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堂文学课

四月的昆明，春夜，云南师范大学的304教室，今晚我们读《达洛维夫人》。

这是一部100年前的小说，1925年，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这部作品发表，此后的一个世纪里，无数读者至少听过开头那句，「达洛维夫人说要自己去买花」。这学期的文本细读课上，一位老师，三十多位学生，要一页一页地共读它。

4月3日的这堂课，授课的张秋子老师，首先要解决上节课遗留的问题，是一个同学在课后发给她的：「我发现我们这学期读的很多书，都和两性情感有关，但书最重要的主旨又和爱情离得很远。老师，请问这是为什么？如果剥离两性之间的情感，就不能很理想地表达其他东西吗？」

顺着这个问题，张秋子抛出一个疑问，「为什么爱情在文学作品中如此重要？」

有七八位同学发言，有人说，「爱情是作家吸引读者的手段」；一位男生说，「爱情是人最容易实现的某种欲望」；有女生说，「爱情不稳定，可以生，可以死，充满了反转，有自由表达的空间」；最后，是一位学社会学的男生站起来说，「我们谁能不需要爱呢，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淘尽之后，爱是钻石一样的东西，而且爱不仅仅是两个人的关系，还有社会结构，还有历史和时代。」

张秋子为这段讨论收尾，同学们的所有观点她都同意，她也想讲一讲自己的观点，文学的门槛其实很低，不读文学的人，也能够认知到文学的某些方面，因为它往往代表了某种普遍性。

她讲到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几天前，她去昆明一个幼儿园做讲座，提到了契诃夫的小说《醋栗》，里面有个主人公，希望自己变得很有钱，能买个大庄园，有很多鸭子，再种很多醋栗。结果有一天，他娶了一个有钱的老婆之后，他的愿望实现了。但契诃夫说的是，「这种幸福是令人绝望的。」

讲座结束后，幼儿园一位男老师找到她，讲起自己的故事。他是云南省内一所师专的毕业生，从小成绩就不算好，父母对他很失望。后来他开始考编，最后考上了昆明最好的公立幼儿园。他说：「我人生中第一次有种狂喜，是因为我考幼儿园考了第一名。我当时想，天啊，我有编（制）了，我每天都可以过着稳定的生活，不会再让爸妈失望。」他怀着极度的幸福，兴奋到晚上睡不着觉，但是工作三年之后，他的感受是「索然无味」、「不过如此」。

举这个例子，她想要说明的是，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体验，校订小说的方向，「虽然我们看的是一个故事，但是文学总带有某种普遍性，能够契合到每个人的生命经验里。」

课堂上的张秋子

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我们翻开书，进入《达洛维夫人》的世界。

大家一起讨论故事的细节，为什么达洛维夫人走在街上，会最先看到的是珠宝和鲑鱼？小说中为什么会大量写作这么多不同年龄段的女性？为什么在小说里，妻子会扮傻，要扮演弱者，建构丈夫的强者形象？这三个问题，无不指向女性在那个时代的处境。

这是学生参与度最高、最头脑风暴的课程之一。每位学生都要站起来，复述自己读过的情节，讲出自己的疑问。作为领读者的张秋子，则不断追问：这一段，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什么引起了你的注意？这个问题你是怎么看的？就某个问题，会有许多同学提出不同的看法。

今年三月到四月间，我们去到昆明，旁听了张秋子十堂课，听她用文本细读的方式，讲《达洛维夫人》、《喧哗与骚动》、《巴黎圣母院》。这种体验是独特的——我们从未如此亲近文学文本，如此深入它，细致庄严地打量它。同时，共读也是一个奇妙的过程，全班30多人，彼此敞开，彼此激发。所有人一起根据雨果的描述，画《巴黎圣母院》里加西莫多的样子。当我们谈论爱情的时候，窗外有樱花、婆娑的树影，还有正在练习的合唱团传来的歌声。

2016年，张秋子从南开大学博士毕业，回到家乡昆明，开始在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任教，这样的文学课堂，已经存在了五六年。它的影响力也随着时间扩大。在课堂上，我遇到过从别的学院、别的大学赶来的蹭课生，也遇到过毕业生，他们会坐一个小时地铁，从昆明城区回到母校，再来上一堂秋子老师的文学课。

但这不是我们想关注和书写它的唯一原因。我印象很深的一个细节是，第一次去旁听，下了课，大家往外走的时候，《达洛维夫人》留在了教室里，学生们立刻回到了现实生活，开始讨论考公、考研和考编，有两个女孩边走边聊天，一个自嘲说，「要不我在昆明开间米线店吧！」另一个人笑了，「那我还是更想卖烤饵块。」

这个场景是某种隐喻，照见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就像张秋子说的，她所在的云南师范大学，是一所西南边陲的双非院校，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评价体系，这里是双重的边缘。

正因为此，这堂文学课就像是一枚棱镜，折射出学生们的光谱，他们或许是最普通的、没有光环的年轻人：高考成绩如何，大学的表现怎样，毕业后又将面对什么……他们的幸福和痛苦，是这个时代年轻人最广大的幸福和痛苦。

