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日本影坛最具影响力的《电影旬报》杂志公布了2022年十佳影片单。由高桥伴明执导的小成本电影《在公交车站直到黎明》位列其中。这部电影再一次将无数观众带回了两年前那个初冬的夜晚，那晚，露宿东京某公交车站的大林三佐子女士命丧街头，没能等到新一天的黎明。

两年后，当由这一事件改编的电影上映时，人们依然感到刺痛，有观众在观影后如此写道：「看完这部电影，我第一次对『翻拍自真实事件』这几个字感到恐惧和愤怒。」

文｜令颐

编辑｜金石

「一直睡在那里的女人倒下了」

在日本，大林三佐子遇害事件被称为「涩谷流浪者杀人事件」。

「一直睡在（公交站）那里的女人倒下了。」2020年11月16日凌晨5点左右，东京代代木警局收到了附近居民的报警，「那里」指的是涩谷区幡谷原町公交站。

很快，医护人员赶到了现场，但倒下的女人已经失去意识，被送往医院后不久便被宣布死亡。她没有明显的出血或外伤，但后脑勺凸起了一个肿块，死因是由于头部受到强烈撞击导致的颅内出血。

当时，没有人知道这位女士的身份信息，附近居民知道的只是她每晚拖着一个行李箱来公交车站过夜，直至事发三天后，警察才确定了死者名叫大林三佐子，64岁，是一位无家可归的女性流浪者。

大林女士的全部遗物都在幡谷原町那个狭窄的公交站里。警察在这里找到了一个装满换洗衣物的行李箱和一个黑色腰包，里边装着一张写着母亲和弟弟联系方式的留言卡，一部欠费关机的iPhone 4，以及钱包里仅剩的八日元。

事发五天后，46岁的嫌犯吉田和人在母亲的陪同下来到警局自首。审讯中，吉田称，当时他只是想「让她吃点苦头」，没想到会酿成大祸，离开公交车站后，他回到家看电视才知道大林女士已经去世。

一位贫弱的、无家可归的、对周围居民没有造成任何伤害的64岁女性，只是希望在公交车站度过一个夜晚，但即便如此，仍没能逃过噩运——这起杀人事件激起了日本民众对伤人者的愤怒，也引发了大众对逝者无尽的悲悯。

事发后，大量日本民众赶来大林女士生前落脚的幡谷原町公交车站，没几天，公交站角落里的花束堆积如山，附近的邻居和商户还供上了面包和热茶。

大林女士死后，民众送来鲜花悼念。图源网络

日本女性诗人平田敏子曾七次前往大林女士遇袭的那个公交车站。公交车站附近的人行道两旁种着银杏树，大林女士去世后，许多黄叶零零散散飘落了下来。

这是一个热闹的街区，平田敏子坐在公交站冰冷、狭窄的椅子上，背靠着如织的车流，体会到了大林女士生前那种「一直都生活在悬崖边上」的绝望。为此，平田敏子特意为大林女士写作了一首名为《幡谷原町公交站》的诗，诗里的这样几句话，有限温情，无限悲凉——

数了好几次，身上的钱还是八元

这样，连糖都买不到

什么都买不到，那就等于零了啊

八元钱从不被当作是钱

那我被看作是人了吗

走过派出所

走过警察署

银杏叶子落下来了

如果这黄色的叶子是钱就好了

如果这黄色的叶子是面包就好了

但叶子是叶子

八日元也只是八日元

……

大林女士去世20天后，2020年12月6日傍晚，大约有170名群众自发在代代木公园为大林女士举办了追悼会。在场超过一半的人都曾经或正在经历和大林女士相同的流浪生活，他们举着标语牌，上边写着：「不要对无家可归者施加暴力。」一位名叫诺拉的支持者说：「希望大家记住，永远不要攻击弱者，不要因为她们是女性，是独身的女性就攻击她们，这并不好玩。」

