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宁理的对话原本约在2023年年初的上海。准备见面的那天，他的抗原两道杠了。10多天后，我在北京见到了他，那时《流浪地球2》即将上映，他在电影里扮演科学家马兆，在关于「数字生命」的议题上，他与刘德华扮演的一位失去女儿的父亲站在了论点的两极。

生命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从这里聊起，这几乎是贯穿他一生的命题。

11岁那年，因为一场车祸，他失去了母亲。他的内心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缺口，他无数次回到事情发生的那一天，用一生试图重构一个在身边的母亲。他感觉到，人生的各个阶段，母亲似乎都在，「帮助着我，看着我，指引着我」。去年，拍摄《流浪地球2》期间，他又失去了父亲。他说，与父亲在人世间的合作结束了，但情感一直持续。

生命中的失去与痛楚雕刻了他，他始终是一个不安的人。19岁时，宁理考入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后很快成名。快30岁的时候，他只身一人前往美国，从「sorry no English」 开始，送过报纸，当过房屋中介，在邮局送过信，最后在明尼苏达大学学习了电影制作。又过了10年，他回国，经历了漫长的无人问津，直到2017年，他在《无证之罪》扮演不同寻常的杀手李丰田，重新被看见。

「李丰田之后也没有扬眉吐气，只是有点穷人乍富的感觉，只觉得千万要好好地把握。」他仍然在和自己的纠结、不安、恐惧相处，这已经成为他生命的底色。

这几年，事业重启，家人不在身边，他一个人独居上海。生病的这段时间，天天在家里「自己可怜自己呗」。一片过期的布洛芬吃下去，「妈呀，汗如雨下啊，立刻就好了。」他是一个无论身体还是情感都极其敏感的人。抛开演员的身份，这是一个敏感的人关于生命所能讲述的故事——

文｜戴敏洁

编辑｜姚璐

图｜（除特殊标注外）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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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1岁的时候，我母亲去世了。那一年我看报纸上说，本市今年非正常死亡多少多少人，其中多少人死于车祸，多少人死于怎么怎么样。这个数字里边就有我的妈妈。

它就只是一个数字，没有任何的生命色彩。但是她对于我来说，就是我生命的全部。

我们的生命到底是什么呢？在茫茫的宇宙当中，就像Linkin Park唱《One More Light》，歌的意思是，遥望璀璨的星空，谁会在意多一颗星少一颗星，自己在人世间是多么的无足轻重。但我们的生命，对于亲人是怎么样的呢？

《流浪地球2》里有一个理念是，当有一个大的地球危机，你对于你的家人是全部，但在整个地球的概念里，你就是一个数字。我们人类，渺小的这坨肉，在你的族群当中，在你的星球当中，在你必须做牺牲和选择的时候，你会如何处理它呢？

电影里探讨了数字生命，把人的思维、记忆输入到电脑里面，可以离开肉体，成为永恒。这是一个非常高的科技，为什么不呢？但我扮演的角色马兆有一句台词是，在一个巨大的灾变时刻，如果所有人都用这个方法，那谁还在意这个现实社会呢？我和华哥（刘德华）扮演的角色站在这个论点的两极，它不只是科学问题了，它是一个伦理学和社会学的悖论。

宁理和刘德华在《流浪地球2》

我有的时候在想，人的生命是以什么作为一种标记？什么算是生命的开始？什么时候算生命的终结？我看过一个纪录片，采访我最喜欢的乐队The Beatles的保罗·麦卡特尼。约翰·列侬已经被枪杀了，The Beatles再也不能够复原了，你怎么看约翰·列侬死这个事情？然后保罗·麦卡特尼就说，他没有死，他只是去了一个地方，就是没有邮政服务而已。

我琢磨很长时间，我母亲去世了吗？但我现在做的一切，她都是在帮助着我，看着我，指引着我。只是我现在没有办法跟她有直接的联系。对于这个肉体来说，它只是完成了一段旅程，什么东西都有损耗的时候。

