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越来越怀旧?
也许你已经注意到了,我们正在被怀旧的气息密实包裹。属于上一个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文化材料,再一次摆上台面,被我们重新打量和消化。王心凌发布于2004年的歌曲《爱你》在今年春天再度走红,由此引发了台湾偶像剧的考古潮流;综艺节目《声生不息》掀起了对于香港乐坛黄金岁月的怀恋;11年前的电视剧《甄嬛传》被「盘出包浆」;当刘亦菲出现在新作《梦华录》中时,17年前的角色「赵灵儿」和《仙剑奇侠传1》也很快被拣出来重温。在新与旧之间,我们更倾向于选择熟悉、安全、确定的叙事。
我们为什么越来越怀旧?当大多数人的目光更多地指向过去,而非「现在」或「未来」,这寓意着什么?我们如何恢复对未来的信心?
围绕这个话题,我们和心理咨询师崔庆龙进行了两小时的谈话。崔庆龙是一名专业理论和从业经验都很丰富的心理咨询师,他在微博上写作,其中不仅有对个体心理的理解,也包括对这个时代社会心理的洞察。我们从怀旧的心理机制聊起,崔庆龙认为,时代的思乡病并非为我们所在的这片土地所特有,当社会发展曲线放缓,当人们走过斜率最大的节点,总是会忍不住回望过去那个充满希望和可能性的年代。
在他看来,怀旧并不是一件坏事,它像一个温暖又舒适的安全窝,我们可以随时选择在其中待一小会儿。但更重要的是,当我们从安全窝回撤,如何将过去的经验作用于当下,在过去数十年已经既定的路径中,开出一条岔路,获得探索的勇气。
明天会更好吗?崔庆龙说,这个问题暂时没有答案,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划分出自己的「隔离带」,在其中搭建秩序——「即使向下的宏观曲线已经不在个人的控制范围之内,一个人可以在自己的小小世界里,创造一个向上的曲线。不论是身体、技能成长、社交,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找到个人在微观层面的自我照顾,这个是很重要的」。
以下,是《人物》与崔庆龙的对话。
文|林秋铭
编辑|姚璐
图|视觉中国(除特殊标注外)
《人物》:前段时间,公众频繁讨论王心凌的《爱你》和台湾古早偶像剧,最近又因为刘亦菲,开始重温《仙剑奇侠传》,包括一些综艺节目中老演员重聚首的话题也常常引发关注。据你的观察,最近两年的确产生了某种怀旧的潮流吗?为什么怀旧的声音越来越多?
崔庆龙:早些时候,我偶尔会在一些流媒体平台看到一些将老电影某个片段剪辑出来的短视频,这些视频常常有着很高的点击率,我自己偶尔也会点开,哪怕对内容已经完全熟悉。这些视频有个共同特点,它们普遍都是20年前左右的电影。
这两年怀旧已经变成一个潮流,我认为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大家对现在的电视节目越来越不感兴趣,过度市场化会让节目公司集结所有成功要素去创作内容,这其实是算法的成功,它少了那种让人一眼辨识出其本身独特性的地方。另一个内部的因素是,人们希望能用怀旧的方式来回应自己在当今时代缺少的某些心理体验。
我想起以前听一个人讲过,他认识了很多不同城市的朋友,这样他每次去那个城市,就知道去邀约谁,不用重新建立关系。我说,你为什么不去结交一些新的人呢?他说成本太高了,你不一定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交到一个很契合的朋友。他已经筛选过这些朋友,一切都很确定了,这样的关系体验也许不是最高的,但也不是最差的,这让他省去了前期探索和了解的成本以及不确定性。
类比到怀旧这个事情上。如果看一个新的片子,对它不熟悉,我们需要重新启动自己,尽可能地专注和聚焦,这其实是有心理消耗在里面的。当我们反复看一部老电影时,已经知道了它的大概剧情,它可能少了一些新鲜感,却也是我们已经筛选过的水准之上的片子。由于熟悉剧情,哪怕分心做别的事,哪怕走一会儿神,我们还是能衔接到那个轨道上,这种观影过程的心理消耗很少,而且它休息和放松的程度也更彻底。
《人物》:个人生活或者社会环境中,什么样的因素会唤起人们怀旧?
崔庆龙:「怀」这个字,包含着怀念的意思。如果一个人过去遭遇过创伤,有一些不好的记忆,一定不会用「怀念」去指向那个记忆。怀旧包含着某个时期一段相对无忧和幸福的生活经历,在那个心境下,你和过去更好的记忆重叠起来了,感觉到快乐或者满足。当很多人在现实生活中缺少这种体验,并且预感在未来也不能创造这些体验时,他大概率会频繁回到过去寻找这样的体验。
我曾经有个来访者,他一个人在国外工作,他说他看《炊事班的故事》已经看了将近40遍,剧情都已经背下来了。他在家里的时候,就会打开电视当作背景音播放着,然后自己做别的事情。他说他会感觉到家里仿佛真的有那么一群熟悉的人在对话,很热闹,很欢喜。所以怀旧在某些时候还有着情感陪伴功能。
《人物》:怎么从心理学的角度去理解怀旧这个现象?它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信号?
