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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新晋导演 | 章子怡:创作是一个“打破瓶子”的过程

2022年2月3日 文/ 何合 编辑/ 陈令孤

只希望自己不辜负当下的一切,电影是我一生的事业,我会再接再厉。

作者|何合

编辑| 陈令孤

章子怡的特点在于,她一旦决定了做某件事,就不惜力,勇往直前,追求最好的状态。

比如《诗》的创作。接到这份工作前,她没想过当导演;决心以航天为题后,她也不管深入此专业的难度有多大。其间,她推翻了十几版剧本,也在原址重建了航天人回忆中的房屋、工厂、学校。多年来脑海中积攒的电影库,化成了影片质检的标杆。“她对每一件事都追求极致。”制片人田甜评价说。这句话伴随了作为演员的章子怡20多年,如今又到了导演章子怡身上。

在2021年国庆档上映的影片《我和我的父辈》中,《诗》作为唯一一个女性执导的单元,以上世纪60年代一个普通航天家庭的故事,激发起无数观众的共鸣。透过孩子的视角,身为火药雕刻师的母亲郁凯迎(章子怡饰),与身为火箭工程师的父亲施儒宏(黄轩饰),在荒凉戈壁中挥洒青春与生命,而他们的一对儿女则面对着如何对待“死亡”的沉重命题。

通过对影片精益求精的把控,章子怡还原了初代航天人在漫天黄沙的戈壁上、在漏雨的干打垒房屋中,开启浩瀚宇宙征程的那份浪漫。正如戚发轫院士所说,“艰苦而幸福的生活。”

从影22年,章子怡塑造过无数经典电影形象,而如今,她在电影这块版图上又迈出了新的一步,去追寻更大的理想。

以下为章子怡的讲述—

打破瓶子

2021年绝大部分时间,我都在《诗》的创作中。自从接到这个项目,从剧本阶段到后期剪辑,我的脑子里装不下别的,天天想的都是如何把这个作品做好。当今年(2021年)10月电影上映时,我才如释重负,有种交上答卷的心情。

“痛苦”,这是我接到这份工作的最初想法,源自于未知——故事未知、拍摄主创未知、如何做导演未知……所有的一切都是未知的。

从2019年的《我和我的祖国》开始,我一直在关注“我和我的”系列,所以收到《我和我的父辈》导演邀约时,我内心是诚惶诚恐的,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去完成这样一项工作——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当导演。

很多人都在鼓励我,包括凯歌导演、程耳导演,张艺谋导演还跟我说:“有任何问题尽管找我。”这些温暖善意对我来说是一种很大的鼓励。我的家人更是无条件地支持我、包容我,让我能心无旁骛地去创作。这令我最终下定决心,去尝试涉足导演这一领域。

《诗》之所以选择航天题材,是因为我自己是个航天迷,一直以来都对宇宙、太空很着迷。我记得有一回在机场候机时,在电视里看火箭发射,升空那一刻,民族自豪感也油然而生。

但仅仅出于兴趣的了解,肯定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最初写了一稿故事,讲“两弹一星”时期新婚夫妻分别,在一墙之隔工作,却为了保密而互不相知。但我们去拜访航天专家时,这个故事直接就被否决了。因为我们创作时其实落入了原子弹故事模式中,航天工作者们其实是“万人一杆枪”,彼此之间要紧密协作配合。

当时,航天专家给我讲了很多初代航天人的故事,有许多默默无闻的人牺牲在这个岗位上,而他们的家人做好了思想准备。“牺牲”两个字似乎流淌在那一代人的血液里。第一代研制人造卫星的人,没有任何经验,没有任何图纸,也没有任何的老师,不断地试错,而试错的过程中,就会有失败——失败就意味着,可能献出生命。

《诗》拍摄花絮

航天专家们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在前期调研时,我们和航天人多次沟通,去深入了解这个行业的故事。但越是了解深入,我就越感觉难以选择一个故事去代表航天精神。当时我们底稿素材生成了许多不同方向的故事,但都不太满意。

直到后来有一天,我在电视上看到《大国工匠》中火药雕刻师徐立平的故事——现在全中国从事这个职业的只有200多人,他们每天用金属刀具去雕刻火药,一旦用力稍有不当,点着了,就会发生爆炸,几千度高温。

我就在想,“每天跟死亡打交道的人,他们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通过朋友我们联系上了徐立平老师,采访了他和他的母亲,问了好多问题,了解火药雕刻师的日常工作与生活,一遍遍修改剧本,最终才确定下来了《诗》的故事。

我感觉导演就是一个“打破瓶子”的过程——不像以前做演员的时候,努力就可以了。你得把瓶子打碎了,钻出来透口气,再钻进另一个瓶子里,这是一个周而复始的过程。

迎难而上

《诗》的开篇,是长达三分钟的一镜到底。镜头跟随孩子们的脚步,翻过土墙,穿过院子,经过干打垒小学学校的广场,最后在屋顶上眺望远方。

我希望用这个开篇,将观众一下子带入到60年代的氛围里面去。这是一个集体完成的动作,就像接力游戏一样,需要33个小朋友的紧密配合。但孩子们是不可控的,如果一个人注意力不集中,所有人的付出就全白费了。

