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有一首歌在多个音乐平台的年度盛典中获奖，是由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今年，它的旋律也频繁出现在公共视野——综艺，甚至春晚上。有人在这首歌的短评中写道：「在当下量产大于质产的市场环境里，能遇到一首不『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抒情歌，太难了。」

这首歌的词作者是王海涛，一个总是隐居幕后的创作者。他写词已经26年，和他合作过的歌手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从曾经的歌坛天后王菲，到那英、莫文蔚，再到偶像团体TFBOYS，都唱过由他填词的歌曲。他为李健填词的《似水流年》，至今仍被看作是李健的代表作。

不同于大多数描写情爱的流行音乐，王海涛的笔下经常会出现一些「普通人」的形象。他写送孩子上学、在车子发动时哭也不是笑也不是的妈妈，写在医院门口偶遇的、刚给女儿取完化验报告后流泪的出租车司机。「对人本身的关怀」，是王海涛最想通过作品去讲述的东西，也是他认为「自然而然」 的东西。他说，「如果你的歌词、你的文艺作品不是写人类的命运和生活现状，它怎么能够称之为是一个时代下真实的作品呢？」

流行音乐一直是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轻盈，敏锐，经常是时代的先声。但这些年，能够获得普遍共识的时代之声越来越少了，在一个人群广为传播的歌，在另一个人群中可能完全陌生。人们陷入彼此的割裂中。对现实的关切，可能是唯一的途径——经由共通的关注、共通的情感，人们重新建立连接。

春末，《人物》联系到了王海涛，他所在的小区升级为封控区，我们只能以电话交谈。他语速慢，有一种柔软与耐心，电话里时不时传来几声猫叫，那是他养的三只猫。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王海涛一直呈现出一种松弛。他喜欢晒自己做的饭，坚持健身，有五年的时间，他痴迷跑步，跑了17个全马。他说，力量训练和跑步能让他经常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和精神状态。

这种松弛也让他时刻保持着敏感并有所坚持。他曾经有12年的时间是自由职业，但拒掉了40%的歌词邀约，因为他觉得那些是「完全不想写也不能写的东西」。时代在变化，但很多时候，他会把话题落在「我」应该怎么做、还能做什么上。

关于创作者如何自处，王海涛给了他温和但坚决的回答。

以下是王海涛的讲述：

文｜吕蓓卡

编辑｜槐杨

1

当下现实给我很深的「刺激」，这个刺激不是好的坏的那么简单说得清的。它就是让我觉得，我们所谓的文艺工作者，到底要给这个混沌不明的世界交出些什么？

我现在写词越来越趋向于现实，想要去写一些普通人。我觉得，再怎么样，文艺作品还是唱给人的。如果它脱离了现实生活，就很难打动人。

不是说不能写一些虚无的东西，只是现实要能印证这些虚无的景象，它才能成立。歌手唱歌也是给人听的，你一味地只写虚无，跟人在心灵上不能产生一种对撞，歌词没有人味、没有情味，它怎么会打动人呢？

所以我希望自己的作品里可以承载一些社会意义，给人以抚慰，让受伤的人心里能有一些安慰，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安慰。

比如去年夏天给韩红老师写的那首《我就是那个小孩》，旋律是韩老师自己写的，她写完之后跟我说，只有你能理解，你要不要来帮我写词。当时我在去上海的高铁上，大概四五个小时写完，发给韩老师，过了10分钟，她给我回了一个特别长的语音，哭了，她说，你太了解我要在这个歌里说什么了。

这首歌写的是自闭症的孩子。其实我没有跟自闭症孩子接触过，也无从想象他们的生活。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我想的是如果我是一个无助的人，我是什么样的。那是作为人共有的一种无助，你也有过的无助，就是这些孩子们的无助，我只是放大了那种无措。「我的面前世界好大/有时孤独无声/有时整片拥挤喧嚣/有一个乖乖的小孩/在那里等待慢慢长大」。

后来我给一个做自闭症治疗的朋友听，他问我，跟自闭症孩子接触过吗？我说从来没有，他说，但是你的每一句都准确地抓住了这些孩子的特点。其实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这首歌是去年我写的歌里自己最喜欢的一首，我觉得它多少是有一些社会意义的。

类似的还有一首《你没有名字》。疫情之初，我跟孔一蝉（旅行团乐队主唱）俩人都挺苦闷，好像全人类的生活都改变了，大家不知所措。尤其是一些底层的人，因为疫情，生活变得更艰难。每个人在时代的洪流里都变成了一个没有名字的人。

