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亿人次点击，近100亿元善款。去年，互联网公益行业破纪录地创造了“双百”成绩。

5月20日，2022年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以下简称“峰会”）线上开幕，民政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王爱文致辞时提到，近三年每年都有超过100亿人次点击、关注和参与互联网慈善，去年通过互联网募款接近100亿元。

公益数字化进程全面步入发展快车道。可观的增长背后，是互联网带给公益行业的改变。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和应用，慈善行业的效率得以提升，这是互联网公益平台的新共识。“公益数字化”，也成为本次峰会的焦点议题。

方向已经明确，但留给行业的思考还很多，路径尚不完全清晰。数字化构想如何更好的落地？互联网公益可持续发展过程中，与商业如何做好平衡？一直以来困扰公益行业的透明化问题，能否有更优解？以及公益组织自身发展不均衡、从业者收入普遍不高的问题，有答案了吗？

（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在线上开幕）

用互联网修长城

“一会一展”模式首次进入峰会，近100个技术公益项目组成“云展馆”。一个与修长城有关的项目引发网友兴趣。

修长城本不是什么新鲜事。进入2000年以来，在我国有长城分布的15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中，仅北京一地就开展了近百项长城保护工程。为了让伤痕累累的长城获得系统而科学的保护，文物部门与施工人员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但问题是，互联网技术能如何帮助修长城？

（全球最大技术公益“云展馆”开馆）

这个项目的做法是，在修缮的各个阶段进行数字化采集，制作出高精度三维模型，以便于研究团队进行历史数据比对，且让整个修缮工程有迹可循，以最大限度留存文化遗产的风貌与气质。

“比如，一块砖究竟应该如何砌，施工人员打开相关页面，就能够清楚地看到人工干预前墙体的模样，怎样调整、是否需要加高都一目了然。不仅精确地反馈出修缮效果，也使得施工管理变得更为科学。”项目负责人马尧告诉《财经天下》周刊。

马尧是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的项目总监。2016年9月，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与腾讯慈善公益基金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成立长城保护公益专项基金，共同发起“保护长城，加我一个”公募项目。从那时至今近6年时间，他一直负责这个项目。

马尧至今记得，项目刚开始时他和团队在一个能容纳200人的小剧场举办了一场长城相关的讲座，座无虚席，但都是五六十岁的中老年人，年轻人寥寥无几，这让他有点疑惑：“年轻人是对我们的文化遗产不感兴趣了吗？”

于是，在为本着“最小干预 修旧如旧”原则修缮长城提供数字化支持外，马尧和他的伙伴们还通过多样化的文创产品，希望让大众更加关注长城、了解长城。“借助更多场景，会比只从书本上了解更深，更愿意让受众学习文化遗产的历史。”

一些“跨界组合”出现了：王者荣耀陆续推出“长城守卫军”系列活动专题，QQ飞车上线"长城赛道"模式，微信打造了《一起修长城》小游戏……互联网平台利用自身的产品能力，为长城保护与其背后的历史文化传播提供了系统性的支撑。

这只是互联网公益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缩影。这个看似古老传统的行业，对数字技术的认知不断发生着变化。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协副主席白庚胜表示，应推进文博行业深度数字化，促进“数字科技入圈”。

文博行业确实也在加速数字化。从长城、故宫、敦煌到各大博物馆，都有很多可圈可点的案例。在刚刚过去的518国际博物馆日，国内众多博物馆开展了线上直播、线上看展活动，“数字化创新发展”成为金沙遗址博物馆的讨论议题之一。

和这个行业打交道多年的马尧，也越来越多的碰到来自阿里、华为、字节跳动等平台或其设立基金会的同行。“可能大家的基因不同，做的事情也有差异，但覆盖面越来越广，涉及领域越来越多，对整个公益行业来说是向好的。”

“至少不会像我们刚去时那样，对方多少会猜想，他们是来卖软件的吗？”马尧对和文博行业结缘伊始的情景记忆犹新。

汇聚更多力量

文博行业不是第一个被数字化和互联网公益影响的行业，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数字化汇聚起更多力量，参与到各个“隐秘的角落”，从环境保护到大病救助，从乡村振兴到特殊群体关怀，峰会云展馆里“应有尽有”。

世界经济论坛热带雨林及生态文明项目大中华区总负责人朱春全认为，数字化开放公众参与、提供了很多公众参与的机会。

以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公益环境研究机构IPE）和万科公益基金会发起的“构建城市垃圾地图”项目为例，他们推动广大公众参与形成了垃圾分类指数评价。

量化评估城市垃圾情况一直是一个顽疾，尤其缺乏社区垃圾数据，这张图的组成部分之一恰好就是社区垃圾地图。项目采用网友随手拍照分享的方式，监督身边小区垃圾分类的实施，借助数字化分析形成相关指数，目前囊括里了超过280个城市、2.5万个小区。

针对外卖可能产生的垃圾，美团上线了“青山计划”公益活动。上亿用户点外卖时如果选择“无需餐具”，外卖垃圾就少了一件；吃完外卖还可以选择餐盒回收，摩拜单车的挡泥板、喜茶的手机壳可能就是这些回收餐盒做的，变废为宝。

