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紧张之中，云南森林消防的专业能力迅速演变为一道景观。千里驰援的云南森林消防最终承载了人们对于英雄叙事的想象与渴望，「然后把所有荣誉和热情都给了我们」。

一个被忽略的事实是，人们的热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森林消防员的工作，并不是那么了解。

文｜卢美慧

编辑｜姚璐

供图｜云南森林消防总队（除特殊标记外）

以火灭火

很多人会记得今年夏天，重庆那场来势汹汹的山火。那是8月25日夜里，缙云山的山火烧到了第四天。北碚区的不少居民，隔着窗户就能看到火光，山脚下一些村庄，能清楚闻到植被焚烧后的烟味。

每天有超过1600人在前线参与灭火，但山火还是越烧越近。最近的时候，距离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只有两公里，距离北碚主城区只有5公里。

缙云山生存着64种国家级珍稀动植物，也有缙云寺、温泉寺等千年古刹。北碚区常住人口超过80万人，当时区内还有疫情散发，火势一旦蔓延，后果难以设想。

几道防线连续失守之后，重庆人的焦虑情绪开始蔓延。「保卫缙云山」的豪情和「缙云山守得住吗？」的疑问交替出现，人们感知到的都是坏消息，川渝地区的高温已经持续了整个夏天，山上放眼望去都是可燃物，生活在周边的人亲眼见到了山火燃烧的全过程：起初只是几处烟点，接着出现大片明火，然后明火连成一片，形成一道气势汹汹的火龙，张牙舞爪地朝着主城方向奔袭而来。

在焦灼无助的情绪中，千里驰援的云南森林消防最终扮演了力挽狂澜的角色。8月25日晚8点，经过指挥部研判，前线消防人员决定采取「以火灭火」战术——先画图做战线布防，接着指挥点火，让火势往一边倒去，隔绝山火所需的氧气，形成一条隔离带后，再以最快的速度扑向烈火带救火。

后来，江湖气深厚的山城儿女给这个夜晚起了个响亮的名字，「决战缙云山」。那个夜晚，火线趁着夜色向顶部推进，「全北碚90%的摩托车都过来驰援」，云南森林消防总队灭火救援指挥部副部长王磊是负责点一把火的人，他人高马大，嗓门也高，是那种在现场能压得住阵的指挥员，但他「上去的时候自己也嘀咕，可别出啥问题」。

在一侧人为开凿的几百米的隔离带上，人工点燃的三处火线最终成功狙击了来势凶猛的大火。战术成功了。

云南森林消防队参与重庆缙云山山火救援

当所有人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很多人不知道的是，8月26日凌晨，「以火攻火」实施后，一处火点其实发生了一点意外，火线越过隔离带，继续向缙云山方向逼近，一旦失控，后果不堪设想。没有时间再开辟新的隔离带，对森林消防员来说，必须以肉身直面烈火。带队班长王树佳担心的是现场的竹子，重庆连续几天气温都超过40度，竹子早就被晒得干枯焦脆，这是森林大火最喜欢的吞噬对象，追打火线必须要把山腰下的水引到山顶，以往在野外，都是队员们背着十几公斤的装备凭体力硬跑，但在缙云山，没有时间了。

最终也不知道谁是第一个，「没办法，为了最好的达到铺水带的速度，我们班里人就采取，就背着水带利用坡度迅速往下倒」，队员们用身体滚过眼前的杂草和灌木丛，为铺设水带争取了宝贵的时间，从凌晨三点到五点，这处突发火情被成功控制，王树佳和队友们又在现场检查了一个半小时可能复燃的火点，之后才加入到欢庆的队伍。到了那个时候，王树佳和队友们才发现，先前滚过灌木丛的防火服都是破洞，到处都是刺，「然后这个手，还有大腿，身上好几十个被刺扎过那个洞。」

前线带队指挥的李孝忠此时才真的松了一口气，李孝忠今年48岁，是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昆明支队支队长，从18岁从军开始算起，已经跟森林火灾战斗了30年。重庆山火在他的灭火生涯中，是一场规模中等的普通作业，以火灭火，在外行看来是艺高人胆大，但这实际上是常规战法。灭火本身难度不大，「难的是做判断和决定」。

如果是在野外，锚定火头，判断风向，开凿隔离带，然后由人工对向点燃火头，最后两条火线相交，结合部会因为骤然缺氧失去燃烧条件。但在重庆，缙云山火头距离市区只有30公里，「你点火就有一定风险，大家一看这火还没灭，咋还放火呢？」

现场气氛一度很微妙，地方政府担心可能的安全问题，林草部门痛心即将被烧掉的植被，李孝忠觉得对方的心情完全可以理解，这不是一个对错问题，「缙云山是人家的母亲山，距离（市区）又那么近，万一出了意外，你说不清对吧。」

最终力排众议的是云南森林消防总队长齐兴彬，李孝忠觉得这是自己森林消防生涯中经历的重要一课，「我们总队长就跟重庆方面反复讲解，这是一个专业问题。」

重庆山火扑救现场

盛情

8月26号凌晨，打灭最后一个火头之后，王树佳后来看到，重庆璧山区的一位领导特地找到李孝忠，「就眼眶含着泪水一下就要哭那种感觉，就跟我们支队长说，烧过去肯定完了。」

同在前线指挥的王磊也终于松了一口气，26号凌晨，他见到的每一个重庆人，不管是官员和志愿者，大家几乎都红着眼眶，有一种劫后余生的解脱，「大火扑灭了，缙云山保住了。」

后来人们能看到点火前的一组远景照片，人工开凿的隔离带上，沿线消防员和志愿者因为灯光呈现为一条淡蓝色的线，对面的火光汹汹，是条张牙舞爪的橘色的线，缙云山的夜色之下，森林大火与人类短暂对峙，最后胜利的是人。

被大火围困多日的山城儿女理所当然地将远道驰援的云南森林消防视为英雄，跟森林火灾打了半辈子交道，李孝忠是第一次亲历那种场面。

按照计划，队伍稍事休整就要返回云南，开始他想的是，依例当地政府会组织一下送别，「来点人，大家告告别，然后就回家嘛。」但是车从缙云山脚下开出来，乌泱泱全是人。自发赶来的重庆市民守候在道路两侧，不到3公里的路，一个小时都没能走完。