我们第一次拍摄时,拍了30多遍,只有2条是勉强合格的,大家都感觉太难了。然后我就去给孩子们开动员大会,奖励表现好的人吃冰棍,一个个尽量去调整他们的状态。第二次拍摄,才终于有了比较满意的镜头。

《诗》拍摄花絮

做新人导演,我是摸着石头过河,每一步都是未知的挑战。以前做演员的时候,我只负责把自己角色做透,任务就完成了。但导演是一个大管家,需要把电影里每个人物做透,每个细节做透。从拍摄场景的勘察、干打垒学校的原址重建,到雨戏中降雨的大小、一个墙面标语……都需要去操心。

《诗》这个故事需要很多儿童演员,我考虑过拍摄难度,张艺谋导演也问过我,“知不知道孩子最难拍?”但思来想去还是觉得,通过孩子的视角去切入父辈、航天人的故事是最合适的。

比如父亲这个角色只有在和孩子交流的时候,才会说出“我的工作其实就是在天上写诗”,孩子的视角让整个故事能够立起来。而且初代航天人的故事,肯定要描写艰苦,但如果直接向观众展现艰苦,力度就会弱。以孩子童真的眼光,去透视这种艰苦,恰好能赋予一种苦中作乐的趣味。

《诗》拍摄花絮

我对于和孩子的交流也是有一定信心的,我是三个孩子的妈妈,有足够强大的耐心和方法陪伴孩子们。我觉得就是要足够信任和尊重他们。其实孩子们都是很聪明也很敏感的,你的真诚和友善,他们能感受得到,他们回馈给我的是信任和与大家的协作。

我们的小演员很多都是城市长大的,为了让他们适应环境,呈现出那个年代孩子的状态,我带着他们提前到拍摄地,让他们去适应这样一个环境,主要就是玩。孩子们融入得很快,天天玩土,滚铁环、玩弹弓、和泥巴、拔河比赛之类的,他们都玩得很高兴。我也陪着他们一起玩,经历着他们的改变。

没有耐心,你是拍不了孩子的,需要很长的时间去打磨。你要用各种“招”去把他们带入那个状态。无论是对于哥哥还是妹妹,你都要帮他们想该怎么演,教得很清楚,帮他们进入那个情景状态。但一旦进入了,他们可以给你最真实的状态。

《诗》拍摄花絮

在《诗》杀青前,我又把一镜到底的长镜头重拍了一遍。因为反复观看后,我觉得有些细节可以再生动一点,比如标语和喇叭,我希望抓住最后的时间和机会,尽量做到最好的效果。我们最后一次拍摄,超乎预期的完美。

杀青的时候,我给了小朋友们一人一个小奖状。因为我觉得这些孩子表现得都非常好,也是因为孩子们的配合和信任,才有了《诗》的完成,没有他们,电影不会精彩。所以我觉得他们值得被鼓励,也希望这次拍摄可以鼓励他们未来的成长。

再回首

“靠我一个人,就是没戏。”我当时就跟所有剧组成员这么说。

我拍过很多戏,但我只是负责演员的部分。拍《诗》的时候,我回想以前做演员的时光,一场戏拍完了,就问导演“你觉得怎么样”,一天戏拍完了,就打个招呼“导演辛苦啦”,然后收工。但现在作为导演,担子一下子重了很多。

对我来说,这是史无前例的一次经历。但是经历了这一次的拍摄,我意识到拍一部戏——哪怕是30分钟——它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我感谢所有人为这部电影付出的每一天,每一分钟,每一滴汗水。

这次做过导演之后,我特别感激在从影22年中遇到过的导演。他们教会了我很多东西——不仅仅是表演。多年来跟许多优秀的导演以及专业的摄制团队合作,我潜移默化地学到了很多东西。

《诗》拍摄花絮

我阅片量很大,脑子里有一个电影库,装着所有看过的电影。在拍摄《诗》的过程中,这些记忆全都被调动出来了,运用到了这个电影中。我的摄影师余静萍老师也给予了我非常大的帮助,我们共同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基调和色彩,去诠释《诗》中黄沙漫天的艰苦和征服苍穹的浩瀚浪漫。

因为这次拍摄,我深刻感受到了,电影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它是所有人一起努力的结果。我们这次整个主创团队大部分都是女性,也希望通过《诗》让更多人了解到这些优秀的人,让她们的才华被更多人看到。

我一度不太想演郁凯迎这个角色。因为按照我的习惯,要用三个月以上的时间进入角色,她是谁,她是怎样的一个人,她受过怎样的伤,然后我会一直沉浸在角色里。而身为导演,你必须“跳出来”去管片场的其他事情。但这一次恰恰相反,我入戏特别顺利,后来我想,大概是因为我陪伴这个角色,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

为了演郁凯迎这个角色,我有一段时间跟着火药雕刻师罗怀聪师傅学习雕刻火药。有一次我就问他,有没有考虑过去做别的工作。他说,“我一点这个心思都没有,这就是我的职业。”

那一刻,我被触动了。“择一事,终一生”,这种信念太感动我了。在我们这个时代,可能有很多的选择,但是对于他们那一代人,一旦有了事业上的选择,就会全心全意投入到这个工作岗位上,不会再有其他的心思了。

电影上映后很多人鼓励我拍摄一部长片,我很感谢大家对我第一次做导演的认可。未来如何,我没有预测,只希望自己不辜负当下的一切。电影是我一生的事业,我会再接再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