而在现场，悼念的人们还发出了让全日本铭记至今的声音——希望这个世界不要忘记大林女士，因为，「她就是我」。

在大林女士的追悼会现场，在场的民众举着标牌，写道：「她就是我」。图源纪录片《事件之泪》

东京梦和失败的婚姻

一只行李箱、一部无法继续使用的iPhone4，钱包里仅剩的八日元——除了这些，人们还想知道大林三佐子更多的信息，她是谁，来自哪里，究竟经历了怎样的人生？

大林女士去世后，警察通过她遗物中的纸条找到了她的弟弟健二。但令人错愕的是，姐弟二人多年未曾有过联系。健二对姐姐的工作、生活状况一无所知。

大林的家乡在广岛，曾就读于广岛市内一所私立女校。因为她常常穿一件印有米老鼠图案的T恤，同学和闺蜜都叫她「米奇」。上岛洋惠是大林的高中同班同学，也曾是她最亲近的朋友，在上岛的印象中，大林「活泼、俏皮、时尚」，上岛还特意提到，大林的「声音很可爱」，也正因为如此，在广岛生活的大林，一直梦想前往东京，成为一名主播或者声优。

1977年春天，大林在读大专期间进入了一家戏剧公司。在这家戏团当年的宣传小册子中，大林曾经写到：「去接近未知的生活是现在最大的挑战之一，但这会让我成为一个新的自己，我会继续努力的。」

那时，在大林心中，总有一天，自己的「东京梦」一定会实现。为此，她除了每周参加剧团的三次声音练习，还经常参与剧团的话剧、音乐剧表演，平常还会做婚礼司仪，通过这些来练习自己的嗓音。

如今，那家剧团仍留着一些早年的录音带。40年前的大林的声音穿越而来，「高亢而透亮」，剧团早期的负责人光藤先生这样称赞她。当年，在光藤先生执导的喜剧里，就有大林的身影，当时她以配角的保姆身份亮相，但同时，她还帮忙负责了舞台指导和编舞，还和光藤先生一起讨论过剧目的走向。

在剧团的宣传册子里，大林曾这样写道：「我喜欢蓝天、白云和红樱桃！我现在要保持新鲜。」落款处的签名是：「米奇」。

出演舞台剧的大林（右）。图源《每日新闻》

那段时间，在弟弟健二看来，姐姐的生活似乎一帆风顺。但失败的婚姻成了大林生活转向的第一个重要因素。

27岁那年，大林的「东京梦」终于实现，她结婚了，并随丈夫移居到了东京。

但婚后不久，大林就遭遇了丈夫的家暴。一次，健二前往东京拜访亲戚，在大林家里借住，才得知姐姐时常被家暴。

不久后，大林和健二一起回到了广岛的家中，并选择离了婚，最终，这段婚姻只持续了一年多就草草收场。

也许是内心的「东京梦」仍然存在，也许是作为离婚女性在家乡要面对的压力，在广岛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大林决定再次回到东京，并找了一份与计算机相关的工作，但因为专业跨度太大、跟不上公司的办事流程，不久后，她就选择了辞职。

在日本，中年女性群体一直面临「难就业」的问题，日本神户大学教授中村智彦曾坦言：「目前，日本企业仍更倾向雇佣男性成为正式员工。『女性不能作为人才长期运用』的偏见有些根深蒂固。」

这也是大林进入中年后面对的困境。健二最后一次见到大林本人是在2000年，当时，大林生病住院，健二和母亲一起来东京看望。尽管境遇不佳，但大林仍笑着对弟弟说：「我感觉好多了。」在那之后，大林和家人偶尔通信，每当被问到过得怎么样时，她都会回答一句：「我很好。」

但每年春节或者圣诞节前后，大林都会给弟弟寄一张小卡片，卡片上写着祝福，还会画一个俏皮的简笔画。

2016年年底，是健二最后一次收到姐姐寄来的圣诞贺卡，上面写着：「你好吗？祝你新年快乐。」文字一旁还画着一个笑脸。在这之后，大林便没有了音讯。

事实上，2016年，大林正好年满60岁，而那年的年底，也正是她失去住所、无家可归的开始。

大林女士寄给弟弟健二的卡片图源纪录片《事件之泪》

「安静的自尊和坚强」

纪录片《事件之泪》尽力还原了大林生前的经历。其中的一个细节是，在大林女士遗留下来的那部智能手机里，有一张她在超市做试吃促销员时的照片。

拍摄团队找到了大林曾经的同事上野女士。在上野的印象里，工作时的大林是一个活泼、心态年轻的人，小孩子经过她的试吃柜台时，大林总会招呼着孩子们过来尝尝。他们相处起来很开心，孩子们也都很喜欢她。

