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曾被称为中国第一文物大省——对于很多人来说，这几乎是一个冷知识，根据最新一次统计：山西的国保级文物数量达到531处，领跑全国。其中，尤以古建筑最为瞩目。

现存于世的中国木结构古建筑代表作，绝大多数都在山西，比如梁思成四次造访才最终发现的唐代木构建筑佛光寺，世界上现存最高的木构建筑应县木塔，中国现存最典型的宋代建筑晋祠圣母殿。

关于山西古建筑，最动人的，是那种群星闪耀的气象，在五台山，你可以找到每一个朝代的经典建筑；在平遥古城，人们就司空见惯地走在明代的县衙、金代的大殿之间。在山西，几乎每个村落都有清代甚至更早的古建筑。精美的有古庙宇、古戏台，再不济也有几处清代院落。甚至在去年国家文物局组织的一次文物调查中，山西一次又发现了54处石窟寺(含摩崖造像)，这是其他省份望尘莫及的数字。

在过去的十天，因为一场暴雨，这些古建筑才第一次如此醒目地集体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多日不停的暴雨，让山西的一千多处文物受损。作为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院长，任毅敏也度过了可能是自己职业生涯中最煎熬的十天。他今年56岁，从业36年，主持过几十项山西古建筑的研究和修缮工程，可能是最了解山西古建筑的专家之一。这些天登上热搜的山西文物，比如漏水的晋祠，他曾经全程参与过修缮；有部分坍塌的天龙山石窟和平遥古城，他都去到了现场，看到了它们最真切的受损情况。

我们在会议与会议的缝隙中联系上他，同他谈了谈山西古建筑的现状——其实，令这些古建筑身处险境的，并不只是眼前的这场暴雨。以下，是《人物》和任毅敏的对话——

文丨林松果

编辑丨金石

图丨视觉中国（除标注外）

关于洪灾：基层文物受损最重

因为前期的保护工作，此次洪灾中，很多国家级、省级保护单位，古建筑受损状况都在可控范围之内，例如，晋祠多处建筑屋面漏水，奉圣寺大殿西南角挡土墙坍塌——确有漏水情况存在，现已处理，无大碍；天龙山石窟部分石窟漏水——确有漏水情况存在，情况较轻微，现已处理，无大碍。

这次受灾最重的，不是知名文物，而是那些分布在广大乡村、保护级别不高的文物，它们籍籍无名，但数量巨大，在山岭、村舍与荒原之间。因为缺少资金、专业机构与人员的保护，难以抵御强烈的风雨。

人物：山西有这么多古建筑，暴雨那几天，你是怎么过的？

任毅敏：每次遇到这种极端天气，我都会睡不着觉，就担心文物是不是会出问题，应对措施能不能跟上，很焦虑。基本上从10月2号开始，我就一直处于应急状态，24小时要接电话，山西下面这么多文保单位，要是有问题，要和他们及时沟通。后来我也去太原、平遥，现场检查了很多文保单位的受损情况。

人物：你刚从平遥古城回来，公众也很关心古城墙的情况，你在那边看到的情况如何？

任毅敏：平遥城墙是土遗址，是夯土建筑，夯土建筑最大的灾害成因就是水——土遇到水之后，重量增加了，承载力下降了，于是就滑落，这是很简单的逻辑关系。所以这次的暴雨对它来说，是最可怕的。几乎在每一年的雨季，平遥城墙都会出现局部的主体滑落，每年都要修缮。

这一次，平遥城墙内墙有15处局部滑落，一些夯土坍塌。针对这些受损点，现在都有比较好的处置，该支护的支护，该遮挡的遮挡，措施还是比较得力，险情应该不会再扩大了。这些滑落的点段，上一次加固还在上世纪80年代，维持了40年才出现这种情况，其实已经很不容易了。

人物：那以平遥古城为例，这样脆弱的古建筑，在雨季前后，文保人员都需要做哪些工作？

任毅敏：首先当然就是每年的修缮，这两年各级财政投入了一个多亿，对古城的危险点段进行了修缮，这一次大雨，那些修缮的点段基本没有滑落。其实每年汛期来临前，他们也会对一些危险点段做遮挡，比如铺防雨布，坍塌的地方做支顶、支护，24小时巡察，发现问题立即解决。