这也是第一次，灭火过程中与当地百姓密切合作。当地志愿者帮了很多忙，摩托车队大大提高了他们的效率。很多队员也是第一次在灭火间隙吃到冰棒。夜里休整，单是夜宵就送上来三四次，冰粉儿、小面、各种小吃不重样儿地往上送。当地高温，他怀疑整座城市的藿香正气水可能都被送到了山上，多到低头一看，随手就能捡起一瓶来喝的地步。即使回到云南，驻地隔三差五还是有人送来鲜花、卡片、火锅底料，热烈气氛持续了大概有半个月。

完成山火扑救任务后，一位重庆小朋友送来的感谢卡片

被表扬和拥戴当然是上瘾的，但很快李孝忠又冷静了下来。重庆是座名副其实的山城，周围群山环绕，以往虽有火炉之称，但嘉陵江水浩荡，总的来说重庆是座湿润的城市，「所以当地就没有过这么大的火，也没有相对专业的队伍。」

八月份应该是重庆的汛期，但突破历史极值的高温干旱天气打了所有人一个措手不及。此外山城特殊的地理构造和社交媒体的发达让重庆山火发展为一场全民参与的事件，「老百姓在阳台上拍一下，哇，大火烧到家门口了，就有这种紧张。」

在这种紧张之中，云南森林消防的专业能力迅速演变为一道景观。李孝忠还提到疫情的影响，「三年下来，老百姓都很疲惫」，但越是压抑的时候越需要发泄，越是危急的时刻就越期待转机，种种巧合之下，千里驰援的云南森林消防最终承载了人们对于英雄叙事的想象与渴望，「然后把所有荣誉和热情都给了我们」。

在一种狂热而真挚的抒情氛围中，一个被忽略的事实是，人们的热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森林消防员的工作，并不是那么了解。

跟经常出现在众人视野中的城市消防员不同，绝大多数时间，森林消防是一项寂寞而艰苦的工作。李孝忠说起自己亲历的山火，2020年，昆明安宁青龙镇森林火灾，大火烧了六天五夜，一度危及城市近郊的化工厂。一年后的丽江老君山，打火打了九天八夜，时间是后方统计后才知道的，在灭火一线，浓烟和火光通常会让人失去感受时间的能力。在李孝忠和队员们的灭火生涯中，重庆山火既不是扑灭时间最长的，也不是扑打难度最大的，只是天时地利，寂寞而艰苦的工作，终于被人们看到了。

王磊说起，不光是社会看不到，很多时候家人对他们的工作也不理解，「一出去至少十天半个月，人就没影了，就会落不少埋怨」。重庆山火对他最直接的影响是，回到昆明，他发现女儿对他热情了不少，「拉着我散步逛街，一走走五六公里，不停地说，她学校怎么样，家里边跟她妈怎么样，学校里的同学知道我灭火上了中央电视台，原先（她对我）都是爱搭不理的。」

山火火势控制后，得以短暂休息的消防队员 图源人民视觉

故事的起点

重庆山火熄灭后，云南森林消防的消息也越来越多地被挖掘出来。因为特殊的地理和气候，这或许是与森林火灾打交道最多的一支队伍。从1993年入驻云南算起，一代又一代森林消防员，累计参与森林灭火超过3600次，最远驰援过大兴安岭。

重庆灭火期间，54岁的潘宝纯每天都在电视上关注着最新的消息。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的前身是空降兵15军改编的原林业部直属机降支队，1993年12月由黑龙江调防云南，潘宝纯跟着队伍从东北来到西南，度过了自己的青壮年时代。前些年，因为身体原因，潘宝纯转业了，但情感始终难以割舍，「看着大家打了这么漂亮的一仗，发自肺腑地跟着自豪」。

坐在电视机前的许多瞬间，潘宝纯都看到自己年轻时的影子。2006年，大兴安岭爆发山火，他带队从昆明出发，千里驰援黑龙江。当时编制还属于武警系统的云南森林总队先后派出1000余人投入火场，协同当地一万多兵力，经历17天的连续扑救，最终才将大火扑灭。

李孝忠曾是潘宝纯的部下，他们都是黑龙江人，对他们这个年纪的东北人来说，1987年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始终是无法抹除的痛楚。

1987年5月6日，农历立夏，黑龙江省大兴安岭西林吉、图强、阿木尔、塔河4个林业局所属的几处林场同时起火，大火一度越过边境，烧到了俄罗斯，此次火灾烧毁了境内101万公顷森林，三座城镇因为大火变成废墟，211人失去生命，266人受伤，五万人失去了家园。直到今天，大兴安岭大火依然是建国以来毁林面积最大、伤亡人数最多、损失最严重的森林火灾。

八七大火发生那年，李孝忠13岁，电视上每天都是大火的新闻，那是少年时代的李孝忠第一次感受到近处的哭声，大人们每天都在讨论死了多少人，新闻里漠河老县城一夜之间变成废墟，逃难的人，失散的人，无助嚎哭的人，人面对大自然的狂怒，力量始终有限。后来他打了半辈子火，这个认知始终也没有改变，人定胜天是个太过傲慢的词汇，「大自然那是太强大了，人在其中，是很渺小的。」

潘宝纯则亲历了八七大火，那时他只是个入伍两年的新兵。当年的大兴安岭，前后超过58000人参与扑救，艰苦程度今天的人很难想象，没有专门的灭火工具，有时候拿根长棍就要去前线。林区的百姓跟着部队一起打火，没有工具，套着摩托头盔就进火场，但塑料和玻璃烤一下就变形，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

当时通讯也不发达，先期抵达的士兵以为有个三五天大火也就灭了，结果只带了几顿的干粮。那年的大兴安岭，干燥而多风，有时候刚打掉一个火头，一阵邪风过来，哗哗哗就着成新的一片。灭火人员没有今天的防护服，最便捷的方式是寻找最近的水泡子，五月的天气还没回暖，大火烧过来的话，扎进冰水几乎是最有效的逃生手段。

