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人物的专栏《书单》，本期我们请到的读书人是杨全强。

杨全强是一位编辑，如果你对人文社科感兴趣，你几乎一定读过他编的书，比如鲍勃·迪伦的《编年史》，《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或者在思想前沿的德勒兹、鲍德里亚。他在出版行业做了22年，四次从零开始，辗转三家出版社，每次白手起家把一个出版品牌做出声响，他就会离开，有时是主动，有时是被迫。但说起这些波澜，他毫无激愤，他朴素地讲述自己，不渲染和标榜什么。

能从杨全强身上捕捉到约翰·威廉斯笔下斯通纳的影子——斯通纳迷恋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在大学里度过了自己作为老师的并不完美的一生，他追求完整的自我，将追求智识当作抵抗无意义的战争，拒绝与外部世界作廉价妥协。他拒绝为系主任开绿灯，因为「大学就像一座避难所，一个远离世界的庇护所……我们不能让他进来」。

出版是杨全强的庇护所，在相对纯粹的环境里，他保持着一种朴素的尊严。年轻时他也曾追着名人和热点出书，他毫不客气地贬损自己——「像做贼一样惦记过」，后来幡然悔悟，做了很多原创作者的书和引进版图书，至今看仍然「小众」。朋友揶揄他，是中国出版界的「赔钱树」。

杨全强绝不承认自己做的全是赔钱的书。他有一种散淡的直觉，能够呼应时代的需求，并将之转化成书的销量——不是超级畅销书，但持续多年一直销售。2005年，他将鲍勃·迪伦的回忆录引进国内，书的原名应该翻译为《编年史》，但定名时，他改成了《像一块滚石》。这本书卖得很好，直到现在。也是那一年，他在报纸上写文章，说，十年之后鲍勃·迪伦即使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不要惊讶。他没有特别当真。2016年，鲍勃·迪伦真的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表彰「其为美国歌曲传统带来的全新诗意表达」。

今年，在投资人撤资后，杨全强决定创业，做了独立出版品牌「新行思」，他依然延续着一贯的风格，总是在热闹面前后撤。一些书，以前能出的，现在出不了了。他说自己并不失落，因为出版只是一个让一些书经过自己的工作，工作中的进退取舍，他按照李寻欢、乔峰的标准要求自己，拒绝改变形状。

但最近这几年他开始有些疲倦，他向往窗外那对喜鹊的生活，他开始背《庄子》《诗经》《老子》，渴盼自己写书，创造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他一直在写诗。年轻的时候他背过艾略特的《荒原》，到现在还能背二三十句出来，诗与书，一直陪伴着他。

以下是杨全强的讲述：

文｜翟锦

编辑｜槐杨

设计｜田伟

1

很难说阅读给我提供了什么，它也不能让我对良好的生活做出判断，就是构成了一种精神性的、意识性的底色。因为即使你了解何为良好生活——知识的、审美的、情感的、物质的，你仍然可能过得一塌糊涂。

我1989年上大学，读图书情报学，四年里很大一部分精力在阅读艺术史论，看到关于西方艺术、中国艺术史的书都去读一遍。后来读研，经常到先锋书店去，就觉得以后到出版社，如果能和这些书打交道，就很好。

那时的出版物绝对数量很少，出版社的标准高，从业者水平也都很高，刚开放，大家刚刚去认识、了解西方，翻译作品有很多启蒙的意味，美学热，哲学热，不管看不看得懂，至少大家觉得有价值。那时候我就是崇洋媚外，觉得外国的就是好的，我去看莱辛的《拉奥孔》、温克尔曼《论古代艺术》、苏珊·朗格的《情感与形式》、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觉得知道几个外国作者、学术术语，很时髦，不管你对他们了解有多深，就跟年轻的时候喜欢穿佐丹奴牛仔裤一回事。

现在想来，80、90年代就像琥珀一样，它把某一种氛围、某一种时间固定住了，碰到某首歌，比如窦唯的《无地自容》，崔健的《花房姑娘》，那种氛围就在头脑中弥漫开来，是那种特别年轻，特别向上的感觉。

现在，我们曾经关注的东西只有一小部分人在关注了。消费社会，资本的力量无所不在。我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等到他们40、50岁时，想起自己的青春，互联网时代对他们会意味着什么。虽然碎片化、虽然喧嚣闹腾，但也是他们的青春啊。