我们就想写一首歌，孔一蝉先写的旋律，我把词填进去，觉得人类似乎面对同一种命运，就是前途未卜。我有很强烈的这种心情。我就写，「嘿/废弃的破工厂/摊着一笔烂账/捻灭的烟/你猝然的弹向/一个时代的晚上/在心中的正疯长/在岁月的已下葬/酒热杯光已见空的谷仓/回声给你个踉跄」。

前两天我还在跟几个做音乐的朋友讨论这个事，我们觉得，即使是流行音乐，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我们都希望它有更多的文学性。我所说的「文学性」，指的是对人本身的关怀，或者说不局限于人，是对世界、万物生灵的关怀。

这么说好像有点装。但我写歌，有的歌词也会涉及到动物，也没有刻意去写，就是觉得它们是跟我同等的生命，一样活在这个世界上，不需要俯视，所以在作品里，动物的出现和人一样自然而然。

最近我也在写一些情歌，「传统的情歌」，但是我也希望，即使是一个传统的情歌，也可以有点不一样的东西。毕竟大多数时候，我还是要照顾邀歌人的感受，而大多数做流行音乐的，创作的主题无外乎就是情爱什么的。但是即使写情爱，也可以不那么循规蹈矩。

比如Tom Waits写过很多情歌，像《Ruby’s Arms》的歌词就是这么写的：「再见了我的爱人/我沿着漆黑的走廊磕磕绊绊地走入清晨/货运厂的劳工/昨晚生起的火堆依然没有熄灭/然而这该死的雨阻挡了人前来为我送别/我再也无法亲吻你/或者让你心碎/再见了我最心爱的人」。

这也是唱给爱人的，你也可以把它看作一首情歌，但他用的方式和字句，就跟甜蜜的、传统模式的情歌不一样。我们很少在情歌里头见到货运厂的劳工，他会把环境，把那些看起来跟情爱毫不相干的人物写在情歌里。我希望我的创作里也能有这些东西。

2017年，王海涛在日本富士摇滚音乐节受访者供图

2

我觉得敏感是作词人非常重要的素质。把自己的所有感受诉诸文字的时候，没有一颗敏感的心，是不太能够打动别人和自己的。

我从小是一个敏感的人。这可能跟我的家庭有关。我的父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是心软的人，他们有一个共性——容易生出恻隐之心。小时候我们住平房，要是有乞丐来，家里没有现成吃的，我妈就会炒一大碗饭给人家。他们让我在不成熟的时候，世界观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就容易对人有同情心。

爸妈是知识青年，当年下乡插队，从北京到山西，我和双胞胎哥哥就在山西出生。那时，我们在一个兵工厂大院的子弟学校上学，同学有一部分是我们大院的，生活相对优越一点，也有一些当地的农民子弟。我的同桌是个女生，就是在离我们有好几里地以外的农村女孩，成绩很好，每天早晨要起特别早，天不怎么亮就骑自行车来上学，晚上放学再骑自行车回去，来回十多里路吧。

我就记得当时，她在铅笔盒里放了一小袋，我以为是白糖，后来才知道是糖精。她家里的经济状况不允许她买白糖，更别提糖果，她比较馋的时候，就蘸一点糖精放在嘴里头，我忘了当时是怎么知道那个是糖精的，小的时候你只知道糖精对身体不好。

我就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回去跟我妈和姑姑说，姑姑去副食店称了二斤冰糖放到纸袋里，让我带给这个同学。这个事我记得特别清楚。可能家庭的影响，从小遇到一些活得比较艰苦的人，就会想亲近他们，想我是不是能够给予一点什么。

说老实话，我不觉得这是什么高尚，这个跟高尚没关系。长大了之后我反而觉得，我是在满足自己一种私欲。这个私欲来自于，如果我能让对方在那个时刻好过一点，我自己心里头也会比较好受。也不是刻意要管，因为你就能看得见。

到十一二岁，由于知青子女返京政策，我跟着父母回到北京，接着读初中。现在回想起来在山西的日子，那段生活像被打了一束光晕，觉得是好的，是有美感的。虽然是一个很小的城市，物质生活也没有那么发达，但它有一种朴素的、天然的氛围。

到北京后，我依然会关注到生活中一些生活并不如意的人。有一次我在健身房楼下，看到一个像是从外地来北京投奔亲戚的六七十岁的老人，冬天背一个特大的行李卷，她在门口问我公交站怎么走，我就看到她手上都是冻疮，都是冻疮。