我看过一个科学的文献，大意是，我现在跟你说话的时候，我们身体的细胞不断在死亡和复制新的。是什么让我们仍然是这个人？如果被一闷棍子给砸上去，再醒来以后完全失忆了，那这个人还是不是他？是记忆，你自己的记忆，别人对你的记忆，让你仍然是所谓的同一个人。如果记忆能够延续，生命呢？

后来我关于母亲的记忆，都是在重构她在我身边。重构之前必须有一个实体。我每次跟人说到的时候，我头脑里都会有她的那个形象。她是真实存在过的。

年轻的母亲和宁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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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童年的经历经常混淆。我爸妈被下放到安徽，我跟姥姥在北京生活，我会坐火车两地跑。对我来说，火车其实是浪漫的。我印象里有一次我坐火车回北京，碰到一个解放军女战士，我好像情窦初开了。她就坐我对面，我也不敢看她，但她真好看你知道吗？而且，我可以在火车上看很多小人书，听着咯噔、咯噔的铁轨的声音，没有觉得是离别。

尽管两边跑来跑去，但父母的参与都是有的，他们会创造出很多东西。小时候因为家里没钱嘛，买一副象棋挺贵的，我妈找了她们单位写美术字的，给我们画了一个棋盘。我妈妈是医生，一小瓶一小瓶的针剂用完了，她就把橡胶瓶塞积攒下来，请同事用油漆在瓶塞上写上车、马、相、士、帅，给了我们一副象棋。

有一次我跟我姐下象棋，人在高度集中的时候，你手里就有下意识动作。她把我的棋子吃了以后，她拿着，她就搓。过一会儿，下完了，说再来一盘，一看字全搓没了，全在手上呢。我妈说，你看你们这些孩子，不能搓啊，又回去让她同事重新画了一副。

那天是礼拜三。那时候礼拜三下午是没课的，我姐、我、我弟三个都放学回家了。我跟我姐下了一盘，我输了，轮到我弟弟跟我姐下，我就在旁边看小人书。这个时候我堂姐来了，跟我姐说，你妈妈出事了。突然听着我姐一声尖叫，我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个时候时间静止了，一直到晚上都是。这个画面现在仍然非常清晰在我眼前，不是说记忆，我一点都不想记，我就想把它忘掉，但是它已经刻在了你的身体里了，如影随形。

宁理三姐弟

我最远的意识，是我4岁的时候，也是跟母亲有关。有一次我跟我姐一起生病，最后一针我妈就在家里打抗生素，给我姐打了半针，剩下半针给我打。我就趴那儿，突然我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了。我说妈，怎么哪都像军大衣的毛领子，黑黑的。我就听见我妈一声尖叫，那个针被拔出来了。我还没缓过劲儿来，「啪」又一针，我就恢复正常了。我是对抗生素过敏了，我妈妈是非常严谨的医生，她预备了一针肾上腺素，本来针管应该过一遍生理盐水的，但那时候来不及了。

我爸从外头推着两轮的平板车来了，我妈用棉被给我一包，抱着我坐上车了。冬天嘛，我爸就跑，拼命地跑。当时我完全是清醒的，不明白这干什么呢。我妈就不断地叫我名字，宁理，我说哎。宁理，我说哎。最后我烦了，我说妈你不要再叫了。那一刻反应可能让她放心了一些。进了医院以后我就不太清楚了。据我姐、我妈跟我说，我在医院里休克了四天。我的身体特别敏感，所以我妈就特别关注我。

我妈有一次到农村出差，送医下乡什么的，反正去了挺漫长的时间。我也是不听话，我爸就把我一顿打。我姥姥之前就跟我爸说，得往屁股上打，你别乱打。我血小板低，凝血差。我爸就听话了，愣是拿鞋啪啪抽屁股。我妈正好回来了，说宝贝儿子来，抱抱。她一下看到我屁股上那个印了，好多都有出血点。我妈当时立刻就开始看我全身。我爸这时候带着紧张、羞怯说，你儿子是我打的。我印象真的是很深。你知道母狮子什么样，她就什么样。我爸那时候就默默地承受着（笑）。我幸灾乐祸的同时有点紧张，都有点同情我爸，我说妈差不多就行了。

