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人物 内文

长路

2023年6月14日 文/ 谢梦遥 编辑/ 槐杨

作为一名马拉松老将,何引丽知道一个微小的变量会导致结果的不同。在2020年,一个巨大的变量来了。奥运推迟了。下一次奥运选拔时,她将变老一岁。接下来,她与她的恩师的关系也暴露出脆弱的一面。

文|谢梦遥

编辑|槐杨

图|(除特殊标注外)视觉中国

哪怕一些微小的变量

2010年,一颗中国马拉松新星在冉冉升起。4月大连国际马拉松赛上,内蒙小伙儿张振龙跑出了2:13:28的成绩。在那个时间段,全国能跑出这个成绩的人不超过3个。那场比赛也是当年亚运会的预选赛之一,他将进入一个名单,在8月去北京集训。

「那会儿刚提的成绩,感觉下半年最少能跑个210。」多年之后,张振龙对《人物》说。210指的是2小时10分。一条大路在他眼前展开,再下一站,就是奥运会了。他才20出头,马拉松运动员往往有更漫长的运动生涯,等待他的,也许还有更多的国际大赛。

但2010年11月的广州亚运会,并没有出现张振龙的名字。这张来自呼伦贝尔的面孔消失在中国田径圈里。他很快被人遗忘了。而同在2010年大连马拉松崭露头角的董国建——他仅比张振龙快了5秒——后来成为一代名将,至今仍在为国出征。

2021年的9月,我在呼和浩特的一个精英跑者的聚会上见到了张振龙。他身材保持得依然非常好,是一名职业越野运动员,收入主要来自于赞助与比赛奖金。坊间也称这类跑者为「赏金猎手」。

张振龙腼腆寡言,酒过三巡,他脸色绯红,话也逐渐多起来。他谈起在越野职业队与马拉松专业队的区别。跑越野,虽然是一份全职工作,但也是作为与体制内专业运动员对应而言的民间业余选手,「只要你看好名次,看好奖金就行」,不需要把自己逼到极致,比赛过程相对轻松,有时甚至可以很享受。但当年代表省里去跑马拉松,「没有按照自己体能来分配这种状况」,你要按教练定的目标跑,你执行的是教练意志。教练的权威和压迫感强得多,你要「全力地拼,要么就彻底崩了,动不了」。

在饭局上,有一个三十来岁的名叫何引丽的女性。她不喝酒,话也一直不多,气场低调内敛,很容易被大家忽视掉。但随着其他宾客数次把话题引向她,赞美着她的成就,我对她好奇起来。我发短信给一个田径圈的朋友,问她在中国马拉松圈子何引丽算什么级别。

回复的第一句话很简短:「最高级别那种。」

第二句话是:「差一步奥运会的马拉松老将。」这与第一句话构成一个矛盾。

何引丽一度被视为中国马拉松一姐。在2015年及之后的4年里,除去有过兴奋剂使用史的运动员(在实践中,这些选手在解禁期后在国际大赛选拔时仍然遭弃用),她是唯一跑进230的中国女性。她拥有2014年和2017年的国内女子马拉松年度最好成绩。

以上信息很容易在搜索引擎里找到。但搜索引擎不会告诉你,为什么一个顶尖选手会一再错过奥运会。

对于他人的嘉许,何引丽总是匆忙摆手,有时,她又显得有些木讷。当另一位熟悉她的朋友介绍她来自鹿城包头,「没准是哪匹神鹿转世,要不然不应该跑这么快」,她磕磕绊绊地说:「这、这个比喻......挺好。」继而陷入沉默。

马拉松在国内持续蓬勃发展,但全民健身是一回事,对竞技排名的关注却是另外一回事,没有任何一位马拉松选手拥有全民范围的影响力。很快,那晚饭局的话题来到了一件出圈的轶事——你应该多少听说过,那也许是难得一次马拉松运动员登上头条的机会:2018年11月的苏州马拉松,一位国内运动员与非洲选手齐头并进的最后冲刺阶段,被志愿者两次强行递旗,导致状态受到干扰,错失冠军。主角正是何引丽。

那个戏剧性事件让何引丽的公众知名度有了很大一次提升。但那只是一场普通的商业比赛,最大损失也许只是奖金。事件的意义对她而言,无非是彰显了一个深刻规律:哪怕一些微小的变量,都会对赛果产生巨大的影响。马拉松是一条长路,你要竭尽努力坚持,同时你也要竭尽努力避开那些令你前功尽弃的因素,无论场上场下。

深入何引丽的故事,你会发现这个规律一再验证。

何引丽参加2018年苏州马拉松赛

鲨鱼池

内蒙盛产马拉松名将。胡刚军在1997年以2:09:18打破全国纪录,韩刚2007年跑出北马历年第二好成绩2:08:56。历年全运会马拉松项目,内蒙队七度夺冠。而内蒙古体育职业学院,就像鲨鱼苗的养殖池,很多人才是在这里成长,进而被选拔进入省队。

那次跑者聚会之后几天,我来到内蒙古体育职业学院,何引丽带我逛了逛。2005年,她进入这所学校就读。这里看起来与一般中专无异,只有一个400米的操场,因此长跑训练通常放在校园对面的成吉思汗广场里。从校门进入,沿着两车道的窄路,楼群分布就像随机落下的俄罗斯方块,没有任何引人注目的建筑。右手是教职工办公楼,入口牌匾介绍进入新世纪以来,该校已向专业队输送了179名运动员。这么多年过去了,整个校园和内部设施鲜有变化。八人间宿舍,投币洗衣机。铁皮储物柜不久前才换成更为美观的木柜。没有差别待遇,何引丽已是功勋加身的运动员,还住在八人间。直到2015年,她成为助教,才有了单间。

她是稀里糊涂来的,因为高中学习不好,感觉从小就挺能跑,经亲戚介绍,就来试试体育这条路。她17岁,在她练的长跑项目里已算是大龄。报到时被问到想跟哪个教练,两个名字她都不认识,随便选了一个。她对田径领域所知甚少,唯一期待就是日后能以体育特长生身份,上个大学。

在体校,一周六天的单调枯燥训练,没有真正意义的寒暑假。学生手机白天要上交,吃完晚饭发下去,上晚自习前再收上来。学校的任何地方都没有wifi。文化课不重要——很多人抱有这种想法——你要做到体能最强,心理素质最强。这种残酷性是何引丽入队伊始就意识到的,如果运动成绩不好,职业这碗饭就没了,连大学都考不上,所有的苦就白吃了。

何引丽是极少数自己去体校的,大多数人则是被教练亲手选来,重视程度自然有区别,体现在训练不给她定计划。她每次都得问,教练每次则告诉她,你就跟他们跑吧,能跑几公里就跑几公里。她心里不服气,就专门跟在跑得最多最快的那些队员后面。