环保相关的公益项目确实是本次峰会的亮点之一，峰会本身也充分体现了低碳。峰会联合腾讯幻核，采用区块链技术结合传统剪纸艺术的方式，发行了5000张公益数字藏品电子门票。由此节约的办会成本，已根据换算的碳排放量全额捐给了环保类公益组织。

峰会致辞环节，民政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王爱文指出，连续三年以来，每年都有超过100亿人次点击、关注和参与互联网慈善；2021年通过互联网募集善款近100亿元，比2020年增长了18%。

自2017年至今，5年间中国通过互联网募款从25亿元增长到近100亿元，增长了近4倍，惠及更广阔的领域和更大范围的人群。更多公众得以共享社会进步和数字技术发展的果实。

早在2019年4月，民政部就曾发文指出，互联网募捐场景越来越多元化，"互联网+慈善"深度融合，初步形成了一个鲜活的互联网慈善"中国样本"。

机制创新怎么做

乡村振兴尤其教育一直是公益行业的关注点。峰会“云展馆”的项目“一校一梦想”，从乡村学校的个性化困难入手，希望校长、老师用互联网思维，整合本地和社会资源，做成小型化的社会支持系统，目前至少帮助了超过10万个孩子实现梦想。

项目负责人、北京感恩基金会理事长周健，是一位“从业”十余年的老公益。

2008年，5·12汶川地震发生后，周健和新浪微博“微公益”发起公益项目“灾区直通车”，灾后第二天就开始从北京运送救灾物资到四川。周健记得，第一批从北京发出的物资三百件免包扎绷带，13日夜里送到极重灾区的什邡人民医院，马上就用到了病人的身上。

整个灾后救援，项目运了上百趟飞机的救灾物资，基本上做到了北京头天捐赠，第二天就出现在四川灾民手里。

这个过程中，周健组织志愿者，每天从双流机场把物资运到什邡，在什邡救灾指挥部登记后，并不把货放到仓库，而是直接发到村里面，组织村民来分发，快速给最需要的人。“我们都知道当地相关部门都忙着救埋在废墟里的人，根本没时间搭理我们，我们需要自己来做落地。”

地震发生后涌现了很多像周健这样的参与者。这是互联网时代民间救援力量第一次集体登上历史舞台，中国互联网公益的早期状态。很多年后，业内人士普遍认为，那一年称得上是中国互联网公益元年。

和欧美相比，公益慈善领域我国原本起步较晚。汶川地震后伴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互联网公益得到爆发式增长，相关筹款、救助活动展现了强劲的创新能力，我们得以后来居上，实现弯道超车。

长期身处互联网公益第一线，周健对行业始终饱含热情，但有时也会有困惑，比如行业如何有更多制度创新，进一步增加透明度，增加行业和社会的互信。

创新方面，互联网公益和商业的结合，是周健在思考的问题。“公益组织是否可以通过一些实验性项目，把互联网技术和商业的手法相整合，让公益变得更加的开放、透明和更便捷的社会参与，继而形成生态持续健康运转起来。”

周健告诉《财经天下》周刊，这个问题很现实，社会参与多了、协同多了、了解多了，信任就增加了，善念就都被激发出来了，捐款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在朴素认知里看似矛盾的公益与商业的关系，业界其实一直很关注。

本次峰会上，一位嘉宾提出，互联网公益是否可以有商业模式。“特别是面向弱势群体公益的时候，公益和商业之间如何去平衡，我们怎么找到一条路径，可以去很好的协同，可以既能够让做这方面技术的人有资源可以去做，同时又有人愿意把它工程化商品化，再去更好的普惠大众。”

在经济学家薛兆丰看来，商业和公益从来都不是对立存在的。他在2020年参加一个互联网公益讨论时指出，商业与公益遵循的内在逻辑是非常一样的，要充分地利用商业社会里面成熟的部分、成熟的环节、成熟的手段，去追求商业社会不追求的那些目标。

来自陕西安康的公益项目“外婆的礼物”就是如此。一群古稀老人从最开始的鸡蛋项目到衍生出几十种农产品、从单一的公益捐赠到在多个数字化平台运营，再到品牌化去运作一个地区的农产品，被民政部收录作为全国扶贫案例。这也是数字化、公益与商业多者结合的代表。

商业化也跟公益机构自身的生存发展息息相关。在今年4月腾讯公益首期“股东人”大会上，公益机构晒出的工资单让网友惊讶：“员工年薪不到9万元，赶不上当地平均工资？那如何保证人才稳定和创新？”

这其实是行业普遍存在的问题。业内人士认为，公益行业专业化人才存在缺口与行业薪酬待遇较差密切相关，这不仅影响人才引进，还对开展项目，甚至整个公益行业的发展有所制约。

周健所在的公益机构也面临着类似情况，但他也能理解。公益组织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捐赠。相较于给公益组织的员工发工资，捐款人肯定更愿意用于公益项目。“这背后也需要机制创新，不然谈涨工资就有些奢侈。”

周健最后说，公益的确是需要有理想的人才能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