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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音乐家叶小钢:希望我的音乐能讲中国故事

2023年1月9日 文/ 赵雅静 编辑/ 孤鸽

叶小钢自小受家学熏陶,苦练琴艺,后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为78级“黄金一代”成员,创作了一系列独具民族特色的作品,让世界认识到中国音乐的新面貌。

2022年,叶小钢《临安七部/西藏之光/天津组曲》《锦绣天府·生命如歌》等作品专辑发布,他的作品学贯古今,且融合了西方的技法与中国文化,真正做到用音乐“讲中国故事”。

作为音乐教育家,他身体力行地参加教学工作,积极推动音乐普及,投身国民美育教育,让音乐照亮更多人的人生,助力中国文化向上向强发展。

作者|赵雅静

编辑|孤 鸽

2022年的叶小钢,67岁,身兼多项职务,但没有放慢创作的步伐。对于一个始终怀着理想,想要攀登人类文明高度的作曲家来说,有太多的事想做。

一方面,叶小钢对自己有期望,他崇敬贝多芬、瓦格纳、柴可夫斯基等古典音乐巨人,亦希望自己能够如大师一般,思想领域以音乐为中心,向文学、哲学等维度进一步拓展;另一方面,他还要继续发挥自身的力量,将中国文化、中国故事以音乐为载体,推向世界。

1987年走出国门赴美求学,叶小钢感受过中国音乐在技术和理念上的落后。在外学习、游历时,他充分吸收了西方的创作精髓,并在中国传统音乐基础上,融入了德国古典音乐和美国当代音乐创作技巧,真正做到用西方听得懂的音乐语言来“讲中国故事”。

尽管做的是现代派音乐,叶小钢也在诸多作品中融入了竹笛、古筝等民族乐器以及诗词、京剧、川剧等传统文化元素,创作了一系列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作品。2013年,叶小钢“中国故事”专场音乐会系列巡演在美国纽约林肯中心埃弗里·费希尔音乐厅拉开序幕,被认为在中国音乐历史上有着非凡重要的意义。

一路走来,他肩负多个头衔和使命——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音乐学院创院院长、中央音乐学院教授等。在教书育人、参政议政方面,叶小钢皆全力而为,同时他也十分明确,自己的核心身份,依然是一名作曲家。

以下为叶小钢的讲述——

在国际上撒开自己

2022年9月底,我就67整岁了。其实春节就应该这么说,但上半年我一直说自己是66岁半。岁数吓人啊。我今年参加了好多追悼会,李光羲去世了、周广仁去世了、吴祖强去世了,我每次看到这些消息,感慨颇深,真是时不我与,真的要着急。交响乐我写到第八个了,不敢写第九个,一般写完第九个就去世,你看贝多芬、舒伯特、德沃夏克都这样。

时间的紧迫感会让我焦虑。我常常扪心自问,我达到柴可夫斯基的高度了吗?虽然时代不一样了,他们是古典主义理想的高峰,大概现在没有人能超过米开朗基罗,也不可能有人超过贝多芬,托尔斯泰和肖斯塔科维奇都是上一世纪的,但是在有生之年,我想要达到这个高度。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写书?因为瓦格纳就是哲学家、艺术家、文学家,他的哲学意识形态全部在一起,是一个巨大的作品。我觉得我还欠那么几步,所以我任务很艰巨。

我67岁的人了,按道理早该退休在家待着了,但我现在的生活是连轴转,每天A中有B,B中有C,C中有D。要创作,要教学,还要看书,听音乐,写文章。作为音乐学院院长,我还有管理工作;作为政协常委,我要参政议政……虽然所有的工作都分享了我不少的时间,但也正是因为这些工作让我的接触面、视野、世界观、看法比一般人,比我们同行要丰富。

在不同身份之间,我最大的身份还是作曲家,世界对当代中国音乐文化的认同是我目前最重要的工作目标之一。

中国现在当务之急,是需要让国外认同中国的文化理念。我们这一代成才晚,我上大学都22岁了,大学毕业都27岁了,但是我们这一代人,是真正有机会提高中国文化的一代,我们也一直在做。如今国际上对中国是认可的,无论从哪方面来说,我们当然比过去要强很多。但是,我们还没有强到出来一个柴可夫斯基,出来一个贝多芬、一个瓦格纳。

所以,我去年出了5张唱片,今年再出4张,就是急于在国际上撒开自己。至少人家一翻,知道中国有个作曲家叶小钢。出了10张唱片,和一张唱片都没有的人是不能比的。

外国不一定会通过音乐了解背后的时代背景,但他们会了解中国这个作曲家。作曲家是一个社会的人啊,没有“社会”哪来的作曲家?所以推广中国音乐是一个很长、很复杂、很需要花时间的过程。

