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永康短暂的一生，或许有两个阶段——成为「神童」和回归普通人。关于神童的部分，充满惋惜和争议。成为普通人，也很艰辛。当社会开始摒弃神童狂想，愿意接受「回归普通人」的叙事时，魏永康的生命戛然而止。那些隐藏在他生命里的心事和创伤，也随着他的离去，成为永久的秘密。

文｜林秋铭

编辑｜楚明

图｜受访者提供（特殊标注除外）

遗忘

一则讣告登上了热搜。

讣告由逝者的妻子发布在论坛：「魏永康1983年6月17出生在湖南华容，2021年11月9日突发疾病与世长辞。……兹定于2021年11月18日上午于湖南隆回出殡下葬。」它被转化为话题「38岁东方神童逝世」，扎在了热搜榜中。人们开始追忆，魏永康是谁。

简短的讣告未曾提起的内容是，从儿时起，魏永康就被称为「东方神童」，在家乡湖南华容县声名大噪。因为早慧，他跳跃式地完成了前半段的成长历程：4岁上小学，三年的时间完成了小学六年的课程，13岁进入湘潭大学物理系，17岁获得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硕博连读资格。但在20岁那年，魏永康没能顺利升博，因为未能及时提交论文以及生活自理问题，他被中科院勒令退学。38岁这年，魏永康在吉林离世，初步认定为心肌梗塞造成猝死。

596分。20多年后，母亲曾学梅依然清晰记得魏永康在1996年高考的分数。加上他得的奖，总分是602分。这还是他带病考的试，她至今依然笃定，「要是不带病，他能考到700分以上」。也是在那个高考结束的夏天，一名记者闯进了魏永康的家里，跟踪报道「神童」。

1995年前后，中国掀起了一阵「神童热」，这场热潮一直持续到新世纪。一批「天才少年」被人熟知——「中国第一神童」宁铂，10岁考入大学、16岁成为博士的神童张炘炀，14岁考上大学的王思涵等。武汉大学少年超智班甚至录取过一位学员津津，进入大学那年仅仅5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国内12所高校曾经都办过少年班，以吸纳这些超常儿童。

公众迷恋「超常儿童」的神话，企图从中寻找借鉴的可能。浪潮在更大范围荡开。在北京，有人发起付费的「神童制造计划」，邀请有财力的家长一起「改造孩子」；香港教育署曾经拟培训1000名「超级神童」，通过师资、机制加速「神童」成才。神童的标准成了「完成超龄的学习任务」，更显性的标准成为「多少岁考上了大学」。13岁就得以考上湘潭大学的魏永康成了被聚焦的样本之一，他的每一寸生活细节都被暴露在审视之中，和「神童」的头衔捆绑在一起。

曾学梅记得很清楚，2岁零3个月，魏永康已经学会两位数的加减乘除法。不到4岁，六年级的数学知识也学得稳稳当当。她决定带魏永康去报名小学。在华容，接触过魏永康的老师、亲人，都能说出几个证明他早慧的事例。学校的数学老师叫他「小计算器」，七位数与七位数相乘，他从办公室的一头走到另一头，就能马上算出来。

在姜磊的印象里，表哥魏永康内向、沉闷，却聪明至极。小时候，姜磊和魏永康去街上看别人摆围棋棋局，十块钱一局，魏永康每次都能赢，把摆摊的人都吓坏了。魏永康不知道这是赌棋，姜磊偷偷在一边收钱。为了测试表哥的计算能力，姜磊让他做6位数的乘法，看着报纸，他们按计算器，「他能比计算器算得还快！」

在人生的后半程，魏永康成为一名普通的软件工程师，他被归纳到「神童陨落」的序列中。公众从狂热中苏醒过来，摒弃了神童叙事。教育热词如今被替换成了「鸡娃」「双减」等，「神童」「超常儿童」这些词语被遗留在了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

时间遗忘了那群资优的孩子。

魏永康猝然离开以后，朋友们开始回望他的一生，企图在其中发现可以拯救他的时机。刘曲波想象，如果魏永康能够进科研机构，而不是做一个四处流转的程序员，不至于常年坐着，没有时间运动，他会不会有个更好的身体？他的人生会不会轻松一些？