与上野一起共事的那段时间，大林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生活太难了」。她在超市一天工作八小时以上，能领到八千日元（约400元人民币），一收到工资，她需要马上就去交电费、燃气费，要么就是攒房租。

工作休息的时间里，员工们凑在一起吃便当，大林就一个人蹲在超市后门。上野回忆时想起那个场景，才恍然大悟——大林根本就没有多余的钱跟她们凑在一起。

年少时的大林三佐子（中）和她的朋友们。图源《每日新闻》

据日本媒体的报道，大林生前曾在多家劳务中介登记，申请的工作岗位全都是类似试吃员这一类的临时工。

在上野的印象里，大约是在2016年底，一个冬天的夜里，60岁的大林拖着行李箱默默离开了自己在东京租住了6年的公寓——超市试吃销售员并非一份长期、稳定的工作，上级不派活儿，就是零收入，大林女士没有足够的钱再交房租了。

从那之后，大林开始了一段提着行李箱居无定所的生活。后来，日本媒体走访发现，大林联系过居住地的政府部门和东京的一些公益团体，但遗憾的是，没有一条记录表明她曾获得过援助和支持。

没人知道那段时间大林在哪里落脚。上野记得非常清楚，大林刚刚搬离公寓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来超市上班，她还会化一些淡妆。但过了一阵子，她一点妆都不化了，到了夏天的时候，整张脸都晒伤了。

而彻底将大林逼至绝境的则是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疫情。2020年4月30日，日本出现了超过14000例新冠肺炎确诊者，政府也第一次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受此牵连，大林一直赖以为生的试吃员工作被迫中止，因为在防疫政策下，民众无法来到店内进行试吃。对大林而言，最后的工作、最后的收入没了，生活难以为继，幡谷原町那个狭窄的公交车站成了她人生中最后的落脚点。

正是在2020年春天，涩谷区幡谷原町附近的居民和商户发现，一到凌晨，就会有一个穿着玫红色上衣的妇人来到公交车站，坐在长椅上。一位邻居说自己经常看见她把双手上下交叠，放在随身的包上，耷着头佝偻着睡一宿。

幡谷原町公交站附近居民拍摄到的大林女士图源网络

起初，没有人想到她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因为，在附近大多商户的印象里，那个妇人很干净，每天都会更换衣服和鞋子，秋天之后，她还会系上一条围巾，简单的行李从来没有散落在地面的时候。

大林女士去世后，警察在沿街调取监控的时候，发现了她去世前两个月的身影。她出现在了幡谷原町公交站附近的商场里，依旧穿着那件玫红色的短袖T恤，带在身旁的是她的全部身家——一个红色的行李箱和一个黑色腰包，当时，她低着头，倚靠在商场的围栏上。

在附近的居民们看来，大林女士有一种「安静的自尊和坚强」——公交站运营期间总有人在车站等车，为了不影响其他乘客，她会等到末班车开走后，悄悄来到车站落脚。而后，又会卡在头班公交车到来之前离开这里。

她也从不想给别人添麻烦。邻居们关心她，经常上前搭话，问问她是否需要吃的，是不是需要个小毯子，大林总会低着头说「不用，没事的」。对此，电影《在公交车站直到黎明》的导演高桥伴明非常理解，「事实上，有很多流浪者甚至不想去领取救济口粮，因为他们想守住自尊心，不想被视为无家可归、毫无能力的人。」