与此同时，文学课还有一层丰富的意涵——这所学校，是在为整个云南培养未来的中小学教师。这群年轻人，被文学照彻过，拥有过充实而幸福的精神生活，而当他们回到家乡，走上乡镇和村寨的课堂，一定会有某些不一样。落地的种子不死，他们会在更广阔的土地上播撒它，改变微小的、局部的气候。

图源电影《时时刻刻》

一位文学中介

在云师大校园里见到张秋子，很难一眼辨认出她的教师身份。她今年34岁了，但看起来还是像个学生，一张素净的脸，一头长卷发，穿牛仔裤，平底鞋，帆布包里总是一兜的书。她是那种很受学生欢迎的老师，在食堂吃饭时，忘了带饭卡，路过的学生会主动来帮她刷。

2016年秋天，张秋子刚刚入职，职业生涯开始的时刻，对于自己要成为一位什么样的老师、上什么样的课，答案还不很清晰。

循着「青椒」的传统道路，她努力写论文、发论文。面对学生，也鼓励他们去考研，去更好的985、211高校——虽然教的是文学，但这种期待不是从文学出发，而是从现行的教育考试制度出发，希望学生们能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走到更高处。「我是这套制度出来的人，在这套制度里，你很难切身地和文学发生某种亲密的关系。」

转折发生在工作的第二年，她接下了一位退休老师留下的《20世纪西方文学》课。教案当然是有的，想轻松一些也不难——每节课介绍一个作家、一个作品，就可以顺利过完一学期。但她有些犹豫，决定把很多作品重读一遍，看看自己能读出什么。

这是一次全新的阅读体验。年少时读这些书，她很多都没完全读懂，只留下了模糊的记忆。读博期间研究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学，又钻到了一个很小的世界里。但这次重读，第一本就是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一切都很对——她二十七八岁，对人世有了些体验，也有了更好的知识储备和理解力，读的过程中她发现，「太有意思了，越读越多，越读越多，可以讲的东西太多了。」

她意识到，很多文学课，把重点放在作家生平，最重要的作品却不展开讲，这是本末倒置的。「干脆把整堂课设置成很慢、很细地读几本书吧！」这样的念头出现了，但具体的课要怎么上，理念和规则是什么，这些还要慢慢摸索。

第一次尝试，就从《喧哗与骚动》讲起，这是一本意识流小说，阅读难度不小。

文本细读，读是基础。她这样设置课程：课程前半部分，先让同学们复述小说情节，这样会逼着他们读书。通过复述，你会看到每个人在阅读中不同的关切。在这个基础上，她再鼓励学生们提出自己的困惑。在这个过程里，老师是「助产士」一样的角色。

但她也必须面对一个残酷现实，那就是，学生们的基础确实不算好。

第一次试验的班级，是整个学院最好的班级。但学生们的困惑非常简单具体——读不懂。他们会说，「我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这么写？」张秋子是理解的，这种困惑很合理，「阅读是和作家博弈，当你很强大的时候，是游刃有余的，但是很弱小的时候，你除了被它吞噬，没有其他办法」。学生们赤手空拳，面对歌德那样80岁写出《浮士德》的作家。

这个时刻，她必须要充当一位文学中介，邀请他们进入文学的世界，降低它的门槛。比如，从离他们最近的东西谈起。每学期第一堂课，她都会谈论同一个话题，那就是死亡。带着大家一起想：出生之前我们在哪里？「在妈妈肚子里」。好的，那妈妈怀胎之前呢？「是一颗卵子」。好，那再之前呢？大家沉默了。

她会接着讲纳博科夫的回忆录《说吧，记忆》，这本书开头，有个时间恐惧者，他观看了一部自己出生几周前的家庭影片，看到无比熟悉的家，他突然意识到，那时自己还不存在——他以前只觉得，死后是一段漫长无涯的黑暗，但那个瞬间他发现，他出生之前也是。「我们的存在，仅仅相当于两段漫长无涯的黑暗中一闪而过的光，这恰恰证明，你是nothing。」

每次讲到这一段，课堂都会特别安静，所有人都看着她。「其实他们的那种恐惧，那种真实的惶惑，很动人。只要你活着，爱着，在变老，你必然要面对这些根本问题，必然有属于你的体验。只不过，它恰好被作家说了出来。」这就是他们被文学击中的第一个瞬间。经由这个故事，学生们接受邀请，进入文学的大门。

最初的几节课上，她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要破除学生们那套顽固的思想模式，比如，言必「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很多已经毕业的学生至今记得，在课上，张秋子问他们，什么是封建主义，她从这个词的来源（从欧洲传到日本再到中国），讲到它的本意（分封建土），一点点扫掉意识形态的建构，「到最后你会发现，所谓『封建主义』的一切支撑，都是模糊的。」