我妈的性格真的是很可爱。有一次她跟人借了两个鸡蛋，她不小心可能一滑一栽，一个鸡蛋一下掉了，人就很本能，去抓那个鸡蛋的时候，啪的把手上的这个鸡蛋一扔，两鸡蛋全碎了。我当时目睹着，我吓坏了，我想我妈她肯定会痛哭，或者自责。但她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不是因为悲伤，是因为觉得太可笑了。她事后还把这个事情给我爸，给我姐叙述了一遍，无实物表演。

我觉得我母亲是爱美的人。我印象特别深，在她临去世前，逐渐开放了，女性可以开始穿一些有颜色的衣服，去烫有一些波浪的头发。有一天我妈就烫了一个，她的表情是兴奋的，又是腼腆的。这东西她也不习惯，但作为一个母亲，一个妻子，她希望带给家人是美的样子。这些细节都让我印象深刻。去世时她才40岁出头，很年轻。

我父母给我最大的一点，是他们多元的爱好。说教的东西有，但是说教的东西我都不记得了。他们给我留下的最宝贵的就是他们自己做的东西。比如说我爸就爱看书，他看书很杂。他是一个理工男，但是他对于艺术和戏剧极其极其热爱，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测绘学院的，大学毕业以后留校了，周末的时候骑个自行车去到首都剧场，去看人艺的话剧，如数家珍。他毕业的工资第一笔钱给自己买了一把口琴，德国产的和莱牌的，非常好，现在还在我们家。我说那你吃什么呢？他说因为他是留校当老师，管吃管住，所以他就奢侈了一把，因为他觉得音乐很重要。

我妈妈也对音乐特别喜欢，她的性格跟我爸是不一样，是外向型的性格，体操也很好，游泳也特别好，也喜欢唱歌、戏剧什么，他们都没有强迫我做这些东西，他们给我很深的感受。

我的生日是3月份，我母亲去世是5月份，所以我过完11岁生日没多长时间，我母亲就走了。

宁理（后排中间）小学三年级时登台演话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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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意味着什么？那时候你不懂，因为你总是觉得，妈妈每天上班也是早出晚归的，再晚她都会回来。过了很长很长时间以后，才能面对这个现实，她再也不会回来了，这个人在我的生命当中永远永远地消失了。我一生当中可以获得任何东西，但是我不可以再有一个母亲。对于一个11岁的孩子来说，他要强行接受这个事实。

刚开始的时候不懂，连痛苦都没有，什么都没有。那时候我有很深的自责。在我妈的追悼会上，因为我是长子，亲戚就说，宁理你一定要哭啊，你妈妈死了你要哭啊。后来我睡觉的时候会想她，我会哭。长大了一点以后，想到会很难过，会哭。但在追悼会上，我一点也哭不出来，我不知道为什么。

后来我跟我的岳母说过这事，在我母亲追悼会上，我其实特别想笑，难以抑制地想笑。没有什么觉得可笑的东西，但就比如看着一个东西上面写禁止触碰，你就有冲动去碰；比方站在一个高楼的边上，你就觉得太可怕了，但是我就想，我要跳出去会是什么样，就是这样的感觉。

我岳母是学教育的，她是大学的老师，她就说这可能是一种hysteric，就是歇斯底里。那个时候我就觉得，那是特别不愿意告人的一个事情，我不愿意提，也不愿意别人提。不是因为我伤心，而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是不好的，更多的是一种羞愧，痛苦都不是最主要的。

这些情感记忆，在将来做演员的时候，我突然间就发现，悲伤或者是痛苦，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不一定非得要痛哭流涕。我母亲去世，我觉得好像是我做错了什么一样，别人问起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对我的一种羞辱和伤害。别人说你妈死了，为了这个事我就能跟他打一架。

