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登十四座8000米雪山，是无数户外冒险者梦寐以求的圣杯。作为一个女性登山者，罗静历经雪崩、滑坠、落石，多位友人的遇难，在2017年结束时，她面前只剩最后一座山了。她能完成吗？

文｜谢梦遥

编辑｜楚明

图｜受访者提供

一个女性登山者

想象一个女性登山者，想象一个攀登海拔8000米高峰的女性登山者。她是什么样子的？

她未婚，没有孩子。她因为参与太多户外运动而皮肤粗砺。她实现了财富自由，所以能够投身这种耗资不菲的活动。她留着脏辫，花臂纹身，有个朋克鼓手的男朋友。她是著名探险家的后人。她是一名前拳击手。她是一名卡车司机。她当过雇佣兵，杀死过7个敌人，还曾与狮子肉搏。

放弃那些刻板印象吧。罗静不符合上面任何一条描述。

从人群中识别一名越野跑者，你或许看晒日线，但在同属户外领域的登山者身上，你找不到任何外在痕迹。他们在山上包裹得太严实了。穿着便装时，罗静是个身高一米六几、说话细声细气的长发女性。1975年出生于湖南衡阳的她，会用「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来解释她的良好肤质。她体型维持匀称，但也看不出肌肉线条。她怕冷。不登山时，她会锻炼，跑步或爬楼梯为主，但不是你想的那种魔鬼训练。她是一个17岁男孩的母亲。她上一份全职是IT从业者。

每年的5月到9月是登山季。在这个时间段里，她是另外一个人。在山上，很多壮年男性也比不上她的体力和速度。她有个诨号，叫「兔子」。又由于她几次做过登山队长，山友们也喊她「罗队」。她创下至少6座8000米山峰的中国女性首登纪录。体能是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心理和经验。

她对《人物》说起她的一个顿悟时刻，那是在干城章嘉峰的最后一段路，搭档的夏尔巴没有过8000米经验，感到恐惧下撤了，剩下她在裸露的岩石陡坡无保护状态下独攀，手脚害怕地在抖。她调整思绪，保持专注。接下来她发现，抖动消失了。专注控制了恐惧。

对于大多数山友来说，从入门到8000米，需要5-8年，信心建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事实上，迈过5000米的台阶后，她只爬了一座6000米，一座7000米，在第三年就迈向了8000米。「我的思维是容易跨越的，我从内心里头就不是一个有束缚感的那种性格。」她说。

地球上8000米以上的山峰，共有十四座，全部集中于喜马拉雅山脉和喀喇昆仑山脉。登顶十四座，是一项壮举。极少数人无争议地跻身到「十四座」俱乐部里，远远少于进入外太空的宇航员——那个数字超过了500。

更多的人倒在俱乐部的门外。在山上，事情发生总在计划之外。一个微小错误会导向可怕后果。极寒与缺氧让人意识凝滞、思维错乱，经验丰富的夏尔巴向导也会犯错。罗静的夏尔巴曾忘带过食物包，还错带了空的氧气罐。

高山上的死亡通常快且没有痛苦。滑坠是常见的厄运。力竭后的失温会让你变成一株雕塑。高山反应引发的肺水肿、脑水肿也会杀死你。雪崩的杀伤力是大面积的，珠峰雪崩在2014年和2015年分别造成了16人和19人遇难。除此之外，还会有各种各样的死亡发生，有年在马卡鲁峰，两个夏尔巴由于把帐篷拉得太严造成窒息。这是个低级失误。「我们都会知道，留道空。」罗静说。

恰恰是死亡，让山有了黑魔法般的魅力。「没有死亡威胁，那么登山就什么也不是了。那只会是幼儿园。不会是冒险，也不会是艺术。」意大利人莱因霍尔德·梅斯纳尔说。他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登山家，是无氧登上珠峰的第一人。某种意义上，他创造了「十四座」俱乐部，1986年他成为全球十四座8000米山峰的首位完攀者，自此，「十四座」成为户外冒险者们梦寐以求的圣杯。

然而所有这些成功并不能令梅斯纳尔骄傲，他在自传中写道，「值得我骄傲的只有一件事，我生存下来了。」某种程度上，死亡就像抽奖，你总有可能被抽中，无论你的名气、技术，无论你是男是女。

罗静遭遇过两次雪崩，数次滑坠，踩踏过悬空的雪檐，差点坠入冰裂缝，还被其他人踩落的石头击中过，她都幸运地活了下来，也没有像一些同行那样，失去身体的某一部分。因为冻伤坏死，常见需要切除的器官包括手指或者脚趾，再严重是整只的手脚，也可能是鼻子或者耳朵。

山不会区别对待女性，但女性登山确实比男性多了些不便。换卫生巾有点麻烦，那玩意冻得像冰块似的，「你想要用湿纸巾做清洁，拿出来立刻就冻住了，得揣怀里头给它捂化了」。早年为了更好状态，罗静会用一款叫「妈富隆」的药推迟月经，后来也不在乎了，那些末端的事情影响不了她。

还有如厕问题。夜里男女经常同挤在一个帐篷里睡，罗静有过教训，夜里穿着秋裤外出小解，转天就感冒了。后来她便允许自己在帐篷里解决。这主要也是为了安全，很多时候帐篷搭在陡峭山坡上，黑夜贸然出来找厕所很容易发生滑坠。她在大本营备一个夜壶，上山背一个。在山上，隐私和体面都是可以放下的，有女登山者为了轻装上阵，竟然连夜壶也不带，如厕时让夏尔巴在后头帮着拎塑料袋。「我是有我的底线的，我是做不到的。」罗静说。