这样的上课方式，对学生的参与度要求很高。她订立严格的纪律，课上不能玩手机，不能做与课程无关的事情，大家一定要熟悉文本——每次课前，学生们都很紧张，他们甚至会在宿舍彼此抽查，练习到能流利表达再来上课。而那些心不在焉的学生，她会劝他们退课。她说自己必须充当一个警察的角色，要求学生们严格训练。一位学生告诉我，大一刚入学，学长们就提醒过他，「秋子老师是曾经发过誓，一辈子也不上水课的人。」

但同时，她的课堂也有很宽松民主的一面。只要学生谈自己的观点，无论什么，她都接受，从不评价高低。期末考核也简单，让大家挑选小说中的一个角色，从他/她的角度，重新讲一遍故事，这样设置的目的，是让他们一次又一次地亲近文本。

在这个过程中，她也源源不断地得到反馈，发现学生的灵性，校正自己的观念。比如，面对全校学生开设的《大学语文》课上，她发现，那些超学校录取线60多分进来的学生，往往会给出和主流观念贴合得很紧的答案，而那些艺术生，那些没那么适应教育体系的学生，他们的思想中有更多自由和余裕，能接受不同的意见。

抛却所有偏见，当所有人面对同一个文本的时候，「家境、出身这些非常具体的现实问题，其实都不是最关键的，985和三本可能都有非常有天赋与灵性的人，用社会通行的区分人的方法来区分文学读者，是行不通的。」

反复的实践，也让她变得更自信。在最初，为了让课程有趣，她会看新东方老师的稿子，然后自己写逐字稿，非常仔细精确，在哪里插入一个段子都会写清楚。但后来，对内容越来越有把握，她就拿掉了那些段子，「你会发现吸引他们的趣味性不重要了，更重要、更迫切的是知识的分享。」

2016级的一位学生记得，她们在文学课上经历的转变。大二那年，第一次去上秋子的专业选修课，大家都往后坐，「怕又是那种很无聊的课程，老师在课上讲自己的儿子有多牛」。但上完了一堂课，第二次，她们就想提前十分钟去占座。再之后，她们要提前更久去抢第一排。

2019年5月，在开授文本细读课一年多以后，张秋子在自己的一条豆瓣动态里写，这一年来，她意识到学术应该往外走，而停留在论文、会议、书籍中的社会关怀是自我欺骗，影响不到同行之外的人。「所以我也有一种『要做点什么』的焦虑，必须以行动（于我就是普及性的教育事业），代替煌煌言辞与虚无的智性游戏。」

学生在听课时记笔记

建造「外省的巴黎」

现在这个时间，她同时在四门课上讲四本小说，分别是《达洛维夫人》、《喧哗与骚动》、《罪与罚》和《巴黎圣母院》。我们见面时，她讲起在三月课堂上发生的一件小事。

在讲《罪与罚》时，她讲到自己新发现的一个点——小说里有个细节，主人公拉斯柯尼科夫在酒馆里听到两个人在谈论，要把一个老太婆杀死。原来读的时候，她以为拉斯柯尼科夫是真的听见了。但这次读，她有点怀疑这是幻想，他用来说服自己，杀人的念头不是他有的，是听来的。

如果是这样，作者一定会留下破绽。她找到了一处，那就是酒馆谈话的人谈到，老太婆的妹妹是个老处女，但隔了几行又说，她总是怀孕。这是矛盾的，一个人怎么可能又是老处女又老是怀孕呢？这种矛盾，或许暗示了这是虚构，是主人公为了说服自己杀人而有的臆想。

在课上讲完这个观点，她特别兴奋，同学们也特别兴奋，大家都有一种解谜的快乐。

但下了课，一位男生给她发消息，说「老处女」这个词，他对比了好几个译本，有的翻译成了老姑娘，有的翻成了没结婚的人，这就有歧义了。张秋子又去找学俄语的师兄，又去找原文，忙了一晚上，终于确定，原文就是「老处女」的意思，原来的判断没问题。当晚，她还收到了一个女生的微信，她也是对这个词有异议，找了学俄语的同学求证，写了很长的微信，讲述自己求证的过程。

这两个学生都是旁听，不算学分，这种认真，没有任何功利性的好处。但在张秋子的课堂上，这样的学生是很多的。我们谈到这件「小事」，她说，她确实常常被问到，你做文本细读有什么用？她的回答是，「确实没有具体的功利性的用途，但我在乎的，可能是我们在课堂上心心相印的那一刻。我们对一个东西共同的解读，所产生的那种愉悦感，这是无法量化的。」

在她的新书里，她这样比喻过：大家很有兴致地在课堂上聊到在阅读或生活中最打动自己的细节时，像是一群孩子，把各自从水草中摘取到的螺蛳和贝壳摊在掌心分享，没什么意义，但是好玩。「人一辈子能耽于『不为了什么』的时刻是极其罕见的，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沉入世俗生活的程度加深，这种无功利的感受只会越来越少。」