队员间的第一道分水岭是成为「二线」,这意味着你被划为重点培养对象,但首先是实质的好处,吃饭有饭票了。当时队里有70个人,二线名额只有18个。寒假到了,何引丽想加入队里的集训,教练说,「二线」免费,她留下来得自己花钱,她就没留。那个漫长的寒假她完全未训练,整整3个月,她在包头的雪糕工厂里打工。

她刚刚开始的体育之路也许就要这样荒废下去了,直到遇到了一个人。

2006年6月,原先的教练去了体工队,一个来自普通中学的体育老师通过竞聘,接过教鞭。对于年轻时留着飘逸长发,中年后通常戴着棒球帽和墨镜示人的殷长喜来说,这次上任也是他生涯的一个转折点。作为中长跑运动员,他在国内赛事数次夺过奖牌,但2001年退役后,他陷入郁郁不得志的境地里。因为几次酒后冲突,影响了他留任体工队的机会。他谋求执教一线,辗转数个地方,未能如愿。体校只算业余体育范畴,但这毕竟给了他一个最接近初衷的机会。

新教练的权威在第一天就建立了。比起前任教练,他骂人凶多了。「你们这群运动员,跟普通中学那些差太远了,不认真。」何引丽有点怕他,很快她发现,所有人都怕他。

但惧怕之外,更多是信任和仰慕。殷长喜完全符合年轻的何引丽认知中一个好教练的标准。他一视同仁,就连最差的队员,他都会单独制定训练计划。直到今天,他们关系破裂,她仍是这么认为的,「他对任何人没有偏见,很公平」。

她能感到自己的进步。跟殷长喜练了半年,她跻身「二线」。2007年,她第一次跑马拉松,就破3了。随着中长跑成绩稳步提升,她成为国家一级运动员,大学梦照进现实。依据周围的有限信息,她相信自己是可以上北大的。北京体育大学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她还考虑过内蒙古师范大学,离家近,有体育专业。

但在2008年,殷长喜告诉她,考天津工业大吧。她说,那好吧。当教练这么说了,北大或者任何一所大学就不需要考虑了,她从未了解报考流程。她没参加高考就入学了,专业是国际经贸。很多年后,她对此有一点遗憾。体校评职称,专业不对口,她另读了一个北体大的函授课程。

理论而言,上大学就脱离体校了。而这种就学安排,能让队员留在殷长喜身边。他挂名该校田径队的中长跑教练。那几年里,多位队员都遵从教练指示,就读天津工业大学。

实际的大学经历跟想象不同。军训时过去了一趟,接下来她就回到呼和浩特。这是殷长喜的计划。教练告诉她,跟着他好好练练,成绩还能往上走。每年只回大学一两次,课自然是没怎么上,连考试都不用参加,学分就拿到手了。她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代表大学去参加比赛。大学校队也另有长跑教练,但她更相信殷长喜。

运动员与教练互相适配。资深田径记者范弘罡告诉《人物》,好教练也可能埋没掉一些有天分的选手,原因只是他不适应教练的执教方法。跟对人很关键,殷长喜就是那个人。2008年冬,何引丽正式练起马拉松,殷长喜变得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严格了。当时她有脚伤,但教练指定的训练丝毫没有减量。周一到周六每天跑40公里,周日也要跑20公里。「吃饭睡觉训练,就是三件事儿,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她回忆。「那个冬天练得特别苦。」

有时,她一边跑一边哭,教练板着脸,没有心软。他只做了一点妥协,「完成这40公里的量,再慢都可以。」

她失去了大学校园生活,回报是成绩的突飞猛进。2009年开年第一场比赛,她跑了2:37,下一场比赛,又跑出2:34。在她大学毕业的2012年,她在北马跑进了230。这是一个里程碑的成就,代表着她进入到一个最拔尖的序列里。

科学告诉我们,跑步能释放身体里的多巴胺,而多巴胺能提供愉悦。这对何引丽并不适用。「那是对于业余来说,正儿八经跑专业的话不会的。」她说,「跑步的过程快要撅死了,还什么多巴胺。」训练永远是痛苦的,她就是推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一个40公里结束了,清零,明天又是一个新的40公里。

但并非没有快乐。快乐来自于赢,来自于领奖台,来自终于登顶奥林匹斯山的那一刻。她记得胜利的感受第一次击中她,那是一个房地产公司组织的小比赛,她跑了第三,挣了500元奖金,「高兴了好几天」。快乐只在终点存在,她不断收揽奖牌。那种快乐让她说服了自己,「我实质是喜欢跑步的,我从小就喜欢跑步」。

2013年,她被国家队招募,出战莫斯科世锦赛。接下来两年是仁川亚运会和北京世锦赛。在马拉松项目上,中国和非洲国家还有较大差距,她没有取得好名次,但不断被国家征召本就是极大荣誉。国家队请了一位外教,但总体而言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结果。她发现,还是跟着自己教练效果更好,因为那才是最了解她的人。

作为一种特殊安排,已毕业的她继续生活在体职院里。2014年以后,她成了整支队伍的唯一女孩。殷长喜本就很少招女队员。有的人吃不了苦,转校了。剩下的毕业,教练就放手了,因为「练也没有希望」。她与她们不同,她是幸存者,每次训练任务她都能完成。其他「鲨鱼苗」成年游向大海之时,她就是这小小的养殖池里的巨兽,为学校不断带来原本不曾有的光环。她的名字出现在校史介绍里。在新冠来临后,这所学校实行严格进出管理制度,但在物理和心理的双重意义上,她早习惯了对外的隔绝,每间宿舍的窗户都有围栏。

何引丽获得「2018年马拉松年度人物」图源@何引丽的微博

消失的天才

很多年后,张振龙仍然是一个殷长喜会对外人提起的名字。他是殷长喜旗下最早冒尖的队员。他来自内蒙最北的呼伦贝尔草原,少年时,他在零下40度的雪地里穿着厚绵鞋跑步。他有着优雅舒展的跑姿。在2008年,他马拉松能跑进215,别人还是一级运动员时,他属健将级。

殷长喜不苟言笑,很少夸人,但有个例外。「以前张振龙在队里的时候,那干啥也可自豪了,各方面,总是夸他。他从来不夸我。」何引丽说。张振龙过生日,教练带着所有人出去吃饭,为他庆生。这是只有张振龙才享有的待遇。

如今所有人提到张振龙,不约而同会用一个词:天才。「我们是属于努力奋斗拼命的,但他是属于天才型的。」何引丽说。队友李朋提到了包括何引丽在内的几个名字,「振龙肯定在他们之上。」

天才在崛起之时,惹上了麻烦。2008年,他和摔跤队的人打架动了水果刀,因此进了少管所。他是个坏孩子吗?他的老乡李朋不认可,是对方插队在先,还打了他们队友。「你惹谁别惹他,振龙脾气不太好。」李朋说,「直接给那个孩子弄倒了,那孩子胖,要不然那孩子就死了。」