登山途中，就必须在雪地里解决了。脱裤子前，跟下坡的人打声招呼，「人家就背过（身）去了」。

这些事情在罗静看来，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对她这样的女性登山者来说，山下的世界才是更困难的。「在照顾家庭、照顾孩子的同时，你要想再照顾你的梦想、自我需求，其实是很难平衡的。」她说。

在2017年结束时，她的面前只剩最后一座了。她有机会成为「十四座」俱乐部里的第40人，中国民间第一人，还无限接近一个纪录，攀登十四座的最快用时。当时纪录是7年10个月6天，由韩国登山者金昌镐创造。

攀登中的罗静

温和抵抗

在户外论坛8264和登山圈里，罗静是名人，但在这个领域之外，对大众而言这是个陌生的名字。我注意到罗静，是在2021年5月的黄河石林越野赛事故之后。在那个由极端天气和主办方失职共同造成了21人失温遇难（另有一人在昏迷半年后离世）的悲剧里，罗静是幸存者。她跑了28公里，再往前1公里，就是死亡区域了，大部分遇难者是在那片光秃秃的山脊上找到的。

2021年10月，《人物》与她相约见面。新闻里称她是一位登山家，但她谦虚地否认了，她认为她还未达到登山家那种更纯粹的境界。她没有明确说出来，但她应该指的是阿尔卑斯式攀登，以开辟新路线、轻装快速、单人或者两三人的小团队为特点。而她属于喜马拉雅式，主要体现为商业登山，以逐步推进建立营地的团队行动展开，有后勤保障。

我们想写她的登山故事，带着巨大的热情而来，但很快就被浇了冷水。她讲述的内容缺少场景和细节，似乎没有感染力。明明是激动人心的故事，在她这里变得很平淡，好像登山不是什么英雄史诗，不承担宏大叙事的功能，只是私人爱好，或者某种更轻的东西，是对自己而非其他任何人的交代。

在4天的相处里，她有些看似固执的坚持。她会告诉我一段故事，然后再要求我不能写出来，因为她想避免任何与他人可能的冲突。每次受访不能超过1个小时，但实际上只要过了40分钟，她眼神就低垂下来，声音越来越小，回答的字数也越来越少。聊到后来，简直像一场苦苦支撑的彼此折磨。

有些话题刚刚打开，她就宣告关闭。「这个事我就不想聊了，太累了。你可以看那些报道就都有了。」她说，「反反复复讲太多了，真的很烦，就不想聊这些东西。」

偶尔，她可以变成非常开放的交谈者。一次晚饭时，话题引到山上如厕，她讲了很多细节。「我每天早晨要上个大号，这是很好的习惯。」她说，「因为你上完之后，再去登山，一整天你都是很安全、很舒服的。」但就像山上的天气一样，你无法预测她什么时候就陷入了消极状态。

很多问题，她的答案是，我哪儿知道，没想过，不记得了。我和她聊到乔恩·克拉考尔写1996年珠峰山难的名作《进入空气稀薄地带》，她很早读过，连同还读了克拉考尔的另一本《荒野生存》。我问她，看完是什么感受？

我们当然需要那些故事，那里面有惨烈的死亡、自私的决定与惊心动魄的竞争。那些故事能展现人类的渺小，也能展现人类的伟大。在那个二元对立的世界里，上与下，进与退，救人或不救，没有中间立场。你要认真阅读山给你的信号，在两个选择中做出正确的那个。像我这样从未登过山的人，是那些故事提供了大量对山的想象。

「没任何感触，就是看故事一样看的。」罗静说。这个话题就此结束。她可以一直沉默下去，直到对手在这场气场角力中败阵下来，换一个话题。但随后，她轻声地抱怨，提问跳跃性太强，彼此毫无关联。

她是个棘手的访问对象，但她也是一个温和的人。在表达抗拒态度时，她语气淡然地使用反问句。山难之后，我为什么要有幸存者的愧疚感呢？我存活下来了，我为什么要做噩梦呢？

这种温柔抵抗，可以在她与赞助商的合作中找到痕迹。「她是挺任性的一个人。」一个品牌的市场负责人说，「很多商业规则对于我们是很正常、约定俗成的，她就觉得这样不好。她很怕别人给她贴一个商业推广的标签。」接近她的人都说，她缺少商业意识，抗拒自我推销。「有一些商业履约的事情，比如要她念稿子，她都不太做得来。」罗静的朋友张大校说。每个人都多少被他人看法和反馈塑造着自己的行为模式，罗静仿佛得到了某种豁免，我行我素，从未顺从。

表象之下，她的内在是叛逆的。小时候母亲打她耳光，「眼睛里冒着星星，可我就是不哭」。大学毕业，男友让她跟去东北，给她找份铁饭碗，但她觉得那种日子一眼望到头，宁可当个北漂。

相比阿式登山，商业登山相对安全。一位个性张扬的企业家曾告诉我，在他看来某些企业家对珠峰的痴迷，不过是为了做公关，「找几个人把自己扛上去」。这代表着一种典型谬论。高海拔山峰没有一座是容易的，只有困难，和更困难。很多路段是没有路绳，需要两人结组的。

对于种种偏见，罗静的观点是：关她什么事。

「他怎么看待（商业）登山，这是他们的事。」她说，「我不希望对任何人解释任何事情。无论把我看得多高，或者觉得我的成绩不怎么样，对我来说没有影响，我知道我自己是谁。反正各种点评，我无所谓。」

