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陈琦沅大概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成为他们身后的人。1990年，他以职业舞者的身份入行，合作的明星几乎覆盖了香港鼎盛时期的娱乐圈。每一个名字都如雷贯耳：刘德华、黎明、张学友、郭富城、梅艳芳、周慧敏、谭咏麟......张国荣也是其中一个。

作者｜赵雅静

编辑｜孤鸽

从开播到落幕，《披荆斩棘的哥哥》以震撼的舞台和怀旧的气氛持续热度，是2021年全网最火爆的综艺之一。

而无论是对于这个制作庞大的节目，还是内娱综艺的发展，作为舞台总监的陈琦沅，都是举足轻重的一个名字。

入行以来，他的几次步伐都踩在关键节点上。在中国过去20余年的荧幕综艺和选秀热潮中，他无疑是最能反映时代变迁的窗口。

陈琦沅的传奇个人史，也是中国娱乐工业的沉浮史。成功与挫折，都提供了一个理想主义者在日趋成熟的商业体系下进击的样本。

“夺命四天”

在《披荆斩棘的哥哥》中，陈琦沅经历了许多个“夺命四天”。

那是临近公演的前四天，他在排练室与舞台间来回周转，现场看完彩排后，立刻回到排练室，把控哥哥们的学习进度。有时教完哥哥们已是晚上12点多，现场还在走台。到了凌晨两三点，舞蹈总监突然说要调整，陈琦沅会一直盯到七八点......夺命四天里，几乎天天通宵。

“伟伦，早上好。”有几次，他和音乐总监陈伟伦打招呼，对方觉得他看起来有些憔悴。

“Kenn哥，又熬夜了？”

“对啊，那个show在昨天制作会改完之后，我们连夜又做了......”

外人习惯于叫他“阿Kenn”或者“Kenn哥”。自2006年进入内地以来，他先后担任《快乐女声》《快乐男声》《燃烧吧少年！》的舞蹈总监，以及《创造营2019》《乘风破浪的姐姐》等节目的舞台总监。从电视素人选秀，到网综崛起，成团类节目遍地开花，十余年中，那些现象级综艺背后，多少都有陈琦沅的影子。

在《披荆斩棘的哥哥》（以下简称《哥哥》）中，他依旧担任舞台总监的角色，提前两三个月就进组开会，确定“男人至死是少年”的节目调性，与陈伟伦商议选曲，完成X-Part部分的创作备案，注意机位的分配，把控舞蹈的呈现——节目中，编舞由他的公司“天舞IDG”负责。

节目播出后，每一次公演舞台都冲上热搜。音乐评论人耳帝谈及感受：“在这样的节目里，表演策划是创作、舞美是创作、编曲是创作、呈现也是创作。”而陈琦沅几乎参与到了所有环节。

陈琦沅在《哥哥》排练室（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每次公演之前，节目组只有两天时间和哥哥们开创作会。平均每一组的会议时间是1.5-2小时，最厉害的一天，“开了近16个小时”。而完成一场公演，往往需要半个月。

那是一场和时间的赛跑，困难通常在一开始就会出现。开会时，大家对舞台的共识不统一，没办法，交流的时间不能省；到了现场彩排，道具和灯光还在调试，整体的效果出不来，反映在镜头里，就是不够完整。

这时陈琦沅和导演组都会纠结，到底要不要改？是不是等全部到位了再看？如果选择后者，一天又过去了。

不能等，这一天是不能等的。他们通常会选择“预判”。这是十分冒险的做法，如果预判错误，第二天可能连改动的时间都没有。每一个流程都被严格把控——彩排给一个小时，超过一点都不行。“但永远有问题在发生”，只能往后压，无限后压，压力也无限增大。有时哥哥们学完舞蹈，效果不如意，陈琦沅要亲自上手调整。

在紧迫的时间内，完成近乎艺术品一般的舞台创作，需要一个同样疯魔的艺术家。陈琦沅承担了这个角色。和他合作创办了“天舞IDG”的陈刚觉得他在“玩”，“这个制作的班底比较优越，所以在创作上，空间是比较大的。他玩起来非常尽兴。”

相较于《乘风破浪的姐姐》（以下简称《姐姐》），《哥哥》的独特之处在于引入了X-part，每首歌都留有再创作的空间。为了保底，陈琦沅团队和导演组都会预先做一组技术创意，三方在创作会上敲定最终的呈现方案。