暴雨之后我到了现场，看到了很多当地文物部门的人在昼夜监测。当地的一位女文物局长，嗓子已经发不出音了，每天都在那儿叫，安排人去这里，去那里，都已经好几天都没睡过觉了。

所以这一次，平遥城墙一个6公里长的、这么庞大的地面土质构筑物，没有出现大的险情，没有任何财产和人员伤亡，在有限的人力物力情况下做到这种程度，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人物：网上还有人提到天龙山石窟的漏水问题，你去过那里，现场的情况怎么样？

任毅敏：我是10月7号到了天龙山石窟，它也是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因为建在山里面，而且整个石窟是在崖体上做的。我去的时候确实有小的渗漏，但没有出现垮塌。因为之前文物部门已经做了一些前瞻性的保护工作，包括崖体的加固，受损部位的修复，还在一些容易出现垮塌的区域做了支顶，所以没有出现大的损伤。

人物：还有山西数量最多的木构建筑，在极端天气中，它们的情况怎么样？

任毅敏：木构建筑跟土质建构一样，受雨水影响。而且山西很多建筑里有壁画和彩塑，彩塑是泥的，壁画一旦沾水就脱落了，但是从我现在知道的情况看，壁画彩塑没有受损，基本上大家都提前采取了一些措施。有的屋面可能有渗漏现象，但之后马上做了遮挡。我这两天也检查了好几个点，包括平遥的一些寺庙，虽然屋面有渗漏，但是第一时间采取了遮挡措施，塑像都是完好无损。

人物：所以目前来看，整体古建筑受损的情况还是可控的？

任毅敏：根据统计上来的数据，全省一共有1783处不可移动文物有损伤。但里面国家级和省级的保护单位不多，主要是县级的和没定级的文物，加起来有1400多处。

人物：相比我们刚才提到的文物，这些县级保护单位，还有未定级的文物，为什么会面临更严峻的状况？

任毅敏：那些国家级、省级的保护单位，在洪灾之前，文物部门和各级政府已经做了一些工作了，现在险情基本都排除了。但那些更基层的单位，特别是村级文物，产权很模糊，有的没有产权，有的是私人产权。至于保护，有些是财政投入，有些是财政和使用人共同投入的，还有的可能所有者不愿意申报，不愿意掏钱，所以修缮不及时，这种情况很多。这一次，坍塌的、歪损的、局部塌体的都有。所以我是觉得，以后还是要在资金上，多对它们做一些倾斜。这些文物因为资金而受限，长期处于病态的状态，这是我们必须要关注的问题。

10月7日，平遥古城多处房屋倒塌、古建筑受损

关于古建修复：褒奖与困境

尽管身为古建第一大省，但山西古建的保护现状不容乐观——据过往报道，全省73%以上的古建筑存在不同程度的险情，面临着偷盗、人为破坏、自然损毁、失火等难题。

山西古建不仅仅是建筑本身，其上还附着了2.4万平方米的壁画，这些壁画也岌岌可危，有断裂、起甲、空鼓、酥碱等多种病害。同时在消失的，还有山西的古村落。因年久失修、居民减少，3500个古村落中有500多个正在消亡。山西省灵石县冷泉村，本是院落齐全，建筑精美，如今荒草丛生，全村只剩两位老年男性居民。

山西古建的保护困境，根本原因在于资金和人才的缺乏。过去十年里，山西省投入了超过10亿元用于保护古建，但对于繁星般的古建筑群来说，仍是杯水车薪。另外，作为手艺活的文保修复，也无法通过短期培训批量培养出大量的人才。这是山西文保的双重困境。

但有一个好消息是，几年前，山西省出台政策，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文物认养，筹得了更多资金。原本快要倒塌的元代建筑龙泉寺，被认领后得到妥善修缮，已由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升级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人物：我们都知道山西是一个古建筑大省，但具体来说，你觉得它的珍贵之处在哪里？

