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中为什么「不行了」？

一个普遍的回答是：生源流失严重。

生源为什么流失？

因为县中「不行了」。

近些年，这似乎成为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很多人都能从自身的经验出发，找出一两条论据来验证这一现象，但现象背后更为核心的部分，依然让人困惑。

北大教育学院副教授林小英用一本书的体量回答了这个问题。经过三年的调研，她的新书《县中的孩子：中国县域教育生态》从宏观到微观，回答了关于「县中为何衰败」的问题，同时，也试图探索：在各种评价标准之外，基础教育应该给予些什么，留下些什么。

作为学者的林小英，曾经主要的研究方向是高等教育，聚焦基础教育的时间并不长。但她逐渐发现，这其中有普遍意义上的「重要」，即政策是如何行使、如何施加作用的，身处其中的人又是如何被影响的；同时，又有县域这一行政单位独有的典型性，「中国2000多个县容纳了全国50%以上的学生，可以说这部分学生的受教育状况关乎我们未来社会的面貌和发展」。

7月，《人物》在北大附近的一家咖啡厅见到林小英，她留着干练的短发，在雨天匆匆赶来。在3个小时的访谈中，她语速很快，分享了关于县中的研究，以及对教育的期待。她说，事实上，县中是一种处境，在固有的「评价」与「标准」之下，无论是县城中学还是城市中学，甚至无论是中学还是大学、硕博，学生们面临着同样的压力和困境，为了不成为「被抛弃」和「被剩下」的部分，只好在同一赛道上拼尽全力。

林小英几次提到，这些调研不是对个体的批判，更不是鼓励或要求个体反叛规则，而是从制度和政策层面反思，如何给个体留出喘息的空间。「教育领域特别需要『撒胡椒面』的政策，要人人惠及，要让每个人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且，在那个位置上他会发展成什么样子，让他自己去努力、去决定。」

以下是林小英的讲述——

文｜王双兴

编辑｜楚明

县中的命运

很多人问起，我是如何关注到基础教育、县域教育这个话题的，我在不同场合也曾回答过，契机或许来自当初的富士康工人研究。

十年前，我到富士康调研，访谈了120多位工人，他们大多来自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农村，也就是说，他们基本都是县中的孩子。当他们走出校门以后，进到这样一个著名的代工厂，说起在学校的生活，他们的普遍回答是「不被期待」和「不受待见」的。从他们的工作现状可以看到内心的需求，以及对过往教育经历的一种不满，或许他们并没有明确地表达这个不满，甚至连表达不满的意识都没有，因为他必须把眼前的生活需求满足。

我这里没有任何责备他们的意思，但是我觉得，像我们自己也是从那个洼地里面走出来的，已经过上了不用每天操心这口饭的生活，这个时候，是有责任和道义去关心这个处境的人们的，这个绝对不是高尚，而是本身你的来路就是这样子。

今天我们的媒体不断讨论「鸡娃」「内卷」，中产阶层关于育儿的焦虑被无限放大，相比之下，这些县中的孩子对于教育的需求有时候却经常性地被忽略。我们过去的调研结果显示，中国2000多个县容纳了全国50%以上的学生，可以说这部分学生的受教育状况关乎我们未来社会的面貌和发展。

我在书里写过：理解中国，乡村是最好的入口；理解教育，县域是最好的入口。因为中国县域太复杂，从行政上来讲，它是中国最重要的一级行政单位，除了没有外交功能，它拥有一个国家所拥有的全部职能。在教育领域，县里所有人都要在教育系统里经过一遍，所以它是全貌性的，也是作为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的抓手。所以县域教育也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是整个生态的问题。