崔庆龙:偶尔怀旧,指向过去,并不是问题,因为旧的记忆在我们的心理中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我们需要从过去调取一些经验和情感去指导现在。但如果一个人频繁地回到过去,甚至无法从过去中走出来,那他就等于是失去了现在,这时候它就是消极的。
心理咨询中,我们不会针对他怀旧这件事本身进行直接干预,不会劝他一下子从过去撤出来,那样他可能就没「地方」去了,感受会更糟糕。行为背后总是反映着更深层的情感问题,比如一个陌生环境,加上自己成长过程里就有的脆弱和孤独,这时候怀旧就像是一个可以随时回去的温暖的港湾,理解到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怀旧是用追求美好体验,去避免承受一些潜在不适的表象,而非原因。当随着咨询往前推进的时候,他使用这个功能的时间和频次在慢慢地降低,他在生活中建立起了别的东西,不再需要过度地启用怀旧这个功能。
《人物》:豆瓣上有个小组,叫做「假装活在1980-2000年」,这个小组有十几万的组员,他们集体怀念的是1980到千禧年前后的时光,为什么大家的怀旧会集中在这些年份和时段?
崔庆龙:千禧年前后是人们对生活、对世界、对未来的整体感受,发生巨大改变的一个分水岭。我记得在我小时候,约一个人,要花三四十分钟跑到他家里去喊他,没有别的联系方式。我们待在一起,也没有别的事分心,而是把专注的时间全部投入在关系互动中。所有的事情都要在一种高度专注,没有太多干扰要素的情况下进行。那个时候,人际关系的体验是非常质朴的,有一种非常密实的情感体验在里面。你甚至都不会感觉到你正在感受什么特别的东西,它是浑然天成的,你就在其中。
同时,那是增量空间巨大的年代。改革开放在发生,整个社会的改变是看得见的,有一个让人充满无限遐想的未来空间。各行各业的人普遍有一种希望感,都会认定,只要我用心去做好一件事、学会一个技能,就能过上一种体面的生活,人们普遍有着这样一种坚定的心理预期。
《人物》:我们看到,韩国有《请回答1988》这样的电视剧,记录和怀恋的正是韩国举办奥运会,经济开始腾飞的年代。其实欧美和日韩都经历过相似的「黄金年月」, 但随着增长曲线放缓,社会心态也开始变化,比如日本出现了「无缘社会」、「少子化」的现象。在历史波折反复的过程中,社会心理会有什么样的波动?
崔庆龙:经济指标是一个外显的因素,更准确地说,社会心理不是取决于社会发展高度的绝对值,而是它发展的斜率。只要这个斜率还保持着,大多数人还是会有奋斗热情的。一旦这个斜率放缓以后,哪怕你到一个很高的点,哪怕你生下来就在一个发达国家,月薪很高,由于失去了足够的增量空间,人会在自己的社会奋斗轨迹上变得乏味和消沉。你努力工作,你会发现好像并没有改善什么,不会让你觉得,你有能力到达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天地。
我们的上一辈一出生,起点就特别低,没有任何资源,但是他们经历了从极低到飞跃的过程,人的心理幸福感也不是看绝对值,而是看持续的增量过程。年轻一辈不同,一开始人们在相对安全的位置,温饱不愁,普遍受教育,后来逐渐往下走,进入了无形的、长久存在的压力和倦怠中,这是代际之间的痛苦的差异性,是用上一辈低的绝对值(艰苦岁月)和年轻人发展空间的不足(无未来感)来做类比,这也是两代人彼此难以共情的地方。
增量空间缩小以后,内卷也就产生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存量竞争。这时候人们被动卷入一个更加残酷的博弈环境中。日本、韩国是两个先把这个过程示范了一遍的国家,韩国的生育率现在是世界最低的水平,很多人更愿意选择一个低配版本的生活,其实是在用现实空间置换心理空间,也就是咱们说的「躺平」。
图源电视剧《请回答1988》
《人物》:当人们开始集体怀旧,对一个社会来说,它寓意着什么?