任毅敏：一是数量多。山西全省登记在册的不可移动文物，一共有5万3千多处，其中一多半都是古建筑。

二是范围广，山西11个地市，每个地市各类保护单位都多。比如晋东南地区早期建筑和古民居遗址比较丰富。到了大同，佛教建筑遗址比较丰富。太原地区的寺庙建筑遗址多。到了运城，国保单位比较多。各地区有各地区的特色。

第三，山西其实是中国木结构建筑的一个宝库，各个时代序列比较完整，类型也丰富。有寺庙类的、民居类的、城池类的、祭祀型的建筑，什么类型在山西都能找到标本。而且中国早期的木结构建筑（元以前的木结构建筑），80%都在山西。全国4座唐代建筑也都在山西，包括大家可能都知道的南禅寺和佛光寺。

人物：对山西的文物保护人员来说，日常都需要做哪些工作？

任毅敏：我们做文物保护，最常态的工作就是文物保养。就跟人一样，要经常做体检，做保养性的工作，让它处于一种健康的状态。再就是针对文物出现的一些病害，根据轻重缓急、影响程度，有的要修复，有的通过保养维护就能解决。具体到古建筑，它们经过几百、上千年的风雨洗礼，都会有一些病害，包括一些木构件，有些糟朽，包括墙体的问题、文物的变形，我们会根据病害情况来判断应该怎么做，其实就跟医生一样。

人物：晋祠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你曾经全程参与晋祠的圣母殿修复工程，能不能以它为例，讲讲古建筑修复的具体过程和工作？

任毅敏：晋祠圣母殿项目，也是第一个我全程参与的修缮项目。当时，太原文管所发现晋祠圣母殿的柱子发生了沉降，且柱子高差有20来公分。我们作为科研单位，最先是勘测，看看它出了什么问题，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这里面是大量的测绘工作，收集气象、地质、水文资料，最后得出结论，是圣母殿下面有一眼泉水，它干枯以后，整个地基沉降，导致殿内柱子也沉降，大殿也歪斜。

接下来就开始修缮，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除了建筑本身外，还有地质沉降的问题，所以要加固地基；晋祠里还有一棵周代的柏树，柏树的根基深入到圣母殿内了，为了不破坏它，我们从北京找了地质雷达去做勘测。另外还有壁画，彩塑等等，都要把它们包好、挪走，相当复杂。

整个工程花了三年做完，修完之后当地的居民说，修了跟没修一样，真正做到了修旧如旧，这可能是对文物修复最高的褒奖。

2020年，晋祠的瓦檐

人物：之前我采访过修秦俑的工作人员，他说过，秦俑不显眼的地方会留下秦朝工匠的署名，现代的修复人员看到那些署名、那些两千年前工匠的刷子和指纹留下的痕迹的时候，会觉得很生动、鲜活，在维修古建筑时会有类似的体验吗？

任毅敏：我们在拆圣母殿的木架构的时候，确实会在一些隐蔽的部位，看到古代工匠的留名，写自己的名字，或者工匠群体的名字。还有就是每个构件上，都有标识和记录，那是他们安装时的编号，这些都保留下来了。包括我们在圣母殿的每根柱子底下，也都发现了他们当时放的钱币，而且会有不同时代的钱币，通过这些钱币，你可以推断它最晚建于什么年代，在什么时候又被修缮过。比如，我们在圣母殿的一根柱子下面发现了明代的钱币，就证明这根柱子在明代动过。但其他柱子里没有，可能其他柱子就没有大动过，很有意思。

人物：你们也会按照古人的习惯，在里面放上我们的硬币吗？

任毅敏：会，我们包括建造过程中，上梁、合龙，都会有祭祀活动。也按照古人的习惯，在柱子里放上了一些人民币的钢镚，每根柱子都放了。几百年后人们再看，这会证明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晋祠圣母殿，我们也做过贡献。