人跟时代的关系已经改变了。我对时代没有困惑，对大问题没有困惑，因为我们跟时代是根本不匹配的。完全不匹配。我们是一粒尘埃。和时代话题之间，我尽量能避开就避开。那种公共的事件、新闻、舆论，我的一个作者说得很好，「能错过一件你就赚了」。「看一些新闻就跟吸二手烟差不多」。

而读书是获得一些愉悦，跟天热了喝一杯可乐差不多。可能会在面对人生、工作时提供你一些心理支撑，让你觉得生活中还是有美好的部分。我读《史记》《尤利西斯》，就觉得这个生活值得过，很开心，书是特别具体的、陪伴我生活的东西。

受访者供图

2

之前有篇文章写我，「成为中国出版界的『赔钱树』意味着什么？」，是个反讽。大家都喜欢摇钱树嘛，但我在南京大学出版社，在上河卓远，都是刚好到了一个时间节点，已经有影响了，可能要成为摇钱树了，我走了。

做书不是那么急功近利短平快的事情，一般来说五年的版权期，首印六千、八千，慢慢加印，就很好了。一本书可以这个月出，也可以下个月出，一年一共做多少本书，这种节奏感比较适合我。另外，做出版要和作者、译者打交道，喝个酒、吐个槽，他们是我愿意这一辈子打交道的群体。这个行业，大家性格都比较散淡，书有人买，不赔钱，有个工资，也就够了，打交道比较轻松，还能谈谈文学，谈谈学术，是我喜欢的生活的具体日常。

刚做书那两三年，我想做畅销书，立功心切。那时候有名人出书的风潮，从赵忠祥、崔永元到白岩松，一个同事找过李咏，我也问过一些朋友，认不认识王小丫？还跟过社会热点。那时我动过很多心思，跟个贼一样去惦记。

比如2002年日韩世界杯，我做过白岩松、黄健翔、刘建宏的《大话世界杯》，但卖得也没有特别好，紧赶慢赶没赶上。2003年非典的时候，我做过西方瘟疫的历史；也是那年，张国荣自杀，我考虑出他的画册，想着买他的剧照，找几个写得特别好的文化人，写两三万字就能做出来。

那时，我还联系了一个当红的央视主持人，在梅地亚酒店见面，匆匆聊了一会，出来后，我在长安街走了很长的路，就想能不能做这个书，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意义，胡思乱想，走过木樨地、复兴门、南礼士路，都快到天安门西了。我想我为什么要干这个事情，感觉自己像苍蝇一样贴着人家，整天给人发短信、打电话，问能不能合作，这不是做出版正常的态度。

很快我就幡然悔悟了，再也不找名人出书了，除非是我欣赏的作者，如果是窦唯的画册，我愿意出，但也不是我能强求的事情。我可以去做引进版图书，只要跟对方出版社谈，行就行，不行拉倒。社会热点是永远跟不上的。

我做的书里，最畅销的是《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鲍勃·迪伦的《编年史》也卖很好， 我在江苏人民出版社时做的《文化研究关键词》，今天还在重版，都快20年了。《刺猬的优雅》《南京人》《致D》《香奈儿的态度》都卖得还可以，也有很多卖了几千册。无论是作者还是书，都需要养，不像余华的《活着》，已经成为经典了，拍出重金把它抢过来就行。

但我也有点不太好意思。如果从销量衡量，我可能真的不算是一个成功的出版人。但我也绝对不承认做的都是赔钱书，有些书你没看到，是小众的，但也不赔钱，我是有搭配的，在一家出版机构白手起家，有些书就要去铺垫，这些书就是炮灰，去填地下的地基部分，累累白骨。

有的出版社会紧跟当下的社会议题，比如一些很时髦的理论，女性主义，文明冲突，赛博朋克，跟大家的社会生活感受更近一点；有的会去研究文征明（明代画家），看哲学家谈艺术，做一些类似萨特《什么是文学》、罗兰·巴特的《写作的零度》这样的书。我是希望和当下的议题保持一点距离，再远一点，更形而上一点。我愿意去做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麻烦》，而不是更普及的《什么是女性主义》。

因为很多当下的问题，几年之后就不再存在了。曾经有一度大家都在谈论互联网，甚至还有人写过互联网史记。但几年之后，这不再是一个问题，互联网成为一种背景，但又会出现新的问题。再过十年，女性主义还是不是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有可能是，性别肯定始终是一个问题，但女性主义还会不会像今天大家争辩的这么激烈？我不确定。但是人的创造和人的审美，始终都是一个问题，它会有新的形态，新的体现方式，我关注的是这个。苏珊·朗格半个世纪前写《艺术问题》，现在我仍然可以写一本《艺术问题》，它不一样。