「他根本不是一个贪图享乐的人，他出身在一个平民家庭，一直很努力地去生活。可能他以前表现出来的行为和正常人不太一样，没有被普通大众快速接纳，才导致他没有被放在最应该挖掘他的潜力的岗位上去。」湘大同学屈剑宇说，「对于这样一个特别的同学，我并没有完全尽到我的责任，这让我们都感到自责。」

这种自责弥漫在同学群里。魏永康下葬那天，湘大的老同学们在曾经和他聚餐的餐厅里喝酒，大家都闷闷不乐。「我总是以为，以他的才智，会拿着很高的薪水，过上一种金领的生活。我们所有同学都是这么认为的。直到今年，我才知道他的具体情况。我们都忽略了他。」刘曲波说，「他的才能不应该被糟蹋，他应该留在那些科研单位搞基础研究的。但凡我们去联系湘大，我相信湘大会给他敞开这个门。所以我们有责任，我们为什么不去帮帮他。」可是该怎么帮，应该在什么节点帮助他，刘曲波和屈剑宇也不知晓。

大约近15年的时间，魏永康和家人没有接受过任何采访，和魏永康保持联系的朋友马海仍会在网上看到和魏永康有关的文章。那些文章是由各处的资料反复拼贴来的。每个月、每个季度、每一年，马海会收到朋友发来和魏永康有关的文章，又在报道他，又在议论他，「这让他觉得自己不成材，是不是对不起社会，对不起家人」。

「他真的是带着一个谜走了，这个家伙，你要是留点贡献，留点什么东西也好，什么都没留下。」电话那头，刘曲波长叹了一口气。

魏永康（右二）和同学们

保护

读湘大那几年，屈剑宇睡在魏永康上铺。他们相差六七岁，魏永康身高差了其他同学一大截，不太爱说话，腼腆，说话时「眼睛睁得很大」。他喊魏永康去打球、打扑克，魏永康不想去，闷头在图书馆里看书。他几乎把湘潭大学图书馆所有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书翻阅过一遍。「他了解的东西比我们要更深，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聊不起来。」

屈剑宇从长沙老家带来腌制的鱼干，魏永康一手抓着书，一手抓着熟食包装，任由鱼干的红油从下巴流下来，滴在衣服和被子上，红红黄黄染了一片，「你说一个正常的孩子，他会不去擦吗？他不会关心这些东西，他只在意眼前的书。」鱼干又辣又咸，魏永康拼命喝水，有一个专用的水壶摆在桌前。

在屈剑宇的记忆里，魏永康就是这样，喝水，看书，喝水，看书。

魏永康缺席了很多活动。屈剑宇和同学们兼职做家教、卖饮料，去其他大学串门，过着一种典型的大学生生活，魏永康保持着四点一线的活动，寝室、教室、图书馆，再远一些，是曾学梅在学校里的住处。屈剑宇有些懊悔，「如果我当时把他当作神童去对待，带着他去做点什么事，是不是有可能他会变得不一样？」

魏永康有时穿错了鞋子，或者挤错了牙膏，同学没有埋怨他。「他那时候才13岁，还是个孩子，能苛求他什么呢？」屈剑宇这么说。

他周末住在曾学梅的住处，往返要半小时的时间，总有四五个同学带着他，怕他迷路。他去食堂打饭，都是跳着走的，曾学梅远远看到儿子，1米4的个子蹦蹦跳跳，「像只小鸟一样」。他考去中科院时是全国专业第二，湘大的同学们开心地把他往空中抛，「大家都好喜欢他的」。

这和他在初高中时受到的长期欺侮不同。8岁的他在上初一时包揽了所有理科考试的第一名和校内竞赛的一等奖，校长允许他从初一跳到初三。初三的那一年，他遭受到班上同学的排挤。为了躲避殴打，他常常去老师的小办公室上课。高一升学考试，后桌的同学让他把试卷往下挪，吊下来给他们看，魏永康不愿意，考试结束又挨了打。下课铃一响，他总是第一个冲向厕所，同学们在后面追，追上了，他们一人一下重重拍他的脑袋。他身上有伤，不愿意让曾学梅为他洗澡。一直到高考以前，这样的霸凌都未曾结束。