我觉得母亲去世了以后，这个家庭就算是解体了。父亲跟母亲不一样，你知道吗？母亲（的爱）是天生的，是动物性的安全感。父亲不是这样，只是一种理性告诉他，我要当一个父亲了，但真正一个生命降临到他面前的时候，他是无措的。我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吓我一跳，长得跟一小老太太、小妖怪似的，也不是立刻就爱上这个东西的。之后强加给你很多责任，给她换尿布啊，晚上哭的时候你要喂她啊，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磨难，才逐渐地由不适应变成了你生活不可推卸的一个责任，逐渐逐渐她也会给你带来乐趣，会给你带来一些希望，情感慢慢建立起来。

死亡对于我来说，最大的可怕是别离，我就感觉生活是黑白色的。后来我父亲买了一个留声机，也没钱，就是一个机芯，他自己做了一个盒子，自己刷的漆，非常精美，找了一些塑料的透明唱片，李谷一的、李双江的，也有西方的圆舞曲。不是说可以过一个新生活了，我们不要沉浸在过去了。他就是把留声机放在那里，因为家里需要有一些新元素，改变我们的关注点。

后来我们搬了很多次家，很多东西也都在搬家的过程当中丢失了，我觉得不一定需要实实在在的东西来唤起回忆。回忆本身更重要，我都能复制出来那个象棋是什么样子。

大学毕业以后，我才能比较自如地提起母亲去世的事。过去很长时间了，我自己足够成熟，有自己的心理建设了。这个东西是一个悲剧，并不是我做错了什么，并不是一个羞耻。现在每次跟人说的时候，我好像再重温了一次。比如说我妈妈烫发的那个小细节，也是我刚刚想起来的。从4岁到11岁，这才多少年对吧？而且还有很多时候不跟她在一起生活。但是这一切是很美好的。说的时候都是在回忆，这种回忆也很美。

宁理和刚出生不久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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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多人问我说，你什么时候选择的表演？其实一开始是被动的，我第一年没有考上大学，第二年考上了上海戏剧学院，从19岁开始，我的生活一直是跟表演有关系了，我有点小聪明，会耍耍花活什么的，做得还可以。当时上海话剧中心非常扶持青年演员，大学毕业一去就是演主演，演重要的角色，参加国际戏剧节，都让我们去。虽然说工资不高，也是挺好的了。

当时就觉得演戏反正就是这样了，想尝试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想去国外看一看。我做什么事情都没有跟我爸商量，我就跟他说一个结果，反正我长大了也不能揍我了。

我想象中的美国，就是欧洲那样的。结果去了我就傻了，农村，你知道吗？跟你电影里边看到的什么纽约、洛杉矶完全不一样。我去的那个城市，叫波特兰。高楼也没有多少高楼，人也没多少人。之前我在上海，总是阴雨连绵的嘛，到了美国这个波特兰，跟上海一样，也是阴雨连绵的。我从一个大上海，到了一个上海的浦东，那时候浦东还没有发展，就是农村嘛。

宁理在金门大桥

当时是出国潮，我就觉得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尝试。但过程当中突然觉得，是不是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错误的决定不是说出国，而是说我离开了这个工作，戏剧舞台是不是真正属于我的？于是我就想，我能不能在美国当演员？去好莱坞。后来发现，讲话还说不利索呢，当什么演员？英语一句也不会。练的第一句话就是，sorry,no English，就这个，你知道吗？特别丢人。别人跟你说话，你傻笑，还不好意思打断，最后说，sorry,no English。

我去上英语课。老师一讲课我崩溃了。用英语来教英语，咱在中国上学的时候不都是，同学们，这个是apple，苹果。在那儿是，OK，This is apple，everybody，open the book……不是一个字，是一片，一串。你都不知道他说什么，这东西怎么学？你就懵圈了，你知道吗？有一段时间，真是崩溃的。

每天反正去学英语呗，你得学，要不然没办法，但是总学不会。那个时候就觉得已经自己很大了嘛，30了，还来干这个，真的是很苦恼。有天在去学校的公共汽车上，望着窗外，蒙蒙细雨，唤起了我浓浓的乡情，就想着未来怎么办啊。车厢里的味也比较难闻，什么人都有。突然车门一开，上来俩黑人兄弟。我就看窗外。这俩哥们就聊起来了。聊什么呢？那个人说你怎么今天坐公共汽车了？说我车坏了，拿去修了。是哪个车？那个黄车，挺好看的……