从2019年到2022年，我和学生一起调研了不同地区的县域中学，越来越直观地感受到，县域教育逐渐衰败，县中的孩子也逐渐成为「被剩下」的群体。

就像我在书中开篇写到的P中，它有90多年的历史，是县内唯一位于县城的高中，曾经很辉煌。但短短十几年后，就跌到了谷底，学校声誉每况愈下，高考成绩一蹶不振。

2016年，P县中考前100名学生中仅有15人留在本县就读高中，「出走」的学生要么是家庭条件较好自愿把孩子送走的，要么是被外地民办学校以高额奖学金挖走的，要么是成绩达到了地级市公办优质高中的分数线而被政策合理合法地录取走的……

学生的大量流失，恰好被县政府、学校和教师当作P中衰败的原因，而不认为是P中衰败的结果。其实，P中是我国各地县级政府在过去一系列教育改革背景下的「典型缩影」。

浙江省温州市泰顺县泗溪镇学校操场图源视觉中国

那么，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我在书中写到了这部分背景：1990年代中后期，我国提出要实施「以县为主」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这项政策在2000年以后得以全面落实。当所有的教育经费由县级政府来统筹的时候，如何发放和配给这笔教育财政的款项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也造成了当前县域教育的一些「魔幻现状」，比如「撤点并校」，以及县里「内卷」。

通过撤点并校把散落在村镇里面的学生集中到县城来上学，把所有人都放在一起，很激烈的竞争就开始了。县里面的班级之内和班级之间，甚至是县与县之间，都开始了非常严苛的竞争。

这种竞争给市场资本的进入提供了很便利的机会。在过去十几年中，很多县都在努力引进外部名校资源。外部名校输入品牌，县政府根据本地土地财政给出一些政策优惠，结合房地产开发，三方一拍即合，就能迅速地在一两年之内崛起一所「新贵高中」。通过学校优越的经济条件，提供学费减免或者奖学金，把优秀的学生都集中到这个学校，再重金聘请几位知名教师，一下子就能让这个学校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而县里其他学校的重要工作就变成了留住生源，过不了两年连这个举措都变得非常困难。在有的县甚至明确规定，县里中考前600名的学生给某所新建的高中，剩下原来老牌的两所高中就只能招收上了普高线但是在600名以后的学生。

另一个背景是，早在八九十年代时，我们是「穷国办大教育」，等到本世纪伊始，我们开始推出「大国办强教育」，于是，从2001年起，有了「示范高中」政策。当教育任务普及之后，做优质教育成为新的目标，但同时、全部优质是不可能的，所以要把有限的财政资源投放到某些学校里去，于是示范高中出现了，一所示范高中可能拿到千万上亿的钱。

被评为示范高中的学校自然要做出业绩，于是用这个钱去抢优秀师资和生源，很快，高考成绩出来，所有人都看到了这所学校的「崛起」和这位校长的「厉害」。就像心理学上所说的皮格马利翁效应，你越爱这个雕塑，雕塑最后真的活了。就像所谓的「一白遮百丑」，当一个学校考得好了，把单科第一、综合第一、艺术生第一等等一宣传，广告效应很快就会扩散开来。

同时，人们的选择能力增强了，随时可以抬脚就走，离开自己的原生地，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离场能力」。学生家长凭借家庭经济能力、孩子学习成绩或社会人脉关系等「择校资本」，让孩子到市里优质学校或承诺学费优惠好处的民办学校就读。不出几年，县中衰败与生源流失就形成了互为因果的关系：县中加速衰败，生源加速流失。而那些「好」的学校很快有了「虹吸效应」，拥有更好的生源和升学率。

调研中，我在很多县，尤其是地处比较偏远的山区，那些流失到市里或者省会上学的学生，一般都是在县城甚至是县政府门口，集合乘坐大巴外出求学，很有讽刺意味。

而留守P中的学生，在家庭背景、学业基础、学习习惯、学习投入、竞争意识和职业规划方面处于弱势地位，甚至被视为「不值得投入的」和「注定考不上大学的」。

一位在P中工作30多年的教师说，「现在初中班主任都会跟学生们说千万不要去P中读高中，不然一辈子就垮了。但凡家长有个一官半职或者固定职业，都认为孩子不离开县中就是没出息。」