在湘大，他从来没有亲手叠过被子和衣服，都是曾学梅为他打点一切。每个星期天，曾学梅会去他寝室拿衣服和被单回来清洗，他的头都是曾学梅给洗的。「我跟他讲，如果这些事不会做，将来如果读博士，读博士后，当了科学家有钱了，我可以请保姆帮忙给你搞，你搞你的事业，家务事你不要管。」曾学梅这么解释自己对魏永康的保护。

每位受访者形容与魏永康的关系时，都用到了「弟弟」这个词。魏永康的年龄总是与周遭的同学、朋友错位，他们以照顾者与被照顾者的身份相处。魏永康没有同龄的朋友。直到毕业那年，17岁的魏永康才跟上众人成长的节奏，和他的同学们渐渐有话说，笑容多了。「他对爱情也开始有了萌动，他想谈恋爱了。」屈剑宇注意到，魏永康开始有勇气接近女生，找机会和女生借书、讲话。但是这个过程很短暂，很快，他们都逐一离开湘大校园，他很少再听到魏永康的消息。

出走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的研究员施建农在采访中介绍魏永康当时在中科院时的情况：「老师和学生之间没法沟通，彻底没法沟通，没法按照科研人员要求的那种方式去行事，老师有些选题，希望他能做的他又不能完成。」

生活无法自理的证明是，一年四季，魏永康都只套着一双拖鞋。全国闹了非典，他迟迟不去领口罩。魏永康在湘大保持的生活惯性在这里已经不适用，同学和老师们不再特别关照他，他还未适应自己管理自己的生活节奏。

由于导师出国，提交硕士论文的时间发生了改动，魏永康没当回事，以为会统一通知，这则被张贴在公告栏里的消息被他忽略了。他因此错过了提交论文的时间，被取消了硕博连读的资格，同时，读了三年硕士的魏永康无法获得硕士学位证书。学校让曾学梅来北京把魏永康接回去，劝退的理由是，「生活自理能力差」和「不适应中科院的知识结构」。

到北京见到儿子，曾学梅生了气，「我说永康啊，这么好的条件你为什么不争气？」魏永康一听哭了，曾学梅也跟着哭。他们打包行李回到湖南老家，在华容，魏永康补写了论文，却被中科院坚决拒收，得到的回复是，论文提交的时间早已经过了，不能单独为他审阅论文。魏永康失去了最后一次返回中科院的机会。

魏永康在家里坐不住，他有时候会独自出门，但又马上回家，前后只有一刻钟，「你还有什么脸到街上去？到街上去，人家问你，你怎么回答？」曾学梅问他，「论文不收能怎么办？你如果再跑出去，你只有死路一条了，你只有死掉算了！」

马海记得，那时候魏永康的笑容很木讷、干巴巴的，是一种「神经兮兮」的笑容。「我唯一想做的就是让他快乐起来。」这个朋友说。当时，县城里没有单独的空间，他们决定去网吧聊聊天，选了两个卡座坐下。马海想打开电脑却被魏永康用手挡住了屏幕，「哥哥，我怕，我不敢看。」他害怕看到和自己有关的新闻，那些有关「神童」「伤仲永」的字眼让他心慌。那天，他们对着两块黑色的屏幕聊了3个小时。

马海从岳阳回长沙，无意中在车站看到魏永康也出现在车站。他没有多想，以为魏永康去长沙探望亲戚。分别以后，魏永康消失了整整45天。他们后来才知道，他身上带着给妈妈买菜时偷偷存下的500块钱，走了十几个城市。在那45天里，媒体依然紧追不舍，一个当地教育台的记者一直在追着魏永康的行踪。马海会在半夜3点接到记者的电话，对方问他魏永康去哪儿了。他们怀疑，是马海把「神童」藏了起来。

「实际上，它是一个自我意识觉醒的标志，是自立的一种愿望，这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它是追求新生活的一种信号。」施建农在2006年的一次采访中提到，「他一直想摆脱母亲对他所谓的影响，却又摆脱不了。表面上来讲，可能是由他母亲一手造就了她孩子现在这样的现象。但是如果深层次看他的背景的话，你会发现，它是时代的一个产物，这就是教育过程里的一种失误。没有培养他的同情、体验。他对妈妈的爱是在迫于母亲的威严、压力下成长起来的。」