那是个有趣的场景。哥哥们走进会议室，通常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们有没有什么创意啊？导演组则反问：你们有什么创意啊？对方继续：你们先说。陈琦沅就把这句话再抛回去——他希望听到哥哥们对音乐的理解与想法，以更准确地把握舞台呈现方向。

几个回合下来，“每次都是我们battle赢的。”

每一个舞台的最终效果，都是三方的互相成就。《往事只能回味》的X-part中，哥哥们提出加入《甜蜜蜜》的段落，恰好导演组在技术创意中设计了原子镜，陈琦沅便提议可以对着镜子用肢体语言来诉说对爱情的回忆。结合自己对于音乐的理解，张智霖在镜子前跳舞的桥段就出现了。

“当初我们回想到《阿飞正传》，张国荣正好对着镜子有一段舞蹈表演。”电影元素常在陈琦沅的创作中出现。在陈小春的《算你狠》个人舞台中，陈琦沅以《小丑》里的solo段落作为参考，通过小丑在楼梯上的起舞，来展现内心的拉扯。

一束光打下来，陈小春一节一节地走上阶梯。他是孤独的、乖戾的、爆发的。陈琦沅期望在立意上呈现与《小丑》相反的感觉，因此结合了三个元素：抹去夸张的妆容、一把伞、破坏与燃烧。

在电影中，主角化上妆以后就找到了灵魂，但《算你狠》则试图用抹掉妆容的动作，来抹去那个像小丑一样的自己。表演过程中，陈小春对着镜子一边唱着“我真是没什么出息”，一边抹，却怎么也抹不掉——那是他自己的设计，自我哪有那么好抛弃？

伞则意味着一种自我保护，需要打破才能成长。在说唱部分，陈琦沅让陈小春对着那把伞表演，“也是无形中对着以前的自己去诉说。”

最后，整个楼梯开始燃烧，构成了全场最独特的隐喻：固有的伤痛被焚毁，舞者则在火光中重生。陈小春打开那把已经支离破碎的伞，将它安放，自己则坐于阶梯之上，回望那个燃烧与残破的场景，荒诞地唱出最后一句：

“好汉不回头。”

较真的男人

在陈伟伦的印象里，陈琦沅“非常认真”。他做事要进行充分的准备，同时又极为完美主义，最后就成了“较真”。

三四年前，陈琦沅就养成了一个习惯，日常生活中，他必须保证一天一部电影的摄入。于他而言，电影的制作精密复杂，情感细腻绵长，除剧情、人物之外，美术、灯光、构图均可研究。“为什么这个场景一定要在这种情绪下发生？它是现实生活中发生，还是在联想过程中发生？这种感觉恰恰就是我们会在舞台上应用到的。”

有了这份积累，更多电影的线索可以在《哥哥》的舞台上被找到。《大艺术家》开始的一幕，赵文卓单独坐在椅子上说唱的场景，是借鉴了《教父》的片段；在《当年情》舞台中的一处老式电视机里，《英雄本色》则直接出现。

陈琦沅最近看了火遍全球的《鱿鱼游戏》，以剧中“123木头人”游戏中大娃娃开枪杀人的片段为例，认为“那一刹那很直接，节奏感掌握得特别好”。他联想起曾经看过的日本电影《大逃杀》，感叹其“暴力美学”的精妙。这些感受最终都被陈琦沅消化，并转化成为舞台表现的冲击力和表演节奏的把控力。

而更多的创作灵感来源于生活。一个很好的构图、一条街道、一种对于音乐的感觉......所有日常的闪光刹那都会被被陈琦沅记录下来。如枝干般生长的创意，让他的工作变得精密。创作本身是抽象的，但陈琦沅希望尽量给到具象的呈现。此时，一张照片、一个电影截图，便会从他的大脑中，转移到PPT上。

2020年《乘风破浪的姐姐》，是他做舞台工作的生涯中，第一次从幕后走向镜头前。他以看似评委的身份出现，评价姐姐，也被观众评价；和女生相处，他有顾虑，“她跟你也不熟”；参加节目的女艺人性格各异，行业经验充沛，建立信任并不容易。