最后五万八千多人在缺乏重型设备的情况下，通过人工和半人工的方式挖了近900公里隔离带，这个距离，相当于连通了哈尔滨和漠河，整整28天之后，在一场大雨的帮助下，大火才最终熄灭。

潘宝纯是在大兴安岭火场上懂得了人类的渺小和自然的残酷。遮天蔽日的28天，200多无辜的生命，超过五万人流离失所，潘宝纯觉得亲历了那场浩劫的老森警内心都有一个朴素的念头，「绝不让那场灾难重演。」

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森林消防支队消防员会定期展开计划烧除，预防森林火灾，避免悲剧重演。图源人民视觉

八七大火也给东北林区留下很多后遗症，比如火种不能带入林场，比如即使零下二三十度的天气，士兵或护林员也要定时巡护森林，而1993年调防云南的200多人中，东北或者在东北从军的年轻人占了绝大多数，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参与了八七大火的扑救。

如果要给今天力挽狂澜的云南森林消防选择一个故事起点的话，这段前史始终是绕不开的源起。森林覆盖率超过60%的大兴安岭是维系东北及内蒙地区生态的命脉所在，用潘宝纯的话说，只要在东北当过兵的人，保护森林的意识是刻在骨子里的，因为大家都经历过，失控的森林会带来怎样的灾难。

30多年后的今天，在云南森林消防，还是能通过口音轻易找到来自东北、内蒙等地的消防队员。跟李孝忠一样，他们伴随着八七大火的浓烟长大。昆明森林消防支队副支队长于鑫自小在东北跟着奶奶，12岁之前，爸爸在一个地方，妈妈在一个地方，90年代因为爸爸跟着部队调防，他才来到昆明生活。

后来父亲转业，于鑫进入云南森林消防工作。干了这一行，于鑫才知道当年的大兴安岭发生了什么。对爸爸的了解也是自己工作后才真正开始，「我爸在漠河立了二等功，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晓得这事儿。」

直到今天，这对父子都没正式聊起过那场大火，只是每次出任务前，老爷子总要啰嗦几句，「就告诉你小心点吧，其实也是和大自然做一个斗争或者抗争，他会说水火无情，其实在这些面前人类的力量非常渺小。」

一场灾难的伤痛弥散于几代人的记忆深处，并在时空变幻之后延续出新的因果。

云南模式

任何战斗力的形成和发挥都需要条件。

1993年的调防，是为了保护云南的森林资源。相比东北森林的无边辽阔，云南的特点是山高林密，加上地处高原，光照强烈，东北十月底就开始上冻，但云南每年从12月份开始，森林防火期长达半年以上。另外一个因素是，东北的原始林区一般鲜有人居住，但对云南人来说，山林即家园，频繁的人类活动也增加了森林火灾发生的几率，「一年少说十几场，就是这么练出来的。」

处置火情的时候，两地的场景也完全不同，大兴安岭地势开阔平坦，一般卡车可以直接开到火场附近，直升机起降和定位也更容易，但云南的火，经常烧在无路可走的深山当中。

如何移植先前的东北经验，如何面对云南新的形势，是当时的队伍面临的问题。对许多生活在山林地带的云南人来说，他们生在山中，长在山中，也死在山中，如此祖祖辈辈相继，是传承了千百年的习惯。

不同于地广人稀的东北林区，云南人与森林的依存关系几乎难以分割。大理的白族依山逐水而居，到了防火期，一个烟头儿，甚至一块碎玻璃都可能引发山火。高黎贡山山上生活着傈僳族和彝族，山下则有傣族聚居，丽江老君山地区生活着以纳西族为主的20多个少数民族，这些世代与山林相依的民族最为盛大的节日是火把节，不同民族具体日期又有不同的差别。90年代人们上山劳作、捕猎、采菌子的时候肚子饿了，千百年来也早习惯了就地起火做饭。

火在许多少数民族的世界里，是温暖和节日的象征，连接着他们的生活、土地乃至祖先的亡灵。但在森林消防员的世界中，防患于未然是他们的天然职责。古老的秩序和远道而来的规则反复碰撞摩擦，充盈着这支队伍整个成长期。

两个世界的和解发生得曲折而缓慢。刚到云南的五年时间，潘宝纯跟同伴都是在处理类似的水土不服。后来他跟其他地方的战友聊天，在保山的高黎贡山，丽江的玉龙雪山和老君山，大家都有类似的遭遇。

云南保山高黎贡山 图源视觉中国

1999年，大理巍宝山石窟周围起火，一连烧了十几天。当时保山支队、丽江支队、昆明支队、香格里拉大队都赶到了现场。当地老百姓一看，这些外地来的小伙子真的直直地往火场上冲，就拿自家煮的鸡蛋给他们吃，尤其是水，「人走到哪，他们的水就能送到哪，驴驮马拉的，背着的，有很多的妇女啊，甚至学生啊，都在往山上给你送水。」

那次打火，几名队员被烧伤。人送到医院，当地医院整个科室的医生、护士，烧伤科最好的专家都跑过来，说一定会全力医治。巍宝山是道教名山，后来山上道观专门为几位队员念经，「那些道长说哎呀，如果没有你们，我们这个观就被烧掉了，就烧到门口了，大门已经被烧了。」

一场火一场火打下来，当地人慢慢习惯了森林消防的存在。

有年建军节，有位老大爷，拉着两头活猪到了支队，说要给大伙儿加菜。后来闲聊，老大爷是林业退休职工，支援三线建设时从东北到了云南，「他说他看到这支从东北来的部队，来到了大理，负责保护苍山，那些滥伐盗伐的人因为我们到来，不敢砍了，他很感激。」

几十年的岁月，自东北至西南，几代人以森林的名义奔波迁徙、落地生根。潘宝纯后来在昆明安了家，曾经的战友们，包括李孝忠等后辈，很多最后都选择在云南安家，时间久了，他乡与故乡已经不再有什么明显的分别。

而云南的地形、现实情况也训练了这支队伍。因为险远，云南的森林消防员会碰到各种意想不到的危险，有时被困在火场，有时大火造成巨树倒伏，或者夜里不注意车开到了悬崖边上，又或者因为连续燃烧，山石松动后急速坠落，擦着皮肤把旁边的地面砸出一个大坑。十几小时走进深山，两天不眠不休地灭火，再花十几个小时走出来，这是更为常见的云南模式。