是殷长喜把他捞了出来。学校是待不下去了,但教练没有放弃,还带着他继续练。「摔跤队的那个人也不是好惹的,他一直在找他。教练一直藏着,也在学校跟那个男的说不要找他了。」 何引丽说。

那之后,张振龙在外面租房子住。等殷长喜买了新房,他让他搬进去,吃住都管了。怕他不习惯,教练还专门安排了一个队员陪他一起,住上下铺。每天,殷长喜在学校完成教学任务,骑着自行车回去再带张振龙单练。这似乎是一段师徒佳话的前奏曲,但在2010年,迎来了一个突兀转折。

「教练把他当干儿子一样。但是他是属于伤教练的心最严重的一个。」何引丽说。

2010年下半年,师徒分道扬镳。张振龙的离开是彻底的,呼和浩特市再也不见他的踪影。数年后,当他成为一名越野赛里的「赏金猎手」,何引丽才重新与他取得联系。他们的联系是秘密的,就像地下党接头,何引丽不敢告诉殷长喜。

至于张振龙离开的原因,教练当年是这么告诉队员们,「训练偷懒了」。没人再多问下去。

大体而言,马拉松训练可分为放松跑和强度跑。在后者中,作为队员,你不是按照你自己所感知的体能上限去完成目标,而是要按照教练所判断的你的体力上限去完成目标。即便你累得够呛,即便你认为你已经拼劲全力,但如果你没有实现目标,你还是有可能被教练认为,你偷懒了。你委屈、不服,但你无从辩解。

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心理鞭策,人需要被激发出更大的潜能。但过程,可能是残酷且充满挫折感的。「我见到的很多运动员需要教练盯着他们,他们才能很高效地完成训练。」体育媒体人范弘罡告诉《人物》。马拉松也许尤其如此,足够的跑量是基础。「其实练马拉松它主要是什么,你肯吃苦,你吃不了这个苦,再有天赋也没用。」何引丽说。

殷长喜训徒时会打人,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女队员也挨打,站成一排,一个个踹过去。但当年在体校,教练体罚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事。这类事情司空见惯以至于你在百度输入相关关键词,可见到海量案例。「我也比较坚信棍棒底下出孝子,严师出高徒。」现在已是一名铁人三项教练的李朋说。「打你的确是恨铁不成钢,在教育你。」越优秀的队员,教练往往对待越严厉,你首先得是可造之才。李朋相信很多教练都是如此。

和我交谈时,李朋总挂着微笑。但他承认,他也会教训他的队员,PVC管是他的「戒尺」。今天犯没犯错误?犯了。还练不练?练。那趴下。他们的对话通常这样展开。「二十棍最严重的,轻的就两三下,但是每一下,肉都翻出来了。」他说。他打向的通常是腿,不会影响次日训练。惩戒以一种公开方式展开,「我把你揍了之后别的孩子他要看,这个错误不能犯。」队伍不好带,有队员耿耿于怀,把他车砸了几个坑。

张振龙肯定是被打跑了,何引丽想。但那时她无条件地相信教练,他能图什么?一切是为了队员好,教练为了他平掉麻烦,教练接他去家里住,教练给他过生日。很长时间以来,她对张振龙抱有同情,但仍然认为是他铸成的错,他一定在太多地方让恩师失望了,他认为一切理所当然。「他不去感恩。教练已经忍无可忍了。」

教练后悔吗?他从未在队员面前表现出来过。但李朋接受到了不同的讯号。最近这些年,他经常撞见殷长喜在公园遛狗。早在殷长喜接过教鞭前,李朋就转了项目,所以他们从未有过师徒关系。他们是以现役教练和现役教练的身份平等对话的。有次,俩人聊了一个多小时。「聊到振龙,他也没提他打他的事儿。」李朋说,「但语言当中透露着遗憾。他知道世界级的运动员是什么状态,说振龙绝对是。」

2018年深圳马拉松,张振龙角力外国选手

恩师

很多与殷长喜初次见面的人,会迅速地建立对他的好感。资深越野跑者傅晓蕾曾与他吃过一顿饭,留下印象是,一个温和低调的人。范弘罡与他合作长跑训练营,对他的感受则是客气,「跟品牌方也好,媒体也好,有说有笑」。

很多练体育的人生活粗放,但殷长喜不同,他就像一个古典主义绅士。从进入他的酒店房间那一刻,就能强烈感受到。范弘罡回忆,他很注重细节,没有到处乱丢的脏衣服,所有物件摆放得整整齐齐,被子叠得像新入住时一样。

教练的角色是与父亲的角色掺混在一起的。「他能从一个宿舍的垃圾桶里判断出运动员干了什么,吃了什么。」范弘罡说,他连你晚上偷偷吃了东西都一清二楚。每个人都会说起他的负责。训练间隙,几个2000年后出生的小队员和我坐在场边看台,七嘴八舌给我举了很多例子。他想方设法找来各种赞助,让大家有衣服和鞋穿,或者免去参赛费用。去省外集训,原本名额有限,他坚持带上所有人。学生们去外地比赛,不管路费能不能报销,放心不下的殷长喜总会跟着。学生为了省钱坐硬座火车,教练也坐硬座火车。队里有什么事情,其他教练习惯临时通知,而殷长喜提前几天就让大家准备好。

大队员李春晖说,殷长喜常给大家灌输要多读书的观念,他会开出书单。队里一些蒙古族人汉语说不流利,他督促队员之间互相教学。

师徒关系就像那些最传统最古板的父子。交流几乎是单向的。没有人敢和教练开玩笑。谈恋爱是不被允许的,队里的关思杨和一个名叫丁常琴的运动员偷偷好上了——那也是他后来的妻子,殷长喜发现后,痛揍了他。关思杨一度离开队伍,但与张振龙不同的是,一年后他又回归了。

何引丽还在大学时,殷长喜就帮她争取乌兰察布市体校的一份挂名教职,条件是她要代表那所学校比赛。徒弟的路,师父一步步都铺好了。不止她如此。「他说只要是我招来的,我一定要对你负责,想办法让你考上大学,考不上大学也要给你找个地方去上学。」何引丽说。

教练制定每天的训练计划,教练关照生活起居,教练规划人生方向。何引丽说,「我们后来也习惯了,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好处是她一点不用操心跑道之外的任何事。但硬币的另一面是,她好像从来没有把命运握在自己手里。就像为什么要去天津工业大学,读一个跟体育不搭边的专业?殷长喜从未和她解释过。「这是他一贯作风。他不管做啥,不会跟你讲说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教练既然这么安排了,她就不过问了。

入大学前发生了一件事。据何引丽回忆,那边的人要收一万块钱。在办公室里,她目睹了殷长喜与对方交涉:「没钱,都是穷苦孩子,你愿意要就要,不愿意要我们就不上这个大学了。」从一万降到五千,教练坚决一分钱不给,最后对方妥协了。