录制现场，陈琦沅一时绷不住，哭了。他原以为自己只是去做舞台策划，当说了一句“我们每个节目都在创作”，眼泪就掉了下来。宁静后来谈及这个细节，评价“他真的是一个那样的男子，会哭的男子”。

陈琦沅在《乘风破浪的姐姐》中

那份情绪最终被陈琦沅内化为个人经验——他掌握了更健康的沟通方式。此前，他对自己的员工分外严厉，被大家调侃患有“恐kenn症”。《姐姐》之后，所有人都觉得他变了，变温和了。

事实上，陈琦沅的情绪很少在困难面前出现，解决问题永远是最高优先级。录制《哥哥》时，因极短的创作时间，陈伟伦有过极端焦虑的情况，发生在《跳舞街》的二次创作阶段。这首由陈慧娴演唱的复古disco舞曲，整体气质和哥哥们较难契合。第三天就要彩排了，陈伟伦刚刚推翻了一版编曲。

那天的焦虑最终被陈琦沅抚平。休息室里，他拿出手机，给陈伟伦找了许多相似风格的参考音乐，同时用编曲软件做beats的各种尝试，并解释可以与之配合的舞台想法。两个小时不到，一个全新的创作理念和编曲结构已经诞生。

《跳舞街》最终的舞台布满灰尘，陈伟伦形容其为“完全颠覆性的创作”。

同时被陈琦沅解决的还有发“小红牌”时的纠结。都彩排最后一天了，为什么要去打击他们？陈伟伦说不出那样的话，反复和陈琦沅讨论，给A还是给B？对方给他做心理建设，“反正你不管怎么说，都会有观众不理解你。红牌的功能是要让哥哥们意识到问题所在，最终能够在舞台上有更好的表现。”

陈伟伦（左）与陈琦沅（右）

每次发小红牌之前，陈琦沅都要做充分的准备，甚至把要说的话写成稿子，不停去背。在《大艺术家》的舞台上，他为了让赵文卓能够呈现更好的表演状态，一句一句地设计感觉，精确到每个眼神，甚至是手指在椅子上的抖动。“他的认真来自于在意。作为舞台总监，他知道自己每一句话的份量。”陈伟伦告诉《博客天下》。

我领略过陈琦沅的认真。采访结束后，他想了几天，觉得有些话没说透，托经纪人找到我，表达再聊一次的希望。那是一个周六，他小心翼翼地问我是不是休息，希望不会打扰到我。

合作伙伴陈刚认识他十余年，觉得他认真的性格从未变过，且适用于任何事。“玩游戏他也玩得极其得认真，有的时候你开个玩笑，”陈刚顿了顿，笑了，“他开玩笑开得都很认真。”

2006年，当时一档大型综艺选秀节目找到陈琦沅。那一年，他刚进入内地发展，没有得力的帮手，只能给陈刚打电话。接近凌晨，已经睡下的陈刚，穿上衣服就出了门。

后来的故事说起来令人遗憾，因为一些意外，他们的团队最终未被采用。陈琦沅较真起来，自费带着团队前往当地，在一个临时的场地，见到了导演组，表达了舞台创意，并亲自把编舞跳给他们看。“我都已经编完了，团队也搭建好了，你就算不用我们，我们也想亲身证明给你们看，行不行没关系。”说完便离开了。

三年后，节目改版，陈琦沅成为其舞蹈总监，并合作之今。

改变命运的电话

《当年情》进入排练阶段，站在一旁的陈琦沅被触动。情绪少见地出现，这个“会哭的男人”再次眼含热泪。

陈琦沅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在小学五六年级。他记得清楚，那是香港娱乐业的鼎盛时期，是梅艳芳和张国荣的时代，再早一点，是许冠杰和邓丽君。小学时，陈琦沅开始买卡带，同学之间分为两大派：喜欢谭咏麟的是一派，喜欢张国荣的是另一派。如今回想起来，他觉得“很好玩”。那时他两个都听，但会觉得张国荣的歌曲“有一种叛逆感在”。

童年的陈琦沅大概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成为他们身后的人。1990年，他以职业舞者的身份入行，合作的明星几乎覆盖了香港鼎盛时期的娱乐圈。每一个名字都如雷贯耳：刘德华、黎明、张学友、郭富城、梅艳芳、周慧敏、谭咏麟......张国荣也是其中一个。