无功利性，严肃感，那种本能的、不可兑换的激情，是她从学生们身上看得越来越明显的、令人动容的东西。

在985、211高校里，学生们更有工具理性，选分高的课来刷绩点，用来保研或出国，跟老师维持好的关系，会获得推荐信……这是既定的上升路径。而云师大的孩子，每年有八九成会回到云南地州做老师，只有大约5%的学生，能够成功考研或保研，稍稍够上一个211，想考入顶级高校？很难。这几年她只有唯一一个学生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一个「独苗苗」。

现实如此，但也正因为这样，这份严肃更为珍贵。「他们不是为了兑换什么，既不能兑换成钱，也不能兑换一个高分，他们不要这些东西。这种严肃感，甚至在那些所谓的科研工作者身上都没有。」

对张秋子来说，同样如此。她博士毕业，没有去大城市谋一份教职，而是回到昆明，到了这样一所「双非」高校。当然也有所得——它没有非升即走的严苛制度，老师也没有严重的生存焦虑，能有一些自由和余裕，做喜欢的事情，不必在评价体系中榨干自己。

毕业第一年，在学校里打羽毛球时，她认识了同校教育学院的新教师吴蔚。她们都住在青年教师公寓，去对方宿舍，第一件事都是看对方一满墙的书架上有什么书，辨认出彼此是同类。再拉上同城的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教师冯瑜，2016年秋天，三个人开始做读书会，取名为「联大读书会」——西南联大的旧址，就在现在的云师大校内。每两周，师生共读一本书，持续了接近四年。

这个读书会是自发的，非官方的。2016年，她在关于读书会的文章中写到，唯一的要求是，同学愿意主动阅读、与人交流。选书的标准有二，有趣、有益。读书地点可以在湖边，图书馆的讨论室……「读书会的目的并非研讨某本书、某个作家、某种观念，更重要的是，它使一群有志于学、有着共同兴趣的人走到了一起，使每个人都能开口谈自己的想法与生活、困惑与顿悟、不安与幸福。坐下来面对面交流，本身就是幸运和值得珍惜的事情」。

大家共读《枪炮、病菌与钢铁》

读书会邀请过人类学家李小花，她研究过昆明的站街女；邀请过云南大学的王凌云教授，他翻译过汉娜·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还邀请过上海社科院、云南社科院、天文馆的老师。这都是张秋子的私人关系，没有报酬（会获赠一盒鲜花饼），也不为别的，十几个人，一个会议室，就能办一个小小的沙龙。

肖音是云师大文学院2016级的学生，本来学的是新闻，在大一的《大学语文》课上遇见张秋子，因此转专业到中文系，跟着读书会读了三四年的书。现在，她是云南某市一个山区中学的语文老师。

我们采访的时候，那段读书的日子已经远去了。但她仍清晰地记得，当时每两周，她会认真读完一本书，读书会的三位老师，总是给出一些学生们想不到的点，但大家一起读的时候，那种灵感的火花，大家智识上的亲密感，是一种巅峰体验。有时读完书，到了晚上十点，他们会一起去学校西门吃烧烤，卡着点冲进即将关门的宿舍。这一切都让人觉得幸福。

2019年底，这一年的最后一次读书会，他们走出校园，去到了昆明呈贡老城区的魁阁。抗战时期，社会学家费孝通迁居昆明，在此「定心广志、继续学问」，写下了日后流传于世的《乡土中国》。在大师们的雕像旁边，大树底下，读书会的师生总结这一年读的所有书。

在昆明，他们几乎是从头开始，建造了一块精神世界的飞地。云南地处西南边陲，整体观念依然保守，也正因为此，追求智识生活的人反而会聚集起来，就像蚂蚁触须互碰，将彼此引为同类。认识一个秋子，就会接触到昆明的其他知识分子。就像我去昆明，她会提起刚从南方科技大学转到云南大学的人类学者袁长庚，她的学生们，也会去蹭袁长庚的课。

她记得，当年读书会一起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书里有一句话，「在法国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巴黎，一个是外省」。当时大家就笑，满怀壮志，「我们要建造外省的巴黎。」

图源电影《死亡诗社》

严酷世界

但这不完全是一个浪漫主义的故事。离开304教室，只要走到教学楼下，就会看到另一幅场景——已经是深夜了，教学楼中庭，仍有自带小板凳的学生在背书，准备考公或考研。他们自带的小台灯，像黑夜里微弱的星。

三月，昆明本地出了一个热点新闻——在云南大学2023年招聘会上，出现了酒店前厅招待员、服务员、厨师等职位，月薪在3500元左右。

云师大的操场上，也正是春季招聘会进行时。几百个展位，80%都是招老师。但老师也分等级。昆明本地学校的展位前空空荡荡，因为门槛太高，大家望而却步，他们只招收六所部属师范院校（东北师大、陕西师大、西南大学、北师大、华东师大、华中师大）的硕士毕业生，如果不是应届生，就要求已在职在编且有教学经验。而云南其他地区的城区学校，基本只招硕士生。本科生的选择相当有限，要么去偏远的乡镇中学，要么去无编制的私立中学。