我问她，冲顶是什么感觉。「没感觉， 赶紧下撤。」会不会想象自己站在世界之巅？「没想象，是大家的想象。」她说，「实际登过山的人，一般不会问这样的问题。因为你就知道攀登过程是最主要的。」

其他一些登山者在采访中的表述与罗静是类似的。张洪是亚洲首位登上珠峰的盲人，他说那一刻没有激动、兴奋，甚至都没有多少感想。双脚截肢的夏伯渝，在他69岁这年第五次攀珠峰终于登顶，那感觉却比他之前无数次的想象的要平淡许多，反倒是下撤时的惊险留下更多印象。

与张大校聊起访问中的受挫，这位与罗静爬过珠峰的商界精英笑了：「绝大多数登山的人，只和同类聊相关的话题。」

要辨别非同类很简单：如果你需要反应几秒才理解煨桑——那是每次登山前的固定仪式，请喇嘛诵经，以祈求神山保佑；如果你弄不清那些尼泊尔与藏族名字：桑珠、明玛、达瓦——在登山圈，这些名字就像乔丹或刘翔，不需要身份前缀。你是圈外人。

但要看到那个高海拔世界的真相，你还能依赖谁呢？你唯有从一个地方寻求答案：从山上回来的人。

罗静与队友们

逆行

遭遇真正的雪崩之前，她人生中的雪崩在2006年发生。儿子才1岁，丈夫突然消失，留下的是夫妻名下的共同债务。催债人找上门，她逃难一样四处辗转。她经常哭，也数次有过自我了结的念头。官司打了几年，北京三环的房子被迫卖掉以还债。她搬去了五环。

「我总是觉得人生是有一个光亮在召唤着我。它不会让我绝望的。尽管有的时候会有那个瞬间，但是仍然还有一个声音就在那说，明天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她说。那段黑暗的日子改变了她对金钱的看法。她很早就是一个户外爱好者，还一度做过论坛版主。官司打完的一刻，她想痛痛快快地干一点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后来，登山成了那道光。

很多山友有着相似的起点。山上没有朝九晚五的工作，没有雾霾、地铁与摩天大厦，没有家暴、情感欺骗与股市。经历失意与挫折，到山上去是一种常见的选择。罗静的朋友程昕也是如此，2012年，距离他上一次登山过去了12年，他又重新登山了，作为一名职业经理人，那时他卡在了生涯发展的瓶颈期里。山下的问题也许依然要靠下山解决，但山上那个世界提供了一种极简与开阔的体验。那段感受是致瘾的毒品，也是救命的药。

很多人登8000米会从卓奥友峰开始——在中国境内要获得珠峰北坡攀登许可必须曾有过一次8000米以上的攀登经历，而卓奥友是公认商业化成熟，也相对简单的那一座——珠峰往往是他们的第二座山。谁不想登珠峰呢？但珠峰太贵了，罗静资金有限。那就优先选择那些少有人去的、名气靠后的山。与绝大多数人不同，她走的是一条相反的路。这条路注定是孤独的，她无法找到共同进阶的固定伙伴。

她在2011年迈向了第一座8000米，马纳斯鲁峰。这座山的花费约在10万元，她把本来用于买车的钱投到了里面。为了省下1000美元直升机费用，她和夏尔巴徒步8天抵达登山大本营。

经过两次分别进发到1号营地和2号营地的适应性训练，接下来就是在大本营等待冲顶时机。用她的话说，那时她只是个傀儡，一切由他人说了算。夏尔巴让她提早用氧气，她就用了。冲顶成功，她内心还是有一丝失败感。

第一座8000米登完，她就没钱继续了。但她的登山帖子在8264论坛引起了轰动。一个朋友赞助她5万，让她有了登第二次的机会。她参加的是一个尼泊尔探险公司组织的马卡鲁峰攀登。在这种外国组织的队伍里，总是混合不同类型的登山者，她的队友是几个无氧攀登的伊朗人。

在冲顶过程中，伊朗人先后放弃了，罗静和她的夏尔巴继续上行。一般攀登关门时间是中午12点，冒险一点的人可能把关门时间延后到下午2点，而一旦到了这个节点，无论登顶与否，都须放弃以保安全，因为下撤才是更危险的路段。由于没有经验，或者求胜心切，她与这个死限愈行愈远。

登顶时已是晚7点，可怕的黑夜要来了。雪上加霜的是，下撤路上，罗静还出现幻觉，耳边有鸟叫，还听到伊朗队友喊她，那空旷的山上哪儿有其他人呢。在这种状态下，她判断连续失误。一次是因为大意没有系快挂，她在无任何保护的情况下滑向深渊。另一次是为了省力走捷径，结果踩进冰裂缝里。

她幸运地活着回来了。滑坠发生了五六米，她发现腿缠在了路绳上。身子掉落冰裂缝一半，背包卡住救了她。她是第一个登上马卡鲁峰的中国女性。让她意外的是，这件事登上了新闻头条。命运就是这么玄妙，结果要归结于她的技艺、勇气与某种精神力，还有那两次转危为安的好运气，但起点却是一个错误的决策——再来一次她大概不会选择无视关门时间。晚她十几个小时，另一个中国女性登山者王静也登顶了。第一人才有公共传播价值。

「这个山登完，那第一就是第一。」她说，「不是第一我也一样去啊，就没有你们想的，好像非说冲第一去或者是说竞争那种。」

一条路就这样展开了。她得到了一些有偿的演讲邀请，能够纾解一些她的经济困难。一座座山继续登，钱若不够，她就向合作的尼泊尔探险公司「Seven Summit Treks」赊账，再通过之后带队登山，抵消掉一些账目。2013年迦舒布鲁姆II峰与I峰，与2014年乔戈里峰（K2），都是赊账才完成的。

