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们的青春岁月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到来、又安安静静地溜走。但他们的名字和故事，应该镌刻在共和国的功勋墙上，被一代又一代年轻着、年轻过的人们看到、记住。

作者｜装泽

编辑｜孤鸽

国庆期间，电影《长津湖》刷新多项票房纪录，片中悲壮的战争场面和集体英雄主义，感动了无数观众。而就在一个月前，纪录片《1950他们正年轻》上映，聚焦71年前那批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年轻人的青春和梦想，无疑是故事之外，我们了解这场战争的重要文献。

在豆瓣网，该片的评分高达8.9分，有观众评价道：“他们相信未来，我们才拥有现在。感恩先烈。”然而一开始，受限于纪录片的受众规模以及题材本身的严肃性，排片和上座率都十分惨淡。一批看到其价值的网友，主动用自己的方式“抢救”这部片子。

比如，一直在寻找战友遗骸的薛英杰老人最终还是未能如愿，在电影上映前抱憾离世。片方得知后，为他的家属预订了当地的场次。有网友看到该场次售票情况不佳，为了不让家属寒心，便自发组织起来，在全网寻找邯郸本地人，集资赠票拜托他们陪家属去看。现场，也有人准备了国旗，还特意订购了鲜花放在家属座位上……

在多方的努力下，《1950他们正年轻》取得了越来越广泛的社会认可，正在被看见。

“低视角”的战争

画面中，如今已是耄耋老人的志愿军战士，当年也曾是十八九岁，朝气蓬勃的姑娘、小伙们。

1950年，文艺兵“小北京”任红举与自己的战友们一起，远赴祖国的东北方，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那时，他们的身后背着乐器、胸口揣着希望，而走着走着，就在异国他乡迎来了自己生命最重大的转折点。

“等我老了，一根白发，安在你的提琴上，我们还演奏，我们还跟你唱。”这是19岁的任红举写给战友的诗。当时，一颗炮弹从空中落下，正砸在他们驻守的山头上。等到炮火稍歇，他发现，不仅幸存下来是不易的，还有许多战友连遗骸都难以找到。比如，那位才华横溢的小提琴手，所剩的不过是一条手臂，还紧紧地攥着断掉的琴弦。

《1950他们正年轻》将镜头聚焦在一个个任红举这样的老兵身上，聆听他们回忆自己烽火连天、危机四伏的少年时。有位老人接受采访时，每说一句话都会停顿十数次呼吸的时间，直至采访结束，他也没能完整地表述出一件事——由于年事已高，提起数十年前的旧事时，他们的表达显得十分模糊和杂乱。

影片保留了老兵们全部的沉默和犹豫，几乎没有对整段的访谈进行剪辑。话筒一直握在老兵们本人的手中，他们的回忆和讲述构成了观众获得信息的唯一视角；而正是这种无修改、不掩饰的“细碎”，让一个个战场上的故事尤为动人。

恍然间，观众仿佛和采访者一起坐在了老人们的对面，安静等待着他们的思索、倾听着他们的回忆。这让观众感同身受地意识到，冷冰冰的伤亡数字背后，最温情和最残忍的世界一直都只在亲历者的眼里。

整部影片也反复呼应着“年轻”这个主题。每一位老兵的讲述之间，都穿插着大量他们参军时的照片。镜头从少年们稚嫩、青涩的脸庞上推过，落在老兵沟壑纵横、皱纹密布的脸上——强烈的对比把厚重的历史浓缩在了个体之上。

一位老兵受邀与学生们一起参观抗美援朝纪念馆。在为学生们讲解历史时，他的身边就是一座依照他们出征时形象雕刻的铜像。雕像挺拔俊朗、意气风发，老人身形佝偻、眼神沧桑。一侧年轻、一侧衰老，毫无过渡，就像他们的人生，一面辉煌、一面惨痛，命运的转折来得毫无预兆。

影片的名字最初是《1950他们曾年轻》，但拍摄过程中，和老兵们聊着聊着，导演宋坤儒就把“曾”改成了“正”。他无数次出现错觉，坐在对面讲故事的人其实是个小孩——“小北京”任红举、“小黄牛”周继成……他看着这些老人，眼前浮现的却是一个个调皮捣蛋、上蹿下跳的小青年。

“他们年轻的状态是持续的，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衰退。”宋坤儒说，“把过去式改成‘正’之后，少年志愿军战士和当代年轻人也无形中跨越时间，联系了起来。”

宋坤儒的挣扎

“我们中途确实不想做了，做不下去了。”在映后座谈会上，宋坤儒承认他曾一度认真考虑想要放弃。

创作《1950他们正年轻》其实是个有些冲动的决定。2018年，宋坤儒在拍摄广告时，阴差阳错地结识了一位志愿军老兵叶发坤。在拍摄前的交流中，宋坤儒总觉得老人的站姿十分挺拔，却又有些说不上来的奇怪；等到真正拍摄的时候，他才发现，老人是没有双腿的。