北方长大的李孝忠在这些惊险中成为了十足的山里通，重庆山火之后，李孝忠偶尔也看网上的评论，一种说法是，对云南的森林消防员来说，日常打火都是「地狱模式」，深山险远，什么情况都要应对，李孝忠用东北人特有的幽默回应了一下，「可能有些夸张，但是吧，夸张得不多。」

到了年轻一代，地域的界限变得更加模糊。河南小伙胡书成因为当兵留在了丽江，从2000年开始，玉龙雪山和老君山基本就成了他的半个家。女儿在当地上小学，身边有很多纳西族的小伙伴，她也学会了不少纳西话。

重庆山火扑灭之后，天南海北的年轻人涌入云南森林消防的社交媒体，询问成为一名森林消防员的方法。

潘宝纯对这一切变化感到开心，作为开疆拓土的一代，他太知道这支队伍到来之初，「人们是不理解的，当你是闯入者，是不被欢迎的人」，尊重和认可都是自己一点点挣到的，这不是一条容易的路，「但是现在大家都会觉得，云南有这么一支队伍，这是云南的队伍，就有这种认可。」

2019年4月，昆明市玉案山地区发生森林火灾，21时用餐结束，森林消防指战员注视着远方自己守护的繁华都市。

危险的，迷人的

与城市消防员更多处理相对封闭空间的火情不同，森林消防员日常要面对的，是无限壮阔的自然，而自然最大的特点，是不确定。

这也就决定了，对森林消防员来说，必须调用人类走出丛林后丢弃的感知，他们必须异常机敏，甚至要习得一些灵活的兽性，从而才能时刻辨析局势、认清危险——野外的火，有味道和声音。

长时间在野外灭火的人，临近火场的时候，会闻到从火场飘过来的特有味道。植被不同、天气不同、风速不同，嗅到的是不同的味道。还有声音，干燥植物的声音哔哔啵啵，夹杂着成熟果荚轻微的爆炸声，湿度高一些的植物声音很闷，最让人头疼的是油脂植物，大火烧出植物油脂成为猛烈的助燃剂，对云南的森林消防员来说，分布广泛、油脂丰厚的云南松简直是野外的噩梦。

常年奔波于各种火场，王磊形容人在火场的时候，有一种生理上的兴奋，那接近于雄性动物对战斗、掌控、胜利的本能渴望，有时候越是凶猛的火，打到最后看着嚣张的火焰渐渐熄灭，「很过瘾」。

从事这项危险的工作会给森林消防员留下什么？王磊撸起裤管，上面星星点点都是疤痕，有被火燎到的，有被石头挫伤的，也有不知道在哪里磕碰留下的。这两年慢慢上了岁数，王磊明显感觉身体开始不好。他是大嗓门儿，但去年一次生病，回到队里有队员问他，怎么声音飘起来了，「我自己当时都没发现，就是你知道了，你收到信号了。」

森林消防对身体素质有着不亚于特种兵的严苛要求，一直在一线工作的人，必须要有强健的身体做保障。这个「信号」一度让王磊很沮丧，以前妻子跟他抱怨，他想着再过几年，干不动了就回家陪老婆孩子，但真的觉察到那一天可能要来了，「又开始舍不得」。

人生里有过几次，王磊原本有机会离开一线，「调到待遇（更好）、各方面也很轻松的岗位」。最接近离开的一次，差点到北京，那会是完全不同的人生。但是最后，没有去成。有些老领导会提点，太不上进了，机会是要靠争取的，但人在野外呆久了，人情世故会迟钝，王磊也自嘲，「我这辈子，可能就这命。」

这种留恋和不舍有可能会伴随消防员的整个人生，潘宝纯同样觉得人到了火场会不由自主地产生兴奋感，「闻着这个味道会产生一种兴奋的感觉，有很多老兵一打火就兴奋，打完火回来以后累得人仰马翻的，他也感觉不出什么。」

刚转业那几年，潘宝纯非常不适应。大半生都在部队和火场度过，所有的习惯、人格、为人处事的方式都在这里被塑造，到了社会上「会有一种茫然和孤单」。有时候自己坐在客厅，莫名其妙就会心慌、焦躁，成宿成宿睡不着。

以前如果长时间不打火，心里也会发毛，站不住立不住，转业意味着，再也没有下一次了。这些年下来，潘宝纯时不时就得找老战友出来坐坐，话题不管以什么开头，最后肯定还是会回到火场，那些火场上的凶险与成就，才是生命里真正闪光的部分。

昆明安宁青龙镇5·09大火，云南森林消防队奔赴现场，「守护一方安宁」。

潘宝纯第一次意识到这份工作的凶险是在东北，北方森林火灾的一个特点是火容易蔓延到草塘，有次大火，潘宝纯和队友乘坐米-8直升机奔赴火场，从飞机上下来后，距离火线大概300多米那片草塘的草大概一人高，潘宝纯和队友向火场行进的中途，「火就已经从森林里面出来了，出来以后就烧到草塘子里面，『轰』着就起来了。」

那时潘宝纯从警校毕业，回到部队刚刚当上排长，但最后救了大家的是队中的几位老兵，老兵们见大火来势凶猛，迅速指挥大家一字排开，「其实就是现在的以火灭火，点出一条火线，然后用风力灭火机，吹出一块一百平都不到的小地方。」他们把身上的装备都卸到这块空地，然后集体趴到地面，剩下的时间人就做不了什么了，只能「听天由命」，潘宝纯至今记得火头相抵的瞬间，「就像火车头相撞以后，轰轰直响。」

每个消防员人生中大概都有类似的一刻，对李孝忠来说，他的那个时刻是2020年，昆明安宁青龙镇5·09大火，起火区域紧邻成昆铁路，周围分布着多个化工企业，附近村庄合计超过十万人居住，那是一次没有退路的任务。