崔庆龙:如果把一个人的体验按时间划分成过去,现在,未来,当一个群体高频次又持久地只往一个地方去,意味着另外两个地方给他们的体验并不好。当怀旧变成一个集体现象的时候,人们是普遍地在逃离现在、逃离未来,不想去往这两个地方靠,要么是靠的过程很痛苦,要么是连靠的地方都没有。所以我觉得算不上好的信号,它包含着一些隐痛在里面。
这个时代的未来感对很多人来说都非常稀薄,因为这是一个发展到了高度有序而缺少了必要随机性的时代,它会让很多人清晰地预期自己未来的生活是什么样,这很像是一种已经被彻底剧透的生活,而剧透导向的是一种更加乏味的结果,有的人感受不到自己有完全克服它的信心。
《人物》:集体怀旧的浪潮会是一种无效的甜味剂吗?
崔庆龙:我觉得它不是无效的甜味剂,它能够安抚到一个人的情绪,有积极的意义。它是一个人在面对大环境时相对无助和失落的时刻,能照顾自己的一种方式,应该给予理解。我们真正需要担心的是,这个甜味剂会不会慢慢变成一个人的精神主菜,因为它映射着当下和未来的现实对很多人可能已经不再重要。
《人物》:你之前提到,「我们不仅仅要活在当下,还要能衔接起自己的过去和未来。」这句话怎么理解?
崔庆龙:关于心理健康的一项评估中,提及到「觉知」这项评估,它关注的是一个人是否能够整合起不同时间维度上的经验。反映的是一个人是否能知晓自己过去经历过什么,现在在做什么,未来可以期望什么,一旦我们的觉知存在问题时,过去、现在、未来的比例就会发生严重的失调,一个人也会按照这种失调性塑造自己的生活状态。
比如一个刚刚经历失恋和丧亲的人,他就会彻底地沦陷在过去,无法关注当下和未来。而一个完全活在未来幻想中的人,他就无法有效地回顾过去,也不能在现在发起行动。
一个合适的比例中,当下占的比例应该是最大的,至少要占在五分到六分左右。过去的记忆是为了让我们学习和成长,未来则引导着现在的我们往哪个方向走,三者就像一个橄榄型结构。
所以最重要的还是确认「现在」这部分的比例,确认我们是否能够给当下的自己创造一种乐于投入的生活状态,说白了,就是你在当下活着是有乐子的,是满足的。「现在」是你的家,你可以去某个地方居住一阵子,最终还是要回到这儿。
《人物》:丧失对宏大未来的影响力,具体会对我们的微观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往大了说,当群体失去了对未来的预期,会对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崔庆龙:一旦不去关注未来,人在生活中也会倾向于进入摆烂的心态,大的目标追求不成,那其他我也就将就吧,得过且过,这就是我以前说过的挂机状态。人们在这种心态下,工作能力和创造性都会大幅下降,也会让社会的整体运行效率被动下降。
社会压力在整个社会系统传递,最终会传递到每个人身上,造成人际层面的紧张。现在网上大家都那么的不友善、这么敏感脆弱,容易被激惹到,这些攻击性在某种意义上不只是自己的,是整个社会的焦躁不安,它叠加着整个社会情绪的张力,造成的就是人际间的普遍疏离和不信任。
在这种未来预期下,人们对亲密关系也会变得比较悲观,这时候人们首先是以止损的心态去面对关系,都会介意那些无法补偿的现实和心理成本,不愿意先去付出,都希望能在一个安全的位置上,当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安全位置上时,彼此之间的心理距离就已经大到了无法靠近和凝聚。
《人物》:面对过去那条确定的、重复的路走不通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重建自己的路径,和不确定性做对抗?有没有一些可行的方法?
崔庆龙:在个人可以影响和掌控的范畴里面,我们可以去做能带来足够预期,有足够反馈的事情。这等于是给自己的生活创造一个行动和体验层面的基本盘,它能让自己的生活有序化、自动化,心理也会相应地变得有序。有序的部分特别重要,说得时髦一点,它是在抵抗个人生活和精神世界里熵增的部分。一旦这些有序的部分能够自动化地运行,就意味着它不再消耗心理效能了,或者它消耗得极少。就像有人每天运动,写字,社交,我每天写一条微博,不需要以任务的心态去完成它,它是处于持续的、稳定的状态,包括我的工作,我的娱乐。有了基本盘的前提下,再去探索别的可能性,就像是给它安装更多有趣的插件。
我会去尝试一些不同的运动,接触一些不同的事情,比如说射箭、射击什么的。我的一位来访者说,他的生活中如果有了新的东西,他就一定要去体验。他的生活之所以丰富,就是因为他慢慢从这些未知的选项里面找到了匹配自己,又能沉淀到自己的生活中的部分。
《人物》:你在微博中提到了一个观点,疫情和内卷为我们的心理制造了难以清理的缓存和碎片,我们应该如何主动处理这些遗留下来的心理债务,完成一次全然的、沉浸的探索?
