乐团排练，我到处玩那些乐器。他们排练的时候，我就在那儿乱敲乱弹，他们不让我乱动。我就问我爸，你们乐团里有这么多乐器，你为什么不会吉他？他说，我们觉得有「品」（柱）的弦乐器都不是正经弦乐器，所以不想玩。

我当时不理解他在说什么。过了好久才理解。

后来上高中，附近有比我们大一点的孩子组成乐队，头发留得挺长，穿着皮衣或者带骷髅的T恤，我们会去看他们的演出。我就会想，等到和他们一样大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是这个样子，当时就有了组乐队的想法。

大学的时候我有同学和石璐认识。那时候花时间听摇滚乐或者弹吉他的人特别少，后来我就跟他们一起看演出，一块弹吉他，他们觉得我还行。

最初的刺猬乐队还叫失控体。他们参加大学生乐队比赛，后来有一个贝斯手离开了，他们找我过去帮忙。我说我没弹过，借一把试试吧，然后练了一个星期，就去了。我是过了好久才知道我乐感挺好这件事，一开始真的不知道。

做乐队其实是我脱离家庭管制之后的第一件事，对我来说吸引力特别大。小时候我最喜欢的是美术，上过画画的课，我老觉得未来就应该干这些，甚至还找了一个工笔画大师学了两年。但是所有想法到了关键时刻总会被我妈否决掉，比如工笔画学了两年，基本功终于熬过来了，到了第三年我妈就不让我学了，因为觉得影响了我的学习成绩。到最后我发现自己干了特别多不喜欢的事，而且也干得不好。但是我一直弹琴，就觉得玩音乐是我自己选的。这种自由其实比音乐和美术这个事本身要大。

一开始不能去livehouse演出，因为我们都是小孩，人家不理我们。于是就去各种大学演出，后来发现我们到哪儿演出都还挺受欢迎的，挺意外的。我就觉得可以离开家，好好做音乐了。

搬出来后，我才知道自由是这样的，特别清净，特别松弛。我可以选择在什么时候吃饭，不想吃我可以不吃。可以晚回家，可以往家里带啤酒，可以在夜里听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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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之后有其他乐队找到我，我也觉得应该尝试更多音乐风格，就在很多乐队做过贝斯手。像地下婴儿、麦田守望者等等，那个时候演出少，乐手们都比我更年长更有资历，他们给我的最大影响就是坚持音乐这件事。有个贝斯手叫刘文泰，跟我分享做乐队的经历。对音乐的理解和审美是他教给我的。

后来我退出了刺猬。刚认识Helen的时候是在livehouse。我对她印象比较深。她是我看过的乐队里为数不多现场不走音不跑调，而且还能很大声地在吉他和鼓的声浪里把歌顶出来唱的歌手。这种女孩我没见过。

第一次看她演出的时候，她一上台就坐在了吉他音箱上，晃晃悠悠做了好多动作，但是她都没跑调。我就觉得挺神奇的。

过了两年，她说想玩一个新乐队，听说我从刺猬退出了，就给我打电话。我们聊了一两次。我当时问她，你想做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她说了一大堆，把我都给听晕了。当她把音乐发过来之后，我一听这不是我熟悉的三大件（吉他、贝斯、鼓），而是偏电子类的，很有意思。我说行，让我来试试吧。后来凑齐四个人一块排练，遇到演出就直接去了。

Helen做音乐的时候挺靠谱的，而且她很有能量、很有劲儿，上台之后必须把最强烈的情感发挥出来。更多时候，我们都在聊音乐，她涉猎的东西很多，学习能力也很强，带来的很多东西是我和男孩儿们玩乐队的时候没体会到的。我挺欣赏她这些方面。

而且Helen英语好，我们一开始就去欧洲巡演。有了几段顺利的经历后，向外走的欲望会更强烈，想去更好的音乐节，去没去过的地方，想把EP变成专辑。

2016年、2017年左右会有点迷茫，我们也不知道应该把作品做得更国际化，还是关注自身的新变化。我们就开始走向各自的路，Helen选择去做一些跟版权有关的工作，而我对其他类型的音乐产生了兴趣。

因为有几年我们国外演出特别多，到任何一个地方，身份不是游客，而是一个音乐人，就会跟当地的音乐人有直接的交流。

第一次去英国巡演的时候，已经有好多人支持我了，不管创作还是演出上都能得到很多认可。到了那儿之后，我发现一个挺好的音乐节，其他乐队的贝斯手穿得跟我差不多，琴也和我一样，弹得也跟我差不多，给人的感觉好像也跟我差不多。他们看我可能觉得挺好，但是我那时候看自己就觉得很奇怪。

我觉得应该带来一些我的东西，但不知道是什么。我相信在交流的时候，我肯定感兴趣他们的内容，但是他们感兴趣我的是什么？我没想出来。

去的地方多了以后，我就越来越思考一个问题——我应该是什么样的？最先想到的途径或者解决办法就是通过音乐。我就开始特别多地关注传统音乐，去找不同地方的传统音乐听。地球很大，有很多东西不去找的话，它是很难被你看见的。

主动去找有时候也挺难的，尤其是媒体和经济不那么发达的地方，一些东西太不容易被听到了。我也开始学其他的乐器，并思考我了解的和不了解的音乐之间的距离。

我开始看我们国家100年前的音乐是什么样的，500年前是什么样。后来发现找着找着就找不着了，就去看附近的国家里能不能找到，觉得中间应该有很多连接。

为了找音乐，我开始学和听。有一次我听了一个比较顶尖的印度古典音乐家和他们民族乐团的演出。看完那场演出之后，我彻底惊呆了，颠覆了我对音乐和音乐人演出状态的认知。我完全想不明白是为什么，产生了特别大的好奇心，就买了张机票直接去了印度。

我在印度找过好几个老师，过了四年还是五年，跟一个很厉害的老师聊天，越聊越不对劲，发现他就是我第一次看演出的艺术家。我还翻出一张当时的照片，那时我头发还剃光了。真的很神奇。

博譞在印度弹奏维纳琴图源微博@博譞

到现在为止，我还不太确定「我是什么」。但是从那之后，我收获了特别多体验或者经历，让我觉得可以往前走很远的路。

在这个过程里，有时候会想起我爸跟我说过的话。当我在家练琴的时候，他老嫌我吵，那时候刚有电吉他，国内也有那种很摇滚的音色，我就老弹那个声，很痴迷。他会很委婉地说你能不能换个稍微好听的曲子。

我当时肯定是不乐意。我那时候学过古典吉他，觉得无聊。但后来重新翻出当年弹的那些东西去听的时候，我发现我爸说的还是太委婉了。

大概过去了十年，我终于意识到我爸说的是对的。但想要跟他分享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

前几年的时候，我爸一个老同事给我送点他开的药。后来他给我发信息说，我在你家门口站了半天没敲门，听你在屋里练琴挺好听的，我就想起你爸三十多岁的时候，也是这样自己一个人在屋里练琴，我也在门口停了好长时间。

后来我就想，他没事在家练琴？一个三十多岁的人？我想我也三十多岁，我也没出去玩，也在家练琴，不知道他怎么就这样影响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