你听懂的那一刻，你还没有立刻意识到，就知道他们在说修车呢。我还在想我自己事儿呢。等意识到，那种欣喜，你知道吗？你就特别想过去抱一抱那哥们。那一刻就开了窍，大概能听懂了。

之后我倒是去找了一个话剧，第一句话就问你，do you know Kongfu? 我说我跳舞顺撇，恨不得走路都顺撇，就懵圈了。其实好莱坞还是蛮遥远的，不止是地理意义上的。

后来唯一干成的是在邮局的工作，但是我看到周围的人，好像是在看一个个的影视剧、舞台剧，看到的全是戏剧冲突，我就好像处在戏剧情境当中。在邮局的时候，我看到一个聋哑女孩，那时候我的英语不好，她跟别人沟通也是用手语，英语对她也是没用的，我看到的是一个无声的舞蹈、画面，这特别让我感动，我觉得这就是电影了，这不就是戏剧嘛。戏剧和电影传达给观众的是什么呢，就是人们对于自己、世界的交往的渴望。

原来我从事的是这么有意思的一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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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底，2006年初，我正式回国了。其实当时主要是我妻子来中国工作，我就跟她后边混。

找我的工作，一年两个顶多。很惨，而且是属于，人家很尊重你，宁老师，你看我们有个角色请你来，你没有说挑，或者讨价还价的余地。比如说我觉得这个角色好，能不能换一个？别想。想什么呢？有一点犹豫，就有别的人盯上了。但你知道你干这个活，还是因为喜欢，你有多大能力，就按多大的能力去做，你不会说人家给我这点钱，我就按这点钱给你来演，这怎么衡量？当时的的确确是使的全部力量，纯投入去创作。

但是大部分时候我就是在家里看孩子嘛，去游乐场，想着等周末了去哪玩玩，大家去吃点什么东西。虽然说是被动、无选择的，但是现在想想能跟家人在一起，还是很好的。我记得那时候去伦敦，在英国演话剧演了半年，小女儿还蛮小的，大概也就4、5岁。后来我只要一出去拍戏或者干什么，她就会说爸爸，你又要去伦敦了吗？

还有一次我去巴塞罗那拍戏，是国内的一个戏，拍了一个月，有点零用钱，就给大女儿买小裙子，买小娃娃。结果人说你光给你大女儿买？不给你小女儿买？我说买买买，给小女儿买安慰奶嘴，买了俩。他们都笑我，说宁理，你对大女儿和小女儿不一样。其实爱都是一样的，就是没钱，也更实用主义嘛。

宁理和女儿们在一起

那时候容易跟我媳妇吵架嘛，我感觉吵架的那个状态，都是在演戏。我媳妇看着我就说，OK，我知道你想演戏，没人找你演，你就跟我在这里演。吵架就吵架吧，搞得跟舞台上一样，怎么还得有一个调度嘛。

不只是接女儿的时候会被问，经常有亲戚朋友说，你最近忙什么呢？因为社会给你的男性定位，所以别人哪怕一个善意的问候，都会让你觉得会很自卑，会很敏感。所以你也不好意思说没事，闲着呢。我就说最近有个戏在筹拍，我还在考虑……考虑什么呀！

现在说可能觉得可爱，那个时候就确实是蛮酸楚的。它是沉重的，但是它不是那种撕心裂肺、刻骨铭心的，你仍然冥冥当中觉得可能还有机会。其实人生至暗时刻还是我11岁母亲去世的那段时间。我觉得真正的人生，除了生死以外，其他都是可以面对，可以解决的。

当时选择李丰田也是被动的选择。我特别不喜欢把这个经历说成励志故事。我不知道这是一种被动的动力，还是一种主动的动力，因为我觉得我不干演员我干什么呢？而且可能我母亲的去世，给我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影响。