这些年，高考成绩过于被当做地方教育政绩，对学校的考核方式与对政府的考核方式几乎是一样的。似乎顺理成章的，招生分数受政策影响强行划分，比如中考前多少名要到县里最好的高中。为什么这么分？因为政府的钱主要投给了一中。我是非常反感这件事的，对一个未成年人来说，怎么可以只拿分数来断定我的未来？你越拿分数断定我的未来，我的未来就越只能靠分数决定，它是一个互为因果的关系。

教育不是经济，所以不能全然用经济的方法。当然钱是重要的，特别是对那些处在洼地的学校，但并不是钱越多，越能解决问题。

所以，还是「评价」的问题。但凡过早地把一部分学校挑出来，认定它是好的，过早地把一部分人挑出来，认定他是好的，那么两者一结合，对其他人来说，就是被抛弃的。但教育不该是这样的。

正如我在书中序言的结尾部分所写：经济发展赋予城市和工业以绝对优先权，县域或者说农村，有时候成为一种遥远的文学怀旧或是历史研究的对象，县域教育更是处于竞争生态链的末端。但是，基础教育不应该是这样一种适者生存的模式。经济越落后的地方，教育越应该给人以希望。

图源纪录片《高考》

回到教育常识

我自己曾经也是县中的孩子，但那时候的学校，和现在还是有所不同。

起初，这些研究并不是我基于自己的经验，或者基于原来的成长经历，而带出的一些结构性的问题，我的研究还是更注重实证研究，注重看到一个个真实的「他人」。只是到后期，当「县域教育」这个话题出来以后，自然而然我就没有办法抽离地去看待和理解他们了，因为我是他们的一份子，只不过我早了一二十年，只不过我被当做是县域教育「成功」的「产品」。

我的学校曾经让我获得过一种自在感，这种自在感让我从没觉得自己是「小镇做题家」的一份子，也没有过早地把一些概念化的标签贴到自己身上，没有非常刻意和明显的分类。这是我自己的经历带给我的自主感。

从小学到中学，我一直都是班上离学校最远的，我们村和它所属的乡中间隔了一个乡，由于这种不合理的行政区划，别人可以抬脚就到村小，但我每天要走十几里路。所以我一直没法按照学校的要求准时到校，几乎天天迟到。

老师也很为难，迟到了肯定要有点儿惩罚，所以我从小就被罚扫地。说实话我认这一条。但扫多了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反正是我的事儿，既然天天我扫，我就可以不扫。

为什么说我觉得我读的学校还可以，就算没扫干净，老师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对我很重要，在我被罚扫地的时候老师不会嘲笑我，不会觉得我天天迟到是对他权威的挑战，不会觉得这是什么天大的事。老师让我扫地，只是为了说服其他人，所以地上有纸片没扫干净，没有人追究；其他人也知道林小英家太远了，没有办法，所以要扫地。总之师生关系、同学关系都挺好的，我继续迟到，继续扫地。猫有猫路，狗有狗路，这就是生态。

到初中的时候，我的上学路就更远了，每天骑自行车单程15里，往返15公里，所以我天没亮就要去学校。简易的公路，骑完车胳膊都会疼，还摔过无数次跟头；会遇到下暴雨，全身湿透，沤干，也要在学校上一天课；作为女生，在路上遇到生理期怎么办？所有这些都经历过，也都要处理。

所以，这种情况我都经历过，我还不为「例外」呐喊，我就对不起过往受的那些苦，对吧？这些事就奠定了我怎么看待制度和政策，比如在「一刀切」之余，能不能给没法被「切」得齐整的人一个机会。我从小就是那种没法被「切」得整齐的人，我有特殊情况，难道住得远这条理由不够吗？后来我的博士论文就关于「教育政策变迁中的策略空间」。