我告诉她公交站在什么位置，她看起来很局促不安。我形容不了，就是觉得她特别局促，一看就是没太出过她所在地的那么一个人。这样的人，这样的画面，就会一直在我脑子里。

但在早期的作品里，由于写作还没有趋于成熟，我不知道如何把这些观察尽最大力量放在篇幅很小的一篇歌词里。能力所限，我也无法说服歌手，说我们可以涉及一些这样的内容在一首流行歌里。

一直到后来写作更趋于成熟、内心也更开阔的时候，我的表达欲就会更渴望有这类的内容放在作品里，我也更知道这些内容如何跟流行歌很好地结合在一起，让它变得有情感，又不那么生涩。比如给魏雪漫写的《妈妈》，它里头有一句，「你看你啊，你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哭也不是、笑也不是，你看你啊」。好几个朋友都说这个歌让她们听哭了。她们说，这个母亲的形象在全世界似乎是共通的，好多母亲在你要离家的时候，她面对你的状态就是这样。

王海涛的歌词本，他仍然习惯手写 受访者供图

3

我写词，完全是自己摸索出来的。大学我本来学医，那时我老买一些打口带来听，在上大课的阶梯教室，就拿Tom Waits的歌去填一个中文词进去。

后来第一首正式发表的歌词，就是在生化课上写的。这首歌词能发表，是因为我在大四实习的时候，从医院里溜出来，去一个叫「正大唱片」的公司做兼职，说是企划助理，工作内容就是打杂，但在那儿，我认识了郭亮（指南针乐队键盘、音乐制作人），他当时是朱桦的制作人，我把歌词给他，他就谱了曲，发表了出来，就是朱桦的那首《听吧》。

当时朱桦的新唱片发布会，我就坐在台下。他们在台上介绍说，接下来要唱的这个歌是一个很年轻的作者，这是他的处女作，他也在下面坐着。我就站起来跟大家打了个招呼。她唱完之后，就有陌生的媒体或者是从业者过来跟我说，他很喜欢这个歌。

那是第一次，我发现，原来我可以借助一个作品跟陌生的人有一种无言的交流。它让我有一种成就感，一种心理上的满足，这个对我来说非常非常重要。你也可以理解为它是一种虚荣，但是它会让我找到一种审美上的同类。

当时我也不知道我是否能以写词为生，这首歌让我觉得，至少第一步迈出去了。

大学毕业，我不打算从事医生这个工作。我在家待了一个月，开始给唱片公司投简历。正好有个朋友的朋友在一家唱片公司叫星工场，我就去了那儿。

在唱片公司，我做的是企划，帮艺人做一些唱片策划，薪资不算低，1998年，我每个月大概收入2000元人民币。也开始有人来找我写歌词。那个阶段，我没有想过要把写歌词当成我的主业，因为单纯写词不太容易维持生活。

写词之初，我也没有太明确的主题，更多还是要看拿来的旋律是什么，从模仿开始。一开始会想去学罗大佑那种长句式的、有叠字的、有强烈情感的歌词，他即使写男女情爱，里面也有一些家国情怀的句子。包括Tom Waits、Queen、U2，还有那时候的李格弟，他们对我写词的风格影响都很大。

我印象比较深的，李格弟有一首歌叫《告别》，到现在为止我也觉得那是华人流行歌词能排进前三名稳坐不动的。其中有一句我特别喜欢，「再看一眼，一眼就要老了，再笑一笑，一笑就走了，在曾经同向的航行后，各自曲折，让原来的归原来，往后的归往后。」这是情人之间的一次作别，甚至可能是一个诀别，但它就有一种情感上的辉煌，不唧唧歪歪。

Queen的歌词也都诗化，有特别强烈的情感。比如《波希米亚狂想曲》，「妈妈，我刚杀了个人，把枪顶着他脑袋，扣下扳机，他就死了。妈妈，生活才刚开始，但是现在我要走了，抛弃一切」，有一种华丽的史诗感，是一个孩子的形象，但是面前站着整个世界，他要跟这个世界告别的同时，跟他母亲告别。那种美有一种重量，非常厚重，像一个巨大的篇章。

这些建立了我在音乐上的审美，也是最初我想要去模仿的对象。

李格弟作词的《告别》图源网络

八九十年代是一个音乐创作非常鼎盛的时期。那个时代的音乐氛围，怎么说呢，我不想用辉煌来形容，因为太大了，我觉得是自由的，舒展的，是尽可能地被允许，什么样的样貌都有，而不是千人一面。不像现在大家认为抖音红的歌或者什么红的歌，为了获取资本的关注都做这个，不是。那个时候还是比较个性化的，大家都还是有追求的。