但是我们已经在做了。2002年,我和朋友们一起创建北京现代音乐节,到现在已经20年了。除此之外,还有青岛海洋国际音乐季、大湾区艺术节、深圳“一带一路”国际音乐节。这20年来,我身体力行做了很多中外音乐交流的工作,其中也包括到国外去推广中国艺术、推广我的音乐——因为中国文化包含在我的音乐中。

10年前我50多岁,50多岁才敢和世界去叫板,40多岁还觉得自己不够硬。打铁需要自身硬,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讲好中国故事

2013年,我58岁,在美国纽约林肯中心举办了“中国故事”专场音乐会,演出了《喜马拉雅之光》《最后的乐园》和《大地之歌》3首作品。之后“中国故事”音乐会开展了世界巡演,走过了德国、英国、法国、波兰、哥斯达黎加、秘鲁等多个国家。

那个时候我的初心很简单,就是想让国外认识到中国音乐的新面貌。因为人家以为我们中国音乐、中国艺术要么是舞狮子,要么是杂技,要么是古筝、古琴、琵琶,没有什么像样的当代文化艺术。所以我希望用音乐打开一扇窗口,让大家知道中国音乐已经进步到了这个水平。

从2013年到现在,我认为外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变化挺大的。我刚开始在美国、德国演出的时候,大家看你会觉得很好奇,“怎么中国还有这么一个人”那种感觉。现在我们出去,人家都不好奇了。但这还不够,到现在为止,我都认为外国并不十分了解中国的发展。美国的电视报道面很宽,世界各地的事都报,但是他们的意识形态是非常保守,也非常美国化的。

1984年我第一次出国,在亚太地区艺术节及作曲家大会上演奏了《西江月》。那时候我觉得出趟国高兴死了,能代表中国青年作曲家,那是什么荣誉啊!觉得自己都抖起来了,不知天高地厚。1987年,我拿到伊斯曼音乐学院奖学金,赴美留学。

结果刚到美国的时候,我连话都不敢说。第一,我英文不好;第二,确实没人家强啊。就好像你已经在读微积分了,跟你同班的人还在学加减乘除呢,你会看得起他吗?首先在技术上、在演奏上,我们就赶不上。现在中国交响乐队的演奏也很厉害了,当年我们中国乐队水平很差的,用我们自己的话讲,“正经声儿你都没听过。”

所以我讲中国故事是在讲什么呢?我要讲一个中国的当代艺术家,现在完全可以用世界通用的、大家都听得懂的艺术方式,来精湛地讲自己的故事。比如我会用交响乐队,交响乐队是通用的音乐语言,乐器大家都会,只不过美国的音乐逻辑是do mi so,中国的音乐逻辑是re mi la,这就是用世界语言来表述中国音乐,我不会为了推广去改变自己的音乐。

现在中国的音乐技术提高了,就像说英语,以前可能只会说I love you,现在会说很复杂的从句了。外国人听了之后,会对中国的理解发生变化。他会觉得,第一,中国的艺术教育非常完整,完全跟世界接轨;第二,完全没有意识形态的隔阂,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你们都知道,国外用的方法你们都有,是同步的。

所以我的音乐创作方式,是在中国传统音乐基础上,融入了德国古典音乐和美国当代音乐创作技巧,同时在美学层面上,我使用大量中国古代文化的历史积淀去做音乐。我最早推出的改编中国古文化的音乐是李白的《将进酒》,我把它改成交响乐,配以濮存昕的朗诵。后来我还谱曲了王维的诗、李白的诗、杜甫的诗……我站在他们的肩膀上,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峰上,让交响乐登上更高的高度。

除此之外,我的创作也辐射到更广阔的维度,有讲湖南的、讲江西的、讲陕西的、讲四川的、讲上海的,讲传统文化的,讲鲁迅的,或者讲当代社会——《美丽乡村》我在英国演了好几次,每次都掌声热烈。我希望我的音乐能讲“中国故事”。

向上的力量

如何真正做到让音乐能够触及听众,《美丽乡村》是个很好的例子。做音乐,最需要的是说真话,而不是说样子话。

2019年,我受邀以“浙江乡村振兴”为主题创作音乐《美丽乡村》,人家听了都觉得一点没有说教,完全是叶小钢自己,我觉得我做到了。

写这类曲子的时候,我一定会去当地采风,和人们交流,就是到人民生活中去,到生活情景中去。像作家周而复写《上海的早晨》,茅盾写《子夜》,一定都是这样。

所以,《美丽乡村》最明显的特色是真挚、不做作。音乐是最不能作假的,要好听,要打动人心,你只有把自己真的扔进去,把你的真实情感扔进去,配合你的修养、你的技术、你的全部能力,来成就一部作品。

这其中当然有一点天赋成分。我从小在上海长大,对江浙一带很熟悉,所以对我来说没有隔阂。在《美丽乡村》里,我使用了当地的民歌。这个民歌不是我去学来的,是我从小就会的。我把它融合过来,把它变成我自己的语言,自己的形式。