在登前三座山时，她装备精简，连冲顶包都是借的。直到以首位华人女性身份登顶有「杀人峰」之称的K2，她有了首个户外品牌的赞助。那时，愿景变得清晰起来，目标是十四座。但也不是非此不可，因为她不知道财力能支持她走到哪里。有次临时急需缴纳登山报名费，她一时拿不出来，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一帮朋友把钱凑齐了。

罗静攀登乔戈里峰

故事的真相就是，这位未来的「十四座」候选人与富有毫无关联。那些实现了财富自由的人，却未必能实现罗静所实现的。

她恪守一个原则，不主动拉赞助。「自然发酵，有人找我，我也会回应」，她说。她作为特招生免费去读长江商学院——为登山她中间还办了8个月的休学——在那个充满了人脉资源的矿场里，她根本没有做任何挖掘尝试。

「我希望我的攀登是很自由，没有约束的。」她说，同时也归结于商务是她不擅长的领域。她没有成为网红的打算，在她看来，「火起来」和「实现社会价值」有一条微妙的界限。

登珠峰是所有山里最昂贵的，需要40万元。这对于罗静来说有很大压力，但因为受邀加入了一个由五个不同国家登山者组成的队伍——这是组织方弄的一个噱头，费用得以豁免。也是随着这支队伍，她又登了洛子峰。另一笔重大的赞助来自于朋友程昕。2016年随罗静登山后，他主动邀请她成为他创业公司的品牌代言人，3年签约费达上百万元。

但如果没有这些机会，她会就此停步吗？她认真考虑过，实在没钱了，就把北京五环自住的房子卖了。

她在生活方面节衣缩食。不舍得在健身房花钱，就在家里锻炼。很少做美容，也不买名牌服饰。在北京生活她一直没有车。「好多朋友我们都是轮番当司机。」张大校说。到今天她的风格也是如此。我们出去吃饭，每次她都要盯着菜单看很久，肉菜点了又删。

生死

在山上，人与人很容易缔结深情。在罗静最初的登山生涯里，有两个名字对她很重要。

2010年，爬四川雀儿山时，她认识了杨春风。她对他的印象是，「黑黝黝的，瘦瘦的，看不出是多厉害的角色」。在网上搜了才知道，杨是圈内大神，是当时中国民间登顶8000米最多的人。他来这座海拔只有6000多米、技术难度不高的雀儿山是为了散心。不久前在道拉吉里峰，三位队友死在山上，作为领队的他因为组织混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处于争议漩涡之中。

他们留下联系方式。她和山友去成都找他，住在他的工作室里，大半夜他给大家做饭吃。他很随和，回答问题很有耐心，偶尔也吹牛，而对于外界的一些诋毁，他会发发牢骚。

罗静视杨春风为导师，从内心敬佩他，很多想法受他影响。他的经济条件不好，过着苦行僧一般的生活，却把全部激情放在了山上。贫困、山难、愧疚感，任何阻力都不能让他停下来。他常说一句话，你可能技术比我厉害，但是你有我勇敢吗？这句话既是为他的商业登山辩护，也是他自我赋能的方式。

那时她刚辞职，她确认她对更高的海拔是有渴望的，在找下一份工作前，可以先用一段时间登山。她知道自己不必成为一个阿式登山者，也可以勇往直前，因为杨春风就是例子。第一座8000米，她就是跟随杨春风组织的商业队伍。

在第二座8000米，她与民间登山界的另一个名人相遇了。他叫饶剑峰，也曾在2010年道拉吉里发生山难的那支队伍里。与杨春风处于象限的两极，他是个财务宽裕的企业家。下山后，罗静与饶剑峰走得近了。她还热心张罗了一场分享会，把后者专程从深圳邀请到北京。

两位老大哥是竞争对手，均想做第一个完成「十四座」的中国人。两人也合作，在2012年，饶剑峰用了55天连登3座8000米，其中K2就是和杨春风携手完成的。罗静原本也被饶剑峰说动，打算同去，但最终因资金缺口以及信心不足放弃了。2013年，当听说杨春风、饶剑峰准备去巴基斯坦攀登南迦帕尔巴特峰，她报名了。但时间太晚，她未能成行。

她是在北京的地铁里听到那个噩耗的。6月23日，南迦帕尔巴特峰的攀登者遇上了恐怖袭击，遇难的11人里，有杨春风、饶剑峰。所有具体的感受都消失了，她不记得在站台的人潮里哭了多久。

罗静与杨春风

美国登山家康拉德·安克曾给记者展示过一份他手写的名单，从他的导师开始，到他的挚友，上面有三十多个相识的名字，几乎都死于攀登。这样一份名单，存在于每一个资深登山者的心里。

登山这些年，罗静见证了很多不幸发生。2012年初，她去阳朔攀岩，一众朋友里有个叫严冬冬的阿式攀登者。几个月后，他死在天山的冰裂缝里。2013年在干城章嘉，五个队友登顶后在下撤时滑坠。一张先前拍下的合影里，入镜的几个人除了她都死了，其中包括与她一见如故、格外友善热心的韩国青年Namsoo。而幸存的另一位韩国人金洪彬，2021年死于布洛阿特峰。2015年在布洛阿特峰遭遇雪崩，团队里有一人遇难。相识多年的保加利亚人博扬·彼得罗夫，2018年失踪在希夏邦马峰。