如果不想做老师，体制外的选择更少。招聘会上会明显看到，昆明本地的私企，提供不了太好的岗位，几乎都是销售，甚至还有主播、司机和健身教练。

张秋子已经陪伴了四届学生毕业，绝大多数学生，最后都回到了地州做老师。这不是他们最初的愿望，很多人会选择考研，但很少有人考上。在985高校，出国或许是一个常见的选择，但云师大的孩子家境普遍没有那么好，「他们不会考虑出国或者考雅思，这不是他们的家庭能承受的。」

今年也是她担任班主任的第一个学年。她有种越来越清晰的感觉：很多学生从大一到大四，都是糊涂的，完全不知道该做什么。到了大四，突然被抛到就业市场，「他们有时候显得太过漫无目的和不知所谓」。而他们置身的，又是一个容错率太低的社会，不允许有一点失败或没跟上节奏。现在她会更实际，会告诉大家，要考虑好，要对未来提前规划。

学生们在招聘会上投递材料

就像青年学者郑雅君在她的新书《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中提到的，她发现，大学是一所精心布置的迷宫，是一场挑战难度很高、规则也很复杂的探险之旅。好的家庭背景，不仅带来雄厚的物质支持，更意味着一整套关于「上大学」的技艺传承。这种技艺，小到如何选课，怎么选专业，大到职业和人生规划。拥有这些知识和资源的人，能在白热化的竞争中抢占先机，而那些家境平平者，更容易与机会失之交臂。

那么，谁是处于弱势的人？郑雅君分了四个维度：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城乡、地域、父母教育水平。如果你来自西部农村，是家里第一代大学生，父母从事简单体力劳动，「那么你就是一位劣势非常明显的学生」。按她的说法，云师大有很大一部分学生都有明显劣势。

郑雅君的一篇访谈文章下面，有一条读者评论，同样掀开了残酷现实的一角。她说，自己正就读于国内TOP3的大学，入学时，学院教学秘书做新生教育，老师年纪很大了，讲到「农村贫困生补贴」时，叹了一口气，说学院已经好几年没发过了，因为没人需要。「学校的中产化是肉眼可见的，从论坛里生活费的讨论，到上课就会支起来的一排Mac（笔记本电脑）。」

在昆明的几天，我见到了张秋子的好几位学生，横跨2016级到2019级。他们很相似，几乎都是云南本省人，大多都有长期在高原生活而晒得黑黑的皮肤，喜欢谈书，开朗热情，心胸开阔，有正义感。他们也都经历了比较相似的道路——因为秋子的文学课受到感召，转了专业，拜在文学门下，成为它忠实的信徒。毕业时他们都尝试考研，但成功的不多。

就像张秋子也在很多地方讲过的，这些孩子从遥远的西南边地考入云师大，已经是家庭教育和地方经济合力造成的结果，「考入大学，不是开始，而是结果」。他们能在毕业后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无论对他们自己，还是对他们的家庭，都是绝对意义上的「翻身」。但如果，他们心有不甘，想再往上跳一跳，那么对不起，你的头顶，是一块几乎板结的土壤。

肖音是个安静随和的女孩，跟着秋子读了四年书，大四时，她想考南开大学外国文学方向的研究生，专业课成绩不错，但英语拉了分，没考上，后来回到老家的一所乡镇中学工作。找工作的时候，她没花太多心思，想的是要边工作边继续考研。

但真正入了职，进入那种生活，她才看到了之前从未了解过的世界。

这是一所全市排名倒数第一的中学，在云南西部山区，2022年高考，全校只考上了一个一本，而且是刚刚擦线。她面对的是一群基础极差的孩子，有的到了高中，还记不全26个英文字母。他们每天的学习时间很长，一个月只休息两天。在跑操时也要拿着资料背书，去食堂的路上，也要拿着书，「就算成绩不好，装样子你也要装。」

入职之前她的计划很理想，白天上课，晚上可以复习考研，但现实并不如她所愿。课程之外，她还被安排做团委工作，写宣传稿件，写领导发言。这和她过去四年所读到的、所建造的自由的精神生活完全相悖，我们聊到这一段，她的声音里有一种平静的悲哀，「工作的前半年，我每天晚上默默流泪，真的好压抑呀」，「我甚至觉得有点羞耻，我为什么会写这样的东西？」

压力还来自于系统严密的管束。作为教师，他们被要求规范自己的行为和思想，注意着装打扮，写师风师德反思，写学习汇报。

所以毕业后这三年，她很少和张秋子联系，「有点不好意思」。她曾经发愿，要过上「每天接触不同的新东西、不同人的思想，每天都很幸福，不会觉得虚度」的生活，但现在已经事与愿违。那种滋味，她打了一个比喻，「自己就像冰块，在慢慢远离那座冰山，越飘越远了。」