我对于有些事情常常是无力的，也许我在蒙蔽我自己。如果这条路永远都走不通了，我原本可以去寻找另一种可能，但我没有。

我仍然是在反思这个事情，我不想跟所有的人说，你要坚持，这个很不负责任。有时候我会说，也许放弃也是一种重新开始，也不失为一种选择。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做出的决定是不一样的。我很感恩，到现在为止能有一个结果，但是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复制，我不知道。

宁理在《无证之罪》中饰演杀手李丰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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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我父亲在ICU的时候，我当时正在拍《流浪地球2》。他的思维都是很清晰的，我给他打电话，他说你就好好地拍戏，电影是大家共同创造的一个东西，你来你也解决不了问题，还耽误人家事儿，你就踏踏实实给人家好好弄。他让你的负罪感减少了很多。那之后我失去了我的父亲，但是我获得了父亲给我最后的一个力量。

其实母亲去世之后，我跟父亲关系变得很紧张，他就觉得棍棒底下出孝子。那时候我上高中，住我爸单位的宿舍楼里边，刚看完电影《少林寺》，于是我把手伸出去，在我们家窗户外边，拿着毛笔蘸着墨写字，得从外头看是正的，不容易呢，大大三个字——少林寺。（笑）我爸有天气冲冲地回来了，嘣一推开门，咣咣一顿揍。现在能理解，作为一个父亲来说，他那个时候确实没有什么精力太跟你循循善诱，就一顿打吧。

后来知道，对于他来说是一种恐惧。他说，我没有任何的帮手了。他说你可以是一个平庸的人，但是我不希望你是社会的累赘，我会觉得我对不起你妈妈。他说我真的害怕。因为他小的时候，他的父亲是缺失的，他也没有任何参照。所以长大之后，当父亲之后，我能理解他的害怕。

父亲进ICU的时候，身体的各个器官已经衰竭了，但他的意识非常地清醒，我觉得这是他最可怜的一点。他在ICU待了15天，我弟弟和我继母都进不去。他进到ICU，其实他就已经进入了坟墓了，只不过他在人世间的大脑正常运转，能够感受到那种孤独、那种恐惧，你知道吗？我觉得这是最痛苦的。

但是作为我们家人来说，我们不能放弃，我，我姐，我弟，最后我们商量了一下，我们有一个底线，如果要切开他的气管插管的时候，我们就放弃了。因为最后的一丝尊严都没有了。我相信他也是不愿意以这样的方式生存，生命的价值和乐趣还在哪里？

他去世的时候，剧组给我放了一天假，我早上从青岛飞到合肥，给他磕了一个头，火化，下午就回去。也算见他最后一面，人世间我们的合作结束了，它以另外一种形态存在在我们心中。你觉得他仍然在。我都这岁数了，遇到一种快乐，或者是遇到一个问题，我就想告诉我爸。

这个情感会一直延续下去，他在我的内心中还仍然是一个实体的存在，我相信我跟他仍然有心灵上的沟通。赶上过节，我给我爸打个电话，可能没有办法再跟他对话，但是我在想念他，他的那个微信号还在，我还会给他发一个微信。比方说祝他生日快乐啊，重阳节快乐啊，中秋节快乐，都会有，只要记忆在，这个人永远会在。

宁理和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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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身上自己最不喜欢的就是纠结。我不知道应不应该把这归咎于我母亲的去世，于是你就会有那种不安全感，你总是担心你的选择是错误的。也许本身性格里也有这样的成分。

去美国其实也纠结，会想是不是不应该？在美国呆了一段时间以后，我极度的焦虑，别人就给我推荐去看心理医生。于是我在经济那么拮据的情况下，找了一个很便宜的心理医生，20美金一个小时。我在那里讲，他都是假装很认真，来掩饰他的打哈欠。我看那个闹钟，每走一个字我就觉得又多少美分没了，一块钱没了，20美金马上就没了。但最后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花的所有钱都值得了。