谁也不知道魏永康在这45天里具体经历了什么。他的其中一站在广西北海，那天他去海边玩，怕水打湿口袋里的钱，把钱放在了岸上，回来发现三百块钱不见了。逃离必须告一段落，他在广州增城区的一家网吧给大学同学刘曲波留言，请求她的帮助。得到刘曲波的住址后，魏永康一路步行，从广州增城不间歇地走到了她所在的东莞，走了一天一夜。

一路上，他靠着树睡觉，没有钱买水，口渴得不行。和刘曲波见面时，他一口气喝了七八杯水。他还是亲和地喊刘曲波「姐姐」。他的头发长得很长，刘曲波带着他去理发，他在理发店的椅子上睡着了。换下的衣服又脏又厚，刘曲波洗都洗不动，只能送去另一个有洗衣机的同学家里。担心他没有回家的路费，刘曲波塞给他1000多块钱，是她一个月的工资。

那次见面，魏永康只是提了一嘴，自己被中科院退学，没有再说其他。刘曲波想，即使没有中科院，也会有其他科研机构来接纳这位天才少年，「当时那些负面新闻搞得他就一蹶不振了，可能他觉得不好意思，不懂得去向我们发出呼救信号」。

刘曲波说：「我们没有感受到啊。」

妈妈

魏永康的母亲曾学梅已经68岁了。她梳一头妥帖的短发，发丝全白了。这位老妈妈如今疾病缠身，冠心病、脑梗塞折磨着她，一次意外导致她的脑部凹陷下去一块，后来又患上一种名为旋风症的耳病，有七八种声音在耳朵里轰鸣。她说，自己有一半脑血管发生了堵塞，「就像一个椰子一样」。说着，她敲了敲自己的脑袋。

说起英年早逝的儿子魏永康，曾学梅情绪激动。她的耳朵已经近乎失聪，来访者和她只能通过一本作业本沟通。这丝毫不干扰她的讲述。曾学梅从她的生产讲起，再讲到永康的逝去，声音洪亮，始终没有停过。3个小时过去了，她的嘴角起了一小块白沫。

「为什么大家不能对他宽容一点？他完全可能（有）成就的。」曾学梅说，「只能说天妒英才，也是一个人的命运了。要是不发表那些报道，说伤仲永啊，对他心灵有压力啊。如果好好鼓励他，给他机会，他的路可能就不一样。」

2003年，马海第一次在华容见到这对母子。满脸疲态的曾学梅把马海拉到一边，「马海，我不瞒你讲，我都想把永康抱着死了算了」。

在北京，马海喜欢在高校里听物理学家们的演讲。每听一场，他就把演讲笔记寄给魏永康，给他买杨振宁的书，他鼓励魏永康，你不仅本科毕业要往上走，还要去北京。给马海回信的大多是曾学梅，她和马海共同畅想着魏永康的未来，满满两页信纸，描写了和北京有关的理想的一切。魏永康只是偶尔回复几句，「感谢哥哥」。

魏永康在中科院的几年，也是父亲魏炳南病得最严重的时候，曾学梅当时已经下岗，没有了生活来源，这个家庭陷入了一种绝境。在魏永康因「神童」闻名的那几年，她曾经洋洋洒洒在纸上写了4万字教育感想，又在魏永康被中科院退学的那个春夏之交，被她一把火全烧了。邻居看见了喊，「曾学梅发疯啦！在烧书啦！」

神童「陨落」，使得母亲曾学梅成了那个被讨伐的对象，新闻报道开始探讨父母不恰当的教育对早慧儿童的压榨、索取。他们指责曾学梅的早教方式不合理，她控制了魏永康的一切生活起居和人际关系，以及在魏永康被中科院退学以后，她逼迫他「跳楼」。「魏永康的母亲害了他」「神童母亲曾学梅忏悔」等字眼刺得她不敢再看新闻。

曾学梅向每一位来访的记者说明，大多数报道是失真的。她记得，自己只是偶尔给永康夹过一次肉，被串门的同事撞见，就被误解成「魏永康上高中了，母亲还给他喂饭」。她解释，魏永康的脚掌较大，穿普通的鞋硌脚，穿拖鞋更自在舒服。不愿意戴口罩，是出于魏永康对身体健康的自信，觉得自己体质好，不会生病。