这只是一份来自公开资料的不完全统计。罗静不愿意对我谈论名字和数字，「记住他们人就行了」。

她用她的方式纪念他们。杨春风、饶剑峰遇难后一个月，在巴基斯坦的迦舒布鲁姆II峰的峰顶，她把友人的照片埋进雪里。她在那里哭了一会儿。她后来去山上，一直带着韩国朋友Namsoo的睡袋，而她的睡袋，陪他留在了干城章嘉。

「过后就很平淡了，他们选择的路子」，她说。她不是那种情感充沛的人，把痛感反复咀嚼。「我学理科的，很理性的。」

理性体现在她看待事情的许多方面。《进入空气稀薄地带》一书中记录了两名日本人为了冲顶，漠视半途遇到的奄奄一息的人的求救。如果把她放到同样情景呢？罗静不愿说她一定会做出相反的选择，「那都是在瞎吹牛呢，只有做过的事情你才可以说。」她能够理解在干城章嘉弃她而去的搭档夏尔巴，「在生命安全面前，他做任何选择都是对的」，还发文为他辩解。她拒绝道德绑架。

幸存者愧疚是创伤性事件亲历者常有的一种体验，对他人死亡而自己活着这一事实感到有过错并内疚。罗静从未陷入这种感受，她甚至完全不能理解，「你应该客观冷静去分析整个事情，为什么他会遇难，只有分析清楚了，这才是对死者更好的尊重。」

她谈到不久前父亲身体衰竭去世，她很快接受了事实。「可能失去某个亲人我们就更加孤单一点，就仅此，死亡是我们每个人都会要面临的。为什么要沉重呢？我就觉得自己以后看不见他了，他以另外一个方式存在。」她并不是在做宗教式表达。

她没有宗教信仰，从不祈祷，「祈祷不如做好你自己本分的事情」。她不愿意自我悲情化。「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搞得很悲壮？一定要弄得我们要写好遗书出去？我觉得就是很没意思的一种宣传。」

我与罗静聊到登山圈内存在的一种殉道者心态，「死在山上亦是美好的归宿」。她笑了，不置可否。后来我看到她发表的一则帖子，意识到她肯定不是上述观点的支持者。她回忆与一个山难者遗体近距离相遇的感受，「我相信，最后一刻，他仍然是想回到亲人身边，正如我自己从未想过要留在山上一样。」

危险始终是在那里的。K2的攀登死亡率（登山中遇难人数和成功登顶并返回人数的比率）是27%，安纳普尔纳峰是32%。

她当然知道那些数据统计，但聊到这里，理科生的理性却好像消失了。有坠机难道就不坐飞机了，有车祸就不再开车了？但她好像完全忽略了概率的区别。

她想象过自己陷入险境，但从未想到英年早逝的可能性，从未想过自己会成为攀登死亡率里的那个分子——至少她是那么说的。「死就闭眼了，啥都不知道了，那还用想啥。」

登顶之外的东西

进入2015年之时，一切进展很顺，罗静已登顶7座8000米。她情绪高涨，有了一个「小目标」，想在这一年攀完剩下的七座，她把时间排满了。这个计划她藏在心里。

但这一年结束的时候，完成数字为零。尼泊尔大地震打乱了她的部分计划，而她尝试的四座山，无一成功。

这一年，她陷入攀登以来最多的危险。生涯里的两场雪崩相继发生。一次，只差半米，她的整个帐篷就会滚下悬崖。更致命的另一次，雪团挟裹她往下冲出50米，她以倒V字姿势插入雪地，在接近窒息的一刻，是夏尔巴Nurbu把她拉了出来。

重要的是，她还活着。她不是一个轻易放弃的人，但相比初出茅庐时，她已知道在什么时候放弃。在安纳普尔纳，其他人在早上6点半之前就下撤了。从众是容易的，但她认为时间还够，单独又上爬了6个小时，抵达顶峰百米之下的一处地方。她的夏尔巴Nurbu的氧气用完，而再往上要经过一块无路绳的冰岩混合的崖壁。山顶好像近在咫尺，但她评估结组而上至少需要两个小时，抵抗住诱惑，掉头而去。

嘴上说全力以赴就没有遗憾，但在年底的朋友聚会上，罗静突然就哭了。

经历失败之年，她变得愈发谦卑。「知道得越多，恐惧越多，更要谨慎。」她说。像许多真正的登山者一样，她不用「征服」这个词来描述人与山的关系。「山峰可以接纳你，你要挑人家天气好的时候，你要挑人家脾气好的时候，这个怎么就谈征服呢？」人征服的只能是昨日的自己。

也有另外一些变化发生。早年，她在8264论坛很活跃，其中一些帖子会事无巨细地谈论山上的见闻。从这一年起，她不再更新。「新鲜劲过去了。时间观念改变了，我不再把时间耗费在论坛上了。」

最初的激情、好奇以及诸多感慨淡去，就连记忆也日渐交叉混淆，那登山还意味着什么？

一开始，她就不是那种一切依赖夏尔巴、不愿自己背负装备的登山者。从2016年起，她决定更进一步，不止做一个普通的商业客户，而是自己组队。她负责审核和挑选夏尔巴和背夫，给队员制定训练计划，准备路绳、帐篷、煤气等装备，监督后勤与运输。对于她个人而言，这种自主模式其实「花钱还多了」，但她认为只有如此才能得以成长。