另一些同学，也讲到了自己亲历的、或者朋友讲述的教书琐事。有人通过「三支一扶」到边远地区支教，有多边远呢，「走半小时就能出国」。在学校里，老师会喝得醉醺醺去上课，会打学生，高中生还会挨打。还有人说，在昭通山里的村小实习时，课间十分钟，学生都会打起来。老师们要出村，有很长一段山路，需要蹲在校长的皮卡车上下山。

肖音的同学高欣，本科毕业后不想做老师，去到政府外包的机构工作，但她发现，办公室是另一个无聊的系统，同事们谈的都是老公、男友和孩子。现实越是乏味，她就越想逃到书里去，「为了逃避生活，就想去看一些有知识的东西，比上学时还想看」。

她和已经毕业的朋友们，依然在办读书会，在B站上直播读书，寻求一种智性的交流。有时候播着播着，会有人进来质疑他们读的内容，跟他们「吵架」。但好笑的是，他们其实是在读哲学著作的原文。

本来高欣没有考研的念头，她觉得自己没有自制力，性格散漫。但恰恰是工作之后，她发现那同样是一种被迫，无法按自己的想法行事。时间一长，逃离的愿望愈发强烈，还是决定考研，考上了云师大的研究生，回到了校园。

2022年9月，我们第一次和张秋子聊天，就谈过一个话题：一个老师、一堂文学课，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学生们的未来？

或许并不能改变多少。但她说，自己这些年也有一个转向——那就是认识到自身的有限。从文本之外、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转向文本内部、自己可以解决的问题。面对严酷的现实，她能做的，也许就是建造一个丰富的课堂和空间，让它存在过，滋养过他们。

学生们望着招聘单位的展位列表

千百次的折返

所以我也会问每一个学生：文学课只是生命中的一瞬，之后的人生里，它意味着什么？

一个正在云南大学读研的男生提到一个脱口秀名词，「call back」。他们体验过被文学照彻的瞬间，很多东西之后会被忘掉，随着时间，慢慢脱落，就不记得了。但其实那些东西又是和他们的生命体验直接相关的，无论他们之后在哪里，做什么，还读不读书，在某个瞬间，他们一定会再次和文本相会。

有两位学生都提到，每到夏天的傍晚时分，他们走在昆明的街道，空气闷闷的，都会想到他们共读过的大江健三郎，《个人的体验》开头那句，「暮色已深，初夏的暑热，犹如死去的巨人的体温。」

也就是在今年的三月，大江健三郎去世了，张秋子带着好几届学生读过他的作品，她把讣告发到朋友圈，「唯有我们一起读过大江的日子」，好多久未联系的学生在下面留言。

学生们毕了业，要谋生活，不得不进入某个系统。一位男生说，他会更理解课上读过的《城堡》，在卡夫卡没写完的这部作品里，土地测量员困在迷雾一样的行政系统中，想进入城堡而不得。读书时他们都太年轻，读得似懂非懂。但是工作之后，遇到那种官僚体制、层级制度，面对工作中许多无意义之事，他会一次次想起这本书，并意识到，他也是那个土地测量员，他也置身城堡之中。

文学课，还有教文学课的人，还教给他们不服从。张秋子带他们读过麦尔维尔的《抄写员巴特比》，在这篇小说里，巴特比是个不服从的人，无论老板让他做什么事情，他都会说， I’d rather not（我宁愿不）。

张秋子也是这样的人。在生活里，她常常直言不讳，有时候更像不得不说，必须表明自己的立场，「我是讲过《抄写员巴特比》的人，是讲过《局外人》的人，我不能仅仅讲它，还要践行它，不能在生活中说违心的话。无论别人如何评价，说你是个troublemaker，我就是希望身体力行，你所做、所学和所讲的东西是一致的。」学生们会被影响，在遇到某些事情的时候，也会做出相似的选择。

文学不允诺成功，不允诺幸福，更没有办法解决实际的问题。张秋子2019级的学生李佳泽，现在是普洱一所中学的临聘教师，他们大学的一群朋友，和张秋子都很亲密，她在自己的书里致谢过他们。

但李佳泽说，朋友们会自嘲是「失败者联盟」，更直接一点说就是，「没有一个有编制」。他在做临聘教师，有人在丽江的三联书店当店员，有人在餐馆打工，还有人在准备二战考研。他说，他们有一些共同点，就是极其厌恶规则，但都能在生活里找到乐趣。

在昆明，我也见到了秋子即将本科毕业的两位学生。一位男生学的是泰语专业，平时最感兴趣的是健身。他也喜欢文学，想过考文学的研究生，但实际上，他并非那种学术型的学生。张秋子会宽慰他，「做一个最喜欢文学的健身教练，不是也很好？」

2017级的学生张春璐，大学毕业那年没有工作，延宕了一年，全职备考研究生。笔试完之后，她就在昆明的翠湖公园打工，负责扫地、看管游乐设施，日薪117元，「不挑活儿」。每天早晨，她一边扫地一边听北师大一位教授讲《东方文学史》，看湖对岸的人晨跑。