她还说，当年魏永康被中科院退学后，没有像报道里写的那样「喊他去死」，没有骂他「去跳楼」。在他离家出走后，她说的那句「你如果再跑出去，你只有死路一条了，你只有死掉算了！」，也是一句「气话」。

也是在2006年，马海在一位记者的引荐下，带魏永康上了《实话实说》节目。录制之前，魏永康请求，不要和妈妈同台。最后，那场节目是马海带着他录完的，曾学梅坐在台下望着他。「你说他恨妈妈吗？其实没有，只是他看了一些报道对妈妈产生了误解，和妈妈变得冷淡一些。」作为这段母子关系的旁观者，马海认为他们在某个节点应该已经达成和解。例如，魏永康得到了珠海的一份不错的工作后，他把母亲接到珠海，见面时抱住了她，表示出久违又短暂的亲昵。

但母子之间的交流很少，两人没有添加彼此的微信。曾学梅希望了解魏永康的近况时，总是得不到回复，只能通过马海传达，马海再把自己和魏永康的聊天记录一一截图发给她。工作以后，魏永康偶尔和曾学梅发短信，在消息的末尾，他会加上一句，「保重，妈妈，不要再想过去那些事」。

「过去」难以从曾学梅的记忆里消失。在她看来，早慧的孩子是上天送给她的一份「礼物」，「是天上的神仙到我这里」。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考虑到贫苦的家庭，农村出身的曾学梅放弃了考试。高中毕业后，有人为她介绍工作，照顾残疾军人。借着这个工作，她可以到城市生活，也有了稳定的生活补贴。两年后，她和魏永康的父亲魏炳南结婚。

因为残疾瘫痪，魏炳南在床上待了数十年。魏炳南解手要花费四到五个小时，粪便一点点滴下来，曾学梅就在旁边等着。每一天，她都需要为魏炳南盥洗溃烂、泛着腥臭的伤口，一直到2009年魏炳南去世。

曾学梅在1980年跟着丈夫回了原籍湖南华容，被安排在一家国营饮食公司上班。同事陈琼英佩服她，其他同事都是靠「关系」进来的，曾学梅是靠着自己生生考进来的，成绩是第二名。曾学梅热爱写诗、阅读，家里的墙壁上刻满了她的诗句。把柜台的事情做完，她才有供自己读书的时间，陈琼英负责的柜台在她隔壁，她常看到，曾学梅静静地坐在柜台边看书。

魏永康上一中读书后，曾学梅在学校、百货公司两地跑，中间隔着七八里路，她从没有搭过车，全靠双腿走。她是一个热情的女人，但已经无暇结交朋友，丈夫和儿子已经花费了她太多时间。「那时候她有点自卑，也没时间和人讲话，很孤独的。现在有时间了，耳朵又听不到了，气死人了。」陈琼英说，「曾学梅真是一个苦人。」

下岗后，时间多了起来，曾学梅把同事家的儿女、孙辈请到自己家里上学，免费为他们授课。「人家给钱她不要，她有这样的爱心。」

过去，一位中科院的老师批评她，如果高中、大学不陪读，也许对魏永康会好一些。因为她的陪伴，永康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两个人聊到一半，老师起身要去接正在读高中的儿子。「他们说我不应该陪读，可是现在那么多孩子读高中，家长不还是要接送，为什么独独批评我呢？」在后来的一次采访里，曾学梅反问来访的记者，「将心比心，我永康那么小」。

她至今不认为自己的教育方式出过错。她写了一首打油诗，其中一句是，「自信早教没有错，唯怨永康命不佳」。

魏永康和母亲曾学梅

隐痛

「永康不是那些报道中呈现的那个模样。」这是所有受访者向我着重强调的一点。他们反复提起魏永康和其他孩子一样逐渐长大成熟、完成社会化的细节。

例如，陈琼英提起，后来魏永康会时不时给她打电话，「他第一句话就是问我两个女儿好不好，问姐姐过得怎么样啊，成没成家啊，妹妹现在好不好啊，叔叔身体好吗，他以前不是这样的。」刘曲波想起来，魏永康和她回忆曾经一起聚餐的某位老师，「只见过一次面的人，他都记那么清楚，他其实很关心身边的人。」在她们的讲述中，魏永康已经挣脱过去的阴霾，向着「正常」发展，但一些隐痛却始终潜伏。