到了高中，我在湖南省长沙县第六中学就读。1990年代我上高中的时候，我们县有10所高中，这在今天看来好像是不可想象的。我由于中考没考上一中，就被分到了第六中学。

我们的校长和老师经常说「玩得好才能学得好」，还有「大考大玩，小考小玩」；他们不讲究死学，而是掌握基本知识点就够了；而且要求我们把功夫花在平时，很少弄那种类似「誓师动员大会」之类渲染紧张气氛的事。

尤其现在，社会氛围已经很紧张了，一到那几天全社会都弥漫着要为高考让路的氛围，学生压力是很大的，这个时候还要搞那种动员会，就是火上浇油。我觉得我们更大的着力点其实在于让学生放松一点。

我觉得这里面不是说让个体去调试的问题，而是适当撤换背景板的问题。全都在说：高考特别重要，学习特别重要，做题特别重要，做辅导额外用功也特别重要……在所有这些「特别重要」之外，能不能有点别的东西，哪怕一丝丝，也许就是一个喘气的机会，说得更严重一点，也许就是救命稻草。

我的学校为我们提供了这种空间，但同时，我的很多同学也都考上大学了。

那个时候，学校和学生尚未被某些标准定义。我在高一的时候就拿到过我们县里最好中学的数学试卷，第一道题就不会。我当时就觉得，做题的人的差距怎么会这么大？我也知道三年后我们要共同参加高考，但是你知道我心里的想法吗？不是觉得做不出来就「完蛋了」，而是，做不出来就做不出来，高考不会考这么难的。要是高考这么难，全国一半人都没希望了，我才不信这个邪。

现在回想起来，我都不知道这种底气是从哪里来的，但是至少我在当时看到了做题不是人的唯一，做题之外，还有一些值得过的生活，看到这些生活的可能性和价值，是我的中学教给我的，也是它最宝贵的地方，这一点让我受用终身。

同时，那时候有一个好处，不论学校「差」到什么样子，奥数、作文、朗诵等等活动，参赛的名额和机会肯定是有的。那时候我们去参加考试或者比赛，看到的是一个个真实的、活生生的人，但我并不知道他水平如何，所以就觉得，那就去比呗，第一名也有可能是我啊，凭什么怕？所以就会雄赳赳气昂昂，至少不会气焰上矮别人三分，人家也不知道你是谁，底细如何，刚好就是一个双盲的竞赛。

但现在，学校之间的竞争非常显明化，看不到真实的人，但知道水平怎么样：哇，这个学校是出过清华北大的，那个学校实验班全都是660分以上的。所以，一说你一中的，我六中的，那我水平肯定弱。对他人了解得一清二楚，对自己的排位也一清二楚，那还有什么努力的可能？

我觉得，有时候还是要保持一些懵懂和无知，这样就可以尽情地设计自己，个人的成长或者冲劲就是来自于这种无知，我并不知道我会得到什么，我也没有办法精确计算我胜利和失败的概率大不大，无法精准计算，那就闷头向前。

回忆起自己的经历，又想起这几年的调研，我发现在县里真的有很多「教育家」型的校长，真的能做到了解学校里每个学生的家庭情况。

我还访谈过一个县中校长，他很有办法，有个女学生状态不好，不怎么说话，什么也不想干。在和班主任沟通的时候，校长没有把她推向家庭或者社会，而是建议组织一些集体活动，不针对她，而是让全体参加，然后让有心理学背景的历史老师参与观察、自然交流。

在这些例子身上，我看到了教育可以是很朴素的。从他们的经验里，我总结了这样两条：回到教育常识，恢复教学常规。我自己就是这么经历过来的。

在云南保山施甸县，践行30年素质教育的校长图源视觉中国

表格之外

今天的县域中学，和我上学时的学校相比，应该说是更井然有序，更加关注可测量的结果并对监护人负责，而较少关注「一个完整的人」。

那么，县中的变化甚至异化是如何发生的？

这要提到「审计文化」的「入侵」。最初，早在马上进入千禧年的时候，社会和政府以及学校有很多腐败，所以我们把问责制引入到了整个公共系统里，一切留痕，一切都是做材料，也就出现了所谓的「文牍主义」。