音乐是时间艺术,它有形式感。就跟画画一样,你到底是水墨画、水粉画、木刻,还是油画?你可以画成赵无极那样,想象力特别足,抽象又不拘小节,云中见云,雾中见雾,你可以说看到了他内心的狂野,你也可以说看到了大自然的神秘莫测。

你也可以画成陈逸飞那样,基本功很扎实,写实、具象,像《吹单簧管的少女》,一幅画实打实地出来,一点都不能作假,你稍微不像一点,就不是了。

《美丽乡村》是写实主义的,很具体的音乐。我写了几个月,去了很多地方,勾勒得很仔细,有工笔的细腻和写实主义的沉着,一点没有喧嚣。我就是想写就一幅中国结结实实的中国画,很静谧,很美的一幅画,有烟火气,让人能怦然心动。

创作音乐,就怕没功夫,我的东西看的是功夫。《美丽乡村》是这样的,我今年要写一个《红楼梦》的芭蕾舞剧,两个小时。没有实实在在的功夫,我哪敢去做啊。

我希望我的音乐对于现在社会的意义,是能够带动人们对崇高审美的认识。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是蒸蒸日上的,所以我做的音乐不是颓废的,不是消亡的,是很正面的,能够让人鼓起一种生活的信心。

我是个音乐家,我的生活完全靠音乐的力量。如果我的日子过得不好,或者我不开心,我只要听听那些激动人心的、人类历史上优秀的音乐作品,它们一下子就能激励我,让我觉得我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音乐的气质确实与时代有关联。莫扎特的音乐,叮叮当当很好听,他很愉快、很天真,注重旋律;肖邦很甜美,他属于浪漫主义时代,整个音乐是比较明媚、比较向上的,没有太多阴霾;20世纪的音乐就不是往上走了,而是往地狱里走的,现代化社会又是原子弹,又是一战、二战,所以音乐刻画了人类肮脏、有破坏性的一面,这也是艺术上更伟大的开拓。

那我现在处于中国的这个阶段,我觉得我的音乐里也有很多现代派的东西。但是我每一部大作的基调都是往上走,因为这个时代最需要的是一种向上的力量。即便是碰到不愉快的事情、伤心的事情,我还是希望我们不要沉沦。

不要荒度人生

一部作品能感动世界多少,咱们看缘分了。我不敢说自己能推动时代,我的作品会不会被更广泛的受众听到,这个也不能太急。我是看得很开的,老柴的《天鹅湖》第一轮演出是失败的,后来他自己再也不愿意提《天鹅湖》这个作品,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它才又被慢慢捡起来。

我可以肯定《美丽乡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好作品,但是你说有多少人知道,也不好说。我的《大地之歌》2005年就世界首演了,当时还在全世界进行过巡演,但到了去年,在发行了那张同名唱片以后,才真正为世界所知。这其中必然有一个时间差。

一个时代出不了几个音乐家,每天各种作品诞生,如过江之鲫。我觉得我是比较幸运的,因为我不靠投机取巧,不靠卖弄概念,我是靠我实打实的功夫。

现在我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音乐学院的院长。我最朴素的愿望就是管理好这个学院,让学生能够顺利毕业。我希望这个学校能够培育一种新型艺术人才——对人类的未来具有无休止的好奇心,同时对自己有责任心。我们的学生要成为一名对世界有责任感、有领导力的学生。

作为教育者,除了传授音乐技能之外,我认为实现人生理想、养成端正的世界观是很重要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很厉害,“精卫填海”“夸父逐日”都是中国人的精神、中国人的信仰。但是现在也有人说,中国人除了钱什么也没有。事实上不是这样。所以,怎么样让世界知道我们中国人的精神追求很厉害?我用音乐写过《夸父逐日》,写过《精卫填海》,但前提是要具备相应的世界观和文化修养。

一定要熟悉本民族的音乐语言,不然很难写出了不起的作品。现在的年轻人,他们一接触音乐,很多是西方配器法、对位法、观念、形态、电子音乐等,这不是根深蒂固的民族传统。尤其是旋律系统,我们中国的音乐是有自身的特殊语境的。

这个世界值得我们用功、用心去对待,要认真对待你生命中所遇到的每一件事情,分清轻重缓急,把握分寸,掌握时机,然后审时度势,不要荒度人生。人生不可预见的事情太多了,活着的人要特别小心,这样我们生存的时间会更长一些,我们能够实现的价值会更多一点。

我现在还欠很多活,我也挺着急的,一大批作品等着我出版发行。作曲家最后如果留不下作品,那不是瞎混嘛,你生前做再大的官也没有用。音乐与艺术才是我真正的追求与热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是我的赤子之心与前行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