崔庆龙:当一个人在心理效能不足的时候,会下意识地回避,不去面对一些事情。比如说和某人关系不好,这个关系我就先不去沟通了。比如说要定期体检,就先不去做了,有个工作任务没有完成,我先不去处理了。家里很乱,我也先不去收拾了。许多类似的事情多了,就像后台程序一直就在那停留,它已经占据了你的心理空间。如果你长期处在一种很无力的、很自我怀疑的状态中,说明有个东西在后台拖着你。这个时候就要想,是什么东西正在自己的后台运行着,它可能是一个你忽视的情绪,或者拖延的一件事。一旦有了足够的心理效能,最好是要先去把它做掉。那个东西就是心理债务,我们要去完成它,或者至少给它一个规划,定期清理是很重要的。
《人物》:对一个已经失去尝试勇气的人来说,怎么让他踏上探索之路?
崔庆龙:首先要看他失去勇气到什么样的程度,有的人在遭遇挫败,会在一阵子时间后自然恢复。而有的人遭遇挫败,会像一只蜗牛一样,直接蜷缩在一个小壳里面,尽可能避免接触现实,把外面的世界想象得比实际要可怕得多。这个时候,他需要重新去检验现实,需要在心理上的安全边界外去探触一些新的东西,让自己的心理安全地带变得更大。想象一个小孩子刚刚学习走路的时候,他走几步就要回头看看身后的大人,害怕自己丢了,或者大人不见了。慢慢地,他会越走越远,会感觉到新的安全。其实人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遇到挫折后,也是这样缩回去的,当我们失去勇气的时候,需要以这样的方式去重新建立勇气。
探索本质上是拓展我们的安全感,探索之前,我们会确保事物的不确定性、危险性是自己能够承受得了的。不要去孤注一掷,直接走向完全的不确定性。探索是以原来安全的领地为中心,进行一个慢慢向外围拓展的过程。如果有些事情对你来说,特别不安全,这样的事情,可能不适合现阶段的你去探索。但相对的,肯定有一个相对安全的事情,只是稍微有点不踏实,这种事情是可以选择的。你探索过的地方,慢慢就会变成你熟悉的安全领地。尝试从相对不那么安全到变得安全,这是一个缓慢,但非常值得的过程。
《人物》:我们是否也需要接纳那个总是怀旧的、渴望安全感的自己?
崔庆龙:我不认为一个人反复去看熟悉的、老的东西是有问题的。某种意义上来讲,那一刻,他下意识觉得那是一个舒适的选择。以前有个游戏玩家群体,他们会买很多新游戏,但是一次都不玩,或者没玩多久他们就关掉了,他们称呼自己是电子阳痿,所以他们只玩自己已经玩过的老游戏,或是十几二十年前的复古游戏,这种怀旧行为在当今随处可见。
只要大家对这个大环境不太乐观,这个怀旧潮就一直会持续,它是人们渴望熟悉、安全、温暖、亲切、轻松的心理需要所折射出的行为,我们应当学会对这种行为无条件地接纳。
无条件地接纳自己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你是什么样的人,你才接纳自己,而是无论你做了什么,无论你是谁,你都应该去接纳自己,无条件的。这种程度的接纳只能是自己给予自己的,也是最为值得的。无条件的自我接纳不是指对自己的纵容,而是对自己的深深共情和理解。当一个人真正无条件接纳自己的时候,他反而会远离放任。所以,怀旧就怀旧吧,让自己先在安全的窝里面待会儿,不要苛责自己。
《人物》:当我们对「明天会更好」的命题产生了怀疑,该怎么恢复对未来的信心?
崔庆龙:我不太想说「今年过去后,明年就好了」这样的话,从经济的发展规律来看,大环境短时间内不会有转向,下行的拐点还没到来。现在最重要的不是盼着它的拐点快速到来,而是我们怎么学会在这样一个下行的周期里去用一种新的心态去接受它。
我们需要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这个世界进入了低速状态,我们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保持较高的速度或期望,得到许多强烈的反馈。在这个层面它暂时是无解的。当社会处于下行周期的时候,让人们的心理普遍向上昂扬,这不太可能,社会心理不会呈现出与社会背景相背离的状态,我说的是增量的那部分。
但即使向下的宏观曲线已经不在个人的控制范围之内,一个人也依然可以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创造一个向上的曲线,创造属于个人的增长斜率,从那些能被自己影响的小事上。
我以前写过这么一条微博,有时候一个人会因为丧失了对宏大未来的影响力,进而也放弃对微观生活的掌控,比如饮食、睡眠、学习、技能培养、娱乐、健康、正念、情绪调节、旅行、社交等等,所有这些事项都能够建立控制点,当我们能够以行动的发起者的身份去践行这些「小事」时,对于生活的掌控感就能够逐渐找回。
这等于是给自己制造了一艘足够牢固的小船,在这样的小船上,我们可以说未来会好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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