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马伯庸新作《大医·破晓篇》《大医·日出篇》相继出版，讲述中国第一批红十字会医生在那些特殊年代中乱世中奔走救亡的故事，在时代的卷轴上描画普通人的命运，受到极大关注。

他长时间埋头于故纸堆中，查阅浩如烟海的资料，寻找最能代表那个时代特质的情节和风格。生活中有时间焦虑的他，一旦开始写作，便进入放松舒适的时刻，乐在其中。

他的作品极具美剧质感，结构精巧，人物鲜明，语言凝练，而华丽磅礴的故事背后，他最终想表达的是人与时代碰撞时爆发出的生命力，呈现出“人民引领历史”的史观。

作者|屈露露、编辑|孤鸽

2022年对马伯庸来说是忙碌的一年。新作《大医·破晓篇》和《大医·日出篇》相继与读者见面，并获得了不错的反响。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马伯庸善于写历史缝隙中的小人物，《大医》是他继《长安的荔枝》之后的新作，背景设定在清末民初，主人公是三个普通的医学生。这是他第一次碰触近现代题材。

他以一个老学究的样子，拿着手中的放大镜，把那段颠沛乱世中一群中国医生的模样一点点找出来，然后花了3年时间丰满血肉。创作旅途中，他遇到了太多人，太多事，过程中几度落泪。

作为最会写小说的作家之一，马伯庸的文字干净利落，善用时间关卡精巧地排兵布阵、设计情节，又在细微处呈现人物的挣扎与命运的无常。

但现实生活中，马伯庸却是一个有着时间焦虑的人，他害怕迟到、飞机晚点，在乘车时他的脑袋里还会有一张自己的规划地图，如果某个环节和脑海中的地图没有扣上，便十分紧张。

而写作不是如此，在小说的世界里，他对时间的掌握是自如的，让他有一种安全感。像作计划一样，设计好每一个环节，那些他每每迫不及待想要表达的思想，都隐藏在其中。

写作于马伯庸而言，是一生的事情，他乐在其中。《大医》创作结束后的第二天，他没有休息，如往常那般走到办公室，打开新的文档，投入到新故事的准备中。

以下是马伯庸的讲述——

写作的回报

创作《大医》的时候，我一直在寻找一个根源——清末民初，中国最早一批医生们，他们为什么会奋不顾身、不计生死地在乱世中做出牺牲与贡献？

很早之前，我看过一部电视剧叫《精诚大医》，对它的名字印象深刻。《大医》创作初期，我想找它出来，结果却偶然间翻到了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

它里面的一段论述，令我很惊讶，“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我觉得这些话是我一直苦苦寻觅的，它跟《希波克拉底誓言》几乎可以等同置换，中西方对于医生天职的界定在这里不谋而合。

最开始，关于《大医》的名字，我也思考了很久，我想让大家明白，它是一个医学相关的书，但又不止是一本医学的书。我想了很多名字，直到看到孙思邈的这一段话。

其实《大医》这个名字我担心过，因为有很多谐音相同的书籍，还有各种各样的《××大医》《大医××》这类名字，它不够独特。但想来想去，我发现绕到最后，眼神永远落在“大医”这两个字上。我想对自己还是诚实一点，我的内心其实就是想叫《大医》。

清末民初那个时代，医生大致有三类：一种是接受过海外教育，早早见了世界的精英；一种是女医生，她们出身比较好，接收新意识，追求新思潮，可以对自己的人生做出选择；还有一类，出身贫寒，他们和医院签订契约，成为契约生，这是当时第一批医护人员的主要来源。

他们身上有精英主义的自豪感，也有一份救亡图存的焦虑感。他们睁开眼睛看了世界，就对世界形势有清楚的认识——当时的中国还处于积弱状态，整个国家陷于贫困和混乱，而且迟迟不见曙光。

在很多的场合下，这批医生率先站出来发声、倡议，他们喊出一个口号，叫“保种图存”。保种，保住中华的人种，然后追求生存。他们是鲁迅先生说的在铁皮屋子里先醒来的那批人。

创作初期，我跟上海华山医院的很多医生交流，从他们每个人那里都听到一鳞半爪的细节和线索。那边有专门负责院史馆的人，他们很专业，掌握着很多细致的档案和照片，还把照片扫描了高清版发给我。

这些老照片旁边会标明拍摄信息。我就根据它们，按图索骥，找出很多线索。其中有一张照片上，是两个戴着红十字会袖标的人，乘坐一个小木船运送伤员。照片本身没什么，但是你一看照片旁边写着的时间，是在辛亥革命期间的武昌，你就会悚然一惊。