随着经验增长，她为自己设定了更多进阶要求。连续登山对体力有很大挑战，在2013年，她就尝试迦舒布鲁姆的两峰连登。在2016年，她连登安纳普尔纳峰与珠穆朗玛峰。

在第三座8000米时，她是无氧下撤的。但那是因为氧气用完了，并非她的意愿。但在2015年之后的多次攀登中，她主动尝试无氧，因此每次需要比他人提前出发。她对《人物》指出，她终究戴着氧气面罩备用，与严格意义的无氧有很大区别。「人家是做好了破釜沉舟的准备，出发的时候不带氧。」

无氧登顶是一个理想目标，2017年在南迦巴尔巴特，她几乎要实现了。距出发13小时后，最后那段路充满不确定性，她陷入纠结，「我不用氧也可以，但没必要因为自己这么一个愿望，拖累大家面临一些风险。」她用了一个多小时氧气，登顶一路痛哭，「觉得自己使尽全力也实现不了（无氧），一种复杂的情绪」。

计划已经悄悄发生改变。如果一切是为了跻身「十四座」俱乐部，那么完全没有必要给自己附加难度。她感到登山越来越像一种自我挑战，而不是对外的证明。

2011年她在马纳斯鲁峰认识了西班牙老头奥斯卡（Òscar Cadiach）。此后他们不断在山上相遇，每年她对他的了解会加深一些。2013年在干城章嘉峰，他给她讲述了前三次在那里失败的经历，第四次依然选择无氧。在杨春风等人在巴基斯坦遇袭后，对于是否按原计划去巴基斯坦登山，罗静一度犹豫，是奥斯卡发邮件告诉她，不要被外界的恐惧控制内心。

2017年7月，罗静登顶布洛阿特峰时——这是她的第十三座8000，与她同行的奥斯卡也完成属于他的全部8000米。他成为「十四座」俱乐部的第39个人的这一刻，距离他登上第一座8000米，过去了33年。耗时这么长，是因为很多次他都在尝试新路线。光是布洛阿特就是第6次来了。这让罗静感慨良多，「他真正喜欢爬山，不是追求名次」。

在第十四座山前，罗静的身后有几位中国追赶者，他们构成一个共同行动团队，与她关系微妙。但在她这里，成为第一的竞争意识，消失了。

罗静与奥斯卡

母子

回到登山起点，债务官司刚结束，她处于低谷，想着首先应该把自己调整到好的状态，才能更好面对家人。「在那个时候，如果我哪儿都不去，把自己锁在这么小的环境里头，人很难。」她不在的日子，她把儿子诺诺托给外婆照顾。

自我拯救变成自我实现。连续5年，她没有陪儿子过生日。他生日在7月，而她身在山中。2017年，诺诺12岁，初中才读了半年，她就把他送去泰国清迈的寄宿式国际学校了。刚开始那段日子，12岁的儿子在宿舍里和她通话时哭，过了一段就适应了。

在山里，她与儿子「想起来了打个电话，有的时候很长时间也不打电话」。有人会答应家里每天一个固定电话，有时耽误了，那边就焦虑得不行。「你这是徒给家里头增加不安的情绪。」她说。

随着她的故事被传播，网络有杂音出现，认为她作为母亲投入几乎全部去做那么危险的事，太自私了。她后来索性把自己屏蔽，不再看那些评论。「井底之蛙，根本就不用关注。」

关于登山与家庭的平衡，如果纳入女权主义的理论框架进行讨论——社会对于男女在家庭付出的不同预期与评价、僵化的性别秩序、母职实践的重新定义——或许更有说服力，但她承认，她对女权并无意识。她的辩解可以归结到一句话，「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我做任何事情无可厚非。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梦想的自由，无论我有没有孩子，我有没有父母。」

作为母亲，她承认并非对孩子没有任何亏欠感，但那具体是什么，她说不清楚。是陪伴时间不够吗？她认为精神力量才是能陪伴终生的，况且不在山上时，她几乎全部时间陪在儿子身边，以前热衷的朋友聚会极少参加。是花掉太多钱？她说当初卖掉房子，她就预留了孩子未来教育与生活的那部分经费。是意外的不可抗力？「在我的感知里面，它跟普通运动没有太大的区别，」这一点与她从未考虑过死亡是逻辑统一的，「我一定会尽力减少风险的出现。」

每一个线头都被她切断了。她不是告解。

「我能理解那种状态。健康的方式是，你不能活在愧疚感里。」朋友张大校说，「至少她能过心里自洽的这一关。」

她有一套自己的教育理念。儿子五六岁时，她带他去泰国玩，挤在一堆人里坐公交船，睡青年旅社的床位。高档享受，不是她想给他的旅行体验。她从来不把死亡看得太重，带儿子去欧洲，特意带他去墓地转了一圈，「你看这些人都躺在这儿，（让他）很正常地接受。」

她从来不在乎仪式感。为什么生日一定要吃大餐？为什么一定要回家过年？她从来没有归属地的概念，「哪儿都行」。她在湖南长到13岁，举家迁往山西，上大学去了北京，从未有过北京户口。

儿子去学校忘带试卷，老师催他打电话让家长来送。罗静拒绝了，她想用这种方式告诉他，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老师说，妈妈太不负责了。这跟登山一点没有关系。但她被「不负责」几个字刺痛了。

「她不像一般的妈妈，比较粗线条。」张大校说。

这对母子相处的模式，某些方面也像罗静与她的父母，「我家的关系比较独立，他们不管我。」不管，不劝，不鼓励，不打击，他们爱着彼此，但登山的话题是房间里的大象，避而不谈。