陈琦沅（右一）舞者时期（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跳舞这件事在他生命中突如其来地发生。初中时期，他擅长的运动是足球、篮球、游泳，也常出现在代表学校的足球队和游泳队里。他好胜，每一次游泳比赛，都必须拿冠军，只是单纯地“想赢”。不服输的背后，是一种个人价值趋向——一旦没有满足感，他会觉得“空虚”。尤其是个人项目，冲劲更足，因为荣誉只属于自己。

起初，同学叫他去跳舞，他觉得这是女生才做的事，但青春期的少年总有很多时间可供使用，便跟着去了。他看别人跳，感受到了冲击，“他们为什么卡点那么好，人的状态可以那么好。为什么他们都能做到，我做不到？”

好胜心再次涌上。别人一天练一个半小时，他练六七个小时。等公交的时候，他在站台旁跳舞；电梯里没人时，他在电梯里跳；和朋友在球场打球，他在球场边上跳舞......直到在镜子里看到自己，从不会跳，到能够跟上音乐，陈琦沅内心被满足感填补，一下爱上了。

上世纪80年代，迪斯科舞厅风靡香港。陈琦沅和同学从练舞房下课，没事就去学生组织的派对或是其他学校社团举办的舞会，甚至偶尔偷偷溜进舞厅。彼时，舞蹈尚未进入主流文化，人们大多在包房大厅喝酒，酒精生效之后，气氛才慢慢活络起来。更早的时间段里，舞池里人少，偶尔有专业舞者跳着当时流行的霹雳舞。陈琦沅不管这些，他初学的舞种是爵士，每学完一套动作，都去舞池里练习、展示。

那是完全松弛的年纪，舞池里灯光昏暗，少年自顾自地起舞。陈琦沅没有任何功利的欲望，也没想过未来，好胜心让他觉得一切都很简单，“没有事情是做不到的，只是要花点时间就可以了。”

“花点时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时陈琦沅上初中，四点放学后，先坐一个小时的公交去舞蹈房，一直练到晚上八九点，回到家已经接近午夜，还要完成学校的功课。父母不大支持他学舞蹈，那看上去不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事业，更不入流。所以学业不能落下，“你没办法在学校继续晋升的话，也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一开始，陈琦沅不用做选择。他精力旺盛，上学、跳舞，同时参加学校的很多活动。后来，他渐渐放弃了游泳，因为必须要在泳池练习，成本更高——即使他自认为如果不接触舞蹈，可能会从事游泳事业。慢慢地，课业增多，时间和精力都要重新规划。再后来，陈琦沅放弃了高考。

1992年，他上高中时，被选中成为张学友的一名伴舞，一只脚踏入演艺圈。

陈琦沅与张学友（图片由被访者提供）

那时艺人的宣传周期长，一首歌一年要跳两三百次，表演量极大，“几乎每一天都在演出，每一天都在排练”。伴舞工作并不简单，变化常常发生。一首歌有多种跳舞方式：完整版、短版、加长版......演出的形式不同，会有不同的设计，每一次变化都需要重新设计动作，重新练习。

排练厅——回家洗澡——排练厅，两点一线，是陈琦沅当时的生活路径。通告密集的时候，他会直接睡在排练厅。时间被伴舞工作占据，有些课程落后，他需要抽空去夜校补回来。

不久之后，草蜢去美国大西洋城演出，商定的伴舞两男两女，其中一个男舞者因为特殊原因无法前往。那一年，陈琦沅17岁，正在参加高考。刚考完英语，接到一通电话，舞蹈老师问他，你要不要去？

如果答应，陈琦沅需要在两三天内学会13首歌的舞蹈。他未成年，签证的手续复杂，在他看来“乱七八糟的”。准备的时间只有一周，但做出决定只在一刻。陈琦沅和父母商量，“我就试一下，高考可以明年再考。但这次不去，以后可能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从美国回来之后，他没有再回到学校，传统的人生路径断裂，他入了另一行。

回到原点

1992年，陈琦沅参加张学友舞蹈团队的面试：用十五分钟学习，然后演绎一段30秒的舞蹈。排队的人近200个，打扮地都“很有范儿”。还是学生的陈琦沅穿着一条跳健康舞的短裤——那是被自己的舞蹈老师“忽悠”买的——一件T恤，一双白布鞋、白短袜，在人群中格格不入。