突如其来的震撼，给当时的宋坤儒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之后，他开始怀着单纯记录的目的拍摄志愿军老兵们。后来，越来越多的老兵受访、越来越多行业内的朋友们来帮忙，他才和团队开始立项、找投资方。

市场一直都不是很看好他们的项目。宋坤儒的本职工作是商业广告导演，从未接触过纪录片创作。在业内寻求专业导演的帮助时，很多人表示了拒绝。理由是，他主张的访谈对话形式过于单调，放在大银幕上很可能没有人看；即使进行包装，也很难对观众有吸引力。

凭借着一腔热血和冲动，宋坤儒最终选择了硬着头皮自己上。他有一个强烈的初衷：把自己和老人面对面交流的感觉直接传递给观众。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他决定顶着市场的压力做电影、上院线，因为“足够大”的银幕才可能还原“那种震撼”。创作中他也努力通过镜头语言和剪辑还原老人们的思路、神态，可惜“想尽办法也只能还原百分之没有几十”。

宋坤儒面临的压力不仅来源于外界的看法，也来源于自己的内心。拍摄的过程中，他一直在挣扎——面对老兵们的时候，他经常能感到一种“不道德”。他说，时过境迁，战争年代的种种痛苦已成旧事，老人们心上受过的伤其实早已结痂。但采访的时候，无论如何不设话题、让受访者们“自由发挥”，这些老人在撕开自己伤口的时候，就像老兵薛英杰说的那样，依旧是“每个地方都在流血”。

每一次接受采访之后，薛英杰的家人都会联系宋坤儒，说“别再来了，老头血压又上来了”。但薛英杰本人一定要让家里人给导演打电话，“让他来，我还有些事没说清楚”。老兵们的信任让他咬牙坚持了下来，“所有的老人都跟我说，不做的话我又要跟谁说？”

老兵们因高龄而日益恶化的健康状况是纪录片创作最大的“催命符”。宋坤儒同意媒体称之为“抢救性拍摄”，“我其实也挺着急的，就是说我发现这个老人他可能还在，但时间这个东西把他们的记忆就这一点点就拿走了。”时间的无情流逝也为主创团队留下了永远的遗憾和伤心。薛英杰住院时，一直想要看一看他们拍的片子。但即使加班加点，在成片前夕，老人还是溘然长逝了——“我们真的特别对不住老爷子。”

他们值得“有名有姓”

《1950他们正年轻》中有一个场景，汤重稀老人竖起三根手指，嘴唇打着哆嗦，眼眶湿润，哽咽着说：“三个，只剩下三个。”当年，他曾经动员了147个人奔赴朝鲜前线，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等到回来的时候，连他在一起，只剩下三个。他指着脖子上被子弹贯穿的伤痕，“我的伤是最轻的。”

站在时间长河的下游回望，各种各样的历史事件总是抽象的。生长于和平年代中的人们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战争”都是有头有尾的，既有明确的敌人，也会在一个标志性事件或时间节点上开始、结束。

而对于亲历者来说，往往只是不经意间，个人的命运就同时代交织在了一起。《1950他们正年轻》给予我们一个重新思考的机会：跳脱出宏观的“历史本位”视角，从个体的角度出发，战争到底意味着什么？

从“人”出发、到“人”中去，以“人”为本位的思维方式是整部影片的底层逻辑，生命被暂时拨回到了原本的位置。与其把《1950他们正年轻》形容为一部口述历史书，不如将它当作一封写给少年战士们的信；它关于战争、却又不止于战争，以最朴实无华、平淡肃穆的语言，让他们和这个世界的告别充满仪式感。

影片未曾试图深究这场战争本身的性质、或是以刻意的渲染勾起观众的民族情怀。主创团队只是要让我们知道，构成时代的是一个个普通的生命，而敢于牺牲和奉献自我的人值得被表达、被记住。“我最讨厌战争，但我绝对反对投降。”老兵任红举的这句富有思辨性的话代表了所有志愿军战士们的意志品质，也道出了《1950他们正年轻》背后的精神内核。

电影刚上映时几乎处于0排片、无关注的状态。然而那一小部分走进放映厅、看完全片的人，几乎都成了“自来水”，向亲朋好友们推荐，或在网络上自发安利。

9月13日，导演宋坤儒在社交媒体发出了一封长信，感谢网友们一直以来对影片的支持。他说，能有机会拍摄出这部电影是他最大的荣幸，如果重来一次，他还是会坚持让电影上院线，让志愿军老兵们走上大银幕——在正式“归零”前，他要让更多的人在仰视中，看到他们、记住他们。

影片后半部分有一个令人印象尤为深刻的镜头。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熊朝瑞老人从一面展览墙边安静地路过，她默默地来，在一张照片下仰头注视了一会儿，又默默地离开。整个过程中，观众能听到的只有电动轮椅运作的嗡鸣声。

“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老兵们的青春岁月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到来、又安安静静地溜走。但他们的名字和故事，应该镌刻在共和国的功勋墙上，被一代又一代年轻着、年轻过的人们看到、记住。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与此同时，“有名有姓，要有名有姓。”任红举说。