罗静不喜欢国内学校的老师，「一个一个很厉害，慈禧似的」。「我就只能给他释放压力。我还主动帮他经常请假，带他出去玩。」罗静说。让儿子去泰国读书有个好处，她再也不用纠结他的分数了，那里学校氛围轻松自由，消费也低。她想得很清楚，只要他干着自己喜欢的事，并且可以维持生计，那就不必担心。儿子倒是有雄心，想考加州伯克利大学。「那可不好考，你自己拿主意。」罗静对他说。

她与儿子诺诺的关系有如朋友。程昕记得，第一次与诺诺见面，小孩一点也不怕生。大家说到罗静肯定能吃苦。「把那个苦字去掉。她特别能吃。」诺诺说。

她很少与儿子主动聊登山的话题。但不谈未必能把儿子隔绝在相关信息外。出发K2前，他哭着抱住她，恳求不要去，因为他从书里知道K2的登顶死亡率。罗静安抚很久，他才同意。

她从不强制灌输。儿子慢慢与她达成理解。一次他看见罗静的登山文稿，问道，全世界登顶这座山的女人只有五六个，你上去了？他鼓起掌来。后来办登山分享会，她也会带上儿子。

儿子对她说，我们吉他老师跟我说，高中毕业后别着急读大学。平常家长听到可能吓坏了，罗静说，我鼓励你，自己赚钱自己养活自己，到世界各地走一趟。

生活中的罗静

最后一攀

最后一座山是希夏邦马峰，海拔8027米，是十四座8000米中最低的一座。它不是犹如馒头包式那种山峰，它的最高点（即主峰）在一段陡峭、绵长的山脊上，辨识不易，屡屡出现登顶争议，错把「中央峰」当作主峰。拿到山峰所在地的官方登顶证，并不等同于国际认可，真顶假顶其实不过十几米之差。登山文化自有一套国际通行标准。就像真正的连登，指的是从登顶一座山撤到大本营，再转而登另一座山，仅仅撤到4号营地不能算数。罗静前十三座山，都是无争议登顶。

希夏邦马是唯一一座完全在中国境内的8000级山峰，根据规定，中国人只能在圣山探险公司组织下，跟随组织方向导攀登。2018年4月，机会终于来了。为了保证成功率，她从瑞士公司Meteotest购买了气象预测服务，还额外带上两位与她合作默契的夏尔巴协作Nurbu与Sanu。其中Sanu在2006年与2011年均登顶过希峰。

5月14日凌晨3点，她从3号营地出发冲顶，4小时后，她到达海拔7950米的位置。但就在这时，组织方做出一个决定，以安全原因命令罗静下撤。

「当时天气不好，能见度比较差。」罗静的登山联络人张越回忆，「但毕竟只有早上7点多，远不到关门时间，也已经可以看到主峰。」大本营的指挥者替距顶峰不足100米的攀登者做了决定。罗静不理解，两位夏尔巴伙伴也不能理解。过程里有信息沟通的前后不一致——在罗静看来那是欺骗，组织方告诉她等几天再冲顶，但紧随其后，却宣布希夏邦马登山季结束。在那座山上，她不是自主的攀登者。

一种倦怠情绪占据了她的身体。回来后她就说，这个山不登了。组织方给她打电话，邀请她在秋季窗口期再来。她拒绝了。你先别下决定，对方说。第二次登山报名截止了，她迟迟未动。

山的诱惑终究在那里。最终她还是被添加进名单里，于2018年9月再次出发。这次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攀登路线与上次不同，队伍也扩大到17人。一切看起来很顺利。在9月29日，根据组织方的提议，罗静与另外三位民间登山者张梁、董红娟、刘永忠（他们都已完成其他13座）以手握安全绳的方式同时登顶。

理论而言，高海拔攀登，每个人应该按自己的节奏走，否则容易乱了呼吸，反而对体能的消耗更大。停下来，还容易造成冻伤与失温。「手拉手登顶，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张大校笑了，他眨眨眼睛，「这种中国式的登顶，体现国人文化，凡事以和为主，不愿意分所谓的强弱。」

消息传来，圈内雀跃欢腾。在顶峰拍下的镜头中，罗静很平静，扯着嘴角，努力笑了一下。

她隐隐感觉到事情有点不对劲。从中央峰横切到主峰的那段路似乎太短了，只走了10分钟，跟随的是组织方的向导。心存疑问，出山当晚，她就把登顶视频发给国际上两位鉴定专家。她又翻查资料，里面提到了两峰间要走1个多小时路程。

一个阴影掠过她的脑海：登错顶了。

10月1日，两位专家给她回复，经多方求证认为她没有抵达主峰。晚些时候，与她一起登山的夏尔巴协作Nurbu发来信息，「我们只到了第二高点，这次没有成功」，并在他拍下的山脊照片上画出了正确的路线。

罗静把这些消息告诉给组织方，她希望当即返回，再登一次。对方试图在情绪上安抚她，但当她说到要赶在「国内到处宣扬我们登了十四座」之前公布声明，对方再也没有回复。

她等了36个小时。她知道官方声明不会来了。接下来，她做了一件事。那件事本质上只和她有关，但涟漪扩散开来，必将波及更远地方。

10月3日早晨，她在个人平台公布了失败的消息。事实上，这也等于宣布了那支登山队伍所有人的失败，甚至为组织方的过往登顶报告提供了质疑论据。但没有中间地带，要么沉默，要么说，她必须二选一。决定做出的一刻，她就知道，「肯定反响会不小」。

随后，攀登组织方发出声明，认为此次已到达希峰的实际最高点，「至于希峰最高点在2015年尼泊尔地震后是否发生变化，需测绘部门进一步论证」。

那天半夜，程昕下了飞机，赶至罗静家中。他看到一张倦意、浮肿的脸，他从未见过她这个样子。作为她的朋友，他为她担心：赞助商陷入被动；她未来的商业价值严重受损；组织方颜面无存；队友感到背叛；她将成为「公敌」，中国登山界主流可能从此不见容她。