他向来自信，却在这样的场合感到害怕。一组20人，在80平米的室内，他躲在最后面跳。但每一组结束后，面试官都会叫住他，“你留下来，你继续跳着看看。”

第二天，陈琦沅接到电话，得知自己面试成功。被选中的人里，新人只有两个，他就是其中之一。那一年，张学友正在转型——从一个抒情的歌手慢慢开始唱一些舞曲。他跟随张学友跳的第一首歌《爱火花》，也是张学友第一次开始跳舞。

为张学友伴舞的陈琦沅（左）

作为伴舞，陈琦沅首先需要了解音乐。张学友一场演唱会30首歌，他都会唱，不管唱得好不好听，总之是一直唱。做完一场演出，陈琦沅就在回程的大巴车上唱歌，朋友被他唱烦了，开玩笑式地挤兑他，“神经病干嘛呢，每天都在唱歌”。再后来，他参与到编舞的工作中，更需要考虑声乐与舞蹈的结合，避免动作与气息的冲突。歌手要跳的歌曲，他必须先学会唱。

时间长了，资源开始向他涌来。他开始认识一些音乐制作人，了解一首歌的制作流程，偶尔也帮他们唱唱demo。18岁，有人找他做签约歌手，他签了。但因为没有系统的训练，最终不了了之。22岁，跟随张学友做完《雪狼湖》的演出，他再一次和一家台湾唱片公司签约，不久，台湾发生大地震，还未来得及发行一首个人单曲，陈琦沅的音乐事业再一次陷入停滞。

年轻时，陈琦沅对成功和失败都没概念。他入行极早，机会一个接一个地到来，他都抓住了，在他看来却都是“顺其自然”。因为没太多欲望，反倒不觉得辛苦。第一次签约之后，他开始有意无意地向歌手转型，减少给艺人伴舞的时间，更多地做编舞和舞蹈教学的工作。

同时间，他往返深圳与香港之间，在深圳的夜场唱歌，练习演唱与创作能力的同时，也挣一份生活。在当时堔圳最大的夜场，他与陈刚相识，前者唱歌，后者跳舞，两人成为“简单的好朋友”。每天工作结束，就在一起喝酒吃宵夜。

那时陈琦沅还没有成为一名真正的艺人。在陈刚的眼中，这个好朋友对未来有憧憬，其中包含着对音乐的享受、对唱片公司的期待。

这份憧憬让陈琦沅的冲劲延续了许多年。台湾地震之后，他与上一家公司解约，拿着自己创作的歌曲，和制作人一起成立独立厂牌。他20岁出头，年轻；拿着做舞蹈的积蓄，不慌。自己做专辑，跑音像店，做销售，和每一家店的老板谈，“这个唱片放在这里，卖多少钱，店铺抽多少，自己拿多少提成”。全部谈妥之后，正准备发行，又一家唱片公司找到他。

2002年，陈琦沅再一次签约，并更名陈骅。次年，他以歌手身份正式出道。

说到这里，陈琦沅的眼神黯淡下来。在五个多小时的采访时间里，他从初中讲到当下，只提起了这一次失败。

那是一种个体在更大的工业体系里和时代变迁前的无助。出道那一年，非典侵袭，再加上唱片公司的推新进度缓慢，等到发行第一张粤语唱片时，陈琦沅已经二十七八岁了。

第一次进专业的录音棚录音，其中有一两首歌，他怎么都唱不好。录音棚的棚费精确到每一小时，一天未完成，就浪费一天的钱，陈琦沅开始感受到压力。音乐不再是他的自娱自乐，他需要对更多的人负责，对公司负责，对市场负责。一张专辑做下来，效果不如预期，市场反应意料之中地冷淡。

“特别受打击，那一次是我真正感受到失败。”回到公司，陈琦沅觉得每个人的眼神都在抱怨，“那种眼光就好像在说，我那么信任你，我们投放了那么多资源和金钱给你，你怎么会弄出一个这样的作品给我？”他完全失去了以往的自信和冲劲，“很无助，那种无助你知道......”