听话是有好处的。张振龙离开后,新苗子相继涌现。旗下的赵佰东、何引丽、关思扬、刘洪亮、李春晖四处征战夺金,多次入选国家队。「殷长喜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如果不遇见殷长喜,他们可能是一个普通人。」李朋说。

为什么一个基层体校培养出来了这么多冠军?围绕他有某些争议,但所有人能达成一个共识,他的教学水平是一顶一的。一些教练会为所有队员安排同样的训练内容,但殷长喜总是分批次进行,没有人要求他这样做。也许有一种天生的直觉,殷长喜制定的训练方案很有效。他随身带个横版笔记本,记录队员情况,里面密密麻麻都是字。他了解他们。他知道如何使用他的威严,「鞭子」打轻了队员不出力,打重了就练崩了,就打在那微妙的中间地带。

越是好苗子,教练要求就越严苛。弟子的成功,也是属于教练的。殷长喜在田径圈渐渐被更多人注意到。省体工队很早之前就招募他,这意味某种意义的升级,通常没有人会拒绝。他的前任刘文革去了,他曾经的助教刘宝也去了。但他一直推脱。他的理由是,要「对刚招的小孩儿负责任」,不愿把他们移交给其他教练。这当然更增加了何引丽等大队员对他的敬意。「他去哪儿,我们就去哪儿。」何引丽说。因为不愿换教练,她和其他大队员注册为职业运动员后,也没去体工队。

一种奇怪的模式于是出现:内蒙古体工队是一个体系,职业体育学院是另一个体系,都能派运动员出赛。「我在别的省份没见过。职业体院相当于中专,不是正牌军。」田径记者范弘罡说。双方教练不同,不在一起训练,存在潜在的竞争关系。

在学校里,殷长喜的地位与日俱增。运动员会流失,但他是这所学校长久的门面。某些地方,他是被容忍的。他脾气发作时,很多人挨过揍。不止队员,教练刘宝和好几个校领导都被他揍过。他曾被停职半年,但还是因为带队能力强,又重新执教。

殷长喜教练图源网络

奥运梦

2014年,国家队集训期间,有次开会,领队问到每个队员的愿望是什么。有人说,全运会拿个好名次,有人说,想突破自己。也许是越神圣的梦想,越不容易说出口,没有一个人提2年后的里约奥运会。何引丽想,如果能参加奥运会就好了。她顺嘴就说出来了。她不是在斩钉截铁地宣誓,她只是在说一个心愿。所有人都笑了。

她有理由这么说。2014年,她创造了2014年国内女子马拉松年度最好成绩:在德国汉堡跑出了2:28:56。2015年,她更进一步,跑出个人纪录2:27:35。那一场队里安排了两个陪跑,但半程之前就全部掉速了。还有进步空间,她想。媒体开始称她为「马拉松一姐」。所有的讯号似乎都在告诉她,她一定能出现在里约。

但在2016年的里约奥运选拔赛,她发挥欠佳,屈居第九。前三名去了里约。

跑了不到10公里,何引丽就感到腿脚乏力。她心乱如麻,中途就有了绝望感,想要退赛。倒是沿途跟车的殷长喜很平静,「他说你随意跑下来就好了。」冲过终点,她想,终于结束了。问题出在了赛前在青海的冬训。殷长喜带队第一次上高原。他后来承认,高原和平原训练方法不该一样强度,赛前没调整过来。殷家军在选拔赛全军覆没。「有点练疲了。」队员李春晖对我说。在向上汇报时,没有归咎他人,教练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

马拉松是一种简单又复杂的运动。它似乎不像球类运动,运动员在每一个回合,甚至每一秒钟,脑子不断做选择题,往左或者往右,退防或者上前抢断,虚晃一枪或者出手投篮。你只需要摆动手臂,迈开脚步,一直往前跑。但马拉松运动员会告诉你,决策也在实时发生:路况分析,补给先后,何时提速。

「马拉松项目的特点是,比赛是检验你过去一段时间的训练储备,不能拿最巅峰的成就来看这场比赛能怎么样。」范弘罡说。一些老教练告诉他,休赛期训练是一个把身体不断破坏再重建的循环过程,而赛前调整有时比休赛期训练还重要。

这一年何引丽28岁,参加奥运是她最大心愿。过往11年,她过着如土拨鼠之日一般的重复生活。日升,日落,操场,宿舍。跑,跑,跑。没有大学,没有恋爱,没有假期。跑,跑,跑。每一年冬训都苦,2016年的冬训尤其苦,但功亏一篑,用她的话说,「因为一个小问题」。放眼下届奥运,好远啊,她想。未来4年就像漫长的惩罚。

为了排解乏善可陈的生活,几年前,她在宿舍里养了一条白色贵宾犬,训练有时也带上。这算是体校给她的一点特权,这是整个校园里唯一的宠物了。狗是她的软肋。她没给它做绝育,有次它发情跑去外面不见了,她动员队友们在附近到处找,还贴了寻狗启事。那是一些小队员第一次看见「何姐哭了」。狗乖巧聪明,名字叫「米修」——英文miss you的音译。她是孤独的。

她从小就拥有这样一种认知,跑步的快乐不来自多巴胺,来自于赢。但一个隐患就此埋下。如果有一天,她不再赢了呢?

那次失利给她留下严重烙印。她身心俱疲,接下来一些比赛表现低迷。一到训练她就烦躁,经常躺在床上哭。以前哭,是练得太累了,而此时,是「感觉我已经废掉了,体育生涯到此结束了」。她一直盼着2017年的全运会,比完她就退役。

「她什么抱怨都没有,但是我能感受到她是有压力的。我每天都能看见她的变化。尤其是从巅峰掉下来的时候。大家都很着急,更多是心疼。」关思杨说。他和她在学校对面的广场散步,坐在台阶上聊天,最多也只会说到「最近太累了」,没进入到具体细节。

她身上似乎缺少精英运动员身上常见的一股劲儿。怎么形容那股劲儿呢?那是一种斩钉截铁,一种热切谈论自己的欲望,一种绝对的自信,或者傲慢。日常相处中,这一定程度上能带来他人好感,被归结为温驯、隐忍、低调等等。「她特别善于为别人考虑。哪怕她自己受点委屈,吃点亏都无所谓。这种善良是骨子里带的。」关思杨说。

2017年全运会,帮助内蒙古拿到了马拉松团体赛冠军后,何引丽如愿退役。她不用参加那些体制内的锦标赛,商业赛事在井喷增长,她可以跑跑赚奖金。胜利重新回来了。2018年,她参赛14场,赢下12个冠军,还入选了中国田径协会和人民网评选的中国马拉松十大年度人物。成绩稳定在235至240之间,比不上她的过往水准,但国内业余组别鲜有劲敌。「跑得慢挣的钱就少,跑得快挣的钱就多。」她身上没有其他负重。