我曾经写过一个概念，叫做「量化通约」。是指将一切公共领域的行动和产出进行量化，经由隐含的通约逻辑，各行各业建立了广泛的估值系统——使不同的机构、城市和国家在数字上具有可比性，如大学排名、项目收益、社会统计、人口普查等。

过度追求透明度和KPI，会把差异性泯灭掉。透明度是为了吻合权力的全面监控，而现代信息技术又提供了条件，当权力和技术严丝合缝地对接到一起，大家不会觉得哪里有问题。

事实上，教育是最注重人的自主性和可塑性的，也是反权力、反技术的，所以需要保留一个小空间。如果所有人都去迎合权力和技术的控制，教育就会变得非常单调和干燥。

我想起来，有一天上完研究生的课，我就在教室里待着，看到两个同学没走，就问他们怎么不去吃饭。一个同学说，我等他一起吃饭，我们要互相监督，吃慢一点。我觉得有趣，就问你们这是发生什么事了？他们说：我们从中学开始就被训练，吃饭必须要快，所以我们现在慢不下来，一口饭放到嘴里可能嚼两三下就吞了。

我起初觉得可笑，细嚼慢咽还需要监督吗？这居然能成为一件事。同时又非常震惊，我一直觉得吃饭是人生非常重要的事情，但在学校里学生连吃饭速度都是被制度化的，以至于吃饭慢、享受美味的能力都没有了。

以这个为例，我们就能看出，中学是不是还可以做点什么。能不能把吃饭时间延长点，真的必须争分夺秒吗？

教育很多时候也是有剧场效应的，前面的人都站起来了，别的学校都这么干了，所以我也要干。但那些学校真的是靠争分夺秒赢得了胜利吗？还是因为把高分学生凑到了一起？如果不「薅苗子」，争分夺秒还是胜利的唯一法宝吗？

现在，我们有各种制度，来对老师的教学和学生的行为进行监测、评价，教师和学生不断爬格和填表，将每日事件以符合指标的价值方向书写，再上交给上级检查，从而被区分出「好」与「坏」，排列榜单公布出来。

比如，现在有对教学进度的控制，好多都是集体备课，要求一个年级的进度是一样的。为什么要求进度一样？为什么老师这点自由都没有？原本当我们说「你们那个讲完了，我们还没讲」，这是个事实，里面不存在任何价值判断，但在现在的规则之中，一切按照考核倒推，就会出现：好像讲得快，就意味着老师牛，学生牛，迅速带入这种价值判断。事实上，只是进度不一样而已。

我们太习惯于用经济发展的思维来面对教育，但教育不是经济，教育不是效率第一，甚至连公平都不是第一，而是要以人为本，让每个人在教育体系里找到自己恰当的位置。

我们说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怎么可能有两个相同的人。这个人要进入职业学校，那个人要进入普通高中，另一个人读完初中死活都不想读书了，都是值得尊重的。关键是不能只把人往一条路上推，如果眼里只有政绩，只有考上清华北大，那上不了一本的人怎么办？

我知道很多地方特别不喜欢撒胡椒面式的教育，觉得那样做不出政绩。可是我觉得，教育领域特别需要撒胡椒面的政策，要人人惠及，要让每个人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且，在那个位置上他会发展成什么样子，让他自己去努力、去决定。

但被量化通约机制扫荡过一遍后，所有特殊情况都会被当做例外，不值得被提起。但不得不承认，每个学校都会面临很多这样的情况，可能关系到孩子愿不愿意读书，是不是健康、愉快，这些东西填不到表格里，但很重要，我们有没有能力关注到？