她看管的游乐设施里，有小孩子玩的海洋球。有一天，她觉得特别累，很想去海洋球里躺一躺，但是她同事跟她说，不要去，经常会有小孩子在里面拉屎尿尿，很脏。

她就想起来，原来听张秋子讲过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的非虚构作品《遗产》，里面有相似的情节——罗斯的父亲病重，大小便失禁，把卫生间搞得全是排泄物，罗斯在厕所清理的时候，突然意识到，父亲已经快要离世了，这就是父亲留给他的某种「遗产」。那里面有一些爱和温情。

想到这里，张春璐瞬间就躺了进去。「你躺进去之后，如果觉得很舒服，你会觉得我是不是很怪异？但是我会想到，有人和我有一样的感受，一个遥远的美国的老头也这么想。这就是不孤单的感觉，这就是文学给我们的（东西）。」

张春璐还说，她现在还会想起的，是秋子的某种态度。她记得她的真诚，也记得她的锋利。在某堂课结束时，她在黑板上写下过三个字，「执事敬」，这是孔子的话。她说希望大家做事情，应该是严肃的态度，对它有敬畏，要好好做，而不是娱乐、嬉戏，为了打发时间。她这句话，台下至少有一位学生还记得。

在昆明的最后一夜，我见到了张秋子的另一位学生，她叫李潇，马上就要本科毕业了，是个脸圆圆的女孩。四年前，她无意中蹭了张秋子的一节课，被点到回答问题：「这位粉色裙子的同学，请问《奥德赛》的母题是什么？」后来她转入文学院，全情投入地读书，考研，但是没有成功。

我们一起去过招聘会，当时她说，自己草草签了一份在老家昭通的工作，在一所私立学校，但是很纠结要不要去。过了半个月，再见到她，她说自己还是签了那份工作。别人知道她签了工作，第一反应都是恭喜，但她每听到一句恭喜，难过就增加了一分。签完之后，她去上秋子老师的课，在课上哭了。她说会一边工作，一边继续考研。

不知道她会不会成功，但她是一位会在下课之后拿着书本追问「为什么《达洛维夫人》书里的布料都是白色，有什么意味」的人。或许比一个研究生学历更珍贵的是，这种智识生活会伴随她终身。

以上我们讨论的种种，另一个文学系学生、江南大学人文学院的副教授黄晓丹，在她的书《诗人十四个》里也论述过。她博士时师从叶嘉莹，她写道，「当时的我自以为找到了一条容易的路，幻想成为叶嘉莹学生就自然获得了一种加持的力量，从此不必走过死荫的幽谷。但当真正开始博士课程，我像所有人一样需要面对考试、论文、毕业、工作、恋爱、社会、人际关系中的挫折。在先生的课上，大家赏析诗词、谈论理想。走出先生的家门，一个个却都生活得并不如意。体验着此间的落差，渐渐埋怨古典文学固然优美却虚幻无力。」

接着，她说：「现在想来，我当时想要获得一种无理的豁免权。好像当我选择形而上的世界时，形而下的世界就理应为我准备一种简单平易的生活……它的诱惑使我忽略了另一层意思，人生并非在形而上世界与形而下世界中的一次性取舍，而是千百次的折返。」

张秋子的帆布包上印着「做世界的水手，游遍所有港口」字样。

落地的种子不死

实际上，在全国范围内，张秋子不是唯一在做文学教育实践的人。写过《我的二本学生》的黄灯老师，在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建立了一个非虚构写作工作坊。这是一个出口，孩子们在这里讲自我，讲人生渺茫，讲自己在工地长大，讲留守的童年，讲自己是教育体系中的「工业废水」。

但我们关注云师大校园里的这堂文学课，也因为它的特殊性——文学课的听众，是未来的语文老师。文学的细节、观念，包括教授文学的方式，会影响他们，在更广阔的土地上得以绵延。

在这个层面上说，张秋子本身也是绵延的一部分。她受大学的导师影响很深。她的导师是南开大学教授王志耕，研究俄罗斯文学。她对导师的印象是，做学术不为名和钱，有机会去申请长江学者，但因为要填很多表就放弃了。他不做PPT，上课就是一个word文档，把引文细细标出来，没有技巧，全是干货，但足够撑起精彩的课堂。在南开，听他上课的人很多，甚至会有人开车从北京到天津来蹭课。后来她工作了，把导师作为某种榜样，「我想做给他看，得到他的肯定」。

她也会想到自己在读研期间的困惑。她当时问过一位老师，「我们学这些外国文学，但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最后怎么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当时那位老师回复她，这个问题很好，但是自己没办法解答。过了快十年时间，张秋子意识到，她这些年的行动，已经在无形中回答了这个问题。她在用文学的课堂，解答人最根本的困惑。