被中科院退学后，「神童」魏永康选择重新考研，报考母校湘潭大学的研究生。考试当天，电视台依旧紧咬着他，跟随拍摄了他的全部考试过程。放榜那天，魏永康的总分超过录取的分数线100余分，但外语离录取分数线差5分，魏永康当场哭了——他没能考上。曾学梅后来得知，在考外语时，他的眼镜架子断了，无法看清卷题。

2006年，在朋友马海的引荐下，魏永康进入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工作，一个月的薪资高达1万。一年半以后，他再一次遭到劝退，原因是他没能通过航天系统的评估。「科学家们还是很重视他，但是在评估的时候，发现他的专业还是不适合。」

魏永康最后一次考研的地点在北京，他根据自己的考研成绩，报考了中国科学院中关村校区的物理研究所，后来被录取为研究生，但很快被中关村的导师转手推荐给了北京工业大学生物生命学专业的研究导师。曾学梅猜测，「可能中关村的导师知道永康是被中科院退回的吧。」魏永康选择了放弃，「他是想搞理论物理的，对生命科学不感兴趣。」

他已经没有什么选择的机会。马海回忆，也是从那一年开始，他意识到，魏永康不可能再有「非凡的未来」。「他已经失去了最好的平台。物理这种学科，除了国家的机构搞，也没什么其他的途径。所以准确来说，从那以后他只能做一个普通人。」那时，魏永康结识了妻子付碧，曾学梅的身体渐渐地不好了，家庭的开支催促他找到稳定的收入来源，成家立业。在这样的境遇下，他开始自学编程，想重回轨道。

马海认为，魏永康错失了一个可以包容他、接纳他的更多元的教育环境，如果钉死规则的螺丝可以为他稍微松动，那么，魏永康或许会有一段不一样的人生，但这扇大门迟迟没有向他打开。「也许二三十年以后，一些科学家或者是一些研究者想到这个神童的故事的时候，来做一些论证，看看什么因素导致他成为一个平凡的人。」

湘大的一些同学看他赋闲在家，便一个托一个地给他介绍工作机会。他从深圳辗转到福建、南京、珠海，一年换一份工作，工资只有5000到6000元。「毕竟不是编程专业的，他这个自学水平，不能算是顶尖，人家如果要聘任他，当然对他有期望的，觉得他是个神童，估计他很厉害。后来慢慢发现他和大家都一样，没有什么特殊的能力，就不当一回事了，他们就换人。」

魏永康告诉马海，找不到合适工作的那段日子，他偶尔酗酒。一次喝完酒，他在一个公交站台独自躺了一天一夜。后来只要感到心情不舒畅，他就会把身边的人微信拉黑，跑出家门散心，到外地走两天，到了周一再准时回来上班，没有人知晓他去了哪儿。

去年9月，马海试探性地问他，38岁了，要不要再考一次？「不行，」他笑着摇摇头，「专业知识已经被我忘光了，物理这些都忘得差不多了，也跟不上了。没有意义了，就这样吧。」

马海建议，和老婆在家里开个小店，好好把一辈子活完，把小孩培养大了。魏永康说，「我真的这样考虑过。」有关物理乃至自然科学那些宏大的命题已经离他很远很远了，他想的是什么时候能买上房、买在哪里，应该如何把孩子接到广东来生活。「包括我们也是一样，40岁以后还有什么梦想？」马海劝慰他，「知足常乐，知足常乐。」

「他从物理转到航空、软件，到最后的这一刻，都在拿工资寄给家人，没有浪费过一天。这对他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已经创造奇迹了。」马海告诉我，做一个普通人也不容易，普通人的一生同样充满艰辛。

图源视觉中国

希望

曾学梅反复提起那个命运的隐喻。她记得，魏永康出生不久，外婆给他喂红糖水，被姑妈拦住了，喂错了，喂错了，应该先喂四磨汤，人生要先苦后甜，不能先甜后苦，「我后来想想，永康的一生确实印证了这句话」。