保持沉默有许多个理由，说出来只有一个理由。「登山不仅仅是为了追求一个数字，假如我为了这个头衔选择隐瞒，就背离了攀登精神、探险精神。」罗静说。

程昕查看了罗静的沟通记录：向国际认证机构「8000ers」、夏尔巴向导、专业人士的求证，与组织方留言……技术细节上已经没有什么需要掰扯了。他不再劝解，现在只剩一个想法盘旋在他的脑中。那预示了罗静登山故事的终点，也总结整个故事的核心。

「登山理念、人际关系和商业利益之间，她选了最前者。」

下山

距离那一天，4年过去了。那就是她的最后一座山，她不再攀登。

经历漫长时间，后果渐渐浮出水面。她与2019年那支队伍的另外几位民间登山者关系破裂了。张梁拒绝与《人物》谈论罗静。他2020年出版的自传中，完全抹去了她的名字，尽管他们此前多有交集。程昕公司的代言合约到期后，未再续签。

国内没有再组织过希夏邦马峰的攀登。但就算有了下一次机会，她知道，在那座山上能够做决定的人依然不是她。

外籍人士报批国家体育总局后可自行选择线路攀登希夏邦马峰。理论而言，如果罗静更改国籍，她依然可以登到国际认可的那个峰顶，她依然可以踏入「十四座」俱乐部。但经历这一切后，「十四座」作为一个具体的目标，好像不再重要了。

曾经她是个雄心勃勃的女人。到底是执念自然而然消失了，还是因为先在客观上认识到完成的不可能，从而不得不把执念放下了？她回答不了。何苦这样自我逼问呢，她反问道，「你不觉得那样人会很痛苦吗？」

她称自己为登上13.5座8000米的人。这是一个奇怪的说法。很多事没有中间地带，上或者下，生或者死，沉默或者说出来。13.5是怎么回事？0.5，是整个故事里最无力的部分，是希夏邦马峰之下那15米的误差。

据她自己说，宣布未登顶的一刻，她就释怀了。「我很轻松。这是我的一个节点，我找到真正的自由。什么东西都束缚不住我，包括荣誉，包括我自己最初制定的目标。」她重新认识了自己。她从不后悔。

无论对儿子还是朋友，她几乎没再聊过那个话题。

「你说她放下了吗？我认为每个人心里面都会留那么一点点小疙瘩。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某种形式上有缺憾，可能是这个事情的终结。」张大校说。他为罗静后半生不会活在执念里而感到欣慰。

4年里登山界发生了许多事。「十四座」俱乐部扩到了45人，其中一位是多次担任她协作的夏尔巴Sanu，他也是世界上第一位把十四座山全部登顶两次的人。尼泊尔退役军人Nirmal Purja在2019年，用6个多月完攀14座，把最快用时提升到一个不可思议的纪录。我翻看罗静早年的帖子，发现在2014年登道拉吉里峰，他们做过队友。「是的，他的第一个8000米跟我们一起。」罗静承认。

罗静另一位夏尔巴协作Nurbu在2020年去世。他们在2013年认识，关系胜似亲人。他救过她的命。所有山上危险他都踏过去了，困扰他的问题在山下。他陷入情感纠纷，与他爱上的那位女子双双选择殉情自杀。

「Nurbu没了。」噩耗传来，张大校接到罗静电话，那是她说到的第一句话。她没有再说什么，电话那端是长久的哭泣声。

「Nurbu突然走了，罗静可能离雪山又远了一点。」张大校说。

她的梦境里从未出现过死亡。在Nurbu离开后，她梦到他了。他揣了个兜，站在她面前。Nurbu，你不是死了吗，罗静说。没有啊，挺好的，Nurbu说。是吗，那就好，挺开心的，特别开心，她说。那是一个开心的梦。

每个人终有下山那天。就这样结束了吗？她没有给出确切答案。

罗静与Nurbu

在她的讲述中，激情从未消失。在2018年末，她玩了一次滑翔伞，说来神奇，马上就爱上了。随后几年，她走遍了国内各个滑翔伞基地，还因此认识了现在的男友，他是一个滑翔伞教练。她终于还是把北京五环的房子卖了，拿那笔钱买了房车，四处周游。她不属于任何地方，任何地方都属于她。她靠演讲和做户外领队赚钱，维持一种物质极简的生活，每月生活费一度只要几百元。父亲去世后那个秋季，她开着房车带上母亲游历新疆，那是一段有补偿意味的时光，美好悠长。

与《人物》见面时，她又有了新的爱好，跳伞。「我想让自己变得更加自由，我在空中可以自由跳舞。」她说。25跳完成，她就有了单人跳伞资格。200跳完成，她可以学翼装飞行。500跳完成，她要做跳伞教练。在她社交媒体最新发布的视频里，她带上了母亲和儿子一起跳，当年的小不点儿已经长成一米八的大个子。

在我停留的最后一天，罗静提议我们一起去跳伞。但在那个晴朗的上午，到达场地才得到通知，因为军事演练，跳伞学校的飞机不让上天。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解禁通知迟迟未至。我必须要离开了。遗憾永远存在，你做好计划，鼓起勇气，但超出你控制范围之内的事情发生了，这不是你的错。

重要的是过程。罗静已找到了答案。山上或者山下，她是同一个人。她是同一个人，无论她是否登上第十四座山。

（宋明蔚、蒋平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