2020年，我去了河北易县的大龙华中心小学，这个学校的校长让我很感动。易县经济不发达，学校的办学经费非常有限，他就想方设法从有限的资金里节省钱来让孩子们可以接受很好的音体美教育。他在学校里给学生们开办了各种各样的社团，相当于城市的家长送孩子去上的课外班，但是这里的课外班都是免费的。

校长为什么要免费给孩子们开课外班呢？他说这个地方经济不好，很多家长都出去打工了，大量的孩子都是留守儿童。孩子们的家庭也拿不出上课外班的费用，但是他又希望他学校的孩子能接受基本的素质教育。学校放学后提供的社团有足球课外班、手工课外班、美术课外班，甚至还有军乐队。这些社团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把孩子们尽量多地留在学校，免得去学校外面瞎玩，怕不安全，可见学校的良苦用心。

当我们在说一些大词的时候，很容易忽略一些小事，而这些小事，对一个小孩子来说，或许就是天大的事。这些看上去不值一提的小事，最能反映办学者的良心，同时，教育者对有血有肉的生命个体的敬畏之心和必要的退守态度，也是教育中最令人着迷的想象和审美空间。

所以，我们有必要问一句，在严密的表格之外，能不能留个口子？

调研中的很多时候，我们在饭桌上聊，很多教育局长、校长有智慧，有能力，有策略，又有同情心。但当他们坐上主席台的时候，这四个特点会不会失去三个？那问题在哪里？

这说明我们的制度设计和政策设计里，需要每一个行政部门给下一级留出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自由裁量是非常重要的。

量化通约机制之下，每个人只是个数据点。但生命本该是一场流动的叙事，而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自我描述与自我定义应该是具有实质性内容的动作，而不是一个又一个标准参数的套叠。

河南省温县一中，高考百日冲刺宣誓大会现场图源视觉中国

县中是一种处境

从出生到小学、中学，经过一轮又一轮的厮杀、挤兑、筛选、沉淀，县域学生的教育选择可以分为三类：顺其自然留在县中就读的、努力凭成绩考出去的、拼家庭资本出去就读的。三类学生背后是三类家长：从一端顺其自然的「无奈放手型」到另一端举全家之力的「全面保护型」，中间则是相对有限督促、有限监督和有限投入型。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很多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抱有很高期望，并且高度干预孩子的选择，比如去哪里读高中、要不要继续学舞蹈、学文科还是理科等等。在日常的相处中，「成绩」也常常被视为最重要的。一个家长说：我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还是挺多的，但是在一起的时候经常就是督促她学习，说一些学习的话题，也是催促她学习。甚至在有的家庭中，紧张和焦虑的教育过程给亲子关系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影响。

不过，所谓「鸡娃」，其中有个体的意愿，比如父母通过受教育实现了某种阶层跃迁，留在了城市，也希望孩子通过这条路过上更好的生活，有这方面的原因，但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在高强度筛选的教育体制下，一不留神就可能被挤下「独木桥」，使得除学习以外的东西都是多余的、奢侈的。这种状况下形成的亲子关系自然是苍白的，但大家也已经习以为常。

所以，孩子们的压力是很大的。学校之间的竞争，一代人之间的竞争，将他们构造在哪里，别小看小孩子，他们对于自己所处的氛围给予的压力，是很清楚的，在这样的判断标准之下，他们不自觉地就会进入到紧张的状态。不只是学生，我们成年人也要评职称，你不评但他想评，处在这样的氛围里你也一样惶惶不可终日。所以，我们都逃脱不了，凭什么要求孩子？大家的处境都一样，同时，他还是个未成年人，还没经历过那么多事。

而这些，不仅体现在县中。其实，就像你提到的上野千鹤子说过的话：女性是一种处境。如果借用这句话来解释，那就更精准了：县中也是一种处境。在某种评价标准之下，县中的孩子是被剩下、被抛弃的，同样，在城市里，除了那几所很精英的学校，其他孩子的压力和处境一定比县中的孩子好吗？难道城市里的孩子个个都被政策关照到了吗？