2019年3月底的重庆马拉松,何引丽跑出2:29:13。这是她2015年来首次进入230,也达标新出炉的奥运会女子马拉松2:29:30的资格线。此时规定有了变化,非现役运动员无法参加奥运选拔。条条框框这么多,何引丽不服气,她一度想,比不了拉倒,就去跑商业比赛赚钱好了。但奥运的吸引力始终在那里,领导也再三相劝,她重新注册。

重庆马拉松的229会是昙花一现吗?复出不是一个轻松的决定,她知道心理和身体上需要经历什么。至少,一切还在奔着对她有利的方向去,进入2020年之际,只有3位中国女子选手成绩达标东京奥运资格。队里的小孩子和她开玩笑,「赶快要签名,到时候要不到了。」

然后,疫情来了。2020年东京奥运推迟到2021年。

一年在日常生活和体育世界里是两个不同的维度。一年时间,一支球队的主教练可能换了三次,一个NBA全明星可能沦为掉出轮转阵容的边缘人。2020年底,仿佛一夜之间,中国女子马拉松竞争格局变了。南京马拉松,4位选手跑进了2:29:30。随后的澳门马拉松,此前主攻5000米和10000米的张德顺,首马即跑了2:28:43。新人崛起成为这一年马拉松界最兴奋的话题。曾经空旷的赛道正在变得拥挤,要知道,2019年之前那几年,230之内的成绩是断档的。

2021年4月,奥运选拔赛在徐州进行时,达标女子选手(包括成绩和名次两种入围方法)已有12位,何引丽是其中唯一80后。

让我们再说一遍那个规律吧,一些微小的变量,会对赛果产生巨大的影响。奥运延期不是一个微小的变量,体育世界从侏罗纪进化到了白垩纪。

奇迹没有发生,何引丽只跑了第12名。

这故事上空悬着一个巨大的如果,如果「2020年东京奥运会」没有变成「2021年东京奥运会」,一切会是怎么样?它的指向是普遍性的。涟漪效应在发生,很多体育人的命运就改变了。有人的机会窗口打开了,有人则关闭了。何引丽只是一个典型例子。

我正是为了这个选题而来。意外的是,在呼和浩特待了几天,当新的细节得到补充,我意识到,那不是一个简单概括为「奥运延期而造成终身遗憾」的故事。

2020年的冬训在海拔2000米的云南曲靖马龙,这是何引丽第二次上高原。她想起4年前那次经历,情绪上十分抗拒。出发前她和教练殷长喜讲了几次,「我说害怕,我不想上去,但是他说没事儿。」她回忆,「他决定的事情不可能因为别人去改变,其实对我来说云南是硬着头皮去的。」

练了半个月,她出现贫血,明显感到状态下滑。她相信她的体能不适合高原训练。脑子里的「我不够好」的开关又打开了,负面想法源源不断涌出。一次40公里的训练中,因为与要求相差了十几秒(或者是几秒,据几位小队员说),她罕见地当众哭了。让事情变得更糟的是,因为疫情,原本一个月的高原训练延续到3个多月。田径场地全部封闭,训练课只能在公路和山路进行。殷长喜在当时的采访中表示,高原训练太久,队员们都显现疲态。

2021年4月的徐州奥运选拔赛枪响前,记者范弘罡就知道,何引丽不会是接下来报道的重点了。她过去一年里没有什么亮眼成绩,这只是一个不安的信号,并不构成他的判断,确定性来自于他在现场看到她的一刻。他不禁想,她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整个人身体发福得都不像一个运动员了。」范弘罡说。

2021年4月,奥运选拔赛在徐州进行。图源网络

双重滑坠

外界乐于用「三驾马车」来形容内蒙古职业中长跑领域的人员配置——刘宝和包峰林两位教练分别负责的两支体工队与殷长喜教练挂帅的体职院队伍,各有好手,彼此竞争——一个事实却很容易忽略掉:其中一辆马车的服务配套是截然不同的。

体职院不像体工队有康复师。「累了就按摩,自己去外面花钱。」何引丽说。体职院没有营养师和队医,更没有心理咨询师,这没什么奇怪的,体职院只是一所中专。关于何引丽出现的贫血症状,学校方面告诉她,可以去药房买些补品拿回去报销,她并没有这样做,而是选择在家用枸杞熬鸡汤——从结果上来看,这种自我调养是失败的,贫血勉强缓解,体重却失去控制。她常年体重维持在98斤,奥运选拔前的这一年里却飙升了六七斤,其实食量并未增加。「我们还安慰她不胖」,队友李春晖说,「她肯定自己着急。」她找不到解决方案,也许正是压力令她体内系统发生了紊乱。越着急,事态就越往反方向发展。

如果她不是身在体职院,而是在有着更完备支持系统的体工队,贫血和体重问题是不是首先能够解决?改换门庭理论上很简单,但在当时的何引丽看来,那些外在条件、待遇都是次要的,「正儿八经最关键的就是能有一个好的教练」。

一个好教练。他认真负责。他细致周到。他教学独有心得。他一视同仁——没有这一点,她也许早早就成了局外人。这都是她对好教练最重要的定义。但殷长喜与她的交流模式从一开始就确定下来,教练从未进入运动员的内心世界,反之亦然。「有时候你有想法,但是说出来知道也没什么用。」何引丽说。他们甚至鲜有真正的聊天,即便是搭火车的闲适气氛中,「不是说你一句我一句,基本上就是他在那儿讲我们在那儿听」。「有点压抑」,她小心翼翼地选择着语词,来形容师徒间的氛围,但她也不会对另一种形容做出否认:窒息。

何引丽也有她视角的局限。体育看似是运动员个人的比拼,但高科技介入和团队保障环节在如今变得越来越重要。苏炳添就是一个例子,2017年以后,他师从美国教练,利用数据模型测评,把动作像拆解仪器零件一样研究,根据生物力学专家建议进行定向训练,最终实现了奥运会上的亚洲纪录突破。而殷长喜乃至整个马拉松体系的关注核心依然是传统的:将苦练狠练执行到极致。

与何引丽接触过一段时间后,一个夜晚,我们去吃冰煮羊。这是内蒙古常见的一种涮羊肉吃法,用冰块铺满火锅煮开。席间,她和我聊起她的性格。「(我)其实是一个很弱的人,很柔弱。」她说。冰块在炭烧火炉里发出爆裂之声。对她来说,这是罕见的自我剖析时刻。