人物：你提到说，圣母殿里有各个年代的壁画，所以它的建造不是一次完成的，看到这些每个年代的工匠留下的印记，作为文保工作者，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任毅敏：文物建筑都是经过几百年、上千年的洗礼，一代代的工匠都在上面做过添加，包括修缮，包括有的彩绘重新做过。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历代劳动者最终创造的结果。我们要保护它所承载的所有历史信息，包括继承者做的一些填补和修缮，都是我们保护的内容。

人物：此前媒体也报道过山西文保方面存在的困难，目前，这些困境是否有所改善呢？

任毅敏：首先避不开的问题就是钱，实际上山西在文物保护上投入是比较大的，省级财政从以前的每年1千万，到现在的每年1.7个亿，包括各个市级、县级财政都在投入。但山西也确实是比较贫困的地区，有很多文物密集的地方，本来就是国家级贫困县，资金特别紧张。我们就算每年都投入百分百的精力来工作，也会有力不从心的一面。如果有更多的资金，我们应该能做得更好。

人物：在文物保护人员的储备方面，是不是也不足？

任毅敏：现在整体的人员数量确实不足，另外也不均衡。省级单位的人员相对充足，他们的技术知识结构，年龄结构，都更合理一些。越往下会越差，到了县级，人员少，知识结构不合理，机构也不太健全。但现在山西也意识到了这些问题，有些地市现在成立了文物保护中心，去年也扩编了，招募了很多相关专业的大学生，可能再过几年，局面会得到更多的改善。

人物：从感性层面来讲，每次在现场看到那些受损文物，你的心情是怎样的？

任毅敏：看到每一处受损，都会觉得很心痛。这一次当然是更心痛，你会遗憾自己没有长三头六臂，没有更多的精力把所有文物都保护好。

人物：经历这一次的洪灾，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任毅敏：可能是一些经验和教训。比如这种前瞻性的保护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另外除了文物本体之外，它周围的环境也应该同步考虑，因为这也会影响文物本体的安全；另外就是要完善一些基础设施，包括排水、消防、安防以及防灾减灾物资储备，要防患于未然；最后就是，一定要关注那些市县级、未定级文物，给它们更大的支持力度，它们可能不如国家级文物的价值那么高，但它们也是文物，也是有价值的。

任毅敏介绍平遥城墙保护现状 受访者供图

关于应县木塔：修木建筑，如做手术

应县木塔，位于山西朔州，是世界上现存最高的木构建筑，采用纯木斗拱，无钉无铆。辽金两代的匠人，花了140年才将它建好。梁思成见到它时感慨：好到令人叫绝，半天喘不出一口气来。这塔真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伟大作品。

但在上世纪，木塔已经扭曲变形，以二层的局部倾斜最为明显。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就成立了木塔修缮立项，但30年过去了，木塔的修缮方案仍没有确定。

这些年里，专家们一共提出过三种比较主流的方案。一是落架重修，将木塔从顶部拆落，修复第二层倾斜的部分，再将木塔复原，但耗时长、耗资大；二是建造钢架，将三层以上托起，然后修复变形的第二层，但有专家担心这会造成二次伤害；三是，直接在木塔内部打入钢架，维持稳定性，但这个方法会破坏内部的木质结构。

这三套方案均有优点，也有不可避免的缺陷。这也成了修缮木塔至今无人能拍板的原因。有专家认为，这种议而不决，归根结底还是木塔基础研究工作做得不够、对木塔认识不清。去年，应县木塔因为严重的扭曲变形倾斜，再次登上热搜，引发公众关注。

人物：这次洪灾退去后，这1700多处文物的修复，会需要多久？

任毅敏：从现在来看，修复要分步骤，分轻重缓急。有些险情比较严重的要先做，可能在今年明年之内完成。另外那些出现了险情但是不影响文物根基的，可能慢一点做。完成所有修复工作，可能要花两三年。人员的、资金的……要完成这个工作，要集全省之力。

人物：这会是一个很难的工作吗？

任毅敏：我倒是抱有乐观的态度。特别是一些木结构建筑，其实就跟积木一样，是一个一个构建搭配来的。虽然现在出现了坍塌，但都还散落在原地没有丢失，只要东西还在，都可以通过我们技术人员的手，修复，加固，让它恢复原状、重见天日。这个没什么问题，大家可以放心。