我试图在感兴趣的领域里做最源头的、公共性最强的书，既可以解释社会，又可以解释人的自我，也可以解释经济。比如本雅明、弗洛伊德、《悲剧的诞生》、《存在与时间》。学术和思想是两回事，90年代李泽厚讲过，「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我是不要做学问家，要对人类的总体状况进行深入思考的。我一开始就不太想做特别专业的东西，而无论学什么，大家都会共同看一些书，我宁愿去做这样的书，撇除一些技术性色彩，更公共，更无用，但对人如何去看待这个世界，帮助更大。

比如我喜欢摇滚乐，做过几本，但不愿意去做大做强，做成中国最大的摇滚乐出版商。你要让我去专门做某一个领域，做成专家，我不愿意。做专家在我看来——说这话可能会得罪人——不够高级，就是占据一个山头，垄断资源，这个态度不是我想要的。前段时间我看到陆大鹏一条微博，说十九世纪那些英德贵族，他们就讨厌专家，就是浅尝辄止，这才是高级的。我想想，说得有道理，比如喜欢养鸡，我也可以去养几只鸡，但是要我变成一个养鸡专业户，我就不能接受。

这些选择和个人的性格有关系。我觉得需要关心疫情，关心俄乌战争，但是那种对文学艺术的关注不能否定，文学艺术占据人的另外一部分时间，诉诸人的另外一种情感。而出版人作为一个群体，共同编织了一个知识地图或者思想的地图，所有的出版人加在一起，会形成对这个世界比较丰满、饱满的反应。

杨全强谈自己的「做书」思路图源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第2季

3

在体制内要想有一定的空间和发展，你必须要在别人眼中稳重。我一点都不稳重，年轻的时候我头发长，还有点卷，有个副社长说我，「有点娘娘腔」。他不是说我坏话，我也不生气。我就是跟人打交道的时候，会害羞、拘谨。比如要约作者，我就会紧张，忐忑不安，后来就强迫自己，什么都不要想，把号码拨出去，把听筒放到耳朵上再说。

内部开会，我讲起来条理清晰，一到公开发言，就完全乱套。2008年我在上海书展做活动，在宾馆准备了一中午，紧张到发抖，活动开始前五分钟，我拉了一个同事，让他帮我顶上去。那时候我已经37岁了。后来有个朋友说，你紧张什么，这个场合你说完之后，人就散掉了，没有人记得你说了什么，没有人在意你说了什么。到了大约2010年，翟永明出诗集，在白夜做新书发布会，我作为出版方肯定要说几句话，就在飞机上准备了五句，反反复复背，到了现场，很稳定地说出来，突然就没那么紧张了。

我后来知道说话是很有用的，说话是一种特别的能力，因为我从小就比较害羞，小时候在县城，没见过什么世面，这种性格帮我规避了很多东西，俗话讲，性格决定人生。我碰到过口才特别好的人，但我一点都不羡慕他们，我不喜欢滔滔不绝的人，这两年我感觉自己说话有点多，有点警惕，我怕自己是那种人。

一方面内向，另一方面，有时我过于我行我素，不那么让人放心。碰到某些事情，我会尊重我的感受，这样不行，我就不能去干，不会从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考虑。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待了七八年后，社里做了一些调整，我待得有点难受，2006年，我就去了南京大学出版社，一个人拳打脚踢，拼死拼活，有一年编了26本书，整天看稿子，跟机器一样。

有的人会让自己跟环境和解也好，改变自己的形状也好，待到退休。如果你一开始没忍住，那可能到处都忍不了。我不是特别能忍。那种氛围，哪怕你对别人没有任何意见，只是不太喜欢主动跟别人交往，别人就会觉得杨老师清高。很多环节都要付出交际成本，但是还有人说，杨老师你脾气不好。

我后来明白了这种东西。但要让我一天到晚找领导聊天，我真不行。我不是不愿意聊，是不擅长。

如果说有什么书对我的人生观有影响的，那还是《说唐》《说岳》和武侠小说。长期以来，我跟人交往，做一些事情，心里的标准都是李寻欢，还有乔峰，不自觉地会以他们怎么做来应对很多事情。李寻欢会帮助别人骗自己，当然没有人骗我，但我会觉得在有些事情上吃亏是没有关系的；乔峰就是性格豪爽，虽千万人吾往矣，很有英雄气概，不自觉地，也会影响我面对某些事情的态度。清高了，骄傲了，不能忍，就放弃，待得不爽了，我就要走，这是一种个人英雄主义，直到现在。写文章我的笔名就叫傅红雪。