妻子付碧的讲述中，魏永康的后半生有另一种诠释。这个不多言语的女人对魏永康有一种深沉的爱。柜子上摆着七八本相册，其中一本是魏永康的照片。它记录了这个曾经被「神化」的孩童后来的一生。相册里，魏永康和付碧相爱、第一次成为父亲、三口之家变成四口之家，带着儿女去附近的省份旅游。

付碧把每一张魏永康在笑的照片从透明袋子挑出来给我们看，照片里的他有些发福，头发理得很短，眼睛笑得眯成一条线，「是不是和网上的他不一样？」她也笑了，那是她那两天第一次露出笑容。她说，网络上魏永康的照片，大多是呆滞的或是愁苦的，但这些年和她一起生活的，是很生动的魏永康。

马海曾经问付碧，为什么会和魏永康在一起？付碧回答他，「马海哥哥，你是同情永康，觉得他很可爱，关照他。你是男生，就成了他的朋友，我是女生，所以我就嫁给了他。我们都想关心他，因为他太可爱了是不是？或者说，我们都很想托起他。」

儿子到了上学的年纪，她带着孩子回了老家，由魏永康在外打拼。「永康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她说，「他很粘人。不管你在哪里，他都要跟你一起去。哪怕你要去买个菜，他都要跟着你一起。放假回来，一般都有一个星期左右，不管我去哪个地方，我们都会在一起。他对孩子也非常好，小孩子不管要买什么玩具，想吃什么，即使很晚了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出来买。」

她无法举出具体的事例，只能用模糊又朴实的语言去形容丈夫。在葬礼上，付碧才知道魏永康的更多信息，她知道，魏永康是喜欢看电影的，每个周末，同事会和他约着去影院，他们会分享最近看过的书籍。魏永康生活的出租屋里堆满了书，他有一个自己的精神王国，但她从未踏足过。她说自己就像其他的妻子一样，洗澡时为他准备衣服，煮饭炒菜，为他做好内务，这样的生活依然是甜蜜快乐的。

去年春天，在家里的沙发上，付碧架起手机，一家四口挤在一起，拍了一张四人全家福。那个春节，他们煞有介事地开了一次家庭会议，四个人围在桌前，分别说了各自的愿望。孩子的愿望都和学习有关，大约是要考个好成绩云云，魏永康为自己许下的新年愿望是，工作做出成绩，找机会把孩子和妻子一同接去广东生活，结束分隔两地的日子。2012年，他们从亲戚朋友那里借钱，在隆回买了一套二手房。十年过去，借来的钱陆陆续续还清，程序员的工资稳定在一个月1万5，除去基础的开销，也算有了盈余。付碧想，生活该好起来了吧。「这两年生活稍微好一点，他就走了。」

去年年初，从珠海调去东莞工作后，付碧发现魏永康变得不太对劲。魏永康只给她零星拨过几次视频通话，情绪低落，看起来很疲惫，「没之前那么有信心，有希望。我不知道他遇到什么，他也不跟我说。早知道这样，我不会让他去东莞的。他在珠海的领导和同事都很好。」

公司的记录显示，11月8日，魏永康向公司请了一天假，理由是想回湖南。他去世后，警方调取了他的行程卡，显示他去过延边。延边，是父亲魏炳南曾经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驻扎地。刘曲波和屈剑宇猜测，他或许想去东北缅怀父亲，他曾和付碧念叨，自己想去东北一趟。但除此之外，他的行踪没有留下任何可以供人继续深究的痕迹。

傍晚，我们开始在这个县城的街头步行。付碧埋头走了一路，一个小时里，没有说太多话。走到一座桥，她望着水波发呆，「去年开始，我经常失眠。永康说，你可以顺着高铁站那条路散散步，就是我们正在走的这条。我一个人不敢逛，一直没有听他的。结果他离开了，我才第一次来。」

她穿着黑色棉服，扎了个很松的低马尾，凸显出极大的疲态，手里的纸巾已经湿得皱成一团。魏永康去世后，她一直待在家里没有出门。以前的朋友要么在外地打工，要么都有了孩子，这几年她很少再结交新朋友，她和魏永康在两地各自承受孤独。生活曾经给过他们希望，他们都盼望着，这样的状态很快就会结束。