那次大火，李孝忠接收到的都是绝望的消息，「这边化工厂有几吨氯气，那边是多少多少工业酒精，铁路沿线还有许多油罐车。」

在森林消防员的世界中，不允许「如果」的存在，但李孝忠坦言，如果那次大火越过隔离带，「那个后果太可怕了，一旦这个火控制不住，整个情况不堪设想。」

抵达现场那天夜里，李孝忠带着两个队员到一处谷底检查情况，刚下到谷底，现场风向突变，李孝忠翻身一看，「烟也起来了，火也着过来了，整个路上烟尘弥漫。」谷底没有其他的路，要逃生只能原路返回，三个人困在了死胡同，李孝忠反复提到「判断」，现场有那么几十秒，他感觉风稍微小了一点，喊上两名同伴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迎着浓烟和火光冲了过去，他们刚刚跑出，最多只有一分钟，「谷底烧成一片火海」。

李孝忠个子不算高，精瘦，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火场上的这些危险当然也会汇入一个人的性格，「很直接，比较单纯。」跟他同期当兵的绝大多数战友早就离开了一线，但李孝忠也说不清，一直拽着他的是什么。

时间拉长一点，那些迷人的危险，惊心动魄的时刻，只会是人生的一小部分。为了保证队伍的战斗力，大多数人总会离开，这也就意味着，想要留在队伍里，除了老成的经验，还要始终严格地要求自我。一些老战友偶尔会向李孝忠讨教带兵心得，他说没有什么心得，他每天早上雷打不动跑五公里，下午再跑五到十公里，三十年的时间，从东北到西南，这个习惯始终没有间断。他的想法很简单，在火场上，人家跟着你是要拼命的，如果自己没有冲上去的能力，「这些队员，凭什么相信你？」

李孝忠

自然的考题

2018年，根据国家部署，原武警森林部队集体退出现役，成建制划归应急管理部，组建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转制之后，消防不再属于军队编制，主要职责也由原本的防火灭火，转变为森林火灾、山岳、水域等多场景综合救援。

新的挑战也随之而来，在那之前，他们的战场是火场，在那之后，「战场」开始以种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

2021年6月，十几头亚洲象结伴走出雨林，一路北上，成为过去这几年难得让所有人都感到轻松的新闻。亚洲象北上期间，担任监测与护送任务的，也是云南森林消防的队员们。

在西双版纳和普洱支队，队员们偶尔会接到搜救遇险大象或其他野生动物的任务。森林消防事实上担负起了人类生活与自然之间的屏障功能。分布于云南的山山水水之间，这支队伍经常要抵御着自然的危险，偶尔也接受自然的玩笑。大自然时而冷酷，时而凶恶，也会时而调皮。对森林消防员来说，他们只能时刻准备着，等候对方甩出的下一道考题。

2021年11月15日，中国地质调查局昆明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中心四名调查员前往哀牢山调查森林资源时失联，李孝忠所在的昆明支队最终承担了搜救和遗体转运任务。

前半生在火场积攒的经验全部作废，李孝忠带着100名队员走进深山，在火场有充足的经验之后，大自然偶尔会有温柔的一面，比方温度骤降的夜间，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森林消防员能远远地借着火光的温暖休息一会儿，运气好的话，还能在着过火的腐植层烤红薯和洋芋吃。

但哀牢山，展现的是大自然的陌生一面。那是李孝忠近30年的职业生涯中，从没见过的冷酷与凶恶。

即使是在多山的云南，哀牢山也是特别的一座。这个略带悲情的名字来源于古哀牢国，因其广阔和险峻，气候状况复杂善变，四位调查员失联的初冬，哀牢山被阴云和浓雾笼罩。纵使大半生都在跟森林打交道，进入哀牢山之后，李孝忠才知晓什么叫步履维艰、寸步难行。

李孝忠可以肯定，那是他一生中走过的最艰难、沉重的道路。哀牢山是全国最大的原始常绿阔叶林区，森林覆盖率高达85.1%。原始森林腹地，难以跟大树抗衡的藤蔓和竹子用尽全力抢占中部资源，封堵每一寸能见到天光的地方，每上升一点海拔，气温都会跟着下降，时间渐渐失去意义，因为眼前只有水汽和浓雾，见不到一点天光。光线太过微弱，哀牢山腹地的植物，张牙舞爪间呈现出一种瘆人的黑绿，静静地注视这些突然闯入的陌生来客。

进入森林，手机失去信号。哀牢山地下有丰富的矿藏资源，日常携带的通讯设备因为磁场干扰无法使用。人在其中无处下脚，只能靠油锯手和砍刀手开山辟路。队员们背着二三十公斤的装备徒步行军，24名砍刀手轮番开路，一个小时最多只能走三四百米。

2021年11月15日，四名调查员在哀牢山失联，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昆明支队进山搜救。

李孝忠是个心思缜密的人，事后证明，出发时的一个决定几乎挽救了山上的所有人，他让所有队员都背上了帐篷，转运遗体中途，哀牢山突降暴雨，中间还夹杂着冰雹，实在无法继续行进，李孝忠下令队员们扎营避雨，这个时候大家发现，山上的其他救援队伍都没有帐篷，他们还在草丛里发现了一个当地的救援队员，已经初步出现失温症状，李孝忠指挥队员给那个人裹上鸭绒被，把他挪到了自己的帐篷里，最后「我们每个帐篷里都挤七个八个，九个十个，都是蜷缩着身体，外面那个雨，噼噼啪啪。」那个场景至今让李孝忠感觉后怕，如果没有那些帐篷和上山时带的给养，「那肯定会出现人类救援史上的灾难，保准是灾难，甘肃白银马拉松失温事件，一定会在哀牢山重演。」

距离出发大约过了20小时左右，翻越到一座山峰的顶点时，终于有了一点信号。李孝忠和山下的联合指挥部通了一个电话，当时支队负责转运两具遗体，另外两具由其他救援力量转运，但对方当时已迫近极限，难以坚持。指挥部再三研判，决定让李孝忠接过另外两具遗体，其他救援力量先行下山。现在回想起来，李孝忠觉得自己甚至是带着一些告别的心情跟后方通话，「我说我坚决服从首长的命令，我就克服一切困难，所有遗体我们直接接手。」