彼时，唱片市场在迅速地发生变化，新的时代正在到来。回看1990年，郭富城发行个人首张专辑《对你爱不完》，亚洲销量破百万，快歌劲舞开始走红；1997年，陶喆从音乐制作人转型成为歌手，掀起了唱作人的流行风潮；再后来，林俊杰、周杰伦称霸市场。互联网元年到来后，Rain、Justin Timberland等国外艺人也迅速来到大众眼前。

激烈竞争下，艺人慢慢变得“必须全能”。经纪人常对陈琦沅说，你只会唱只会跳不行，还要会写，会玩乐器，会制作。没有东西给到受众，公司要怎么去宣传？陈琦沅觉得自己陷入一个无底洞中，此前他只看到冰山一角，沉入水底，才发现那庞大的世界和无法解决的困境。

这样的状况持续了近两年，他觉得自己失去了最有力量的武器，不再自我认同。没办法出门，不想见人，也不想做任何事。陈刚或多或少地了解好友的状态，形容他“很颓，天天在家，吃睡吃睡”。但是“人都有颓过的时候”，在少有的清醒时刻，陈琦沅学习了钢琴、吉他、萨克斯、声乐......艺人那套非常严谨的体系，也在他身上留下了烙印。

陈骅《最索音乐》，2003年

2004年，陈琦沅在内地完成了国语专辑《最索音乐》的巡回推广之后，回到香港，开始思考自己未来的人生道路。那时，他已经快30岁了。“30岁之前，我觉得什么东西都可以试一下，但是30岁的决定很可能影响我以后的事业和人生。”

他问了自己几个问题：我会做什么、我喜欢做什么、我有能力做什么？最后的结论是：“我要做一个舞蹈工作室，但是我要做一个不一样的舞蹈工作室。”

从200到3000

2005年，陈琦沅来到内地。碰巧华纳唱片正在招募能够做艺人训练的老师，要求不仅会跳舞，还需要有编舞能力、丰富的歌唱和舞台表演经验。华纳的艺人总监和陈琦沅是好朋友，了解他的全部过往，觉得他“太合适了”。通过这一次机会，陈琦沅开始接触内地的舞台制作。

在做伴舞的那些年，艺人的工作流程潜在地塑造着他：跟一场大型演出，除了日日夜夜的练舞，陈琦沅还需要与主办方接触，了解活动的落地流程；从前期策划开始，参与艺人的每一场会议；旁观老师如何将一个普通的抒情歌手训练成一个全方位的舞台表演者；参与舞台剧、话剧的演出，学习情绪的调动、台词的演绎方式。

上海兰心剧院，陈琦沅参演的舞台剧《疑云阵阵》剧照

这个过程中，陈琦沅养成了更宏观的舞台视角——台灯声视（舞台、灯光、音乐、视觉）。2007年，秉承着“舞台艺术文化为基础，与商业流行文化相结合”的理念，他与陈刚达成共识，共同创办国际化流行演艺培训基地“天舞IDG”。

“那时，内地在舞蹈包装和设计方面近乎空白，我们把香港办演出的工作理念带过来，迅速发展成为当时国内最知名的舞蹈制作团队。”陈刚告诉《博客天下》。

随着工作室的成立，陈琦沅建立起一套自己的工作方法：与艺人接触之前，首先去翻阅对方的媒体采访和表演视频——看ta是一个什么个性的人、肢体语言表达属于什么风格，并根据这些信息，设计出一套独一无二表演方式。“你怎么让这个艺人在舞台上面展示自己的独特魅力，并让观众一下就记住，这个很重要。”

同年，李宇春团队找到陈琦沅，希望与他合作MV的舞蹈呈现。彼时，李宇春刚从《超级女声》以冠军的身份出道两年，状态还没有完全打开。陈琦沅觉得她内向、肢体语言欠缺弹性，但是有爆发力、“中性”的标签还没有摘下，帅气和洒脱是更直观的感觉。

因此，陈琦沅避免了律动性和妩媚感的动作，从舞蹈、走位、眼神、角度等多方面去展示对方最自信的一面，“因为当一个人自信的时候，她所有动作都是帅的。”

他们合作的第一首歌曲是《N+1》。李宇春以京剧中“刀马旦”的扮相出现，代表如花木兰、穆桂英一般能“唱念做打”的女将。陈琦沅觉得“很符合她那个阶段的个性”。

到了第二首歌《STOP》的合作时，李宇春已经能够接受律动动作的存在，“春式舞蹈”逐渐成型。那是最令陈琦沅开心的结果，“你只要教给她动作，她消化完以后，会将其变成自己的身体语言去表达。”