她已经走上讲台的学生们，也是怀着这种心情——或许在中学，限制会更多，空间会更小，但只要人想做事，总能超越环境去完成某种东西。

肖音所在的高中，学生们几乎都是山里的孩子，她特别记得，第一年改高中作文，学生写的是家里养的几只猪怎么了，家里做农活又怎么了。所以上课举例子，她也要想尽办法，找离他们生活更近的例子，要让他们能听懂。有时候，她觉得自己更像一个脱口秀演员，抛出一个梗，看看有没有反馈，如果没有，再抛下一个。不断地磨稿子，就像在表演开放麦。

但在合适的时刻，她还是会尽力扩展课程内容。比如前段时间，她讲到一个高考题：「不同的个人体验对不同的作家来说，会产生什么改变？」举的例子是，对于饥饿，不同作家有不同的描写。比如《秋园》里，作家杨本芬写，人们太饿了，会去吃刚刚浇过粪水的生红薯。而在《夹边沟记事》里，饥饿是人们把土豆吃下去，身体消化不了，吐出来了，再把它晒干，第二天继续吃。

再比如，讲到李清照的时候，她会稍稍离开课本和教案，谈到艾朗诺写的《才女之累》，增加女性的角度，增加更丰沛的细节。

在这样的课堂上，依然能确证文学的「门槛极低」。在讲到艾青的诗《大堰河，我的保姆》时，她按照文本细读的方式，和学生们讨论，为什么诗里说，灵魂是紫色的？有学生说，紫色意味着伤痕，还有人说，紫色代表高贵。这些奇思妙想出现的瞬间，思想交互的时刻，她会觉得，好像回到了秋子的课堂，有幸福在里面。

另一个在做教育实践的学生是李佳泽。他是和张秋子交流最多的学生之一，普洱人，毕业后，他回到了老家最好的中学，做了一位临聘教师。现在在教高一语文。

3月底，我在普洱见到了他，刚好遇上他一个月仅有的两天假期。他皮肤黑黑的，戴一副圆眼镜，人很爽朗，说话滔滔不绝。他是个有反骨的人，准备了两套教案，一套是集体备课的结果，另一套则完全属于他自己。他狡黠地笑说，「我提倡在规矩里做一个狡猾的人，而在生活里做一个认真的人。」

他用「玩儿」的方式上课。比如讲古诗词，他在课堂上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如果一首诗不从开头读起，是否会影响阅读？」学生们不回答，他就接着问：「假如你今天爱上了一个人，你是否会写一首诗去表达对他/她的爱？」

学生们笑，给出一堆答案。他接着讲到一句诗，「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是秦观词中间的一句。这就回答了他最初提的问题，诗不从开头读，也能明白作者的意图。

他不担心在课堂上讲爱情，恰恰相反，爱情是十五六岁的孩子最熟悉的东西。课上学《雷雨》，他安排一个班排话剧，另一个班是写作「游戏」：站在周朴园和鲁侍萍的角度，去写他们分开后的30年，「他们很配合，太喜欢这么玩了。」

图源电影《死亡诗社》

这样设置课程，不单纯是让他们熟悉文本，同样是因为，他知道越是在高压的环境里，学生们越需要情感的容器。在以前，他们的寄托是大冰、安东尼和网络爱情小说，但现在，他的课堂也提供释放，提供一丝喘息的空间——这种释放还包括，他允许学生在课上吃东西、睡觉、做其他的作业。

当然，这不是说他不对学生的成绩负责。当我提起高考，他飞速背出了这所中学的一本上线率，以及云南省内同级别高中的数据。关于应试的准备，该做的一样都不能少。

只不过，他和张秋子有同样的观念：无论在高校还是中学，语文始终都是一个对个人素质要求非常高的学科。老师的素质越强，课堂能呈现出的元素就越多。一个老师完全可以把课堂变得更丰富、开放和有趣。无论环境如何，他们至少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45分钟。

李佳泽也和我谈起，在这个学校工作至今，他印象最深的一篇作文——他曾经在课堂上讲过余秀华的诗：「我身体里的火车从来不会错轨，所以允许大雪，风暴，泥石流，和荒谬。」

后来，班里一位女生写了一篇作文，也是一件小事：爸爸妈妈不愿意送她去车站，只是给她一笔钱当做车费，她很伤心，觉得父母很麻木，不理解她，怕自己在路上被人拐卖。但在路上，她遇到了很好的司机。

云南本地有一些高铁漆成了绿色，当地人叫它「绿大头」。她在路上看到它，在作文结尾，化用了余秀华那句诗，「我也相信，我身体里的绿大头从不错轨，所以允许大雪，风暴，泥石流，和荒谬。」

李佳泽说，他知道，在考场上这不会是一篇高分作文。写作文的这个女生，成绩也不算好，有些呆呆的，有时候会因为一件事笑一整节课。但是作文最后的那句话很动人，那是她捕捉到了生活中的某种诗性，开始理解他者。在这样高压的环境里，她能够做出理解的努力，有自己的快慰，这已经很了不起。

（应采访对象要求，肖音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