但当时的情况是，李孝忠自己也不知道，究竟能不能走出哀牢山，那个后果他不敢去想，「就是你最终能走到哪，能不能到达，联指要求我到哪里，我说我现在不敢去表态，因为方向在哪，路往哪走，完全是无法辨别的。」

翻过山头，信号再次消失，接下来100多人继续横穿寂静岭一般的原始森林。出发时带的给养有限，中间休息，五六个人分一瓶矿泉水，这个抿一口打湿一下喉咙再递给下一个，转一圈回来水还能有半瓶，因为大家不知道还会走多久。

年轻的小伙子们后来开玩笑，这不是红军长征的故事吗？「原来真的会这样啊！」有一件事李孝忠很感动，在这样的体力挑战之下，队员们仍十分默契地呵护着四位调查员的遗体，遇到陡坡窄路，都会十二万分小心地通过，他没跟队员们交流过，但是在失联地点出发的时候，四位调查员的同事哭着对大家说，尽量小心一点儿，「不要再让我们的兄弟们再磕到，再受另外一份罪。」

最后在11月23日夜里10点多，李孝忠和昆明支队100名队员带着四名调研员的遗体，走出了哀牢山。他们从玉溪新平县进山，下山是在普洱镇沅县，相当于横穿了整座山脉，队中有个熟悉测绘的队员，最后的数据是，他们在负重和轮流搬运遗体的情况下，一共翻越了34座高山。前期救援时有云南当地专业登山机构做过估计，横穿哀牢山大约需要五天时间，但最终他们只用了50多个小时。

出来后普洱当地一个干部告诉李孝忠，他可以肯定从古至今，从来没有人进过哀牢山腹地，「即使有人进去过，也没有人活着出来。」

当过兵的人都不大善于表露情绪，担任带队指挥员就更加不合适，但那天夜里，李孝忠跟每个人拥抱时都没忍住。最后一个电话他打给了妻子，按照往常的习惯，从火场上下来，总要云淡风轻地报个平安，但这一次，他带着哭腔，眼里都是泪，只跟妻子说了一句，「我出来了。」

哀牢山搜救行动现场

并不总是胜利的战斗

哀牢山的那个夜晚，抱着李孝忠流泪的人中，有一个是王磊。那之前的一个月，他因为心血管疾病，住了一阵子医院。

失联事件发生时，身体还没恢复，他自己心里也嘀咕，「我说我还去吗，我身体（这情况）。」但最后还是去了，「那你得去啊，那么大任务，没办法，那行吧，不管了，就上。」

后来他带着药到了联合指挥部，将近60个小时，除了山顶上的那通电话，后方没有收到过任何消息。100多人带着四具遗体在雷电交加的原始森林中，所有在后方的人员同样煎熬。万一出现差错，「你怎么跟大伙儿交代？你怎么跟自己交代？」

另外几次有泪不轻弹，一次是2019年四川木里大火，王磊正好在家，电视新闻上确认27名森林消防员遇难的消息，当着妻子的面，王磊整个人在电视前呆住，眼泪一直流。他形容那些天的消防队，每一天都压抑至极，没什么人说话，「大家都很沉重，因为（牺牲的）可能是任何人。」

另外一次，痛楚更深，2021年5月10日，云南大理大沙坝山森林火灾扑救过程中，昆明航空救援支队的一架直升飞机在取水过程中意外坠入洱海。机组四名人员刘洪、李凯涛、刘超、孙中杰全部牺牲。

他们中年龄最大的刘洪40岁，最小的李凯涛33岁。和地面单位不同的是，飞行员和机械师对技术要求甚高，2018年队伍转制过程中一个附带影响是，原先从部队系统招录飞行员的通道关闭，这也就让昆明航空救援支队的飞行员事实上更加稀缺和珍贵。

森林灭火陆空配合十分重要，每年防火季，救援支队的飞行员基本属于连轴转的状态。去年4月27号，昆明航空救援支队的吴琼和几名后来牺牲的同事刚刚结束在广西的驻防回到昆明，上午九点到达基地，队里还举行了一个小小的迎接仪式，当时大家以为能稍微有点时间休息，但做完落地检查，任务就来了，大理和丽江连续山火，他们下午一点陆续起飞去了火场。

整个大理以老君山、点苍山、哀牢山一线的大断裂为界分为两个部分，从空中俯瞰，它独特的喇叭地形非常直观，加上海拔高差悬殊，让大理成为云南著名的大风区。大风是森林火灾最危险的变数，这让去年大理和丽江山火一度失去控制，这座还没烧完那座又烧了起来。

吴琼当时还念叨，第一次去大理，执行完任务怎么着也得去看看苍山，看看洱海，结果每天五六点起床，夜里九点才能结束任务，除了连成片的山火，什么也没看到。

连续一周多，他们都在各个火场奔波，吴琼本来5月10号那天要休假，9号好不容易有点时间外出买点生活用品，结果接到孙中杰的电话，大理又烧起来了，「抓紧回来，回来赶紧走。」

当时基地派出CFR-02308、CFR-02310两个机组去大理火场执行任务，但CFR-02308最后没能回来。

在云南的最后一站，我来到位于昆明城郊安宁市的昆明航空救援支队。那是一处视野开阔的山顶，像1993年地面部队入驻云南一样，航空支队2018年从大庆来到云南，初衷是为了填补整个西南地区森林消防航空救援力量的空白。

昆明航空救援支队领航安全科科长查志宏详细解答了云南高空飞行的困难，因为海拔原因，在平原地带很容易就飞起来的飞机，会在高原遭遇种种考验，「高原上空气稀薄，发动机就跟人缺氧一样，也会缺氧，所以它的功率就会衰减。」

在这种情况下高空灭火作业也就更加考验飞行员的技术和胆识，查志宏介绍，通常直升机在设计时都会规定一个性能上的回避区，「比如说我们这个直升机呢，是高度差不多是两米到一百米这个高度，你的速度在15公里到35公里之间，这个区域就相当于是我们这款直升机的一个回避区。」也就是说，日常飞行要避免这个区域，因为在这个区域飞行一旦发生特情，「你处置的空间和时间都没有，那就只有认命。」