后来，陈琦沅陆续参与到李宇春的演唱会策划工作中。2012-2013年的“疯狂巡演”，他将整场表演划分为三大板块，每个板块用三到四首歌去讲述一个故事。依托于“疯狂”的演唱会主题，他把舞台的每一个区域都利用起来，以音乐剧的方式呈现了整场演出。

彼时内地的演唱会，还停留于“一两首歌结束后要与观众互动”的传统模式。在对时间和空间的利用上，“疯狂巡演”都称得上是大胆、创新。

李宇春WhyMe演唱会舞蹈排练花絮

（右为舞蹈总监陈琦沅）

某种程度上，陈琦沅是一个反映内娱舞台工业变迁的窗口。他在“快男快女”刚刚兴起的时段进入内地，见证了电视选秀的变革，和网络综艺的拔地而起。经历了《快乐女声》《快乐男声》《燃烧吧少年！》《明日之子》《创造营2019》等多档节目之后，他发现此前香港系统化的流程多少到了瓶颈阶段。

网综时代，荧幕的呈现变得重要。机位彩排从一天变为四天，灯光、音乐、走位、调度、情绪、镜头，全部要考虑。“替位彩排”的概念开始出现，他需要准备两拨演员去替代艺人在舞台上走位，让导播有更清晰的概念，更好地切分镜头。

“就是不断重复做一件事情，都是为了最后的呈现。我们称之为‘磨舞台’。”陈琦沅说。

根据音乐去创造出一些新的可视化的一些东西，被陈伟伦称为陈琦沅的“杀手锏”。“挖掘音乐当中隐藏很深的亮点，并用舞台或是舞蹈的方式去展现给观众，是真正有创造力的东西。”

陈伟伦记得《彩虹西服》中关灯的安排。“叮”的一声过后，灯灭了，紧接着是荧光的出现和舞台明暗度的对比。“它只是一个音效，如果没有这个设计的话，大家就觉得它只是一个舞台。但是有了这个，就有了情节。”

他同样感叹陈琦沅赋予歌曲的叙事与情景感。在《偶然》的舞台中，演唱之外，言承旭与张云龙先后在本子上进行书写的动作设计，被陈伟伦喻为“点睛之笔”。而陈琦沅则将自己的舞台创作概括为“起承转承合”——惊喜之后，再加入一个承接的元素，来为观众留有余味。他把两个小时的音乐剧聚合于五分钟的表演内，节奏感和“起承转承合”的逻辑相配合，才能够在有限时空内，呈现一个近乎完美的艺术品。

“天舞IDG”成立的这些年，是商业与艺术拉扯的过程，而陈琦沅在其中找到了平衡。陈刚觉得这个较真的伙伴“学会了妥协”，在创作上，能够做到“带着镣铐起舞”。

公司刚创立时，“天舞IDG”坐落于铭基创业公园隔壁的一栋住宅楼里，总体面积300多平米。陈琦沅和陈刚常常望着对面的国瑞投资，说着“有机会我们一定要做到有自己的一栋楼”。有一年陈琦沅过生日，陈刚给他订制了一个生日蛋糕，形状就是一栋楼。

2015年，“天舞IDG”完成了从1.0到2.0的升级，真正拥有了自己的那栋楼，全部面积达到2000平米。没有任何庆祝仪式地，大家又投入到新的工作中。

采访之前，陈琦沅站在窗口望着国贸的建筑群出神。那是一个普通的下午，深秋的阳光照在他身上，就像灯光照在曾经舞台上的他。

巨星一定会出现

入行早，跨界多，陈琦沅的历史，也是中国娱乐工业的沉浮史。他的几次步伐都踩在关键节点上，也因此对行业的变化有着分外敏锐的嗅觉。

2014年前后，他与陈刚商议，萌生了训练素人的想法。正巧2015年《燃烧吧少年！》节目组找到“天舞IDG”，二者达成合作——用三四个月的时间，对六七十个素人进行培训之后，输出到节目中。

以“X玖少年团”为代表，国内早期的男团开始出现。《燃烧吧少年！》是陈琦沅首次做成团类综艺，既要呈现每个人的特征，又要展现团队的质感。在短时间内，陈琦沅很难掌握平衡。