也正因为如此，在失去工作、无家可归后，大林也没有去联系弟弟，她竭尽全力地维系着最后一点体面与尊严。回想起大林的境遇，作为曾经的同事，且同为女性的上野叹惋道：「无论怎么努力，怎么努力，（大林）都爬不出困境。」

大林去世后，她年轻时所在剧团的光藤先生面对记者时，也喃喃地说道：「她不想惹是生非，因为她是一个不抱怨、为人着想的人。」

图源电影《在公交车站直到黎明》

「边缘人」凶手

为何要攻击一位无辜、无助且无害的流浪女性，在大林去世后，这成了无数日本人共同的疑问，而在答案揭晓后，人们也再一次陷入愤怒、悲痛与无奈，因为，伤害大林的人，也是一位「边缘人」。

幡谷原町公交站附近的摄像头记录下了吉田和人攻击大林女士的全过程——

当天凌晨 4:00 左右，吉田和人曾接近坐在公共汽车站长椅上的大林女士。

当时，他突然将自己手里装着茶饮料的白色购物袋扔向大林的头，见大林没有太多反应后，他转身离开，随后在塑料袋中装了一块大石头，又折返回了公交站，再次用石头砸向大林女士的头部。这一次，在被袭击后，大林从长凳上滑了下来，仰面朝天，随后丧生。

事发后的几天时间里，电视新闻每天都播放着这名身穿黑色套头衫和格子衬衫、头戴帽子的男子在现场走来走去的镜头。直至五天后，吉田和人自首。

案发当晚，出现在监控里的吉田。图源网络

吉田和人的家在距离这个公交车站800米的地方。他的住所是一个独栋建筑，这也意味着他拥有那块位于繁华闹市区的土地——

在当地，吉田和人家族曾经营公寓生意，后来又开始经营酒铺，是典型的富人之家。初中毕业后，吉田曾短暂地外出工作过一段时间，不久，便辞职回到了家族作坊中，开始了一段蜷缩在父母身边的孤僻人生。

身边的邻居和同学谈起吉田，提到最多的是：他是个宅男。为了能够拉吉田出来交流交流，他的熟人几次邀请他「到附近的酒馆喝酒」，但吉田都说「出去太麻烦」，始终没有接受邀请。直到事发前，他都刻意远离网络，屏蔽网上的一切信息，用的是一个翻盖手机，对年轻人们趋之若鹜的 SNS 、Instagram没有一点兴趣。

吉田的父亲生前为儿子的生活感到担忧，曾经多次对吉田的中学同学表示：「我非常担心吉田 ，因为他有点孤僻，也不善于沟通。」为此，他还特意让吉田帮家里外出送酒，来增加和人打交道的机会。

2017年，吉田的父亲去世，他的世界也变得更加狭窄、封闭。那栋房子也成了他生活的全部。

吉田的邻居曾想在自家墙上安装电视天线，但吉田对此非常不满，他非常生气地向邻居抱怨称，自己对家门外的景色变化很敏感，想让邻居把天线撤下来。「我从阳台上看到的世界就是我的一切。我从20多岁开始就是一个宅男，我只有这所房子。」吉田说。

每天凌晨3点到4点，他会出门在街区内来回散步，爬上笹冢站附近公寓楼的屋顶，俯瞰东京的夜景——这是不需要和外人打交道的好机会，也是他能获得安全感的唯一途径。

在吉田看来，大林女士不过是一个游荡在街头、又脏又臭的「讨厌鬼」。案发前一天，他就因为嫌大林在公交站太碍眼，表示可以给她点钱，让她走开。但大林并没有听从他的话，到了事发的晚上，吉田看到大林还是坐在那里，便对她实施了暴行。

健二后来向吉田抛出了自己的愤怒和疑问：「我姐姐做了什么？她一直对每个人都很好，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人。我想问你，你为什么做出这么可怕的事情？」

微博网友@Lelac 评价吉田是日本典型「8050问题」（指的是父母80多岁、子女50多岁的高龄啃老现象）的受害者，同样「令人难受」，他也是时代的症结——「（他有）典型的严苛挑剔的父亲，纵容宠坏孩子的母亲，（他）没有自信，害怕外界，同时是凶悍自私的巨婴。」