魏永康和女儿的合影

普通

人生最后的十年，魏永康把家搬到了妻子付碧的老家湖南隆回。县城边郊的一处，三段长斜坡之后，一栋两层矮房伫立着。过去，他们一家四口和另一户人家合住在一个屋檐下。邻居不知晓魏永康是谁，只知道这间屋子的男主人去世了。矮房后面是一座后山，魏永康每次回家，都会带两个孩子去后山爬山玩耍。

魏永康不让付碧提起关于「神童」的任何过往，也不愿意回家乡华容县，「那里有太多把他视作『神童』的人」。对于魏永康来说，他在异乡可以作为一个全新的人活着。「我们就是一户很普通的人家，过着很普通、很踏实的生活。」付碧说。

而今，他的遗像摆在厅堂中央一个又矮又逼仄的方桌上，面前放置一盘饼干和一盘砂糖橘。屋里的墙面白得刺眼。早前隔壁邻居装修打桩，震裂了墙壁，妻子付碧只好用白色的塑料墙纸把墙壁一块块粘连起来。朋友们送来了三幅字画，遗像上方，白色宣纸用黑墨写着「清风明月」，右边是「山高人为峰」，左手边的墙是《沁园春·雪》，最后一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魏永康家中，朋友送的字画

屋子里的沉寂经常被曾学梅突然的大叫打断。她戴着老花镜，艰难地浏览手机上的新闻。一些新闻出现了事实错误，「被中科院退学3次，哪来的3次？」「他们还把我的名字打错了！怎么是『曾红梅』？」她拿手机给我们看，眉头皱在一起。

她说，等永康的后事处理好，她要重新开始写书，将自己与永康真实的人生尽数写出来，她说自己不甘心。

「你别看啦，别看啦。」付碧的妈妈伸过手，想把手机屏幕遮住。

付碧去厨房里准备晚饭的间隙，女儿从院子里抓来了一只绿色蚂蚱，撅来一片菜叶子喂给它吃。曾学梅对她嘱咐，妹妹，回去写一篇关于蚂蚱的作文嘛。女孩没有理睬。曾学梅扭头对我们说起魏永康儿时学习的细节，她教他正负数，走路时前进一步是「+1」，往后退三步就是「-3」，她说这是把教育方式融入生活，「寓教于乐」，每个时刻都可以付诸学习。她不认为这种方式，是很多流传的文章里写的对孩子的「智力压榨」。

采访到最后，我在作业本上写下问题，「永康后来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没有成为你期待中的大科学家，你会觉得遗憾和可惜吗？」曾学梅反复看了几眼问题，没有明确回答「是」或「否」，只是叹了口气，「永康结婚以后，跟小付很幸福，这样就可以了。我后来想明白了，永康幸福就可以了。」

常听外面的人说，她这个母亲毁掉了如此有天赋的孩子，但永康后来的人生让曾学梅宽慰，他成为了一个软件工程师，他建立了一个幸福的家庭，是一个尽责的丈夫和父亲，「他没有废掉」。

曾学梅给我展示了一段聊天记录，是魏永康和一位表弟在2021年8月的微信谈话，他告诉表弟，自己准备回湖南开公司，「技术方面的」，已经开始慢慢筹钱。提起这段，曾学梅的语气更加急促，手指缓慢地划过屏幕上一条又一条的微信聊天气泡，极力向来访者证明，儿子永康到最后仍然想接近科学技术。「你们看，过去这么多年，永康还是想搞发明咧！」

马海的讲述补全了这场创业计划的后半截儿。魏永康确实在那一年得到了一位从事房地产行业的老乡的帮助，承诺给他投资创业，但很快，老乡突然改口表示不再投资。开公司的计划也破灭了。

最近，曾学梅常常梦见儿子永康，梦见他还在上学，在书桌前念书。梦里，小小的永康把身子挂在她的手臂上，母子俩一直往前走。曾学梅嗔他，我的手臂有千斤重啦，别吊着我了。他还是黏着她，没有撒过手。

曾学梅展示，魏永康在去年10月和家人的合照

（应受访者要求，马海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