但在高空灭火实战中，水箱和吊桶取水，输送吊挂物资，或是索滑降救援等，基本都需要穿越回避区飞行。查志宏有次和刘洪一起执行任务，那次也是在大理，大理闻名的「下关风」，对高原飞行实在是噩梦，那次灭火中途，两人驾驶飞机进入一个大坳口，灭火地带正好是下关风的风口，「转进去，你飞机一转过来，你就看到了这边都是三千多米的山。那就是一个死胡同。」人操控着几吨重的大家伙在高空作业，一点点失误都会造成灾难，查志宏感觉他们是一点点蹭着山体飞行，最后刘洪就那样一点点蹭着、抹着，在下关风造成的剧烈颠簸中惊险地飞出了狭窄的山坳。

接触过刘洪的人无一例外都提到他的严谨，永远周到，永远事无巨细，「专业，四十不到头发都白了。」吴琼手机里一直保存着三条视频，是他与刘洪一起参加的三次灭火任务，「基本飞机一上去，几个来回，火就灭得差不多，他真的是把飞机开得人机结合，技术太好了。」

2021年5月10日早上5点27分，出任务的刘洪发了一条朋友圈。那是清晨五点的大理，晨光熹微，远处的山脊线隐约浮现，天色未亮，近处是一条依然亮着路灯的公路，刘洪给这张照片配了五个字，「早起的鸟儿」。这天CFR-02308机组起得很早，为当天的任务做准备，灭火作战到了尾声，再飞几次，任务差不多也该结束了。

8点55，飞机起飞。撒完第一桶水机组还回来过一次，然后再次起飞。10点34分，航电员同机组联系，没有应答。之后大理塔台多次使用无线电呼叫，还是没有应答。

与此同时，一则当地人录制的视频在网上传播开来，挂着吊桶的直升机在空中失去平衡，起火后坠入洱海。地面人员迅速组织搜救，但坏消息一个一个传来，无人生还。

后来直升机的黑匣子被打捞起来，坠机前的最后一个声音是刘洪的吼声，「稳住！稳住！不要动，我来，我来……」

消息很快在云南森林消防传开，地面灭火指挥员大多跟刘洪熟悉。那是日常灭火任务中，他们在空中的另一双眼睛。王磊告诉我，没有直升机、无人机这些设备的那些年，他们上山打火，为了确定火情只能去爬最高点，一来一去除了耽误时间，还可能因为风向风势的突然变化遭遇危险。陆空配合是云南森林消防在灭火实战中着力突破的新方向，王磊很难描述那种感受，不光是四个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一并失去的还有他们的判断和经验。

一年多之后再回忆那场事故，吴琼最难过的是提起队友们的家人。刘洪的家人到队里探过亲，短暂团聚后刘洪送他们到车站，吴琼记得那天回来后大家一起吃饭，刘洪跟他们讲儿子踢球的事儿，觉得看着小朋友踢球太可爱了，根本看不够，说着说着眼眶红了。

吴琼不敢想象，英雄叙事之外的漫长人生，他们的家人该如何度过。坠机事故也彻底改变了吴琼的一个生活习惯，过去，他的朋友圈一直是三天可见，以往出任务他会把朋友圈打开，出完任务再三天可见，这小小的强迫症在坠机之后就停止了，他的朋友圈现在对所有人可见。

对真正了解云南森林消防的人来说，天降奇兵之类的叙事事实上是一种一厢情愿的误解。这份工作，面对着自然的善变和冷酷，也面对着随机出现的危机和事故。重庆山火熄灭后，在互联网上对云南森林消防一片赞誉声中，有一位云南网友特地写道，「我们云南人哪来的什么凶得批爆的技术，不过是山多，一次次的血和泪换来的经验，还记得大理洱海打水失事的直升机吗？」

「你的生命经历了那样一件事情」

除开这些力挽狂澜、生死一线，森林消防员的世界，还有一些没那么惊心动魄的小事。

在云南采访期间，正值云南森林消防总队举办一年一度的技能比武，来自云南全省20支队伍的218名森林消防员开展各个科目的比拼，李孝忠队内一个名叫孟登恒的队员，在海拔将近两千米的赛场上跑出了国家二级运动员的成绩。

普洱支队00后小伙张磊在灭火技能比拼的第二个科目中，连续完成了47个标准引体向上，听起来似乎简单，但比赛期间，单杠两侧分别由两根相距60厘米的红线串着一串铃铛，规则是碰到铃铛就算犯规。

发明这项「酷刑」的蔡金礼告诉我，这是为了考验森林消防员的腰腹力量，蔡金礼在云南森林消防已经工作了17年，目前是迪庆大队的大队长。

蔡金礼觉得，在全国九支森林消防总队当中，云南的森林消防员可能是体能训练强度和难度最大的。比赛间隙他偷偷试了一下自己的「残酷发明」，发现这个岁数的体力，已经很难不碰到铃铛了。

这是这份职业的苛刻一面，永远需要最年轻、最健壮、体能最充沛的躯体，这不是一份能干到60岁的工作。

蔡金礼自己半开玩笑地总结森林消防和城市消防的区别，「城市消防的兄弟们，嘴比我们甜，因为他们会更多跟人打交道。」相比之下，森林消防员常年在荒郊野外拉练，「普遍就比较嘴笨，木讷，不会说话」。迪庆大队是云南所处海拔最高的大队，负责香格里拉一带的综合救援任务，蔡金礼掏出手机里日常训练的视频，金沙江的水速每秒三米，练习绳索救援的峭壁是直直的90度。

云南森林消防总队每年会组织为期不少于20天的野外驻训，研究解决西南高原山地森林灭火课题。

不出任务的时候，王磊的日常工作是训练新兵，他和搭档杨俊雄一文一武，承担着云南森林消防日常的新训工作。王磊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你看我们的小伙子们，可爱吧？」挑选消防员是一项技术活儿，身体素质不用说，接下来是「意志」。这是一项无法被量化的玄学，「他得听话，但是也不能说太听话。」王磊不喜欢那些只知道执行命令的队员，在灾难现场，命令下达需要时间，命令有时候也可能是错的，「他得有自己的判断。」