只是在这样一个同构化的过程当中，县中的孩子面临的处境更加典型。

城市里的孩子被灌输的观念是，不仅要竞争成绩，还要竞争社交能力、玩的能力，学习好之外，还要吃得开、玩得好，才被视为所谓的牛孩。这种孩子确实让人觉得很强，但我的担忧是，这种「强」能不能延续？

同样，既然县中是一种处境，那这种处境就不止局限于「县」，也会波及「中」（中学）之外的其他阶段。

图源视觉中国

我自己在北大，这些年这样的例子也看了不少，很多学生到了本科、硕士和博士阶段，会有些迷茫。

很多学生延续了高中的学习方式，执着于一个精确的答案，要自由写作时，他的第一反应是「请问有字数要求吗？」这是学习方式的转变，另一方面，还有对绩点的看重，在本该激情飞扬、肆意挥洒的几年里，像个「老头」一样，心心念念怎么考研、保研。

大家是按照结果来倒推，我要出国，或是我要保研，然后按照这个KPI决定我要怎么做、达到什么程度。没有任何未知，所以也不能完完整整地、好好地享受学生时代的生活。

大学文科老师其实特别希望学生有自己的想法，自由发挥，希望看到他们随意的一面，自由表达的一面，可是孩子们敢吗？

当然，我就在想，假如我现在是他们中的一员，我敢吗？我会不会比他们表现得更好？我不会，我怕失去，我没有安全感，我不敢冒险，所以我也会像他们一样，活得跟个老太太一样。尤其，现在是失业率较高的时候，很难鼓励或者要求个体去反叛这个规则。

我觉得所谓「全面发展」是不可能的，难道上大学不就是感兴趣的课努力做到最好、不感兴趣的及格就行吗？但现在他们从大一开始就不放松，希望每一门课都到85分以上，甚至有志愿填报专家建议，高考结束后就准备考研。

我能理解这种不敢放松的状态，但是这不是正常的状态。甚至我看到很多学生其实不想这么做，他们也很迷茫，然后用很多技术和伎俩来拿高分。

当心里没有真正的热爱，人其实是没有精气神的，他能拿到很高的分数，但是他疲惫至极。

我写过一篇文章，叫《过度的自我监控》，其中的一段结论是：在强势的评价话语之下，为了迎合评价制度的学生，使其学习行为变成了一种「表现性学习」，即只是为了拿高分、显得努力或优秀而忽略了真正内在的价值目标。高绩点往往是基于「眼力」「信息」「策略」以钻营「选课学」的理性计算结果，而非基于真实、深度的学习投入。当学生狂热追求「绩点美德」、努力迎合评价体系而陷入高度同质化的竞争中时，学生自身真正的主体性便难以显现或生成。

到硕博阶段也一样，本来应该更有自主性，从毕业论文的选题阶段开始，考研谁看得更开、更远，更有自己真正的想法，然后投入到自己感兴趣的研究当中。但事实上，这些是「应然」，「实然」则是：本科像高四，硕博像本科，他们依然要修好多课，这些课的分数决定了他们能拿到的奖学金数额。

现在有很多奖学金，我不是说钱不是好东西，它们值得拥有，但关键是怎么分配，分配就要制定规则，按照什么标准来评学业奖学金？课程成绩，这是最简单、最容易标准化的。这样的话，学生当然重视课程成绩。

这些奖学金的种类特别多，全方位PK，所以除了课程成绩，学生可能还要做学生干部、助学、助教、助研等等工作，与此同时，再来完成毕业论文，他们也非常辛苦。

我们又设身处地想，如果我现在在读研究生，我能不看重课程吗？肯定会看重，我不会比他们做得更好。所以我们不必站在过来人的角度指手画脚，因为这里面不是他们个体的问题。

图源纪录片《高考》

教育的魅力

教育是现代社会重要的奠基性领域，其复杂性不言而喻。当教育被某一种思潮、某一种观念所主导和支配时，其缺失的部分更需要反思，也需要对这一支配所包含的本体论、知识论和方法论的争议有深刻的辨析。面对教育实践保持必要的谦卑、退守甚至无知的态度。