人物：说到木结构建筑，公众目前最关心的就是应县木塔，它现在的状况如何呢？

任毅敏：我是2002年去了应县木塔的维修办公室，在那里待了两三年，目睹了国内各个机构对它的研究，各种修复方案的编制、评审和大讨论，后面一些小的加固工程我也参与了，对它很有感情。它现在是有变形，但还能回去，是一种来回摆动的弹性状态。这些年，应县木塔一直没有大修，处于一个衰弱的状态，我心里也觉得很焦急。

人物：是什么原因导致应县木塔一直没有进行大修？公众也都很关心它未来的修缮计划。

任毅敏：其实专家们一直在讨论，应县木塔是不是到了非修不可的程度？我们一直下不了这个决心，是想把它原汁原味地传给后人，而任何不合理不科学的决策，都可能导致它受损。我个人认为，任何修缮都带有破坏性，就像人体做手术是为了治病，但手术也会有后遗症。在不得不大动以前，尽量不要大动，这是我的观点。

这两年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牵头，组织了很多机构，对它做了全面的研究。包括它的变形规律，损伤成因，可能它会在多少年后到达极限值，甚至是突然倒塌。现在大家希望的是，能在最小干预的前提下，采取一些方法，能让它带病延年。

应县木塔是中国现存最高、最古的木构塔式建筑

人物：从业30多年，你主持修复过很多国家级保护文物，能不能讲讲你进入古建筑保护领域的经历和感受？

任毅敏：我是1985年大学毕业，大学学的是土木工程，毕业之后就到了山西古建筑研究院报到。第一个接触的是长治长子县的法兴寺搬迁项目，这是一个宋代的建筑，在一个煤矿采空区，那个环境不能原地保护了，我们得把它搬到另一个更安全的山头。我在那里呆了半年，最开始觉得这个工作太枯燥了，住在山里，心情特别苦闷，每天就想要怎么打发过去。但后来，因为我每天要画那个塑像，画着画着就觉得，这些宋代人真是，怎么做出了这么精巧的东西，特别漂亮，就开始有了一些理解、欣赏和喜爱。

第二年，我们又去了山西永济，那儿有个普救寺，就是《西厢记》发生的地方。我们在那里做考古发掘，做完又做了一个复原工程，从一片废墟，颓垣断壁，花了一年多把它建起来了，慢慢你会觉得，还真是很有成就感。

人物：从土木工程专业，到古建筑修复，你对文物保护的认识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呢？

任毅敏：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对文物保护、古建筑修复保护一点都不了解。我们学的是民用建筑，追求新颖创造、追求时尚，这是主旋律，但是文物保护呢，是守旧，最重要的就是通过把古人的东西完整地保留下来，把有价值的历史信息完整地传递给后人，这是我们的终极目标。

这是需要适应的，我最开始觉得，怎么这个工作不给我一点创造的机会？必须得它原来是啥你就修复成啥？这个房子我觉得它不好看，不是很实用，能不能把它改得更实用更美观？但是当时的老前辈们都说，这个不能做，这么做就是犯罪。最开始给了我很大的冲击，但经过这么多年，我认为我们做的是一份外人所不知的但非常光荣和高尚的工作。特别是晋祠圣母殿修复完之后，你看到一个残缺的病体，慢慢恢复到健康的状态，这样一个原汁原味的北宋建筑，通过我的努力，重见天日，确实是感觉到收获和成就感。

人物：在山西做了36年文物保护工作，你现在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任毅敏：每修复一个文物，修一个古建筑，心里会得到安慰，觉得凭借自己的努力，又把一个古建筑从死亡线上给救回来了。但现在我马上就要退休了，最大的愿望也是更重点的工作，其实是培养下一代。我们的生命是短暂的，但可以帮助他们成长起来，成为有知识和抱负、能适应这个工作的独立的人。文物保护人员代代相传，就像我们的生命一样，也会一代代延续下去。

1933年，梁思成测绘山西大同善化寺普贤阁 图源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