此时是2021年秋,奥运选拔过去了,连东京奥运也过去了。尚未正式退役,很多人默认的现实是,何引丽的职业生涯结束了。现在她的身份是体职院马拉松队的教练。

她记得小时候她有调皮外向的一面,但随着年龄长大,这些特征消失了。「陌生人我从来不主动说话的。」她说,「我很内向,你不觉得吗?」

「大家都是这个性格。因为大家每天都是高压的状态下,多多少少就会表现出这种性格。」她曾经的队友关思杨告诉我。「还有一个就是项目,它就不适合你太奔放,它就适合你收敛、内向、稳重。你只有这种性格,你才能把这个马拉松项目练好。」这种说法可以找到许多反驳的例子,但至少在殷长喜的队伍里,它成为某种的心理暗示。

性格上,她一直是谦卑低调的人。她认为这与殷长喜塑造有关,「他不会把任何好的事情放大」。她很少听到教练当面夸奖。一种认知也压抑她的自负:她不是殷长喜仅有的王牌,也有其他人练出头了。她相信更多是教练成就了她,而不是她成就了教练。

她也承认,骄傲感的缺席,不是什么好事。「因为你知道有的人,如果说把自己看得很骄傲的话,会说我一定要再继续保持我这个成绩,我一定要好好练。」经验告诉我们,人在低谷时,哪怕盲目自信,也是一种支持力量。

聊聊那最后一次对奥运的冲刺吧。我们再次回到这个话题。何引丽向我谈起隐秘的内心感受。其实奥运推迟时,她的思想就有一种矛盾,「完了,又得多坚持一年」,但另一方面,竟有一种庆幸感,「害怕选拔赛继续的话,我还能不能入选」。

精神危机是与运动状态的下滑一同出现的。噩梦不断出现。情况是相似的,要么就是比赛迟到了,要么就是「丢了这落了那,号码布忘带了」,要么就是「干着急、跑不动」。所有关于比赛的梦,无一例外,都是在输了的情况下吓醒。即使那是梦,人在其中可以无所不能的梦,她从未赢过。

一到晚上,情绪就会上头,「我就会想很多东西,不好的东西。」关上房门,没有人知道她在哭。她压抑着自己。老队友离开后,剩下那群孩子里,她和李春晖关系最好,总待在一起。他能看出她状态不好,但她从来没有在谈话中流过眼泪。

话题越深入就越艰难。那感觉不是描述一段失败,而是一种创伤。面对追问,一度她陷入沉默。火炉的冰块化作沸水,热气蒸腾而上。愿意谈论与难以谈论形成冲突。那种冲突的具象就体现在她的脸上。她瞪着眼睛看向某个地方,像是在对抗什么,泪水慢慢从她眼睛里溢出来。

与2016年奥运选拔不同——那次在起步一刻她才感觉不对劲——2021年的这次选拔,在比赛前,她就知道,「我肯定不能胜出了。」赛后日记里,不像前次写下的是满纸失望,她更多在表达体谅。她不是在拥抱失败,她在拥抱自己。那是她以职业运动员身份参加的最后一场比赛。

「我现在经历了这么多,就觉得一切都无所谓了,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就是所有的事情,天注定的。」她说。

炉里的炭火渐渐熄灭。她忽然意识到,即便对跑步的热爱曾经存在过,现在也消失了。「越来越不想跑了。」她说,即便商业马拉松或者越野也一样,「没有人监督,又没有人跟我一起跑,就没有那么大欲望了。」当她讲这番话时,微笑重新浮现在她脸上。

后来,与她的一些队友交谈,我才发现,这种情绪普遍存在,似乎有种集体指向。目前活跃在商业马拉松领域的关思杨说,跑步对他来说就像吃饭,是每天都要去做的一件事,但「你不会说自己很喜欢吃早餐」。李春晖则直白地表达了厌倦,他说到退役之初,抵触关于跑步的一切,「说啥就不想跑,就想找一个工作稳定一点踏踏实实的那样。」

故事本该停留在这里结束了。如果不是一件事的发生,何引丽与恩师的关系也许不会暴露出脆弱的一面。而循着这个线索回头梳理,一些疑问得以解答,故事又有了另外的样貌。

2021年5月,殷长喜在训练时殴打队员,造成多名未成年人受伤,何引丽骨折。有人用手机拍下,场地摄像头也记录下这一幕。刑事程序启动了。

图源电影《麦克法兰》

暴君

在过往十几年里,教练的成就贯穿着某种残酷。总有人对谈论殷长喜表现出异常的警觉。当我仅仅提及名字,关思杨中断了谈话,要求我事先征得他本人的同意。但处处都遗留着让人不安的蛛丝马迹,即便是对他的褒奖。

「我碰见过他的学生,不是主力也不是重点,就是给何引丽当陪练的人。他说我还有一百天我就考大学,我能挨打50天,隔一天打一回。」李朋说。「但是他真的上了大学。」

人在他面前没有自尊可言,骂起人来,无法想象有多脏,一个观摩过他训练的媒体人说。出于圈内关系,这些事情他无法写出来。

教训队员除了用脚踹,殷长喜还会用拳头。「他是特别结实那种人,拳头很重。」何引丽说。拳头比循循善诱见效快。「基本上都被打过吧。」 满脸青春痘印的小队员郭蒙缘对我说。「有些时候站在那儿真的是怕到腿抖。怕了,真怕了。」另一个队员赶紧圆场:「但是打完我们回去也会思考,教练说的确实也是对的。」

独断专行不是问题,难以沟通不是问题,打骂不是问题。「反正我们练体育的观念就是,你做错事儿了挨打是正常的」,何引丽说。在队员们看来,殷长喜只有一个问题,爱喝酒。白酒论斤喝,啤酒论件喝。李朋记得,有次他和几个老前辈相约吃早点,殷长喜也来了,喝掉一斤白酒后去上班了。酒精上头,所有不是问题的,都加倍放大成了问题。

暴力不止在训练场发生,也出现在其他场合。殷长喜会带队去KTV唱歌,他必定喝酒。酒喝多了,他要主导整个场面,有人说多一句话,他上手就打。

在所有的线头里,天才张振龙的消失是个谜团。在2022年秋,距离初次见面一年之后,我和张振龙通了一个电话。这是我们的第二次深谈,上一次是因为另一篇报道,围绕他的越野队友梁晶展开。张振龙是认可那篇报道的,有了信任基础,打开谜团的时机到了。

男生视角里展开的体校青春与女生是不同的,至少在早些年,校园暴力是触手可及的现实,这是何引丽从未讲述的部分。每个周末,摔跤队那帮人喝完大酒,随便踢开新生宿舍的门,不分青红皂白挨个揍人,只有他们同乡才能豁免。「我周六、周日从来都不在。」张振龙回忆,他躲去网吧包宿。李朋验证了这个说法,他曾被六人围攻,被铁锹斩开耳朵。

和一位队友一同住进殷长喜家里后,生活并不像他人想象得那般好。「他那个人洁癖,要求又多,我们在的时候,每天擦地擦个七八遍、十几遍都还嫌不干净,桌子、碗都要擦好多遍。他起得晚,我们起得早,出去之前还要先把早餐做好。」重点不在于这些家务细节,而在那种精神层面的压迫感,「我们紧张得要死每天。」