我没想到那时除了革命党和北洋军两边打仗的人，还有红十字会的人舍生忘死地去拯救两边伤员。仗打完之后两边就跑了，剩下一地尸体，一方面是对死者的不尊重，一方面也容易引起传染病，所以红会医生们又去掩埋尸体。现在武汉有一座辛亥首义烈士陵园，当时叫做六大堆。为什么叫六大堆？就是因为红会的医生把这些战死者埋到一块，一共埋了6个很大的坟堆。

在看资料的过程中，我查到太多很有趣的事情，很多最后没有写到书里。这种小惊喜是我创作的回报之一吧，领略了很多我以前所不知道的东西。

其中有一个故事是从《申报》上看来的。说有一个医生给《申报》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说，“我受了医疗教育，病人得了病，过来之后应该说出他的症状，我来判断。但是我碰到很多病人来跟我讲，医生，我得的是肺痨、脾虚、伤寒，你应该给我开什么样的药？”这位医生让病人先别着急，他给做检查，结果病人又说，“书上说我这个脉搏是什么症状，它应该是什么病。”医生说，“你都这么明白了，你为什么还要来问我，这样显得我很没用。”

我看到这一段觉得很好玩，因为它其实跟现在没有任何区别。很多病人去看病的时候也是拿着一个手机，打开百度，搜索这个病应该怎么治。如果医生的处理方式跟网上说的不一样，他就会拿网上的说法挑战医生。这么多年了，它没有发生一点变化。

在字与字之间

关注历史洪流中的小人物一直以来是我坚持的一种史观。我曾经看过一个有关三国志的展览，里面展览的是所有跟三国有关的文物，我在那儿看到了两块砖。

第一块是在安徽亳州的一个墓葬里面发现的砖头，时间是黄巾起义前14年。这个砖头上有一段工匠写的话，大概意思是“你们快把我逼死了，现在我就等苍天已死的那一天，我要跟你们算帐”。

看到这块砖，你会一下子明白，为什么黄巾起义能够席卷天下。在黄巾起义的14年前，这些基层老百姓中，一个最普通的烧砖的工匠，已经被压迫得走投无路了。他喊出这种话时，一定有千千万万个跟这个工匠一样的人，同样受着压迫，同样在内心燃着怒火。

当这么多人都产生了“我要跟你同归于尽，我要跟你好好干一场”的心愿，最后就形成了汉末的历史趋势，才有了曹操、刘备、孙权这些人的趁势而起。

另外一块砖是在以前吴国的首都建康旁边出土的。当时晋国灭掉了吴国，天下已经三分归一统，这块砖写的就是“晋平吴，天下太平”。我考证后得知，这块砖的主人大概70多岁。三国奋战持续的时间很长，这位老人从出生开始就面临着战乱，一直到他70多岁，终于看到了天下太平的曙光。

我想战争期间，就算他不上阵打仗，他的朋友、亲戚也可能被战乱波及，他自己也可能要承担极其繁重的负担，现在“终于天下太平了，不打仗，可以安心过日子了”。

那时一定有千千万万像这个老人一样的老百姓，他们已经无法承担战乱的结果，当他们一起呼唤和平的时候，天下三分归一统是必然的趋势。

这两块砖当时给了我一种强烈的感觉——它们解释了三国乱世的起源，和三国乱世的终结。我们看到历史的主角，并不是那些名将、谋士、王侯们，而是这些千千万万个普通的人，他们的需求最后会形成历史趋势。这是我对小人物的理解，我就想写这样的人。

在《大医》这本书里，我也特地拿出来单独探讨：到底是英雄引领历史，还是人民引领历史？

我的观念是，单独的小人物实际上是对历史没有任何影响，也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当千千万万个小人物，同时产生了一个意愿去做一件事，那么它就变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浪潮扑击之下，英雄人物只是顺应趋势而已。

我还有一个创作标准：任何时代都一定有它最独特的一个感觉，这个感觉也说不上什么，是它的气质？还是它的社会规则？但是每个时代都一定有一个独特的情节，这个情节只有放在这个时代才能成立，放在其他时间、其他背景，故事逻辑就不成立。我一定要找到这么一个风格的故事。

做一个小说家，前提是必须要“杂”。找灵感的过程就是研读资料的过程，灵感也罢，脑洞也罢，这些东西都是建立在你读了大量的资料之后。我现在对秦末汉初的资料、唐代的资料、明代的资料都要看，因为你不知道什么点能触动到你，你只能去接触足够多的东西，才能摸到它。