然后是不能太自我，森林消防员的工作本质上有反人性的一面。躲避危险是人的天性，但这个职业的基本要求是，要在第一时间向着危险而行。杨俊雄这两年有一点小的苦恼，新来的消防员年纪越来越小，他们普遍成长于一个更富裕、更宽松的年代，「游戏多好玩儿啊，跟朋友女朋友聚会多高兴啊」。他的难处是，怎么让在享乐主义中长大的一代人，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有的工作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压制和奉献自我。

对这个问题，李孝忠倒是没有太多担心。哀牢山的任务结束后，他在大队里四处转，发现小伙子们都跟拧紧了发条一样，练得比平常更起劲。重庆山火结束后，动力更足了。2018年队伍转制时，很多人不习惯，包括李孝忠自己，从18岁进入部队，那身军装就像自己身上的皮肤一样，大家都觉得从军是一种荣誉。但是四年下来，李孝忠的想法有了很大转变，能够救人于危难、能够守护一方土地本身，就是一种莫大的动力。

那些和消防队员相处的日子里，我问了很多人为什么选择这份工作，迪庆大队的几个小伙子给出了一些朴素的回答，森林消防收入不错，相对封闭的生活又没太多开销，「可以攒很多钱呐」。有个小伙子的妻子是公务员，他选择森林消防是想更配得上妻子，「要不我媳妇儿不跟我结婚」（森林消防是一项需要另一半无限谅解、无限包容的工作，因此在许多大队，我也听了不少版本的云南心碎爱情故事）。

也有不止一个人提到电视剧《士兵突击》，他们都记得许三多的经典台词，「有意义的事就是好好活，好好活就是做有意义的事，做很多有意义的事」，《士兵突击》首播于2006年，受它感召的那代人，如今正好在一线。

还有不少人提到2017年的电影《勇往直前》，那是根据「格拉尼特山高手」森林消防队改编的故事，讲述的是911之后美国消防最惨重的一次灾难。一次执行任务的中途，队长埃里克看着山坡对岸被控制住的森林大火，很自豪地跟自己的队员说，「如果我们的工作不是世上最伟大的工作，我不知道什么才是。」

有次带新加入的队员一起拉练，跑到一处风景优美的山顶，埃里克告诉想要做消防员的新人，「你们这些人想要加入我们的队伍，先睁大眼睛看看眼前这些美丽的风景，牢牢记在脑子里。因为经过大火的洗礼后，你们再也没有办法单纯地欣赏风景了。一旦你们在工作中尝到火的厉害，那么眼前的一切都没有什么两样，都是可燃物。」

这几乎是森林消防员的集体职业病，云南的丰饶和美丽是许多人的心之向往，但在森林消防员的世界，当我们聊起云南的景色和生灵，大理的风月，高黎贡山的神秘，西双版纳的大象，白马雪山的滇金丝猴，类似的话题通常得不到回应。

离开昆明之前，我跟去年追逐亚洲象途中结识的消防员吃了一顿饭，他叫杨翔宇，因为追踪亚洲象期间的出色工作，他拿了一个二等功。一年多之后再次说到自己的工作，他说后来有个兄长告诉他，许多年后，很多事都会过去，很多荣誉可能会褪色，但最珍贵的是经历，「是那段时间，你的生命经历了那样一件事情。」

一个森林消防员的人生，就是被一件一件事情、一个一个任务标记和填充的。

重庆山火扑救现场

2020年木里地区再次爆发山火，在当地接受培训的杨翔宇是亲历者。他掏出手机给我看当时的视频，天空完全被烧成了红色，他们的车被困在火场，周围火光冲天，飞扬的火星在四周飘散，热浪掀起的石子噼噼叭叭甩到车身上。2020年那次大火，又有19位当地的救火人员失去了生命。

那次任务让杨翔宇明白，每经历一次危险，活下来的人事实上都是幸存者。

不同于前辈消防员更多强调奉献和牺牲，90后的杨翔宇提到最多的词语是专业。两次木里大火，天津港爆炸，还有许许多多次吞噬生命的灾难，复盘一些细节的时候，杨翔宇发现所有的事故报告，最后通常会认定还是有操作或判断上的失误，「媒体也是有责任的，包括普通人，我们好像都是习惯了赞美牺牲。」在杨翔宇的认知中，每一个生命的逝去都不应该赞美，而是应该尽最大努力总结教训，去保障每一个冲锋陷阵的人的安全。

他的手边一直有一本《云南高山林区灭火作战研究》，很多问题都是专业问题，比如一个常识是，在森林火灾中，不能在峭壁的山脚下休息，因为山火会造成山体松动。但是类似的常识并不是每个人都晓得，他自己就亲历过，滚落的巨石砸中当地组织的救火人员造成残疾，「后半生就完了」。

夜色渐渐笼罩昆明的街巷，一些悲伤而无解的讨论被即将到来的晚饭中断。烧烤摊的烟雾缭绕里，话题最终从火场移开，我们说起云南的烧烤流派，他们家养的雪纳瑞，以及有一搭没一搭的各种无关紧要的小事。

只有在这些时候，火场的危险，生死的瞬间，这份职业给人带来的荣耀与压力，以及持续性的不安，才能稍稍平息。眼前换上普通服装的森林消防员，才会让人真切地觉得，他们原来也只是普通人。

只是在森林消防员的世界中，这种普通时刻实在稀缺。几乎每一位森林消防员都有感知，这些年气候变化的影响越来越剧烈。乱哄哄的人类生活之外，越来越密集的森林大火，是这颗星球正在承受着的灾难。

那顿烧烤之后没多久，广西桂林爆发山火，云南森林消防的小伙子们再次上路。又过了不长一段时间，湖南新田爆发森林火灾，前去驰援的四川森林消防总队的两名队员蔡茂强和冯坪坪灭火期间不幸牺牲。

森林消防员的另一个职业习惯是，因为日常都在与山火和各种灾难打交道，他们不大有地域的概念，都是一些年纪相仿的兄弟，做着一份危险的工作。新田两位牺牲的消防员只有24岁。那两天，所有森林消防员的朋友圈都被一篇文章刷屏，那是四川的一位消防员给战友写的悼文，题目是《带兄弟回家》。

图源《士兵突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