在2010年,张振龙跑出2:13:28的成绩,为师徒带来了短暂的喜悦,但没多久,他们就被浇了一头冷水,张振龙没有进入亚运会集训名单。这是一个让人费解的安排。殷长喜告诉他,是体育局把他的名额放弃了。

「因为他是体校教练,跟体育局领导关系超级烂,把领导都得罪了。领导叫他带省队他都不去,把领导弄得没招儿了。整个省队里面教练名下没有人参加亚运会(马拉松),我要是参加,领导就没办法压他。」张振龙说。

这件事是个重挫,显然影响了殷长喜的心情。训练时,他迁怒于队员。从那时起,酒就成了一个问题。「他经常喝酒,回家倒霉的肯定是我俩。」张振龙告诉我。「以前连师娘都被打得住了院了。」

有天,殷长喜给张振龙布置完任务就去开会了。他喝得醉醺醺回来,张振龙已经跑完了,按教练要求,以3分10秒配速跑完20公里。殷长喜拿过表来,盯着看了一会儿。

「跑错了,不是让跑30嘛,重跑。」

张振龙明白了,他心情不好,故意找茬儿。

一直以来,这位寡言的马拉松天才遵守着规则,明的或者暗的。学校要上交手机,所以他上交了手机。摔跤队周末挨个宿舍打人,所以他躲了起来。教练有洁癖,所以他每天把地板擦拭好多遍。现在,教练让他再跑30公里。他怎么可能说不呢?

他跑了,但没跑下来。刚以高强度跑完20公里,再以同样配速根本不可能完成30公里。于是殴打开始了,教练的怒火倾倒在他身上。

那天晚上,李朋接到张振龙电话,去医院与他见面。他看到那个「训练当中永远都不说太多的话」的人,「已经打得没有人样了。振龙是长脸,被打成圆脸」。这坚决咱们得报复,李朋说。这只是气话。咱们走法律程序,李朋又说。两种解决方法,张振龙都没有选。

他做了另外的选择,离开殷长喜,离开呼和浩特。当天他就收拾行李走了。他与职业马拉松,以及那个未来有机会参加奥运会的自己,就此作别。

命运的齿轮继续转动。他回到老家呼伦贝尔,卖起自行车。脸肿了一个月。省队找过他,但不了了之。

荒废一年多,还是等胡荣教练调回地方,通过他的招募,张振龙才进入省队。「如果要不是胡指导接的我,别人都接不了。」他听到的说法是,殷长喜打了一圈电话,如果谁接手他,他不会轻饶那个人。但胡荣不同,他是殷长喜的师哥,带过几届国家队。但张振龙发现,他再也不是原来那个自己了。胡荣从不打人,但张振龙感到,新教练的体系无法适配他的体质,「练一段时间立马就感觉出来了」。他的马拉松水平只恢复到218,练了2年没有起色,他早早退役。

对于殷长喜队伍中剩下的队员来说,张振龙的离开是一个警告。「挺可惜的。」李春晖说,「我们也不敢问啥。那时候也不懂,天天跟着教练就完了。」

「他的教学肯定毋庸置疑就是好。要么就跟他练,要么就离开这个地方。其他教练也不会收我们。」何引丽说,别人都怕被他找麻烦。

在何引丽师从殷长喜的生涯里,她向来言听计从。但确实有过一次反抗。那是2014年,她和其他省队的男生说话,被他看到了。酒喝多之后,他就「拿这个说事儿」。她不敢和他争辩,但他越说越生气,动手打了她。伤不重,嘴打破了,「不是因为训练挨打,就觉得特别失望,心里过不去这个坎。」

和张振龙做了同样的选择,她决定不练了,直接离队,还向学校报告此事。殷长喜慌了,他写了一份保证书,再也不会打人。一周后,她回到学校。他从未道歉。

如果你不能理解他们的恐惧,也许就不能理解他们的驯服。训练难以完成的时候,想偷懒的时候,无法振作的时候,对教练的恐惧让你能够逼自己一把。热爱越来越不重要,最后可以完全不重要。恐惧越来越重要,最后似乎是最重要的。但那种恩威相施也成了许多队员人生长长的阴影,也影响了他们的性格。这既是一个逻辑通顺的成材故事,也是一场无法细想的恐怖电影。

「本来训练挺枯燥,然后在生活中加上这种压抑,就觉得挺痛苦的。」何引丽说。

直到那件事的发生,教练被带走了。

崩塌

关于那件事,何引丽不愿多提。一次又一次,她把话题岔开,不断向我强调殷长喜是多么优秀的教练。有一次,她带着怒气,打断了我与其他队员的谈话。但不可避免,她总需要回应一些事实。这些讲述和其他人的讲述拼凑到一起,那天发生的事情逐渐清晰。

2021年5月,殷长喜在一周里给队里安排了连续高强度的训练课。每个人都疲惫不堪,近一半人得了感冒。那天刚好殷长喜不在,大家于是向作为助教的何引丽求情。她向来好说话。

学生出校门要打报告,他们知道殷长喜不让,就找何引丽签字。有时回来还吓唬她,说教练发现了,闹得她也紧张兮兮的。

这一次,她又心软了。「何姐照他那个量的基础上再改一些,让我们恢复嘛。」队员王鑫说,但没有瞒住殷长喜,「何姐把所有的责任全部揽到自己身上。」

这不算什么大事,但就像高温油锅坠入一滴水,喝了酒的教练变得狂暴。他开始揍人,先是在操场,然后把人带去力量房里面。除了拳脚,他还举起了跨栏的木板。已经远远超越了体罚,那就是施暴。多人被送医院。「旁边的教练员和学生看不下去了,不行了,再打就打死了。」据在场的人说。

事发有预兆。他天天喝酒。事发之前的那个晚上,他给何引丽打电话:「我不指望你、李春晖、刘洪亮为我争气了。」本来我也已经不行了,何引丽说。教练骂骂咧咧把电话挂了。

此前一年,殷长喜的父母相继去世。「他因为照顾我们,很少回家,两三年才能见父母一次,父母都七十多岁了。」她想他一定是感到了巨大痛苦和愧疚。所有这些叠加一起,让她看待他带来的伤害时,情绪变得复杂。不是恨,不是厌恶。是伤心。

她休养了2个多月,在养身体的伤,也在养心理的伤。再回学校时,她被推上了主教练一职。那个控制者或者说恩师,相处时间超过爸妈的人同时也是把她打进医院的人,不再属于这所学校。