2020年12月，吉田和人因伤害致死罪被起诉，但几个月后被取保候审，并且定于2022年5月17日进行初审。

然而，故事在这一步突然终止——2022年4月8日，吉田从寓所的楼顶一跃而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大林的弟弟健二表示，直到吉田逝世，自己都没有收到过一句他的道歉，「谁允许你跑了？我要你堂堂正正地上法庭道歉，要你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

吉田和人图源ANN

「她就是我」

流落街头四年后，大林终于回家了。

弟弟健二将她的遗体带回了家乡广岛，埋葬在了当地的一座寺庙里。2021年4月，大林的几位高中密友一起来到寺庙，捧着鲜花，双手合十。三十年后，曾经的好友再次相聚，却生死相隔，她们面对大林的遗像，哭着说道：「欢迎回来。」

大林的意外身亡也令日本社会开始关注流浪女性的生存问题——一个正常的、健康的社会，究竟要怎样对待无力生活的边缘群体，尤其是在这个疫情突袭的时代？

京都大学社会学副教授丸山里美从大学时代就开始关注日本女性流浪者的生活问题。

丸山教授一共采访过33名夜晚住在公园里的女性。她们的平均年龄是59岁，多数有过婚姻经历。之所以沦为流浪者，很多是因为离婚、丧偶而回归单身后失业、遭遇丈夫或儿子的家暴后离家出走。她们中，几乎每个人都从事过低薪的零工工作，如临时的清洁工、性工作、回收废品等。

2014年，日本NHK电视台播出过一则电视调查《女性贫困》，记录了几位离婚或丧偶后失去经济来源、社会关系薄弱的单亲母亲及其孩子的生活现状。

在日本，大部分女性一旦结婚便会回归家庭，但这种男性工作赚钱、女性照顾家庭的模式，实际上危机不断，会使得很多女性生活在困窘的状态中——她们囿于家庭，没有足够的经济支撑，但又因女性或母亲的身份，难以找到一份稳定可观的工作，一旦失去婚姻，就会陷入贫困，并会将贫困「代际传递」。

一位年轻女性坐在公交车站，悼念大林女士。图源纪录片《事件之泪》

在疫情到来后，这种日本社会的顽疾也变得更加棘手。「对于身处边缘的女性来说，疫情只会让她们的处境变得更加困难。」在东京创办了一个小型的流浪妇女帮扶组织的Nora说。

2020年4月，日本政府发布「紧急事态宣言」并要求民众减少不必要外出后，4个月内，破产的企业已经达到69家。随后半年，日本境内宣告破产的公司多达495家。

在破产潮的影响下，大量靠零工维生的女性便彻底陷入了迷茫、绝望的境地。据日本总务省的劳动力调查显示，从2020年11月到2021年11月，女性非正式雇用（打工、约聘、派遣等）人数减少约535万人，是男性失业者的2倍，对很多像大林女士一样单身、没有住所的女性而言，「失业即流浪」——根据厚生劳动省的数据统计，截至2021年年底，日本女性流浪者的数量达到了过去五年来的最高数字。

疫情期间，为了更好地安置失业者、无家可归者，2020年4月30日，东京都政府曾宣布将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临时住所。在埼玉等地，政府也表示会将无家可归者安置在包括体育中心在内的市政建筑中。同时，日本各地还为这些流浪者提供职业培训课程，鼓励企业雇用这一类员工。政府还发放了应急贷款，推行了租金补贴，让人们能够支付短期房租。

但对于大量打零工的底层女性而言，这些政策能够提供的帮助杯水车薪。

生活在关西的杉田女士独自抚养着两个上小学的孩子，疫情后，她工作的咖啡店关停，她也因此陷入了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的状态。她听说因为疫情收入减少的人最高可以申请20万日元贷款，便抱着希望来到了国家设立的紧急小额资金贷款的申请窗口。