我在南大做了快两百本书，品牌也有了，待下去一定是好的，只会越来越好，可以躺平了，但就是不愿意，到了那一步就必须得离开。2013年我离开南大，去了河南大学出版社做上河卓远，2020年又从上河卓远离开，都是白手起家，都是不断离开自己打造的品牌。

书是需要养的，出版是10年甚至20年的事情，做书赔钱了不叫浪费，突然终止不做了才叫浪费。一个品牌做了好几年，突然停下来，等于前面白做了，我就是可惜，觉得它可以更好，我们本来可以过一种更愉快的出版生活，真的。

几年前，我想离开这一行，找个学校当老师。去试讲过，朋友说，你得求人啊，但我不擅长做这些事情；也想去博物馆做明清绘画研究，但要求年龄低于40，我已经没有机会了。我也想过去图书馆给人借借书，做最简单的事情，然后自己看书、写东西。避世隐居的心态非常强烈。

我南京家窗户外有棵树，两只喜鹊在树上造巢，可能也有小喜鹊，树叶茂盛的时候，那个巢有种隐逸的感觉，如果从鸟的视角去看待这棵树，是一个很适合隐居的环境。我会想象喜鹊的精神生活，它们安逸的日子，特别羡慕，希望我也能过上这种日子。

杨全强拍下的「喜鹊巢」，他向往喜鹊安逸的日子。受访者供图

4

做出版，就是一些作品经过你，经过了就经过了。你也经过一些人，经过一些作品，但它不是你的。这都没什么，做出版没那么悲情。我已经很幸运了，还可以自主地让几百本书从我的手上做出来。我不愿意把自己放到一个需要被同情的或者要刻意去支持的位置上。

布罗茨基在苏联被当作社会寄生虫审判，但他1972年离开苏联，到了英国、美国，只字不提那些经历。他说不愿意把自己放在一个受害者的位置上，不愿意把自己放在某个位置上来获取某些资源。

我出过很多作者的第一本书，比如倪湛舸、包慧怡、王敖的诗集，孟晖、蔡小容、汪民安，我做得也都比较早。书需要养，但很多出版机构等不及，它希望「孩子」今天出来，明天就长成大小伙子。

克瑙夫出版社的戈特利布说，「正如克瑙夫出版社应当出版某些其他出版社可能犹豫躲闪的书，我们也应该成为某些才华出众之人的避风港湾」。我觉得出版机构应该是这样，你要允许有才华的作家出书，哪怕卖得少。今天里尔克《给青年诗人的信》卖得很多，能养活一个编辑，但他一开始都养不活自己。里尔克、卡夫卡都没有通过卖自己的书赚到钱。卡夫卡如果不去当小职员，里尔克如果没有其他人的支持，都会很痛苦。他们面对出版商的时候，也很弱势。艺术是需要赞助、需要供养的。

布罗茨基说应该把那些好诗印成传单一样的东西，发到千家万户，他觉得这个能改良社会风气。我没觉得做出版能怎么样，但我认同他良好的愿景。你读完了《活着》，你能获得某种力量，里面的福贵能给你力量，不在于他多么勇敢，而在于他的一生就是这样的，这样的一个人生是可以给你力量的，如果我是余华的出版人，我可能也会觉得与有荣焉。但我仍然觉得，我宁愿去做一个诗人，写一本书，被一些人接受、认识，那是一件特别愉快的事情。

一首伟大的诗，真的抵得过一家大型企业。一家大型企业可能在某个时间段养活了很多人，但是一首伟大的诗，可以激励很多人，激励几百年的读者，都有可能。你今天去读杜甫，读他的「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你还是能获得力量；你读「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读「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就那么几句，1500年前的诗，仍然能给你一个刻骨铭心的瞬间，它的价值就在于这种创造的力量。

出版就是跟创造的人打交道，跟那些能给人力量的东西打交道，但我们也不确定哪本书能给哪些人力量，那就首先让它出现。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你选择什么，你去让什么事情发生，让什么东西出现，无非就是这些。我只是其中一个角色，没有随波逐流，因为随波逐流也不容易啊，你得知道它往哪里，能把你带到哪里，而且你还得跟得上。