所以涌现了一些非常厉害的作词人，比如黄霑，我觉得只有他能把中国风的歌词写得很地道。像《焚心似火》，「让火烧了我，我不愿意黄土地埋了我」，这太好了写得，有一种决绝，又有一种壮烈的美感，这是大家才能写得出的歌词。

2000年之后，有一批所谓的「中国风」的歌很火，但那是我认为最没有文化的一类，我非常非常反感。因为它很不真诚，很假，假的文化，假的情感，假的态度。

是周杰伦的大红带动了一部分这样的风潮吧，当然我很喜欢周杰伦的旋律，他是写旋律的高手，是天才。他的走红带动了方文山，也引来一批人对方文山的模仿。也很正常，词作者很多都是从模仿开始。再加上那个时候，制作一首歌的成本变得非常低，不光是创作的门槛变低，歌手的门槛也在变低，整个行业的门槛都在变低，什么质量的东西都有可能产生。

但问题是，作为创作者，你是要始终活在一种模仿中，还是要找到自己的路，把读过的书、看过的电影、听过的音乐等等生活综合的因素吸收、消化，最终形成你在笔端的诉求？我选择了后者。

4

写了这么多年歌词，创作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有段时间我面临一个困境，太渴望得到邀我写歌的人的认同，无限在想象他需要什么，却限制了自我表达的自由，其实就是畏手畏脚。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不要害怕大胆的、天马行空的写作别人会读不懂，恰恰是大胆地破局，由着自己意愿写出来的东西，才是区别你和其他作者的创作。

比如给王菲写《流浪的红舞鞋》，制作人给我demo的时候就说，没有任何要求，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只要是词的气质写得像王菲就行了。后来我写了这首歌词，里面有非常多的意象是在流行歌里面不常见的，比如「弃世登仙」，「红胡子的老人」，「不管你有一分钱或黄金万贯，你是一只蚂蚁还是个上帝」。

这首歌传真给他之后，香港那边就打来一个电话，说录得很顺利，问我还有没有其他想法，没有的话就照着这个录了。我就听到电话那边传来一个女声，是王菲的声音，她说，不会有问题的，我觉得唱着很舒服什么的。这对我来说是很宝贵的，它能让我放任自己的想象在一首歌里，同时被制作人和歌手认可。

后来我就更自信大胆地去写。

王菲演唱《流浪的红舞鞋》图源综艺《幻乐之城》

毕业后，我在星工场待了十个月，1999年去了索尼唱片，2005年又跟索尼版权签约。但因为索尼版权有很多合约的限制，导致很多以前跟我有合作的人没办法找我写歌。在那儿的两年多，是我职业生涯最黑暗的阶段，我甚至觉得这个行业可能基本上就不需要我了。后来（张）亚东说，他希望我还是能恢复自由（作词人）的身份，因为他作为唱片公司请的制作人，也会被要求说不要找我这样有版权身份的作者。

在索尼版权两年后，我离开了，之后就以自由作者的身份专职写词。那时候来找我写歌词的人相对稳定了，能提供一定的收入。我对物质也没有那么大的要求，房子够住就行，到现在也不会开车，连驾照都没有，对车也没有需求。我只有一个折叠自行车，出行靠它，或者就打车。

自由作词人的12年，中间有大块的空闲时间，我就去别的国家玩。最长的时候，有三个月我都在京都，每天早晨骑自行车出去，几乎把京都的每个角落都骑遍了。骑到河源町大桥，看着桥底下有鹅卵石的沙滩，有些人在河边坐着吃饭团……这些画面都会给你生成一些灵感，成为你的素材。

环境会带来一些新鲜的刺激，让我的眼界持续被打开，看到不同国家人的生活状态，这些人对于情感不同的表达，能让我不麻木、不僵化。我觉得让创作者不僵化是持续不断出作品的前提，僵化，其实就是你不生动，不鲜活了。

你会感受到自己的变化，可能也跟年龄有关，刚开始写歌时我也都是写情歌，「躺在你怀里才不冷清」，「我的歌声是你搁浅的目光，你的每次回望，在黑夜里总给我些微光」……渐渐地，我觉得流行音乐不一定非要写两性情爱，流行音乐可以写的东西太多了。我不想再写唧唧歪歪的东西了，而是希望歌词可以有一些经得起回味的东西，更多去关注具体的人。

比如《明天，你好》，我跟格非（牛奶咖啡组合成员）讨论这个歌的时候，觉得人生就是不断地摔倒再爬起来的过程，直到有一天你摔倒了再也爬不起来了，但同时我们又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明天，你好》，是想说，当你还有可能站起来的时候，你必须得跟明天打一个招呼，因为你还得活下去。