实际上，最开始创作《大医》，我没有头绪，我只知道它是一个好题材，既是清末民初的时代背景，又聚焦医疗工作者、事关生死的故事，但真正着手写时，不知道该如何去写。于是，我还是回到过去，阅读大量的资料。看得多了，自然而然就进入当时的氛围，握住了那个时代的特征。

清末民初时的社会处在一个不稳定的状态，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人，都在寻找一个问题，就是中国该往何方去，中国的未来在哪里？不管是军人、政治家、科技人士、医学人士，还是农业学者、文学家，所有人都在问这同一个问题。

有人说中国应该往这边去，有人说中国应该往那边去，当时的很多文学作品也在畅想100年后中国是什么样子，甚至有人还会用迷信的手段来推测……整个氛围是惶惑迷茫的，同时又有不甘心。这种复杂的历史情绪，就生长在三位主角身上，成为整个《大医》系列的主题。

时间的棋术

和以往的作品相同，《大医》的开头以时间为变量，围绕一份电报展开故事。《大医》的第一版开头是医院成立了，锣鼓喧天，3个年轻的小医学生亮相，之后有了一些小冲突。我觉得这样的开头，可以放在任何时代。犹豫了很久，写了七八个开头，最后都推翻了。

后来我忽然意识到了一个事情，清末民初时，全球化已经开始，在当时中国人眼中，这个世界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封闭了，他们知道了欧洲、美洲、非洲，这些地方的联系也日益紧密。

而那个时候用得最多的是电报，就像现在用手机一样，大家逢年过节给亲戚朋友发个电报祝贺。我想，能不能用电报这种方式，把同一时间里，3个距离非常遥远的地点上的人，通过电报联系在一起？这样在地理上，就有了全球的视野。

在切入点上，我正好看到当时大清加入《日内瓦公约》，是大清驻英公使去瑞士亲自签约，之后回到英国，把结果发报给了大清朝廷。在他发电报之前，大清的红十字会还不属于国际红会，发完电报后的那一瞬间，从法律上，它使得中国有了成为红会的资格。这个时间上的前后强烈变化很有意思。我把时间和空间都做成一个极致化的强调，才有了现在的开头。

我的作品中喜欢采用时间的手法，有人问我，为什么会对时间这么敏感？

我是一个有点时间焦虑的人。我去坐飞机，一定要提前3个小时到机场，把安检、托运行李、手续都做完，最后坐在登机桥前，才会彻底放松下来。即便有时候在VIP休息厅，我都觉得很焦虑。

有的时候坐车，我的脑子里会提前有一条路线，就像导航一样去做预估，这一段走过去大概要多少时间,再把它分成几个不同阶段，每个阶段我会在心中标定一个时间。如果车没有开到这个节点，我会开始焦虑，直到下一个节点，发现这个时间能够和预估的对得上，我才会放心。

归根究底，我是一个特别怕麻烦的人。因为我觉得，如果不遵守时间，就会给别人带来麻烦，给我自己也带来麻烦。其实仔细想想，飞机延误就延误了，大不了可以改签。但我会觉得这是一件挺麻烦的事，我很过意不去。

这种对时间的敏感与紧迫全部融入到我的作品中。在一个时间范围内，调动大量的人物，铺设情节，埋下线索，对我来说不是特别难的事，它不像写小说，而是作计划。

就像我要约5个从不同城市出发的朋友，一起去西安玩，我会开始制定计划：谁坐哪一班飞机，从哪里走？他到了咸阳机场之后，要不要等下一班的人，还是直接就走？我们在哪儿集合，在西安怎么玩？在我心里，写小说和设定计划的本质是一样的。

计划是一个完美状态。我在作计划的时候，所有的这些事情都在我的掌控之中，尤其小说比现实掌控度还要强，现实中可能会各种意外，但小说中这些人物，随着时间的推进、他们的起承转合，完全在我的设计中，我觉得有一种控制感与安全感，我会觉得很开心。

我对时间有紧绷感，但对写作是从不紧绷的一个人。写作是我熟悉的、喜欢的事，虽然也会觉得累，但从来不觉得烦。写作对我来说就像玩游戏、打篮球、看电视，是一种娱乐。

《大医》的创作把我累得够呛，我本来觉得花了3年写完了，要好好休息一下。但第二天，我还是如常地走到工作室，打开电脑，建一个新文档，开始写东西。

我意识到，我已经养成习惯了。

我也觉得可笑，问自己要不要这么劳累，今天能不能不写了，干点别的？但是干别的，却又不知道该干什么好，还是有很多想写的东西。或许这对我来说才是最好的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