陈琦沅在《燃烧吧少年！》节目

那档节目是陈琦沅和韩国团队共同完成的结果。在音乐、舞蹈等呈现上，均有海外元素出现。在韩国偶像工业的系统下，Super Junior、BIGBANG、EXO等成熟男团占领市场，相比之下，本土男团显得不够成熟。“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开始，谁愿意去踏出这一步很重要。”陈琦沅决定确立自己的艺人培养体系，建立一个系统化、本土化、对练习生有帮助的体系。

那时，行业的走向还是未知数，但潮流的更替往往只需要一件大事。2018年，《创造101》播出，杨超越、孟美岐、王菊等一众女孩被推到观众面前，穿着统一的服装唱跳，并开始出现在各种“打call”的口号中。次年，陈琦沅成为《创造营2019》的舞台总监，在总决赛的舞台上，男团R1SE诞生。

那时，对于陈琦沅而言，成团类节目只是一个渠道，一个平台。但《创造101》大获成功之后，相关综艺和训练生公司开始疯狂生长。他感觉一切都太快了，流量和资本覆盖了本真的东西。“我始终觉得艺人应该是个性化的，你不能按照工厂流水线的方式去打造。”

他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路走过来，吸收了“四大天王”时代艺人身上的真诚与使命感。做一个演唱会，伴舞每天排练八、九个小时，艺人就跟着一起练八、九个小时，大家打成一片；他几乎会唱艺人的每一首歌，觉得每首歌都有故事、有共鸣，提供了对社会和生活的不同诠释。“我觉得这个是做艺人有价值的部分，那才是我心目中真正的偶像。”

我希望他能提供当下合格艺人的标准，他反问我，“你说合格艺人，你可以举例现在哪些艺人是合格的吗？”

站在流量和资本迅速更替的时代，陈琦沅仍旧怀有一种“巨星情怀”。他自己承认这一点，但也常常感到无奈，“这个时代已经不需要巨星了。”

无奈会带来痛苦，最亲近的人能感受到这份拉扯。“他经常跟我哭诉，觉得自己活得很累，很痛苦。”陈刚说，“但我也觉得，他同时在享受着这层痛苦。”

陈琦沅（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没人能改变陈琦沅，市场也不能。十余年下来，陈刚觉得陈琦沅只变了20%，具体表现在“脾气没那么爆了”。他形容自己的合作伙伴是一个“用思想主导你的人”，“如果聊天，你可以跟他说想法，但他一定还会有自己的思考，具体他能吸收多少，消化多少，是他自己的问题。”

那是一份理想主义者的坚守。至今，陈琦沅仍旧相信“巨星时代”会再次来临。我与他探讨偶像工业的现状，陈琦沅给出自己的结论：“我觉得每一个板块都有责任，观众有责任，资本有责任，公司有责任，艺人有责任，谁也逃不开。包括我们都有责任。”

“你有选择权利的时候，你尽量去做选择，你没有选择权利的时候，在不伤害大家的情况去创作，这就叫现实。”这是陈琦沅的解决方式。

现实是，练习生一茬接一茬地生长，被不断输送到节目中，有些成功了，有些则落成悲剧。陈琦沅立于其中，以自己的步调一点一点地往前走——艺人培训，至少花三到五年的时间，三年打基础，两年磨作品。除了艺能培训，还要做艺德培养，“你有没有使命感、是否了解中国文化、是否关注社会新闻、有没有逻辑思维......不要为了去制造话题，每天想着乱七八糟的东西。”

他认为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真的热爱这个行业，没有别的方法，“时间，你只能用时间。”

他想起1997的广州，张国荣“跨越97”巡回演唱会的收官一站。彼时，陈琦沅是其中一名伴舞。最后一支舞曲结束，张国荣突然叫舞蹈人员排成一排，说着“不如让观众认识一下你们”，便开始向观众依次介绍他们的名字、信息，调侃他们身上的趣事。

张国荣“跨越97”演唱会

多年后再次回望，陈琦沅有些感慨，“他为什么能够做成巨星？你看他是怎么去对待身边人？怎么尊重身边人？他不会觉得你只是伴舞，而是和他并肩作战的团队的一员。”

但无论如何，“时代会循环。未来肯定会再出现一个巨星，这个巨星甚至有可能代表亚洲、代表国际。”这是陈琦沅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