我作为一个学者，因为做教育政策研究，主要还是看制度和政策，既然从微观的角度，我关心每个人怎样找到位置和平衡点，那么我就要想，政策如何设计，能够允许每一个人有机会、有条件、有资源去寻找，而不是替他去寻找。

这些「异化」也好，「内卷」也好，对个体来说，可能身处其中的时候意识不到。我觉得，在这个大框架下，也最好别感觉到。

所以有的时候我讲这些观点时也挺纠结的，有些话可能还是不说出来的好。就像《漫长的季节》最后的镜头，王响对过去的王响说：往前看，别回头。对结构之下的人，我想说的也是这一句，埋头干好自己的事，别听我说。

我们研究的初衷，是希望能反思政策，而不是质疑和改变个体。假如在我上大学之前，有人告诉我：城里人做的比你好多了，人家资源也比你好多了。这些对我有什么用？除了让我沮丧、浑身乏力之外，没有什么别的效果。

那在结构性的困境之下，个体有没有什么可以做的，让自己相对没那么容易被吞噬呢？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全球将走向何方都不知道，自己的命运更难掌控，那又有什么是个体能抓住的呢？

我觉得，从个人的角度，如果学校是争分夺秒式，那么家长在寒暑假最好就是放养式，现在都要求家校协同用力，但我恰好觉得应该是反作用力，是互补的。学校作业布置那么多的话，就不应该要求家长再加码，否则，孩子不是「死」路一条吗？

对学生来说，或许可以从老祖宗流传的一些话中得到一些启示，比如以不变应万变，进可攻退可守。那么人生有哪些事是必须要做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无论世界怎么变化，这几件事我们都要应对。那么我们的孩子准备好了没有？除了做题之外会不会做饭？睡觉的能力得有吧？十一二岁就失眠，那还能够过好一辈子吗？

我经常讲，人生的画卷最好是慢慢展开，先看一个角，再一步一步看，也许风景就能无穷展现了。千万不要让我一眼把画卷看到头，不要一目了然。

我们现在都喜欢做攻略，每天安排得一清二楚的，去哪个景点，一清二楚，没有任何惊喜。事实上，还是要留一些未知，让自己真正地用身心去感知。

我其实一直挺注重保护我感知觉的敏锐性，所以我到景点去很少拍照，因为拍的时候会有一种懒惰的心理，觉得留到手机里了，至于看不看不重要，但我发现我基本上不会翻照片的。我们对自己大脑的这个记忆能力其实是没有自信的，其实它有这个能力，所以我要保持一种未知的状态。

学习也不例外。因为人生就像旅途，乐趣在过程当中。

教育是最有希望的专业和领域，尽管会有无力的部分，而希望恰恰在于教育永远在处理我们没有达到的状态。

它里面非常复杂，带有某种强制性，要有监控，不能完全放任；但又保持某种自由性，有自由裁量。所以永远是在一个二元的价值中去寻找中间点，教育者的作用，就是帮助每一个人找到这个点位；基础教育的作用，就是为个人寻找这个点位提供最基础的理论方法和路径、材料、工具。

我研究教育，但我没有什么教育理想。我只是觉得，教育还是应该去帮助每一个人探测自己的平衡点，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就像一个一个堆石头一样，每个石头形状都不一样，但每个石头都有自己内在的平衡点，找到之后，就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架构。这是教育最难的地方，也是最有魅力的地方；是最不可能的地方，也是永远值得追求的地方。

（部分内容引自林小英学术论文，以及专著《县中的孩子》）

图源电影《死亡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