然而，负责人却向她表示，以非合同工的身份在工作，不在帮扶范围内，杉田提交的收入减少证明，无法通过审查。最后的希望没了，杉田女士捂着脸哭了很久。

疫情之前，杉田女士相信自己能够把孩子们抚养长大，但那样的未来却越来越远了。「没脸做妈妈，想去工作，想让孩子们过上普通的生活。没有办法实现想要的生活，太痛苦了。」

现实中，除了政策的门槛，甚至连公交车站的长椅，也透露着试图抛弃边缘人群的气息。

大林女士遇袭去世后不久，NHK的调查记者德田隼一和冈崎遥来到了幡谷原町公交站。令二位记者耿耿于怀的，是大林女士休憩的那处长椅宽度不到20公分，长度也只供两个中等偏瘦的人坐立，这意味着，大林女士只能蜷缩坐在这里，根本无法舒展身体。夜晚，铁皮只透着冰冰凉凉的寒意。在记者的手记中，德田写道自己坐了不到30分钟，身体就已经冻僵了。

每个公交站、公园的长椅中间，都挺立着一两个坚硬的铁质扶手——这在日本随处可见，这也完全断绝了流浪者们躺在长椅上的可能性。在日本的建筑类评论中，这些冰冷的长椅被称为「hostile architecture」——具有敌意的建筑。日本青年建筑师井川心郎在一篇评论中表明：「公共空间正在慢慢变得不那么公共，而且对谁能够使用它们的限制也越来越多。为了防止无家可归者使用公共空间，城市设计师也让这些公共空间逐渐失效。」

大林女士栖身的公交站座椅图源纪录片《事件之泪》

此外，流浪妇女帮扶组织的Nora还发现，「即使她们只是想在街上住一晚，街道的管理员们也不允许她们搭帐篷，有时公园和道路管理人员会直接把她们的睡袋和被褥拿走。」

对于大林之所以会选择公交车站短暂落脚，一位也曾有过流浪经历的女士如此解释，「和其他地方比起来，公交车站稍微明亮一点，又有人流经过，大概稍微能让自己感觉到我还活在这个社会里。一个人真的非常寂寞，如果是在这里，孤单和被孤立的感觉会不会有所减轻呢？」

面对大林女士的离世，社论作家佐藤直子称：「我觉得我的生活因为我是女人而被轻视了。吉田不是唯一一个轻视大林女士生命的人，这个国家也同样在轻视她。」

2021年11月，大林三佐子女士逝世一周年时，新宿区再次举行了纪念追悼会。现场没有忘记大林的人们发出了这样的呐喊：「我们需要一个在遇到困难时可以随时寻求帮助的社会。」

一个健康、文明的社会不应对任何弱者视而不见。也正因为如此，电影导演高桥伴明拍摄了这部《在公交车站直到黎明》。

但是，电影并没有复制属于大林的悲伤结局。影片中，女主人公北林三知子在被骚扰、伤害后，得到了女性友人的帮助，最终活了下来——这也是这部电影最被观众质疑的部分，对此，高桥导演表示，「这起悲剧会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他也再一次重申了自己为什么一定要拍摄这部电影，他想提醒日本民众记住大林三佐子，因为——

「这个社会里的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大林三佐子。」

图源电影《在公交车站直到黎明》

参考资料：

1. 纪录片《事件之泪》. NHK 电视台

2. ひとり、都会のバス停で～彼女の死が問いかけるもの. NHK. 2021-04-30

3. バス停で殴打され亡くなった女性に自分重ねる 「わたしは人と見做されているか」 詩人平田俊子さんと現場を歩く.共同社. 2021-01-29

4.《渋谷ホームレス殺人》“所持金8円”被害女性の謎を解いた「名刺大メモ」と「電源の入らない携帯電話」. 周刊文春.2020-11-26

5.〈被告死亡 自殺か〉渋谷バス停・64歳女性ホームレス殺人 “46歳ひきこもり犯人”は「窓から見える景色が僕の全世界なんです」周刊文春.2020-12-03

6. Could a Japanese influencer's comments about the homeless lead to hate crimes?.The Japan Times. 2021-08-21

7. Hostile Architecture: Marginalization by Design.2022-0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