还有给金池写的《哭着吃饭的人》，写的是我遇到的一个司机的故事，是一些为生存疲于奔命的人的生存状况；给李易峰写的《倒叙的生活》，那个时候是疫情之初，也有一种渴望，能回到正常有序的生活里，所以每一句歌词都是倒叙，「看飞机倒回过远山，散漫的光束，浓厚的云朵放缓，早到的夜晚，鸟儿又回到了林梢，就像没飞走过一样，你坐在地上离开前那样」。这些都是我非常喜欢的。

后来我发现，即使写情歌，也可以在情歌里带出一些情歌外的议题。比如《这世界那么多人》，也可以写「看飞机轰的一声去远乡，光阴的长廊，脚步声叫嚷，灯一亮，无人的空荡」。当你技术上更完备，内心也更开阔，就可以比较有章法地把一些不太常规的内容放进作品里。

有的歌手会觉得，这样的题材商业性上面会打折扣，认为小情小爱、男女的情感这些东西才可能更有市场。那你就要说服他，告诉他市场今天如果发一百首歌，九十九首都是这样的东西，缺你那一首吗？那一首放在九十九首里面，跟别人不一样的部分在哪儿？它怎么能跳脱出来？也不能一味地去说服歌手，你写出来的东西要能够打动他，能让他真的有一些感同身受，才有意义。

图源《这世界那么多人》MV

5

去年，我收到朋友邀请，重新回到唱片公司工作，非常意外，这让我很享受。因为同事们基本上都是观念一致的人，卯着劲去做同一件事，创作上，我想写的都写过了，未来想写什么我现在不知道，但是我想一定是有机会的。

音乐环境的事我比较少去想。我有时候觉得，时代的更迭，有很多事是无法顾及的。时代过去了，一些东西就留在时代里了。未来什么样，现在什么样，我作为一个个体，无法改变任何。

但有一些现象是我很难接受，比如用人工智能创作。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笑话。一首歌、一个作品它真正的价值不就是情感吗？如果情感也是可以被算法算出来的话，我真的觉得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情感是由心里出来的，是你的经历、你的人生、你对这世间一切美好与困难生成的感受而形成的。如果是被机器的算法算出来的，我简直觉得这是在制造shit。

这是一种堕落吧。你生产出那么多的shit，然后喂一些并没有形成基本审美的年轻群体。如果它真的有那么大影响力的话，它就是在影响年轻一代的审美，如果你由此还沾沾自喜，我觉得挺寡廉鲜耻的。

现在的音乐环境里，也有一些非常好的音乐，当然它不够多，但是它还有。比如谭维维那张《小娟（化名）》，我挺喜欢的。它给我的感受是剥肉见骨，撕开自己给大家展示女性的痛苦或者是幸福的瞬间。肯定还是有人在关注这些东西，只是数量不多而已。

我也非常喜欢许钧，他有一张专辑叫《万松岭》，还有《美梦公司》，很多歌都是关注人的情感现状、生存现状。我觉得首先他不回避内心各个面向的情绪。大多数的流行音乐，试图展示一种虚假的美好，看多了、听多了，就觉得是一种幻象。但许钧之所以让我觉得打动人，是他不回避人的失意，人的挫败，甚至不回避人作为失败者的姿态，就会觉得他非常真挚，非常赤诚。

我有时候会觉得遗憾，这个时代的时代之音去哪儿了？我想说的时代之音，是真诚的表达，有情感的表达。它百分之百是跟人产生了关系。时代是由什么组成的？不就是由人，数以千万计人的命运构成了时代的景象吗？如果你的歌词、文艺作品不是写人类的命运和生活现状，它怎么能够称之为一个时代下真实的作品呢？

但这样的东西越来越少。

我当然希望这样的作品越来越多，但我也不知道（怎么才能越来越多）。我唯一可以改变的就是我能做什么，我不能做什么。说实话，我只在乎每一个创作是不是违背了我的好恶、我的秩序。我给陈楚生写过一些歌，《黄金时代》，其实写的是自己的心态。你不管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哪一个地方，都还是有一些规则，你要受制于一些规则，你要怎么做出规则与你自己之间的平衡。

也许一些作者写一些无关痛痒的东西也有他的难言之隐，我可以——不能说理解错了——至少能体谅。但是这不代表说我也要这样。我最终关心的是自己要写什么，创作本身是一个人的事，对我来说，把更多创作投射到更有现实意义的内容上，不回避，不粉饰，写真实的，有情感的，有呼吸的歌词，就是自然而然的。

王海涛写给陈楚生的《黄金时代》图源腾讯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