他说你为什么要来看心理医生呢？我说我好像抑郁了。他说我跟你聊了一段时间，其实你只是沮丧。每个人都有，但这不是问题。但如果你老这么想，你可能真的会抑郁。

我就联想到，同学聚会的时候，大家会说，都40多岁的人了，怎么怎么了。我在想这个东西也是一种暗示，告诉我们生命在走到某一个阶段，你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应该做什么样的思考，我不想对我有这样的暗示。所以我自己不愿意去想自己的年龄。不是说我怕老，我觉得我现在仍然是可以听Rock&roll，我可以接受新鲜事物。我不想暗示自己。

9岁的时候我有第一次年龄焦虑，我被吓着了，想着自己就要10岁了。即将从一位数变成两位数了，这是一个多么重大的转折啊，我很快就要小学毕业了。照这么下去，我很快就要上初中、上高中、上大学......很快我就老了，就要变成骷髅了，那时候对于死亡的想象就是骷髅。

从小我爸妈以为我活不过16岁，因为我小时候身体极其不好。我爸妈就觉得要对得起这孩子，让他享受人生。所以比起我的姐姐和弟弟，我是玩得最多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上海什么的，他们都带我去玩过。

但其实在我们家，没有过谁更多一点的关爱，他们是有标准的。我从小就没有感觉有过社会地位不同、阶级不同、男女性别不同、长幼不同带来的天然的特权，我们家完全没有。

我们家是轮流刷碗的，有一天轮到我姐，那时候她刚有生理期。我妈就说，你姐肚子疼，弄不了，你来刷吧。我说，啊，我也肚子疼（笑）。那时候以为就是一般的肚子疼，后来才知道原因，那你这一下伪装就失败了嘛。

我小女儿是在北京生的，还挺好的一个私立医院。我老婆剖腹产，真的很难。那天生完了以后我进去看，有一个大大的板子上写着，祝贺宁理先生和xxx喜得千金。

这一刻我就觉得特别扎眼。我就跟前台说了，能不能把我太太的名字放前面。他们说是领导排的。我说凭什么，女性忍受了那么大的痛苦，甚至是生命的危险生了孩子，孩子还不跟人家姓，就这么一点点小小的东西，我还排在前面，我说绝对不行，必须换。后来我的牌子就换了。6年以后，我有个朋友也在那家医院生孩子，我买了一束花看他们去。我一看他们那个板子换成液晶屏了，全把母亲的名字放在前面。这事对于女性有多大的帮助吗？没有。她仍然经历这个痛苦，但是就这一点点的尊重，你就得给，这个世界上绝对公平是没有的，我们尽量找到舒适的这么一种公平。

我还经历过一个事情，当时我住在朝阳公园南门那边，大概10月底吧，有一天我正好出门，看到一个男的，穿得很破很脏，头发也打绺了，脚上穿的是一个拖鞋，坏了，他拿绳子给系上了，脚都冻红了。我就回家拿了一双工装皮鞋，就男孩喜欢穿的那种靴子。这时候他已经坐在超市门口的人行道上吃东西。我说哥们，这天冷了，你把这鞋穿上吧。他看了我一眼，一脚把那个鞋给踢飞了，指着我就开始骂。旁边好多人就开始围着看，我当时特别不好意思，本能的那种气愤，觉得这人不识好人心嘛。

我的期待是他对我进行感激，周围的人对我投来赞许的目光。后来我再想，你拿了这一双鞋，你平时也不怎么穿，你想获得一个神一样的对待，你多不要脸啊，对不对？那一刻也许我打扰了人家的生活，这么一想以后我就释然了。我把鞋放在垃圾桶的上面，我说对不起哥们，不好意思打搅了。我就走了。人家有自己的选择，千万不要觉得我们怎么样了，就一定在人格上更加高贵、值得赞赏。

年轻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我可能就会觉得这人怎么不识好歹，那时候我很幼稚，甚至在某些方面很无情。人的一生可能是自我雕刻的过程，一个手拿一个钻子，在刻另外一个手。

不演戏之后，我想做一个木匠。我岳父去世以后，留了非常完整的一套木工工具。做个马扎，做个板凳，恨不能做个小的擀面杖，都是一个挺让人着迷的事情。

宁理在修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