2021年秋,我给处于取保候审阶段的殷长喜发去邀约短信及微信申请,他均未回复。此时,田协一个处罚决定,让我又多了一个理解他的维度。

内蒙古队出事了。包括东京奥运会替补在内的4位马拉松选手兴奋剂检测为阳性,她们全部来自刘宝教练的那只队伍。这是继2017年张莹莹后,内蒙古马拉松运动员再次违规。何引丽正带队前往西安全运会的路上,命令自上至下层层传达到她这里,内蒙古中长跑队全体被禁赛,体职校队友刘洪亮(他是5000米和一万米的夺冠热门)和李春晖也在其中。尽管他们属于完全不同的体系。何引丽知道他们备赛的一年是如何度过的,按计划,他们将在全运会后退役。因为别人的错误,所有的汗水蒸发了。

「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李春晖在朋友圈写道。

何引丽痛恨兴奋剂。但对于卷入丑闻的个人,她抱有复杂的感受。「运动员比较单纯的,在这些事情上她其实是最渺小的一个人。因为还有自己的教练啊、团队,有些事情并不是说运动员说了算,甚至有的运动员可能是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去用,稀里糊涂的。」

张振龙告诉我,曾有一位省队教练招募他,他一听就拒绝了。他知道如果他去了那里,等待他的是什么。这是一场浮士德交易,如果不在一开始就说不,之后就再无选择权。那个教练后来果然因为二次用药被重罚,团队也解散了。

在这一点上,何引丽很庆幸遇到了殷长喜。「我们殷教练想的就是要靠真实力。」当你说事情理应如此时,有可能只因为你足够幸运,没有置身他们的轨道里,从而体察不到这种幸运。以殷长喜的管理作风,如果他动了念头,所有人恐难幸免。眼前是条长路,但如果你从未想过走捷径,那个词就不会被刻意提起。只有丑闻出现时,师徒会表达一致的态度。这些年积累下来,污点名单很长,里面有何引丽的前辈、熟人以及紧迫追赶的后来者。那是一种邪恶的诱惑,但她、刘洪亮、李春晖、赵佰东,这支队伍里的所有人,底子都是清白的。

何引丽明白,未实现的奥运梦,从未站上的国际大赛领奖台——她不是由她未完成的所定义的,而是由她实现的所定义的。除了那些国内冠军头衔,她还是一个干干净净的退役运动员。

我问张振龙,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件事放下了吗?电话那端他陷入沉默,然后轻轻地回答了一声:「嗯。」最好的年华里,他在卖自行车。恰恰是那段告别体校的日子里,和伙伴们在公路上骑车都让他感到无比开心。取决你怎么看,他从巅峰掉落下来,也从深渊爬了出来。所以殷长喜塑造了他,还是摧毁了他?又是一段沉默,他选择的词是:塑造。

新教练

让我们把目光重新回到何引丽身上吧:内蒙古体职院的新科教练,小队员口中的「何姐」——队员们迟迟没有改口,他们也私下议论,再叫「何姐」没分寸了,但喊「教练」又不习惯。

执教不是何引丽的原本计划。她本想退役之后去「搞行政,哪怕在办公室里面」。从地图上看,体职院只是一个小小的方块。她用「被关着」来形容这些年的感受。「我练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寒假暑假还有过年这一说,圈在体育圈里面没有假期那种日子太痛苦了。」

另一个抗拒的原因是,「我练这么多年我已经受够了。我下不了那个狠心。当教练必须得狠,但我不狠。」她说。

刚刚上任时,她带队在校外拉练。有三个男生跑了10公里就停下了。有两个在以前就爱犯懒,让她有点意外的是年龄最小的那个,他一贯刻苦。从前的教练就开骂了,但她只是不说话地看着他们,三个人又跟上大队。结束后,她把最小的那位留下来,和他「讲了一堆道理」。那只是平平无奇的一番话,没有精心修辞,但她贯以耐心与善意,小男生哭了。她感到欣慰,「小孩儿虽然说小,但是也懂事儿。」

她的理念是,不要那么严厉,给学生自由发挥的机会。「除了训练,培养他们孩子自主能力啊或者什么,语言能力,这个也挺重要的。」她说。她是他们的朋友。

很多事项,她处在上任教练的反面。「何姐会跟我们提前说一下训练计划,你们觉得这么跑能跑下来吗,我们就会给出意见。」郭蒙缘说。

2022年9月,我和何引丽通了一个电话。她成为主教练已满一年。一些变化在发生。因为半月板损伤,上升前景有限,那个叫王鑫的孩子去当兵了。师弟刘洪亮复出,转投了江苏省队。全运会冠军才包分配,另一位师弟李春晖退役后没有着落。又是殷长喜张罗,帮他问了几间中学——「他还是挺想这些学生的」,李春晖告诉我——但工资只有两三千,他最后没有去,成为「赏金猎手」。那条叫做「米修」的狗被她送去父母家了。教练需要操心的事情太多了。她没时间遛它。至于殷长喜,何引丽和他恢复了短信联系。

因为疫情,这一年学校几乎没有开学,学生们待在家里上网课。有几个孩子表示想来呼市,跟在她身边训练,反正家里就她一个人,她就让他们住了进来。每天,她开车送他们去一个地方训练,回来顺便买菜。她以前不会做饭,对着手机现学,做上几个菜。她想给孩子省钱。但她后来也想,还是得让他们建立观念,「别人对你好的话,你自己要做一些付出什么的。」于是每隔一段,每人象征性地交50块钱。再后来,来的人多了,家里住不下,她在隔壁小区以特便宜的价格帮他们租了她朋友的房子,150平,每月1200块钱包水电。

工作谈不上享受,但是一份责任。她希望做一个好教练。关于好教练的标准没有变:认真负责,细致周到,一视同仁。但她心里也没有底儿,她已经决定放弃严厉管教,但心里也有不安,这是不是也错过了激发他们更大潜力的机会?鱼与熊掌可以兼得吗?现在孩子不像当年,「比较矫情,吃不了很大的苦」,她感觉他们一点不怕她。哨子戴在教练颈间,也在队员自己的手里。

我最后一次见何引丽,体职院在举行校运会。阳光很强,她戴着一顶棒球帽,就像她曾经的教练一样。她顾不上和我说话,一直站在场边,掐着表,每当有队员跑过身边,她就报一次上一圈的用时。无论如何,她的队员都会夺冠。她本不需要这样做,但像她曾经的教练一样。

轮到郭蒙缘上场比1500米了,她让他制定目标,长着满脸青春痘的男生却撒起了娇,「何姐」「何姐」地叫着。430吧,他说。不行,再快点,教练说。一番讨价还价,定在425,郭蒙缘笑嘻嘻地离开了。后来,他告诉我,他其实最快能跑4分12秒,但前段时间做了手术,怕跑快了受伤。

场地卫生由学生负责。有处地方积了落叶等待清扫,何引丽招呼着男生们过去,但他们在说笑。她又喊了一声,还有几个人在后面磨蹭。这一次,她真的有点生气了。她黑着脸走过去,扬起了脚。「你们快点儿!」她大声说。

然后轻轻地,脚踢向了屁股。

图源电影《阿甘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