真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随波逐流，我也很想很想。

杨全强做的书受访者供图

5

我现在不再像以前，对那么多领域都感兴趣，现在除了文艺理论、艺术史论、西方现代理论，我更多的时间会关注中国原典，比如《二十四史》《左传》，杜甫、《汉书》，这是你血液里的东西。西方理论对我来说是技术，但不是你最内在的东西。我曾经跟一个朋友一起背庄子，觉得把《老子》《庄子》《诗经》背下来，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年轻的时候总是喜欢诗和远方，慢慢觉得诗可能无所不在，就在你自己身上。

我文学偶像是安吉拉·卡特、卡夫卡，喜欢他们没什么道理，就像我喜欢李寻欢一样。我三十几岁才读卡夫卡的短篇，一见倾心，写得太好了，太好了。我要成为作家，就想成为写短篇的卡夫卡。他的幽默、荒诞，特别酷、有表现力，卡尔维诺、博尔赫斯就和卡夫卡完全不一样，卡夫卡是挡不住的力量。前几年看果戈理的《死魂灵》，中学学过片段，那时觉得这能看吗？但成人之后再去看，真是好看。

学术偶像是德勒兹，最近几年尽力去把他系统看一遍，是我的思想资源。理论书很晦涩，但真正读进去，有很大的智识上的愉悦感。德勒兹写英国作家弗朗西斯·培根的绘画，说，「痛苦的人是动物，痛苦的动物是人」。我觉得确实有道理，会获得某些特别的愉悦。

一本小说就是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有人，有山，有河流，有村庄，而理论更像星空、星系、星座，在闪光。碰到某些东西的时候它会燃烧，照亮一些晦暗的区域，就像深水里的一道光线，它可以把偏远地区照亮，它会让我们的视野穿透某些晦暗不明的东西，让世界变得更大。文学和理论、思想都是让你的世界变得更大，更多样。比如《消费社会》，你本来不知道自己在整个社会网络、这些物品和媒介中处于什么位置，但它（《消费社会》）可以让你看清楚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比如福柯谈论疯癫，谈论规训和惩罚，让我们看到一些以前不注意、看不清楚的东西。人都是在认识自己，认识世界，当然很难，但是大家还是要做这样的事情。

我选择跟这些知识为伴。我愿意花一个月啃《存在与虚无》或者《尤利西斯》，不是说它给你带来多少及时的、切身的愉悦，而是我就愿意去读完，作为中国不管多少个完整阅读过《尤利西斯》或者《追忆似水年华》的人，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了。当然这没有意义，但是对你个人来说它会给你一些东西，一些暗示，就像我跑十公里，跑的时候很累，跑完了就觉得很愉快，觉得完成了一件事情，我做到了，I did it，愉悦感来自于我做到了。

书对人生是一种标记。我记得三十几岁的时候，那年我花了一个春天把《尤利西斯》读完了。做出版也是一种标记，我知道那年我大概做了哪些书，认识了谁。这种标记实际上是人的生命的节奏感，就跟水面上的航标一样，它能标记一些方向，或者说一些路程。有些人是没有这些标记的，或者说每个人的标记都不一样。但因为书，我的标记是书，做的，读的，它让你不断去确认自己，确认自己生命的一个又一个阶段。

我觉得自己还是一往无前地往前，但这些年突然发现，同行里面去聚会，突然就会被让到上席去，有一种特别的恍惚感，就是不知不觉，已经走得很远了，你的下一辈、下下一辈同行都起来了。自己身上是发生了变化，除了年龄，我觉得最重要的变化就是，你希望很多事情越来越简单，你也尽量简单地去对待这些事情。其他的没什么，跟大部分人也都差不多，从青年到中年，从意气风发、希望指点江山，到水往低处流。畏惧的东西越来越少，不再特别想得到什么，也不再特别害怕失去什么。

如果没有阅读，我就长成另外一个人，可能当个工人，干完活什么也不想，回家开瓶酒，出门在大街上跟其他几个工友蹲在路边抽烟，可能会更快活。我有高中同学在老家开饭馆，也没什么不好。关心关心烤鸭，关心关心大蒜蘸酱、辣椒炒小虾好吃不好吃，很快活。我觉得人生没有阅读，不是一个要紧的事情。如果我整天开出租车，跑外卖，不阅读真没什么，也可以读点言情小说，或者读读海德格尔，这不矛盾，不冲突，没有阅读也没有问题，你在街上看看树木，看看建筑，也很美好。非常美好。

图源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第2季

杨全强向《人物》读者分享的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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